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地缘政治中的三角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四章地缘政治中的三角关系

走进中国

　　1971年7月15日上午9时，我被召到白宫，通过保密电话与基辛格——他刚从亚洲回来，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总统度假别墅和总统呆在一起——进行谈话。这个电话来得非常突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基辛格说，总统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将宣布基辛格已于7月9日至11日访问了北京，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这与总统本人的愿望完全一致——于1972年3月前访问中国。总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基辛格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十分兴奋，它显然是在暗示我们对总统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的请求表现出的拖延态度使中国得到了好处。在内心深处我只能同意他说的话。他继续说道，尼克松总统要求他向苏联政府转达一个口信，这显然是要抵消突然宣布他访华的新闻对美苏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
　　尼克松在口信中说道，苏联政府知道在他宣布访华之前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美国政府已经一再申明其外交政策的要点，总统愿意重申和强调基辛格于6月10日在戴维营及6月30日在华盛顿对多勃雷宁大使讲话的精神。总统宣布他的访华计划并不是直接针对任何第三国的，两国关系最近出现的积极发展的势头如果有任何的倒退，无疑将对我们两国造成严重的后果。总统希望苏联政府不要误解他的访华意图。总统通过基辛格转达说：“您，大使先生，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们在这两年里为发展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特别是了解我们将安排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基辛格坚持认为我国领导人最近做出的拖延最高级会谈的决定促使尼克松把他与中国人的会谈提前了，但是，这并不会给美苏关系造成什么影响。双方现在都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双方可以迅速推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很多问题得到解决——美国方面特此宣布它愿意这样做；或者，双方可能倒退回去，对我们两国的关系重新做出估价。尼克松准备接受任何一种选择，但是“我们更宁愿遵循我们现行的方针”。

　　7月19日，基辛格刚从圣克利门蒂回来便邀请我去白宫吃饭，并在总统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告诉了我。他显然想为尼克松访问北京的计划进行辩解，虽然我本人并不打算提出这一问题。
　　他的话归结起来就是，美中协议并不会直接违背苏联的利益。他重点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尼克松曾经一再提出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问题，而他们一直未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对此我不能予以否认。我感到我们无可奈何地听任美国人和中国人击败了我们自己，虽然我肯定不会让基辛格知道这一点。
　　基辛格强烈地抱怨道，由于存在着“心理上的”困难，所以很难在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个人谅解，也很难对双方的动机做出不带偏见的估计。他说，他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双方对相互做出的保证“极端地不信任”，这有损于整个事业，因此双方应该克服“心理上的障碍”。他说，总统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且他对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他希望最高级会谈能在1972年4月或5月举行。
　　基辛格还对我详细介绍了他此次访华的情况，很明显，他想借此消除我们的疑虑、据他说他们几乎没有谈及苏联，他甚至觉得中国最担心的实际上并不是苏联，而是日本。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以及它正在成为一个核大国的前景表示不安。他们还详细讨论了东南亚战争，但基辛格不愿对我细说此事。他只是说两国政府还要进行长期的对话。尽管双方在东南亚问题上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他仍然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可以通过使该地区中立化并防止外部势力进行干预的方式使问题得以解决。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而不是东南亚问题。基辛格对我说，他打算让“苏联政府自行判断”，是否在同河内进行讨论时尽量利用他提供的情报。
　　在谈判结束时，基辛格大度地说，如果莫斯科对他的中国之行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奉总统的命令将给予“坦率的”回答。但莫斯科后来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7月27日，尼克松再次向莫斯科做出善意的表示，即通过基辛格提出就减少意外爆发核战争的危险缔结一项协议。在历时10年的裁军谈判期间，美国曾经拒绝过我们提出的类似意见，但是现在尼克松建议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协议来签定。9月30日，在苏联外交部长访问华盛顿期间，葛罗米柯和罗杰斯签署了这项协议。

尼克松开始同勃列日涅夫进行对话

　　做出这些友好姿态之后，基辛格代表总统提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要求。尼克松第一次想直接给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写信，目的是同他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在此之前，尼克松和他的前任们一直按照传统的外交礼仪，通过作为总理的柯西金给苏联领导层写信，因为从官方角度讲，柯西金的级别比党的任何官员都要高。当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中为充当能与外国首脑打交道的角色而进行斗争时，葛罗米柯悄悄地帮了他一把。他给苏联大使们下达了特别指示，并且专门指示我跟基辛格私下谈谈，向他解释这些情况。我接到了要我说明将总统的信件交给勃列日涅夫“更为适宜”的指示，我遵照执行了。
　　基辛格说，这封信中没有直接说明尼克松提议要和苏联领导层举行会谈，因为他希望不要显得过于强求了。然而，他说，在尼克松明年实现访华之前宣布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的日期和日程将是有利的。因此，信中就我们两国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并且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些看法中包括华盛顿理解苏联在东欧的特殊利益。信中还解释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肯定美国对推动苏美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西柏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东南亚问题展开对话很感兴趣。
　　信中谈到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基辛格说，就是尼克松特别希望能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最高层领导人之间达成原则性协议之后由有关部门进行详细讨论。尽管这封信颇有感召力，但信中表达的观点却难以为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所接受。勃列日涅夫相当缺乏对外交政策的理性认识。因此他只能把全部信心寄托在葛罗米柯身上，但相比之下，葛罗米柯更愿意处理具体问题和执行具体决定，他始终都在根据国内政治的需要调整外交政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因而难于站在理性的高度展望未来，或者难于筹划并随后实施复杂的策略行动。这种状况促使葛罗米柯形成了上述工作作风。由于勃列日涅夫给外国领导人的所有信件必须得到全政治局委员的批准才行，所以葛罗米柯认为很难起草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信件并使之获得通过。相比之下，尼克松亲自起草信件或者只同基辛格商议，这样他就能够制定出具有战略和策略水平的政策。
　　尽管说美国的民主是不完善的——它确实存在着很多缺陷——但我必须承认，比起勃列日涅夫来，尼克松在推行他的政策方面更具独立性，在处理外交事务过程中也享有较大的自由，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更是如此。或许这种情况听起来令人感到惊讶，但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了解尼克松在白宫进行日常工作的某些细节，便可以得知他和苏联领导层为什么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战略思想。基辛格解释说，总统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他不受琐碎事务的拖累，这样他将能够有时间去关注重大问题。尼克松——一个学究式的人物——坚持不懈地遵守这一原则。每天晚饭后他都要回到没装电话的私人小书房里，花上两三个小时思考主要问题。在他自己独自思索的时候，任何人——甚至包括他的助手——都不能打扰他。
　　如果把不重要的问题或极具体的事情报告给他，便会招致他发火，并且严厉地指责那些自己不能解决问题的下属。这就使得白宫外面有些人对尼克松产生了不满，认为他在各方面都给了他的助手们太多的权力，这些助手中当然包括正在向我解释总统的日常工作情况的这位亨利·基辛格。
　　这里举柏林问题为例。总统知道谈判的主要方针，但仅此而已。当苏联领导人向他提出柏林问题时，他拿出了白宫所谓的“原则性决定”：美国应该在有利的情况下，按照合适的期限达成一项积极的解决方案。于是，对总统来说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随后出现的一切附带问题都留给基辛格处理，“其中包括同埃贡·巴尔以及苏联驻波恩大使瓦连京·法林举行会谈，”基辛格直截了当地说。接着，基辛格将代表总统就在波恩举行三方会谈问题做出适当的决定。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他才和总统就特别重要的问题进行磋商。
　　由于苏联领导层不断向总统提出柏林谈判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并且逐渐地把它们与最高级会谈联系在一起，总统开始不耐烦了。在他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莫斯科不断提出要求只能表明苏联方面不相信他说的话，不相信他做出的柏林谈判最终将会达成一项具体协议的承诺。
　　但是，据基辛格说，“不论是好是坏”，尼克松在他喜爱的全球性问题方面称得上是一位专家，而且他总是愿意在没有一大群官员和顾问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做出重大决定。如果总统认准了某件事，那他就会大幅度地改变他的政策。中国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根本不会让国务院参与进来，甚至不和它进行商量，因为国务院众多的官员很可能会把他的倡议变成微小的、互不相连的步骤，结果是仍然因袭原有的方针。但总统要独立做出决定，并把它变成实际要求，国务院除了贯彻实施外别无选择。
　　总统愿意以同样的态度和苏联领导层打交道，基辛格说，但这丝毫没有用。尼克松屡次要求莫斯科就中东问题安排一次宏观讨论，他还希望莫斯科能帮助安排与越南——它是苏联的盟国——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双方未能就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进行过重要的讨论。每一次都是因为长时间的拖延或因提出虽然重要，但并不影响总方针的具体策略问题而使得尼克松的提议不了了之。苏联领导层的集体领导方式不可能激发其成员的想象力和灵活性，他们很难按照非常有助于重新归纳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来实施外交政策。
　　基辛格指出他不只一次地试图用比较富有理性的措辞同葛罗米柯交谈，但他的苏联伙伴总是闪烁其辞。显而易见，不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没有弄清楚莫斯科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实际上，他们正在寻求的重大决策不可能是在没有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由葛罗米柯或者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做出的。这就是为什么葛罗米柯不能非常自由地谈论苏美关系问题的原因。他之所以言不尽意，既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不愿意讲，而是因为他没有必要的权力。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小心谨慎的葛罗米柯决不会进行危险的临场发挥。
　　远离祖国使我享有较多的自由，因为在某些场合我可以说我是在发表个人见解。这使得我能够向美国人说出我的看法，同时又不致于使我自己或我国政府承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我被允许在有限的范围内即席发表意见，这可以使莫斯科拥有更多的选择。莫斯科一点一点地适应了大使有时可以逾越下达给他的指示的情况；我对他们构不成威胁，这很中他们的意。这有助于使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严格的束缚下获得一点儿灵活性。在我国的外交部门，甚至在我国整个的官僚机构中都非常缺乏这种渴望临场发挥的精神，而我却渐渐地更敢于临场发挥了。这很可能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在华盛顿长期担任大使的根本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时我敢于说一些不能向我的上司们说的话，这有助于莫斯科采取一些新的做法，因为我可以根据同美国最高级官员进行的非正式会谈向政治局提出新鲜的建议和意见。
　　这样，我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就比一般的外交电报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我的大部分电报（除了极其秘密的电报之外）都要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传阅。当我提出一项建议时，葛罗米柯要做出两种选择：或者就我提出的问题拟定一个答复草案交政治局批准，或者等待其他政治局委员提出意见。我完全清楚这一做法，所以在我的电报中总要有这样一段话“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我将按照我们建议的方针工作。大使们的电报一般都是以“听候您的指示”这句话结尾的，但我的表述方法却是：如果葛罗米柯同意我正在做的事，那么他要做的就是在我的电报被传阅时保持沉默。其他政治局委员即使想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也很少主动为自己的发言做准备。他们当然可以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问题或发表反对意见，但很少有人这么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愿意涉足外交领域，而且，他们也根本不了解我们与华盛顿关系的具体情况。由于政治局并不是每次都要做出正式批准，所以这种不正规的程序有助于加快我们的工作进程。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尼克松8月5日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葛罗米柯给我下达的某些指示才导致尼克松写了这封信。在葛罗米柯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1]仅有的几次会谈中，有一次他强调说勃列日涅夫本人对和华盛顿建立关系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就此问题谈了他的一些想法。据比姆说，葛罗米柯认为总书记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尼克松和国务院不会无视葛罗米柯做出的这个异乎寻常的表示，它确实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
　　罗杰斯命令国务院为比姆准备一个答复葛罗米柯的意见，白宫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个答复只是泛泛而谈。与此同时，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发出了他自己的密信，基辛格请我向莫斯科解释这一“敏感的问题”，以免勃列日涅夫被华盛顿两封不同的信件——一封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的，另一封是通过国务院转交的——搞糊涂了。他要我强调只有尼克松8月5日通过基辛格和我传递的那封信才具有权威性——它提出在最高级会谈中可能与勃列日涅夫进行对话，比姆和罗杰斯对此信件全然不知。然而，除了把国务院排斥在外，总统，特别是基辛格也不愿让葛罗米柯知道内情，因为不能让他和同样被排斥在圈外的比姆大使讨论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某些最重要的问题。外交部长几乎难以抑制他的愤怒，因为他自己作为中间人和谈判者的作用因此将失去价值。当然，葛罗米柯知道正在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的情报，但是他自己不能像基辛格那样为此目的而利用美国大使。
　　它是尼克松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首次写给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勃列日涅夫很快同意宣布将举行最高级会谈。8月10日，我接到特别指示，要我告诉基辛格：根据尼克松的愿望，他可以于1972年5月或6月访问莫斯科，具体日期很快将确定下来。
　　一个星期后，基辛格通知我，尼克松提议在1972年5月22日举行最高级会谈，一旦苏联同意了这个日期，他和我必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安排好会谈议程。至于国务卿，基辛格说，总统将于9 月7日——届时，尼克松将从加利福尼亚西部白宫返回——通知罗杰斯。国务卿对如此重大的事情一无所知是前所未有的，这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非常奇怪。基辛格说他将同尼克松一起乘飞机去加利福尼亚。我们应设法保持联系，如果需要的话，就通过白宫里的政府通讯线路进行联络。作为最后一招，我还可以使用白宫的飞机——该机每天往返于华盛顿和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住地。
　　基辛格于8月底从加利福尼亚返回。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讨论尼克松访苏的公开声明，因为最初我们的意见不能统一：究竟是说明尼克松将应苏联政府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呢（像尼克松本人希望的那样），还是使用一个中性的词（莫斯科希望不要提邀请这个词，因为在尼克松的访华声明中就没有提到邀请一词）。最后我们决定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指出去年一年的会谈取得了未曾特别提到过的进展，并宣布“已经达成了将于1972年5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谈的协议。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将本着进一步改善两国间双边关系并巩固全球和平的目的，讨论所有的重要问题。”10月20日，这项声明同时在两国首都发表了。
　　漫长的谈判终于结束了，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两天后，我转交了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8月5日来信的答复。这位苏联领导人表现得很理智。“坦白地说，”他写道，“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我们对那些决定着国家政策——特别是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政策——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相似的看法。最终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他对双方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大加称颂，然而他又说诸如裁军问题、中东问题、越南问题和中国问题等特殊问题“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美国的某些观点也使我们迷惑不解”。但他最后仍表示希望最高级会谈“能够成为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因为莫斯科感到有足够的积极因素能够使这次最高级会谈成为一次重要会议。

最高级会谈的预演

　　在声明即将发表之前，苏联政府于9月13日签署了 1971年最为重要的一项协议，这就是由苏联、美国、英国及法国就西柏林问题达成的所谓四国协议。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说，在葛罗米柯的敦促下，政治局通过拖延同尼克松的会谈最终赢得了这笔长期以来一直想得到的交易。然而其结果却是迫使尼克松先去了中国。究竟值不值得搞这种拖延战术呢？这很难说。我一直认为尽早解决柏林问题，消除这一可能会引发灾难性危机的永久性隐患是非常重要的。
　　四国协议使自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时期便开始的、断断续续进行了多年的艰难谈判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签署协议的最后准备工作在8月底尼克松仍住在加利福尼亚时就已经完成了。在波恩举行最后阶段谈判时又耽搁了些时间，对通过秘密渠道做出的安排一无所知的罗杰斯此时插手谈判并把事情搞乱了。尼克松不得不把拉什叫到圣克利门蒂，亲自给他下达了最后的指示。
　　四国协议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妥协性方案。它为柏林西半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提供了一条自由走廊，为西柏林和东柏林，西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提供了比较便利的通讯条件。该协议包括了一系列切实可行并且合乎法律的规定；这样，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最终确定了西柏林的合法地位。
　　葛罗米柯在来美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期间，于9月29日与尼克松在白宫讨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席会谈的还有罗杰斯、基辛格和我本人。但是，总统一开始只与葛罗米柯进行了单独交谈。尼克松说，首先要指出把他说成是对苏联不友好的人是错误的。他尊重苏联和苏联人民，并认为稳固的和平只能建立在苏联和美国共同合作的基础之上。两国应该避免对抗，并在最大程度上寻求就更多的问题达成协议。他说，至少在25年内有必要采取这种维持和平的方式。随后他又谈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同勃列日涅夫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表示他完全了解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所占据的首要地位以及他在决定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后来，在罗杰斯、基辛格和我在场的情况下，尼克松和葛罗米柯讨论了一些问题。他们主要讨论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此外还谈到了欧洲安全问题、中东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对抗以及我们两国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正准备离开时，看到很多汽车开进了白宫。尼克松解释说他要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团，并且半开玩笑地问苏联是否打算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葛罗米柯回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上去最符合亿万富翁们的利益，“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他几乎没有想到20年后俄罗斯将寻求加入这个富翁俱乐部。

　　10月中旬，在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回来之后，我在使馆请他吃晚餐，并交给他一封勃列日涅夫写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表示他对举行最高级会谈感到满意。基辛格“以友好的态度”指出苏联的一个舰艇编队——其中有潜水艇——正从大西洋中向古巴方向移动，美国新闻界正在大肆渲染此事。他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尽力避免发生任何可能使最高级会谈蒙上阴影的事情。
　　我必须承认，苏联的海军演习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外交和政治上的麻烦。每一年度的军事演习安排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制定的，并且每年向最高国防委员会报告一次。整个政治局中只有两名委员，即外交部长和情报机构的首脑同时兼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由党的总书记——当时是勃列日涅夫——主持，总书记还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当演习计划呈交最高国防委员会批准时，葛罗米柯便要就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内进行特殊的演习是否会影响到那里的政治局势发表意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年当中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将不可避免发生新的情况，而葛罗米柯则很容易忘记已经定下的军事演习计划；这是一项绝密计划，为了安全起见，不在外交部存留复印件！然而，除非总书记根据葛罗米柯或国防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劝告阻止并否定演习计划，否则总参谋部将严格按计划实施演习。在这些问题上难以协调一致也给外交工作带来了麻烦，因为大使们根本不知道演习的事。
　　我们还讨论了中东问题，因为基辛格对葛罗米柯说过他正在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并且要挤掉罗杰斯，虽然基辛格到目前为止对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可能方案只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后来，我同西斯科——罗杰斯命令他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做准备——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西斯科希望能够直接得到基辛格的指示，因为只有基辛格能够明确下达有关白宫实际要求国务院做些什么的指示。
　　西斯科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他并不知道白宫对中东问题已经改变了看法，当我们于11月份和罗杰斯举行私人会晤时，事实显然变得更为棘手了。国务卿说，他认为由他前往莫斯科为最高级会谈做前期准备是个好主意，虽然听起来他并没有什么把握，因为他还没有和总统谈过此事。第二天，我又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这次是和基辛格会谈。相比之下，基辛格说得更为直率，他说总统想让他1月份去莫斯科做准备工作。
　　几天后，莫斯科来电表示不反对基辛格来访。基辛格显然对莫斯科的答复感到满意，但他又说，他和罗杰斯的私人关系将会变得更为复杂；他必须要就此事与总统谈谈。基辛格再次击败了罗杰斯。莫斯科同样愿意利用“基辛格渠道”，特别是就重大的秘密问题，因为克里姆林宫根据经验得知这条联系渠道比国务院更为有效。

印巴战争

　　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71年印巴冲突期间，他首次运用了他和尼克松创立的利用莫斯科和北京矛盾的均势外交。这种做法导致基辛格明显地向巴基斯坦一方“倾斜”。但是，这场新的战略游戏并没有能够阻止东西巴基斯坦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分别两个单独的国家。
　　基辛格最初公开做出了保持中立的样子。印度驻美大使L.K.哈杰^[2]告诉我，基辛格在前往中国途中途经德里做短暂停留时曾突如其来地对印度领导人说，美国对在亚洲保持“必要的力量平衡”很感兴趣，并说万一中国进攻印度，德里可以指望从美国得到全面援助。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它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它猜测美国做此表示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在亚洲采取的当时仍不为亚洲人所知的某些行动在德里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基辛格出访中国的使命昭然于世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美国所采取的那些行动的实质。德里也很担心美国向巴基斯坦增加武器援助，看来这是因为基辛格安排尼克松秘密访华时，巴基斯坦帮助他同北京保持了非正式的联系，所以尼克松向它提供了酬谢。
　　夏秋时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局势逐渐发展成苏联支持一方，美国和中国支持另一方的样子。8月，莫斯科和德里签定了一项友好条约，尽管英迪拉·甘地^[3]此时寻求的并不是互助条约。由于印度仍然呆在核俱乐部之外，所以苏联领导层一直在考虑向它提供核保护，以抵御中国的核威胁，但它最终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别忘了苏中关系在那段时间里非常紧张。从1968年到1972年间，驻扎在蒙古边界的苏联军队从15个师增加到45个师，甚至比驻在中欧的军队还要多。）
　　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在10月份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一直在通过秘密渠道频繁地交换着意见，但最后仍未能阻止冲突的爆发。美国政府在暗地支持着巴基斯坦。当巴基斯坦军队未到达指定位置时，它极力敦促苏联进行干预，对积极支持东巴基斯坦分离主义运动的印度进行遏制。从基辛格的言行判断，白宫因为没有找到对其盟国——它所实行的报复性政策以及它在东巴基斯坦采取的惩罚性行动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不满——进行有效的军事援助的适当借口而显得紧张不安。但是，白宫也不愿意毁掉它同印度的联系。
　　从12月6日至1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频繁地交换着意见，双方都在设法避免发生军事对抗，但同时又急于援助自己的盟国。对于白宫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它感到巴基斯坦在军事力量上是很脆弱的。12月10日，尼克松要求我们和他一起联合发出全面停火的呼吁。显而易见，尼克松是想向苏联和印度施加压力，为此，他向苏联领导层透露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秘密。他让基辛格极其秘密地告诉我们，在美巴协议中有一项秘密条款（该协议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起草的，并由美国大使于1962年11月5日交给了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4]），它规定美国政府将援助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侵略。
　　为了施加压力，基辛格告诉尤利·沃龙佐夫（我回莫斯科磋商期间，他担任临时代办）美国军队已经奉命开始准备以重新部署海军力量的名义——包括从东南亚派去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援助巴基斯坦。苏联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从印度洋舰队中派出一批军舰向北进发。
　　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最关心的是印巴西部前线，华盛顿害怕它会失陷。正如基辛格后来所写的那样，他认为甘地夫人打算进攻克什米尔地区中被巴基斯坦人据守的那一部分，使之归还印度，并通过让巴基斯坦蒙受失败的耻辱加速使仍控制在巴基斯坦手中的西部阵地土崩瓦解。（在东部，白宫不得不承认印度实际上已经打赢了。）作为整个策略的一部分，基辛格请沃龙佐夫转告莫斯科，白宫并没有就此次冲突同北京进行接触，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他同时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
　　12月12日，我从莫斯科回来后，紧张的局势立即得到了缓解。莫斯科给尼克松发来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我们和印度总理甘地进行的接触表明，印度政府无意采取任何进攻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基辛格明显地松了口气，他说这可真是个好消息。与此同时，他抱怨印度的保证不够明确，因此提出我们要继续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密切磋商。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为报答巴基斯坦帮助他们打开与中国联系的大门而站在了巴基斯坦一边，所以他们不得不相信莫斯科所说的印度不会进攻西巴基斯坦的话。
　　就这样，苏联通过进行外交干预，致使这场军事冲突没有发展到导致西巴基斯坦全面失败和崩溃——不只是割让距其1500英里以外的东部省份——的地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巴基斯坦在刚开始发生冲突时所表现出的傲慢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基辛格通过外交操纵造成的。基辛格的外交活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美国将永远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因为它帮助了美国。但是，尼克松政府辜负了巴基斯坦军政权对它所抱的极大的期望。结果，巴基斯坦——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盟国——失掉了它的一半领土。这是尼克松政府外交史上最不光彩的一件事。
　　1月份，当我们开始与基辛格一道为最高级会谈做具体准备工作时，他对这一阶段的外交活动进行了总结。他承认他对苏联在印巴战争期间的意图过于敏感了，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他在那个时期采取了某些“不理智的做法”。他承认我们在那个关键时刻做出的印度不打算进攻巴基斯坦的保证是结束战争的关键所在。对他说来，做出这种表白是非同寻常的，但是，他没有把它公开讲出来。

^[1] 雅各布·戴恩利·比姆（Jacob Dyneley Beam，1908年3月24日——1993年8月16日），美国外交官。192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31—1934年任国际联盟副法律顾问。1934—1940年任驻柏林大使馆三秘。二战期间曾任驻伦敦大使馆二秘。二战后回国。1949—1951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参赞。1951—1952年任驻南斯拉夫参赞。1957—1961年任驻波兰大使。1966—1969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69—1973年任驻苏联大使。1993年去世。

^[2] 拉克希米·卡特·哈杰（Lakshmi Kant Jha，1913年11月22日——1988年1月16日），印度政治家。早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曾任英属印度政府供应部副部长。印度独立后曾任工业部、商业部和财政部秘书。1964—1967年任总理秘书。1967—1970年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1970—1973年任驻美国大使。1973—1981年任查谟—克什米尔邦主席。1981—1988年任经济管理改革委员会主席，期间曾兼任总理经济事务顾问。1988年去世。

^[3] 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1917年11月19日——1984年10月31日），尼赫鲁的女儿。1941年肄业于牛津大学。50年代担任尼赫鲁的私人助理。1959年参与解散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1959—1960年任尼赫鲁的幕僚长。1959—1962年任国民大会党主席。1964年起担任上议院议员。1964—1966年任新闻和广播部长。1966—1977年第一次担任总理，在任期间，于1967—1969年兼任外交部长，1969—1970年兼任财政部长，1970—1973年兼任内政部长，1975年兼任国防部长。1969年被开除出党，随即另立国大党（甘地派）（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Requisitionists)）并担任党主席。1975年因选举舞弊被法院宣判解除一切职务，为此大规模逮捕反对派，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977年在大选中战败后下野。1980—1984年第二次担任总理，在任期间于1980—1982年兼任国防部长，1984年兼任外交部长。1984年起大规模迫害锡克教徒，同年10月31日被锡克教卫兵枪杀。

^[4] 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uhammad Ayub Khan，1907年5月14日——1974年4月19日），巴基斯坦政治家。1926年入伍。二战期间参加了缅甸战役。巴基斯坦独立后，于1951—1958年任陆军总司令。1958年发动政变，推翻政府，随后于1958—1969年任总统。1961年废除一夫多妻制。1969年全国暴动后被迫辞职。197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