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最高级会谈：从另一个角度看最高领导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
↘巴黎最高级会谈的失败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
↘惊讶：我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

　　在苏美关系中，最高级会谈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参与了从1955年到1990年有苏联参加的所有最高级会谈。最高级会谈是终审法院，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国家元首们在这里可以进行解决国际关系中最困难问题的尝试。人们总是对这些会议寄予极大的希望。与此同时，最高级会议一旦失败了，将给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局势带来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双方总是试图通过发动宣传攻势来掩盖事实真相。这样做丝毫无助于改善两国的外交关系。
　　西方国家的某些人认为，莫斯科之所以对最高级会谈感兴趣，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是最高级会谈能产生宣传效果。这只说对了一部分。我可以证明，除非确信举行最高级会谈能够取得一些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具体成果，否则，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决不会同意与美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准备在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前先等上一年或两年的原因。
　　赫鲁晓夫则有些不同。他总想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往往想不出取得这些成果的办法。他支持和平进程，但无法把他的承诺变成具体的协议。他好即兴演讲，他爱吓唬人，他的脾气很坏，但这一切全部被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意识掩盖住了，这使得他和美国总统的讨论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激烈争论，虽然我还得说明，在这些争论中，赫鲁晓夫的对手同样也没有使和平进程变得更顺利些。也许是达成协议的时机尚不成熟，赫鲁晓夫参加的最高级会谈——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引人注意——成为苏美关系史上没有收获的里程碑。
　　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1954年，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最后，奥地利国家条约于1955年签订，国际紧张局势的不断松弛使得举行和平时期的首次最高级会谈成为可能。“最高级会谈”这个词是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创造的，但首相任期的结束使他没有能够参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来首次举行的最高级会谈。那次会议于1955年7月18日至23日在日内瓦举行，这座城市当时享有和平调停中心的美誉，因为战前它是国际联盟总部的所在地。我那时是莫洛托夫的助手，参加如此高级的会议，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苏联代表团由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率领，然而他只能够发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赫鲁晓夫作为共产党总书记，扮演着最为活跃的角色。美国代表团当然由艾森豪威尔率领，但是我们很清楚，其对外政策是由杜勒斯制定的。四大国中的另外两国是英国和法国，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划分德国和裁减军备。
　　艾森豪威尔主张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然后将德国纳入西方安全体系之中，就我所知，赫鲁晓夫的确不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德国会重新统一，他想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分开，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这个问题直到冷战结束后才算彻底解决。
　　苏联提出了缔结削减军备和武装力量、禁止核试验、四大国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等协议，其中关于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一项在冷战期间一直排在东西方外交的日程表上，虽然1963年签订过一项有限禁止核试验的条约。
　　艾森豪威尔对军备控制一向很关心，他要求进行相互监督，以防止突然袭击——自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防止遭受突然袭击儿乎成为美国外交无法摆脱的主题。他建议苏联和美国互相交换有关各自武装力量所在位置的情报，并互派观察员现场核实情况。一个国家可以从空中拍摄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就是所谓的“开放天空”计划。美国人非常清楚，这样严密的监查是绝不可能被苏联领导层接受的，因为它确信美国人是想利用这一机会搜集军事情报。这就造成了持续30年之久的恶性循环。我们的反对显然正合华盛顿的意，这样做至少使它在宣传方面成为赢家。
　　当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建议时，赫鲁晓夫坚持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在吓唬人，而且美国国会中不会有人同意允许苏联飞机飞越，比如说，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因此他建议我们接受美方提议并通过舆论宣传来监视白宫的举动。但是政治局根本不想听让美国飞机飞越苏联领土上空这类的话，因此拒绝采用赫鲁晓夫的策略。
　　即使陷入了这样的僵局，我国外交部还是对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持肯定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这次会谈是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中结束的，后来人们常常乞求用所谓“日内瓦精神”来帮助平息争执。
　　在我看来，美国方面的操纵者显然是杜勒斯。总统在对外政策问题表现出明显的无能为力，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把这些问题交给杜勒斯处理，而他本人对这些问题丝毫也不感兴趣。艾森豪威尔感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争论时，他自己往往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而杜勒斯不得不一再从细节上帮助他。有一次，我们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谋求发动反苏战争的侵略集团。艾森豪威尔否认这一指责。赫鲁晓夫突然问他：“那为什么你们拒不接受我们加入北约呢？”
　　“你们已经提出申请了吗？ ”艾森豪威尔惊讶地问道。
　　“几个月以前提出的。”赫鲁晓夫回答说。艾森豪威尔显然对此大惑不解。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不久以前，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并且纯粹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外交部在致西方国家的一封照会中提出苏联是否有可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不出所料，杜勒斯立即加以拒绝，但他懒得向总统报告此事。在日内瓦，他不得不低声向总统解释事情的经过，这时其他人在一旁交换眼神，竭力掩饰自己的笑容。为了给艾森豪威尔解围，赫鲁晓夫放弃了这个议题。
　　休会期间，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就个人生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谈，会议结束时，他们显然相互产生了好感。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访苏的邀请，反过来，赫鲁晓夫从日内瓦回来后给艾森豪威尔以很高的评价。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判断艾森豪威尔是不是一位好总统。那要由美国人民去决定。但是作为父亲和祖父，我很愿意将我在学校和托儿中心的孩子们托付给他。”虽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赫鲁晓夫式的幽默，但他的确相信，艾森豪威尔决不会允许苏美之间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信任另一位老兵”一样地相信他。
　　但是，这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并不足以解决军备控制的首要问题——在整个战后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构成了苏美关系的核心。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双方都玩世不恭地利用了和平进程。所以，我们多年来的保密癖好使西方国家把控制和检查当作攻击我们的武器，他们借此向世界证明裁军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当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美国人却向后退缩了，例如他们曾试图使自己的军舰逃避检查。

巴黎最高级会谈的失败

　　接下来的一次四大国最高级会谈被安排在巴黎举行，时间是1960年5月16日。当时我刚从纽约回来，在外交部担任美国司司长。我们忙着为会议做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将讨论裁军、核试验、与德国签订和平协议以及东西方关系等问题。
　　但是，直到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其前景如何仍无法预料，原因是美国U-2侦察机于4月9日和5月1日两次飞越苏联领空。第二次飞入的那驾飞机被我们的一枚导弹击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附近，飞机驾驶员——一名与中央情报局签有合同、名叫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1]的飞行员——从飞机上跳伞并落入我们手中。我们知道，U-2侦察机一个时期以来不断飞入苏联领空，但我们对它的入侵却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们的大炮当时还无法击落这种能在8万英尺以上高度飞行的奇特的飞机。
　　虽然U-2事件最终破坏了巴黎最高级会谈，然而，在此之前，这一事件就已经使苏联外交部中枢机构蒙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耻辱。此事使著名的苏联外交官，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雅科夫·马利克^[2]受到了牵连。在U-2侦察机被击落，鲍尔斯被俘之后，赫鲁晓夫严禁任何人谈论此事。他希望美国人会认为飞行员已经死了，这样他们就会为飞入苏联领空一事编造各种谎言，以此来保全他们的面子。后来，赫鲁晓夫打算彻底揭露这一非法行动，通过鲍尔斯的口嘲弄美国政府。
　　几天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马利克泄露了事情的真相。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立即得知此事，并从使馆发电通知了华盛顿政府。然而卢埃林·汤普森大使的电报到达华盛顿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华盛顿已来不及修改对这一事件的官方描述了。听说此事后，赫鲁晓夫勃然大怒，他立即撤了马利克在外交部的职务，并将他开除出党。整整三个星期，可怜的马利克一直在向他在莫斯科认识到的每个人表示彻底的悔悟。如果不是葛罗米柯亲自出面调解，劝说赫鲁晓夫原谅他那位多嘴多舌的副手的话，马利克再说什么也是没用的。
　　5月14日，由赫鲁晓夫、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3]元帅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到达巴黎。我是代表团的顾问。美国代表团是由艾森豪威尔率领，陪同他的是克里斯琴·赫脱^[4]——他是在杜勒斯患癌症去世后接任国务卿的。
　　根据日程安排，四国政府领导人于5月16日举行了预备会议。会上赫鲁晓夫第一个发言，他情绪激昂，大声要求美国政府首先应谴责本国空军对苏联“不可原谅的挑衅行为”，其次应公开表示今后不再采取类似的反苏行动。
　　“除非美国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赫鲁晓夫强调说，“否则，苏联政府认为不可能与美国政府在此次最高级会谈中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他接着说道，由于美国政府将美国飞机进入苏联领空的挑衅飞行公然宣布为国策，致使“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代表团不可能参加任何谈判，甚至不可能参与对紧要问题的商讨”。赫鲁晓夫因此提议将最高级会谈推迟大约6 到8个月，同时取消早先已同意的艾森豪威尔访苏的计划。他说这件事可以“等到条件具备时”再重新安排。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讲话，特别是讲话的第二部分着实使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很不自在，因为这些话都是当着他的主要盟友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5]和法国总统、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和会议主席夏尔·戴高乐——的面说出来的。
　　经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在声明中，他竭力为自己进行辩护，说美国飞机飞入苏联领空“并没有任何侵略目的，而是为了防止美国受到突然袭击”。艾森豪威尔说道：“最近的事件发生后，这类飞行已经中止，将来也不会重新恢复。”这种说法只能使赫鲁晓夫更为恼火。
　　赫鲁晓夫宣称，只有在“美国政府公开谴责这种行径，并且承诺不再对苏联领空进行间谍飞行”之后，苏联代表团才会参加会谈。傍晚，美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已命令美国军用飞机不得继续飞越苏联领空。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交谈时，麦克米伦和戴高乐竭力想让赫鲁晓夫相信，艾森豪威尔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麦克米伦提醒赫鲁晓夫说他一共提出了三项要求：谴责这次飞机行动、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和公开谴责这种行为。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已满足了赫鲁晓夫的前两项要求——“但是，试想一下，一国元首能斥责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吗？”
　　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们要求他谴责罪行。”
　　当天夜里，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一次苏联代表团会议。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他确信，如果不是艾森豪威尔本人，那就是总统那些亲密的助手想通过派飞机进入苏联领空一事向全世界证明他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境，以此来羞辱作为一个人和作为苏联政府首脑的赫鲁晓夫。他甚至回想起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政治局说过的话：“我死后不久，傲慢的美国人就会像掐小鸡一样拧断你们的脖子。”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支持赫鲁晓夫采取强硬立场，他没有忘记，在U-2侦察机第一次顺利地飞过苏联领空后，他和苏联武装力量因没能摧毁飞机、阻止飞行而受到政治局严厉的批评。
　　葛罗米柯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他同意“得好好教训一下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但是他担心最高级会谈将会破裂，因此试图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但是，赫鲁晓夫的态度仍然很坚决，或许他仍然铭记着在最高级会谈即将举行前夕，他向政治局做出的“好好教训一下忘乎所以的美国人”的承诺。
　　应该说，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确信艾森豪威尔不会允许此次会谈破裂，他会通过牺牲一名“做得太过分”的将军而找到出路。从这个角度看就更容易理解赫鲁晓夫的行为。但是，艾森豪威尔的行动使赫鲁晓夫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他公然宣称，作为总司令，他对其武装部队的行动承担责任。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命令U-2侦察机飞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家斯蒂芬·E·安布罗斯^[6]教授写道，事实上，U-2侦察机的每一次行动安排都是由总统本人批准的，他打算在最高级会谈开始之前停止飞行行动。但是他最后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请求，批准在最高级会谈开始前一个月再飞一次。尽管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但是多云天气拖延了飞行日期，直到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飞行计划才得以实施，而这一天正好是5月1日。)
　　5月17日，西方三国政府首脑聚集在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开会。由于没有得到此次会议是预备会议还是正式开始最高级会谈的明确通知，所以苏联代表团没有去爱丽舍宫。虽然赫鲁晓夫没有出席会议，但他仍然希望艾森豪威尔将会作出让步。
　　就在那天晚上，相互间的公开指责开始了。
　　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7]宣布，最高级会谈本应在当天开始举行，但由于苏联代表的缺席而未能实现。因此，美国总统认为会谈已经结束。赫鲁晓夫的新闻办公室立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美国政府在最高级会谈即将开始时屡次侵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且顽固拒绝对这些侵略行为承担责任，因此，是美国政府阻碍了全世界人民满怀希望期待的这次会议的召开”。
　　由于1960年最高级会谈的破裂，苏美关系大为恶化。两国关系仅限于部分实施了一项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苏联之行未能实现。为他的访问而特意在美丽的贝加尔湖边建造的一幢狩猎小屋在当地被称为“艾森豪威尔小别墅”，但他却根本未曾看见过。
　　有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赫鲁晓夫来巴黎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这次最高级会谈，这样他就能够进行宣传。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我可以为此作证。就日程安排的每一个议题，代表团都得到了广泛和详尽的指示，这些指示都是由政治局经过积极慎重的考虑后批准的。所以，我们离开莫斯科时曾预计巴黎的讨论将是漫长而又艰难的。
　　赫鲁晓夫确实曾要求政治局授权他对美国在最高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仍肆无忌惮地派U-2飞机入侵我国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抨击，而且他的请求也得到了批准，但政治局并没有指示他要求艾森豪威尔个人表示道歉。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因为赫鲁晓夫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想以毁掉最高级会谈相要挟，迫使艾森豪威尔道歉。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四大国最高级会谈——一战后四大盟国史上最后的一次——应该作为一次失去机会的最高级会谈载入史册。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

　　在赢得1960年总统选举后的第一次演讲中，约翰·F.肯尼迪宣称他的政府打算改善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关系，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苏联政府也在新总统宣誓就职的当天发电祝贺，并表示希望两国能够“彻底地改善关系”，并能“使国际局势全面正常化”。1月24日，新政府刚刚成立四天，华盛顿便发来一份正式照会。照会证实肯尼迪总统已下令禁止美国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显然，两国领导人都想尽早举行会谈以便讨论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
　　1961年3月9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将肯尼迪写的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交给了赫鲁晓夫。肯尼迪在信中提议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经过简短的协商之后——我当时仍是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我们同意于1961年7 月3日至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谈。
　　就具体问题而言，肯尼迪希望双方在老挝问题上寻求和解。老挝是一个距离遥远的东南亚国家，在那里苏美两国政府因支持敌对派别而陷入对抗。他还希望寻求签订一项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条约的可能性。但最为重要的是，他想找出苏联坚持对柏林施加压力的真正动机，并想看看苏联是否准备为这座城市与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进行战争。赫鲁晓夫曾经警告说，他可能会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定一个和平条约，从而将苏联的占领权移交给东德，使美国、英国、法国等盟国继续在西柏林受到包围；这样，如果盟国打算维护自己的权力，它们就不得不动用武力。肯尼迪认识到，维护这些权力将是对美国的决心及其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的最大考验——他甚至在维也纳也是这样对赫鲁晓夫说的。但赫鲁晓夫仍希望估量一下这位年轻的新总统——无论恰当与否，这位新总统即使在其国内也被认为是一个浅薄的政治家——的决心。
　　在3月份美国递交建议举行首脑会谈的照会后不久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形势又变得复杂起来。1961年4月17日，由古巴反革命分子组成的登陆分遣队在美国军舰的保护下入侵古巴。大多数战斗是在猪湾展开的。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很多国家谴责了美国，肯尼迪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承担了责任。尽管后来他在维也纳责备中央情报局提供了错误情报，但不管怎么说，古巴问题已经成为苏美关系中一个经常性的刺激因素，并且最终导致了翌年发生的导弹危机。
　　在维也纳会谈举行前大约10天，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在最高级会谈中苏联的立场问题。我作为苏联代表团——赫鲁晓夫任团长，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当时的驻华盛顿大使米哈伊尔·梅尔申科夫^[8]——的顾问出席了这次会议。
　　赫鲁晓夫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与肯尼迪会谈时他将遵循的方针。我必须指出，这项方针从一开始便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之上，即迫于苏联军队对欧洲的压力，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美国总统会被迫做出让步，特别是在柏林问题上。美国记者从一开始——历史学家后来也是同样——就怀疑赫鲁晓夫去维也纳是想就重大问题，特别是德国问题，对肯尼迪总统尽可能多地施加压力。这种猜测基本上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希望美国支持流亡分子入侵古巴失败后，美国政府会屈服于他的压力。
　　大多数政治局成员不太了解肯尼迪，而且对局势认识不清，因此支持赫鲁晓夫提出的策略。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9]是唯一对此表示怀疑的人。他说，我们对这位年轻而思想开明的新总统的态度不应该建立在攻击和施加压力的基础上，而是应该与他进行理智的和建设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将会积极地促进苏美关系。他还进一步警告说，如果事实证明这位总统是一个具有坚定性格的人，那么施加压力的政策可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
　　赫鲁晓夫变得激动起来，他坚持认为形势非常有利，必须要加以利用。米高扬看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便不再争辩，并说他“主张采取一种慎重的办法”。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我和葛罗米柯私下进行了谈话。我告诉他我认为米高扬是对的。但是他并不想讨论这件事，虽然我感觉到他自己对赫鲁晓夫的方针也有怀疑。
　　历时两天的最高级会谈于7月3日开始在维也纳举行。
　　肯尼迪指出，他被苏联极力废除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极力在那些传统上存在着美国影响的地方消除这种影响的事实搞得很不安宁。赫鲁晓夫回答说，苏联并不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或者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它们。他声称他反对输出革命，但也反对输出反革命。
　　肯尼迪表示“目前以中苏集团为一方，以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为另一方形成了某种力量关系的平衡”，这就是任何“明显改变平衡”的行为都将成为美国所“关心的问题”的原因。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德国问题既是会谈的中心问题，又是最为敏感的议题。赫鲁晓夫以其典型的坚定语气提出了他的解决意见。事实上，他已使肯尼迪陷进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他们签订一项协议，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或者他将被迫在12月之前与东德单独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此后，西方国家对柏林的占领权以及它们自由进入这座城市的权利将“不再存在”。西柏林仍然可以存在，但是它与世界的联系将控制在东德手中，而且莫斯科也将不再承认美国在柏林的权利。此事不能耽搁，赫鲁晓夫明确指出，西方国家干涉这一计划的任何企图都将导致一场军事冲突。
　　肯尼迪承认，西柏林和德国的局势总的看来是不正常的，但是还没有到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呼吁赫鲁晓夫“不要改变现有的力量平衡”。总统坚持要求推迟考虑德国问题，而赫鲁晓夫则强调必须趁时间还不太晚赶快采取行动。
　　根据美国与会者所说，长时间就柏林问题交换意见以及赫鲁晓夫在谈话时所使用的那种放肆的、几乎带有威胁性的语气使肯尼迪很是不安，总统本人对此肯定深感忧虑。会议刚一结束，他便会见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10]，后者写了一篇受到广泛关注的文章。文章报道说，总统认为，围绕德国问题，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场持久的危机。
　　我必须指出，赫鲁晓夫之所以表现出威胁姿态，一方面是因为他那易于冲动的性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试图想使肯尼迪相信，他认为柏林问题非常严重，只有按照莫斯科提出的方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当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时，根本没有人想到可能要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我们的计划中绝对不包含这方面的内容。赫鲁晓夫的目的就是在维也纳尽可能大地向肯尼迪施加压力。这一策略是赫鲁晓夫自己的想法。而领导层中其余的人并不这么想，虽然除了米高扬之外，大多数人都附和了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显然是在吓唬人，但他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因为他情绪化的性格使然，直到现在仍很难说。然而我必须再次说明，实际上赫鲁晓夫很害怕发生新的战争，而且他从未考虑过因德国问题或其他国际争端而进行战争的可能性。
　　对赫鲁晓夫性情的剖析从未被西方国家完全地理解。围绕柏林问题所产生的毫无必要的战争恐惧感，从肯尼迪本人开始，一直影响了美国外交很多年。这一问题一直像一根燃烧着的导火索，因此肯尼迪——他认为赫鲁晓夫的威胁是认真的——开始着手准备军事对策。赫鲁晓夫在不越过危险线的前提下，继续坚持相当强硬的立场。关于德国问题和西柏林问题的讨论陷入了极度的僵局，围绕这些问题产生的紧张局势持续了几个月，有时缓和些，而有时则形成了对抗的态势。
　　作为最高级会谈的目击者，我个人的印象是肯尼迪准备寻求一种妥协方案。美国方面的一位与会者后来也向我透露了同样的看法。但是赫鲁晓夫缺乏足够的耐心去寻求各种可能实现的解决办法，而且一直强调他自己的建议。
　　在维也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还讨论了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检查。他们就检查的次数和类型进行了争论。赫鲁晓夫首次表示，对苏联境内进行3次年度检查、对美国、英国各进行3 次年度检查就足以检查协议的执行情况。肯尼迪坚决要求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并增加检查的次数。双方讨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主张，但没有达成协议。结果，在1962年只缔结了一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这种核试验造成的放射性微粒回降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维也纳会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赫鲁晓夫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低估了肯尼迪捍卫自身立场的能力，虽然他对这位年轻总统的看法已经大大改变了。肯尼迪显然过高估计了赫鲁晓夫及他的助手就柏林问题采取断然行动的意愿——最富有挑衅性的行动也不过是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两个月建起了一座柏林墙。直到1971年四大国签订协议，调整了这座城市的状况为止，苏美两国的关系因这座城市而日趋复杂并不断恶化。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座城市的孤立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而彻底结束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一座巨大的冷战的纪念碑。

惊讶：我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50年代末，赫鲁晓夫为研究对外政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引进了一种新的、比较开放的程序。在此之前，只有外交部长出席这种会议，但赫鲁晓夫提出应邀请与规定议题有关的外交部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他们一般都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或中年人。
　　赫鲁晓夫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而且一律是在征求部长意见之前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便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一旦部长发了言，他的部下中几乎就没有人再反驳他的意见了。赫鲁晓夫这种征求意见的方法迫使他们必须独立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这些讨论通常是很有趣的。
　　有时我也会被问到我主管的美国事务方面的问题。赫鲁晓夫常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特别是在周末过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周末期间他“一直在散步和思考”。他的这些想法有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也有不切合实际甚至稀奇古怪的。
　　要想向他证明他的某些想法根本不现实往往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场时更是如此。我不得不使他从外交方面了解问题。比如，“您的建议令人很感兴趣，但我担心美国人不可能理解和接受它”。这样的回答常常使他不太高兴，但是在收到华盛顿官员的答复后——由于我有在华盛顿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的答复和我的想法十分相近——赫鲁晓夫仍旧会征询我的意见。
　　1962年1月，我应邀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要讨论一些外交政策问题。讨论结束时，赫鲁晓夫说还有一个议事日程之外的问题；任命一位新的驻美大使接替即将退休的梅尔申科夫。
　　我以为赫鲁晓夫会要求我提出一个继任者，并开始在心中反复考虑可能的候选人名单。然而，赫鲁晓夫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政治局委员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说他知道一个候选人，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道，最好能够任命一个能够猜出美国方面会对赫鲁晓夫本人的建议作何反应的人。他宣布了我的名字并问在场的人有何意见。
　　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并说他们赞成“这位候选人”。赫鲁晓夫祝贺我获得了新的任命。
　　我向他表示感谢，但是我不知还应该说些什么才好。我只有42 岁，而且以前从未担任过驻任何国家的大使。我在此得到的是苏联外交使团中最重要的任命。
　　当我回到家，将此事告诉我的妻子时，她首先想到的是我在哄骗她，我自己也无法轻而易举地习惯于这一新的任命。只是当葛罗米柯往我家打电话，对我表示祝贺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我就是这样成为第九任苏联驻美国大使的。（前八任大使依次是：特罗扬诺夫斯基、乌曼斯基^[11]、李维诺夫、葛罗米柯、诺维科夫^[12]、帕纽什金^[13]、扎鲁宾、梅尔申科夫）。我当然不可能想到我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乎1/4世纪——从1962年到1986年，我也不可能想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仅是苏联外交史上，而且也是整个俄罗斯外交史上的一个记录。
　　我的一生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1929年8月17日——1977年8月1日），美国飞行员。1950年加入美国空军。1956年被中央情报局招募。1960年驾驶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被击落，旋即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囚犯而获释回到美国。此后曾在洛克希德公司担任试飞员。1977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2] 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利克（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алик，1906年11月23日——1980年2月11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39—1942年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42—1945年任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1946—1953年、1960—196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8—1952年、1967—197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60年任驻英国大使。1976年退休。

^[3] 罗迪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 Яковле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98年11月22日——1967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副司令、第2集团军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7—1953年任远东总司令。1953—1956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56—195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7—1967年任国防部长。1956—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4] 克里斯蒂安·阿奇博尔德·赫脱（Christian Archibald Herter，1895年3月28日——1966年12月30日），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30—1942年、1943—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39—1943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1953—1957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1957—1959年任副国务卿。1959—1961年任国务卿。1961—1966年任贸易代表。1966年逝世。

^[5] 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第一代斯多克东伯爵（Maurice Harold Macmillan，1st Earl of Stockton，1894年2月10日——1986年12月29日），早年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4年入伍，在法国地区作战。战后加入保守党。1924—1929年、1931—1945年、1945—1964年任国会议员。1940—1942年任供应部议会秘书。1942年任副殖民地大臣。1942—1945年任驻地中海大臣。1945年任航空大臣。1951—1954年任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1954—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年4—12月任外交大臣。1955—1957年任财政大臣。1957—1963年任首相。1960—1986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63年因病辞职。1964年退休。1984年被封为伯爵。1984—1986年任上议院议员。1986年逝世。

^[6] 斯蒂芬·爱德华·安布罗斯（Stephen Edward Ambrose，1936年1月10日——2002年10月13日），美国历史学家。

^[7] 詹姆斯·坎贝尔·哈格蒂（James Campbell Hagerty，1909年5月9日——1981年4月11日），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1912年移居美国。1934年起担任《纽约时报》记者。1943—1952年任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的新闻秘书，1944年、1948年两次参加杜威的总统竞选活动。1953—1961年任白宫新闻秘书。1961—1975年任ABC电视网副总裁。1981年逝世。

^[8]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尔申科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1902年11月21日——1976年7月19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43—1946年任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管理局副局长。1946—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49—1951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53—1957年任驻印度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10月兼任驻尼泊尔大使。1958—1962年任驻美国大使。1962—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68年退休。

^[9]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10] 詹姆斯·布伦特·赖斯顿（James Barrett Reston，1909年11月3日——1995年12月6日），美国记者。1934年加入美联社。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1945年加入《泰晤士报》。1964—1968年任《泰晤士报》副总编，1968—1969年任执行总编，1969—1974年任副总裁。1989年退休。

^[11]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乌曼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манский，1902年5月14日——1945年1月25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2—1931年在罗斯塔通讯社和塔斯社工作。1936—1939年任驻美国全权代表顾问。1938—1939年任驻美国代办。1939—1941年任驻美国全权代表。1941年5—11月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1943—1945年任驻墨西哥全权代表。1944年起兼任驻哥斯达黎加全权代表。1945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12]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诺维科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Новиков，1903年2月7日——1989年？月？日），1921年加入红军。1935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1944年任驻埃及大使，期间兼任驻南斯拉夫和希腊大使。1946—1947年任驻美国大使。195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年逝世。

^[13]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мёнович Па́нюшкин，1905年8月2日——1974年11月12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1年因病退役。1922年加入格别乌。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格别乌第三特别部部长，期间参与了逮捕叶若夫的行动。1939—1944年任驻华全权代表。1944—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国际信息部第一副部长。1947—1952年任驻美国大使。1952—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4年任内政部沃罗涅日国立大学校长。1955—1959年任苏共中央对外旅游局书记。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外交与对外经济机构人事部部长。1965—1973年任苏共中央外事处处长。197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