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外交生涯的开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一部赴华盛顿任职之前

第一章外交生涯的开端

↘从搞机械工程到搞外交工作
↘跟李维诺夫学外交，跟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公主学礼仪
↘在外交部当学徒

从搞机械工程到搞外交工作

　　我是在25岁那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很意外地成为外交官的。1944年夏季的一天，一个电话突然打到了我担任工程师的那家飞机制造厂，我的一生因此而改变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我转天到它的总部去。以前我从未去过这么高级的权力机关，为此我一整天都在琢磨：为什么要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到那儿去。到了那里之后，我被直接带到了人事处。
　　一位面无笑容、仪表堂堂的人板着面孔接见了我，他很容易给像我这样当时很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甚至还记得他的名字。他自我介绍姓“斯托博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人事指导员。显然他无意与我长谈，甚至不想就这件事情本身说些什么。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有一个意见，要送你到高等外交学校学习。”
　　我应该说明，俄语中“有一个意见”——从不明确是谁的意见——这一措词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词汇中一直是很常见的。它涉及到秘密和权力：你不知道该向谁提出申诉，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意。
　　这项建议使我完全不知所措。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我一直在著名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领导的115飞机试验厂当设计师，苏联空军的战斗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雅科夫列夫设计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从未想过做一名外交官或者其他任何工作。
　　斯托博诺夫注意到我一点儿也没有为得知这一消息而激动，甚至还试图提出异议，于是他厉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党更知道哪里需要和如何使用它的人民。实际上这件事已经决定了。不过，今天你还可以考虑考虑。明天早晨我等着你的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最令我担忧的事情是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不论在苏共党内还是在政府中都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为什么挑选我做外交官？带着满脑子的困惑，我回家开家庭会议讨论这件事。当时，我的妻子伊琳娜——她也是一名航空设计师——即将大学毕业，由于连年的战争，她读书的那所学院已经搬到远在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去了。于是我父亲成了我唯一的顾问。他是一个管子工。我母亲基本上是个文盲。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同时也在首都上演最好戏剧的莫斯科大剧院做领座员。我不仅通过她观看了在那所剧院上演过的所有俄罗斯戏剧，而且凭着一张证明我是她儿子和一名穷学生的便条，我可以进莫斯科所有的剧院。我的一个姑姑嫁给了一位数学家，我自己也爱好数学并获得过莫斯科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它使我在1937年高中毕业后被推荐进入莫斯科大学。但是我父亲极力主张我进莫斯科航空学院。“噢，得啦，”他说，“上综合大学你只能坐在那儿读书，但是上了航空学院，你就能从事有益于现实生活的工作。”
　　因此，我父亲总是梦想他的儿子会成为一名工程师。他认为让我当外交官是胡闹，因而理所当然地持反对意见。他那一阶层的人认为外交官混迹于上层社会，不是窃贼就是骗子。他无法想象他的儿子会一辈子去干这一行。我读的书自然比父亲多一些，但是对外交官到底干些什么，我自己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事情是明摆着的：我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因此不打算换工作。总之，当天晚上我已下决心拒绝接受这个奇怪的建议。
　　我第二天的答复使斯托博诺夫大为恼怒。他说我太年轻了，根本没有认识到被送到高等外交学校学习是多么大的荣耀，假如我不能理解他善意的劝告，那么我应该把这个建议视为战时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于是，我转而向我的上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总设计师（他有陆军中将的军衔）——讨教。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知道他喜欢我，并且关注着我在工厂里的工作表现。他对情况发生变化表示遗憾，并表示他曾希望看到我在8年或10年的时间里成为他的副手。但他说拒绝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可能的，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服从。
　　我就这样离开了工厂，离开了飞机设计工作。我从未放弃过对这项工作的热爱，即使在我当上外交官以后，我仍然密切注意着它的发展状况。应该说我在航空学院学习的岁月最终没有白白浪费掉。苏美裁军谈判涉及到多种类型的战斗机和导弹，而我所掌握的工程技术知识对我的外交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说，掌握这一相当复杂的技术领域中的问题比那些未受过技术教育的纯粹外交官同事要容易得多。除此之外，我认为我受到的技术训练也有助于我形成重实际、轻意识形态的倾向，这是我研究外交问题和开展外交工作的特点。
　　在很多年中我一直在想，当初是谁的“意见”使我的一生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在我已担任驻美大使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解开了这个谜。在约索沃——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地方，政府的很多高级别墅建在那里——度假的时候，我外出散步，很意外地碰见了曾经很有权势的前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2]。自从1957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撤了他的职之后，他就一直住在约索沃。我们会面时莫洛托夫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的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极佳。他依然信服他加入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极不赞成任何调整或其他改革；直到生命结束时，他一直在斥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赞扬斯大林。
　　在谈话过程中，我回忆起1944年我“应征”进入高等外交学校（后来更名为外交学院）的事。我再次对尽管不认得党组织中的任何一位领导，却被选中从事外交工作表示困惑不解。莫洛托夫仍然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在1944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完苏联红军在前线发动的成功的攻势之后，斯大林突然改变了话题，谈起培养新的外交干部的必要性，因为希特勒很快将会被打败，苏联外交必须为迅速恢复外交活动作好准备。苏联将与很多国家建立起新的联系，战后许多问题也亟待解决。简单地说，苏联很快就需要组建大批的并且是完全合格的外交使团。尽管当时处于战争的紧要关头，几乎所有的年轻男子都被征召入伍，但斯大林仍要求莫洛托夫立即成立外交学校。
　　“可是我们从哪儿才能招到学生，”莫洛托夫问斯大林，“特别是那些学过大学文科和语言课程的学生呢？”斯大林回答说，没必要非从受到文科教育的人中招收学生不可，以后还可以学习那些课程。现在，他说，外交部可以从军工厂挑选年轻的工程师。他说一定要挑选那些与工人相处得很融洽的工程师：“工程师和工人一样，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们只能得到700克的黑面包，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就住在工厂里，很长时间见不到家人。”斯大林解释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能够解决艰苦岁月中难免出现的日常工作中的难题和冲突，而且工人们仍旧尊敬他，那么他就是一名真正的外交官，或者至少具有成为一名外交官所必须的能力。
　　的确，我们第一个班将近50名学生都是年轻的工程师，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航空工业部门。战前，航空学院被认为是全国最有名望的院校，大多数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想进入这所大学。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被“斯大林招入”外交界的情况，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回事。此外，斯大林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尽管在战争即将爆发前老一代外交官已经受到清洗，但他仍下决心不让旧的思维方式重新恢复。即使像马克西姆·李维诺夫^[3]——前孟什维克，由于他在西方国家中交际甚广又享有声望，因此在与美国和英国结成战时同盟期间，他是有用的人——那样一些免遭清洗的保守派人士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年轻的安德烈·葛罗米柯被送出国，在驻华盛顿使馆被培养成为参赞并协助李维诺夫工作。但是，李维诺夫一点儿也不喜欢葛罗米柯。外交部的老人回忆说，这位大使在年度人事报告中写道：葛罗米柯“不适合担任高级外交职务”。不管此话是真是假，反正档案里已找不到这份报告。
　　这些新生大多像我一样是技术人员，不可能受到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没觉得会轻易受到斯大林暴行的伤害，当时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说过这些事。我们家族所有的人都是工程师或技术人员，除了我姑父不管怎样是个数学教授外，我们都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像其他人一样感到很安全，一旦听到召唤，你别无选择，你只有听从。不管害怕与否，你都要走下去。

跟李维诺夫学外交，跟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公主学礼仪

　　高等外交学校设在离红门地铁站不远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学校有两个系：西方系（学制二年）和东方系（学制三年）。主课是外语，因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会讲俄语。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学会外语，以便开始会话并能够阅读报纸和政治文献。我和另外七名学生被分在英语班。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在战争期间，英语国家已和我们结为同盟，此外，在航空学院上学时，我跟一位曾在美国工作多年的教授学过英文，并且非常喜欢这门课。
　　学校拥有许多出色的教授。有些语言教师是英国人，他们的俄语不够好，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相互理解。著名教授斯卡兹金^[4]、赫沃斯托夫^[5]、杰博林、列别杰夫以及其他一些老师讲授世界史和外交史。我们与当时杰出的外交官——如李维诺夫、特罗扬诺夫斯基^[6]、斯坦因^[7]、古谢夫^[8]以及其他一些曾出任过大使的人——举行的讨论会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来莫斯科出差的大使们偶尔也到我们学校讲演。他们并没有特意按照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模式来教导我们，而是教导我们以传统的实用外交手段来处理不同国家的事务，即如何为了苏联的利益而坚持和调整政策。
　　与此同时，提供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共产党国家的刊物，这对我们的英语学习很不利。主要的资产阶级报纸，如《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还有像《时代》和《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只有经校长特批或毕业生写论文需要时才能借阅。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对待一切外国事物的态度就是如此，尽管设立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国工作的人。难怪那些被派到驻西方国家使馆工作的学校毕业生会感到自己很难适应西方国家主要报刊及其读者们的语言和术语。
　　口语训练也是一样。我们的毕业生能够轻松自如地与我们的 “朋友”——这是党内称呼外国共产党人时所用的隐语——谈论某个马克思主义的话题。然而，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甚至与驻在国的平民百姓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时，他们便感到不知所措。他们不得不抓紧时间自学，以便能够胜任他们在使馆中承担的工作。
　　我们在外交学校学习的第一年里还上一门外交礼仪课，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我们将很快作为外交官涉足的那个社会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对此我们只是从书本上有所了解。我们的课程很象是在演戏：我们必须想象自己正在出席外交招待会、午宴和晚宴，对此我们大家一无所知。指导我们上课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贵族夫人，她出身于著名的沃尔孔斯基公主家族。
　　我们通常坐在一张宽大而结实的桌子前面，桌上摆满了必需用的勺子、刀子、叉子和葡萄酒杯。一切都是真的，但有一样除外：不提供食品或葡萄酒（当时是战争时期，食品极为短缺）。扮成侍者的人假装给我们面前的真瓷盘里添菜，遗憾的是，盘子里是空的。
　　这时，站在一旁的那位贵妇人发话了：“现在开始喝汤。假设已经给你们端来了奶油浓汤。”接着，她又对这种汤和其他可能端上来的汤做了一番描述。随后又上来一道鱼和各种各样名称特别复杂的荤菜。她还教我们如何使用这种或那种特殊的刀叉以及如何同我们的邻桌交谈。她特别强调，按照礼仪，要依次将鱼、肉、甜点或其他食物端上餐桌，并相应地给我们的杯子里假装倒各种葡萄酒——白兰地、波尔多葡萄酒、白葡萄酒和苏联葡萄酒。这一切只能勾起那些因食品配给不足而饥肠辘辘的年轻人的食欲。
　　1946年，经过高等外交学校两年的学习，我们即进入了结业考试。外交部副部长、前驻华盛顿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担任考试委员会主席并主考英语。他精通英语，口语流畅，但发音很糟糕。由于仅学习了短短的两年，可怜的学生们口语说得不太流利，而且在这样一位著名的外交家面前，他们往往显得惊慌失措。老师们常常走过来救我们一把，用比较简单易懂的英语重新解释一下他提的问题。李维诺夫对老师们试图帮助我们的做法显得很宽容，并且给我们打了高分。他说出国后的实际工作将“教会你们一切”。他以这种方式祝我们好运。
　　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各个部门工作。只有我留校准备再读一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毕业聚会上，我和我们的导师、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弗拉基米尔·赫沃斯托夫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谈。他虽是一名迂腐的学究，但为人很正派。由于聚会的气氛很轻松，他喝了些葡萄酒后便同我们这些学生聊了起来。这是一次非正式的、很随便的交谈。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历史学家和工程师这两种职业哪一种更难搞？我们的见解各不相同。由于在毕业聚会上美餐了一顿，我的心情有些激动，因此提出了一个和导师完全相反的观点。我极力证明我的第一个职业是多么的难搞，并且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是很有分量的论据。我宣称虽然我是一名工程师，但是我能在一年的时间里写出一篇历史论文并通过答辩，得到历史学博士学位，而历史学家却不能在一年内在工程学领域取得这样的成就。大家开始喊起来，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过了不久，我们大家就忘记了这场争论。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外交部长的指示在学校里公布了，毕业生被分到外交部工作。部长的指示说，多勃雷宁同学将留校再读一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早已将那场争论忘了个一干二净，所以我跑去见导师。他狡诘地笑了笑，然后说道，他向莫洛托夫转达了我想再留校一年并准备进行论文答辩的“愿望”。他向我保证，他本人支持我的这一“愿望”。莫洛托夫破例同意了。
　　我没有退路可走。我必须在学校再呆上10个月并撰写我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以我的毕业论文——关于俄日战争期间美国的远东政策——为基础写成的，并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它着重论述了俄美在这场战争期间的外交关系以及西奥多·罗斯福^[9]总统作为调停人所起的作用。这项工作使我开始研究美国的外交史。
　　一年以后，这篇论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但书上署的却是我的笔名多勃雷夫，因为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不能用真名发表作品。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当上了助理教授，并使我在从事外交工作之余还可以到国际关系学院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史。我在外交部担任教育司司长助理，获得这一任命的原因是我有个博士学位。
　　我们这个司在外交部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外交工作可做。几个月过后，我发现自己陷进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手册里，所以开始讨厌这项工作。我早就希望有一天我能从事真正的外交活动。但由于同学校的那位导师进行了一场愚蠢的争论，结果使我干上了这份令人生厌的工作。

在外交部当学徒

　　一年过去了，新任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10]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让我担任教育司司长的职务。一想到要在这个部门消磨我的余生或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时光，我心里实在感到害怕，因此我当即表示拒绝。我的回答惹恼了这位部长，因为他给我的是一个参赞的职位，在级别上相当于一名将军。于是他真的大发雷霆。维辛斯基30年代曾在莫斯科的肃反审判中担任心狠手辣的检察长，他批评下属时态度之粗暴也同样是臭名昭著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人！拒绝接受一个将军的职位！”他向我大声喊着，“你知道部里有多少人在抢着担任这项职务吗？”他对我说了一些他的想法，然后大声喊道：“你可以走了！”他在我的任命备忘录上粗暴地打上叉，把它扔给人事司司长彼得·斯特伦努科夫，并指责他“十足的无能，竟提出这样愚蠢的建议”。
　　可以想象，在向这位令人生畏的部长表达了个人意见后，我的思想状态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回到教育司继续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然而，过了不久我又交上了好运。几个月后，瓦列里安·佐林^[11]——我国最有经验的外交家之一——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他此前曾担任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推翻战后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亲西方政府的过程中，他起了一定的作用。他需要有一个由职业外交官组成的他自己的秘书处。我们司的司长亚历山大·波波夫金和佐林关系很好。他得知我渴望成为一名外交官后，把我推荐给他的朋友。尽管佐林是一位雄辩家，在60年代担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时，他的这一才能已众所周知，但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和善的人。
　　到1952年，我已为佐林工作了五年，开始时是二等秘书，后来成为他的第一助手。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当我将部内各单位送来的各种文件呈交给他考虑时，他总是征询我的意见，并且越来越相信我的判断。这就使我更加认真地审查这些材料。我效仿并学会了如何解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呈送给维辛斯基、莫洛托夫、甚至斯大林等高层领导批示后又转交给我们处理的问题。因此，在提出和制定政策方面，我获得了广泛的经验。如果遇到弄不懂的问题，我就在适当的时候向佐林请教。他总是抽空向我解释，为什么要以特殊的方式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我必须说明，在那个时候，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都是以一种非常奇怪和反常的方式——即“和斯大林一致”的方式——进行的。斯大林习惯于下午4点或5点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没人知道确切的原因）。与之相应，维辛斯基、莫洛托夫大约在下午1点或2点才出现在部里，他们的副手则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坐在办公桌前。我们这些在秘书处工作的人要轮班昼夜工作。第一助手早上9点或10 点来上班，把新送来的文件分类并准备好。部长的副手和他们的助手们要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到4点钟，也就是说要工作到斯大林就寝为止。但愿别发生斯大林午夜打电话找某人，而他不在工作岗位的情况。我们，包括我们的上司都被搞得精疲力竭。我们只好和其他的助手们轮换着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睡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工作。
　　作为副部长的助手，我们无法与斯大林单独接触。然而，他的名字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一生中只面对面见过斯大林一次。那天政治局要召开一次会议，事先已通知佐林参加。会议开始前，他发现还需要另外一些文件。因此，他从克里姆林宫给我打电话，要我立即从部里把文件送去。当我轻快地沿着克里姆林宫的走廊向政治局会议室走去时，突然看到斯大林和他的警卫人员从长廊的另一头慢慢地走过来。克里姆林宫走廊的天花板很高，但走廊本身又长又窄，门与门之间隔得很远。我飞快地先扫视一下左边，又扫视一下右边：既没有旁门也没有边廊让我隐蔽一下。所以我只好紧贴着墙壁，站在那儿等待斯大林走过。
　　他注意到了处于慌乱状态中的我。走到我面前时，他问我是谁，在哪儿工作。然后，他伸出右手的一个手指在我面前复慢晃动着，加重语气说道：“年轻人不应该害怕斯大林同志。我是你们的朋友。”说着，他点点头，继续向他要去的地方走去。
　　当天夜晚，我把我白天遇到的事情告诉了佐林。开始他很紧张，但得知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和蔼时，他才放下心来。随后他说道：“斯大林是个难以琢磨的人，最好还是离他远些。”
　　他对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斯大林时常对外交部的工作做出一些极端的决定。我记得有一次佐林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后，神情十分紧张。他说他断定葛罗米柯和他要完蛋了，因为斯大林对他们大发雷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外交部与财政部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中国人民币与苏联卢布汇率的文件。当时，佐林正主管中国事务。他把文件呈送葛罗米柯（他是第一副部长，当时正代理部长职务）最后审定。葛罗米柯将此文件暂时搁置在一旁。一方面，他认为卢布—人民币汇率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他不想为此而打扰斯大林。另一方面，葛罗米柯生性谨慎小心，因而做事犹豫寡断。
　　中国政府和我国驻北京使馆再一次催促做出决定。佐林亦再次表示支持它们的要求。葛罗米柯最终批准了这一文件，但他很不情愿这样做，因为他对此事没有把握。这样做意味着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新政权做出了一个友好的姿态，而斯大林对此尚未置可否。过了不久，斯大林知道了这项决定，于是将它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会上，斯大林把葛罗米柯和佐林的所做所为说成是“骄傲自大的外交部官员公然越权”，并问政治局成员该如何处罚这两个人。由于没有人知道斯大林的真正动机，所以每个人都保持沉默。对葛罗米柯和佐林说来，那真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时刻。
　　斯大林在做了极为严厉的斥责之后，向政治局宣布，应该撤销葛罗米柯第一副部长的职务，将他派往（他在此停顿了一下）英国当大使；佐林应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葛罗米柯去英国呆了 9个月，直到斯大林恩威并施，恢复了他先前担任的第一副部长的职务。佐林在接受口头批评后，也得以解脱。
　　每当斯大林不与任何人协商便独自作出“果断”决定时，事情就变得更为糟糕。那些决定——诸如走向冷战，在南斯拉夫对铁托采取行动，在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决定对联合国安理会实行抵制等——极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对外关系。
　　然而，总的看来，斯大林对葛罗米柯还是相当偏爱的，并且非常重视他的意见。斯大林去世后，一贯非常保守的葛罗米柯在和我们私下交谈时以钦佩的口吻谈论起斯大林。他回忆说，斯大林总是亲手准备所有的讲话稿，包括在党代会上做总结报告时的讲稿，为此他要参阅大量的资料。他还常常亲自为报刊写文章。葛罗米柯不无赞扬地回忆道，当外交部草拟的外交照会送政治局审议时，斯大林不仅提出意见，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他还口授他的指示，葛罗米柯当场便将这些指示记录下来。
　　葛罗米柯回忆说，在派他担任驻华盛顿大使时，斯大林向他提出一些建议。斯大林得知葛罗米柯不大懂英语，便建议他星期天去美国教堂听布道。他说，传教士讲的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而且由于布道反应了教徒的日常需要和渴望，因此他可以通过这一途径了解美国国内情况。（斯大林显然是基于他早年曾当过神学院学生的经历提出这一建议的。）
　　当然，真到了华盛顿之后，葛罗米柯并不敢去教堂，但他后来承认，他长期从收音机里聆听著名传教士布道。
　　葛罗米柯回忆起1945年斯大林、杜鲁门和温斯顿·丘吉尔战后在波茨坦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的一段插曲。杜鲁门收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电报后，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他漫不经心地提到美国已试制成功一种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斯大林点点头，没有说话。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显然没有理解这一新闻的重要性。然而，丘吉尔错了。斯大林回到他的总部后，立即给负责我国原子弹研制绝密计划的总指挥伊戈尔·库尔恰托夫^[12]打电话，向他通报了杜鲁门的谈话，并命令他加快工作进程。库尔恰托夫提出他遇到的难处：第一，此项计划正在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而我们这个受到战争摧残的国家当时的电力供应极端不足；第二，他没有足够的拖拉机开垦西伯利亚森林以建立核工厂。
　　斯大林当即做出决定。第一，切断一切庞大的居民区的电源——当地的工厂除外——以满足核计划的需要；第二，调两个坦克师归库尔恰托夫指挥，将这些坦克用作拖拉机开垦这一地区。
　　1952年初，我打算向佐林谈谈我今后的工作问题。我已经在他的秘书处工作了将近五年，很想去某个使馆工作。佐林同意了我的请求，他说一个真正的外交官必须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国驻瑞士使馆很快将空缺出一个公使的位置，他打算推荐我担任这一职务。
　　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对驻各国使馆最高负责人的推荐要由外交部长当着他的所有副手和被提名者的面进行考虑。当天的紧要问题也是在这种会议上研究决定的。这种几乎天天都要举行的会议被称为“部长同副部长讨论会”。他们要到午夜才开会。在这些会议上，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实际上是唯一的发言人（他喜欢在这种场合讲话并引起大家讨论。在这种会议上，他能够展示他那惊人的口才）。
　　任命我到驻瑞士使馆去工作一事也是在这样的一次夜间会议中讨论的，那是我第二次与维辛斯基面对面地谈话。当会议开始讨论我的任命时，他立即想起了我就是曾经拒绝就任教育司那个受人尊重的职位的人。
　　“噢，是的，当时你告诉我，你想当一名活跃的外交官，到国外工作，”他以嘲讽的口吻说道，“我看你选择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瑞士，只有领养老金的人或者是快退休的人才被派到那儿去工作。”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选择那个国家，而是因为那里刚巧有个位置。我还说我准备去其他任何国家工作。
　　“那就不一样了，”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送到哪儿，让他能干些工作而不是闲着没事呢？”
　　没有人说话。于是他象是刚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似的说道：“让我们把他送到我们驻华盛顿的使馆当参赞吧。我们和美国人的关系很糟，就让他试着去改善关系吧。”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我就是这样完全出人意料地置身于苏美关系领域之中的，对此我从未感到过遗憾。从1952年至1992年，我的外交生涯的绝大部分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
　　当时，外交部官员不能乘飞机去美国，因为那样做花钱太多，所以只能乘船到纽约。我们乘坐的是“法兰西”号豪华海轮。我们将首次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学校里学习礼仪知识。一切都很顺利，只是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我妻子和我走进餐厅时，得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菜单，上面列着一长串的菜名，其中大多数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此外，所有的菜名都是用法文写的。我们仔细看了看菜单，然后点了几道不重样的菜，以便尽量多学点东西。点菜时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劲，但服务员却不动声色地拿走了菜单。结果我喝了两份不同的汤。我们把菜单带回房间，借助字典彻底研究了一番。

^[1]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Яковлев，1906年3月19日——1989年8月22日），苏联飞机设计师。1938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6年任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56—1984年任雅科夫列夫设计局总设计师。197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1989年任航空大学校长。1989年逝世。

^[2]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3]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4] 谢尔盖·丹尼洛维奇·斯卡兹金（Сергей Данилович Сказкин，1890年10月7日——1973年4月14日），苏联历史学家。

^[5]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赫沃斯托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востов，1905年6月11日——1972年3月9日），苏联历史学家。

^[6]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ич Трояновский，1882年1月1日——1955年6月23日），1903年入伍。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期间散发反战传单。1907年被开除出俄军。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支持战争，加入了孟什维克。1917年回国，加入了俄军，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1927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3—1938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39年起在大学任教。1955年逝世。

^[7] 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斯坦因（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Штейн，1892—1961），苏联外交家。1922年参加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1926年加入联共（布）。1927年参加日内瓦国际经济会议。1933—1934年任驻芬兰全权代表。1934—1939年任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9—1941年在高级外交学院工作。1941—1945年在塔什干大学任教。1945—1952年任外交部顾问。1952年在反犹运动中被捕。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此后继续在高级外交学院工作。1961年逝世。

^[8] 费多尔·塔拉索维奇·古谢夫（Фёдор Тарасович Гусев，1905年4月29日——1987年3月9日），1935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2—194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43—1946年任驻英国大使。1946—1952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2年任驻瑞典大使。1975年退休。

^[9] 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1858年10月27日——1919年1月6日），1882—1884年任纽约州议会议员。1883年任纽约州共和党领袖。1895—1897年任纽约州警察局长。1897—1898年任副海军部长。1899—1900年任纽约州州长。1901年任副总统。1901—1909年任总统。1912年退党，并发起成立进步党，同年10月14日遇刺，但幸免于难。1913—1914年期间在南美洲进行丛林探险活动。1916年进步党解散后重新加入共和党。1919年逝世。

^[10] 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

^[11] 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佐林（Валери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орин，1902年1月14日——1986年1月14日），1922年加入俄共（布）。1941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5—1947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7—1955年、1956—1960年、1963—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2—1953年、1960—1963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5—1956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71年任驻法国大使。1986年逝世。

^[12]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И́горь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урча́тов，1903年1月8日——1960年2月7日），苏联物理学家。1932年起开始研究核物理学。1942年起领导了研发原子弹的工作。1948年加入苏共。1960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