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章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学习外交规则
↘陪同莫洛托夫横跨美国
↘回莫斯科做莫洛托夫的助手
↘在联合国短期工作

学习外交规则

　　1952年9月，我第一次到美国。作为职业外交官，我当然已大量阅读了有关该国历史、政治和经济制度、科技及文化的书籍。由于几乎天天都要阅读我国驻美使馆发回的电报，并且定期同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交换意见，所以我十分了解我国目前与华盛顿的关系。我知道，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多姿多彩、十分独特的生活方式，但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全面认识这个国家是不大容易的。
　　现实生活出乎我的预料。一个幅员辽阔、景色美丽的国家，宏伟的都市，高速公路上奔驰着很多小汽车，现代化的工厂，充满活力的生活节奏，很高的生活水准，活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报刊舆论的多样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对美国生活的第一印象。它与我自己的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逐渐适应了这个新国家，并且最终喜欢上了它。可以说，大约30年之后，美国的生活方式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走进这个新的世界既不轻松也不顺利。我是在冷战已进入高峰，实际上已非常接近于“热战”之际来到美国的。斯大林当时仍然在世，很多美国人为朝鲜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全面的冷战而指责他。欧洲的分裂已经成为现实，这种状况甚至可能延续几个世纪。因此，苏共领导层和外交使团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上不可能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至于美国，我到任时它正在举行总统竞选——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最终取得了胜利，据说当时他正在考虑在朝鲜使用核武器，而且全国上下都处在疯狂的反共、反苏的浪潮中。
　　所以，来到华盛顿对我来说实际就是走进了敌国的领土。我当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实信徒。我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战胜资本主义。我的头脑里装满了长年灌输的斯大林主义理论，装满了我们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装满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信仰和观点, 这一切导致我们错误地认为，美国的一切打算都具有侵略性质。
　　斯大林把美国的计划和行动看成是为进行一场全面的侵苏战争做准备。正如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回忆的那样，苏联领导层当时认为，拥有核武器优势的美国最终将同苏联进行一场战争。苏联外交深受这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影响，这种状况自然也会影响我们与美国当时的关系。然而，这一教条也是由于美国在战后长期持敌视态度并且对苏联毫不让步才得以强化的。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机会。不幸的是，曲解我们的对手及其意图是斯大林留给他的继承者们最为长久的遗产。克里姆林宫在转折时期不可能遗弃斯大林的对外政策。造成形势不稳及苏联领导人担忧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任命首席冷战专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为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的共和党新政府。美国政府的政策使已经怀有很深成见的苏联新领导人进一步认定，他们既不可以期待也无法改变华盛顿的反苏态度。结果，也是在我们自己的冷战专家一一如莫洛托夫——的推波助澜下，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显然早已认定，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除了为避免同美国直接发生冲突并且将自己打扮成坚强有力、但比斯大林更加爱好和平的样子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之外，他们决不冒险。结果，冷战因此而全面地延续下来。
　　1952年9月27日，我开始到我国驻华盛顿使馆上班。我们的大使是格奥尔基·扎鲁宾^[2]，他曾出任过驻加拿大和驻英国大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的外表冷峻而严厉，反映出典型的“斯大林学派”的特征，但总的看来他还是一位文雅正派的人。他有一个他试图以一切手段来隐藏的秘密。尽管10多年前他即出任过一些英语国家的大使，但他对这门语言了解得非常差。然而他在部里却有个好名声。那里的人认为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
　　正如我后来所了解的那样，大使为保守这一秘密而在使馆内部安排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工作日程。每天早晨他都要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开会。会上，我们要汇报各自被指定阅览的那些美国报纸的内容要点。这要占用几乎一上午的时间。我试图让大使相信，这样做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我们每个人独自研究报刊，挑选最重要的文章阅读，效果会更好一些。我的劝说全然无效，“集体”研究报刊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他的整个任期结束，其借口是外交官必须熟悉美国所有报刊，而不仅仅是某些报纸的内容。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需要全面了解美国报刊内容的正是他自己。在那些“集体读报会”上，他常常会选择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要求我们就此题目为莫斯科准备报告。
　　除了大使，使馆还有四名高级官员——公使衔参赞鲍里斯·卡拉韦夫^[3]和三位参赞。三位参赞中的两位——我和康斯坦丁·费多谢夫——来自外交部，另一位，弗拉德金来自情报部门。最初我不得不负责美国内政和经济问题。对此分工我不太满意，因为和所有年轻的外交官一样，我希望能负责对外政策这一关键性工作。但我只能服从安排。所以我被任命为使馆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主任。
　　我必须承认，我后来很感谢扎鲁宾大使安排我一上来即负责处理大家都认为非常枯燥的美国国内问题。外交部的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了解程度都极为有限。在华盛顿，我能够全面彻底地研究这些问题，这对我后来的外交工作很有帮助。
　　然而，我作为对外政策专家的名声在使馆内部也越来越大。当莫斯科提出重要的要求，要我们提供情报或其他信息时，大使总要和参赞们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很快即可看出，尽管我不像我的同事们那样熟知美国国内事务，但对重大政策问题我却非常在行。这得益于在莫斯科部长秘书处工作的经历。在那里，我们经常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此外，在莫斯科，我们常常撇开正统的官方政策思想——在使馆中人们必须捍卫这些政策——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习惯于从更广阔的角度（当然有严格的限制）考虑问题，尽管发表意见需要有勇气。总的看来，这种思想方式对我的外交生涯很有帮助。
　　有一次，大使接连收到莫斯科提出的两个重要要求，要使馆就我们与美国关系的现状提出意见。在讨论如何答复的过程中，我们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我提出了一种选择，其他参赞提出另一种选择。大使两次站在我的同事一边。而后来莫斯科就这两个问题向我们发出的电报指示却几乎和我在会上提出的选择完全相同。
　　过了不久，大使又接到一份电报：斯大林直接命令使馆就美国总统大选提出意见。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斯大林的指令按程序通常会发给外交部，而不是发给使馆。答复在紧急地准备着。大使办公室的讨论又出现了与前两次相同的情形，我又一次成为少数派。权衡再三，大使决定用多数人的意见答复莫斯科。莫斯科的反应令人十分沮丧：“你们的意见考虑不当。”
　　这件事过去之后，大使邀我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他很想知道我何以能猜到莫斯科的意图。我说我真的没猜出来，而且这其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我长期目睹制定重要政策的过程，因此积累了直觉知识和经验。此后不久，大使便决定，所有发往莫斯科的电报草稿要在送交他之前都由我批示。1954年7月24日，我被提升为驻华盛顿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当时我的年龄是34岁。

陪同莫洛托夫横跨美国

　　翌年，莫洛托夫来到美国，担任我国参加在旧金山——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这座城市签署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10周
　　年庆典代表团团长。乘船抵达纽约之后，他决定坐火车去旧金山，并沿途游览一下这个国家的风光。他让扎鲁宾大使与他同行，扎鲁宾又带上了我，因为我已经熟悉了美国的情况，在旅途中可能有些用处。
　　这次火车旅行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尽管莫洛托夫的性格相当内向，但他对美国的企业以及工农业的发展规模却大加赞赏。当时，苏美关系根本算不上友好，冷战方兴未艾，这一切当然对公众舆论有很大影响。很多好奇的人常常聚集在火车站，希望看一眼 “真正的莫洛托夫”。
　　我们很少在火车站停车，即使停下，时间也很短。幸运的是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人们仅仅是好奇，并没有表现出友好或敌对的情绪，只有一个地方——芝加哥除外，那里聚集了一大群情绪激动的人。芝加哥有很多来自斯拉夫和东欧国家的移民，他们对莫斯科的统治不满。这个城市也是很多工会的总部，而这些工会均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当莫洛托夫往窗外看时，人群中发出了讥笑声（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抗议行为）。火车开动后，莫洛托夫问扎鲁宾那些人在笑什么。
　　“那是美国人的一种欢迎方式。”大使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莫洛托夫显然大惑不解，他表示这真是一种欢迎外国人的奇怪方式。我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什么也没说，以免使扎鲁宾下不来台。
　　在旧金山，我必须时刻陪伴着莫洛托夫，并充当他的翻译。他自己的随行翻译、也是我的朋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4]已经匆匆返回莫斯科参加他父亲的葬礼。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是在美国长大的，并且在美国学校上过学，所以他的英语无可挑剔。我必须承认，只是在我不得不顶替他时，我才认识到翻译工作实际上有多么艰难，尽管从表面上看，这项工作似乎很容易。会谈中所有的细枝末节都必须一丝不苟地准确翻译出来，因为它们往往具有重要的外交和政治意义。虽然我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但我根本没想过会做专业翻译工作。总的说来，我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最难做的事是根据记忆写出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以便为他起草送交莫斯科的报告——和专业翻译不同，我没有速记的本事。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位信奉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道德家，正如莫洛托夫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样。在为他们两人不愉快的讨论做翻译时，我感觉到这几乎是一场聋子和瞎子的对话，尽管外交谈话的全部规则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这是世界两大意识形态体系的两位最杰出的代表极具象征性的对峙。显然，只要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们掌握着权力，冷战就不会结束，苏美关系就不会改善。他们对任何问题都没有一致看法，而且他们在谈话时所使用的是一种你从任何一张报纸——美国报纸代表杜勒斯的观点，真理报代表莫洛托夫的观点——都可以读到的毫无生气的语言。
　　他们根本不想摸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也不想用传统的秘密方式讨论细节问题。莫洛托夫和杜勒斯根本不愿采用传统的外交方式、平等地相互交换意见。通过传统的秘密外交方式，一方往往能够向另一方透露一些情况。但这不是莫洛托夫办事情的风格，而且他对待我们的态度往往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他这个人干巴巴的，干得像烤面包——后来的葛罗米柯也是如此，除非你非常了解他。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反映莫洛托夫的思想状态。在纽约到旧金山的火车上，有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陪同我们，在旅途中他呆在自己的包厢里。他是位很有礼貌的人，从不打扰我们，并且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有一次，莫洛托夫对我们正在经过的一个地方很感兴趣，因此索要地图。不幸的是，谁都没有随身携带地图。他说了我们一声“没脑子”，就再不和我们谈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去找国务院的那位陪同，对他讲了我们遇到的麻烦。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下一站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张地图。他真的很快给我们拿来一张彩色地图，上面标有我们所走的这条铁路和沿途路过的车站。此外，地图上还标有庞大的军营、军事基地以及为它们提供服务的火车站的位置。
　　我们把这张地图交给了莫洛托夫。他看到那些军营和基地后吓了一跳。他说人家是有目的地给了我们一张秘密地图，这是一种挑衅，美国报纸就此可以写文章说莫洛托夫一路上一直在搜集秘密情报。他命令我们立即把地图交还回去，于是我就找到那位国务院官员，他笑着说，那根本不是秘密地图。相反，所有的火车站都会向“你们这样”的旅行者随便分发这种地图，它主要是用于帮助军人们找到他们的基地。没有人将他们的驻地当成是秘密。
　　到了下一个车站，他又从邮局给我们弄来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没有标出任何军营和基地。我们把它交给了莫洛托夫，他为他的“警惕性”而倍感自豪。我把原先的那张地图留作纪念而没有告诉他。
　　由于特罗扬诺夫斯基没有从莫斯科返回，莫洛托夫通知我陪同他乘坐<玛丽皇后>号轮船返回欧洲。这回我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为莫洛托夫实际上一直呆在他的贵宾舱里，甚至连饭都是送到舱里去吃。他不大挑剔饮食，点的都是最简单的菜。早餐他只吃他的厨师从莫斯科带来并为他做好的谷类食品。船上厨师的职业自尊心多少受到了一些伤害，他提出做“莫洛托夫先生想吃的任何一种粥”，因为船上备有一切可以想得到的粮食。然而，我们的上司执拗地拒绝了所有的提议。
　　每天早晨，轮船走廊上都可以看到一排奇怪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三个人组成：我是第一个，以便应付可能需要与外界联系的情况。第二个是我们的厨师，手里端着他的水壶。莫洛托夫的卫士长亚历山德罗夫走在最后。我们的厨师将走进大厨房，船上的厨师们将盯着他，对他手里的水壶惊讶不已。然后，我们的厨师将用热毛巾裹上水壶，然后我们又一本正经地返回部长的贵宾舱。

回莫斯科做莫洛托夫的助手

　　将莫洛托夫送回莫斯科后，我又飞回华盛顿，回到我在使馆的工作岗位。然而，几个星期过后来了一道命令，任命我为莫洛托夫的助手之一，并指示我返回莫斯科。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在那个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坦率地说，我已经喜欢上了我在使馆的工作。我已和很多美国人熟悉起来，并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很多外交官建立了联系。我发现了一个崭新而又迷人的世界，根本不愿意重新回到外交部秘书处，与原来的那些同事一起按照刻板的日程安排工作。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我必须服从。
　　为莫洛托夫工作了一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那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日趋恶化。这使得莫洛托夫性情烦躁、疑心很重，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向为他工作的人克制自己的行为。
　　他是一个办事有条不紊、谨小慎微的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优良品质之一。他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分出八个部分，尽管这些部分的划分界限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他的助手们——把新送来的所有材料严格按照准备送给政治局、部长会议的、外交部的，依次放在桌上不同的位置。来到办公室后，他首先浏览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文件。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把某个文件或某份密码电报放错地方，那是绝对不行的。当他有空时，他总要躺在里间休息45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在他休息时，他的卫士长便站在门口，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他接待来访者或要召见的人也非常守时。他不喜欢长篇大论或在会上争吵。他自己写的报告总是不动感情，简明扼要。
　　莫洛托夫在对外政策上完全坚持教条主义的立场。他不仅在斯大林在世时积极支持斯大林的政策，而且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实际上还是执行这一政策。当时，政治局就与奥地利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签订这一条约意味着美国、英国和法国最终将从奥地利撤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而奥地利则以此来换取它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和外交斗争中的中立地位。莫洛托夫反对签订这项条约，理由是苏军撤出奥地利有可能削弱苏联在欧洲中部的地位，并将使苏联失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大部分成果。但是，那时欧洲的政治气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促进战时盟国间关系的稳定已成为主要趋势，莫斯科对此不得不予以考虑。结果，莫洛托夫成了少数派，与奥地利的和平条约于1958年5月15日正式签订。这件事对莫洛托夫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威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此以前，所有决策实际上都是由他做出的。
　　随着与西方关系的不断改善，莫洛托夫变得越来越孤立，同赫鲁晓夫也更加对立。我们这些在秘书处工作的人很自然地感觉到莫洛托夫之星正在陨落。他最终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尽管他仍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地位。赫鲁晓夫任命德米特里·谢皮洛夫^[5]担任外交部长。他是一个和莫洛托夫恰恰相反的人物：和善可亲、平易近人而且毫不教条。但是仅仅一年之后他便同联合反对赫鲁晓夫的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尼古拉·布尔加宁^[6]、拉扎尔·卡冈诺维奇^[7]及其他一些保守派人士一道被撤职了。谢皮洛夫最初是赫鲁晓夫的追随者，但他错误地和那些人搞到一起并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反对派是在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讲话，接着在政治上实行“解冻”并试图搞国内改革之后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内部斗争最终以赫鲁晓夫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赫鲁晓夫凭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大多数人的支持将他的反对者全部清除出政治局。
　　赫鲁晓夫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对外政策观念，虽然他愿意接受新思想，经常凭一时冲动在这一领域里搞些即兴之作。他之所以挑选葛罗米柯做他的外交部长是因为看重葛罗米柯的职业作风。他认为葛罗米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官员。可以相信他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赫鲁晓夫和政治局的命令，正如赫鲁晓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如果让他坐在一大块冰上，他真的会坐”。但这只是一半原因。另外一半原因是，在政治局里，葛罗米柯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日常管理人。在政治局内部或单独与赫鲁晓夫讨论时，葛罗米柯会毫不犹豫地表明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做出最后的决定，葛罗米柯总是诚心诚意地、而且是非常固执地执行政治局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全部指示，决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偏差，尽管在谈判过程中客观情况常常要求我们表现出某种灵活性。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葛罗米柯有很强的纪律观念，并且不打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中谋求其他职务，才使他能够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干了将近30年。他是完全称职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种良好的直觉，这种直觉可以帮他推测出谁将在下一轮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即使在他的政治生涯即将结束之际，葛罗米柯仍能准确地选择获胜的一方。1985年，他以其著名的评语——“他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微笑和铁一般牙齿的人”——来支持任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尽管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和葛罗米柯截然不同而且很快便抛弃了他。

在联合国短期工作

　　葛罗米柯把我留下做他的助手，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和他相处得很好。他答应了我的请求，同意调我去做实际的外交工作。根据他的推荐，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8]任命我为负责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与此同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我特命全权大使的官衔。我暂时脱离了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像西方外交界的一些同行们一样，成了一名国际公务员。刚开始时，处理大量枯燥无味的联合国决议的工作显然令人不感兴趣，但葛罗米柯帮我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授予我撇开我们驻纽约和华盛顿的外交官，从纽约单独发回消息的权利。
　　当时，联合国秘书处大约有150名苏联雇员，虽然从国家的声望和承担预算经费的比重来看，苏联派驻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应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然而，准备派到那里工作的候选人明显不足，我们的职业外交官并不愿意去从事这项十分特殊的工作。冷战期间，联合国秘书处的西方官员反对雇用俄国人，尤其不愿让他们担任高级职务。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苏联的意见在最高层不被忽视。
　　我们派往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来自情报机构，这或多或少已是个公开的秘密。我们这些职业外交官彼此都非常了解，而弄清楚苏联工作人员中每个人的确切身份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尽管情报圈以外的人无法确切地知道情报机构在干些什么。这就将令人不快的阴影蒙在了在秘书处工作的全体苏联雇员身上。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消极因素。我们这些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苏联公民的收入比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要高很多，为了“消除这种不公正”，苏联政府中的某个人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联合国的全体苏联雇员都要秘密地交给使团会计一笔钱，以平衡这种差异，虽然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享受诸如住房和汽车补助之类的额外津贴。每个月我都要从我的薪金里拿出一半多的钱上交。直到1990年，联合国的全体苏联雇员群起反对这种敲诈行为，这一做法才被终止。
　　莫斯科的保守主义在一件显然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上也表现了出来。联合国秘书处全体雇员的工资都是从纽约化学银行——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的联合国工资帐户上以支票支付的，我们自然也有支票簿。中央委员会人事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就炸了窝：联合国的苏联雇员居然像资本家一样有支票簿！我代表我的同事们为反对这种荒谬的指责而争辩了好几个月，最后我们终于得到允许，将支票簿保留了下来。
　　哈马舍尔德和我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在他的副手中，我是唯一不把他当做雇主看待的人，因为我是从现任外交官岗位上借调来的，而且随时都可能回到原工作岗位。所以，在每周五定期召开的他与副秘书长的碰头会上，我有时会委婉地表示不赞同哈马舍尔德的意见。有一天他向我吐露，在那些会议上，只有我提出过一些他无法做出明确而坦率回答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他提议，每当我遇到重大的问题或当他弄不清苏联的立场时，我们应该在晚上私下进行讨论。我当然表示同意，而且这种私人会谈成了惯例。有时他甚至阅读记载他的正式谈话情况的私人日记。很可能像这位贵族知识分子所预料的那样，这些谈话都有其值得讥讽的一面。这些谈话也使他和苏联领导层之间能够在我的任期内建立起联系。
　　鉴于哈马舍尔德的背景和品行，赫鲁晓夫并不太喜欢他，于是就引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哈马舍尔德想访问苏联，因此我安排了对他的邀请。我建议他同赫鲁晓夫谈话时要简明扼要，特别是不要提出按照建立世界政府的模式重建联合国的激进想法。哈马舍尔德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我陪同他进行访问。在他们会谈时，赫鲁晓夫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联合国有什么新情况？”当我听到哈马舍尔德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以及联合国在其中的地位做了冗长而热烈的描述，以此来回答赫鲁晓夫的提问时，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惊讶。
　　哈马舍尔德滔滔不绝地讲了大约20分钟后，性格粗鲁的赫鲁晓夫显然是生气了，他对翻译说：“问问哈马舍尔德先生是否想去厕所。”
　　翻译很犹豫。赫鲁晓夫叫他准确地翻译他的话，而且不要用“任何外交辞令”。大吃一惊的哈马舍尔德最后说，如果总理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不表示反对。
　　赫鲁晓夫随后建议休息一会儿，乘船去海上玩一玩（这一切都发生在黑海海滨）。哈马舍尔德以为是乘坐一艘大游艇，便欣然同意了。来到码头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一只四桨小皮筏。赫鲁晓夫拿起两只桨，把另外两只递给秘书长，但他根本不懂如何使用它们。结果只有赫鲁晓夫一人划船。他带着哈马舍尔德在宽阔的海面上游荡了好长时间。卫兵们得到命令，不许靠得太近。一个小时后，小船返回了。赫鲁晓夫走下船来说：“我们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交谈（赫鲁晓夫不懂英语，哈马舍尔德不会说俄语，而且翻译被留在岸上。）赫鲁晓夫肯定意识到他做得太过分了，因此，他们一边吃着丰富的早餐，一边以例行公事的态度讨论起联合国面临的各种问题。
　　但是，赫鲁晓夫的冒险行为仍然使哈马舍尔德震惊不已。
　　回顾在联合国的工作，总的说来我是满意的。我的英语已经说得非常流畅，我已经能够用英文编辑联合国文件。在纽约生活期间，我能够摆脱正规外交的束缚，在美国社会各界结识了许多朋友和熟人。这对我日后作为大使在华盛顿进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至今我仍然能见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样重要的是，我妻子和我在离苏联代表团很远的曼哈顿西部的上流社会居住区一所做住家用的旅馆里住了两年，我们逐渐适应了美国的日常生活。
　　我一直将我自己对美国政治生活的观察报告从纽约——我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送回国内。我后来得知我发回的部分电报已由葛罗米柯送政治局成员传阅。也许，那就是三年后——1960年初——将我从联合国召回并任命我为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及美国司司长的原因。
　　返回莫斯科之前，我妻子和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以及我们存下来的美元）到加利福尼亚旅游了一趟。我们乘飞机到了旧金山，然后租了一辆汽车，沿着太平洋沿岸风景如画的一号高速公路驶向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从那里我们又去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希望能看看科罗拉多大峡谷。但是，一场暴风雪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并且使空中交通陷于停顿，所以，我们只好搭乘一辆大客车，用了三天的时间横越美国，从凤凰城回到了纽约。我们仍然记得，在这个奇妙的国家里，不同的州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后来我当大使时，我走遍了这个国家，最后我们访问了整整50个州。

^[1]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早年担任律师。1944年、1948年两次支持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1945年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序言。1949年7—11月任参议院议员。1953—195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反共政策。1959年逝世。

^[2] 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扎鲁宾（Георг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Зарубин，1900年4月23日——1958年11月24日），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5—1938年任轻工业人民委员会教育机构总局局长。1940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4—1946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46—1952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8年任驻美国大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同年逝世。

^[3]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卡拉韦夫（Борис Иванович Караваев，1910年7月31日——1978年9月12日），早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1—1942年期间参加红军。1950—195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55—1956年、1956—1959年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1959—1960年任外交部非洲国家司顾问。1960—1962年任外交部第二非洲司副司长。1965—1974年任外交部第二非洲司司长。1978年逝世。

^[4] 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Олег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рояновский，1919年11月24日——2003年12月21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1947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随员。1947—1951年任外交部秘书处雇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8—1967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67—1976年任驻日本大使。1976—198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6—1990年任驻华大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退休。1996—2003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2003年逝世。

^[5]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Дмит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Шепилов，1905年10月23日——1995年8月18日），出身于铁路车间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起开始担任检察官。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4军政治部部长、第4军军委委员。1945年授少将军衔。1946年2—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政治局宣传与鼓动局副局长。1947—194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煽动局副局长。1948—1949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鼓动局局长。1950—1952年任苏联中央检察员。1952—1956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1957年2—6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57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恢复党籍。1982年退休。

^[6]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

^[7]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22日——1991年7月25日），生于基辅省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当过鞋匠。1911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农红军筹建委员会宣传部政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员会主席兼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等职。1922年5月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组织部部长。1924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至1928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0年至1935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担任运输人民委员，1947年3月至12月再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委员。1955年至1956年担任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1956年至1957年担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因组织“反党集团”，被发配乌拉尔当厂长，1961年退休，1991年去世。

^[8] 达格·海亚马尔·阿格涅·卡尔·哈马舍尔德（Dag Hjalmar Agne Carl Hammarskjöld，1905年7月29日——1961年9月18日），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1930—1934年任瑞典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1936—1941年任瑞典中央银行秘书。1936—1945年任瑞典财政部国务秘书。1941—1948年任瑞典银行总理事会主席。1949—1951年任外交大臣。1951—1953年任不管大臣。1953—196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9月18日赴刚果调停当地冲突时因飞机失事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