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古巴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五章古巴危机

↘赫鲁晓夫向古巴提供核导弹，卡斯特罗接受了
↘苏联使馆被排斥在圈外
↘危机爆发：处在解决问题的中心位置上
↘一次及时的问答打破了僵局
↘危机过后：教训及评注

赫鲁晓夫向古巴提供核导弹，卡斯特罗接受了

　　古巴导弹危机是我在华盛顿任职的1/4世纪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冷战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这场危机将两个大国最大限度地拖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因此它成为人们推断两个大国的对抗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界石，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防止核战争。在此后的30年里，古巴危机期间的某些做法成为核游戏的规则和界限，同时也成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重要的、反复无常的、危睑的关系中的规则和界限。
　　重新审视一下我们怎样因这个距离美国大陆90英里的小岛而走上了战争的边缘可能是有意义的。自从196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古巴流亡者进行的入侵行动失败后，美国一直在对古巴施加压力。1962年1月，美国一手操纵将古巴驱逐出了美洲国家组织，并且对古巴实行贸易封锁。1962年夏季和秋季，加勒比海的局势更为恶化。许多艘美国军舰驶向古巴沿海，这个岛国的上空昼夜有美国的军用飞机在巡逻。正如人们后来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一项被称为“曼古斯塔”的秘密计划，目标是削弱和彻底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这项计划已得到肯尼迪总统的批准。在对古巴加强心理压力的同时，美国还展开了一场宣传活动，告诫苏联不要冒险向古巴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11月11日，苏联通过塔斯社提出一项严正声明，声明谴责了美国的宣传攻势，并且警告说：“这次如果有人攻击古巴，他必将受到惩罚。”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的是，5个月前，即1962年5月，苏联领导层已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达成了重要的秘密协议。苏联驻古巴使馆的参赞、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阿列克谢夫^[1]出人意料地被从哈瓦那召回莫斯科，并且受到赫鲁晓夫的召见。阿列克谢夫会讲西班牙语，而且和卡斯特罗建立了友好且相互信任的关系。卡斯持罗宁愿和他打交道也不愿和我们的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2]打交道。大使没有能够和古巴领导人建立起恰当的联系，莫斯科注意到了这一点。
　　阿列克谢夫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立即通知他，已经提名让他担任大使。数年之后，阿列克谢夫让我看了当时他写的一些笔记，并且说赫鲁晓夫曾告诉他：“你的使命是和我们决定在那里部署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防止美国全面入侵古巴的唯一办法。你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同意我们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吗？”
　　阿列克谢夫大大地吃了一惊，他犹豫了一会儿才回答说，卡斯特罗在他本人以及古巴与其他拉美国家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保卫古巴革命的完整战略，因此他不大可能同意采取我们建议的行动。即使他同意了，美国也会以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存在为借口，使他和他的政府完全孤立于其他拉美国家。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赫鲁晓夫仍然召来了政治局成员、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几位军队领导人。他邀请他们到他的夏挙别墅“喝杯茶”。阿列克谢夫对我说：“赫鲁晓夫说道，‘我们的决定会使菲德尔·卡斯特罗感到恐慌，他可能不同意部署导弹。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不应告诉卡斯特罗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而应该公开宣布，为了挽救古巴革命，迫切需要采取一个大胆的措施，同时还应宣布，由于该地区的力量组合对我们不利，所以苏联政府甚至可能考虑在得到卡斯特罗认可的前提下，在古巴部署苏联的导弹。"
　　赫鲁晓夫继续说：“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悄悄地运送和部署导弹，以便给美国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如果我们不想让那里的局势恶化，那就必须保证在11月4日美国国会选举结束前不把消息透露给新闻界。一旦选举结束，选举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美国人除了吞下这颗苦果之外将别无选择。我们对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不也是无可奈何吗？”
　　赫鲁晓夫进一步指出，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考虑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防止古巴革命受到美国的全面侵略。当他在瓦尔纳——保加利亚的一个海滨胜地——休假时，他就有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
　　促使赫鲁晓夫做出这一决定的仅仅是他保卫古巴的愿望——这种愿望的确是真诚的吗？对此我表示怀疑。这一行动是一项
　　内容广泛的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实施这一战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不仅对苏联参加柏林问题的辩论有帮助，而且对它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也有帮助。^[3]但是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只讨论了古巴问题。
　　阿列克谢夫返回古巴时，陪同他的是谢尔盖·比留佐夫^[4]元帅，他和另外几位导弹专家一样在旅途中隐匿了真实身份。使这位新大使十分惊讶的是，卡斯特罗对在古巴部署我国的导弹的建议反应很平静。他稍停了一会儿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在采取行动之前，我必须和我最亲密的助手商量一下。但是，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我想我们会同意把苏联导弹部署在我们这个岛上。我们可能是和美帝国主义摊牌的第一个受害者！”
　　阿列克谢夫再次强调提出这个建议的唯一原因就是防止古巴受到美国可能发动的侵略。
　　6月份，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的弟弟及国防部长——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工作访问，在那里他与国际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草签了一项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的秘密条约。后来，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他从卡斯特罗打游击起就是他的一名亲密助手，并且是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的主要发言人——接替了劳尔·卡斯特罗的工作。格瓦拉根据卡斯特罗的建议，对这项已经草签但还没有正式签署的条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赫鲁晓夫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修改意见，但是由于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所以双方从未正式签订过这项条约。
　　根据阿列克谢夫大使和参与谋划和指挥古巴行动的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5]将军所说，在古巴共部署了42枚中程核导弹以及大约4万苏联军人。导弹能够袭击美国的主要城市，直至加拿大边界。这些核弹头的爆炸力和摧毁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相当。所有的导弹都由苏联人严格控制着，并且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以防止古巴人掌握它们。格里布科夫将军说，用来向古巴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船量超过了85艘，经过伪装之后，这些船只从不同港口共开行了 183 次以上。

苏联使馆被排斥在圈外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所有这些危险的活动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也对苏联外交机构保密。即使是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瓦列里安·佐林和担任驻美大使的我对这些情况也绝对是一无所知。更有甚者，我们不断收到内容相同的一般性指示，它要求我们在回答有关古巴导弹的问题时只能说苏联仅仅向古巴提供了“防御性武器”，而不要涉及任何细节。我们曾设想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不具备发射到美国本土的射程。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正式认定。无论是赫会晓夫还是葛罗米柯都从未对我的答复做过更正。
　　为了保守秘密，莫斯科不仅没有将它已计划在古巴部署核武器这样重要的情况通知我，而且实际上把它的大使当成了不自觉的欺骗工具，因为我一直在固执地对美国人说，我们在古巴部署的仅仅是防御性武器。佐林感到他自己处在一个更为窘迫的境地，因为他一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讲着同样的话。
　　几年后，迪安·腊斯克告诉我，当美国对古巴的侦察照片显示出有我国导弹的存在从而将这场危机挑明时，白宫内部立即展开了一场争论，内容是政府是否应以“蓄意欺骗”美国政府的名义，要求莫斯科把我召回去。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我不了解详细情况，因此指责我进行欺骗是不公正的。
　　在事后对我们造成的这场历史性危机所进行的许多调查分析中出现了一个荒唐的插曲。1989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古巴危机苏美讨论会。与会者中有葛罗米柯和我。有一个美国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事先是否知道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我说不知道，并且请葛罗米柯作出解释。葛罗米柯回答说：“你不了解情况当然会令人感到奇怪，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没有什么事情会对你保密。”
　　葛罗米柯没有说真话。不告诉我们真实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整个古巴行动都非常保密，因此莫斯科可能决定不用电报向佐林和我传达任何有关情况，因为电报可能会被监听并被破译。更带有讽刺意味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事实，就能更好地为政府错误的古巴战略进行辩护。这种政府蓄意利用自己的一位大使欺骗美国政府的做法，在后来很多年中对我都是一种精神打击，而且使我以更为谨慎的批评态度对待来自莫斯科的情报。
　　现在我相信，当美国政府通过空中侦察比我早几天得知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时，它和我一样感到极为惊讶。白宫在危机发生前夕的基本态度完全可以从10月中旬肯尼迪总统为评论国际局势的一批重要编辑人员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看出来。他特别强调柏林——而不是古巴——可能成为危机的根源，并说除非古巴确实侵犯了它的西半球邻国，否则将不会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迫使苏联尽可能多地为古巴问题付出代价，而且不会以放弃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基地为代价来换取苏联放弃它在古巴的基地。
　　由于几天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肯尼迪不得不对古巴问题重新做出评估。10月14日，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的U-2 飞机准确地测定并拍摄了古巴境内的中程导弹发射场。10月16日，经过照像侦察得到的照片被送交肯尼迪和导弹专家，这些专家肯定辨认出部署在古巴国土上的导弹是我们的。白宫成了总统亲自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危机小组——后来被称为执行委员会——频繁召开会议的场所。大多数鹰派成员都声称他们赞成立即轰炸导弹发射场，接着便由美国军队登陆古巴。据说有些将军甚至提到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我相信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几经考虑之后，总统终于明确作出决定：在施加必要的军事压力的同时，应该优先采取外交、对话及和解的办法。

　　虽然我的政府当初曾将我置于圈外，但根据华盛顿的要求，我成为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与莫斯科联系的主要秘密渠道。由于博利沙科夫被认为没有能力掌管两国政府间重要而又微妙的通讯联络，所以他那条联系渠道实际上已被取消。罗伯特·肯尼迪和我在危机期间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会谈。他不断向我暗示，在总统处理危机小组成员中存在着紧张情绪。有时他显然过分强调了军方要求苏联撤走导弹的压力以及总统对这种压力的抵制。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确切地反映了白宫内部的紧张空气。我向莫斯科报告了这些情况，这有助于使赫鲁晓夫了解他一手造成的这种局势有多么严重。这些急电显然都到了他手里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因为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引用了其中几份电报的内容。
　　与此同时，肯尼迪总统开始与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和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6]——进行一系列的协商。在与盟国进行秘密协商期间，总统于10月18日会见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已从纽约——他在那里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秋季例会——来到了华盛顿。
　　我出席了这次非常特殊的会谈。很多年过后，葛罗米柯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在48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曾与九位美国总统举行过多次会谈，这次会谈很可能是其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谈话中常常出现突然转移话题或者疏漏某些问题的情况。肯尼迪和葛罗米柯都很紧张，虽然双方都在竭力进行掩饰。他们围绕着苏联和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和古巴问题本身讨论来讨论去。总统一直在暗示，由于苏联向古巴运输军事装备致使局势正在不断地恶化，然而他的态度并不特别过分。他甚至一再承认——最初在维也纳就承认过——上一年入侵古巴是错误的。
　　围绕在古巴部署的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武器而展开的这场对话颇符合传统的外交谈判模式——双方根本没有提到过导弹这个词。葛罗米柯重申苏联将不会向古巴输入进攻性武器。总统完全没有提及苏联导弹已经部署在古巴一事，虽然我们后来才知道，空军拍摄的导弹发射场照片当时就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所以我没有必要回答这些武器是不是部署到了古巴的问题，”葛罗米柯后来就是这样向他的回忆录读者为自己辩解的。葛罗米柯此后一直坚持说，他没有被专门问及导弹问题，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谈论这一问题的原因。这是否像肯尼迪总统及其幕僚们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在故意骗人？请读者自己做出判断。为什么总统本人也没有提导弹的事呢？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我认为当时他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因此他不想与葛罗米柯进行毫无意义的讨论，
　　在会谈过程中，葛罗米柯代表苏联领导层建议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肯尼迪表示赞成，但是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葛罗米柯接到了腊斯克的一个电话。腊斯克在电话中说，如果在下个月举行会谈，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为取得积极成果而进行准备。在没有拒绝举行最高级会谈这么一个建议的同时，华盛顿以此方式无限期地推迟了最高级会谈的开会时间。例如，肯尼迪和葛罗米柯只是泛泛地谈了谈德国问题。
　　总的来说，葛罗米柯对此次会谈感到满意。他完全误解了肯尼迪的举动，这一点可以从他会后立即拍发给政治局的一封充满乐观情绪的电报中得到证实。葛罗米柯写道：“根据我们对美国对古巴问题所持立场的了解，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看来，形势相当令人满意。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一部分美国官员的正式谈话，包括肯尼迪总统10月18日与我们会谈时的讲话得到证实，还可以从我们的外交官从非官方渠道了解到的一系列情报中得到证实。有理由相信，美国目前没有侵略古巴的计划。与此相反，它打算在古巴与苏联的经济联系中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以此破坏古巴的经济, 在这个国家中造成饥荒，从而煽动对政府的反抗。”
　　接下来他不无骄傲地说道，美国人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华盛顿对“苏联打算援助古巴的大胆行动”感到惊讶。他写道，美国政府推断，莫斯科不仅仅意识到了美国人极端重视古巴这个国家及其地理位置，而且也意识到了古巴问题已经严重到令美国大伤脑筋的程度。但是，如果苏联在已经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仍然决定向古巴提供援助，那么，如果美国入侵古巴，苏联就更会下决心进行抵抗。据葛罗米柯称，尽管舆论对苏联在哪里抵抗或如何进行抵抗说法不一，但没有人怀疑苏联会这么做。
　　葛罗米柯继续写道，美国的反古巴运动已略有减弱，为了转移公众对古巴的注意力，舆论的重点已经转向柏林问题——白宫肯定从中起了作用。葛罗米柯报告说，甚至有谣传说苏联已经表示愿意缓和它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条件是美国在西柏林问题上也得这样做。然而，他又告诫说，尽管目前还不能保证美国不对古巴采取粗暴的行动，但所有的客观情况及官方保证均证明美国没有制定入侵古巴的计划——这样做无疑会束缚华盛顿的手脚，因此可以断定美国几乎不会在古巴进行军事冒险。我竭力劝他谨慎做出估计，但他不愿意听。显然他想博得赫鲁晓夫的欢心。

危机爆发：处在解决问题的中心位置上

　　10月22日，星期一——命运攸关的那个星期的头一天——我飞往纽约去送葛罗米柯乘坐专机返回莫斯科。他仍然没有谈论我们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有详细地问他，对我来说，知道我们的武器是“防御性”的就足够了。）中午时分，他的飞机刚刚起飞，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官员就在机场上交给我一封腊斯克的邀请信，要我当天下午6时到国务院见他。当晚我已在纽约安排了一个事务性约会，所以我问腊斯克的信使能否将会谈推迟到第二天。他显然得到了国务卿的明确指示，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当晚去华盛顿见面。虽然腊斯克的信使说他不知道会谈的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以前腊斯克从没有如此坚决地限定会谈的时间，相反，他总是在半道上碰见我时商定我们的会谈时间。所以，我感到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但却不能确定这件事和古巴有关还是和西柏林有关。
　　我立即乘飞机回到华盛顿，并在约定的时间一一10月22日下午6时——走进腊斯克的办公室。腊斯克的表情异常的严肃。他说总统命令他通过我向赫鲁晓夫转交一封有关古巴问题的私人信函，此外还将把总统将在当晚7时通过电视和收音机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的讲稿交给我，供我们参考。腊斯克预先告诉我，他已得到指示，这个时候他既不能就这两个文件回答任何问题，也不能对它们作出评论。
　　“文件中都讲到了。”他说。
　　那天晚上，肯尼迪在向全国发表讲话中告诫国民，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已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并且宣布“将对正在用船只运往古巴的所有进攻性武器进行严格的检查”。总统在他写给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件中指出，就像在德国问题上一样，他早已公开表明，如果古巴的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自己及其盟国的安全。尽管如此，苏联还是着手在古巴设立了远程导弹基地，并部署了其他进攻性武器。总统写道：“我必须告诉你，美国决心消除这个威胁我们这半球安全的隐患。”他又说，他仅采取了“最为必要”的行动，并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抑制自己，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以免加深原本已非常严重的危机，这样将有助于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谈话来解决问题。
　　我对腊斯克表示了我的惊讶：无论是总统还是腊斯克在四天前刚刚举行的会谈中都没有认识到有必要与葛罗米柯讨论这些问题；现在美国政府正在通过猛烈的宣传活动来制造一场严重的危机。腊斯克的精神状态显然十分紧张，他说眼下他们还不打算公开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私人信函，虽然不能排除这样做的可能性。我们的会谈实际上到此即结束了。
　　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现在分明正面临着一场重大的、十分险恶的危机。我立即回到了使馆，但我先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呆了大约15分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尽可能准确地估计了一下形势。我感到极为困惑，因为我没有从我的政府那里得到任何指示或事先警告。我毫不拖延地向莫斯科汇报了我与腊斯克的谈话，并且完全意识到继葛罗米柯那份令人宽心的电报之后，我的这份电报将引起巨大的、令人不快的震动。在此之前，经验丰富、办事谨慎的葛罗米柯从没有做过如此错误的预测。
　　当然，致命的错误预测是赫鲁晓夫本人做出的。他预先没有想到他的冒险挺进将会被及时发现，致使肯尼迪能够组织起猛烈的反击，包括进行直接对抗的威胁。他没有制定在遭受挫折时用来应付局面的退却计划，因此被迫采取临时措施，结果搞得非常狼狈，并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提前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感到非常害怕，以致于没有打出他手中的一张好牌——肯尼迪同意从土耳其撤出美国的导弹。其实本应该将此事公之于众，以此为筹码，以美国人撤出他们的基地作为我们撤出基地的条件，肯尼迪和腊斯克只能将此当作最后一着来接受。如果赫鲁晓夫做出这些安排，这场危机最终就不会以如此不光彩的撤退来得到解决。
　　然而，他大大低估了他的对手的心理素质。如果他事先征求使馆的意见，我们将会预先说明，一旦他的冒险行动被发觉，美国必定做出强烈反应。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罗明白这一点。他曾向赫鲁晓夫建议，哈瓦那和莫斯科应该通过签订一项合法的协议，正式公布同意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就像美国在其欧洲盟国的土地上正在做的那样。但是赫鲁晓夫想使华盛顿大吃一惊；当他的秘密最终暴露时，大吃一惊的却是他自己。
　　我一发出与腊斯克会谈的电报，就立即召集使馆高级官员开会。我要求他们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同时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这可能会使使馆自身面临复杂的情况。外交官要24小时守候在使馆。住在使馆外面的外交官家属要特别小心。我还单独召开了高级情报官员的会议，讨论即将发生的危机以及如何协调我们提供给莫斯科的情报。使馆的气氛当然不轻松，但没有出现任何恐慌和混乱。使馆仍像正常情况下一样在有效地运转。某些西方评论家报道说，我们烧毁了文件——这是两国关系即将破裂或战争迫在眉睫时的典型做法——但那不是真的。

　　10月23日，星期二，赫鲁晓夫复电肯尼迪，指出总统采取的措施是对古巴和苏联的侵略，是对古巴内部事务不可接受的干预，侵犯了古巴“抵御侵略”的权利。电报否认美国拥有在国际海域控制海上通行的权利。赫鲁晓夫表示希望取消肯尼迪宣布的那些措施，以免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就在我们使馆给莫斯科打电报的同一天，全美各地在总统讲话发表后都展开了运动，从而使局势更加动荡不定。麦克纳马拉在星期一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如果苏联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船只拒绝遵守美国军舰发出的命令，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将它击沉。根据我们通过私人关系及技术侦察得来的情报，在总统就古巴问题采取行动之前，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曾秘密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总统身边的人越来越相信，国际力量均势正在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因此，为了防止莫斯科得出华盛顿已不愿在世界各地抵制苏联压力的印象，一定要扭转这一状况。我们报告说，他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对古巴使用武力而强迫苏联退却从战略上讲是否对美国更为有利。对古巴使用武力将使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同时还会获得较为明显的地理和军事战略优势。他们敦促肯尼迪总统对古巴问题持强硬态度，要表现出他的个性。
　　驻华盛顿使馆还报告说整个首都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们注意到，美国人正在紧张不安地等待着苏联第一艘船只驶近古巴。很多美国人直接向使馆询问，第一次武力较量的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华盛顿时间下午2时，当总统发布的对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船只进行检查的命令正式生效时，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非常不安，因为我还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有关如何对待这种检查的任何指示或任何消息。^[7]
　　10月23日晚上，罗伯特·肯尼迪来拜访我。他处于一种激动不安的状态中，他所说的显然是过去已说过的那些话。这些话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他主动来见我是为了解释造成目前的严重事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最为关注的问题是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私人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这种关系原本是非常重要的。总统曾经公开表示，苏联援助古巴的那些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尽管某些共和党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从而“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苏联就古巴问题所做的保证上。现在，古巴出现了苏联的中程导弹，其射程几乎可以覆盖美国全境。这些中程导弹肯定不是大使、葛罗米柯、苏联政府以及赫鲁晓夫所谈论的那种“防御性”武器。总统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欺骗。这种行为使秘密渠道也受到了损害，因为“甚至连苏联大使——就我们所知，他受到本国政府的完全信任——都不知道能够打击美国的中程导弹已经被运往古巴，而且这些导弹也并非用于保卫古巴，使它免遭即将来临的攻击。此外，甚至连大使本人在我们上次会谈时都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他说的是对的，我除了承认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真实情报之外，再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他。谈话的气氛很紧张，而且令我相当窘迫。
　　临告别之前，他显然已经冷静下来。因此他有点漫不经心地问道，自总统发表讲话及颁布了隔离检查令——这项命令已扩大到使用武力制止更多的进攻性的导弹运到古巴——之后，开往古巴的苏联轮船的船长们接到了什么命令。我回答道，我听说早就发布了严格的指示：船长们不得屈从任何在公海进行搜查的非法要求，因为这有悖于保障海上航行自由的国际法。我又说，就我所知，那些指示仍然有效。罗伯特·肯尼迪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了结，因为美国将着手使用武力阻止我们的船只前进。
　　“但那样做将是一种战争行为。”我提醒道。他摇了摇头走了。
　　我犹豫了一下，随后把罗伯特·肯尼迪严厉的谈话，包括那些全然不会令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高兴的言辞原原本本地向莫斯科作了汇报。我希望使莫斯科认识到总统周围的人的确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中。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克里姆林宫想象到在华盛顿弥漫着的紧张空气。（葛罗米柯的助手们后来告诉我，葛罗米柯指示他们不要把我的报告交给苏联领导层的成员传阅，因为他打算亲自呈送给赫鲁晓夫。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目前仍不清楚，但是他从未把我的报告交还给他的助手们，我也没有在档案中找到它。）
　　在古巴危机期间，为了使我们的会谈严格保密，罗伯特·肯尼迪与我通常把会谈的时间安排在午夜以后，大约从凌晨1点到3点之间。我们会谈的地点或者在使馆，或者在司法部他的办公室里。当他来拜访我时，我常常在门口迎接他，然后一起上到三楼我的起居室，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除了我们俩人之外，再没有第三人。我妻子通常为我们送上咖啡后便去就寝。这一切使得会谈的气氛有点儿神秘，同时也反映出华盛顿当时的紧张空气。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根本不善于社交而且缺乏适当的幽默感——一旦讨论变得复杂起来，适当的幽默感常常会起很大的帮助作用，而当时的讨论确实很复杂一一从而使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此外，他容易感情激动，而且过于敏感。但我们还是尽力使我们的谈话——一般说时间总是拉得很长——有条有理地进行。
　　即使到了那个时候，莫斯科仍然没有告诉使馆任何情况。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8]后来对我说，我得不到确切情报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及其同僚在其秘密计划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之后完全陷入了手足无措的慌乱状态中。
　　我与罗伯特·肯尼迪首次进行会谈之后，总统于10月23日又给赫鲁晓夫发了一封电报。总统在电报中表示，希望赫鲁晓夫能立即命令苏联船只服从隔离检查的要求。同一天赫鲁晓夫回电说，苏联政府把违反在公海及国际空域自由航行的做法视为“一种将人类推向核导弹战争深渊的侵略行为”。因此，苏联政府不会命令它的船只服从正在封锁古巴的美国海军力量的命令。电报说，不言而喻，“对美国船只在公海上的海盗行为，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那时我们将被迫采取我们认为必要而又适当的措施，以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拥有采取这些措施所必需的一切手段。”

　　10月24日，星期三，这一天可能是我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最难忘的日子。那些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还能回忆起我们大家在使馆里观看美国电视播放的一条苏联货船越来越靠近那条假想线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极度紧张的心情。如果这条货船越过那条线，就意味着闯入了在古巴周围划定的隔离区，这样美国军舰就可以阻止这条船前进并且把它扣押起来，如果船长拒不停船，美国军舰甚至还可以开炮射击。
　　电视播音员用一种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的嗓音倒数着在美国军舰和作战飞机监护下的那条苏联货船距离假想线的英里数。4 英里，3英里，2英里，最后只剩下1英里——那条船会停吗？最后那条船越过了隔离线，驱逐舰却没有开炮。这时，所有的人一一首先是我们便馆的工作人员——都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些货船——那些装载着核武器的船——已经折回并且停在隔离线以外。我们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有关通知。使馆是从美国电视上得到这一消息的。
　　这样，在海上发生直接冲突的威胁被暂时解除了，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积极探索还在继续。后来，当危机发展到顶点时，所有的苏联船只都停在离检查线不远的地方，以免引发危险的冲突。与此同时，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的工作却仍在继续。
　　但我们仍然向我国政府汇报说，华盛顿的绝大多数人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据新闻媒介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通过大规模轰炸摧毁正在建设中的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说，罗伯特·肯尼迪、邦迪，还有那些军人是政府中的战争贩子，他们坚持主张表示出强硬的态度，以便除掉古巴的导弹基地，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入侵这个岛国。我们在电报中指出，这一消息很可能是官方散布的，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向我们施加压力。但同时我们还警告说，总统本人就像一个赌博者一样，实际上正在把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声誉以及在1964年重新当选的机会全部押在这次危机的结局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排除——持别是在已知总统周围尽是些好战分子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诸如空袭古巴导弹基地甚至入侵古巴这样一些不顾后果的反应，尽管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显然要小一些。
　　使馆还指出，由于新闻媒介推波助澜，美国各地的气氛已越来越紧张。新闻媒介报道说，各州正在使其民防系统和核炸弹掩体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在为其居民储备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我们还报告说，腊斯克当天把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召到国务院，对他们说，某些报纸宣称，紧张局势已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缓和（在苏联第一艘货船越过封锁线之后），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出入。腊斯克强调说，政府将使用“一切”手段消除古巴的导弹基地，这一决心从未改变过。他还否定了颇有影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的报道，即肯尼迪政府正在权衡是否以从其他国家——如土耳其——拆除美国的导弹基地来换取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尽管这种交易必定会成为解决这场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在那个场合腊斯克不想对我们或对美国公众舆论表示出这种妥协态度。
　　星期四晚上，我们收到了肯尼迪写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肯尼迪在信中声称造成古巴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不是美国，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军事援助，尽管它们一律被称为防御性武器。但那些可以袭击美国的导弹证明了他最近对古巴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同时他还呼吁“将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况”。

　　10月26日，星期五。整整一天使馆都在报告说，美国新闻媒介显然得到了政府高层人士的暗示，因此不断地发布消息说古巴仍在建筑导弹基地并且使导弹进入了发射状态。那天傍晚，国务院和白宫发表了正式声明，明确表示这种状况可能迫使美国对古巴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尽管新闻界坚持说入侵古巴仍然是可能的，但它更加强调轰炸导弹基地的可能性。
　　有些美国作家认为，博利沙科夫曾经向罗伯特·肯尼迪传达了米高扬的一个口信，米高扬在口信中坚持说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根本打不到美国。我在我们的档案里没有发现这一口信的记录。但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在他遇到压力的时候，这样的事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有过这样一个口信的话，那它确实是错得一塌糊涂，但罗伯特·肯尼迪从来没对我提起过它。
　　据我国驻哈瓦那使馆发来的一份报告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星期五晚上到过苏联使馆，并且一直呆到星期六，即10月27日凌晨 5时。他为看不出这场危机将如何得到解决而忧心忡忡。双方都不愿改变自己的立场。卡斯特罗认为美国有可能轰炸古巴。他甚至建议我们的大使与他一起撤到他的指挥所的钢筋水泥地堡中去—— 这个指挥所设在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卡斯特罗在发给赫鲁晓夫的一封电报中建议，苏联在与美国进行谈判中应以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威胁手段来击败美国对古巴的任何威胁。
　　但是，赫鲁晓夫的态度远没有这么强硬，卡斯特罗的电报只不过更坚定了他寻求妥协以避免核战争的决心。在莫斯科于星期六收到卡斯特罗的电报之前，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也已经作出了。在星期六之前，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已经将赫鲁晓夫发来的一封内容十分详细的电报交给了肯尼迪。这封电报重申运到古巴的苏联导弹纯粹是防御性的，而且是应古巴政府的请求才运去的。赫鲁晓夫再次批评了美国的隔离检查命令，并且向总统保证，正在开往古巴途中的苏联轮船没有运载任何军用物资。苏联没有进攻美国的意图，因为苏美两国之间如发生战争将无异于自杀：、意识形态的分歧应该通过和平手段加以解决，所以“让我们使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吧。
　　赫鲁晓夫呼吁双方都应表现出通情达理的态度。他建议苏联宣布开往古巴的船只没有装载任何军用物资，而美国则宣布不对古巴进行武力干预并且不支持任何侵略势力。赫鲁晓夫暗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将会完全消除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理由。这一重要的暗示表明，赫鲁晓夫正通过他的第一封求和电报寻求政治妥协。

　　星期六是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一天。赫鲁晓夫没等美国人对星期五的信函做出回答就又给肯尼迪发出一封急电。他在电报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妥协方案：苏联方面愿意从古巴撤出被肯尼迪说成是进攻性的武器，以换取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同样的武器。相互间的承诺将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两国政府的特别代表加以认定。
　　在这两封函电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图？赫鲁晓夫预料美国随时都会对古巴的导弹基地进行空中打击。起初他一直担心坚持要求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会使尽快解决古巴问题的努力变得复杂化。但是，在某些同僚的逼迫下，经过重新考虑之后，他最后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尝试——以撤除部署在古巴的苏联导弹为筹码，换取美国撤除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然而，这张牌他打得太晚了。
　　肯尼迪在星期六所做的答复中故意不理睬赫鲁晓夫在第二封电报中提出的从两国的保护国撤除导弹的建议。总统显然觉察到了赫鲁晓夫的内心慌乱和犹豫，因此根本不想在此时此刻讨论土耳其的导弹问题。肯尼迪在回电中对赫鲁晓夫愿意尽快寻求一种解决办法表示欢迎，但是他坚持认为首先应该把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的所有工作都停下来，而且应该在国际监督下将部署在古巴的所有进攻性武器置于无法使用的状态。与此同时，他表示愿意在下列基础上，就永久解决古巴危机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苏联将从古巴撤除所有的导弹及其他进攻性武器；美国将取消封锁，并且保证无论是美国还是西半球其他的国家都不会入侵古巴。

一次及时的问答打破了僵局

　　星期六深夜，罗伯特·肯尼迪邀我到司法部与他进行一次紧急的私下会谈。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谈话，它给了赫鲁晓夫一个信号，即他最终可以通过在古巴和土耳其之间进行一次导弹交易来保全面子。^[9]
　　总统的弟弟在谈话一开始便指出古巴危机正在迅速恶化。刚刚收到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一架非武装飞机在古巴上空进行侦察时被击落，现在美国军方正要求总统允许进行报复。罗伯特·肯尼迪解释说，美国不可能停止这类飞行，因为进行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及时了解那些威胁着美国国家安全的古巴导弹基地的情况。但是以牙还牙的做法将会引起难以遏制的连锁反应。
　　在处理关键的古巴导弹基地问题时也同样会遇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决心除掉基地，并且已准备在出现最坏情况时将这些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基地炸掉。但罗伯特·肯尼迪同时也承认，轰炸这些基地可能使苏联人遭受伤亡，这无疑会引起苏联政府在欧洲实施报复行动。那时将会爆发一场真正的战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将会死亡。美国方面无论如何也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相信苏联政府也会这样做。然而，如果迟迟找不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可能造成局势失控的重大危险。为了强调这一点，他附带着指出，有许多失去理智的美国将军——而且不仅仅是这些将军“一心想打一仗”。
　　罗伯特·肯尼迪继续说道，这就是总统为什么认为赫鲁晓夫 10月26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以及10月27日那天发出的复电为解决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基础的原因。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事情在于尽早使苏联政府同意停止一切在古巴进一步建设导弹基地的活动，并同意采取国际监督的办法使导弹不可能点火发射。作为回报，他说，美国政府将不仅愿意取消对古巴的隔离，而且将保证不再入侵古巴。美国同时还肯定西半球其他国家也将会愿意做出同样的保证。
　　我稍微思考了一会儿。这一妥协办法——以及总统27日那天的复电——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包括“导弹基地对导弹基地”的交换条件。我仍然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有关指示，而且还没有从莫斯科收到赫鲁晓夫第二封电报的全文，因为电报在当天才被交给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所以我决定提个问题：如何处理土耳其导弹基地这个问题？
　　果然，罗伯特·肯尼迪对此问题早有准备。总统已授权他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尚未告诉赫鲁晓夫。他回答说，如果土耳其导弹问题成为按照刚才提出的条件解决危机的唯一障碍的话，总统认为这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的主要问题是难以公开宣布：在土耳其设立导弹基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采纳的一项正式决定的结果。总统现在宣布单方面决定从土耳其撤出导弹势必会损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结构，并且会削弱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肯尼迪总统仍准备就此问题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
　　“我相信，”罗伯特·肯尼迪说，“美国可能用4—5个月的时间从土耳其撤走导弹。根据北大西洋组织内部的程序规则，这是政府所需要的最低时间限度。有关土耳其的全部问题可以在你我之间继续进行讨论。然而，总统眼下还不能公开谈论土耳其问题。”
　　他警告说，他对我们讲的有关土耳其的问题是绝对秘密的，华盛顿只有两个人——除了他哥哥和他本人之外——知道此事。他最后说，这就是总统要他转告赫鲁晓夫的全部内容，而且总统还要求赫鲁晓夫在次日——星期天——之前通过我们的秘密渠道给他一个明确的、实实在在的答复，而不要进行只会是延误时机的复杂争论。遗憾的是，目前的形势非常紧迫，已没有时间全面解决问题了。罗伯特·肯尼迪说他哥哥希望苏联政府首脑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以为美国是在发出最后通牒。很简单，时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我们分手之前，罗伯特·肯尼迪留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到白宫找他。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他都显得十分紧张。的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样子。他甚至没有像平常那样竭力就各种问题与我进行争论；他只是一再说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不该浪费时间。会谈结束后，他立即驱车去见总统。他曾经说过，现在他几乎一天到晚都和总统呆在一起。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我就这次会谈所写的报告改变了莫斯科的态度。他将这次会谈称为“危机的顶点”。当时，有关美国计划轰炸古巴导弹基地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报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苏联情报机构得到消息说，轰炸行动据说定在了 10月 29日和30日，即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紧张气氛不断加剧。我发出汇报我同罗伯特·肯尼迪会谈的电报不久即得到消息说，总统希望最迟在第二天，即10月28日，星期天，得到莫斯科的答复，这就使他们更加紧张不安。
　　这场冲突已经达到了顶点。正如米高扬后来告诉我的那样，克里姆林宫此时此刻正笼罩在美国可能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的“巨大忧虑”之中，而且在发狂般地寻找着解决危机的办法。星期六晚上，政治局在赫鲁晓夫的别墅召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星期天。赫鲁晓夫收到我的报告后，立即对政治局委员们说：“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体面的方式来摆脱这场对抗。”当时就决定毫不拖延地接受肯尼迪总统的建议，其原因主要在于肯尼迪总统同意逐步从土耳其撤走导弹，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的撤退是有道理的。
　　10月28日，星期天下午4时，我收到了葛罗米柯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说：“立即和罗伯特·肯尼迪取得联系，告诉他你已经将你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转告给了尼基塔·S·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随此电作出以下紧急答复：‘罗伯特·肯尼迪根据总统指示提出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赞赏。对总统10月27日的来电将在今天通过广播电台做出答复，而且答复的内容将是极富建设性的。’对困扰总统的问题，即在国际监督下拆除古巴导弹基地的问题，没有异议，这一问题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将得到充分说明。”
　　我必须承认，读完这封电报后，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军事摊牌的可能性解除了，这些天来的剑拔弩张的态势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烟消云散了。显然，这场冲突的关键时刻已安全渡过，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了。
　　我随后立即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一个电话，我们立即着手安排会谈。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向他转述了赫鲁晓夫的答复。他聚精会神地听完后对我表示了感谢，然后他说他打算直接去白宫，将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这个“重要的答复”告诉总统。他不由自主地说，这个消息使人“大为欣慰”。“我终于能去看看孩子们了。噢，我几乎忘了回家的路了。”自危机开始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笑了。
　　显而易见，罗伯特·肯尼迪获悉赫鲁晓夫的答复后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十分激动。分手之前，他再次对在土耳其问题上达成的协议要求我严加保密。我回答说，除我之外，使馆里再没有人知道我和他在前一天进行的谈话。
　　就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些时候，根据赫鲁晓夫的直接命令，莫斯科电台用英语播出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复信；与此同时，复信的正文交给了美国使馆。采取这种非同寻常的措施是为了阻止赫鲁晓夫担心即将进行的对导弹基地的轰炸。这次讲话是对肯尼迪10月27日来电的回答。在赫鲁晓夫冗长的讲话其目的部分在于为苏联政府在古巴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公开辩护——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联方面接受美国总统提出的解决危机的条件。然而，讲话没有提到土耳其问题。肯尼迪几乎立即做出了反应，赞誉赫鲁晓夫的信是对和平事业的重要贡献。苏联公民对电台广播的赫鲁晓夫的信感到大惑不解，因为整整一个星期里他们根本没有从官方听到过有关我们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消息。

　　10月29日，星期一，我将赫鲁晓夫致总统的一封秘密信函交给了罗伯特·肯尼迪。苏联总理说，他知道公开讨论拆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对总统来说将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此他同意不进行公开讨论，而是通过罗伯特·肯尼迪和苏联大使继续就此问题进行秘密讨论。信中着重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苏联领导层是在总统同意解决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问题之舀才同意接受解决古巴问题的有关条件的。信中表示希望就土耳其问题达成的协议将成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二天，即10月30日，罗伯特·肯尼迪通知我说，总统肯定了关闭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的协议，我们肯定会就此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与此同时，总统将不会把公开他的决定和围绕古巴问题出现的一些事情联系起来。他说白宫不准备签订协议，即便通过秘密信函的形式也不行，而且美国方面不想就如此敏感的问题互通任何信件。罗伯特·肯尼迪极为秘密地补充说，有朝一日——谁知道是哪一日？——他可能会竞选总统，如果有关土耳其导弹的秘密交易被泄露出去，他的前途可能会受到影响。
　　我向莫斯科转达了肯尼迪的答复。两天后，我告诉罗伯特·肯尼迪，赫鲁晓夫同意这些想法，并且完全相信总统将会恪守诺言。
　　在这次与肯尼迪就协议的可靠性进行的对话中，有一个问题令人感到惊讶，这就是在这场危机的关键时刻，总统本人曾经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公开宣布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10]出面充当调解人。多年以后，腊斯克透露说，当罗伯特·肯尼迪前去与我进行星期六的会谈后，他本人立即与总统单独进行了谈话。腊斯克建议——总统表示同意——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腊斯克将给安德鲁·科尔迪耶^[11]——他的一位密友，并且是联合国副秘书长——打电话并交给他一份将由秘书长亲自发表的声明的文本。吴丹的声明将包含一项建议——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从土耳其撤走导弹。科尔迪耶只有在收到腊斯克本人发出的特别信号后，才能把声明交给吴丹。然而，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以上计划变得没有必要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同意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通过吴丹进行“基地换基地“的整个想法成为只为总统、腊斯克和科尔迪耶所知的一个被深藏起来的秘密。其详情好多年过后都没有被泄漏出去。
　　赫鲁晓夫没有坚持要求肯尼迪做出公开保证使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肯尼迪被誉为这场危机中的大胜家是因为没人知道那笔秘密交易。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出了我们的导弹而没有取得明显的收获，因而大失脸面。事实上，对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来说，为解决危机而达成的最后条件既不是巨大的失败，也不是重大的胜利。肯尼迪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使古巴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虽然他不得不接受在那里驻有苏联军事人员的现实。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实现使战略平衡态势更有利于我们的目的，但是他不仅得到了华盛顿做出的不侵略古巴——这是他和卡斯特罗一直追求——的保证，还得到了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这也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保证。

危机过后：教训及评注

　　直到1963年I月7日——在紧张的外交谈判和高级首脑通信联系结束了几乎两个月之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阿德莱·史蒂文森^[12]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建议从安理会议程中取消古巴问题，因为古巴危机已得到解决。
　　此后历届美国政府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明，它们愿意遵守1962年的协议。另一方面，美国人又一再向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试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已达成的协议，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试图利用那些协议从未形成文字的事实。由于卡斯特罗当时拒绝让美国人监督从基地撤出苏联的进攻性武器，所以肯尼迪也没有将他做出的不进攻古巴的承诺以书面形式正式确定下来。赫鲁晓夫不得不满足于达成这样的协议，即除非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否则美国将不得对该国实施攻击。
　　11月29日，米高扬在访问古巴途中，在华盛顿做了短暂逗留，并与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大约3个半小时，谈话的全部内容实际上都是古巴问题。尽管讨论的气氛总的看来是比较紧张的，但与会者最后还是以一种和解的态度分手告别。
　　米高扬向政治局报告说，总统认为古巴正在变成“苏联实现其破坏拉丁美洲局势政策的跳板”。肯尼迪强调指出，他对古巴本身并不怎么在意——“它能给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他主要关心的是苏联企图通过改变现有的力量平衡而扩大其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影响。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美国希望苏联将其行动限制在本国之内及其国内社会建设上，美国也愿意这样做。
　　总统继续说道：“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极大的矛盾：虽然我们两国没有直接向对方进行挑战，但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冲突，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核时代，因此这种冲突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革命的第一颗火花不论在哪个地方刚一闪现，你们立刻就会出来说，‘我来啦！’我们双方应当避免使地球每一个地方的形势出现恶化。对于赫鲁晓夫和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相互理解。”
　　米高扬回答说：“我们赞成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搁置起来。你所说的‘革命火花’指什么？最初我们和古巴没有任何联系。（肯尼迪表示同意。）革命一直存在，今后也将一直存在，革命最终将在美洲国家中取得胜利，而且在这里——美国，革命也将胜利。甚至有一天，你可能发现自己成了卡斯特罗的同路人。卡斯特罗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正领导着古巴走向社会主义。”
　　总统笑道：“不会是我，但我弟弟真有可能。”
　　接下来，米高扬和肯尼迪就美国所做的不入侵古巴的保证的措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显然，美国人不想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肯尼迪坚持认为应该由两国政府首脑分别发表声明，列出所有已解决的问题和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发表一项联合国的共同声明。但是当米高扬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时，总统断然表示，美国将不会侵略古巴，并且不会背离它在古巴危机期间所采取的立场。“我已经说过，”总统说，“美国不打算进攻古巴，而且也不允许其他国家这么做。赫鲁晓夫和我是互相理解的，我将履行我做出的承诺。”
　　除了古巴问题以外，对米高扬来说这次会谈最为重要的是肯尼迪总统表示——这不是第一次——希望维持所谓的全球现状。米高扬是一个谨慎的人，在有关这次会谈的报告中，他没有就总统的这一想法做出评论，但是他没有忘记在一年之内总统两次建议签订维持现状的协议。然而，刚刚在古巴问题上由于鲁莽从事而吃了苦头的赫鲁晓夫还不打算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他的脑子里还存在着一个错误的思想观念：他认为在苏联领导下，社会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而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但是他的确没有想到战争。
　　我不能过分强调古巴危机给苏美关系后来的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在那些日子里出现了两个大国直接进行武装对抗的极大危险，幸亏双方对其灾难性的后果有了及时而且痛苦的认识，这场对抗才在战争的边缘上停了下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使用政治方法解决危机成为可能，而且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秘密渠道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即使在许多年过去之后的今天，两国共同达成的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仍可以被看作是成功地解决危机的楷模。它表明世界上1/3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古巴危机也造成了一系列极为消极的后果。苏联领导层不可能忘记，当它被迫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从古巴撤出导弹时，它的声望受到了近乎于耻辱的打击。我们的军队利用这一经历为其自身求得了一个新的、大规模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就使美苏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它所造成的影响长达近30年之久，尽管人们也做出了限制军备竞赛的种种尝试。
　　此外，此次危机也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影响，并且促使他最终下了台。1964年，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免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时，很多代表严厉地批评了他个人在制造古巴危机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双方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了缓和紧张关系的必要性。1963年，莫斯科和华盛顿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在两国首都之间建立一条“热线”，以保证高层领导能够直接迅速地互通信息的协定。除此之外，就另一个充满危机的紧张地区——柏林——所进行的讨论，不论是在1963年还是后来，都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局势。两年前建起的柏林墙以其反常的方式确定了肯尼迪在这一地区寻求的稳定，尽管没有人能够公开承认这一点。古巴也再没有遇到过美国侵略的威胁。
　　秘密渠道的重要性同样也得到了证实。如果没有进行过这些接触，我不知道古巴危机将如何结束；如果古巴危机的结局很糟，其结果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次经历也为我今后的外交活动确立了基本准则，在我1/4世纪的大使生涯的剩余时间里，我一直遵循着这一准则。我尽力成为在最高领导层之间不断发挥作用的秘密渠道的参与者，为的是确保两国领导人能够进行坦率的——即使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对话。我不揣冒昧地设想，这条秘密渠道看来有时会成为防止冷战发展成热战的唯一途径。本书叙述的两国关系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使秘密渠道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条渠道必须能够长期发挥作用，而且它的直接参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外交、政治经验和知识。最为重要的是，这条秘密渠道决不应被某个政府用于传递错误的信息。当然，外交游戏总是要做的，但决不允许蓄意传递错误信息，因为这种情况或迟或早总会被揭露出来，秘密渠道将因此而变得毫无价值。
　　博利沙科夫——过去常与罗伯特·肯尼迪一起负责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秘密联系——碰巧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古巴危机过后，我们使馆获悉一位与肯尼迪兄弟关系密切的新闻记者查尔斯·巴特利特^[13]和一位重要的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古巴危机的文章。文章将首次披露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所进行的会谈。博利沙科夫跑去找罗伯特·肯尼迪，要他阻止文章发表，因为这篇文章将会使他的秘密渠道失去作用。不料，肯尼迪对此做出了极为愤怒而且粗暴的反应：“我们认为，在古巴危机中所有的人——包括你——都在欺骗我们。如果你还想继续使用这条渠道，那么从现在起就该轮到你上当受骗了。”文章发表了，博利沙科夫立即被召回国内。临别时他去拜访了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在与“他的朋友”告别时表现得极为虚伪。他对博利沙科夫的离职表示遗憾，并请求博利沙科夫让他知道他在莫斯科 “过得怎么样”。博利沙科夫回国后又在国内继续工作了 20年，后来退休了。
　　此外还有一个被美国新闻界深信不疑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一位名叫约翰·斯卡利^[14]的电视台记者在解决此次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据说此人十分了解白宫的情况，和我国情报机构驻华盛顿的代表亚历山大·福明^[15]（他的真名是费克利索夫）有联系。福明与斯卡利进行接触是因为他把他看成是——不管对不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重要特工人员。在古巴危机期间两人举行会谈的那家华盛顿饭店里，颇有魄力的饭店老板甚至挂出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这就是那个“地方”。由于福明同时还是使馆的一名参赞，因此他把他与斯卡利之间的联系向我做了简要汇报。我觉得由于我与罗伯特·肯尼迪经常进行直接的对话，他们之间的联系相对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情报机构与肯尼迪总统的心腹之间没有任何重要的、定期的联系，而且驻华盛顿的克格勃机构在古巴危机期间也没有获得过任何重要的情报。福明本人不久就被召回国了。
　　古巴危机平息之后，罗伯特·肯尼迪曾向我抱怨说，苏联方面不应该撇开他去寻找其他的联系渠道。他说斯卡利是在没有得到白宫方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进行活动的。斯卡利和福明都声称是对方先寻找自己进行接触的。12月14日，肯尼迪总统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重申了他弟弟的看法，指出通过新闻记者来建立秘密联系是一种冒险行动，因为双方谁都不知道可能会有什么情报被突然公之于众。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这一切后面隐藏着的真正原因是双方的情报机构在古巴危机期间一直在寻找彼此间的接触。不管怎样，福明—斯卡利事件到此就算结束了，而且类似的事情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很多年以后，当他们在一次由古巴危机参与者参加的讨论会上偶然相见时，他们的关系甚至说不上友好，两人对他们在危机期间举行的会谈也描述得各不相同。
　　在1962年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外交使团招待会上，我和总统聊起了古巴危机，他表示对整个危机正在平息下去感到满意。他把卢埃林·汤普森叫过来，指着他说道：“现在我有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办事谨慎而且经验丰富的苏联问题顾问。”
　　我说，既然有这么能干的顾问，那就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1]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913年8月14日——2001年6月19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加入联共（布）。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苏联将领担任翻译。1941—1943年任驻伊朗大使馆雇员。1944—1947年任驻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1947—1951年任驻法国大使馆雇员。1951—1954年任苏共中央情报局编辑。1954—1958年任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秘。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馆文化顾问。1962—1968年任驻古巴大使。1968—1974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副主席。1974—1980年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80年退休。

^[2]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库德里亚夫采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удрявцев，1915—1998），早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雇员。1942—1944年任驻加拿大大使馆随员。1944—1945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雇员。1952—1953年任驻奥地利政治代表。1953—1955年任驻奥地利副高级专员。1955年兼任驻奥地利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55—1957年任驻德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59—1960年任驻法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1965—1967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7—1971年任驻柬埔寨大使。1971—1972年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72年以后在外交部中央机关工作。1998年逝世。

^[3] 当时，战略力量的平衡对美国有利。苏联以300个核弹头对付美国的5000个核弹头。赫鲁晓夫希望将我们的中程导弹转移到一个可以打击美国的地方，以此来调整核力量平衡。

^[4]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Серг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Бирюзόв，1905年8月5日（或1904年8月8日）——1964年10月19日），1917年入伍。1922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顿巴斯行动、解放克里米亚战役、雅西—基希讷乌行动、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1946—1947年任南方阵线副总司令兼保加利亚联合控制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兼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53—1954年任中央部队总司令。1954—1962年任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1955—1962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3年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3—196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4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5]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格里布科夫（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Грибков，1919年3月23日——2008年2月12日），1938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苏芬战争。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参与斯摩棱斯克战役、库尔斯克战役、顿巴斯行动。1961—1963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主要行动局局长。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赴古巴组织苏维埃部队，以应对美国进攻。危机解除后负责培训古巴军队。1963—1965年任总参谋部主要行动总局副局长。1965—1968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7卫队司令。1968—1973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第一副司令。1973—1976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73—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89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参谋长。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国防部监察长。1992年退休。

^[6] 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6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同年当选为科隆市议员，1909年出任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至1933年任科隆市长，1922年至1933年普鲁士邦议会议长。纳粹上台后多次被监禁。战后参与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1949年当选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并一直干到1963年。

^[7] 10月22日，苏联中央军事情报局上校、同时又为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充当间谍的奥列格·潘科夫斯基在莫斯科被捕，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此事。此人虚荣心极强，他坚决要求获得美国的上校军阶；在因公去伦敦和华盛顿出差时，他要求得到伊丽莎白二世和肯尼迪总统的接见。据布鲁金斯学会的雷蒙德·L·加特霍夫——他刚开始为政府工作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苏联问题分析家，最后担任了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后来所说，潘科夫斯基的美国后台老板拨给他两个密码电号信号，一个用来通知他面临着立即被捕的危险，另一个则用来通知苏联即将进攻美国。被捕之前，潘科夫斯基尚有几分钟的时间发出信号，他发出了那个用来警告进攻即将开始的信号。显然他决定让全世界陪着他走向灭亡！
　　潘科夫斯基的中央情报局老板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潘科夫斯基被捕的消息并立即做了汇报，但他们压根儿没提他发出了战争即将来临的信号这回事。这样做使他们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但他们也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代理人夸大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如果潘科夫斯基的老板不了解这个人，并且把他发出的警报转达给他们的上级，那么在古巴危机达到顶点时，真难以想象会出现多么可怕的灾难性变化。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潘科夫斯基（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еньковский，1919年4月23日——1963年5月16日），1939年加入红军。曾参加卫国战争。1953年加入格鲁乌。1955—1956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高级副军事武官。1961年被英国情报部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1962年被捕。1963年被处决。

^[8]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1年1月31日——1990年6月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2—1983年、1984年、1985年三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理主席。1986年退休。1990年逝世。

^[9] 对这次会谈的叙述是根据我当时的报告而写的，这份报告被保存在我国档案中。由于报吿是在会谈后立即写成的，因此被认为颇具权威性。

^[10] 玛哈·托雷·西图·吴丹（Maha Thray Sithu U Thant，1909年1月22日——1974年11月25日），缅甸外交官。出身于商人家庭。缅甸独立后，于1947—1948年任新闻局长。1948—1953年任新闻部秘书。1951—1957年任总理秘书。1957—1961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197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74年去世。

^[11] 安德鲁·威灵顿·科尔迪耶（Andrew Wellington Cordier，1901年3月1日——1975年7月11日），早年就读于曼彻斯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944—1945年任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顾问。1946—196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68—197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75年逝世。

^[12] 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二世（Adlai Ewing Stevenson II，1900年2月5日——1965年7月14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年获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9—1953年任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但都败给艾森豪威尔。1953年赴亚洲、欧洲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1960年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败给肯尼迪。1961—196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因突发心脏病在伦敦逝世。

^[13] 查尔斯·莱芬韦尔·巴特利特（Charles Leffingwell Bartlett，1921年8月14日——2017年2月17日），美国新闻工作者，1956年获普利策奖。

^[14] 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卡利（John Alfred Scali，1918年4月27日——1995年10月9日），美国记者。1961—1971年任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期间参与调停了古巴导弹危机。1973—197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75年回到美国广播公司工作。1993年退休。

^[15]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менович Феклисов，1914年3月9日——2007年10月26日），化名亚历山大·福明（Александр Фомин）。1939年加入格别乌。1941—1947年期间在纽约工作，期间窃取了原子弹研发图纸。1947—1950年任技术情报局副局长。1950—1955年任克格勃第一外国总司美国部副部长，1955—1960年任美国部部长。1960—196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62年参与解决古巴导弹危机。1964—1974年期间在克格勃红旗学院工作。1974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