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莫斯科和越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八章莫斯科和越南

↘莫斯科宫廷政变
↘约翰逊竞选获胜
↘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越南战争升级
↘华盛顿的主战派
↘我们自身的越南综合症

莫斯科宫廷政变

　　1964年10月，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阴谋活动获得成功，尼基塔·赫鲁晓夫被强行解除了职务。这是一次真正的宫廷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在赫鲁晓夫被从休假地召回，并被迫在一次主席团会议——后来被称为政治局——上宣布辞职后才召开的。召开中央全会仅仅是为了批准该项决定并为它披上合法的外衣。
　　在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已经丧失了威信；他所做出的许多决定已经被证明是肤浅的，他制定的政策产生了微不足道的结果。尽管他揭露、批判并试图克服斯大林主义，但是他不打算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赫鲁晓夫无法想象除了建立在共产党统治基础上的制度之外，还有其他任何制度能够在他的国家存在。他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
　　发动这场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以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们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他们既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团结起来的，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相反，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个人利益——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想获得并保住权力，或者是出于害怕丧失他们的高级职位。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根本没有建议做任何改变。新的领导人为了巩固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毫不迟缓地采取了行动。我接到了一项紧急指示，要求我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会谈，对形势做出解释。
　　10月16日，我一大早就去白宫拜访了总统，向他通报赫鲁晓夫已经辞职，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柯西金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按照给我的指示，我说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将不会改变。
　　对约翰逊来说，就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立即询问了赫鲁晓夫的命运。他这样做从很大程度上说并不是出于他个人对赫鲁晓夫的同情——他从没有见过他——而是出于正常的好奇心。他更为感兴趣的是苏联的新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政策方针；苏联领导人紧急命令我与他进行会谈并向他保证他们渴望与他发展良好关系一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他对此表示赞赏并祝愿他们成功。
　　接着，他表示他个人愿意扩大和苏联新领导层的关系，并要求我转达他个人的想法——他用他本人特有的那种朴实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想法。他重申他将奉行肯尼迪的和平政策。他说，如果能够重返白宫^[1]，他期望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他想明确无误地表示：“我们不想埋葬苏联，但同时我们也不想被消灭。”（这是指赫鲁晓夫关于压倒和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著名恐吓。）他说，无论哪一方都没有任何理由害怕对方，他“准备在苏联大使的房里住上一夜，枕头下不放手枪”——他相信大使也会这样做。问题是使我们两个国家都相信这一点，这样，公共资金便可以用于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上，而不是用于军事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放弃过去的对抗”。他进一步表明他准备去任何地方，同任何人进行会谈，只要这样做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
　　谈到越南问题时，约翰逊表示他相信苏联与那些想统治这个地区的人（也就是说，与中国人）产生的矛盾将比同美国产生的矛盾更多，但是这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事。他脑子里肯定想着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第一个核装置正好在那一天爆炸成功的新闻，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及此事。
　　他把中国与越南问题联系起来并试图把我们也卷进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8月份，赫鲁晓夫就曾发出一份照会，询问假如北越人袭击美国在东京湾的驱逐舰——总统将它用作扩大战争的法律依据——美国将怎样看待。总统回答说，苏联所能采取的遏制北越或北京进一步实施不负责任的行动的任何步骤都将是有益的。这是越南战争对我们两国关系第一次产生的明显影响。

　　最初，新的苏联领导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构成人员的名单上。赫鲁晓夫担任的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位现在被政治老手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勃列日涅夫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本已经在党内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地位，虽然他还没有当上第二把手。第二把手的位置属于“灰色的红衣主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然而，苏斯洛夫从没有渴望成为第一把手；他宁愿躲在暗地里当一名拥立国王的人，而不愿意当国王。苏斯洛夫是一个非常乏味、非常教条、在意识形态方面思想狭隘的人。但是多年来他把持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整个机构，这是他真正的力量所在。他不喜欢进行改革，而且他总是试图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使国内形势出现不稳定的惊人举措。他对赫鲁晓夫——他的同事们认为他在决策过程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主观愿望——的下台负有主要责任。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与他的前任完全相反。他是一名通晓通往克里姆林宫权力之路的政客；他是一个善于与别人合作的人，而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做事谨慎，不慌不忙，惯于倾听同事的意见。他既没有赫鲁晓夫的天赋，又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容易感情冲动的改革者。他尽力避免突然出现的转折和激进的改革，宁愿保持可以预料的稳定。人们不会称他是一位伟人、一位强有力的人物，甚至不会称他是一位个性坚强的人。他从一开始即表现得仅仅象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希望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爱讲故事，并且喜欢与老朋友一起饮酒。
　　成为总书记之前，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领导的政治局中主管军事工业联合企业及军工生产，他对这一领域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勃列日涅夫喜爱军人，军人们也喜欢他。如果他们想向他展示某种新的成就，他们就会邀请他去工厂，他也总会兴致勃勃地前去视察。外层空间项目也归他掌管。他为在战略武器方面取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这一竞赛将国家的经济资源消耗殆尽。他对自己身着陆军元帅制服的样子颇为自豪。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让我坐下喝杯茶，而他走了出去。他再次出现时穿了一身华丽的制服，上面挂着他的全部勋章。他问道：“我看上去怎么样？”我回答说：“漂亮极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不太关心意识形态问题，但他坚定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他百分之百地正统，因此从不干涉苏斯洛夫主管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对外交事务也知之甚少；起初，这一领域之所以吸引他，主要是因为它表面上的礼仪性的一面——仪仗队、在克里姆林宫欢迎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充满阿谀奉承的宣传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他希望有人为他拍照，并将照片收入他的影集；他喜欢向别人展示他的影集。他愿意出席签署最后文件的盛大仪式，而不愿参与拟定文件的工作。但他基本上赞成与美国建立较好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
　　每当我回到莫斯科时，我都要单独向勃列日涅夫详细讲述美国的情况（他对美国总是很感兴趣）。然后我总要问他“对今后工作的指示”。勃列日涅夫则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说：“你需要什么指示？你比我更知道怎样和美国人打交道。让那里保持安宁，这是最主要的。”
　　从他担任总书记开始直到结束，勃列日涅夫在有关外交政策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依靠葛罗米柯，只有削减战略武器问题是个例外——他在我国军事工业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使他在这一问题上很有经验。葛罗米柯对他的影响就像当年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一样大，然而，我们这位精明的部长并不想在政治局的同事中表现出他的优越地位。安德烈·葛罗米柯即使在跻身于国家最高权力层——这只不过是强调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特殊地位——时仍然保持着一名外交官的身份。与赫鲁晓夫相反——赫鲁晓夫时常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葛罗米柯（同样也强加给他的其他同事们），勃列日涅夫则对他的外交部长完全放任，因为他知道葛罗米柯与他相比显然是一位更为出色的国际问题专家。除此之外, 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是朋友。这一友谊是建立在他们（实际上每个星期）一起去距离莫斯科大约120公里、位于扎维多沃村的勃列日涅夫别墅狩猎的基础上的。葛罗米柯以前根本不喜欢打猎，有些不怀好意的饶舌者称他为了接近勃列日涅夫，在50岁的年纪成了一名“酷爱运动的人”。
　　尽管如此，葛罗米柯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积极的。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巧妙地满足了总书记奉行稳健的、而不是赫鲁晓夫那种感情宣泄式的外交政策的愿望。人们可以不同意葛罗米柯的某些观点，但是公平地说，他制定的政策总是具有连续性和预见性。亨利·基辛格曾经半开玩笑地称这种政策是“一部固执地开往目的地的沉重的压路机”。只要目的正确，这句话甚至也可以被看作是溢美之辞。但是，葛罗米柯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一直在尽力阻止他的国家卷入和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尽管没有人指责他公然表明这一政策，但是他内心总是喜欢促进与华盛顿的关系，同时又不允许自己逾越意识形态这一主要障碍。

　　约翰逊和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两人很相像。两个人的年龄相仿，都出身于平民家庭，两个人都是精通国内政治策略的能手，而且对外交政策问题都缺乏深入的了解——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没有引起他们注意的弱点。两个人都喜欢打猎和开快车，都对读书不感兴趣，都看过很多的电视节目，都喜欢美国西部电影和足球，两个人都不反对干上一两杯，两个人都喜欢讲笑话并且公开（或在对话的人面前）炫耀，而且两个人都试图引导会谈，这样每一方都是满意的。他们都是急脾气（虽然并不公开表现）并且容易产生积怨，然而，他们都喜欢表现出他们是善良且充满同情心的。
　　两个人都喜欢公开露面，喜欢拍照供报刊发表。约翰逊甚至对电视摄影记者发出一项专门的指示，要从左侧拍摄他，因为他认为那样他会更上相。苏联报纸摄影师知道勃列日涅夫希望他胸前佩戴的大量的勋章和奖章能在照片上看得清楚。约翰逊由于渴望在电视上显得更加吸引人而把普通眼镜换成隐形眼镜，并且使用舞台专用化妆品和一种电子提词机。勃列日涅夫没有用此类道具，但并不是因为他对此不屑一顾。当时苏联还没有这样一些东西。当勃列日涅夫一了解到约翰逊为什么不必看着讲话稿讲话并且能够直视观众时，他立即命令他的助手买来一台讲话提示器。（后来，美国企业家阿曼德·哈默^[2]——此人称他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列宁——作为礼物送给他一台讲话提示器。）但是，勃列日涅夫从未能够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进行电视讲话，很快又重新手拿讲稿发言了。
　　约翰逊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区别在于美国总统的行为追求的是宣传个人。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中，约翰逊在电视上露面的次数比肯尼迪在白宫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上电视的次数还多。约翰逊在五年中举行了 126次记者招待会，其中大多数是在他任职前两年——在越南战争的局势对他不利之前——举行的。勃列日涅夫则坚决拒绝举行任何记者招待会。他知道他的举止笨拙，而且离开讲稿就不敢讲话。同时他喜欢发表内容广泛、书写清楚的讲话，而且喜欢有个好名声。
　　他们两人都喜欢大众新闻媒介发表他们的讲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这样做当然没问题，但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们挑选了对他们的上司最有利的文章和照片，甚至连了解勃列日涅夫这一弱点的大使们也常常从外国的期刊上剪下赞美文章寄回。他总是阅读这些文章并且有时在政治局会议上引用。约翰逊所处的环境却不是这么简单，因为美国新闻是独立的，所以他总是试图制服记者以期他们将会以称赞的目光介绍他。他邀请选拔小组到白宫来，向他们展示其令人生畏的个人魅力。在实行“伟大社会”计划以及民权运动的初期，他将这一技巧运用得非常成功。但随着越南战争的进一步恶化，这种做法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他为此受到了谴责。
　　很难说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会谈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然而，我认为它可能比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会谈更为成功。简而言之，这两个人都是相当有魅力的人物，但是勃列日涅夫把持最高权力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晚年时光过得并不愉快，但那几乎是20年以后的事了。

约翰逊竞选获胜

　　由于约翰逊对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治局权力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勃列日涅夫感到非常高兴，于是决定甚至在约翰逊参加选举前就对他表示明确的支持。（克里姆林宫总是关注着美国大选及其他重要选举以便不会因为支持落选者而陷入危险境地。）11月3日，也就是大选投票之日，我把苏联政府给总统——他正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的照会文本交给了汤普森。照会表示理解约翰逊关于削减军事开支的意图。为什么双方没有能够同时进一步削减军费，甚至在一年多前没有能够达成一项正式协议呢？苏联政府进一步提出双方相互削减在欧洲的军队，但双方仅仅削减了他们大约一个师的兵力。照会还说苏联政府确信尚有很大的潜力促进在诸如裁军和欧洲安全这样的领域中的发展。照会指出，所有的国家——大国和小国，你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朋友——都能够从缓和中获得好处，这是问题的实质。（在俄国，我们不用法语“dewnte”（“缓和”）一词，西方国家喜欢用这个词，我们宁愿使用俄语中意思相同的“减轻紧张局势”这个词。）
　　照会结尾写道：“我们愿意重申，苏联政府珍惜它与约翰逊总统相互信任的关系，并且认为保持和发展这一关系——包括通过建立秘密通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汤普森告诉我他将毫不耽搁地把这一照会转交约翰逊，因为总统一定会特别欣赏苏联领导人在大选结果尚未揭晓之前就表达了他们的心意的做法。莫斯科有些人怀疑，在尚不知道选举结果之时发出这样的照会是否明智，但是勃列日涅夫想给予约翰逊精神上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成功了, 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约翰逊第二天以160万张选票的绝对优势战胜了戈德华特。

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越南战争升级

　　1965年1月14日，汤普森交给我一封总统的私人信件，此信是对大选前夕他收到的那个令他十分兴奋的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
　　他的确为减缓军备竞赛速度增加了赌注——他通知克里姆林宫，在新的财政年度里，美国政府在申请军费拨款时将少要20亿美元。他还建议让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位成员来美国访问，以便面对面地全面讨论问题。汤普森以外交方式表示，希望这封信不会被理解成是美国政府急于促成访问的一个轻率行为，他解释说，约翰逊使用了“苏联领导层”这样一个宽泛的词汇，其目的在于让苏联方面决定究竟谁将来访。后来双方又交换了意见，苏联领导人表示更希望约翰逊访问莫斯科，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之间无法就谁去访问华盛顿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在越南的对抗突然加剧，访问华盛顿很快就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
　　但是，总统含糊不清地向“苏联领导人”——而不是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3]个人——发出邀请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赫鲁晓夫辞职以后，约翰逊收到的多封发自莫斯科的信件都没有署名，因此，他的顾问们不知道怎样把总统的信发给莫斯科与他地位相当的人物。
　　他们之所以困惑不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了谁在给外国领导人的信函上签字而在幕后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柯西金认为这一荣誉是属于他的，因为根据国际礼节，他作为政府首脑有权向外国政府首脑发出信函。勃列日涅夫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但是柯西金认为，勃列日涅夫作为党的领导人，不能取代他作为苏联国家的公开代表和发言人的作用。最后，柯西金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占了上风，并且被授权签署政府信函，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葛罗米柯暗地里支持勃列日涅夫。他私下指示大使们要审慎地向他们驻在国的领导人介绍苏联领导层中“谁是最有影响的人物”。结果，勃列日涅夫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在约翰逊政府期间，信函仍然发给柯西金。
　　这里要稍微谈一谈阿列克谢·柯西金的情况。对西方人来说，他一直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而且常常被看成是一个缺乏幽默感、性格阴郁的人。这种看法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但是，作为斯大林时代一名幸存者，柯西金已经学会了如何保守秘密，而且不愿意和任何人过于接近。他没有在党的机关工作过，只在政府机构担任职务，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政治地位。
　　柯西金是一个诚实、聪明并且极有见识的人，处理政府事务的能力非常强，而且精通经济、工业和财政。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即可看出他在行政管理方面表现的聪明才干和深谋远虑。苏联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将核爆炸和平利用于某些非常诱人的工程项目中的可能性，例如使充沛的西伯利亚河水倒流向干旱的中亚地区，而不是流向北冰洋。核科学家和水利专家将有说服力的投资和效益评估报告提交给由柯西金领导的部长会议。但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一位科学家的敦促下，柯西金提出要对比较温暖的河水不再流入冰冷的海洋对大气温度和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准确的预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回答这个渔业和矿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柯西金命令将这一方案退回去“修改”。幸运的是，这个方案再也没有上报，因为真正的缺陷在于核爆炸带来的致命的放射性尘埃将会在未来数年中污染土壤。
　　从本质上讲，柯西金不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这一点使他在党内和全国上下得到了尊敬。他不是一个外交事务专家，但由于他具有丰富的一般性知识，使得他能够比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除了葛罗米柯之外——更好地把握与外国对手的讨论和谈判，当然比勃列日涅夫把握得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内心嫉妒柯西金，并且不喜欢他。但众所周知，柯西金不想成为总书记，爬上党内权力的顶峰。他不介入政治斗争，因此勃列日涅夫才容忍他担任总理。
　　在黑海避暑胜地，我曾两次应柯西金之邀——他也正巧在那里休假——出席纯私人性的晚宴。宴会之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轻松的谈话，一直谈到深夜。他直截了当地向我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它的社会和人民，它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他是一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当坦率的人。在他的别墅里，他向我描述了我国的最高层领导人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

　　2月10日，一支强大的越南共产党武装向驻扎在南越波来古城附近的美国军营发起了突然袭击，出于巧合，柯西金于2月初也正好在河内访问。约翰逊命令大举轰炸北越，以此实施报复，而柯西金此时尚未离开那里。后来，富布赖特参议员私下告诉我，约翰逊曾为是立即轰炸北越还是等柯西金离开后再进行轰炸而犹豫不决。他的很多顾问都建议立即开始进行轰炸。他们认为尽管这样做无疑将会使美苏关系暂时恶化，但与此同时，空袭将向北越、中国以及苏联表明美国的决心。此外他们还认为，形势急剧恶化将会使通过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达成一项更有利于美国的解决方案变得更为容易。约翰逊对他的助手们重申，他反对把和莫斯科的关系搞糟。但是，富布赖特说，他还告诉他们：“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他必须反对中国和毛泽东本人对美国意志的挑战。”
　　当我和腊斯克会谈时，他已完全意识到了局势的敏感性。所以他一直对我说，总统不想损害我们的关系，他希望两国关系得以改善，如果河内停止干预，美国准备从越南撤出来，等等。我拒绝接受这些辩解。事实是我国总理在那里访问时，他们轰炸了这个国家事发之后不久，苏联政府即向约翰逊总统发出了一封措辞十分强硬的秘密信函，信中谴责了美国在越南采取的行为。柯西金对他在越南访问期间发生的轰炸事件极为气愤，并转而反对约翰逊，虽然以前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他对约翰逊持较为赞赏的态度
　　北越人的做法也有点不合适宜，他们恰好在柯西金访问河内期间发动了进攻，事先又没有通知我们。实际上，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制造不和。局势变得十分荒谬。一方面，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越南人正在打什么牌，知道越南人正在背后诅咒他们，特别是勃列日涅夫，他和葛罗米柯一样，不想无缘无故地使苏美关系恶化起来。当然，我们也希望因美国卷入了东南亚问题而能够转移华盛顿对欧洲的注意力，但是归根到底，由于莫斯科坚持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因此它将无情地驱使我们的国家沿着一条错误的、变化无常的路线走下去。
　　我们的古巴朋友同样也不让我们得到安宁。他们试图通过我国使馆给白宫施加压力。应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秘密请求，莫斯科命令我就“美国对古巴进行的挑衅行动”次数的不断增加，包括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它设立在古巴岛的一块美国飞地上——采取的一些军事行动等问题，向汤普森再次发出正式声明。
　　总而言之，我们的盟国——越南和古巴，这是我们与美国关系中引起麻烦的两个主要地方——的行为自然而然地阻止了我们对两国关系中其他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理智的讨论。

华盛顿的主战派

　　3月21日，我和腊斯克再次举行会谈。他极为不安地说，通过与北京及河内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接触，有一个问题已经弄清楚了，即河内不打算停止它在东南亚采取的行动。现在它正在利用老挝领土向南越渗透，从而违反了日内瓦协定。苏联对保证日内瓦协定的贯彻实施负有部分责任。我们一直指责美国干预东南亚事务，但腊斯克却顽固地把问题归结为北越干涉了南越。
　　与此同时，华盛顿内部正进行着一场争论，很多高级官员从更为广泛的、更具有威胁性的地缘政治角度看待这场战争。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受尊重的亚洲问题权威麦克·曼斯菲尔德^[4]参议员对我说，主张美国对越南实行干涉政策的策划者和主要倡导者是麦克纳马拉、邦迪兄弟（威廉·邦迪^[5]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五角大楼里的这伙人认为，中国直接介入越南问题将为炸毁中国的核设施，从而把中国无限期地排除在核大国行列之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富布赖特参议员也告诉我，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已在华盛顿联合组成了一个“主战派”。自选举以来，富布赖特说，总统已变得难于交谈，尽管他们是老朋友。约翰逊几乎不听与他谈话的人所说的话，而是打断他们的话，只顾自己夸夸其谈，竭力想向听者表明他有充足的事实依据，有富有说服力的辩术以及出色的政治家才能。他只听取五角大楼的军事专家以及国务院某些高级官员——主要是腊斯克，开始还包括他的副手乔治·鲍尔^[6]那样一些人——的意见，在总统的私人顾问班子中，乔治·鲍尔一直反对战争升级，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失败并且辞职为止。
　　富布赖特对总统的立场做了如下描述：约翰逊想趁为时还不算太晚先阻止住中国的行动。放弃南越非但无助于亚洲的稳定，而且会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因为中国领导集团不会停止在越南采取行动。因此在中国还没有成为重要的军事大国，而且它在亚洲的扩张能力还相当有限的时候，西方国家必须毫不迟缓地进行“挑战”。河内完全听从于北京，实际上，它对东南亚以及南亚以外地区未来发展与北京的看法一致。因此，约翰逊认为，美国必须利用空中轰炸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直到越南接受一项建立在1954年维也纳协议框架之内的和平解决方案为止。当然，这就是越南失败将波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臭名昭著的“多米诺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戴高乐驻纽约代表的法国大使埃尔韦·阿尔方^[7]与法国总统的关系十分密切，他试图让约翰逊和腊斯克牢牢记住他的国家因卷入越南战争而留下的惨痛教训。但是他告诉我，约翰逊认为他本人参加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斗争中，这确实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划定了一个界限，就像在两大阵营之间划出一条分裂欧洲的界限一样。他告诉我，白宫相信，由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对抗正在加剧，莫斯科在越南问题上将不敢冒从根本上恶化它与华盛顿的关系的危险。
　　3月12日，在与休伯特·汉弗莱^[8]副总统共进私人午餐时我又追问起这个问题。汉弗莱说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北京将美国看成是“纸老虎”，中国人和北越人因而赋予越南冲突地缘政治的性质，对此美国政府再不可忽视。因此美国不允许自己在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政治解决方法的情况下被迫撤退，这就是华盛顿为什么断然拒绝河内提出的在进行谈判之前美国军队先撤离南越这一先决条件的原因。
　　总统所持的立场归结起来就是进行一场交易：如果河内停止其针对南越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即停止它针对北越采取的行动；然后谈判可以开始。约翰逊政府准备接受南越的任何政府，即使它最终转向社会主义也罢，他说，但对美国政府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美国不能屈服于北京的压力。他又说，总统准备采取和平解决办法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苏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点与阿尔方所说的不一样。阿尔方说美国政府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附和它是因为我们害怕中国。）尽管约翰逊同样意识苏联不得不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他知道，这只能导致苏联和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卷入越南问题。北京为了避免莫斯科和华盛顿建立友好关系，因而希望进行战争。
　　我一边听汉弗莱谈话，一边想他的分析是对的。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结束战争，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确实符合苏联的真正利益。然而，河内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特别是拒绝停止它为了把南方“从美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整个越南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河内进行了 10多年的紧张斗争。他们是否能通过接受1964年协议尽早并且更容易地实现这一目标呢？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腊斯克以极具试探性的、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向我做出了和平的姿态以试探我的反应。5月8日，在国务院为招待外交使团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招待会上，他和我谈起了越南问题。他强调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应受其伙伴的束缚，想通过这种办法使我认识到我们两国可以联合起来（不公开地）达成一个分阶段的解决方案。他说，假定华盛顿和莫斯科可以就越南问题私下达成一项秘密协定，这样，如果苏联同时郑重向北越做出反对美国轰炸的军事担保的话，美国将不会把它看成是一种挑战行为。这些进展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即将发生对抗的情况下达成的妥协。与其他情况相比，这将是中国受到的一大挫折。
　　腊斯克谈到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地依赖于它们的盟国，此话说得实在是太对了。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尽管美国政府大谈特谈其对地缘政治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担心越南危机正在陷入僵局。在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我强调了腊斯克对我说的这番话的重要性。
　　两天之后，腊斯克要我紧急通知苏联政府，作为对我们提出的呼吁的答复，美国对北越的空袭暂时停止一段时间，他称其为有限的观察阶段。华盛顿希望河内将相应减少它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如果河内不这样做，美国将重新发起攻击。
　　毫不奇怪，勃列日涅夫对腊斯克的想法很感兴趣，并且要求葛罗米柯认真加以考虑。葛罗米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腊斯克的建议很难付诸实施。北越拼命反对在与美国人谈判时有第三者进行调停；河内想直接和美国人打交道。如果华盛顿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可以转告河内。腊斯克后来又提出过类似的建议，第一次是5月中旬在维也纳参加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10周年纪念会期间他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提出的，第二次是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富耶·科勒^[9]提出的。葛罗米柯直截了当地说，苏联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就越南问题与任何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进行谈判

我们自身的越南综合症

　　7月3日，临休假之前，我与腊斯克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他说东南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让美国政府捉摸不定，莫斯科没有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屛也说，美国搞不清楚莫斯科是否自愿接受了河内的否定意见。他指出，葛罗米柯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除非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否则就不会有和平解决问趣的机会。但是，当科勒询问如果空袭停止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时，葛罗米柯所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你们先停止空袭，然后我们将考虑考虑。”
　　腊斯克想让莫斯科知道，美国试图与河内建立秘密渠道以讨论和平解决方案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美国方面意识到，莫斯科像华盛顿一样有自己的头疼事，但是，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坚信战争与和平的命运归根到底掌握在苏联和美国手中。看来双方都对通过解决越南问题而逐步改善两国关系感兴趣。
　　然而，根据我得到的指示，我把刚刚从莫斯科收到的分析意见告诉了腊斯克，这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美国政策已经变得极为糟糕，并且根本不符合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原则。我必须承认，这种批评完全没有什么根据，而腊斯克显然被这种比较刺痛了，他认为这种比较缺乏根据并且是错误的。在肯尼迪时代，围绕柏林和古巴问题出现过极为严重的紧张局势，腊斯克急于证明（不是没有理由）我们之间的很多争执，包括越南问题本身，都起源于肯尼迪时代。总的说来，此次会谈使我们两人都感到很不愉快。
　　在莫斯科休假期间，我参加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并目同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及其他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全都认为越南问题以及它对我国与美国关系的影响是我国对外政策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我们的领导人一致承认，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是第一位的，而越南问题并不涉及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苏联公众对这个遥远的国家根本就不大了解。因此，我们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明确的，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大因素——“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团结”——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思想中。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不时损害着我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很多苏联领导人在与我私下谈话时都承认这一点。但是，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时，苏联则患上了自身的越南综合症，这一综合症一直是我们与美国关系的沉重负担，而且多年以来一直妨碍着我们两国关系的缓和。

^[1] 指竞选成功，再度担任总统。——译者

^[2] 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1898年5月21日——1990年12月10日），美国资本家、收藏家。

^[3]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1940年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1939—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财政部长。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53年3—8月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消费品工业部长。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4—198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苏联国内推行资本主义。1980年逝世。

^[4] 麦克·约瑟夫·曼斯菲尔德（Michael Joseph Mansfield，1903年3月16日——2001年10月5日），出身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一战中入伍。1920—1922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40年参加民主党。1943—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3—197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7—1961年任多数党党鞭。1961—1977年任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兼多数党领袖。1977—1988年任驻日本大使。198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2001年去世。

^[5] 威廉·普特南·邦迪（William Putnam Bundy，1917年9月24日——2000年10月6日），美国律师、情报专家。出身于政治世家。二战中入伍，从事情报破译工作。1947年起担任律师。50年代加入中央情报局。1960—1964年任副国际安全事务部长助理。1964—1969年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6] 乔治·怀德曼·鲍尔（George Wildman Ball，1909年12月21日——1994年5月26日），美国银行家。早年担任律师。1944—1945年任伦敦战略轰炸调查局主任。1950年参与起草舒曼计划和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61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卿。1961—1966年任副国务卿，在任期间支持推翻吴庭艳政权，反对越南战争扩大化。1966年辞职。1968年任驻联合国大使。此后在雷曼兄弟工作。1982年退休。

^[7] 埃尔韦·阿尔方（Hervé Alphand，1907年5月31日——1994年1月13日），法国外交官。出身于外交官家庭。1934—1936年任驻土耳其财务专员。1939—1941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财务顾问。维希政府成立后，于1941年辞职，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1941—1944年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国家经济、金融和殖民地专员。1944年参与起草布雷顿森林协议。1944—1947年任外交部经济事务主任。1952—1954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55—1956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5年任驻美国大使。1965—1972年任外交部秘书长。1977年退休。

^[8] 小休伯特·霍拉蒂奥·汉弗莱（Hubert Horatio Humphrey, Jr.，1911年5月27日——1978年1月13日），出身于一个挪威移民家庭。1940年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大学，随后留校任教。1941年加入美国教师联合会。1943年任战争人力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参加民主党。1945—1948年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期间倒向反共阵营。1949—1950年任反共组织美国人民主行动主席。1949—1964年、1971—197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1—1964年任民主党党鞭。1965—1969年任副总统。1968年在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尼克松。1977—1978年任参议院临时副议长。1978年去世。

^[9] 富耶·大卫·科勒（Foy David Kohler，1908年2月15日——1990年12月23日），美国外交官。1931年毕业于俄亥俄大学，随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45—1946年任外交部近东事务司副司长。1962—1967年任驻苏联大使。1967年退休。晚年在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