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探索在华盛顿工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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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在华盛顿

肯尼迪总统时期：1961—1963

第四章探索在华盛顿工作的方式

↘莫斯科的指示
↘秘密渠道
↘大使生活
↘拜会肯尼迪总统及华盛顿其他政治要人
↘围绕德国和柏林问题出现的外交僵局
↘古巴危机步步逼近

莫斯科的指示

　　1962年3月初，在即将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去拜访了葛罗米柯，我想他可能会就赴华盛顿任职一事给我一些指示。他与我亲切地道别，并说他不打算给我任何新的具体指示了，因为在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的“最近两年中，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就美国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他提出了某些个人建议：在判断美国政府的行动时不要仓促行事，即使这些行动的意图有时看上去非常明显也罢。
　　他解释说——正如我确实了解的那样——政治局委员有时会从不同的角度、甚至用情绪化的方式（后者指的是赫鲁晓夫）来看待苏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所以，我的任务是向莫斯科提出重要的、确实的和实用的情报，无需探究不必要的细节问题，也不要夹带耸人听闻的描述。
　　虽然葛罗米柯以“铁部长”着称，在与华盛顿谈判时从不偏离中央决定一步，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葛罗米柯从未热衷于支持与美国进行对抗，在可能的情况下他总是努力避免发生对抗。他非常重视苏美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应该给葛罗米柯以应有的评价：在和赫鲁晓夫私人谈话时，他能够坦率地阐明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从未将个人意见的表达激化到激烈争论的程度，尤其是在苏联政府的其他成员在场时。
　　当然，在赴华盛顿就职之前，我还必须拜访赫鲁晓夫。他的指导方针是强有力的：坚定不移地保卫和促进苏联的利益，“遇到挑衅时要不受诱惑”。这段话引出了一条对他而说算是极不寻常的忠告：“不要自找麻烦”。他坦率地告诉我，我的脑子里应该总是想着和美国进行战争是不可行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接着，他回顾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像往常一样，他讲起话来情绪激动并且滔滔不绝。从他的谈话中显然可以看出，他把德国和西柏林问题看成是苏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希望按照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向肯尼迪提出的方针来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要与当时处于分裂状态的两个德国——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国家被称为“西德”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西柏林将成为一座“自由城市”。这一措施可以使战后欧洲的稳定得到保证，并且在德国从战争废墟恢复的过程中能一定程度上减少美国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德国复兴是苏联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因为他们担心德国获得掌握核军备的机会。
　　赫鲁晓夫还对美国竭尽全力获取战略核优势提出了尖锐的指责，因为——正如赫鲁晓夫所说——这将使美国变得“格外的傲慢”。他特别举例指出，美国将核导弹部署到了土耳其，“放到了苏联的眼皮下面”。尽管这些导弹解决古巴导弹危机时将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已经想好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计划，那他在谈话时就决不会提这些事了。他谈到美国和它的核武器射程时说道：“现在到了削减他们的远程武器的时候了，”但他没有就此作详细阐述。
　　赫鲁晓夫还谈到了约翰·F.肯尼迪，其语气要比上一年他们首次在维也纳会谈前尊重多了。他承认美国总统虽然年轻，却是 “一个有个性的人”。不过，他并没有隐瞒他的看法，即对肯尼迪施加压力会使我们获得某种成就。他认为与肯尼迪进行第二次会谈将会证明是有用的，虽然要为此进行全面的准备。
　　通过这次谈话可以断定，赫鲁晓夫显然并不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可能与美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虽然他承认两国关系偶尔会变得紧张起来，其主要原因是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这个国家确实处于超级大国在欧洲对抗的第一线。不管怎样，赫鲁晓夫总的看来对我国当时和美国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过分忧虑的样子，他对我就任新职表示祝福。

秘密渠道

　　1月4日，梅尔申科夫大使离任；3月15日，我到达华盛顿。就在这一期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正在私下交换着意见。他们之间的这一秘密渠道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由在华盛顿的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1]和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总统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2]所掌握。虽然博利沙科夫名义上是塔斯社驻华盛顿分社的社长，但他也是我国军事情报机关的一名具有上校军衔的官员。除了操纵这条秘密联系渠道之外，他被严禁从事任何其他活动。他与总统的亲密助手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和他们打网球，去家里拜访他们。
　　博利沙科夫是一个工作勤勉的官员，他知道怎样为他的联系通道保守秘密。即使是梅尔申科夫大使都不知道这一通道，因为博利沙科夫是通过我们的武官送出他的情报，并以同样的方式接受指示。但是博利沙科夫也有很大的缺陷：他不太了解我国和肯尼迪政府的外交关系，对某些谈判的细节以及我们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一无所知。除了充当两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尽职尽责的邮筒之外，他根本无法额外给我们提供有重大意义的情报，因为他不具备与罗伯特·肯尼迪和塞林杰进行交谈的相应的水平。有时他甚至错误地解释他们所说的话。结果，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经赫鲁晓夫同意，葛罗米柯指示我逐渐接管博利沙科夫的联系渠道，但在特殊的场合仍要继续使用他。葛罗米柯当然不愿意真的存在一个由国防部而不是由他本人控制的特殊渠道。
　　让我就秘密渠道问题再说上几句，因为它将在本书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而且直到现在从未以文件的形式完全公布或加以解释。秘密渠道指的是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撇开美国国务院和我国外交部之间现有的正常外交渠道，直接交换情报和意见时所使用的方法。美国人多半是通过基辛格的回忆录才知道秘密渠道的，当时，秘密渠道在超级大国的外交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理查德·尼克松利用秘密渠道避开他极不信任的外交官僚机构，甚至绕过他自己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他之所以依靠我们的秘密渠道，是因为我有着一份很不错的履历。“我知道你有一个优点，”在就任总统之初他对我说，“你没有泄露过一点儿秘密。”
　　在我担任大使期间，这种联系方式存在了许多年，并且不断得到加强。虽然在里根时代它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当时所有的接触都通过国务院进行。那些曾经使用过这种联系方式的人私下一般称它为“渠道”或“秘密渠道”。它为私人间的秘密接触——这是外交的基础——提供了自由，而且使开拓外交工作中的未知领域成为可能，这恰恰是为打破对峙——它已成为冷战的特征——所需要的。
　　这样，在我的华盛顿工作的头几个月里，仍然存在着两条秘密渠道：一条是由博利沙科夫掌握的原有渠道，另一条则是由我掌握的正在开始发挥作用的新渠道。很快，我掌握的那条渠道在通过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探求解决古巴危机的办法时以及后来在我担任大使的整个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所举行的谈判中都成为主要渠道。
　　博利沙科夫的渠道缺乏系统性。他的密码电报（通过我国驻华盛顿的武官发出）在莫斯科只能被苏军军事情报局局长接收，然后再由情报局局长将这些电报直接上报给国防部长。由于部长们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所以国防部长总是把博利沙科夫的电报上报给赫鲁晓夫本人，与此同时只跟外交部长口头说说简单的情况，或者根本就懒得告诉他。结果，赫鲁晓夫批复了电报并就此向国防部长做出指示，国防部长再把赫鲁晓夫的批示传达给博利沙科夫。在某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会和葛罗米柯商量问题；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赫鲁晓夫认为情况已经清楚时，他就不和葛罗米柯商量了。葛罗米柯自然不会赞成存在这样一条渠道，所以试图通过我来改变它。
　　除此之外，博利沙科夫休假或因公回莫斯科时，总要拜见赫鲁晓夫内部圈子里的人；他同阿纳斯塔斯·I.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3]的关系相当好。他们总是乐意指点他如何同罗伯特·肯尼迪或总统的其他亲密助手打交道。米高扬时常把他的建议与赫鲁晓夫的等同起来，有时甚至通过博利沙科夫把部长会议主席的口信转达给总统的助手。按规定，外交部，包括部长本人，几乎都不了解这些情况。尽管博利沙科夫总是将他和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最重要的谈话通报给我，但我却不清楚他的情报到底有多准确。难怪我们的行动有点缺乏协调性。
　　这种做法产生的后果是：白宫最初通过两个互不相干的渠道获得情报，而这些情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有出入的。我怀疑在古巴危机前夕，我国情报机构频繁利用博利沙科夫的渠道（我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得到赫鲁晓夫准许的）是为了向肯尼迪政府提供有关我们在古巴进行军事准备工作的错误情报。然而，我必须承认，苏联领导层实际上也利用正式的外交渠道做了同样的事，从而使这些外交渠道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古巴危机之后，为了重新得到信任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大使生活

　　1962年3月15日，我作为苏联大使来到了华盛顿。从纽约坐上火车后，我发现，在那么多人中，可以说，我偏偏成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4]的旅伴，虽然我们没有进行交谈。当我们在华盛顿下火车时，我看到有一大群记者在月台上等候着。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是在等待杜勒斯。虽然杜勒斯肯定也这样想。然而，记者们看来是在等待苏联新任大使。杜勒斯表现出失望的神色。接下来我所遇到的是新闻界对我的第一次考验。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我早先在华盛顿任职时曾结识了一些记者，并且同他们相处得还挺不错。结果，他们提问的语气都很友好。
　　我生活和工作的使馆位于白宫北面仅三条街区远的第16号大街上，是一座陈旧的四层楼房。在地理位置上，它比其他使馆离总统府都要近。从政治上讲，哎呀，它却好像远在地球的另一端。
　　使馆大楼是沙皇政府早在1913年就从美国著名的铁路卧车制造商乔治·普尔曼^[5]家族买下的。对于规模不大的沙皇使馆来说，算得上是相当宽敞了。除了一名大使（当时挂公使衔）之外，使馆只有一名参赞和两名秘书，此外还有一名车夫和几名仆人。到我就任时，使馆却住着大约100名外交官和技术官员。这有多么拥挤呀！除了大使之外，只有他的副手公使衔参赞享有单独的办公室。其他房间都要容纳5到7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我自己的办公室远够不上豪华。在大约30年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我们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当时这间办公室有两扇大窗户，向外望去，可以越过一片草坪看到大街上。但是在冷战时期，相互监视的癖好已经演变成一场特工战，于是宽敞的窗户被从里面用砖砌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它们仍然和镶着玻璃的普通窗户一样，但千真万确，它们是一点儿也打不开了。在旧办公室里面又建了一个新房间。里面两层墙之间有一个磁场，可以防止外面的监听。采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这间办公室成为一个保护区。我从来没在这个办公室里接待过任何外国来访者；我只在外面的接待室里接待他们。
　　我不知道这些防护措施能起多大作用，但我不得不在这个没有窗户、被不间断的磁辐射围困着的小房间里工作了几乎1/4个世纪。且不提这种长期的单独禁闭所造成的心理反应（我简直分辨不出黑夜和白天），它对身体很可能也有影响。然而，由于这一切都没有得到科学上的证实，所以这种状况仍被允许存在。
　　大使办公室在二楼。三楼有一套简朴的大使公寓，包括三间居室和一个厨房，厨房紧挨着隔壁邻居的房顶。这所房子不属于使馆所有，闯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我们的公寓。在我来华盛顿之前 6个月，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个人从邻居的房顶窜进了公寓，偷了些东西，临走之前还在大使的卧室里点了把火。幸亏使馆的一名卫兵及时看到了火焰，使馆人员才把火扑灭了。
　　后来，使馆周围和楼内都安上了用来监视的摄像机。警卫岗哨也加强了力量。出事之前，外交部为节省硬通货，一直没有按照使馆人员的要求为使馆提供特别的保护。那名纵火犯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后再没发生过这类事件。这正如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雷声响了，农民才担心雷劈在自己头上。”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华盛顿有10多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警卫员。我出门时通常只带一名司机。周末我经常打发走司机，自己开车带上我夫人——数年后还带上我的孙女——出城或购物。然而，美国的反苏运动越来越猛烈，苏联驻华盛顿和纽约的机构几次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拉比·迈尔·卡亨^[6]集团尤为残暴）。因此，我国政府为我配备了一名警卫，每当我离开使馆外出，他都要跟随着我。我拒绝接受他的保护，因为我很清楚，带一名警卫不会使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此外，他的出现稍微令人感到有些尴尬，而且只会使我感到不舒服。当政治局了解到我没有使用警卫的时候，便给我发来一封不寻常的电报：“你并不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国家。作为一名大使，你对国家是有用的。所以，请执行政治局的决定。”我只好服从命令。
　　对苏联所有的对外使馆来说，工资过低都是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问题。国家非常注意节约外汇，这样就使我们使馆的工资受到影响。与美元汇率和其他使馆的工资相比，我们的工资要低得多。大多数国家驻华盛顿大使的工资都高于我2到3倍。（顺便说一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工资比我的工资总要高出4到5倍。）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中，我们和保加利亚一道属于工资收入最低者；此外，工资标准也没有因通货膨胀而增加。
　　在我担任大使的1/4世纪中，我们只增加了一次工资。甚至连这次长工资也是破例的。70年代后期，我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做例行的述职报告。当时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认可，然后问使馆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我告诉他我们需要的唯一帮助就是增加工资。我又说，我们向外交部和财政部提出的请求屡次被它们以颇具权威性的说法——“没有外汇”——拒绝了，尽管斯大林在讨论战后使馆财政开支时曾经说过“至少驻美使馆工资应该加倍”。我直接了当地说，最近罗马尼亚使馆的工资增加之后，其大使的司机挣的和我们的参赞一般多。同罗马尼亚人的比较最终起了作用，我们的工资增加了 25%。下一次长工资则是90年代的事了。
　　我一到使馆就投入了工作，着手在开会时熟悉使馆工作人员，并准备向莫斯科汇报我的最初印象及意见。由于我以前在使馆呆过，所以我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比较顺利。我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熟悉了它的主要制度、风俗习惯和新闻媒介，结识了很多美国朋友和熟人。作为一名大使，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与肯尼迪政府（我对它是不熟悉的）、外交使团、商业圈以及华盛顿的一般机构建立最广泛的联系。
　　然而，在向肯尼迪总统递交国书之前，我还不能正式履行大使的职责。在此之前，我不得不会见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他担任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时以及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我已经见过他几次。因此，3月29日我们第一次在国务院的会谈是非正式的；腊斯克说他很高兴见到老相识。他承认没能和我的前任米哈伊尔·梅尔申科夫建立起私人联系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样就不可能在特殊情况下以非正式的方式讨论问题。但他希望能够同我建立起私人联系。我们可以在国务院以外的地点进行会谈，比如可以在傍晚时到他的住所会谈，有时甚至可以在总统的游艇上度周末。除了正式对话外，这种谈话也是很有好处的。
　　我完全赞成他的建议。在我向总统递交国书之前进行的首次谈论中，我们尽力避免讨论任何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样，我和迪安·腊斯克以官方身份和非官方身份所进行的积极和密切的合作持续了几乎7年的时间，直到林登·约翰逊政府结束为止。在此期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一一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越南战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我们的裁军尝试——但是我们总是尽力保持我们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这就使我们在必要时随时可以进行坦率的、非正式的交谈。
　　腊斯克的观念很保守，而且固执己见——其固执程度丝毫不亚于葛罗米柯，此外他还缺乏想象力。他教条而且顽固。腊斯克提不出新思想，他把这项工作留给总统去做。他确实从不匆忙地改变他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渠道对腊斯克说来真的是没什么用的。然而，他从不搞虚伪的宣传和骗人的诡计。他的话是可信的。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此外，他处事非常谨慎，尽力不让不必要的对抗取代合理的争论。总而言之，他是一位佐治亚州的真正绅士。

拜会肯尼迪总统及华盛顿其他政治要人

　　3月31日，我向肯尼迪总统递交了国书。我必须承认，在仪式——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开始之前，我有些紧张。在莫斯科，递交国书的仪式很隆重。我国的主席^[7]和副主席在克里姆林宫最漂亮的大厅里来接见新任外国大使。出席仪式的外交部官员全部穿着由斯大林规定的用金线镶边的礼服。递交国书之后，还必须与大使举行通常是礼节性的谈话。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讨论重要的事情。
　　我从国务院得知，白宫的仪式相当简单。情况确实如此。到了白宫之后，礼宾司长接待了我，他陪同我从两名行礼的海军陆战队员面前走过，径直进入总统办公室。总统已经在那里等待。他的举止轻松而且友好。递交国书时通常要采用的那些礼节被取消了。他只是接过国书，说了声他已经读过了（按照惯例，国书的副本已经递交给国书院）。因为背痛，所以他坐在一把摇椅上，并邀我坐在他身边的长沙发上。他是独自一人，我也是独自一人进来的。
　　由于我来时没有带翻译和外交顾问，所以打破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长期因袭下来的一个传统。形成这一传统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的前任大多不能流利地讲英语；第二，在斯大林时代，和外国人交谈时如果没有证人在场一直被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没有受这些限制的束缚。最为重要的是，没有官僚机构做记录的人在场，我们的谈话将会轻松一些，坦率一些。后来，我与美国政府大多数高级官员谈话时都是这样做的。良好的记忆帮了我的大忙——一回到使馆，我便能够根据记忆逐字逐句地记下谈话内容。无论如何，在供职华盛顿的长期岁月中，人们对我描述对方观点的准确性没有提出过一次疑问。
　　喝咖啡时，肯尼迪直接切入了正题。我转达了赫鲁晓夫的问候和衷心祝愿之后，他立即做出同样般切的反应，并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们于一年前在维也纳进行的“令人感兴趣的会谈”。我当时也去维也纳参加了那次会谈。总统说他希望再次与赫鲁晓夫会谈。
　　他又说眼下还难于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定下具体的日期。目前他很希望看到至少事先能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或者为下次最高级会谈时国家元首签署某些文件做好准备。
　　我问他应当为下一次最高级会谈做哪些准备，肯尼迪回答说，这还要再看看，但他认为下次会谈无论如何也会讨论德国和柏林问题。他说他希望下次会谈能尽早在当年举行。他说显然需要举行这样一次会谈。我对他的想法表示赞同。
　　总统没有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只是说我们往后可以这样做，并表示在我担任大使期间，我可以得到他的合作。他还要我转告莫斯科，他非常感谢莫斯科对他父亲病情的关心，他父亲已接受了我国最出色的医生提出的医疗意见和详细建议。
　　会议结束时，总统把我引到他的主要助手——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8]、国内事务顾问西奥多·索伦森^[9]以及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的办公室。总统讲着俏皮话，把我分别介绍给他们。他还向我展示了一些他在不同场合收到的礼物，并指给我看赫鲁晓夫送给他的一只用海象牙做的轮船模型。在绘画作品中，我认出有两幅小油画是俄罗斯杰出的海洋风景画家艾瓦佐夫斯基^[10]的作品；这两幅画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他以都市风光为主题，描绘了圣彼得堡冬天的景色。这两幅油画是一位私人收藏家借给白宫的。^[11]
　　和去年在维也纳相比，肯尼迪总统现在看来已经是大权在握。通过我们的谈话可以断定，他非常了解苏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白宫的某些前任截然不同。所以，我向莫斯科报告：“在美国方面，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对手。”
　　我在会见过任何一位美国重要官员之后，都要立即写出电文并用密码发给莫斯科。我尽力报告最重要的会谈内容，有时要把三小时的谈话压缩成两页纸的文字。我不向速记员或某位外交官口授电文，而是亲自起草电报，这是我一贯的做法。这样做也有助于保守谈话的秘密。只有一位公使衔参赞——我不在时他必须担任代办——完全了解内情。（后来，那些公使衔参赞——其中有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尤利·沃龙佐夫、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弗拉登·瓦谢夫、奥列格·索科洛夫——都成了杰出的外交家。）然而，某些私人电报只有大使才有权处理。如果有要求使馆方面采取行动的电报或谈话，我便向一位外交官作出口头指示。
　　递交国书之后，我便作为一名正式就任的大使开始履行职责。我和肯尼迪政府的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几次礼节性的会谈。在会谈中，我们常常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总的说来，那些会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苏美关系既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也没有取得进展的任何指望，虽然双方一直就某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讨论。
　　在努力寻找走出僵局的办法的过程中，双方都试图在本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帮助下扩大相互间的联系。在上一年的年末,赫鲁晓夫曾通过博利沙科夫收到了肯尼迪总统提出的一项秘密建议—— 总统准备派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去莫斯科进行非正式会谈。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与此同时,阿朱别伊出访华盛顿一事已得到安排并很快成行。但是，罗伯特·肯尼迪的行期却一再被美国人推迟。1月中旬，肯尼迪终于遗憾地通知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原先准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计划已经被美国新闻界透露了，目前他正受到美国强硬派的错误攻击。因此，他打算暂时推迟这项访问，但不准备收回他的承诺。（在我向总统递交国书并首次与他会谈时，总统就曾向我抱怨过美国新闻界。“就这一点而言，我很羡慕苏联领导人，”他说，“不管我做什么，80%的美国新闻媒体都会出来反对我。”）
　　到那时为止，我仍未见到过罗伯特·肯尼迪，虽然我了解总统通过他送出的那封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两人当时都想撇开博利沙科夫那条渠道，建立直接的联系。
　　5月3日，总统在白宫举行宴会，招待外交使团。这种招待会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肯尼迪家族善于组织并且乐于举办这些活动。宴会期间，总统带着他的弟弟来到我的身边，开玩笑地介绍他是“和苏联进行秘密接触的专家，”我“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个人。我以同样的语气回答说，我一定听从他的建议。
　　一个星期后，罗伯特·肯尼迪邀请我妻子和我去他家共进便餐。他的漂亮住宅坐落在波托马克河对岸属于弗吉尼亚州地界的一个名叫麦克利的富人居住区里。席间根本没有谈及政治问题。我们被他那拥有几乎一打孩子的庞大而异常热闹的家庭围住。当我们提起此刻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油煎从波托马克河钓的一条大鱼准备野餐时，肯尼迪夫人显出很吃惊的样子。她解释说这条河的河水被污染得很厉害，吃了从河里钓上来的东西有危险。我赶紧打电话转达她的告诫。哎呀，那条鱼早已被吃光了，而且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没有人得病。
　　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私人交往就这样开始了。他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经常发脾气；每逢这种时候，他的举止往往显得蛮横无礼，使人讨厌和他打交道。然而，在受到挫折之后，他通常能够控制自己，并且很容易就可以振作起来。这就是与他进行会谈为什么总是不顺利而且常常破裂的原因。虽然他对外交政策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样就常常使对话变得复杂化，尤其是他代表总统讲话的时候。但是，他同其兄长之间显然十分亲密的关系又使他成为一条极有价值的联络渠道。
　　罗伯特·肯尼迪从未去过苏联，虽然他曾多次与我们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他未能成行的主要原因是他自己优柔寡断。一方面，他极力想向我们、向总统周围的人以及向美国公众证明他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显然不敢肯定他是否能够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特别是他的会谈对手是因装腔作势、夸夸其谈而在美国享有坏名声的赫鲁晓夫。
　　我认识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2]，他是华盛顿知识精英中最受尊敬的长者，对美苏关系持稳健且现实的看法。总统经常同他进行对话。这些精英人物在观点和认识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特别是在苏美关系上，强硬地反对共产主义往往使他们不能得出清醒的认识。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艾尔索普兄弟，约瑟夫^[13]和斯图尔特^[14]。
　　另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德普·皮尔逊^[15]态度的变化令人颇为惊讶。长期以来，皮尔逊一直是美国最顽固的反共分子中的一员。但是，经过两次访苏（其中一次是在《华盛顿邮报》老板的遗孀、对我国持友好态度的阿格尼丝·迈耶^[16]的陪同之下乘游艇去的）以及两次会见赫鲁晓夫之后，皮尔逊对苏联的态度变得比较同情了。这种转变在他通过报业辛迪加同时发表在多家报纸上的文章中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
　　那年夏天，当我去他的农场参观时，皮尔逊带我看了一小块豌豆地，豌豆种子是赫鲁晓夫送给他的。旁边的一块地里种的是美国豌豆。皮尔逊笑着说：“我是第一个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美国人。顺便说一句，苏联豌豆至少从外观上看长得更好一些。”
　　说到这儿，我还得讲讲另外一个与此相似的故事。在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期间，美国驻华盛顿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试图在农业方面展开一场和平竞赛。有一年的7月4日，他在大使官邸里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独立日招待会。客人们在他的小花园里散步时，长势良好的一小块玉米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出席这次招待会的赫鲁晓夫也不免注意到了这块玉米地。玉米是赫鲁晓夫最为偏爱的东西，他试图在俄国每一处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在条件不适宜的地方都种植玉米。莫斯科的气候条件的确不适宜种植玉米，苏联专家已经向他讲过这一问题，但是他不相信他们的话。
　　赫鲁晓夫一看到汤普森的玉米地，就把农业部长叫了过来。部长会议主席立即开始训斥他。当着一大群客人的面，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对这位不幸的部长说，这个汤普森——顺便提一句，他不是农民，而是一位外交官——正是在首都想办法种出上等的玉米，与此同时，农业部长却一直在向他保证，在莫斯科地区种植玉米是不可能的。
　　招待会结束后，汤普森微笑着对我说，这块漂亮的玉米地——每一株玉米！——都是使馆的农业顾问栽培的，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机会时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这个机会终于在那个7月4日出现了。
　　汤普森被肯尼迪召回了华盛顿。肯尼迪非常看重他的意见，任命他担任国务院参事和苏联问题首席顾问。我们两人相识已有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自由地交谈。在莫斯科，汤普森受到苏联领导人的尊重，他们愿意在国宴上和他交谈。他是一个能体谅人、令人愉快的人；他懂得如何说服别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是一位有才干的职业外交官；他真心赞成促进两国关系的思想，和许多美国大使相比，他很少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我认为在整个冷战期间，他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中最好的一位。

围绕德国和柏林问题出现的外交僵局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显然是在围绕着一个由德国和禁止核试验问题而形成的永恒的圆圈而转动。德国和柏林问题的阴影笼罩着一切；当然，德国在历史上是欧洲中心的平衡力量，也是我们历史上的敌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祸源，现在是冷战的主战场，而柏林——毫不夸张地说——则处在战场的最前沿。德国和柏林问题是我同腊斯克国务卿频繁会谈中的长期议题（也是汤普森被召回之前同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会谈的长期议题）。但是，双方的立场显然没有前进或改变。在会谈进程中，这些立场观点只是一再地被重申。
　　每隔两三个星期的周末，腊斯克都要在完全非正式的氛围中——“不打领带，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与我会谈，以便讨论所有的问题。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我就是这样学会喝他所喜爱的波旁酒的。）我们在国务院或者在他家里，在游艇上，在我的住所举行会谈。这些会谈对深入理解某些问题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我们彻底陷入了僵局。我们一再地重复自己的论点和反驳意见，好像想让对方记住这些观点似的——最后，它们的确被记住了——乃至重复到令人厌倦的地步。有一次腊斯克开玩笑地建议说，我们双方可以给每个问题和每个答案编上号码，这样就可以节省讨论的时间了。他解释道：“比如，我说‘我问问题5’，你就答‘答案6’等等。这样就能够给国内寄回一份详细的报告，我也可以向总统汇报会谈情况了。”
　　腊斯克的玩笑是善意，但是它反应出在西柏林问题上我们已走入困境。4月10日，腊斯克本人向一个由第一流专栏作家组成的私人团体提供了一份秘密的情况简介，这份情况简介充分表明了美国政府本身对形势的估计，它的详细内容很快传遍了这座城市。腊斯克坦率地说，美国政府认为苏联最近提出的缔结一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集团互不侵犯的条约的建议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有就欧洲现状——包括就西柏林问题签定协议——与苏联达成某种谅解之后，缔结这样的条约才是可行的。但他尚未看到签定这样一项协议的前景。腊斯克说，美显然必须进一步增加拨款以改善军备并使之现代化，他希望这样做迟早能使两国达成一项协议，因为谁也不能无限期地承受如此巨大的军备负担。
　　这个讲话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我个人对美国立场的估计和腊斯克的十分相近。显然，就柏林问题而言，还没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紧张局势仍将继续存在。肯尼迪总统准备认可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的事实——他已经暗示，假如柏林问题得到解决，他可能在3到5年内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他反对改变西柏林的现状，因为那样做将导致美国军队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撤出这座城市。他认为,这种撤退将会被西方社会和美国看作是他软弱无能的标志。我就是这样向莫斯科汇报的。
　　但是，莫斯科当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肯尼迪总统准备就欧洲现状达成谅解。果真如此，那将是苏联外交最大的成就之一，并可能成为战后时期缓和的开端。但赫鲁晓夫认为，他有机会通过柏林问题使欧洲现状变得对他更为有利。于是，苏联领导人对肯尼迪政府施加了压力。这是一个只能使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更为加剧的错误战略。
　　5月，赫鲁晓夫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警告说，进一步施加压力这一做法增加了出现新的一轮柏林危机的可能性。6月3日，罗伯特·肯尼迪试图通过博利沙科夫向我们表明，总统不可能改变他在西柏林问题上的立场——他真的“不可能那样做”——但是，如果莫斯科能认识到这一点，尚有可能就其他重大问题达成协议。总统的这位兄弟小心谨慎地探问苏联政府中是否有人打算和美国摊牌，哪怕这样做会引起战争。
　　回答是不存在这样的派别，反过来他被问道，美国政府中是否有鼓吹和苏联摊牌的人。“不，政府中没有这种人，”罗伯特·肯尼迪回答说，但是五角大楼军方有一些这样的人——虽然“不是麦克纳马拉本人”（这里指的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过了不久，博利沙科夫转告罗伯特·肯尼迪，莫斯科敦促总统管一管“五角大楼那些热情过分的头头们”。罗伯特·肯尼迪强硬地坚持说，那些人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和五角大楼其余的人一样都处在白宫的严格控制之下。他建议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冻结柏林问题，或者暂时达成一种谅解——口头或书面的都行一让美国军队在西柏林再呆上一段时间（显然，要呆到总统再度当选之后）。然而，莫斯科仍然坚持它提出的条件，于是，柏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柏林实际上已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
　　7月13日，腊斯克提醒我注意苏联舆论频繁地暗示美国可能针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并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相信这样的宣传，那他们就生活在一种十分危险的幻觉之中。我告诉国务卿，莫斯科到处都传播着这种对美国的恐惧，但是苏联领导层并不担心遭受一场突然袭击，尽管它确实在关注美国从事的军备竞赛和柏林一触即发的局势。腊斯克则回答说，美国对苏联针对柏林问题新施加的压力感到恐惧。
　　这就是双方因在柏林问题上的对抗而产生的忧虑。许多年过去之后，这件事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脚注，但当时它却被看成是极为严重甚至恐怖的问题。它对我们的外交关系和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两个月后，柏林墙建起来了，它成为造成欧洲分裂的冷战最为臭名昭著的象征。
　　腊斯克还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非常微妙的问题”——因为我们俩一直是单独谈话，所以他才可以这么说。很多美国人——包括肯尼迪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作为国务卿在与苏联打交道时使用了 “过分温和的语言”。腊斯克承认，他的确不赞成使用强硬的语言。但后来，苏联对待美国的态度变得日趋强硬，腊斯克说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把自己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本人开始担心苏美对话可能会再度使用“杜勒斯时代”的冷战词汇，对此他腊斯克一直是不赞成的。由于秋季中期竞选的言论越来越激烈，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加以提防。
　　我必须承认，腊斯克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我们的官方语言越来越受赫鲁晓夫的影响，他选用词汇不大讲究，在公众场合激动起来时更是如此。麦克纳马拉告诉我，赫鲁晓夫曾经生动地评论说，苏联的新型导弹能“击中太空中的苍蝇”，这句话使美国情报机关认认真真地做了一番调查，以便弄清楚苏联是否在技术上取得了某些突破性进展，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葛罗米柯不喜欢这种语言，但很少加以抵制，因为他不敢和他的上司顶牛。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电报和信函通常是由外交部起草的。这些电报和信函从法律上讲非常精确，用词恰当而且符合专业要求，但文体冗长乏味，这一切充分反映出葛罗米柯的个性。
　　赫鲁晓夫生性活泼，喜欢讲通俗的语言，经常挖苦他的外交部长，常常轻蔑地称他是“一根干枯的木头棍”。他偶尔会用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重新编写已经准备好的文本。赫鲁晓夫不喜欢向速记员或助手口授信件，他根本不擅长此道。他也不会写作。他无所畏惧地开始谈话，声音很大并且频繁地打着手势，好像正在对总统本人讲话似的：“亲爱的总统先生，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他滔滔不绝地讲着，犹如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他信口讲出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和其他一些相当生动而又通俗易懂的词句，这种做法有时超出了外交通信的限度。重新起草信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回忆起他曾讲过的话，对修饰了他的语言的那些 “官僚们”大发脾气的时候。他渐渐地开始懂得必须按照外交规范起草信函。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依赖葛罗米柯准备的文本，但是，这些文件里面仍然保留着不少赫鲁晓夫的原话，其调门高得难以让腊斯克这样的职业外交家所接受，我本人对此同样也不满意。
　　肯尼迪总统决定中止这场激烈的外交辩论，亲自出面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6月17日，他邀请我到白宫与他单独会面，以便告诉我他对赫鲁晓夫就德国与柏林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将做出何种反应。
　　“如果我们美国同意撤离西柏林，”他说，“那么没有人会继续相信华盛顿所说的话，而且我们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一切义务都将变成一纸空文。如果我们最终被迫撤离柏林，我们对西欧做出的所有保证都将失去意义。这将影响到我们的基本利益，因为与西方国家的联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我希望赫鲁晓夫总理能够正确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我们不想使去年的柏林危机再度重演，我们相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次危机耗费了我们30亿美元，苏联也一定耗资巨大。”
　　接着，总统把古巴和柏林做了一番比较——过不了几个月，古巴问题就会变得突出起来。肯尼迪又说道：“我要是能够把卡斯特罗的古巴从鼻子底下除掉那该多好啊，但是我不得不容忍它的存在，就像双方都必须容忍各自不喜欢的其他一些事物继续存在一样。柏林问题的每一次严重恶化都会导致西欧国家再次提出自行发展核武器的要求。但是，美国和苏联一样，反对在欧洲建立‘独立核力量’的思想。”
　　与总统进行的这次有关柏林问题的讨论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特殊效果。克里姆林宫仍在坚持要求赋予西柏林 “自由城市”的地位，它甚至打算同意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享有自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要有一个条件——所有西方国家的军队必须撤出去。肯尼迪明确表示他不同意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条件，情愿为此而同我们形成直接的对抗，尽管他没有阐明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莫斯科完全相信总统的决心，但是赫鲁晓夫个人错误地希望，不断施加压力最终会迫使肯尼迪屈服。指导柏林政策的这一总方针所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造成了长期的、最终是毫无必要的紧张状态。
　　肯尼迪总统接着又问道，在苏联完成了目前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之后，赫鲁晓夫是否会同意签定一个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我回答说，赫鲁晓夫的立场是禁止一切形式的核试验，并且由各国自行监督本国核禁试的实施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甚至就是一种宣传，因为显而易见华盛顿是不会同意的。）
　　总统注意到，赫鲁晓夫最近对预计能击中太空苍蝇的那种新型导弹所做的评论已经使美国军方和科学精英就苏联的整体军事成就以及最近的试验，特别是高能量和高空的爆炸所产生的效果展开了一场新的争论。总统以一种调解的口吻结束了这次谈话，他表示希望两国尽快能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谅解。
　　这次谈话使我清楚地感觉到，总统非常关注在德国问题上施加新一轮的压力，但他仍明确表示，如果他能在这一地区保留足够的军事力量，这种分歧就不会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这就是自1962年与赫鲁晓夫进行了艰难的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以来他所奉行的新政策，他决心继续遵循这一政策。
　　8月下旬，我和总统的私人助手西奥多·索伦森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他告诉我，他在白宫的主要职责是观察政治风云的变化，提高总统的个人声望，为他的政策寻求支持，并研究总统应采取何种策略支持民主党赢得此刻正在紧张进行着的国会选举。索伦森说，苏联如果就柏林问题进一步施加压力，可能会对选举的结果产生潜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总统采取什么行动，其结果都会使共和党额外多得些分。他的意思是说肯尼迪希望苏联在选举期间能保持中立。这样做可以为选举结束旨与赫鲁晓夫再次举行会谈铺平道路，如果其间不能就某些具体问题签定协议的话。
　　这一呼吁显然非同寻常，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莫斯科的注意。几天之后，我通知索伦森，我们的谈话内容已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我对他说，苏联方面对“总统的愿望”表示理解，并且不会在选举前夕采取任何可能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并使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行动，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
　　索伦森特意提到了那封电报的重要性。只是就古巴问题而言，他说，那份电报稍微来得晚了些，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作战问题。在选举期间，总统将被迫在古巴问题上采取比他原先设想的更为积极的立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苏联正在进行着那些最终将导致导弹危机的秘密准备工作。所以说赫鲁晓夫所做的在选举前夕不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的承诺是在蓄意骗人。赫鲁晓夫因此仍在进行着一场赌博。

古巴危机步步逼近

　　9月4日，当我和罗伯特·肯尼迪进行单独会谈，讨论赫鲁晓夫在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上的最新立场时，古巴问题被再度以更为强烈的方式提了出来。罗伯特·肯尼迪非常焦虑地把谈话内容转移到苏联对古巴进行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他说，美国政府对苏联不断增加对古巴的军事援助以及苏联军事人员抵达古巴等情况越来越感到忧虑。
　　美国政府尤为关注在古巴出现的地对空导弹，尽管这些导弹目前仍被控制在苏联军事人员手中。但是，罗伯特·肯尼迪说，这些导弹一旦被“易于冲动的古巴人”掌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又说，如果事态沿着下面的逻辑轨道发展，美国自身的安全将面临严重的问题：那里是否会出现威力更大并能从古巴本土射到美国境内的导弹？这些导弹是否会携带核弹头？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肯定不会让古巴现政府来决定美国的安全。罗伯特·肯尼迪最后说，上述这番话只是为了强调美国政府极为关注苏联对古巴的军事援助。
　　在解答他的疑问时，我强调指出，古巴拥有保卫自己的权利。至于核弹头问题，苏联完全赞成尽快缔结一项防止核扩散条约。与此同时，我避开了普通导弹和军事人员的问题。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有关的报道，因为直到大约六星期后，也就是古巴危机正式开始之前，我对这方面的情况确实是一无所知，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竟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我同时也设想过这些导弹的射程达不到美国本土。然而，我深刻地意识到罗伯特·肯尼迪所提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急切地向莫斯科请求指示。莫斯科草率地回答道：“在与美国人谈话时，你应该明确表示古巴只有苏联的防御武器。”^[17]这是全部的指示。无论是对美国人还是对我本人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此外，刚刚从国内休假归来的博利沙科夫也受命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罗伯特·肯尼迪转达同样的话。所以，在危机于10月份爆发之前，我一直在向美国官员重复莫斯科指示我说的那些话。直到危机爆发时，我才认识到莫斯科对 “防御武器”这一措词的理解和华盛顿完全不同。
　　9月18日，我向罗伯特·肯尼迪转达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总统的一个新的口信。这个口信写在纸上大约15页长，它非常详细、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苏联领导层在古巴危机即将爆发之前是如何看待同肯尼迪政府的关系的。
　　对这一“ 口信”——在外交实践中这是常有的事——的实质需要做一些解释。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使通信联系少一些官方的或正式的色彩，更加接近于口头语言。口信原文有时用打字机打在一张纸上而不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送给对方。有时则不送书面材料，这样听取口信的一方应该自己做笔记。
　　在赫鲁晓夫时代，与肯尼迪总统以这种方式交换意见是常见的事，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赫鲁晓夫自由地口授他的电文。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使他的电报拉得很长，所以在没有请示莫斯科的情况下，我事先把这些电报译成了英文，这样，我就能够先向收信人口头叙述一下，然后再把一封绝对非正式但是非常完整的“口”信文本交给他。这很合腊斯克、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总统的心意，他们回答问题时不会提及书面文本(从形式上说，它并不存在)，而只是提及我传递的那个比较灵活的“口信”。
　　赫鲁晓夫的电报评论了肯尼迪总统对苏关系的忧虑，并坚持认为“两国关系恶化不是我们的过错”。他把两国关系的恶化首先归咎于柏林的“非正常局势”，但他允诺在选举结束，对话重新开始之前先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他以其特有的摇摆不定的方式又转而谈到他和斯图尔特·尤德尔^[18]——美国内政部长，曾与他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弗罗斯特^[19]一起访问过莫斯科——进行的“令人愉快的谈话”。“我不希望看到的，”赫鲁晓夫说，“就是您会在这个非常时刻要求国会同意征召15万后备役军人。”他坚持认为在美国提出 “海盗式的要求”，要对苏联驶向古巴的船只进行检查的同时，苏联却没有做任何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事情。
　　当我手持这份电报去见罗伯特·肯尼迪时，我曾设想这次会谈将不会令人感到愉快，甚至可能发生激烈的争吵。所以，当他只是表情阴郁地表示当天即会把这份电报转给他哥哥时，我反而感到十分惊讶。他没有和我讨论任何具体问题，只是说两国在国会选举之前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包括不就柏林问题采取行动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次谈话以及我和卢埃林·汤普森——他成功地结束了驻莫斯科大使的使命，刚刚回到美国——的另一次谈话使我意识到，在距古巴危机发生只有10天时，肯尼迪政府显然仍将柏林问题，而不是古巴问题，看成是苏美关系的主要威胁。
　　在回首往事时，我经常自问，围绕柏林问题出现的紧张局势是否是赫鲁晓夫为转移人们对古巴危机的注意力而故意造成的。从我们的档案里我没有找到具体证据，但是我怀疑他脑子里一直想借这两件事向肯尼迪总统施加压力，希望以此迫使他做出让步。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1] 格奥尔基·尼基托维奇·博利沙科夫（Георгий Никитович Большаков，1922年？月？日——1989年3月30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1942年加入格鲁乌。1951—1955年任塔斯社驻美国通讯员。1958—1962年期间以《苏联》杂志副总编辑的身份在美国活动。古巴导弹危机前后担任美苏双方间的调解人。1962年奉召回国，并被开除出格鲁乌。此后长期担任《苏联》杂志总编辑。1989年逝世。

^[2] 皮埃尔·埃米尔·乔治·塞林杰（Pierre Emil George Salinger，1925年6月14日——2004年10月16日），美国作家、记者。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年幼时曾是钢琴演奏家，后转向从事写作。1943年入伍，参加了冲绳岛战役。1947年退役。1961—1964年任约翰·F·肯尼迪的新闻秘书。1964年8—12月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主任。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后退出政坛。1976—1990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2000年赴法国定居。2004年在法国逝世。

^[3]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Аджубе́й，1924年1月9日——1993年3月19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红军。194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女婿。1959年发起成立苏联记者协会。1959—1964年任《消息报》总编。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此后在《苏联》杂志新闻部工作。苏联解体后曾在一份地产报纸担任总编。1993年逝世。

^[4] 艾伦·威尔斯·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1893年4月7日——1969年1月27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兄弟。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20年代末曾在国际联盟工作。1941年起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2—1945年任战略情报局瑞士站站长。1945年曾短暂担任战略情报局德国站站长。1948年担任托马斯·杜威的竞选顾问。1951年1—8月任中央计划情报局副局长。1951—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53年策划了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活动。1953—1961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54年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总理阿本斯的政变。1961年策划了“猪湾事件”，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统治，但遭到挫败，随即被迫辞职。1963年出任旨在调查肯尼迪遇刺的沃伦委员会委员。1969年逝世。

^[5] 乔治·莫蒂默·普尔曼（George Mortimer Pullman，1831年3月3日——1897年10月19日），美国工程师、实业家。

^[6] 拉比·梅厄·戴维·哈科亨·卡亨（Rabbi Meir David HaKohen Kahane，1932年8月1日——1990年11月5日），美国犹太裔教士、作家。早年即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58年起担任犹太教教士，在此期间担任联邦调查局顾问。1968年发起成立犹太人防卫同盟。1971年移居以色列。1971年因串谋制造炸药被判处5年缓刑。1975年因袭击苏联驻联合国特派团而短暂被捕。1984年当选为以色列议会议员，但拒绝就任。1990年在纽约曼哈顿演讲时被一名美国人刺杀身亡。

^[7] 指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者

^[8] 麦乔治·“麦克”·邦迪（McGeorge "Mac" Bundy，1919年3月30日——1996年9月16日），出身于共和党家庭。二战期间曾在陆军和海军服役。1949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61—1966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66—1979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79年以后在纽约大学任教。1990年起在纽约卡耐基公司工作。1996年逝世。

^[9] 西奥多·柴金·索伦森（Theodore Chaikin Sorensen，1928年5月8日——2010年10月31日），美国作家、律师。出身于政治世家。1961—1964年任白宫国内事务顾问。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活动顾问。1977年获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2010年逝世。

^[10] 伊万·康斯坦丁诺维奇·艾瓦佐夫斯基（Ив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Айвазо́вский，1817年7月17日——1900年4月19日），俄国画家、收藏家、慈善家。

^[11] 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博利沙科夫提出过一个索要美术品的请求，我认为这一请求提得不恰当。被宣判犯有间谍罪的苏联情报官员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中画过一幅十分出色的约翰·F·肯尼迪肖像。阿贝尔先生会同意将这幅画送到白宫吗？罗伯特·肯尼迪还说阿贝尔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画家。我回答说他们应该直接向阿贝尔先生提出请求。这幅画毕竞是他的财产，而不是我们的。
　　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Рудо́льф Ива́нович А́бель，1903年7月11日——1971年11月15日），原名威廉·G.费舍尔（William G.Fisher）。出身于俄国侨民家庭。1920年回国。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格别乌。30年代在英国开展情报工作。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被开除出格别乌。1941年重新加入格别乌。50年代在美国工作。1957年被捕并被判处32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囚犯获释回国。1971年逝世。

^[12]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德裔犹太人家庭。1911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3年起开始担任记者。一战期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帮助其起草《十四点政纲》。1947年将“冷战”一词引入美国。1958年获普利策奖。196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67年退休。

^[13] 约瑟夫·赖特·艾尔索普五世（Joseph Wright Alsop V，1910年10月10日——1989年8月28日），美国新闻工作者。出身于共和党家庭。193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1年参加美国海军。战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同时秘密为中央情报局服务。1957年在克格勃监控下被发现其同性恋身份，但始终没有公开身份。1958年起在《华盛顿邮报》工作。1974年退休。

^[14] 斯图尔特·约翰诺特·奥利弗·艾尔索普（Stewart Johonnot Oliver Alsop，1914年5月17日——1974年5月26日），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共和党家庭。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44年参加美国陆军，参与协助法国抵抗运动。1945—1958年期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1958年以后在《星期六晚报》工作。1968年以后因病离职。1974年逝世。

^[15] 安德鲁·罗素·皮尔逊（Andrew Russell Pearson，1897年12月13日——1969年9月1日），美国专栏作家。早年曾担任报纸编辑。1921—1922年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29年起开始担任记者。30年代曾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BC）工作，并曾参演好莱坞电影。40年代初一度与罗斯福政府关系恶劣。1948年起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60年代后立场日渐保守，激烈反对同性恋。1969年逝世。

^[16] 阿格尼丝·伊丽莎白·恩斯特·迈耶（Agnes Elizabeth Ernst Meyer，1887年1月2日——1970年9月1日），美国记者、民权活动家。出身于德国路德教移民家庭。1909年起开始担任记者。1933年丈夫尤金·伊萨克·梅耶（Eugene Isaac Meyer）收购《华盛顿邮报》后为报纸撰稿。50年代初激烈反对麦卡锡主义。1956年起参加民权运动。1970年逝世。

^[17] 这是一个带有欺骗性的回答。在我们的军事用语中，“防御”意味着用一切武器“保卫古巴”，而美国则以为这个词语指的是可以用来抵抗对古巴的入侵，因而只能在古巴本土或其领海内使用的武器。

^[18] 斯图尔特·李·尤德尔（Stewart Lee Udall，1920年1月31日——2010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二战期间在空军服役，在意大利作战。1955—1961年任众议院议员。1961—1969年任内政部长。1969年离任后曾在耶鲁大学任教。此后从事环保运动。2010年逝世。

^[19] 罗伯特·李·弗罗斯特（Robert Lee Frost，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美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