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学会共同生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六章学会共同生存

↘建立“热线”
↘老问题重新出现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我与约翰·F·肯尼迪最后的会谈
↘肯尼迪总统遇剌
↘重新审视肯尼迪时代

建立“热线”

　　古巴危机过后，我们同肯尼迪政府的关系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现实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联系、讨论、谈判以及在这两个已开始被看成世界超级大国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不断进行的调整。古巴问题仍然很敏感，卡斯特罗政府在拉丁美洲以及后来在非洲进行的冒险行动更是如此。但是，尽管美国公众几乎一致希望除掉卡斯特罗，美国政府却不愿意为此而冒同苏联打仗的风险。此外公众中还出现了对核战争的恐惧，这是我在古巴危机前所未曾看过的。
　　显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双方的通讯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并使之现代化，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及时地消除下一次对抗。这种现代化的通讯方式被称为“热线”——苏联和美国政府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直接联系的一条渠道。
　　现在的人几乎想象不出，在古巴危机那段恐怖的日子里，我们使馆与莫斯科的通讯联系手段是多么的原始。每当我想给莫斯科拍发急电，汇报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重要谈话时，首先要把电报译成密码（开始用手工，后来才用机器），然后我们给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打电话。电报公司便会派一位信使来取电报。来取电报的是同一名年轻黑人，他骑一辆自行车来到使馆。然而，等他带着我的紧急电报蹬着自行车离开后，我们使馆的人只能祈祷，盼望他能毫不耽搁地把电报送到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办公室，千万别在半路上停下来和某个姑娘聊天！
　　这种原始的通讯手段就是赫鲁晓夫在那个关键的日子——10 月28日，星期天——为什么要采取极不寻常的方式将他的紧急答复送交给肯尼迪总统的原因。由于克里姆林宫知道最后期限已到，古巴危机结局如何将有赖于他的答复，因此，赫鲁晓夫不仅用密码电报给我发来了他的紧急答复，并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送去电报的副本，而且指示莫斯科电台立即用英语全文广播他的答复。赫鲁晓夫的助手率领的车队一路鸣着警笛，速度飞快地从赫鲁晓夫的别墅驶向广播电台，电台立即广播了给肯尼迪总统的信。我本人也是从广播中——而不是从两小时后经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转到使馆的电报中一一得知赫鲁晓夫答复的全文的。
　　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也以我们和莫斯科联系的同样方式，即通过商业电报和华盛顿进行联系。长期以来，双方使馆一直被禁止安装无线电通讯所必需的巨型屋顶天线，因为双方情报机构都担心对方可能会利用这些电线在本国首都窃听政府及其他机构内部的无线电谈话。正如多年以后我们了解到的那样，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之所以坚决拒绝搬到另一处更为宽敞、风景更加秀丽的地方（苏联当局曾建议相互提供建立较大的现代化使馆楼的地址），原因之一即是旧使馆楼坐落在加里宁斯基大街一一莫斯科主要的公路——附近，我们的头头们从他们的别墅出来，正是沿着这条公路坐汽车上班的。在他们的汽车后部安装了无线电话——但没带扰频器，赫鲁晓夫，特别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1]主席，在他们上班路上经常和他们的同事们谈话，讨论公务或闲聊。由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就坐落在他们上班路线的附近，因此他们不用大型屋顶天线——它可能泄露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就能窃听并录下这种无线电通讯。在华盛顿，由于我们的使馆离白宫只有6个街区，所以我们的情报机构也曾尽力想从附近空域查寻能测听到的一切无线电通话，但美国人在技术领域显然把我们甩在了后边，因为美国政府的无线电通话绝大部分都是加密的。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注意到了在古巴危机的紧要关头突然暴露出来的通讯问题，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尽快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6月20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建立“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通讯热线备忘录。
　　备忘录规定在两国首都之间设置一条经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伦敦传递紧急电报的全天候电报线路。与此同时还安装了一条从莫斯科经丹吉尔到华盛顿的全天候无线电通讯线路，这条线路被用于补充通讯联络以及在两个终端站之间进行协调联系。后来，由于一位芬兰农民在种地时无意中砍断了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电话线——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极大不安——所以又铺设了第二条电话线。最后，莫斯科和华盛顿安装了一条由卫星传送信号的无线电话线。

老问题重新出现

　　然而，老问题——德国和柏林问题、寻求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以及我们长期争论的其他一些问题一一又重新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3月12日，即古巴危机过去大约6个月后，罗伯特·肯尼迪和我私下共进了一次时间很长的午餐，其时回顾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谈话中提到了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历史插曲：约翰·肯尼迪刚一当上总统就建议他的弟弟罗伯特学习俄语，因为他想任命他驻莫斯科大使。这个冒险计划后来被放弃了，尽管罗伯特·肯尼迪并没有说明其原因何在。
　　罗伯特·肯尼迪说，总统衷心希望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子孙后代”。他认为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将有助于使国际形势正常化。他还提出是否可以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以讨论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留在古巴的苏联军队等问题。两国领导人可以讨论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国际问题，例如德国及柏林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最高级会谈解决，而不能通过一般外交方式解决。
　　当我汇报了我们的会谈之后，莫斯科问我肯尼迪兄弟对举行最高级会谈到底有多大的诚意。我回答说，他们确实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总统考虑这件事的着眼点首先是在国内问题上。如果最高级会谈最终获得成功，哪怕只是被描述成开得很成功的样子，那它肯定能使肯尼迪在1964年的大选中获胜。与此同时，我还告诉莫斯科，罗伯特·肯尼迪在谈到德国及柏林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要在最高级会谈中或在其他任何场合做出妥协的意思，因此我向莫斯科建议我们应该等待腊斯克或汤普森这样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做进一步的澄清。
　　但是，赫鲁晓夫仍然顽固地试图在德国及柏林问题上自行其事，尽管他为摆脱古巴危机已使自身地位受到了削弱。虽然我认为由于赫鲁晓夫的过分要求，讨论举行最高级会谈之事很可能失败，但我仍得到着手进行长时间的并且是复杂的讨论的命令。不过，外交对话本身还是可以为消除对立情绪提供机会的。
　　3月26日，这场讨论以与腊斯克进行的一次深入交谈而拉开了帷幕。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向他阐明了我们的立场，这一立场是以赫鲁晓夫提出的那个众所周知的建议作为基础的。听过我的阐述之后，腊斯克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讨论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多大的意义，但肯尼迪总统仍准备继续寻找一种解决办法，至少也要找到消除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危险的方式。
　　接着，腊斯克开始详细询问我们的观点，并向我再次保证在德国问题上缓和紧张关系是真的。最后他直接了当地问我：难道我们不认为“时间将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危险将会渐渐地自行消失吗？确实，这就是美国人解决德国及柏林问题的基本思想——它打算保持现状，等待时机，看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示，我该如何回答他呢？
　　腊斯克和我就这样又开始了新一轮马拉松式的会谈。这些会谈很快变成了异常乏味而又不断重复的仪式，腊斯克因此开玩笑地把我们的问话和答话编上了号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关系变得比较密切了。尽管我国政府不愿让外国人观看苏联发射宇宙飞船的情况，但我却应邀在卡纳维拉尔角观看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发射实况。经肯尼迪总统特批，我还到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工程师们正在这里研究登月技术——参观了严格保密的设备。我被允许坐到了登月车的座舱模型里。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美国的技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向莫斯科也是这样汇报的。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苏美关系在1963年期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就禁止核试验问题展开了谈判。肯尼迪之所以寻求达成一项彻底禁止核试验的协议，部分原因在于他比他的前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核扩散的危险。在核大国之间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核武器扩散到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去。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大气中进行核试验而造成的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两国舆论界对此正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尽管相比之下，苏联舆论界批评的激烈程度要弱一些——苏联的核试验是在更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开始考虑停止核试验的可行性和实际利益。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危机以及在危机期间发生的所有过分行为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两个核大国的存在。两国之间缔结一项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在某种意义上将再次肯定苏联拥有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此外，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和军事领导人认为，进一步的核试验只能有利于美国提高其核武器的质量，而不能帮助苏联赶上去。
　　但是，缔结条约的关键性障碍仍然是为确保双方停止核试验而进行监督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此有很大的疑虑，而且他深受其顾问们的影响。他们没有能够从下述条件中做出选择：利用国家手段实行监督，这意味着自行监督；有限地利用两国境内的自动观测站（即所谓的黑匣子）；或者由那些被允许以观察员身份巡视缔约国领土的外国专家进行监督。此外，还存在着一个技术性问题。尽管可以利用科学手段，从落在其他国家的放射性尘埃中探测出在陆地、海洋或外层空间进行的核试验，但记录地下核试验的信号可能和记录地震的地震数据混淆起来。如果想弄清楚是否违反了协议，有时必须派一名专家前去检查地震仪所记录的震动发生地点，以确定已经发生的究竟是地震还是核爆炸。问题的要害正是现场检查。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否允许检查人员进入我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
　　古巴危机刚一过去，赫鲁晓夫便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以一种和解的态度，通过秘密渠道——现在完全由罗伯特·肯尼迪和我操纵——通知肯尼迪总统，苏联政府将第一次同意每年可以在每个核大国境内进行2至3次检查。
　　遗憾的是，肯尼迪政府非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反而就增加检查次数问题展开了漫无休止的争论。美国方面没有意识到首次决定允许即便是为数很少的几名外国观察员进入苏联境内使莫斯科承受了多大的心理负担，而且是多么富有创新精神（很多政治局委员根本就不同意这样做）。
　　于是，总统回答赫鲁晓夫说，他对苏联同意现场检查表示欢迎，但他指出美国希望每年的检查次数不是2至3次，而是8至10次，对此赫鲁晓夫以次数过多为由予以拒绝。
　　3月份我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如J·罗伯特·奥本海默^[2]、利奥·西拉德^[3]和总统的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4]进行了数次开诚布公的谈话。麦克纳马拉对我说，美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已告诉总统，他们预计在最近一段时期内不会制造出任何名副其实的新型核武器，所以从军事和技术的角度看，继续进行核试验竞赛显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从政治角度看，麦克纳马拉继续说道，国会和公众仍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就此问题进行的激烈的争论造成的——继续进行核试验将使美国保持在核武器方面不可取代的领先地位。十分荒谬的是，他说，政府自己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因古巴危机而加深的对核战争的恐惧反而支持加强核军备和继续进行核试验，尽管存在着对放射性尘埃的担心。这一切正在被共和党人以及像爱德华·泰勒^[5]这样的支持共和党人的科学家巧妙地加以利用。
　　奥本海默和西拉德曾先后对我说过，他们对这种情绪感到忧虑。他们敦促我们为达成协议而寻找一种合理的妥协办法，并且强调指出，如果我们打算阻止为研制更为复杂、更为可怕的核武器而进行的一场核竞赛，那么“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威斯纳暗示5至6 次检查次数是可能得到美国同意的数字。
　　4月初，汤普森私下告诉我，他为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关系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并且说他正考虑提出建议，让总统派他的亲密助手——可能是腊斯克、罗伯特·肯尼迪或无任所大使W·埃夫里尔·哈里曼^[6]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我喜欢这个主意，并且告诉他我准备对它表示支持。在我看来出访莫斯科的最佳人选是腊斯克。
　　汤普森说，对于总统来说，选举成败的关键在于他能否解决几个具体问题，那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认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其中最有希望做成的一件事，接下来就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于8月或9月举行会谈，届时他们将互换批准书，讨论国际局势，或许还将签署诸如民航协议之类的双边条约。此外还可以讨论德国和裁军问题，以便为双方的谈判人员指明方向。肯尼迪在4月11日致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大体采纳了上述意见。
　　几天之后，腊斯克交给我一份将由四个核大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签署的联合声明的草案，声明保证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地通过军事联盟向任何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同时还保证它们将不会帮助无核国家生产核装备。4月29日，我向肯尼迪转达了一个口信——赫鲁晓夫准备接见总统的特别代表，以便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但是，通往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道路并不平坦。大约在同一时候，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见了美国和英国的大使，两位大使带来了肯尼迪总统和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内容完全一致的口信，敦促他同意将检查次数增加到3至7次。
　　“这么说你们是想让我们单方面地向外国情报机构开放我国所有的地区了？”赫鲁晓夫答复道，“即便苏联政府同意每年进行2 至3次检查，西方大国仍然会想方设法地把差不多半个国家都纳入受检查的范围之内。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对自己同意在苏联境内进行2至3次检查已深感不快。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收回这一建议。为了进行完全必要的监督，建立2到3个自动地震监测站就足够了。都是由于你们我才愚弄了自己，因为我们刚一提出建议就得到了要求同意每年进行8至10次检查的回答，现在又说是一年进行7次，对此苏联是不会接受的。我们将不会对肯尼迪再做出任何让步，但可以向（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7]和其他‘鹰派人士’做出让步。”
　　（曾经领导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格伦·西博格^[8]是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后来曾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说服肯尼迪为进行更多的检查而讨价还价的正是他；每年进行8至10次检查是他首先提出的。他曾经确信双方将会取中，在每年检查5次或7次这个范围内达成某些妥协。西博格对我说，如果他当时知道赫鲁晓夫甚至可能收回每年进行2至3次检查的建议的话，他肯定会劝说总统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
　　不过，互派私人代表的计划仍在进行，而且总统决定派腊斯克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一一这个选择也得到了汤普森的赞同——虽然他7月28日才能到。与此同时，关于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将在莫斯科重新开始，总统挑选哈里曼出任他的代表。哈里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莫斯科和赫鲁晓夫本人都十分尊重他。哈里曼是一位可以信赖的谈判者，他能够直接接触上层人物——在如此复杂的谈判中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在谈判的最后一天，由于葛罗米柯在一个特殊问题上坚持他的立场，所以哈里曼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场争论实际上并不涉及原则问题，美国可以满足苏联方面的愿望。接着他要求立即接通肯尼迪总统的电话。谈判是在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大街外交部的一所房子内举行的。哈里曼的要求在那里引起了一场骚动，因为此前还没有从莫斯科直接往华盛顿打电话的先例。然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接通了总统的电话。仍然坐在谈判桌前的哈里曼解释了一下情况之后便请求总统同意他提出的解决方案。肯尼迪问了两个问题，随后便同意了他的建议。美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速度给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肯尼迪总统非常尊重哈里曼，而哈里曼也像父亲一样关心着肯尼迪，并且总是给予他有力的支持。他与我们打交道的长期经历可以追溯到战争时代，那时他是罗斯福的驻莫斯科大使。他以此资历在我国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和喜爱，后来的领导人也同样尊重和喜爱他，直到他寿终正寝为止。他享有这种尊重是当之无愧的：尽管他是一个真正的公民和爱国主义者，但他却在尽力寻找能够使我们两国团结起来的共同点，而不是把两国隔离开来。然而这从未阻止他坦诚地表达他的不同意见。这种做法反而使他更加受到苏联领导人和肯尼迪总统的爱戴。因为他总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信念，所以总统和朋友、亲密的助手们在一起时，总是开玩笑地称哈里曼是“鳄鱼”。总统曾经送给他一个刻有鳄鱼字样的小青铜鳄龟，哈里曼为此深感骄傲。
　　我妻子和我是哈里曼家的常客。他家住在乔治城，此地以华盛顿政界要人，比如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外交官、新闻记者以及知名人士和政治家，在首都聚会的一个永久性地点而闻名。在夫人去世之后，他又和温斯顿·丘吉尔儿子的遗孀帕梅拉^[9]结了婚。帕梅拉是一个聪明、充满活力而且十分迷人的女性，她不仅很快加入了美国国籍，而且成为民主党最积极的捐助人。我们十分珍惜与哈里曼夫妇的友谊。

　　在莫斯科领导谈判的是葛罗米柯、哈里曼和英国保守派政治家黑尔什姆^[10]爵士。这场谈判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最终达成了一项在三个范围——大气层、陆地、海洋——内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但地下核试验除外，因为在无法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下，只有这种试验是难以监控的。该协议于8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
　　7月15日，赫鲁晓夫与哈里曼和黑尔什姆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谈。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以其特有的粗鲁风格阐述了苏联的观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检查这一问题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苏联将不会同意进行检查，即便是建议只进行2次或3次检查也不行，”他说，“我们准备同意停止一切核试验，但只能使用‘黑匣子’这种手段进行监督，但不能进行实地检查。我们将不会同意以任何形式进行检查，哪怕是一次也不行。至于在那些不需要进行检查便可核实的范围内搞的核试验，我们可以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关于间谍活动，看来我们对其含义有着不同的概念。我们很难认同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观点。当猫承诺它将只抓老鼠而不碰猪油时，很可能它的确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但毫无疑问，在没人看着时它也会偷猪油。”
　　由于现场检查问题没有解决而未能就禁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因此核大国丧失了一个至今仍未重新得到的重要机会，这也是在漫长的苏美关系史中所丧失的众多机会中的一个。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对限制军备竞赛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多弹头——也叫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核弹头巡航导弹也许不会出现，因为它们的新弹头不可能得到试验。回过头来看，这一失败表现出那个时期我们的部分领导人的极度轻率，他们不准备搞得如此开放。
　　现在，根据各种不同的条约每年都要在外国领土上进行数百次的检查。
　　8月5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这是放慢军备竞赛速度并且使世界免受放射性尘埃危害的第一个具体步骤。腊斯克参加了签字仪式，然后前往高加索地区黑海岸边上的比祖达——赫鲁晓夫正在此地渡假——他们进行了愉快的谈话，然而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突破——没有人指望在刚刚签定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便出现什么新突破，但是当腊斯克提出举行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对此建议表示支持，同时又说对此次会谈应进行充分的准备。
　　在比祖达举行的会晤显然是非正式的。使摄影师喜出望外的是他们甚至在一起打了羽毛球。我妻子伊琳娜——一个家庭摄影迷——脱掉鞋子站在谈判桌上为比赛拍照。赫鲁晓夫笑着说她肯定吸收了美国人的冒险精神。

我与约翰·F·肯尼迪最后的会谈

　　8月中旬，赫鲁晓夫委派我同肯尼迪总统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一次详细的讨论。他在一封由我转交给总统的特别信件中说明了对我的委派。8月26日，我和肯尼迪在白宫进行了单独会谈，这将是我同他进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会谈一开始他即询问了赫鲁晓夫的健康情况，但是还未等我做出回答，他便又笑着说，从腊斯克对他和赫鲁晓夫的羽毛球比赛所做的生动描述看，我的提问显然是多余的了。
　　肯尼迪表示他对在莫斯科签定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很满意，但是当我们谈到参议院为审批这一协议而召开的听证会时，他便有些黯然神伤。“对（爱德华·）泰勒或戈德华特参议员这样的人我又能怎么样呢？”肯尼迪说，“他们和戴高乐一样不讲道理，满嘴的奇谈怪论。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政府和我本人都盼望能成功地签定这项协议，我将尽一切努力这样做。你可以让莫斯科放心。”
　　我转交了赫鲁晓夫的信。他在信中阐述了巩固两国关系的必要性。总统同意条约一经批准之后，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应该就防止突然袭击的措施、发表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试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声明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交换意见。
　　根据得到的指示，我再次提出了以和平手段解决德国问题的想法。我说道，在我们看来，虽然自修筑柏林墙和在东西德国之间划定边界以来的两年时间里局势有所缓和，但是，苏联政府认为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仍然成问题。我说，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现有的边界不能通过战争来改变，总统对此点头表示同意。既然如此，最好是大家协调一致并且从法律上承认这一边界，因为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人们可能会失去耐心和希望。我提醒肯尼迪，他本人曾经私下告诉葛罗米柯他承认现有的德国边界已是既成事实，所以让我们采取下一个步骤，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吧。
　　肯尼迪肯定了他曾对葛罗米柯说过的话，但是他说美国政府尚不准备同意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它最多可以承诺不使用武力改变边界。肯尼迪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美国的盟国——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国——的立场。在与我讨论互不侵犯条约中，总统同样试图把责任推到他的盟友——首先是波恩和戴高乐，特别是戴高乐——身上。他说，法国总统反对签订任何类似的条约，并且很难和他谈到一块儿，因此法美关系仍然是紧张的。
　　肯尼迪主动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看来他显然是想改善与我们的关系。他说他希望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并且已经指示国务院和商业部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他还让我告诉赫鲁晓夫两国在外层空间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这样做可以共同分担我们付出的巨大投资；在适当的时候苏美可以联合进行登月飞行，虽然他是随意提出这个建议的。
　　接着，肯尼迪总统把谈话转到了古巴问题上，并向我打听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事人员的情况。我说我们的军队已经撤出，只有教练和其他军事专家将留到古巴人掌握了我们的军事设备的使用方法为止。他问赫鲁晓夫将访问古巴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总统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一个期望，即当赫鲁晓夫与古巴人会谈时, 当他在那里公开发表讲话时，他应该记住这一切在美国都是极其敏感的，特别是他还面临着下一年的再次竞选问题。会谈结束时，总统请我转告赫鲁晓夫及其夫人，感谢他们对他的新生儿子帕特里克的夭折所表示的慰问。随后他提议我们在向新闻界通报这次会谈的情况时应统一口径，应该透露赫鲁晓夫在信中表示的希望禁止核试验条约能够促成更多的协议的意见，肯尼迪强调说他也抱有同样的希望。我对此表示同意，我离开白宫时，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向新闻界简单地介绍了我们的会谈。
　　显然，美国政府在那一年的秋季一直对苏联实行了一种积极和解的外交政策。汤普森曾试探过我对在国际检查站的监督下逐步撤军的意见，这些检查站不仅应设在苏联和西欧领土上，甚至应设在美国东海沿岸各港口中，以保证不会再次发生入侵古巴的行为。这是一个十分有诱惑力的想法，但由于莫斯科因一贯不喜欢被检查而对此意见置之不理，所以肯尼迪对它也失去了兴趣。与此同时，美国建议签订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核武器的协议，这一建议得到了经联合国大会一致批准的一项苏美决议案的支持。1月15日，罗伯特·肯尼迪根据总统的旨意私下对我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及他的兄长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且说如果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能花上两天或三天的时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所有的问题”，那么他们再次举行会谈将是很有益的。
　　在古巴危机爆发后的那一年里，这是美国首次提出有可能举行最高级会谈。罗伯特·肯尼迪还建议进行互访，并说总统或许在下一年年初将首次访苏。但是这一计划却没有实现。我们的会谈结束一周之后，约翰·肯尼迪就对达拉斯进行了灾难性的访问。

肯尼迪总统遇剌

　　11月22日，我向莫斯科发出了一封紧急而又悲惨的电报：“收音机刚刚广播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遇刺受伤身亡。约翰逊自然成为美国总统。”
　　那天发生的事情颇具戏剧性。我一大早就预约了我的牙科医生。当我坐在牙科医生的椅子上时听到旁边一间屋子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接着音乐停止了，只听到一个激动的声音反复提到肯尼迪的名字。我听不清收音机里正在说什么，便请医生把音量放大些。他刚一过去便又返回来说——虽然相当冷静——总统被暗杀了。说完之后，他要我再次张开嘴，以便让他继续工作。
　　不用说在这种时候我根本顾不上看我的牙了。我必须立即返回使馆。令我大为吃惊的是，牙科医生一边说“总统被杀害真是太糟糕了”，一边又说，他不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因为总统过分关心黑人的权利，并且“把他们惯坏了”。他说这件事是种族不和造成的。他希望新总统不要过分“玩弄民主”。后来，一家美国报刊了解到这位牙科医生的情况后写道：“美国特工机构将从这个笨蛋的嘴里得到一切。”他们并不知道牙科医生到底说过些什么。
　　事态发展得极为迅速，并且对我们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影响。11月22日，总统遇刺当天，得克萨斯州警察当局以涉嫌谋杀总统的罪名逮捕了一个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11]的24岁的美国人。据说奥斯瓦尔德是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一个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收音机还报告说奥斯瓦尔德在此前某个时候曾去过苏联，并且与一位俄罗斯女子结了婚。11月23日，奥斯瓦尔德被正式指控谋杀肯尼迪。
　　随着反共、反古巴运动在美国愈演愈烈，显然，我们将作为这场阴谋的参与者受到怀疑，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也罢。忧心忡忡的腊斯克立即与林登·约翰逊讨论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使馆收到了一些恐吓信。关于苏美关系陷入新的危机的谣言开始流传。尽管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恐惧，但我确信苏联与美国发生的这场戏剧性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即使与这件事有着微不足道的牵连都将动摇苏美关系的基础。
　　我立即召来了使馆的情报首脑。他向我保证他们与奥斯瓦尔德没有任何联系，我与美国当局谈话时可以讲明这一点。（多年以后我在莫斯科得知，当奥斯瓦尔德第一次来苏联并在明斯克住下时，国家安全机构曾对他产生了某种兴趣。然而，因为他平平庸庸而且缺乏教养，他们很快就不再理会他了。在他工作的无线电厂里，他被看作是无用之辈，尽管他声称自己是技术专家。奥斯瓦尔德积极参加工厂射击俱乐部的活动，但是每次比赛他都是最后一名。由于他好争吵而且缺乏才能，所以当他决定回美国时苏联官方并没有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们使馆里后来也没有人与他保持任何联系。）
　　我把这些情况迅速告诉了莫斯科，特别强调由于奥斯瓦尔德而使苏联意想不到地卷入了这一事件中，美国方面对刺杀肯尼迪事件所进行的戏剧性报道中正是这样说的。我还报告说，根据我们使馆领事部门的报告，奥斯瓦尔德曾在明斯克住过几年，并且在那里与一个名叫玛利亚·普鲁斯科娃^[12]的人结了婚。1962年7月，他们一块回到美国。1963年3月——在肯尼迪遇刺仅仅9个月前——奥斯瓦尔德的妻子及其女儿提出了重返苏联的申请，他本人也想陪她们一同回去。由于苏联方面没有人想因为他们而招惹任何麻烦，所以他们的申请没有被批准。领事部门保留了与奥斯瓦尔德的所有通信，而且这些信件的内容无可非议。我向我国政府建议应让美国人了解这些信件的内容，莫斯科很快表示同意。
　　我们立即把通信的复印件交给了腊斯克，他对我们积极主动的做法表示感谢，并询问是否可以把这些复印件交给以大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正在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员会。我告诉腊斯克一切由他本人决定。
　　国务卿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做出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而且他毫不掩饰他满意的心情。腊斯克显得十分疲惫，两只眼睛由于缺乏睡眠而熬得通红——“一夜睡不到三四个小时，”他说——但是他仍然精神抖擞，情绪乐观，看上去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充满了自信，尽管换了一位总统。他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以维护我们在肯尼迪执政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关系。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根据它得到的情报，无论俄国、古巴，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与这起暗杀事件无关。塞林杰告诉我，腊斯克为了尽可能不使国际局势复杂化而批准了这一声明。
　　肯尼迪遇刺后的第二天，我同汤普森进行了交谈，发现他的情绪极度低落。他说，肯尼迪去世对我们两国关系，特别是对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独特的秘密联系——其价值已被证实一一是一个重大打击。汤普森说他不知道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还建议说，为了安全起见，米高扬——他将作为我国代表与众多其他国家的高级代表一起出席肯尼迪葬礼——事后不可在华盛顿逗留。我本人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向杰奎琳·肯尼迪^[13]、罗伯特·肯尼迪及腊斯克发出了唁函。
　　第二天，11月24日，我与汤普森再次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告诉我尽管约翰逊总统听说过很多有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私人通信的事情，但他并不知道所有的情况。比如，他不知道在古巴危机期间他们就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问题达成的口头协议。约翰逊曾多次出席总统主持的对外政策会议，并且在某些场合发过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保持沉默。
　　汤普森期望在对外政策领域约翰逊和腊斯克之间的关系能像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一样密切。然而，腊斯克不是杜勒斯，约翰逊也不是艾森豪威尔。约翰逊比艾森豪威尔更为强硬，更为雄心勃勃并且性子更急。他推测约翰逊将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国内政策以及政府和国会的关系上来——他曾经是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我还被告之，约翰逊已明确决定1964年要竞选总统，现在他正在为竞选做准备。汤普森听约翰逊说他或许会考虑挑选罗伯特·肯尼迪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与他一起参加竞选，但是眼下谈论这些还为时尚早。腊斯克刚刚告诉汤普森，约翰逊指示他要坚持贯彻肯尼迪对外政策的主要路线方针，而且汤普森将仍旧担任腊斯克的苏美关系首席顾问。他个人担心的一件事是，他在担任驻莫斯科大使时曾批准奥斯瓦尔德返回美国，他希望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会被人提出来并给他招来麻烦，事实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肯尼迪葬礼于11月25日举行。大批极其悲痛的美国人前来观看送葬的队伍。很多人在哭泣。灵柩后面跟随着总统的亲友、由总统和总理率领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众多代表团、外交使团成员、内阁和国会成员、知名政治家以及军事人员。米高扬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
　　那天晚上白宫举行了一个悼念会。平时用作举行节日招待会和官方庆典活动的大厅，此刻十分肃穆而且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外国代表团依次向总统的遗孀表示慰问。她很少说话，只是点点头；她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沉着镇静的神态给所有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当米高扬和我走近杰奎琳·肯尼迪并向她转达赫鲁晓夫及其夫人的深切哀悼时，她眼含热泪深情地说：“我丈夫被杀害的那天，他在一清早还未吃早饭之前，在我们下榻的旅馆里突然对我说，应该尽一切努力发展和俄国的关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但是它们听起来象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我相信赫鲁晓夫总理和我丈夫寻求和平的努力会获得成功，他们俩人都在追求和平。现在，我国政府必须继承这一事业并且把它进行到底。”
　　我们——米高扬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对于我来说，肯尼迪夫人叙述她丈夫关于俄国的一席话听起来就像仅仅一个星期前罗伯特·肯尼迪代表总统对我说过的那些话的下文一样。
　　接着，肯尼迪夫人后来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对核战争的担心，并且非常令人感动地表示她本人坚信约翰逊将会继续她丈夫曾坚定奉行的“控制和抑制”政策。赫鲁晓夫深受感动，并且让所有的政府官员传阅了这封信。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内悲剧性历史的最后一页。

重新审视肯尼迪时代

　　肯尼迪遇刺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电视台转播了葬礼情况。报纸上充满了悼念文章。眼含热泪的人群排成长队等候在美国使馆外边，为的是在吊唁簿上签字。那段哀伤的日子在苏联人民中间营造出某些关于肯尼迪的神话，虽然从政治上说，肯尼迪时代在促进苏美关系方面并不是大有作为的。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秘密通信情况；他们之间的秘密渠道是绝对保密的。
　　留在我记忆中的总统正值盛年，看上去非常乐观，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与他接触的两年中，我亲眼看到作为国家的行政首脑，他的进步有多快。入主白宫仅几个月，他在与我谈论苏美事务时便表现出对主要问题有着深刻的了解，在这一点上他比另外几位美国总统明显强一些。他很熟悉欧洲的情况，并且乐于讨论有关军备控制的复杂问题。然而他对苏联的认识却相当保守。他懂得在谈话过程中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与他弟弟罗伯特不同，他常常在谈话中建立感情，以免出现过分紧张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就各种国际问题进行积极的对话时，他总能巧妙地坚持其立场。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发生很多重大而且复杂的事件——古巴危机、禁止核试验条约、围绕西柏林问题出现的紧张形势以及就老挝问题达成协议，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两国的关系从核战争边缘到首次达成限制令人诅咒的核武器的协议经历了巨大的起伏。
　　尽管如此，苏联公众对这位总统却普遍持赞许的态度。在我看来，造成这种自相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古巴危机以及他遇刺身亡的个人悲剧。世界濒临战争边缘长达一星期之久，我们两国都处于极为痛苦的紧张状态中。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所以，成功地解决古巴危机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宽慰。它逐渐营造出一种期望和乐观的气氛。这种期望和乐观的气氛可能为获得更多的成就奠定了基础，而肯尼迪总统也成了这种期望和乐观的象征。总统遇刺使这一切突然中止，除了人类怜悯和同情的自然情感之外，它还给两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心灵创伤。人们下意识地认为（特别是在苏联）这位可爱的年轻总统是在努力改善国际形势，尤其是在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时候倒下的。
　　苏联领导层对他的去世持什么看法呢。根据赫鲁晓夫的命令，克格勃准备了一份绝密报告。这份报告的基本结论是，这次暗杀行动是美国的极端保守派和政治恐怖分子策划的一场阴谋造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政策中反动的和富有侵略性的一面。
　　如果肯尼迪还活着——我们这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经常这样想！——我相信两国间的关系确实会得到改善，如果最高级会谈在下一年召开了的话就更是如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一样，期待着这次会谈。此外，像肯尼迪一样，他不希望令人痛苦而又带有破坏性的1961年维也纳最高级会谈再度出现。与美国总统进行两次不成功的会谈肯定有损于他自己的政治声誉。他必须表明已取得了某些成就，这样才能得到国内公众舆论的支持。
　　这就是赫鲁晓夫最终秘密指示葛罗米柯要为同肯尼迪举行新的成功会谈打下基础的原因。葛罗米柯向我下达了同样的指示。对葛罗米柯和赫鲁晓夫来说，肯尼迪遇刺对他们的政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他们已经建立起私人关系，而且一方采取的行动已逐渐能够被另一方所预见。换上一位新总统，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那么，肯尼迪时代的苏美关系是否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人们必须承认，肯尼迪的外交政策保持了其前任们的主要倾向，即与苏联进行全球性对抗。这一方针一直受到保守分子的积极拥护。这些人打下了冷战的基础，并且一直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然而，世界潮流在逐渐发生着变化。50年代末，美国丧失了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因此，在此形势下与苏联进行严重的军事对抗不仅会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同样也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性，肯尼迪总统才逐步接受了由于两国核力量日益均衡所造成的现实，即人们后来所说的大体上的“恐怖平衡”。基于这种认识，肯尼迪总统得出了结论：为防止我们两国间的对抗演变成一场核冲突，必须针对苏联采取一些防护性措施。肯尼迪知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在两国有着共同利益的某些特殊领域中与苏联进行合作。在就任总统之前他曾写到，这些领域可能是禁止核试验、控制核武器扩散以及单纯的双边冲突。在冷战高峰时期，这确实不是美国人的惯常看法。
　　赫鲁晓夫事实上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肯尼迪的主要对手对华盛顿战后第一次承认莫斯科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核大国的确很满意。此外，华盛顿显然要寻找两国利益相同之处，这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很相似。
　　肯尼迪甚至走得更远。他谨慎地提出建议：战略和政治现状不得改变；双方均不得损害对方的根本利益，以免使东西方的力量平衡发生明显的倾斜。肯尼迪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以及在华盛顿与米高扬会谈时都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原则本身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当代现实政策领域中，它是难以付诸实践的。美国仍在竭力推行一项以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政策。苏联则竭尽全力做它认为是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事情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行其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因为它认为未来是属于这些思想观念的。因此，两国间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对抗仍然是显着改善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同样，将维持现状原则运用到那些双方认为涉及到各自根本利益的地区——尤其是在欧洲——是相当困难的。肯尼迪为了维护位于欧洲心脏的德国的现状，特别是为了在西柏林问题上有所收获而拼命地进行斗争，因为这样做可能使整个欧洲错综复杂的平衡关系发生变化。30年后，当柏林墙倒塌，平衡被打破，德国重新统一时，事实终于证明了这一点。当肯尼迪同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谈论维持现状的重要性时，他首先想到的常常是柏林和德国。但是，当时的现状已不再符合莫斯科领导人的意愿了，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两个德国，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分裂固定下来并使其合法化。
　　总而言之，维持现状只能是有选择性的。在冷战的环境下，无论是肯尼迪还是赫鲁晓夫都认为很难使苏美关系问题与其他事情割裂开来，或很难使两国外交政策中两个最为重要的而又相互对立的方面——一方面必须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并寻求和解，另一方面两国都希望通过除了核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协调起来。尽管在此后的1/4世纪中，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领导人接了一茬又一茬，但这一矛盾始终是苏美关系的基础。
　　两国的特殊政治形势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苏联方面没有在苏美关系方针问题上产生过特别的争议——莫斯科认为这一方针的主要目标是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但美国却不是这样。古巴危机之后，美国社会政治力量两极分化的情况变得更为明显。在对苏政治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公开分歧更为加剧。在人权和犹太移民问题方面出现了敌对性运动。两国都强调特殊的核战略和一般的军事战略是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在古巴遭到的失败使苏联加快了建立核军备的步伐。苏联核军备已经逐渐赶上了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正逐步对我们的盟友——北越人——实行军事对抗政策。
　　这一切或多或少地一直在削弱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直到80 年代中期两国关系才趋于稳定，其原因部分在于就控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达成协议这一问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
　　以90年代的眼光回过头看肯尼迪时代，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特别是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行为，说得婉转些也是相当缺乏理智和责任感的。两国在军事力量方面耗费了无数资金。1993年初，美国和俄国为了达成一项影响深远的协议，将其军事力量大幅度削减2/3——也就是说，回到大体和肯尼迪—赫鲁晓夫时期相等的水平，不得不克服由于核潜力迅速增长而带来的重重国际危机。如果我们在经历了漫长而且耗资巨大的跋涉之后必须重新回到我们的起点的话，那我们为什么非要坚持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呢？
　　许多机会被浪费了。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那么即便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我们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一旅程。但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情况依然如此，正如我们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将会看到的那样，两国以及它们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心理上以及最高权力上的分歧极大地阻碍了这一进程。虽然决定性因素最终是我国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大约过了 1/3世纪之后，两个主要的参与国才认识到了冷战的腐朽性和毁灭性，才认识到结束冷战的紧迫性，并开始为转向相互理解、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而努力。

^[1] 尼古拉·维克托洛维奇·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Подгорный，1903年2月5日——1983年1月11日），191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1944—1946年任乌克兰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2年任苏联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2—1944年任莫斯科食品工业技术学院院长。1950—195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5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3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7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被迫退休。

^[2] 尤里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4年4月22日——1967年2月18日），美国物理学家，绰号“原子弹之父”。

^[3] 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1898年2月11日——1964年5月30日），美国匈牙利裔发明家、物理学家。

^[4] 杰罗姆·贝特·威斯纳（Jerome Bert Wiesner，1915年5月30日——1994年10月21日），美国电气工程学专家。193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42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1961—1964年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1971—1980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1994年逝世。

^[5] 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908年1月15日——2003年9月9日），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绰号“氢弹之父”。

^[6] 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年11月15日——1986年7月26日），191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加入共和党。1915年起开始经商。1915—1917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副总裁。1928年加入民主党。1931—1942年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46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董事长。1934—1935年任国家复苏局局长。1937—1939年任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1941年任总统欧洲特使。1943—1946年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4—6月任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商务部长。1950—1952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51—1952年任北大西洋防务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956年两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都败给阿德莱·史蒂文森。1955—1959年任纽约州州长。1961—1963年任助理国务卿。1963—1965年任副国务卿。1965—1969年任无任所大使。196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6年逝世。

^[7] 巴里·莫里斯·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1909年1月2日——1998年5月29日），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7年转入美国空军，参加了朝鲜战争。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参议院议员。1964年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大选，但最终败给林登·约翰逊。1974年迫使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1986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7年退休。1998年逝世。

^[8] 格伦·西奥多·西博格（Glenn Theodore Seaborg，1912年4月19日——1999年2月25日），美国化学家，195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9] 帕梅拉·贝尔伊·哈里曼（Pamela Beryl Harriman，1920年3月20日——1997年2月5日），美国外交官。早年在英国生活。1939年嫁给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兰多夫·丘吉尔。1945年离婚。1971年嫁给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同年取得美国国籍。1993—1997年任驻法国大使。1997年在法国逝世。

^[10] 奎因·麦加雷尔·霍格，圣马里波恩的黑尔什姆男爵（Quintin McGarel Hogg, Baron Hailsham of St Marylebone，1907年10月9日——2001年10月12日），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加入保守党。1938—1950年、1963—1970年任国会议员。二战期间入伍，在非洲作战，参加了沙漠战役。1945年4—8月任航空事务副大臣。1950—1963年、1970—2001年任上议院议员。1956—1957年任海军大臣。1957年任教育大臣。1957—1960年任副首相。1957—1964年任科学和技术大臣。1959—1960年任枢密院议长。1960—1963年任上议院议长。1960—1964年任下议院议长。1962—1964年任体育大臣。1966—1970年任影子内政大臣。1970—1974年、1979—1987年任影子首相。1987年退休。

^[11]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1939年10月18日——1963年11月24日），1956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1959年投奔苏联。1962年回国。1963年11月22日因被控刺杀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被捕，11月24日在转押监狱途中神秘遇刺身亡。

^[12] 玛丽娜·奥斯瓦尔德·波特（Marina Oswald Porter，1941年7月17日—— ），原名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普鲁斯科娃（Мар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Прусакова），早年担任药剂师。1961年嫁给李·哈维·奥斯瓦尔德。1963年奥斯瓦尔德涉嫌刺杀肯尼迪被捕后，先后赴警局和沃伦委员会作证。此后定居美国。

^[13] 杰奎琳·李·鲍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 Lee Bouvier Kennedy Onassis，1929年7月28日——1994年5月19日），美国作家、摄影师。1953年嫁给约翰·肯尼迪。1961—1963年任第一夫人。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多次参与其纪念活动。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罹患抑郁症，同年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后赴法国定居。1975年奥纳西斯去世后回国。1979年支持特德·肯尼迪竞选总统。1990年支持克林顿参选总统。1994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