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开始了解新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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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时期：1963—1969

第七章开始了解新总统

约翰逊的外交政策

　　作为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一直被排斥在肯尼迪的核心圈子之外。面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只能做一名旁观者，这种状况令这位生气勃勃的人非常烦恼。由于发生了总统遇刺的灾难性事件，约翰逊的苦恼和忍耐得到了命运的报偿，但结果证明他的命运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制定国内政策和在国会玩弄幕后交易的大师，他试图以“伟大的社会”计划和民权立法将全国团结起来。他显然相信激发他做“全体人民的总统”的那种单纯的良好意愿无论如何也会在外交事务中产生同样的魅力。但是在越南，这种单纯的愿望却使约翰逊陷入了泥沼，使他本人处于窘困的境地，并成为他总统任内的悲剧，也成为这个国家的悲剧。
　　莫斯科和华盛顿最初都希望扩大由肯尼迪开始了的对话，实际上，我们就裁军问题的对话仍在继续，我们还签订了几个双边有分限协议。但是约翰逊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将越南问题与我们有关的其他国际问题——比如军备控制和欧洲安全问题分隔开来。随着美国军事干预的扩大，他和我们进行的对话几乎变成了呼吁苏联充当越南问题的调停人的绝望请求，但他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双手几乎被我们自己的思想信仰牢牢地束缚住了，就如同他的双手被他对这种思想信仰的极力反对牢牢束缚住一样。苏联领导层几乎像华盛顿一样对河内的决定和遮遮掩掩的做法感到气恼，虽然美国遭受的损失比苏联大得多。
　　当约翰逊接任总统职务时，部署在南越的美国军队大约已达1.5万人。在越南这场接力赛中，他已从肯尼迪手上接过了接力棒。但是与肯尼迪——他似乎一直在考虑撤出军队——相比，受竞选、党内好斗的保守分子以及五角大楼推动的约翰逊更深地卷入了这场冲突，并且希望以强硬的立场来解决它。另一方面，莫斯科对北越持同情态度，因为它“正在进行一场解放战争”。除此之外，莫斯科不想对胡志明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以免将他赶到中国人的怀抱里。虽然约翰逊和赫鲁晓夫都试图把越南战争与苏美关系范围分隔开来，但这样做越来越困难了。
　　但是，为什么双方听任各自的保护国将自己纠缠住，而不愿努力组成某种外交阵线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至少摆脱这个问题——并着手处理比这更为重要的裁军问题、欧洲安全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首先，双方以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待围绕越南统一问题而产生的这场争端：它是像苏联方面看待的那样是一场解放战争？还是像美国方面看待的那样是一场侵略
　　战争？统一后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的：华盛顿正试图在东南亚划出一条反对共产主义的界线。
　　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我反复琢磨是什么原因驱使他非要把越南战争打到最后胜利不可。实际上，当他出乎意料地成为总统时，他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因对越南做出过承诺而受到束缚。此外，美国军队的军事卷入相对来说是有限的；除了华盛顿和纽约制定公共政策的精英人物之外，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美国公众的特别关注。作为一名新总统，约翰逊完全有机会不把这个国家进一步拖入越南的军事行动中。我看他未必会因为退却而受到指责。
　　然而，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约翰逊迅速并且是自愿地充当了越南保护人这一毫无把握的角色。他一进入白宫便立即对此事做出了承诺，虽然美国在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并没有重大的利益。J·威廉·富布赖特^[1]参议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向我吐露，就在举行肯尼迪葬礼的那一天，新总统曾坚定地对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2]表示，他“不想失去越南”。
　　约翰逊不像他的前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那样牢牢地控制着军方，他非常相信他们的能力，并且越来越依赖他们以及他的那些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的密友们的意见。约翰逊开始坚定地，甚至顽固地沿着这条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道路走下去了。
　　用什么理由才能解释这种行为呢？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确信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会在越南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为他想表明他和他并不很喜欢的肯尼迪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并且像肯尼迪在古巴危机时一样有能力接受和战胜来自越南的挑战？还是因为他容易冲动的性格以及他缺乏洞察越南战争全部后果的能力？
　　答案显然不是单一的。每一个因素肯定都产生了作用。随着战争的拖延，越南战争对他来说逐渐成为个人的事情，成为一种自我考验。谁能获得胜利呢。是约翰逊还是胡志明？是约翰逊还是毛泽东。我的确几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这场战争正在变成他个人的战争。既然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就再不能背离它了。此外，约翰逊容易冲动的性格以及他的执迷不悟进一步推动了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毫无意义的冒险行动。结果，这一冒险行动使他没有能够连任总统，使国家蒙受了严重的创伤，使苏美关系受到了损害，使裁减军备的机会大大地减少了。

　　除了越南问题之外，约翰逊最初并不太关心外交事务，而是指示腊斯克——约翰逊让他继续担任国务卿（腊斯克曾向我预言约翰逊可能会这样做）——继续遵循肯尼迪的外交政策方针。实际工作主要由腊斯克来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肯尼迪政府留任的另一位官员麦乔治·邦迪也参与这项工作。国务卿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在对苏关系方面，他背地里比另外一些总统顾问，甚至比约翰逊本人都更趋于保守。冥顽不灵、政治观点极为保守的腊斯克对越南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后来，他颇为勇敢地承认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并非总是正确的。
　　12月，我和邦迪进行了会谈，他表示对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感兴趣，条件是它能够导致达成某种协议，以免会谈失败给约翰逊在下一年的竞选活动带来危害。他还告诫我们不要期待他们撤离越南，因为“这等于是约翰逊的政治自杀”。但是，在我和腊斯克举行会谈时，他从未提到过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事，所以，邦迪显然是自做主张进行试探，虽然他这样做得到了约翰逊的事先批准。在莫斯科方面，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对举行最高级会谈颇感兴趣，但葛罗米柯却不是这样，他担心赫鲁晓夫可能会感情用事，因事先没有进行认真的准备而彻底毁掉两国关系。
　　邦迪在新年之际告诉我，总统在大选之年实在没功夫参加最高级会谈，而且在没有在职副总统的情况下他也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后来得知是腊斯克或多或少地鼓动约翰逊不要参加最高级会谈：国务卿认为他尚未做好参加会谈的准备。这个插曲决不是此类事件中的最后一桩，它清楚地表明约翰逊容易感情冲动的天性以及他没有能力预测他的行动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他最初显然很想和赫鲁晓夫会谈，但过了几天他就开始犹豫了，随后他对此事不再感兴趣并且把它无限期地推迟了下去。莫斯科——说得婉转些——则对这一做法大惑不解。这两位领导人从未进行过会谈，这又是一个被错过的机会。

　　我把进一步了解约翰逊的个性当成了我的工作，在他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初几个月中，我从他的亲密助手那里听到了一些深刻的描述。
　　阿贝·福塔斯^[3]——约翰逊20多年的朋友及私人法律顾问——对他的心理状况做了一些介绍。福塔斯说，约翰逊在50年代曾两次心脏病发作，因此尽管他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深处却十分害怕再次遭受心脏病的打击。这是患过心脏病的人的典型症状，这种病留下了后遗症。约翰逊本能地回避那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决定下来的、复杂的问题以及那些后果难以预料的重大问题；他往往拖着不办这些事情。与此相反，他很乐意做一些能提高他的声望的 “比较令人愉快”的事情，或者做一些不需要耗费体力和精力的事情。为了就一个复杂的或者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决定，他需要舒舒服服地进行考虑的时间和机会。如果出现困难的形势，例如发生了国际危机，他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求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紧急决定，在这种时候——福斯特说——约翰逊可能会失去控制，做出他以后将会后悔的事来。
　　约翰逊最亲近的助手杰克·瓦伦蒂^[4]（他曾说过他晚上之所以能够平安地睡觉是因为他知道约翰逊当了总统，这句话后来使他出了名）对我说，约翰逊把他能否竞选成功押在解决国内问题上,
　　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则把重点放在对外政策方面。这就是总统为什么至少在目前要尽力维持国际现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善一下两国关系，但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恶化圉际局势，从而使共和党人受益的行动的原因。
　　皮埃尔·塞林杰指出，越南和古巴是影响约翰逊当选的最具有潜在危险的对外政策问题。他说，在南越遇到的主要威胁可能会使形势出乎意料地出现逆转，它将迫使约翰逊在竞选活动达到高潮时做出痛苦的政治决策。塞林杰认为美国已被“牢牢困在了”南越，但是出于竞选的考虑，约翰逊也感到除了遵循目前的方针之外别无选择；他确信撤出越南将会使他输掉这场选举。塞林杰说，约翰逊不喜欢主持大型的，特别是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因为他担心某个他不甚了解的外交政策问题会使他陷入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人一直向他提出挑战，要求同他进行电视辩论，而他却不急于应战的原因。
　　不久之后便接替塞林杰担任新闻秘书的乔治·里迪^[5]告诉我，约翰逊阅读了大量的报纸，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栏目上。他不喜欢读书。瓦伦蒂白天总要向他报告重大新闻。作为国家安全顾问，邦迪的任务是让总统及时了解外交政策的最新发展情况，但后来总统开始直接和腊斯克——他经常到白宫来同约翰逊共进工作午餐——讨论这些问题。然而，约翰逊总的说来和肯尼迪不同，他认为白宫无须介入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基本日常工作。

第一次与约翰逊单独会谈

　　4月17日，应总统的邀请，我第一次与他在白宫进行了单独会谈。我们在同一间椭圆形办公室——我曾和肯尼迪在此会谈——里进行私下交谈，但办公室的格调已经变了。前任总统所钟爱的海洋纪念品以及他本人的那种高雅情调都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出自美国西部的一些并不高级但色彩浓重的装饰品。
　　约翰逊非常友好。他请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70岁寿辰的良好祝愿。总统领我观看了白宫花园和他的爱犬。他告诉我打猎是他的业余爱好，而且他知道苏联总理是一个运动健将：“和他比赛狩猎一定很不错。高尔夫球不适合我，我喜欢骑马和狩猎。”他的强壮身躯使我相信了他的话。
　　随后，我们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在这里约翰逊告诉我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想和苏联大使谈谈我们两国的关系。他说，总的来看，他对苏美关系是满意的，然后他问道：“你的看法呢？”我同意促进国际形势和苏美关系发展的“一些前提条件”确实已经具备，但是，我们需要继续做出努力，尤其是要限制军备竞赛。我说，我猜想目前没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正忙于选举。
　　约翰逊立即表示赞同：“噢，是的。目前美国外交政策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而决定的。”他说，仅在几天之前，他公开表示欢迎赫鲁晓夫所做的和平声明的时候，芝加哥一家主要报纸指责他尽管费尽心机，结果还是“公开拥抱了一名共产主义分子”。而且这不是唯一的例子，约翰逊补充道。他还遭到了戈德华特及其盟友的猛烈攻击。白宫的民意测验表明，舆论赞同我们两国之间发展更好的关系，但很多人仍然听戈德华特、理查德·尼克松以及共和党右翼分子的话。这些人反对和苏联签定协议，实际上他们赞成把两国关系搞得更糟一些。他说，他们的影响不可低估。
　　约翰逊总统说，他愿意宣布采取某些行动，即使是微小的行动，以此向美国公众表明他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因此他想向赫鲁晓夫传达这一个新的信息，建议削减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裂变物质的生产。非常凑巧，我已带来赫鲁晓夫类似的提议。赫鲁晓夫建议把另外两个西方核国家法国和英国包括进来，但是约翰逊承认他对“巴黎的那个家伙”（指戴高乐总统）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他请求赫鲁晓夫同意做出双边的承诺，而不必等候其他国家参加进来。一份表明这类意思的联合声明很快被起草出来。
　　约翰逊还提出与赫鲁晓夫在两国互相进行电视讲话，并且对我们抱怨美国飞机正在侵入苏联边境进行挑衅以便探查苏联防空设施的位置一事做出了答复。他说美国空军已经得到了不得入侵苏联领空的严格命令，并且提出如果美国飞机因“无意过失”在边界上空飞偏了，请我们“不要采取极端措施”。（赫鲁晓夫在5月15日的答复中对他的回答表示满意。）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谈几乎没有提到过越南问题，尽管约翰逊总统相当健谈，这一点与我认识的其他几位总统确实很不一样。他谈话时经常打手势，而且在谈到最重要的问题时，他习惯把脸靠近与他正在交谈的人的脸，实际上碰到了对方的鼻子。约翰逊直视着他的对话者的眼睛，常常拉着对方外套的翻领使其靠近自己，竭尽全力想说服他。他真正有兴趣谈论的是诸如国内政治及国会——对此类问题，约翰逊很有辩才——这样的一般性问题，对外交问题（显然，他很讨厌这类问题）则不愿多谈。他总是表现得很友好，而且避免进行尖锐的争论，尽力使谈话双方彼此感到满意。
　　但是，他无疑把他的全部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他的选举上，而且他是从同一面政治反光镜中观察国际事件的，这就意味着苏美关系的主要问题的解决不得不等待时日。汤普森坦率地对我说事实确实如此。

　　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想为等待选举结果而耗费整整一年的时间。6月5日，他给约翰逊发出一封内容详尽而又坦率的信件——该信件由我口头转达给汤普森。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相互减少驻扎在欧洲的军队问题、美国进攻古巴的问题、德国问题以及东南亚问题。
　　“我知道这对我们双方都是一个不愉快的话题，”赫鲁晓夫在他的信中说道，“但是每个人都同样需要和平。”他认为必须消除紧张局势，特别是南越和柬埔寨的紧张局势，根据1954年和1962年日内瓦协议而建立的体系，在这一地区正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信中还谈到，德国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两国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在那里并相互对峙。如果德国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在约翰和伊万之间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对抗了”。赫鲁晓夫继续表示说，他坚信西德决不可能成功地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使资本主义制度100年后仍然存在，他们——复仇主义者——也不可能获取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即占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是现实，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它。”显然，赫鲁晓夫不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
　　但是，赫鲁晓夫仍在步步紧逼。6月10日，他委派我秘密通知约翰逊总统，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决定签署一项名为“友谊、合作及互相援助条约”的协议。我把这一情况转告给腊斯克——他并不打算掩藏他的不满情绪。他只是挖苦说苏联的外交政策——正如他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一样——显然可以归结成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则要分给我一半。”
　　但事实上，仅在几个月之后，即10月份，在我和邦迪一边共进晚餐，一边以“以同行的身份”谈论约翰逊政府时，我听到了全然不同的观点。他十分谨慎地承认，美国政府中对外政策的策划人设想，德国只有成为北大西洋联盟之外的中立国家才能统一，因为他们认识到莫斯科决不会同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出现统一的德国。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苏联不赞成建立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因为这样做至少将会使莫斯科在宣传上多得几分。（的确，波兰外交部长亚当·腊帕茨基^[6]因提出与此极为相似的建议而使他本人及他的国家名声大噪。）
　　对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做出回答了，其内容极为简单：赫鲁晓夫绝对不同意德国重新统一，因为他把他的政策全部押在了一个独立的“德国工人国家”之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同样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德国中立化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但是，德国和欧洲安全当时并不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美国政府将其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东南亚问题上。在我转达了赫鲁晓夫的紧急口信之后，腊斯克反过来又向我转达了约翰逊关于老挝问题的口信。约翰逊在口信中指出、就老挝问题达成的协议表明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个人之间达成的谅解，现在必须迅速、全面地履行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在各派力量之间分配权力。腊斯克为美国在老挝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美国想向巴特寮共产党人和其邻国的河内政府表示，它们不可能接受这个国家。
　　所有这些——约翰逊的口信、腊斯克的论证以及在东南亚扩大军事行动——都是枝节问题如何干扰了苏美关系的发展、如何造成了紧张局势、如何拖延了解决真正重要问题的时间的典型例证。

　　7月12日，在我即将乘飞机回莫斯科渡假前两个小时，邦迪把我请到白宫，向我提供了“某些情报，供你在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使用”。戈德华特显然将成为约翰逊的竞选对手，但是邦迪想使我们相信，总统不打算放弃要与苏联达成谅解的想法。可是他想让我提醒克里姆林宫，约翰逊在同戈德华特逬行辩论时，可能不得不说一些令莫斯科感到不快的话。因此，莫斯科必须认识到约翰逊在竞选达到高潮时所使用的措辞决不说明他的对苏立场发生了变化。此外，邦迪还暗示，如果苏联方面在某个时候对约翰逊也提出批评，约翰逊阵营的人将不会在意，虽然他要求这种批评能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免得过分尖锐的攻击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十分清楚这一类反共言论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而且我学会了如何理解它，这样便能够断定什么时候它是认真的，什么时候它仅仅是做个样子。但是，向莫斯科解释这一切有时却比较因难。我向莫斯科讲了邦迪的忠告——这显然是一场竞选活动的组成部分（在美国这是司空见惯的），其目的是保护约翰逊，免得戈德华特从侧面指责他“同情共产主义”。虽然莫斯科人可能存有疑虑，但他们承认我对美国政治有所了解，所以总是同意我的判断。

一名苏联外交官的生活

　　回忆起当年我们曾生活在那样严密的控制和孤立状态之中往往令人感到痛苦难忍，那种孤立状态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部分是东道主出于猜疑而强加给我们的。我曾经竭尽全力试图摆脱那种压抑，作为一位大使，我的生活故事如果在讲述我是如何处理重大的政策问题和外交问题——这些是本书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不涉及我是如何处理这一类属于另一层次的问题的话那它就是不完整的。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我们在华盛顿的使馆小楼过分拥挤。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苏联政府终于决定拨款在美国首都买一块地建造新楼。
　　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地址就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我们多次遇到了房地产主和他们的邻居们的反苏歧视，他们大吵大闹地起哄。他们抗议他们将要被迫生活在苏联人周围；他们设想苏联人会将其使馆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使馆周围将站满荷枪实弹的士兵，受过训练的狗会乱咬美国人的孩子——典型的好莱坞式对苏联制度的看法。
　　有关我们如何野蛮和恐怖的故事在广泛流传。最为恶劣的是说我们使馆里有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这一传闻竟然传到了总统那里。在肯尼迪遇刺30周年时，《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由其60年代驻白宫记者休·赛迪^[7]撰写的回忆文章。文章回忆说，肯尼迪曾私下向出席晚餐会的客人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我们利用外交邮袋运来的零件装配了一枚核弹。“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就按动电钮摧毁华盛顿，”肯尼迪在1961年与赫鲁晓夫进行了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之后来到佛罗里达渡假时，在棕榈滩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对惊恐万分的客人们这样说。赛迪有比编造这类离奇故事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他并没有在当时发表它。虽然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从来没有人费心向我打听此事），但是，单单是它的存在以及它被人们得意洋洋地到处传播，就表明了我们苏联外交官在冷战高峰时期生活在多么紧张的氛围之中。
　　在我们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皮之后，我们的律师和不动产代理人不得不两次控告那些反对这笔预计可以成交的土地买卖的人。我们在地方法院的判决中获胜，但是邻里协会又继续上诉并成功地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有些争执的确令人十分好笑。一位在弗农山国家公园（乔治·华盛顿故居所在地）旁边拥有一块地产的人同意把他在波托马克河附近的一块地卖给我们。这位地产主没有好争吵的邻居，而且他本人对苏联也没有敌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艘驱逐舰上担任舰长，负责为满载重要作战物资驶向摩尔曼斯克的船队护航。多年来他一直想把这块土地出售给国家公园管理局，但该局却以资金困难为借口拖拖拉拉不愿协商此事。当这位地产主刚一通知公园管理机构，说他将要把这块地卖给苏联使馆时，公园购买这块土地的资金像变魔术般地立即筹集到了，于是我们又一次空手而归。
　　此后，我们试图在麦克莱恩附近，也就是远至波托马克河弗吉尼亚一边的郊区寻找一块合适的地皮。这回出来干预的是中央情报局，它声称这一地点离它的总部太近了。
　　公正地说，美国政府无论是肯尼迪政府还是约翰逊政府——都试图帮助我们。当我们的案件交到上诉法院审理时，国务卿给法院写了一封信，为我们进行了辩护。哎呀，那封信同样没有帮上忙。
　　我们准备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提起诉讼，但腊斯克建议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说，此案已经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而且新闻媒介已把此事渲染成了一桩丑闻。后来美国政府允诺在联邦的地产中找一块地皮。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最后直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才在威斯康星大街上给了我们一个建馆地点，旧联邦阿尔托山医院就坐落在那里。苏联政府随后在莫斯科拨了一块地，供建造新的美国使馆之用。新的使馆大楼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按时建成，但是，由于在建筑过程中双方使馆楼都被秘密安置了麦克风和发报机而引起了丑闻，在问题首次被提出后的很长时间内，两座新使馆都没有被使用。
　　我们的监听设备在莫斯科美国使馆楼的建筑结构中被发现后，美国国会便立即严令禁止使用那里的新馆设施，并且阻拦继续建造华盛顿的苏联新使蓿。两座使馆都被关闭，（而且还展开了一场要求苏联对莫斯科的美国使馆建筑——美国说它根本不能安全使用——提供赔偿的激烈争论。）
　　我离开华盛顿之后，曾于1991年12月在莫斯科与罗伯特·斯特劳斯^[8]——他是我在华盛顿的老相识，当时正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共进午餐。他神秘莫测地微笑着，要我猜一猜当天早些时候他刚拜访了哪位苏联领导人。我想了片刻后说猜不出来。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拜会了巴卡京^[9]，克格勃的头儿。”我有些吃惊，便问他们谈了些什么。
　　“你永远也猜不出来。”他回答道。他说克格勃允诺要提供有关苏联在新的美国使馆大楼里安装的窃听设备的设计和位置的全部情况，显然，这是苏联公开化新政策的组成部分。他说华盛顿对此感到相当惊讶，“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也是受欢迎的”。
　　“那么，对这一恩惠的回报是什么呢？”我问大使，同时也间接提到了我们在华盛顿的新使馆里也有美国人装的窃听仪器。他对此付之一笑，并说美国人暂时还不准备实行开放政策。事实上，这个问题没过几年便得到了解决。当我于1994年为写作本书做准备而访问华盛顿时，我终于能够住进坐落在乔治城正北、威斯康星大街阿尔托山的新使馆大楼——从我最初开始寻找建设新馆地址起125已经过去了 30多年。

　　相对于我们与美国极为紧张的关系而言，我国一些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芭蕾舞团及歌剧团的访美活动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例外。他们中间有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洛夫·里克特^[10]、芭蕾舞主要女演员玛亚·普利谢茨娃^[11]和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12]及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13]；有莫斯科大芭蕾舞团、列宁格勒歌剧暨芭蕾舞团、莫伊谢耶夫舞蹈团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团体。它们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巨大的、同时也是理应获得的成功。这里面也有来自革命前俄国的一位美国经纪人索尔·赫罗克^[14]的一份相当大的功劳。
　　我仍然记得里克特的来访，不过不是从艺术观点的角度（虽然他的演出夸不胜夸），而是联想到当时我国艺术家们出国行、访问活动中一直存在的羞辱性的习惯做法。在所有这些出访旅行中，特工人员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乔装打扮跟踪着他们。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暗中监视这些艺术家，观察他们的交往，制止他们定居国外的企图，顺便提一下，这种监视活动根本没能阻止住那些真想外逃的人。
　　绝大多数演员是爱国的，因此这种监视是对他们的污辱。里克特极为敏感，并且受到高等教育，他也是那些特别不能容忍这种监视行为的艺术家中的一个。他被一名“政府官员”伴随着，此人探听里克特的一切事务，甚至打探他的私生活。（里克特的母亲住在西德，他常常给她打电话。）
　　我妻子和我觉察到我们十分熟悉的这位艺术家几乎快要神经崩溃了。因此我向莫斯科发出一份紧急电报，坚持认为他的“同伴”必须回国，里克特应该单独留下。莫斯科的那些人看来理解了这种情况，所以把监视里克特的那名特工召回去了。当我告诉他可以在他想去的美国任何地方继续举行音乐会并且没有任何“陪同”时, 他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令人大为感动。过了些时候，我妻子和我与里克特同乘一架英国班机回国。当飞机飞到大西洋中部时，我妻子收到了他定购的——一大束玫瑰花，以此感谢我们的殷勤款待以及帮助他摆脱了官方的监护。
　　但是，所有苏联公民出国——不论是短期旅行还是被长期派驻使馆或贸易代表团工作——都要受到众多权力机关的全面检查。最终的决定是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门部门作出的。每个出国的个人都被叫到这个部门，以便审查他或她的公开立场和私生活以及他们对“苏联公民在国外行为规则”的理解情况。这些规则是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它们以书面指示的形式出现，因此每一个出国人员都必须耐着性子读完对该规则的解释，并在一份说明他已阅读并理解了这些规则的声明上签字。
　　大部分规则列举禁止或不赞成苏联公民在外国做的事情。它们被想象为能够防止我们在大街上、商店里、影剧院中，在参加招待会以及其他我们可能被邀请出席的场合“被外国情报机构煽动或吸收为成员”。实际上，列举出允许做的事项比列举出所有的守则或许更容易些。违反规则便意味着或者立即被遣送回国，或者再也得不到出国许可。
　　这些规则有时会造成极为荒唐的事情。一位新任命的大使的夫人应召就这些守则问题进行例行谈话。她曾跟随她的丈夫多次出国。当指导员向她宣读了所有的规则并要求她在表示她已理解如何去做的声明上签字时，这位女士非常气愤，并问他是否出过国。得知他不曾出过国后，这位女士拒绝接受审查，并且坚持说她不想听只是从书面指示中了解生活的官僚主义者讲话。这件事传到了上级部门。这位女士被告诫“在中央委员会总部要自我克制一些”，而那位指导员则被告之他对召来一位大使的配偶进行审查有点“过分热情”了。幸运的是，我知道她丈夫的前程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位女士就是我妻子。
　　有一个令人十分好笑的事件牵扯到这个特殊部门的头头出访巴黎的事。这位名叫巴兰尼科夫的高级官员跟随某个代表团到巴黎旅行。当他抵达巴黎后，他向大使^[15]吐露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去看一看“疯狂的牧羊女”这间夜总会。但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规则是严禁光顾这种地方的。大使偷偷地建议巴兰尼科夫隐姓埋名地去看看“疯狂的牧羊女”里面著名的歌女，并派他的助手——此人十分熟悉巴黎——给他做导游。这名助手费尽心机买了前排的票。在演出中，一位舞女从舞台上走下来，走近这位部门领导，邀请他与她共舞。她拉住了他的手，而巴兰尼科夫完全被震惊了，他把手猛地抽了回来。舞女耸了耸肩离他而去。这件事似乎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大使和他的那位担任要职的客人对此都非常满意。
　　过了两个星期，莫斯科外交部法国司收到了一个定期从巴黎寄来的报纸邮包。法国司的外交官们从其中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那位中央委员会部门领导和酒吧舞女在一起的照片。他的名字没有被提到，文中只把他说成是某个“行为怪异的外国人”。
　　外交部官员最初认为这是一起挑衅行为，发表这张集成照片是为了诋毁一位重要的共产党员的名誉。他们甚至打算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驻巴黎的大使不得不介入此事并向部长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此事被压了下来，从未向最高层汇报。但是，这位“行为规则”专家着实让外交官们大大开了一心。

^[1] 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1925年毕业于阿肯色大学。192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4年起担任律师。1939—1941年任阿肯色大学校长。1942年参加民主党。1943—1945年任众议院议员。1945—1974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5—1959年任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1959—1974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47年支持马歇尔计划。1951年起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1961年反对猪湾入侵计划。1966年起反对越南战争。1974年议员连任失败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93年退休。

^[2]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1902年7月5日——1985年2月27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4—1931年期间在报刊工作。1933—1936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1937—1944年、1947—1953年任参议院议员。二战期间两次入伍参战。1953—1960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60年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竞选，但以失败告终。1961—1962年任大西洋研究所总干事。1963—1964年、1965—1967年两次担任驻南越大使，期间策划了暗杀吴庭艳的行动。1967—1968年任无任所大使。1968—1969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0—1977年任总统驻梵蒂冈教廷私人代表。1985年去世。

^[3] 亚伯拉罕·福塔斯（Abraham Fortas，1910年6月19日——1982年4月5日），美国法学家。193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罗斯福政府任内曾任公共工程管理局总法律顾问和内政部副部长。1946—1965年期间担任律师，曾为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人辩护。1965—1969年任最高法院大法官。1969年因卷入道德丑闻而被迫辞职。此后继续担任律师。1982年去世。

^[4] 杰克·约瑟夫·瓦伦蒂（Jack Joseph Valenti，1921年9月5日——2007年4月26日），美国政治顾问。出身于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二战期间入伍。1946年毕业于休斯顿大学。1948年获哈佛大学MBA学位。1952年创办广告公司。1956年起与林登·约翰逊结为至交。1963—1966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66—2004年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在任期间创立电影分级系统。2004年退休。

^[5] 乔治·爱德华·里迪（George Edward Reedy，1917年8月5日——1999年3月21日），193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随后进入联合出版社工作。1964—1965年任白宫新闻秘书。1965年因反对约翰逊对越南战争的政策而辞职。1968年短暂担任总统特别助理。1972—1976年任马凯特大学新闻学院院长。1976年辞职，但继续留校任教。1999年去世。

^[6] 亚当·腊帕茨基（Adam Rapacki，1909年12月24日——1970年10月10日），波兰外交家、经济学家。1929年起参加左翼青年组织。1931年加入独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Związek Niezależnej Młodzieży Socjalistycznej）。1933—1934年期间服役。1939年8月24日应征入伍，9月22日被德军俘虏并被囚禁于战俘营。二战结束前被盟军解救。1945年8月加入波兰社会党。1946—1948年任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7—1950年任航运部长。1948年加入统一工人党。1948—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48—1954年、1956—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1年任高等教育部长。1951—1956年任高等教育和科学部长。1954—1956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候补委员。1956—1968年任外交部长。1968年退休。

^[7] 休·斯旺森·赛迪（Hugh Swanson Sidey，1927年9月3日——2005年11月21日），美国记者。早年毕业于爱荷华大学。1955—1957年任《生活》杂志记者。1957年起任《时代》杂志记者，曾采访艾森豪威尔到克林顿期间的多任总统。1998—2001年任白宫历史协会董事会主席。2005年去世。

^[8] 罗伯特·施瓦茨·斯特劳斯（Robert Schwarz Strauss，1918年10月19日——2014年3月19日），出身于一个德国犹太移民家庭。1937年加入联邦调查局。二战后参加民主党。1970—1972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司库。1972—1977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7—1979年任贸易代表。1979年任驻中东特使。1988—1989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联合主席。1991年任驻苏联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驻俄罗斯大使。1992年辞职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晚年在大学任教。

^[9]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Вади́м Ви́кторович Бака́тин，1937年11月6日—— ），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二书记。1975—197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建设部长。1977—1983年、198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一书记。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85—1987年任苏共基洛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任内政部长。1991年公开反对八一九事件。1991—1992年任克格勃主席。1992年以后从事经济工作。

^[10] 斯维亚托斯洛夫·特奥菲洛维奇·里克特（Святосла́в Теофи́лович Ри́хтер，1915年3月20日——1997年8月1日），苏联钢琴家。

^[11] 玛亚·米哈伊洛夫娜·普利谢茨娃（Ма́й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Плисе́цкая，1925年11月20日——2015年5月2日），苏联芭蕾舞蹈家。

^[12] 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罗斯特洛波维奇（Мстисла́в Леопо́льдович Ростропо́вич，1927年3月27日——2007年4月27日），苏联大提琴家、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

^[13] 加林娜·巴甫洛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Гали́на Па́вловна Вишне́вская，1926年10月25日——2012年12月11日），苏联演员、戏剧导演、女高音歌唱家。

^[14] 索尔·赫罗克（Sol Hurok，1888年4月9日——1974年3月5日），原名索洛蒙·伊兹拉洛维奇·古尔科夫（Соломон Израилевич Гурков），俄裔美国经纪人。

^[15] 指苏联驻法国大使。——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