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攀援最高级会谈之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三章攀援最高级会谈之山

↘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想做成一笔艰难的交易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反弹道导弹和最高级会谈
↘为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施展策略：与中国建交在即

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想做成一笔艰难的交易

　　1971年新年前夕，莫斯科对尼克松越来越感到恼怒和不耐烦了。他已经任总统两年了，但是他对苏联究竟持什么打算仍然不明朗。葛罗米柯和克格勃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就苏美关系问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政治局进行讨论。两位作者当时对两国关系很快能得到改善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更不用说能变得友好起来了。
　　这份备忘录警告说，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头两年里，其对外政策只是反应出它特有的性质和策略上的拖延，同民主党前任相比没有重大的变化。“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对抗显然将持续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备忘录宣称。它强调指出，尼克松政府“必须认识到西方国家需要对苏联的利益加以认真的考虑”，并且列举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其中包括保持苏联的军事实力，以便使“美国统治集团”相信，奉行避免同苏联进行直接对抗的外交政策是“符合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的”。与此同时，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提出我们应坚持与美国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 并且强调达成符合我国利益的协议的必要性。
　　苏联领导层批准了这一政策，他们认为尼克松为了在下一年的选举中再次当选，肯定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以提高其政治声望。苏联领导层也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因为——正如备忘录中所说——证实进一步发展苏美关系的可行性“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尽管这种关系一直是不稳定的”。因此，政治局做出了要更加积极地同尼克松打交道的重要决定。
　　作为大使，我对这些外交方针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月，而且我建议莫斯科在处理最高级会谈问题时要坚持同样的方针。领导着强大的苏联海外情报机构的安德罗波夫当时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已经非常活跃。他渐渐地同葛罗米柯一道成为准备提交给政治局的重要外交政策的制定着之一。葛罗米柯对此丝毫没有介意，因为它能确保他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得到批准。他们的个人关系不错，因为安德罗波夫非常谨慎，从不干预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日常管理工作，葛罗米柯则很尊重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里享有的越来越大的影响。
　　政治局的政策变化与尼克松本人的竞选政治计划出现了奇妙的巧合。尼克松开始对两国关系以及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重新产生了兴趣。越南战争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对总统说来就更加重要了。
　　基辛格随之也对两国关系，特别是对与我就限制战略武器和安排最高级会谈问题交换意见表现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秘密渠道渐渐繁忙了起来。政治局认为，尼克松既然想让莫斯科同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那么这种愿望将会促使美国政府寻求就柏林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并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对能否举行最高级会谈并没有把握，但他们认为值得试一试。尽管我对这件事也拿不准，但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也许这是因为我比葛罗米柯还赞成举行这么一次最高级会谈。
　　总之，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制定的战略不仅有助于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而且有助于解除对美国援建卡马河汽车厂的限制，这些限制曾经使亨利·福特二世感到十分恼火（虽然福特此时已经失去了兴趣）。双方为促进双边关系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就苏美热线现代化以及就降低发生核事故的危险达成了协议，葛罗米柯和罗杰斯后来在华盛顿签署了这两项协议。当然双方还达成了于1992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协议。
　　1971年1月9日，我和专程从南加利福尼亚海岸圣克利门蒂尼克松度假别墅飞回的基辛格举行了会谈。他要我把总统的想法转告给苏联领导层。他说，尼克松同意苏联领导层的看法，认为我们两国关系还有许多有待改善之处，他现在感到他可以在1971年——在他把注意力转到竞选活动之前——这一年当中尽力改善两国关系。
　　接着，基辛格提到了有待讨论的主要问题：柏林问题（总统建议通过我们的直接渠道极其秘密地交换意见），中东问题（总统提议恢复双边对话，以达成一项解决方案），以及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总统建议首先就防御性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准备就进攻性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基辛格特别强调了举行最高级会谈对解决上述所有问题的重要性。
　　他随后提出了一个“很微妙的请求”：美国方面强烈希望，如果苏联准备就国际问题提出重要建议，他们应该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而不要通过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1]提出。马斯基很快就要访问莫斯科，并打算在下一年和尼克松竞选总统。
　　我得到的印象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在圣克利门蒂进行了重要讨论，他们一致认为需要恢复苏美对话并使之向举行最高级会谈方向发展。不管怎样，他给我带来的信息确实表明他们已开始尝试认真做这件事。我把我得出的结论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并且建议我们应该做出积极的反应。选举因素已经在起作用了！
　　莫斯科很快做出了答复。1月23日，我通知基辛格莫斯科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并建议会期定在当年夏季的后半段。总统提出的议事日程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们的理解，它应该包括欧洲问题，西柏林问题，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解决中东问题的合理方案以及印度支那战争。简言之，苏联的反应为我们两国这一年的关系直接莫定了现实的基础。
　　5天之后，基辛格告诉我总统已经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建议，但他又说，对他们两人来讲，同时就三个重要问题——西柏林问题、核武器问题和中东问题——进行预备性会谈“实在困难”。基辛格随后建议“眼下”我们应利用秘密渠道集中精力讨论前两个问题。他把中东问题慷慨地留给了罗杰斯和国务院去解决，因为他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很难砸开的硬果子。我们对这样的分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反弹道导弹和最高级会谈

　　正是从1969年11月及1970年这一年开始，我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了长期、复杂的讨论，但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涉及到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力量：即进攻性核武器系统和防御性反弹道导弹系统。苏联方面首先提出了以欧洲为基地以及以地中海和北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美国飞机问题，但华盛顿拒绝讨论。美国战斗轰炸机可以利用这些所谓的前进基地系统进入我国领土。这些问题最终在1972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签署之后开始的后几轮谈判中得到了讨论。
　　谈判在进攻性武器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进攻性武器种类繁多，而两国核力量结构的不同又使这类武器系统变得更为复杂。我国的核力量主要依靠陆基重型导弹，而西方则有着地面、空中和水下“三位一体”的导弹体系。此外，由于正在研制更加先进的导弹，所以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走在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前边。例如，广泛、公开的讨论已进行了较长时间，却忽略了重要的多弹头导弹，即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问题，这种导弹一旦到达目标区域，便可以向一些不同方向的特定目标发射多枚弹头。这一问题最初并没有拿到谈判桌上讨论，虽然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反弹道导弹系统实际上是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美国方面首先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上取得了技术突破，因此尼克松政府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它的优势。到1970年时，美国已在准备部署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而苏联此时甚至还没有开始进行试验。所以，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美国对讨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问题并不热心，而且他们肯定也不愿意禁止使用这种武器。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基辛格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建议禁止制造你们没有而我们已经有了的武器，真是够聪明的。”
　　所以，当美国方面开始寻求对洲际弹道导弹——包括我国的重型导弹——做出明确限制的时候，莫斯科正式提出了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因为简单地计算导弹数量而不将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计算在内将会使美国取得明显的优势。后来美国同意了计算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但是却相当巧妙地提出了一个尼克松政府（特别是基辛格）知道莫斯科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即把禁止制造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现场检查禁令的实施情况联系在一起。不出所料，这个建议立即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此外，美国提出的减少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的建议隐含着这样的条件：大幅度减少苏联的而不是美国的主要重型导弹。
　　美国对其技术优势的自信在核裁军的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对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争论一直到罗纳德·里根梦寐以求的星球大战防御计划，很容易看出美国渴望在某种最尖端的武器方面确保对苏联的优势，而不管这种愿望可能是多么的虚无飘渺。军备竞赛的整个历史表明，任何一方都不会让另一方走到自己的前边。美国在多导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的优势只保持了两三年的时间，随后苏联便制造了自己的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美国拒绝禁止制造这种导弹是它在整个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过程中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事实证明，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没有认识到努力使双方相互放弃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必要性，从而失去了及早控制苏美战略军备竞赛的又一个机会。尼克松政府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直到90年代初期，也就是20年后，两国政府才在1993年达成的协议中认识到这一点，使销毁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成为两国全面裁减战略军备的一部分。
　　因为限制生产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弹头或全面禁止生产此种导弹，势必受到五角大楼及其右翼政治支持者的反对，所以尼克松和基辛格逐渐决定只寻求对反弹道导弹系统实行限制。与此同时，白宫期待着达成某项协议，以表明它准备继续寻求对战略武器进行限制。由于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入了僵局，因此秘密渠道为了在最高级会谈上能够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相应地加快了工作节奏。
　　我代表莫斯科向基辛格提议，先单独把反弹道导弹问题列出来，集中精力解决这一问题，以便当年达成一项协议，同时把陷入僵局的控制进攻性武器问题先搁置起来。但是，基辛格想就进攻性导弹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卢埃林·汤普森告诉我，除非就进攻性武器至少达成一项有限的、哪怕是象征性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否则尼克松将不签署单独的反弹道导弹协议。这至少是给美国代表团下达的指示。
　　关于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讨论也并不简单。是将它们全部取消，还是允许它们用于保卫首都、国家指挥机构及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由于两国政府内部一直在就此问题争论不休，所以使它变得更为复杂和混乱。在莫斯科，有些政治领导人准备就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向美国人提出无选择建议。但是，军方大多数首脑人物反对全面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他们认为该系统已经开始部署在我国首都周围，尽管对这种系统存在着技术上的反对意见，即该系统并不完善，而且进一步部署将耗资巨大。军方的反对使得苏联领导层未能做出决断。
　　美国方面自身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而且无论如何它也把苏联方面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想法理解错了。结果，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后，就反弹道导弹系统提出的无选择建议也被放弃了。最终产生的协议允许双方各有权建造一个保护首都和——如果愿意的话——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对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在未建造之前就将反弹道导弹系统断然放弃将能够解决一个最为关键的裁军问题。要想理解我们丧失了一个多么重要的机会，只要回想一下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想法怎样在大约10年之后发展成为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就够了。
　　基辛格和我为建立一个外交体系，以便达成双方在政治上均可接受的裁军协议而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我们达成了“一种谅解”，这一谅解最终形成了把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某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想法。这一想法成为未来的特别谈判的议题。两国政府决定通过尼克松和柯西金秘密交换信件把我们的谈话结果变成正式的协议，在5月份期间基辛格和我一直在推敲着文件的措词。
　　1971年5月20日，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公布了这个突破性进展。公告指出，美国和苏联同意努力制定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和制定某些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措施。协议和限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将留待在最高级会谈之前举行的进一步谈判决定。
　　罗杰斯对基辛格和我为拟订这项协议而进行的多次会谈又是一无所知。当他得知公告即将发表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根据总统的办公厅主任H.R.霍尔德曼^[2]在回忆录中所说，罗杰斯问霍尔德曼：“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正在做这件事？你们大可不必让我参与这件事，但无论如何也得让我知道啊。”
　　基辛格派去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人员也对此恼怒万分。他们后来指责基辛格为了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渲染在他们看来是尼克松非常想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而出卖了他们。我不能为他们或美国代表团进行辩护，但我个人得到的印象是双方都不想过分拖延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间。造成一种一切成果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取得的印象是不公正的。代表团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经过好几个月的艰苦谈判，代表团帮助分析、澄清和系统阐述了双方的具体立场观点。但是，秘密渠道为两国政府在僵持的问题做出相互妥协，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做出最后决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两国代表团团长气愤地感到秘密渠道的参与者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原因。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气愤，特别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工作。
　　有一个小插曲可以说明这种双重谈判方式的复杂性。5月中旬，我接到基辛格打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说的是出席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杰勒德·史密斯回到了华盛顿。史密斯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有关他和苏联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3]在日内瓦湖上划船时进行的长时间谈话的备忘录。这份秘密备忘录概述了谢苗诺夫的建议。按照史密斯所言，谢苗诺夫的这些建议最终为达成协议开辟了道路。
　　使总统和基辛格大为吃惊的是，谢苗诺夫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竟然包括了总统本人通过秘密渠道和苏联政府交换意见时提出的主要观点，而他们认为史密斯和他的代表团根本不可能了解秘密渠道的情况。基辛格强烈指责苏联方面对秘密渠道不负责任，并且无视总统渴望与苏联领导层保持秘密接触的心情。他说，苏联方面更愿意采取正常的外交联系方式，虽然它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会泄露消息，从而给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造成困难。“我们很可能停止使用秘密渠道。”他警告说。
　　我回答说，任何一方都可以决定是否使用秘密渠道，但我相信这一偶然事件是由于误会或处理不当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双重谈
　　判的困难条件下是很难避免的。
　　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的谢苗诺夫从他在莫斯科的朋友那里得知了秘密渠道以及它的运作情况，因此决定按照同样的思路主动提出一项建议，当然他没有向任何人泄露他知道秘密渠道的情况。他希望以他的即兴发挥给莫斯科一个惊喜，并能够获准继续按照同样的思路进行谈判。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葛罗米柯在莫斯科进行了一次秘密调查，试图搞清楚谢苗诺夫的消息来源，但没能查清楚。不管怎样，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仍在继续，谢苗诺夫仍然担任我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不了解通过秘密渠道正在交换着的情报。
　　显然是为了鼓励我们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继续进行磋商，基辛格于5月24日通知我，尼克松决定从需要商业部事先批准的项目清单上将出口给苏联的小麦和其他谷物删除掉。与此同时，他们取消了另外一个要求，即全部小麦的一半要由美国船只（他们的货船的载重量要比我们的大）运载。美国政府在11月同意向苏联出售价值1.36亿美元的谷物。
　　这里还需要澄清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最后一个敏感问题，这就是有关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更准确地说，是有关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早在1970年1月，当基辛格和我第一次讨论反弹道导弹系统与可能冻结战略导弹的关系时，我问他从海上发射的导弹是否也包括在内。他说美国准备同时采纳这两个方案。我表示我个人认为苏联不愿意把这种导弹也列入被冻结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讨论就是这样结束的，我把讨论的结果向莫斯科做了汇报。
　　2月4日，我向基辛格进一步证实，政治局同意把签定反弹道导弹协议和“停止部署进攻性导弹”联系起来的意见。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没有被单独提起，因为莫斯科认为基辛格已经接受了我们对此问题的立场。这次，基辛格还是没有向我提出这一问题。
　　事实上，直到1971年5月20日，也就是苏美就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初步达成的协议发表联合声明的那一天，我们所达成的谅解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只有苏联方面和基辛格承认这一谅解，因为五角大楼和参与正式会谈（不是通过秘密渠道举行的会谈）的其他美国谈判人员认为，将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纳入一项全面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当时已经在战略潜艇方面取得了优势，而苏联仍在组建潜艇舰队，企图追赶上去。总之，通过正式协议冻结潜艇发射的导弹将对美国而不是对苏联有利，因为这样做可以使美国保持军事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在和基辛格讨论这一问题时，我首先对这一观点提出反对意见的原因。
　　我不知道基辛格是否还记得这一切（他脑子里还装着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不知道他是否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限制陆基战略导弹上——他们认为这种导弹是苏联整个战略武器库中最危险的武器。总之，在谈判的最初阶段，他没有给予海上发射的导弹应有的重视。直到1971年底他才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不顾我们的反对竭力调整他的立场。只是在1972年4月他出访莫斯科期间同勃列日涅夫为准备举行最高级会谈而进行谈话时，他才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双方的分歧。
　　基辛格访苏的结果是达成了一项停止建造新型导弹潜艇的协议。美国历史学家把这项协议看成是基辛格取得的重大成就。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在同意停止建造新型导弹潜艇的同时，苏联方面还同意接受一个最高限度，这个最高限度保证苏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建造一些已经列入计划的潜艇导弹发射装置。基辛格也知道这一点。但双方却不愿公布这件事。

为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施展策略：与中国建交在即

　　当我正准备以代表身份回莫斯科出席党的第24次代表大会时，基辛格要我向苏联领导层转达尼克松的一个口信。这是他们施展的一个很有典型性的巧妙策略。
　　坦率地说，基辛格说道，总统想让莫斯科知道，他感到很难描述苏美关系到底如何。在前两个月里，苏联政府一直坚持要求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解决方案，然而，当尼克松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时，基辛格说，苏联方面对总统同样重视的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却反应过于迟钝。另外，苏联方面对他在2月中旬发出的一封对苏联潜艇日益频繁地在古巴港口进行维修的活动表示关注的信函没有做出反应。
　　总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也许，基辛格说，这种感觉是错的——这就是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谈笼罩着“一层不稳定的阴影”。尼克松仍然相信，如果双方在——比如说——7月份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并能在大约同一时准备出一份反弹道导弹协议供最高级会议签署，那还是有益的。最后，尼克松还提出有可能在 1972年最高级会谈期间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谈，而且他还准备讨论中东问题。
　　尽管这些提议是非正式的，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尼克松表明他已经为在1971年——甚至在他出访中国之前——举行一次苏美最高级会谈做好了准备，尽管很多美国厉史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尼克松是为了加强他对莫斯科的影响才打出中国这张牌的。转达这一口信的目的无疑也是为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苏联领导层施加影响——这次党代表大会将讨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对他的这个口信非常赞赏，此外，它还加强了勃列日涅夫改善对美关系的愿望。但是，这个口信仍不足以使最高级会谈能够尽快举行，直到1972年，最高级会谈才得以举行。莫斯科试图逼迫美国在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就能够在西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反而促使尼克松更快地访问了中国，这些情况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而且也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次党代表大会从1971年3月30日开到了 4月9日，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党来说，它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苏联领导层认识到国家正处在困难的形势下。苏联经济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例如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地下出版物的出现表明不满情绪正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滋长。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与美国关系的不稳定致使军备开支大幅度增加，从而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党的精英们渐渐开始认识到必须比较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并且要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缩小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但是，党仍不准备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来解关国内问题。持不同政见者被视为政权的敌人，那些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遭到了报复。不墨守陈规的人仍然受到排斥。总之，我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世界其他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及我国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促使苏联领导层下决心改善同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我国对外政治宣传的基调也逐渐建立在与这些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基础上，尽管它们的社会制度与我们的不同。在克里姆林宫内部，这种观点因与尼克松就举行最高级会谈进行的对话而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因此，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宣布党的和平计划，而且呈现在这个国家面前的也是这样的结果。
　　改善我国与美国的关系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经常对美国在各个地区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并且声称“资本主义危机在不断加深”。但是，党的总书记在总结报告中还是首次强调要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优先考虑消费品的生产。他还强调指出，苏联将继续致力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党代表大会本身提供的支持使他感到，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安排他和尼克松首次会谈方面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政治局开会听我转达尼克松的口信，并且讨论我们应做出的反应。我发表意见说，尼克松提出的条件为举行最高级会谈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柯西金支持我的观点。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也开始倾向于同意这一意见。但使我大为惊讶的是，葛罗米柯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尼克松急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心理，首先解决西柏林问题。不管这一问题对苏联来说有多么重要，反正它是“上届美国政府遗留给下一届政府的问题”。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认为“和尼克松的会谈可以等一等”，尤其是在印度支那战争正在进行以及美国总统选举日益临近——这当然是尼克松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确切原因——的情况下。
　　除了和外交事务有关的少数人——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柯西金、安德罗波夫及军方代表之外，政治局委员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仅限于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读到的东西，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听上去非常象是从这两份报纸的专栏上摘下来的。他们可以收到我的电报，但对我提出的问题却置之不理，除非这些问题确实要在会上进行讨论。对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来说，美国和外交政策并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他们不欢迎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进来干预，所以对于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外交工作，他们都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大都发表最正统的观点，很少提出有影响的建议。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支持总书记提出的外交建议。
　　在西方国家中，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总书记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真正的独裁者。对斯大林而言，事实的确如此，但对他的继承人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他的确是领导层中的第一把手，然而，即使作为地位相当的一班人中的第一把手, 他也不能总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政治局成员。政治局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权对列在每周例会——通常在星期二举行——议程表上的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需要讨论紧急问题时可以随时召集会议。
　　所有的会议都是在克里姆林宫里一间被称作是政治局会议室的房间里举行的。这间屋子相当宽敞，但陈设简朴，丝毫没有克里姆林宫那种华丽的格调。委员们按事先排好的次序坐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两侧，这和白宫的内阁会议非常相似。在会议桌的首席坐着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当他宣布会议讨论的议题之后，便由提出议题的委员或代表总书记准备议题的委员发言。接着进行一般性讨论，有时讨论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进行得很热烈，例如讨论当尼克松仍在轰炸北越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应和他举行会谈时就是如此。讨论由总书记宣布结束并做总结性发言。一般说来，决议都会得到一致通过，投票表决的情况极为罕见。如果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总书记一般会推迟到下次会议再做决定，这表示他要趁两次会议间歇的时间和他的每一位同事在幕后进行私下会晤，以便找出一项妥协办法。任何一位总书记自然都会有很多能够使他的意见得到政治局批准的说服办法，但他始终小心翼翼，以免不必要地引起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对抗。他们毕竟可以反对并撤换他，就像他们对待赫鲁晓夫那样。
　　关于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外交部长——在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葛罗米柯一直担任此职——必须提出一份意见草案，供政治局讨论、批准。为了获得支持，他通常事先要和总书记以及政治局中某些有影响的委员讨论他提出的建议。有时，政治局会邀请大使们汇报各自驻在国的情况，我就被邀请过很多次。
　　当勃列日涅夫打算出国访问或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时，他本人或者外交部要向政治局提交一份他将遵循的基本指导方针的书面草案，以求得批准。这份草案是在葛罗米柯的协助下起草的。尽管他有机动的余地，但基本上还得遵循政治局批准的指示方针。此后，总书记一般要将口头或书面报告提交给政治局审议。其他政治局委员接见外宾或出国参加谈判也要遵循同样的程序。
　　美国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拥有较大的自由。他们没有义务告诉任何人他们与外国领导人会谈的细节。但是，我们党的总书记也可以用不止一种办法来推行他们的政策，虽然得不到政治局的同意就不能做出实质性的决定。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勃列日涅夫私下对我说，虽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同意立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但我提出的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他又说：“最高级会谈很可能在明年举行。”他向我透露说，他非常愿意访问美国，而且希望在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做这件事。他以我们通常进行友好交谈的方式很随意地命令我“继续按同一方针办”。
　　对我来说，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我的外交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由于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不得不定期同华盛顿的最高级官员进行会谈；我也因此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

　　回到华盛顿后，我于4月23日在白宫会见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们当然已经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公开讲话，基辛格说总统欢迎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对两国关系应该持建设性态度的观点。我告诉基辛格，苏联政府准备就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与总统互通信函，他评论说：“这是有助于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步骤。”
　　接下来我说到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问题。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吿诉他尽管尼克松总统已经得知苏联政府基本上持积极的
　　态度，但是，我声称“我个人对能否举行这次会谈存有很大的疑虑”，除非我们能够首先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基辛格显然非常吃惊，随之做出了十分激动的反应。他强硬地表示他不可能接受苏联方面的最后通牒，以签订一项有关西柏林问题的协议为代价来换取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这将使总统除了放弃最高级会谈别无选择。
　　我对他说他没必要如此气愤。这决不是一项最后通牒。如果西柏林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那么很多国家的包括我们国家的——公众都将对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疑惑不解。我完全知道基辛格为什么很不高兴，但是我必须服从政治局的决定。我们在柏林问题上做出的强硬反应迫使尼克松调整了他的政治目标，在访问苏联之前访问了中国，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这是葛罗米柯在政治局提出的建议造成的直接后果。
　　4天后，应基辛格的邀请，我再次与他举行了会谈。他说，总统指示他讨论三个问题：最高级会谈问题、西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
　　他说尼克松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注意到苏联领导层对最高级会谈问题一直表现得犹豫不决，不管莫斯科私下里有什么原因，他觉得再不值得提出确定举行最高级会谈日期的问题了——他也不可能接受把最高级会谈和其他问题（指西柏林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意见，虽然他准备讨论其他任何国际问题。所以他将无限期地把举行最高级会谈问题搁置起来，虽然他准备在莫斯科愿意的时候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关于西柏林问题，基辛格说，很遗憾，谈判的进展显然比预想的要慢得多，然而，总统准备为寻求达成一项协议而继续做出努力。基辛格本人已和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负责东西方关系问题的私人助理埃贡·巴尔^[4]进行了讨论。埃贡·巴尔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巴尔为改善波恩和莫斯科的关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基辛格用了几天的时间平抑并否定——尼克松知道这一情况——美国新闻媒介做出的政府出于反苏的目的正在同北京发展关系的推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通过互派非官方代表团和运动队——第一支访美运动队是以“乒乓外交”而闻名的——已经升温。看来，白宫正在努力消除因它主动与北京接触而对苏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它决不会停止和我们玩外交游戏。

　　6月10日，基辛格邀请我到戴维营总统在华盛顿以北山区的休养所——和他进行非常随意的会谈。这是对一位外国大使做出的最不寻常的友好姿态。我们俩人乘直升机飞抵那里。基辛格说，根据总统的指示——尼克松当时没在那里——他愿意从从容容地回顾一下我们两国在某些特殊问题上的关系。我们俩人很轻松地谈了 6个小时，双方在谈话中对几乎所有的问题显然都持积极的态度。最后，基辛格再次提出尼克松期待的出访苏联的问题。我始终觉得基辛格兜了这么个大圈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谈话引到主要话题——最高级会谈——上来。
　　基辛格说，总统愿意讨论双方就欧洲问题提出的具体动议，以便“着手解决”欧洲问题。基辛格继续强调说，总统对中东问题极为重视，并且希望能够将它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样总统和勃列日涅夫就可以在没有其他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他甚至愿意只让一名苏联翻译在场）讨论这一问题。如果通过这种坦率的会谈能够和苏联领导层达成绝对秘密的协议，基辛格说，那么总统将会千方百计保证履行他答应的条件而无需向任何人做出解释。
　　遗憾的是，莫斯科没有利用尼克松对找到一个双方均可以接受并且有利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步骤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这是一次机会，因为华盛顿对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感到担忧。我们刚刚和埃及签定了一项友好条约，并且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战斗机和地对空导弹；我们还派去了军事顾问。但是，我们同阿拉伯国家之间过分紧密的关系使我们难以在中东实行更为灵活的政策，并且不能与华盛顿采取一致行动。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让我转告苏联领导层尼克松计划访苏的日期，假如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一访问在原则上是可行的
　　话。他说9月份是最为合适的时间（看来，尼克松仍然希望把最高级会谈安排在1971年——尽可能在他访问北京之前——举行）。另一个可以接受的日期是1972年3月至5月期间。
　　我本人则向他提供了我们对西柏林问题的详细意见。在柏林举行的随后几轮会谈中，西柏林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后来在波恩又结合着勃兰特访问华盛顿一事讨论了这一问题。基辛格指出，苏联、美国和德国在柏林举行的会谈既关键又非常秘密。美国方面只有三个人直接参与此事，他们是总统、基辛格以及美国驻波恩大使肯尼思·拉什^[5]。拉什曾是尼克松在杜克大学读书时的法学教授，故被看成是圈里人并且受到信任。国务院包括罗杰斯国务卿在内——一点不知道有关秘密交换意见的情况，并且仍在继续执行由西方四大国批准了的指导方针。
　　后来，我听基辛格和西德驻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6]秘密地对我说起与维利·勃兰特就西柏林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保尔斯对我说，尼克松告诉勃兰特，他对西柏林问题比勃兰特上次访问时更为乐观。总统的乐观态度建立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苏联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柏林会谈上取得的进展很可能是和最高级会谈必然联系在一起而得到的结果，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已经这么做了。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于6月底拜访了尼克松，向他详细说明苏联呼吁五个核国家举行会议，讨论核裁军问题的声明，并将声明文本交给了他。总统表示他将认真考虑这一建议，但他又说他想提出一些坦率的，然而却是极为秘密的初步意见。他强调说，他希望这些意见能引起苏联政府的注意，但是不要让有关记录出现在美国国务院和我国外交部之间的正式谈判中。
　　“我不想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尼克松说，“我和苏联领导人一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世界上只有两个真正的核大国，他说，它们当然是苏联和美国。就核潜力而言，其他三个国家是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的。尽管它们用不恰当的方式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但它们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弥补这一差距。考虑到这种状况，他提出，召开这样一次五国会议的结果难道不是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削减两个核超级大国的核军备上，而对其他三国产生不了什么重要影响吗？甚至在讨论削减它们为数并不太多的核武器之前，它们就可能首先要求把苏联和美国的核力量削减到和它们一样的水平上。最后，他建议我们继续通过秘密渠道交换意见。在我看来，他的论点是站得住的。
　　总统接着又把话题转到苏美关系上来。他认为两国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虽然改善的程度仍不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说，我们两国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充满考验和机会的新的重要时期，鉴于我们双方都有良好的愿望，在美国将精力集中于明年年中举行的选举之前，苏美关系将有可能取得进展。
　　“目前，”总统继续说道,“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就西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中东问题，但这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解决的。”
　　谈到中东问题时，他说，莫斯科和华盛顿应该注意避免爆发新的武装冲突。接着，总统明显带着几分犹豫神色说道，苏联领导层应该理解最近基辛格根据他本人的指示向苏联大使转达的他本人就“一个重要问题”提出的建议（尼克松显然指的是最高级会谈问题，但他避免用这个词）。他希望苏联领导层能像对待他就其他问题——包括柏林问题——向莫斯科提出的建议一样，对此建议给予充分的关注。总统最后说，总的说来，他相信在竞选前的几个月中美苏关系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我表示我个人同意他的看法。
　　我们没有讨论同北京的关系，它已经成为令人伤脑筋的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华盛顿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政府一直在隐瞒它与中国人进行的接触。这些接触是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最高领导层秘密进行的。只有有限几位密友参与了此事。
　　然而，美国政府内部却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讨论。仍然在白宫和国务院担任顾问的卢埃林·汤普森6月中旬私下对我说，在美国领导层内部——包括国务院的最高级官员——就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展开了争论。
　　美国领导层内部基本上存在着两大派别，汤普森说，一派倾向于优先考虑同苏联达成协议，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另一派的观点则是要优先考虑打开中国的大门——自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美国同中国几乎没有进行过官方接触，也没有建立任何正式关系。这一派认为，中国可能有助于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其原因部分在于它可以向苏联施加压力。他们推测莫斯科几乎不可能做出同时与华盛顿和北京处于紧张状态的选择。汤普森通过和总统私下交谈得到的印象是，尼克松眼下正在尝试同时保留两个机会。
　　此后不久，基辛格便去了亚洲，他甚至还在6月30日请我去谈论了此次访问的情况。此行的目的据说是去了解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日益严重的紧张关系，也许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巴基斯坦后来成了他秘密访华的起点站，访华自然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他对此保持缄默。
　　在基辛格出访的时候，莫斯科终于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间定在11月或12月，这样实际上便将会谈拖到了年底。我把这封电报转交给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他显然对这一所谓的“好消息”感到高兴，并且说他要立即向总统和基辛格报告此事。鉴于美国和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有着长期不和的历史，所以，莫斯科根本没有想到两国之间当时正在秘密商议恢复邦交的可能性。当克里姆林宫得知尼克松计划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在他与勃列日涅夫于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先去访问中国的消息时，再没有谁比它更为惊讶，更为迷惑不解了。

^[1] 埃德蒙·西图斯·马斯基（Edmund Sixtus Muskie，1914年3月28日——1996年3月26日），出身于一个波兰裔家庭。1939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40年起担任律师。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6—1955年任缅因州众议院议员。1955—1959年任缅因州州长。1959—1980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5—1980年任预算委员会主席。1967—1969年任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主席。1968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但败给了尼克松。1980—1981年任国务卿。1981年退休。晚年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87年任总统特别审查委员会委员。1996年去世。

^[2] 哈里·罗宾斯·“鲍勃”·霍尔德曼（Harry Robbins "Bob" Haldeman，1926年10月27日——1993年11月12日），二战中服役于美国海军。1949年起在广告公司工作。50年代结识尼克松。1969—1973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73年因卷入水门事件被迫辞职。1975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78年获假释出狱。晚年在佛罗里达经商。1993年去世。

^[3]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Семёнов，1911年2月16日——1992年12月18日），苏联外交官。1938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驻立陶宛参赞。1940—1941年任驻德国参赞。1941—1942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第三欧洲司司长。1942—1945年任驻瑞典外交使团高级顾问。二战结束后，于1945—1946年任驻东德军事管理局副政治顾问，1946—1949年任政治顾问。1949—1953年任东德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政治顾问，在任期间于1953年参与镇压东柏林六月起义。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3—1954年任驻德国高级专员兼驻东德大使。1954年因车祸受伤回国。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55—197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任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苏方代表团团长。1976—1986年再次担任驻东德大使。1986年退休。苏联解体后移居德国。1992年在科隆逝世。

^[4] 埃贡·卡尔—海因茨·巴尔（Egon Karl-Heinz Bahr，1922年3月18日——2015年8月19日），出身于银行雇员家庭。1942—1944年被强征入伍。二战结束后担任《柏林日报》驻西柏林记者。1956年加入社民党。1959—1960年任驻加纳大使馆新闻参赞。1960—1966年任柏林市议会发言人。1966—1969年任外交部政治规划办公厅主任。1969—1974年任总理东西方问题事务私人助理。1972—1974年任特殊任务部长。1974—1976年任经济合作部长。1972—1990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80—1990年任裁军和军备控制小组委员会主席。1976—1981年任社民党政治书记。2015年逝世。

^[5] 大卫·肯尼思·拉什（David Kenneth Rush，1910年1月17日——1994年12月11日），美国外交官。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36—1937年任杜克大学副教授。1939—1966年任联合碳化物公司副总裁。1966—1969年任联合碳化物公司总裁。1969—1972年任驻西德大使。1972—197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3—1974年任副国务卿。1974年任总统顾问。1974—1977年任驻法国大使。1977年退休。

^[6] 罗尔夫·弗里德曼·保尔斯（Rolf Friedemann Pauls，1915年8月26日——2002年5月4日），德国外交官。出身于新教牧师家庭。1934年入伍。1941年在苏德战争中失去了一条左臂。1942—1944年任驻安卡拉大使馆武官。1944年参与了“七·二〇政变”，但没有被捕。二战结束后退役。1949年毕业于波恩大学。此后曾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私人顾问、驻卢森堡副领事等。1956—1960年任驻美国参赞。1960—1963年任驻希腊大使。1963—1965年任外交部贸易和发展司司长。1965—1968年任驻以色列大使。1968—1973年任驻美国大使。1973—1976年任驻中国大使。1976—1980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8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