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胡志明《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1924)
第一章 血税
(一)战争与土著
1914年以前,他们不过是些下贱的黑人、下贱的安南人,最多也不过是些只懂得为我们的统治老爷拉黄包车、挨鞭子的人而已。可是那一场“快活”的战争一爆发,他们就立刻变成了我们“仁慈”“贤厚”的官老爷们、甚至大小总督们的“宠儿”和“好朋友”了。真是平地一声雷,他们(土著)突地被安上一个顶崇高的称号:“保卫公理和自由的战士”。可是这个突如其来的荣誉,却使那些土著付出了一笔好大的代价。因为,为了保卫一个他们一点也不能享受到的“自由”和“公理”,他们却必须仓促地离开妻子、儿女、羊群和田地,而远涉重洋,到欧洲各战场去抛头颅、晒白骨。在远渡重洋的当儿,许多人就尝到水雷的奇妙表演,于是,他们便遨游海底,保卫龙王的祖国去了。另一些人则在诗情画意的巴尔干沙漠上丧了命,临死之前这样自问:“母国”是否要独霸土耳其王的后宫佳丽?(否则干嘛叫他们到这样遥远的地方送死?)还有一些人则在马恩河畔或在香槟区的沼泽地带英勇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指挥官们脖子上的月桂花环,用白骨刻成了统帅们手中的司令杖。
最后,还有一些在后方可怕的兵工厂里整天辛苦劳作的人,尽管他们不用嗅到“蛮子”(Boches)们的毒气,可是却同样呼吸了法军的火药气,因而这些可怜的人,也是把肺叶一块块呕出来的,这和中毒气又有什么不同呢?
七十万土著到了法国,其中,有八万人永远不能看到祖国、故乡的太阳了。
(二)招募志愿军
有一位同行的朋友这样告诉我们:印度支那无产者,一贯受着各种各样苛捐杂税的巧取豪夺,官老爷们强迫他们购买白酒和鸦片,而自1915、1916年以来,他们又多受了一桩强拉“志愿军”的苦头。
几年来的变故,为那些在全印度支那进行大量搜刮人力的人制造了一个借口。被拉去的人都监禁在兵营里,他们被安上各种各样的名称,什么“民兵”、“专业工人”、“非专业工人”……等等。
根据有权在欧洲使用黄种人人力者的客观评论称,若与运载他们、养活他们的巨额支出比起来,这些人力的使用,可没有带来什么相应的结果。
后来,被当时人们叫做“招募志愿军”(这个名词包含着一个可怕的讽刺意义)的这桩搜刮人力的勾当,便带来了许多肆无忌惮的滥用权力的罪行。
招募志愿军的花招是这样进行的:那位“省皇帝”——在印度支那的每一位驻节官的确都是省皇帝——向他手下的官吏们下命令,务必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上缴足够的一定人数。官吏们就依照这道命令,任意想出一套办法。他们钻门子的办法,尤其是在搜刮金钱方面,应该说真的了不起。
最初,他们把一些健壮的、穷苦的人抓去,这些人就注定要牺牲了,他们是求救无门的;接着,才轮到大户的子弟。这些人中,若是有谁固执不从,那么,人家便会立刻乘机找他或是他的家庭的麻烦。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把他关起来,直到他被迫决定在两条路中选它一条:“或者是当志愿军去,或者是拿出钱来。”
被拉者的情况如此,他们对这种强套在脖子上的“行业”当然说不上兴高采烈。因此,才踏进兵营里,他们就已准备伺机溜走。
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无法摆脱命运多舛的簸弄,因而想尽办法,使自己身染痼疾。摧残身体最普遍的方法之一,是把各种各样的毒物,从生石灰到花柳病的毒脓都抹进眼睛里,使眼睛出脓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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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但印度支那政府在许下给那些死里逃生的“志愿军”及“为祖国”而牺牲者颁赐和追赠品衔之后,仍在各号召书中如此大声宣扬:
“你们已经成群结队地去从军,毫不犹豫地离开你们多么亲爱的故乡。你们,是民兵的,都愿献出你们的血肉;是工人的,都愿献出自己劳动的双手。”
可是,既然安南人民真是如此踊跃地去当兵,那为什么被拉去的人,有的被绑着双手,解上省会,有的则在等着下轮船时,被关进西贡(Saigon)的一所中学堂,周围有法军看守,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呢?在柬埔寨(Cambodge)流血的示威,西贡、边和(Bienhoa)及其他地方的事变,是否表示着“成群结队”、“毫不犹豫”地欣然从军呢?
那些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事件(在后备军中占50%)都被武力镇压下去。他们的镇压引起了兵变,而兵变被摁进血泊里去。
在号召书中,印度支那政府并没有忘记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为了不负政府一片“显著仁慈”和“仁厚”的好意,那么,“你们(即印度支那的士兵)必须懂得做人的道理,不应该有任何使人遗憾的事情发生”。
至于那位印度支那总指挥,则又有别有一种提防的办法:他用一种硝酸银的化学物,在每一名新兵的背上、手腕上刺上编号,任你怎么擦也擦不掉。
这里,像欧洲一样,一些人的穷困是另一些人的生财之道。那些佩肩章的专业军人,凭着他天大的好运气,被调来这里选募和组织新兵,他们是以能够越远、越久地避开欧洲的危险战场,就越心满意足的;那些承包伙食的老板,则从饿瘪了肚子的穷苦的新兵身上,大发横财;那些独揽物资供应者,则与募兵人员互相勾结,贪污舞弊。
除此之外,还加上另一种“志愿”,那便是志愿购买公债。推销公债的办法也不外如此,就是说,谁有油水可揩,就掏谁的腰包,哪个固执不听话,就先对他进行劝诱,劝诱不成,就来强硬的一手,直迫得他购了公债,方肯罢休。
在印度支那购买公债的人,多半不晓得它的什么财政规定,他们把购买公债看成是缴纳一种新的税务,而把公债券看成是一种纳税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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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其他殖民地是怎么样进行招募志愿军的。
我们拿法属西非(Afrique-occidentale)来当例子吧:
这里,殖民主义的军官们,带兵到每个村落里去,把当地的长老抓了,强迫他立刻缴纳他们所要招募的一定的兵额。有一个军官,由于他想出一个办法,即把逃走者的亲人抓来虐待、拷打,使那些逃走了的塞内加尔(Sénégal)青年不得不又回来戴上殖民主义者的军帽,而被誉为有办法的人。这个家伙把老大爷、老大娘、孕妇、姑娘们都脱的精光,然后,把全部衣服都在他(她)们面前烧毁。这些受害者被反绑着双手,赤裸着身子,在鞭子不停地鞭策下,被迫快步跑过各个村落“示众”!有个身上背着孩子的大娘,她捣蒜般地叩头哀求,人们才允许给她解开一边手,好托住背上的孩子。在跑步中,两位老人因为饿得不行,昏倒下去;很多小姑娘因为受到这种野蛮行为的折磨,虽然还没到行经的年龄,却突然行经了;有位孕妇流产了,婴儿一出世就死掉了;另一个妇女则生了个瞎眼睛的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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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壮丁的办法实在是应有尽有。
下面的这个办法算是特别迅速、省事:
他们用绳子在进出村子的要道两端一横,那么住在两根绳子中间的所有黑人,就被看成是正式从军了。
有位亲眼见证过这些事情的人,给我们这样写道:
“1925年3月3日晌午,鬼子兵把吕菲斯克(Rufisque)和达喀尔(Dakar)各个海港的要道包围起来,他们把所有在里面干活的人都抓起来。被抓的人好像对于去保卫文明这桩事儿不太感兴趣,于是,他们立刻被请上车子,并送进了监牢。他们必须呆在那儿,直到改变了主意之后,人们才从监牢里面把他们送到兵营去。
在兵营里,当他们参加了一些充满着‘爱国精神’的仪式之后,二十九名志愿军被宣传为是即将到来的最后战役的英雄……。而现在,他们都热衷于要把鲁尔区拿下来献给‘母国’。
可是,根据曾经熟识他们的芒让将军(Mangin)称,他们不过是些‘活不到冬天’的军队。”
眼下,我们手里还有一封信,是达荷美(Dahomey)的一个土著寄来的。他原来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在“为公理而战”中完成他的“义务”。把这封信摘录它一两段,便将揭穿一个事实,让大家看到,人们是怎么样保护“巴图阿拉们”(Batouala)的;同时,指出殖民地的统治者怎样捏造出土著的忠诚,以此去粉饰他们所有公开的演说词,并好作为雷吉斯曼(Régismans)、霍德(Hauser)之流写新闻的题材。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1915年,当达荷美总督尼弗拉老爷(Noufflard)下令强迫募兵的时候,我的家乡就被警察和民兵劫掠和烧光。在那一次烧毁中,我的全部财产丧失殆尽。虽然如此,我仍然被迫入伍。尽管我是那一次卑鄙侵犯的受难者,但在法国的战场上,我依然完成我的义务。我是在埃纳河战役(Aisne)受伤的。
现在,战争就将结束,我也就要回国,可是,我再没有房屋、没有任何一点财产了。
人们已经抢了我的:
一千法郎;
十二头猪;
十五只绵羊;
十只羊;
六十只鸡;
八匹披身的布;
五件外衣;
十条裤子;
七顶帽子;
一条银链子;
两箱杂物。
下面签名的是我的同乡,他们和我同一天被迫入伍,房屋财产也被抢光烧光。(附上七个人的签名)
在尼弗拉总督老爷的这种军事成绩下,还有很多受难者,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今天不能写给你……”
真的,威廉皇帝的“蛮子”们,其残酷也不过如此而已。
(三)牺牲的结果
当大炮吃腻了黑皮肉、黄皮肉之后,我们当局的亲切言语也突地中断了,而黑人和安南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又恢复为“下贱的种族”了……
为了铭记安南兵的功劳,因此,在他们下轮船回国之前,在马赛(Marseille)那里,人家不是把他们所有的一切,如:他们刚自掏腰包买来的新衣服、钟表、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都剥得精光吗?人家不是把他们交给一班禽兽去检查并无辜殴打吗?他们的食物不是像猪食一样吗?不是像猪一样给摆布在潮湿、空气不足、没有光线和床席的舱底吗?到了本土,他们受到一位知恩的官老爷的一篇如此爱国的演说词的“热烈欢迎”:“你们已经保卫了母国,这就好了!现在,我们再用不着你们。好,回去吧!”
这些“退伍军人”——说得更正确些,是剩下一把骨头的人——就这么在勇敢保卫“公理”和“正义”之后,带着形容枯槁之身,回到不知公理和正义为何物的殖民地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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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印度支那各报刊的消息称,法国伤兵或死难者的妻子,都获得贩卖鸦片的营业执照。
这么一来,殖民地政府就在一件事情上,犯了两种无人道的罪行。一方面是,它们自己插手干着卑鄙的、毒害当地人民的行业,但仍不满足,它们还想把在这一次互相残杀中的那些可怜的受难者也拉进这个罪恶的深渊。另一方面,它们把被欺骗者的血肉和生命看得太不值钱了,它们满以为只要抛出一块烂骨头,就可以赔偿受难者的一只胳膊或她们亡夫的生命。
我们深信战争中的伤兵和寡妇,将会用脚踢开这一件肮脏的“礼物”,并鄙弃地唾骂它们,同时,我们还确信,文明的世界和善良的法国人民会站在我们的一边,并向那些为了搜刮民脂以饱私囊而毫不犹豫地毒害整个民族的殖民主义寡头提出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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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安南的习俗,每当村里有人死亡,乡亲们在磨谷舂米时,就都停止了歌声,不像往日那样。这是为了向死者的灵魂表示尊敬和对其家属志哀。可是人们以武力把所谓“现代文明”硬搬进我们的祖国,那还何必顾及这样的繁文缛节呢?请大家念一下登在《北圻日报》上的一则新闻就可全明白了:
“节日在边和……
为了给边和省阵亡的安南人建筑‘战士陵墓’,筹备一笔建筑资金,节日筹备委员会正在积极准备为大家贡献出一个绝妙的节目计划。
据说将有跳舞、集市、晚会等,总之,消遣的花样应有尽有,使谁都能够在为‘义举’而效劳中享受到‘盖世的快乐’。
驻扎在边和的飞行员曾经表示雅意,愿为这一联欢会助兴,同时,从现在起,筹备委员会可以肯定地宣布,西贡的高级官员也将莅临参加典礼,使节日更臻光彩、隆重。请允许我们向来参加盛会的西贡士女们报告一个消息:你们可以不必‘联欢’半途而回家进餐,因为筹备委员会已在这里安排好一个特别齐全的餐厅,烹饪技术精妙,任你胃口最难侍候的人,也将感到满意。
在将到来的正月二十一日,让我们每个人都到边和去吧,我们将参与勾魂摄魄的游艺,并有机会向边和的烈士家属表示我们感念到他们所受到的牺牲。”
果真的,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风俗。
但这种风俗是多么古怪啊!
有人还给我们念了下面这样的一封信:
“西贡,××日
……如果说,天下有过这样痛心而又荒唐的古怪事,那么,一定是强迫一个历来忍受着各种各样不公平、不正义的民族去参加‘公理’和‘正义’的大捷的联欢。而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做的!关于这个城市在11月11日那一天的各种节日的‘公共游艺’,我想不必向你赘述了,因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过如此而已,提灯游行、放焰火、阅兵、总督府里的跳舞、赛花车、为国家募捐、广告、读演说词、宴会等。总之,在这出滑稽戏中,只有一件事——从人情方面说是值得注意的事——还叫我记得:像所有的地方一样,西贡人挺喜欢看电影,所以巴拉斯旅馆门前,就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围看银幕上相继放映的‘滑稽大王卓别林’、‘阿飞’和‘光荣的丘八’。群众堵塞了交通,挤满了旅馆的前廊。这时候,旅馆的老板却不叫人们这样站在他店前的廊下,他挥舞着鞭子,没头没脸地抽打群众。老板娘也出来帮一手,尽往人多处打过去。也不知怎么的,几个眼明手快的小伙子一伸手,就把老板娘的鞭子‘抢’过去了。引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老板怒冲冲的赶过来支援他的女人。这一回,他拿出一根手杖,雄赳赳地、不停地往人们头上打下来,这只手打累了就换那一只手。这些‘乡下人’被迫退下了马路,可是他还不饶人,沉迷在‘胜利’之中,这位‘可敬的法国人’又勇猛地赶过马路,把粗大的手杖,继续往那些可怜的土著头上、肩上、背上劈头盖脑地打下去。有个小孩子被抓到,立刻就被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四)军阀的罪行在延续
当利奥泰元帅(Lyautey)一抵达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后,他就对摩洛哥(Maroc)的法国占领军宣读了如下一道命令: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授予我最高军事荣誉,皆因诸位九年来无私贡献出血肉和牺牲的决心。现在,我们就将展开一次战役,以便完全平定摩洛哥,这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忠实居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为了宗主国实现永久和平……。”
可是就在当天(4月14日),又有如下的一篇通告:
“在巴比特-哈尔巴(Babet-Harba)与贝尼布泽特部落(Beni Bou Zert)的交战中,我军阵亡二十九人,伤十一人。”
当人们想到必须用一百五十万劳动人民的血肉,才能造就六根“金杆”的元帅权杖时,那么二十九个无名小卒的死亡,比起元帅、总督老爷雄浑的言词来,又算得了什么!可是,那个民族自决权,整个四年来为它而互相残杀的民族自决权,老爷们却把它放到哪儿去了呢?老爷们的开化办法实在是稀奇古怪:要人家过文明的生活,却必须把人家先杀掉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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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海防(Haïphong)的水手们也举行了罢工。星期四那天(8月15日)两艘运载安南民兵的海轮,即将起锚,前往叙利亚。
水手们不肯去,理由是,人家不用印度支那币(Piastre)给他们发饷。按照市价,印度支那币和法郎的汇兑率是一比十法郎,而不是两个半法郎。但是各航运公司却肆无忌惮地贪污,他们准备以法郎给水手们发饷,而不是像给职员那样用印度支那币发饷。
人家立即把所有的水手都从船上撵到岸上,然后把他们全抓起来。
可见黄皮肤水手的遭遇并不比黑皮肤水手的强。
我们极力反对把安南军队送到叙利亚去。是不是执政当局以为我们这些苦命的黄种弟兄,从1914到1918年以来,他们在各个“为文明和公理而战”的战场上,给杀得还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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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各位光荣的军人,习惯以踢屁股和鞭笞去“教育”土著。
可怜的纳洪(Nahon)就曾经被杀了两次,第一次是被维达尔上尉(Vidart)杀死的,第二次却是被一个专管验尸的、带着军医肩章的庸医杀的;这个家伙为了给他的朋友——凶手——开脱,便把纳洪的脑袋盗窃和埋藏起来,以便灭迹。呜呼!纳洪!可是在殖民地军阀手下遭殃的,又岂是纳洪一人而已!我们的一个同行朋友——他住在殖民地里——曾经告诉我另一个受难者的故事:
“这一回,事情发生在梅戎加雷(Maison-Carrée)的第五步兵团里。
受难者是一个年轻的士兵,他家在特内斯(Ténès),名叫泰里埃(Terrier),是1921年入伍的那一批青年之一。
其死亡过程尤为惨痛。8月5日,泰里埃前往团部医院去要点泻药,人家给他泻药,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了一种他以为是泻药的东西。他喝了药,几小时之后,肚痛得厉害,身体痉挛、打滚,接着就断了气。
泰里埃的父亲接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说他的独生子死了,并定于明天——星期天送殡。在这封电报里面,没有附带半句解释和安慰的话。
泰里埃的父亲悲痛已极,立刻到阿尔及尔去,并且找到了第五步兵团。在那里,他获知孩子的尸体放在梅若医院(hôpital Maillot)中。——为什么泰里埃的尸体给送到那里去呢?按照惯例,谁死了都得验尸的,是不是人家为了使泰里埃的尸体免于检验,所以把他送进医院去,借口病人是被送进医院后‘断了气’的?
到了医院,这位穷苦的父亲要求进医院看他孩子的尸体,人家告诉他:‘等着吧。’
等了好久,一名少校军医才出来告诉他,验尸结果没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说完,任由老人呆在那里,不允许他进去看望孩子的尸体。
据最后的消息称,泰里埃的父亲好像曾到第五步兵团的上校指挥官那里去,打听泰里埃死亡的原因。这位指挥官告诉他说,他孩子是中毒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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