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最高级会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五章最高级会谈

↘基辛格和我开始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
↘三角外交
↘越南和最高级会谈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置身于缓和的气氛中
↘莫斯科、华盛顿以及越南战争的结束

基辛格和我开始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

　　1972年1月17日，勃列日涅夫在写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建议我们开始着手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准备议事日程。勃列日涅夫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柏林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越南问题、中东问题、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以及我们两国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这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议程表。
　　越南问题占有特殊的地位。尼克松和基辛格从第一次与我们进行会谈时就开始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是，实际对话却进展缓慢。双方都有结束战争的愿望，然而，各自可以接受的条件却完全不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全都集中在准备让河内做些什么上了。不过，华盛顿和莫斯科在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保持着联系。双方并不指望在最高级会谈期间讨论越南战争问题时能取得什么成果，但它们仍然想继续对话。尼克松一直希望尽可能使莫斯科成为华盛顿和河内之间的调停者。然而，当他宣布10月份将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他仍特意命令增加对北越的轰炸，因为他害怕右翼分子指责他与共产党人妥协。北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突然中止了对话。1月份，尼克松要我给勃列日涅夫带个口信，请他转告河内，美国政府准备恢复对话。
　　国务院和罗杰斯国务卿一心期待着参加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为此，罗杰斯打算与我举行几次会谈。
　　这一情况促使基辛格于2月初与我会谈，讨论一个他称之为 “非常敏感的问题”。我对此颇感兴趣。他说他想极为秘密地告诉我，国务卿对苏美关系，特别是苏联大使和白宫之间交换意见的情况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因为国务卿“知道得很少”。他要我在同罗杰斯交谈时记住这一点，避免谈那些他并不知道的事情。即使是勃列日涅夫写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在给罗杰斯看之前也要做剪辑，所有涉及秘密渠道的语句都要被删掉。有些信压根就不给他看，其中包括一些涉及最高级会谈议事日程这一敏感问题的信件，这些问题只是在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的私人通信中讨论过。另一方面，最高级会谈中所有双边问题的准备工作均由国务院和罗杰斯完成。
　　这真令我惊讶不已。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种事还是头一次遇到——总统的助手暗地里告诉一位外国大使有关我们与总统进行联系的秘密情报，总统的国务卿了解哪些，不了解哪些。当我第二天与罗杰斯谈话时，显然他确实不知道我同基辛格秘密会谈的事。（在1972年一年中，我们共进行了 130余次会晤。）显然，白宫将会对一切与最高级会谈有关的重要问题保守秘密，不让国务院介入其中。有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约定，面对罗杰斯，我感到很不自在。这种做法对尼克松的外交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我不得而知。然而，尼克松宁愿最大限度地严守秘密，而且特别担心把它泄漏给新闻界和国会。
　　此外，尼克松传统的反共态度也是一个问题。它导致了政府官员敌对情绪的爆发，白宫对此是否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我们从不知道，但总统肯定没有加以制止。
　　2月底，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对美国在对苏关系中采取“双重标准”表示出一定的不满。信中指出，当“热烈的、富于建设性的对话”正在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着的时候，尼克松政府中的某些成员，例如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1]，却在哇啦哇啦地发表反苏言论。“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勃列日涅夫问道，“当然啦，认识水平不一样是没法打交道的。提出那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应该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有一个一致的认识。”
　　当我把这封信转交给基辛格时，我对他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基辛格没有就此进行争辩，但他强调我们只应该相信总统本人所说的话。一个星期后，基辛格向我转达了尼克松对勃列日涅夫来信所做的充满调和色彩的答复，并保证今后将小心行事。

三角外交

　　尼克松访华无疑是总统和基辛格的个人外交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它表明包括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三角外交战略模式正式形成。这种战略模式的首次显示是中国于1970年4月邀请一支美国乒乓球队前往中国进行比赛。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协议是在1971 年5月秘密签订的，7月份宣布了尼克松准备访华。尼克松总统于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问了中国。不用说，尼克松访华并不能“改变世界”，尽管他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以其特有的夸张语言讲了这番话。他的访问也不能使美中之间的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双方直到1973年才互派外交使团，1979年才相互正式承认）。
　　然而，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交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不再把自己当成是激烈竞争中的天平两端仅有的两只有分量的祛码。第三股力量已经加入到均势之中。它不仅对另外两股力量发出了挑战，而且为它们实施更为灵活的外交策略提供了机会。中国当然也非常愿意参加这场游戏。尼克松访华回来后私下里对国会领导人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受两种因素的驱动：第一，他们急于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第二，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不太好。
　　陪同总统访问中国回来后，基辛格向我承认他们没能就越南问题与中国人取得一致的意见。尼克松总统清楚地表明，如果北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谅解态度，那么河内基本上能够得到它在这两三年中一直想得到的东西。尼克松暗示有可能像河内所寻求的那样对南越政治结构进行某种变革，当然这不能以损害美国的威望为前提。他告诫中国人，尽管河内在军事上尽了一切努力，但它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即使北越人无限期延长这场战争也罢。历史证明尼克松错了。在美国人民越来越反对这场战争的巨大压力下，最终他被迫首先做出了让步。

　　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以后，基辛格安排我们到白宫赴宴。来到白宫后，我惊喜地发现：总统本人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他首先说道，在今后两个月中，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做准备，他希望这次会谈能够获得成功。他强调指出，他很高兴能与勃列日涅夫坦率地交换意见，并且说同他与中国人进行的会谈相比，他在莫斯科的会谈将无须从最初级的水平起步，而且可以立即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苏美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请尼克松谈谈他对最高级会谈的想法。总统答应了，随后指着坐在他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基辛格说：“这该由我完全信任的亨利来说。不管他说什么都直接代表着我的意见。在政府中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权代表我讲话。这是真的，比尔·罗杰斯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拥有一名国务卿所必须拥有的一切必要的权力。但是，他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联系在一起。他的官员无法控制，也不能严格地保守秘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通过基辛格做这种事情的原因。”
　　尼克松说，有两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要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讨论，这就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和中东问题。美国将通过基辛格就第二个问题大胆地发表意见。但是，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将是衡量我们两国今后关系的标准，特别是美国舆论判断两国关系的标准。如果我们能够就此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它将被看作是一个良好的象征，它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建立在一个新的、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人们将把最高级会谈看成是一个大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只能就第二个重要问题，即中东问题达成一个初步的秘密协议，因为如果公开在美国讨论这个问题，那就太容易造成人们情绪上的波动。我同意他的看法。
　　现在是做出政治决定的时候了，尼克松继续说道。他准备在战略武器问题上建立起均势关系，虽然这一想法不太容易让美国一些有影响的组织所接受。所以，他说：“让我们在不损害我们两国的防御利益的情况下从政治立场出发看待形势的发展。”他希望立即达成一项根本性的协议，以免双方决定进一步建立新的战略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决定70年代剩余几年中的军备竞赛规模。
　　与尼克松总统进行的会谈给莫斯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特别是他准备同意与苏联建立战略均势——这是苏联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勃列日涅夫写信就最高级会谈的议事日程问题做出了答复。他认为议事日程中应包括欧洲问题、西柏林问题、中东问题和越南问题。他说莫斯科已具体考虑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他写道，双方在反弹道导弹系统和陆基导弹发射装置方面的意见已经相当接近，并说苏联正在研究美国提出的冻结潜艇发射的导弹的建议。
　　当我把这封信交给基辛格时，他说总统越来越觉得他与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将可能成为他的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当然，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外交辞令，但它同时表明尼克松总统越来越认识到苏美关系的重要性。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基辛格提出了另一个“敏感的问题”。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结束后，尼克松总统将前往伊朗，在此之后，他将应邀访问波兰。考虑到“东欧是苏联的特殊利益范围”，基辛格说，总统想事先同总书记进行私下磋商，因为他对华沙的访问将紧接着访问莫斯科之后进行。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旅程没有提出异议，尤其是因为在尼克松表明他已经考虑到我们的敏感心理之后。

越南和最高级会谈

　　4月3日，基辛格请求进行一次紧急会谈。他表现出异常不安的样子。他想代表总统向苏联领导层通报北越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跨过了非军事区，向南推进了 10至15英里。基辛格说，总统将采取军事对策，他希望莫斯科不要将美国的行动视为损害苏联利益的敌对行为，同时也不希望这些军事行动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举行前夕影响到我们两国的关系。
　　基辛格又说，向前推进的北越军队所使用的“武器90%是苏联制造的”。北越指挥部几乎集中了它的全部正规军展开进攻。
　　过了几天之后，也就是在4月9日，星期天，我应邀去白官观看一部报道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的新闻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由中国摄影记者拍摄并由周恩来作为礼物赠送给基辛格的。观看电影的还有基辛格的父母——这对恩爱夫妻特意从纽约赶来——以及基辛格本人。客人只有我夫人和我。电影是在情报室里放映的。电影播放完之后，基辛格和我进行了简短而又坦率的谈话。他再次提到越南局势的最新发展，并且暗示总统很想通过我们从河内得到“一句话”，尤其是他们是否想与基辛格举行秘密会谈，假使是这样的话，白宫在为报复北越的进攻而采取的行动中将表现出一定的克制态度。显然，总统已经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充当调停人了。
　　那天晚上给人留下了不仅奇特而且有些荒谬的印象：一些举止高雅的人们坐在一间舒适的屋子里观看一部优美的新闻纪录片，而数千英里以外的越南丛林中正在进行着血淋淋的战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战争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第二天，我们再次在白宫会面，参加签署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条约的盛大仪式。出席仪式的有外交使团、政府官员以及新闻记者。我代表苏联签了字（我现在仍然保留着那支笔）。仪式结束后，尼克松把我拉到一旁说，他同意基辛格前一天就越南问题对我说的那一番话。他只想补充一点，即在经受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他希望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自我控制，尽可能别让苏美关系受到损害。虽然总统没有明说，但我离开时已经感觉到白宫正在准备对北越发动新一轮猛烈进攻。
　　几天后，基辛格通知我说，鉴于越南局势严重恶化，总统认为基辛格应该对莫斯科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与葛罗米柯和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随后，基辛格将从莫斯科飞往巴黎，与河内代表进行秘密会谈。这次莫斯科之行要绝对保密，甚至不能让美国使馆知道，因此，基辛格抵达莫斯科后应住在苏方提供的住所内。
　　尼克松政府正试图把莫斯科拉进它与越南进行的外交游戏中去。看来，莫斯科很愿意参加进去，它以为自己能够帮助解决这场冲突。4月13日，我通知基辛格我们同意接待他，并帮助完成他所肩负的秘密使命。基辛格说，如果北越人愿意的话，他很想在莫斯科会见他们（北越人表示他们更愿意在巴黎进行会谈）。他向我简要说明了美国的基本立场，但河内领导人却没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两天之后，基辛格代表尼克松再次约见我。他并不打算掩饰他的气愤。他没有做任何解释，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到，北越人刚刚通知美国人，说他们取消了与他进行会谈的安排。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向非军事区南部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这促使总统下令对河内—海丰地区的非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如果河内同意于4月24日或27日举行会谈，轰炸将会停止。基辛格警告说，如果河内继续寻求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并且在把林登·约翰逊逼下台之后“试图推翻另一位总统”，美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几天之后，河内和华盛顿匆匆忙忙地通过莫斯科就基辛格同北越人谈判的日期进行了讨论，最后，基辛格告诉我，他准备前往莫斯科讨论越南危机并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我将和他一道去。
　　4月20日，基辛格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我于深夜时分驾驶一辆使馆的小汽车来到预先安排好的地点，那里有一辆白宫的小型客车在等候着我。这辆车将我拉到了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基辛格也是秘密到达这里的。在飞往莫斯科途中，我们在位于英国的北大西洋组织空军基地停下来加了油。基辛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不要走下飞机活动，如果他们看到苏联大使在他们的秘密基地走来走去的话，他们会惊慌失措的。为了严守秘密，他本人也没有下飞机。
　　基辛格在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由于美国的炸弹正越来越多地落在越南的土地上，与尼克松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主意此时丝毫引不起苏联领导人的兴趣，这种情况迫使尼克松表现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基辛格说，美国正在尽力克制自己，但越南“过分的侵略”行为很可能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更为猛烈的行动”。
　　就最高级会谈问题本身，讨论首先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正如我曾经提到的那样，双方达成了一项停止建造新的导弹潜艇的协议。
　　按照基辛格所提出的严格保密的要求，他被安置在列宁山一座单独的小楼里，而且只让苏联工作人员为他提供服务。无论是美国使馆还是大使本人都不知道基辛格在莫斯科。直到最后一天，他才提出要同美国大使谈话。这位大使被带到政府宾馆后发现基辛格呆在那里，这不禁使他感到大为惊讶。
　　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二天，基辛箱告诉我总统对他在莫斯科讨论的结果表示“非常的满意”，并希望继续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确保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另外还有一件事：总统想知道他在莫斯科时是否能够去教堂做一次礼拜。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为了国内政治目的；他参观莫斯科的教堂将在国内进行全国电视转播，因此他对被美国人称为“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所进行的访问将会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我说，我们绝对不反对尼克松去莫斯科的任何一座教堂。

　　随着最高级会谈的日益临近，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越南战争很可能会毁掉这次会谈。5月初——离规定的会谈日期还有三个星期——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之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5月1日，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要求美国在越南采取克制态度，特别是要减少空中轰炸，因为美国的轰炸行动对苏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基辛格回答说，总统认为——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河内一心想利用最高级会谈实现它自身的目的：首先是实现其军事目的，同时还要实现其外交上的目的，这就是煽动莫斯科和华盛顿彼此不和。“但愿他们的努力不会获得成功，”基辛格拖长了声音说道。
　　第二天，总统向勃列日涅夫通报说，同越南人进行的谈判“非常令人失望”。基辛格说，北越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2]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尼克松应该停止同莫斯科讨论越南问题，应该并且只能直接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这个人非常傲慢，好像他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似的。”基辛格说。
　　5月6日，勃列日涅夫又发来一信，再次呼吁美国在最高级会谈举行前夕要采取克制态度。基辛格表情严肃地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使该问题取得半点儿进展。我们没有向苏联方面提出这方面的要求。美国将尽力促成最高级会谈的举行，并使其产生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只能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在越南采取行动。”
　　基辛格还进一步证实了美国曾试图在越南问题上取得中国人的帮助，但中国人指出与越南的军事行动利益相关的不是北京，而是莫斯科，以此来回绝美国提出的请求。他们告诉基辛格，苏联想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它在欧洲和中东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是苏联在最高级会谈上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越南问题放在第一位。

　　5月8日，尼克松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郑重宣布将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切断对北越的武器援助。在通往北越港口的通道上将布雷并对它们加以封锁，铁路网将遭到轰炸，对其军事目标实行的空中和海上打击将继续进行。讲话还表示极为关注与苏联的关系。尼克松指出，北越人之所以能够发动侵略，其原因就在于它从苏联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军事援助，但他也列举了最近苏美关系所取得的进展，在讲话结束时，他呼吁莫斯科把它与华盛顿的关系置于它与河内关系的前面。
　　在电视讲话发表前一小时，我被召到了白宫。基辛格将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私人信件交给了我。总统在信中提到北越在谈判中毫不让步以及它对南越采取的军事行动，并宣布他已决定“剥夺侵略者实施侵略的手段”。他说他即将宣布美国的军事行动，但只要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实现国际监督下的停火，这些军事行动马上会停止实施。信中还进一步要求在这个“展示政治家才能的时刻”，要尽力维护我们的关系。基辛格代表总统对这一呼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我尖锐地批评说，美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包括在公海上自由航行的准则。基辛格极力为之辩解，并且说苏联的船只不会受到攻击。总的说来，谈话的气氛十分紧张，特别是当我坚持要求删除尼克松声明草稿中极富攻击性的一段话时就更是如此。坦率地说，我开始为最高级会谈感到担忧。
　　两天后，我受命向基辛格提出抗议，强烈谴责“美国空军的犯罪行径”杀害了在北越水域航行的一些苏联船只上的船员。我们还要求美国保证苏联船只和苏联船员的生命安全。这一抗议立即被上报到总统那里。
　　10分钟后，基辛格回来了。他说总统请我向勃列日涅夫转达他本人深深的歉意，特别提出愿意向那些伤亡人员提供赔偿。他保证他将命令军事指挥部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政治局多次讨论了越南的复杂局势。它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想阻止美国的轰炸，另一方面它又要着手准备同下令进攻北越的尼克松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它难于做出决断，所以苏美之间开始了紧张的讨论。第二天，我转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此信对尼克松宣称对北越将实行军事升级的来信做出了答复。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充满了指责之辞，完全袒护越南，并指出军事升级对我们两国关系造成了危害。“总统先生，在这个苏美关系和整个世界局势都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和我的同事们期望美国方面尽其所能避免对我们两国关系的现在和未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信中丝毫没有提及最高级会谈，这是一个不详之兆。基辛格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那么，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怎么办？总书记一点儿也没有说到它。”在谈话过程中，基辛格以各种方式反反复复地提出这个问题。最后，他问我们是否同意白宫发表一项声明，宣布它已经收到苏联领导层肯定最高级会谈仍将举行的答复。
　　我说，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双方的书信来往中并没有直接谈到最高级会谈问题。
　　基辛格随后又问道，他是否至少可以对总统说苏联政府肯定准备按计划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不得不再次说道，从双方的书信来往中看得很清楚，我们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基辛格向我断言，总统对能否在我们已经确定的日期举行最高级会谈深感忧虑。他代表尼克松要我转告勃列日涅夫，美国将采取严厉措施，避免使停在北越港口和在公海上行驶的苏联船只遭到任何意外事故。此外，美国准备在最高级会谈举行期间减少对北越的轰炸，并完全停止轰炸河内。这些保证并没有减轻我们对最高级会谈的忧虑，这一点我们双方都感觉到了。
　　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问题确实前途未卜。政治局仍在认真地讨论当美国正在轰炸苏联的一个事实上的盟国的时候，是否应该在莫斯科接待尼克松。以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军方领导人反对举行最高级会谈，波德戈尔内主席也持这种意见。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赞同举行最高级会谈，而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以及党内很多著名领导人却举棋不定。勃列日涅夫犹豫不决，尽管出于他个人的原因，他渴望和美国总统进行首次会谈。此外他完全知道，如果他拒绝接待尼克松将会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场争论终于因下述事实而有了结果。河内领导集团——虽然是我们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拒不告诉我们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长期计划以及他们的对美政策，尽管我们向他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结果，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往往令我们感到意外，并将我们置于困难的境地。实际上他们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关于他们同华盛顿谈判的情况，我们从美国人那里了解到的消息要比从他们那里得知的多得多。这一切引起了莫斯科的恼怒。政治局最后的结论是着手准备最高级会谈，因为政治局委员们认识到，在迫使美国停止轰炸和尼克松举行最高级会谈之间做出选择等于给了河内否决我们同美国关系的权利。
　　政治局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还有一些与越南毫不相干的原因。首先，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天，苏联同联邦德国达成的一些协议将得到批准，因此，取消最高级会谈可能会导致苏德关系恶化，并且使西德极右势力得到反对这些协议的借口，从而使协议无法得到批准。莫斯科完全清楚这一点。此外，莫斯科还认识到，拒绝接待尼克松来访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使我国同美国政府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例如无限期地推迟最高级会谈，无法就反弹道导弹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并促成新一轮军备竞赛等。而且，我们拒绝与尼克松会谈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助于越南人民；相反，美国甚至会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其军事压力，包括对北越进行轰炸。
　　正是为了稳妥起见，苏联领导人秘密决定将问题提交5月份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大约有200名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人出席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按期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决议。事实证明，这次最高级会谈在我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巩固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为促进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开辟了道路，尽管我们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且我们信奉“受帝国主义压迫者加强国际团结”的理论。让意识形态分歧服从于如此重要的问题，这或许还是第一次，虽然这种分歧并没有完全消除并且在其他问题上还会表现出来。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识到，当他们的飞机正在轰炸我们的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盟友的时候，让担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莫斯科同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并非易事，而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苏联可能会取消这次最高级会谈。所以，当我带着最后的答复来到白宫时，基辛格想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掩饰他和总统的担心。他提出用一箱子香槟酒打赌，他能猜出我们的答复。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他所猜想的答复内容并把它握在手里。我随后告诉他我们准备在已经商定的日期举行最高级会谈，没有做出任何变动。他猜测的答复是：“最高级会谈不会取消，但要推迟，具体日期日后商定并能够达成一致。”我现在仍然保留着这张纸条，把它当作那个非凡时刻的纪念品。当然，亨利从不愿意赌输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双方对最后的结果都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曾经为准备最高级会谈做出了艰苦的努力。苏美关系的缓和已成功地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基辛格仍然欠着我的香槟酒。

　　危机解除之后，基辛格和我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工作会谈，就最高级会谈的安排进行协调，并且尽可能完善已经准备好的协议和文本。我们还达成了一些友好的秘密协议。他告诉我他准备接受葛罗米柯建议使用的某些措词，但条件是只有在莫斯科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才正式公布这一点，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他高兴”。他遵守了他的诺言。此外，在一些协议的措辞上，基辛格对葛罗米柯做出了让步。为了就某些大的问题达成广泛的协议，他尽量迁就苏联的表达习惯。他知道当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汇报时，措辞方式对他是很重要的，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只要问题的实质可以接受，如何措辞是无所谓的。
　　在为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做最后准备时，总统本人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做法。他邀请我于5月18日通宵留在戴维营，全面讨论所有的细节。尼克松表现出很轻松的样子。这是一次重要的而且是令人愉快的会晤。我们自始至终一直是在单独进行会谈。莫斯科指示我向总统指出，我们认为最高级会谈很有可能会取得有助于促进我们两国关系并改善世界局势的实际成果。所以，我对总统说：“为了使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今天的机会，无疑将取决于最高级会谈时双方所持的立场，也取决于会谈时的气氛。”
　　这决不仅仅是外交辞令。莫斯科仍然担心尼克松可能向越南发动新的打击，虽然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他和他们一样盼望最高级会谈能够取得成功。此外，正是莫斯科同意接待尼克松访问的事实使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因为这很可能使河内陷入外交上的困境。然而，美国人同样害怕河内在最高级会谈期间发动一场大规模地面行动，正如尼克松夫人^[3]在同我妻子伊琳娜讨论她的访问计划时所说的那样。
　　在戴维营，尼克松带我参观了小木屋——我认为它们是“乡间别墅”，他期待“苏联领导人第二年回访时”能在那里下榻。随后，他带我来到他的私人书房。书桌上摆放着一些有关苏联问题的厚厚的卷宗，有两个文件夹标着“勃列日涅夫”的字样，一个放着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的谈话，另一个是勃列日涅夫重要的公开讲话的选编，开头一篇即是他在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发展经济和实现国际和解的政策。
　　在长时间的谈话过程中，我们详细讨论了最高级会谈的主要问题。公道地说，他非常清晰并且十分在行地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以及可能达成的协议的看法。
　　尼克松对我说，他认为，当这些协议按照我们的愿望在莫斯科签署之后，白宫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之间的秘密接触会变得更加频繁。他又说道，他们正在考虑在我的使馆办公室和基辛格的白宫办公室之间安装一条直通秘密电话线。这条新的热线——它不需拨号，而且不用通过普通电话网——是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后安装的，基辛格和我一直在使用它。这条热线的存在直到今天仍是个秘密。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5月22 日下午4时，尼克松总统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他开始了历时8天的国事访问。陪同尼克松来访的有罗杰斯、基辛格以及其他一些官员。尼克松到达的时候，天上正下着蒙蒙细雨。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按照礼节主持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但总的气氛却显得有失诚意。莫斯科的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欢迎的人群出来迎接这位总统。
　　美国代表团最初不敢肯定勃列日涅夫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显然担心他一开始就会因轰炸越南而教训他们，特别是教训尼克松。这将会使尼克松处于尴尬的境地，而且真的会使整个会谈受到损害——这样的事曾在1959年发生过，当时赫鲁晓夫因为间谍飞机飞越苏联领空的事教训了艾森豪威尔，从而导致巴黎最高级会谈的失败。当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面对面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时，美国人的担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只有一名苏联翻译在场。双方代表团都忧心忡忡地等候在外面。罗杰斯紧张不安，基辛格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稍轻一些。他们焦急地询问隔壁大厅里的苏联与会者勃列日涅夫究竟在对尼克松谈些什么。然而，结果表明这些人的恐慌是没有根据的。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谈得非常顺利。它为在莫斯科进一步进行成功的谈判——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也参加了——开辟了道路。尼克松还到基辅和列宁格勒进行了短暂的访问。
　　事实证明，这次会谈是苏美关系中的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表明双方都渴望开始缓和的进程。会谈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联系以及限制战略武器问题。5月31日，也就是尼克松走后第二天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得到了稳定发展。我认为在最高级会谈中产生的所有文件中有两份最为重要，一份是关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准则，另一份则是关于军备控制。
　　5月29日——最呙级会谈的最后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大厅庄严的气氛中，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题为“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联合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是按照苏联的倡议而制定的，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它是奠定新的缓和政治进程基础的重要政治声明。苏联领导层赋予这一文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公开地共同确立了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国际行为准则。首先，它指出核时代的相互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之上。它还承认“平等的原则是两国安全的基础”。从广义上说，这次最高级会谈及会谈产生的文件象征着美苏作为两个大国已互相承认彼此拥有平等的地位。
　　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来说，这件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声望，而且将苏美关系置于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这一文件在苏联得到了广泛的宣传，甚至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出现新的冷战的时候，这一文件在苏联还经常被引证。虽然在莫斯科宣布的这些原则是正确的，但文件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尽管它宣称这些原则是多么的重要，但它并没有提出如何贯彻这些原则，也没有制定确保这些原则得到实施的措施。在此后几年中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这一文件在美国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美国政府并没有特别认真地对待它，大概是因为它是苏联不屈不挠争取到的结果，而且美国政府本身并不敢肯定美国舆论是否会接受它。不管怎样，这一文件得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基辛格持和解的态度。他是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唯一一名美方谈判者，而罗杰斯则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有这么一份文件的。后来，基辛格公开称这份文件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指导具体工作的方针。
　　我同基辛格的认识是一致的。美国政府没有抛弃这一文件, 主要是因为它在文件上面签了字。的确，文件承认了我们的平等地位，但实际上这只是在相互安全和军备方面的平等。至于其他一些说法，比如“和平共处”，它们不会对美国方面造成任何特别的伤害，但特别为苏联领导人所喜爱，这首先是出于国内原因。因此，这项声明在苏联人民中间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他们的政府在这一重要原则问题上最终战胜了美国——尽管我们早已将这一原则当成是战争或和平的基本问题，但长期以来美国都不愿意接受它。由于签署了这一文件，尼克松本人被苏联公众看成是比较值得称道的人物。
　　这份联合公报的全部重要性就在于它为我们两国的关系营造了友好的氛围，一种与纯粹的对抗完全不同的合作的氛围——它很快便以缓和时代而闻名。它为在尼克松政府期间签署一系列的协议打下了基础并且扫清了道路。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取得的另一个基本成就是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其中包括限制双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而且首次就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的某些步骤达成了临时协议——这是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才获得的成果。临时协议规定用5年的时间继续就削减远程武器进行谈判。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向军备控制迈出的前所未有的一步，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程提供了双方一致同意的具体条件：在国际控制下对核军备先限制，后削减。这就是缓和的具体基础。
　　在尼克松访苏期间还签署了一些特殊的双边协议：关于和平利用空间；关于进行科学、技术、医药及公众卫生合作；关于防止海上突发事故；关于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合作，等等。尼克松是对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谈使双方克服了相互间的严重猜疑，使双方建立了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虽然它们在国际竞争舞台上仍在追求各自的目标。
　　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几乎都是美国人造成的。清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租借美国物资所欠债务问题的谈判是和双边贸易协议谈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尼克松允诺要采取行动为建立苏美贸易关系创造更加正常的环境，并且取消商业和财政上的歧视性待遇。具体事宜交由一个苏美专门委员会处理，后来这个委员会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包括两国将取消特别关税并且相互给予所谓的最惠国贸易待遇，而且美国将通过进出口银行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租借债务解决得比较迅速和顺利。
　　两国对债务的估计存在着将近10亿美元的巨大差异。美国坚持说债务总额达12亿美元，而苏联方面则说是2亿美元，并且声称本国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它已用鲜血偿付了债务。代表苏联方面处理这一问题的柯西金提出以比较务实的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并说苏联准备额外支付1亿美元。尼克松当即同意讨价还价，把美国的索赔相应地减少了 1亿美元。然后，在房间里一片静悄悄的气氛中，他们仿佛展开了一场拍卖活动，柯西金叫出增加1亿美元，尼克松就减少相同的数额。他们花了 1分半钟的时间便就这一持续了一代人的争执达成了妥协。他们相互向对方的要价靠拢，最后决定赔偿6亿美元。
　　虽然这种解决办法并不具有戏剧性，但是，我们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的气氛是富有建设性的，没有发生尖锐的冲突。尼克松总是代表美国方面就每个问题发言，清晰、简要地阐明美国的基本立场。基辛格接着便同苏联方面展开讨论，并且进行大量的谈判工作。尼克松在关键时刻也参加讨论，但总的说来，基辛格在谈判桌上显然享有真正的自由。他们两人当然要在策略上协调一致，尽管尼克松在莫斯科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作为外宾，苏联人给了他罕见的待遇，让他住进了克里姆林宫。由于害怕有窃听装置，所以尼克松总统觉得不能同基辛格在克里姆林宫住所进行商谈。相反，他们把自己锁在总统的轿车里——它被空运到莫斯科并且就停在克里姆林宫内。
　　苏联方面有自己的工作分工。柯西金主管经济问题，勃列日涅夫负责军事和政治问题，葛罗米柯积极协助他处理具体的外交问题。因此，谈判常常变成葛罗米柯和基辛格两人之间的双向讨论，他们当着各自上司的面讨论问题，他们的上司只是偶尔插几句话。
　　当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指示军事工业部副部长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4]帮助葛罗米柯。斯米尔诺夫十分熟悉战略武器问题，并负责就此问题同基辛格进行谈判。基辛格肯定会注意到葛罗米柯通常是阐述苏联的官方立场，而斯米尔诺夫则进行具体的讨价还价。与葛罗米柯恰恰相反，斯米尔诺夫对所有的武器都很了解，但没有外交谈判的经验。为了最后定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苏方在同尼克松谈判期间还额外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秘密会议。
　　双方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国际问题上，虽然在对中东问题、朝鲜问题、古巴问题以及欧洲安全与缓和问题等进行广泛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我们紧接着提出在尼克松同意的时间内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他同意会议在下一年度举行。
　　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对尼克松说，中国领导层试图在国际关系中挑拨离间，利用苏联同美国以及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尼克松仅就个别问题说了几句他本人对中国立场的看法。苏联方面指出重申双方继续承认并履行其1962年关于古巴问题的协议是非常重要的。尼克松没有表示异议，于是就这样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做了通报。在联合公报中，双方重申了它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但是，这一问题在全体会议上几乎没有得到讨论。
　　为了不破坏友好认真的谈判气氛，政治局决定在政府乡间别墅最后一次宴请尼克松，与他秘密讨论越南问题。他们试图使尼克松改变或调整他对越南人的看法，但是由于他们提不出新的建议，因此他们自然未能获得成功。然而，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向河内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报说他们已经做出了努力，这样他们在越南人面前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尼克松打算用一天的时间游览列宁格勒的风光。他来到莫斯科机场，那里有一驾专机在等候他和陪同他参观的柯西金。他们走进机舱后闲聊了 10到15分钟，白白等了半天，飞行员也没有出现。柯西金命令把飞行员叫来。飞行员终于来了，他窘迫地红着脸报告说，有一个引擎失灵了，他们不得不换乘飞机。柯西金大为尴尬，把飞行员大骂了一通。
　　尼克松问他出了什么事。柯西金做了解释，并说驾驶员将因为没能使飞机做好飞行准备而受到惩罚。尼克松请他冷静下来，并说飞行员应该受到奖赏而不是受到制裁。大惑不解的苏联总理弄不明白飞行员为什么要受到奖赏。总统便讲起在非洲发生的一起类似的事情。一位美国飞行员知道有一个引擎运转得不正常，但没有报告他遇到了麻烦，而是指望能够侥幸完成这次短暂的飞行。但是，引擎坏了，飞机被迫紧急降落在沙漠中，尼克松总算是死里逃生。尼克松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的飞行员应该受到奖赏的原因，因为他说了实话。”驾驶员显然很感激尼克松为他说情。柯西金对驾驶员恩威并施，并下令换备用飞机。
　　在列宁格勒，当尼克松向皮斯卡廖夫公墓敬献花圈的时候，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在这所公墓里埋葬着大约100万列宁格勒居民，他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对这座城市实行的几乎长达3年的残酷围困中被枪杀或饿死的。特别是一个小姑娘的日记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个小姑娘记述了她的家人因饥饿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情形。她记下她妈妈的死亡之后，自己也死去了。
　　基辛格也有值得他个人关心的事情。因为他在莫斯科期间恰逢他的生日，所以克里姆林宫制做蛋糕的厨师准备了一个大个儿生日蛋糕。当他早晨起来走出卧室的时候，一位负责克里姆林宫安全保卫工作的克格勃将军把蛋糕送给了他。苏联和美国官员们纷纷祝他长寿。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向他表示祝贺。回到华盛顿，他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一样礼物——一个正在踢足球的木制熊（基辛格是美国少有的足球迷之一，而且可能是一位最有名气的足球迷）。两国最高级领导人也互送了礼物。勃列日涅夫送给尼克松一只水翼艇。尼克松在重新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携其夫人、女儿及女婿首次驾驶这艘汽艇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要隘他家附近的水域里兜风。这条船非常安全，很适合航海，因此特工人员破例违反总统安全保卫规定，允许他亲自驾驶这条船。尼克松事先得知勃列日涅夫喜欢驾驶大型高速卧车，所以他送给他的东道主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牌汽车。

　　5月30日，当尼克松离开苏联前往伊朗访问之后，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次访问的情况。政治局对这次访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苏联领导层感到自己对尼克松的偏见减少了，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把他看成是冷战的急先锋，认为他的反苏思想根深蒂固，想就重大问题同他达成协议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莫斯科达成协议一事表明他是一个办事有条不紊而又讲求实效的人。这些协议标志着我们两国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你能够和尼克松打交道，”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概括他所得到的印象的。“现在是准备回访美国的时候了。”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的印象也不错。在莫斯科谈判期间，基辛格以其独特的作风和魅力尽力寻找对待勃列日涅夫的正确方式。葛罗米柯没有像勃列日涅夫那样称赞基辛格是“精明的亨利”。他欣赏作为职业外交家的基辛格，但是不喜欢他这个人，其原因部分在于基辛格在国际新闻界中非常出名，而且他对自己很容易就能引起新闻界的频频关注沾沾自喜，这使得性格执拗的葛罗米柯感到不舒服。
　　我认为此次最高级会谈获得了重大的成功，它改善了我们两国的关系，并且确立了缓和政策。我必须承认，我们把许多美好的希望和这项政策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冷战的包袱还没有完全卸掉，所以我必须坦言，我禁不住对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感到疑惑。它真的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缓和紧张关系的开端吗？或者这仅仅是使一代人陷入相互猜疑和仇恨的对抗中的又一段插曲？它意味着尼克松政府渴望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加务实的关系，并且实行互利合作吗？寻找问题的答案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全明朗。尽管我仍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我必须承认我的乐观缺乏真实的根据，我只是凭着职业经验和直觉而形成了这种看法。
　　确实，这次最高级会谈结束之后，苏美之间诸如此类的会谈成了加强我们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而且使两国关系没有出现失控局面。当6月8日我回到华盛顿时，基辛格交给我一封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件。像勃列日涅夫本人一样，总统在信中表示他已经在考虑再次举行会谈的问题。探讨了一些在莫斯科尚未解决的问题之后，尼克松写道：“由于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重大分歧，通往下一次最高级会谈的道路无疑是不顺畅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如何为它做准备，因此我们能够加快这一进程。”勃列日涅夫在回信中完全赞同总统所做出的积极评价，他写道：“苏美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具备了稳固的基础。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坚定地履行我们的协议。”
　　然而，基辛格对我说，从现在直到11月份，尼克松必须集中精力再次竞选总统。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地位是极其稳固的，当然除了越南问题之外——这一问题无疑将是竞选辩论的中心问题。基辛格要我理解，为了推动越南问题的解决，总统将不惜与中国人玩把戏，并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成功当成一张王牌，向越南人施加更大的压力。
　　此后不久，基辛格应中国的邀请再次访问北京。我们还得知，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即将访问河内——我们已经向华盛顿通报了这一消息——所以总统特别命令停止轰炸河内和海丰港，并减少美国空军在北越上空的行动。但是，我们想扮演中间人的意图却没有实现。勃列日涅夫很快给尼克松写信说，波德戈尔内对越南领导人略述了美国关于结束这场战争的立场。但是，河内仍然要同美国在巴黎进行直接谈判，并且让波德戈尔内告诉华盛顿，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将很快回到巴黎的谈判桌前。
　　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不很顺利。他回来后对我做了简要介绍。显然，他没有能够和中国人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由于对日益临近的11月份总统大选的结果没有任何把握，所以美国人不得不重新与北越人展开直接的谈判。

置身于缓和的气氛中

　　7月12日，我因公到旧金山我国领事馆出差时，基辛格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尼克松很高兴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到圣克利门蒂的西部白宫休息几天。我们沿太平洋海岸线向南驾车行驶在如诗如画的加利福尼亚1号高速公路上，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们尤其被卡莫尔小镇以及该镇的作家和画家迷住了。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半天。
　　到达圣克利门蒂后，尼克松带领我们参观了他那幢墨西哥风格的漂亮的房子。这幢名叫“卡萨·帕西菲科”^[5]的房子坐落在海滩上，可以俯瞰大海。他还领我参观了供他和他的白宫工作人员工作之用的办公室。他带我参观了他同华盛顿、美国境内和世界重要地区的美军指挥部以及最重要的使馆进行直接联系的通讯设备。尼克松能够通过电话在两三分钟内同上述部门的任何人取得联系，并且能够收到传真文件。当时这全都是些非常先进的通讯设备，因此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尼克松夫人还带我妻子参观了这所房子。我妻子和我都很喜欢这所房子，我认为这个地方很适合用作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来年举行秘密会谈的场所。
　　在不拘礼仪的气氛中，我和尼克松及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们首先回顾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成果，接着尼克松便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他说我国政府现在应该集中精力为另一重要步骤，即在华盛顿举行最高级会谈做准备。当然，他首先得赢得选举。他说：“我不愿被人看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吹牛家，但我想我要设法战胜麦戈文^[6]。”（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是主张和平的总统候选人，他受到自由派人士强有力的支持。他是尼克松的民主党竞选对手。事实证明，尽管尼克松做了比较谦虚的预言，但他的失败比尼克松预言得还惨。）
　　接下来尼克松以非常自信的语气谈起对下次最高级会谈的设想。他提议在1973年5月或6月举行会谈，并且要提前宣布举行会谈的日期。他认为这将对今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提前进行准备，美国和苏联将签署一些重要协议，虽然很难达到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签署协议的数量。作为最高级会谈的一部分，他建议勃列日涅夫在美国进行广泛的参观访问，亲自看看美国的情况。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取得的成功最终向总统表明，举行一连串的最高级会谈是可行的。他建议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谈，并且表示如果重新当选总统，他将不反对1973年在美国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后，每年继续进行互访活动。
　　尼克松说，准备工作可以在基辛格9月份访问莫斯科时展开, 尼克松直接安排的议事日程是这样的：欧洲不会出现重大的麻烦，因此他同意就欧洲安全问题召开一次东西方会议，因为很多欧洲国家都在寻求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莫斯科对此也表示支持；他确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会得到批准，所以他建议我们要开始通过秘密渠道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交换意见，美国还要就限制常规武器问题试探其盟国的态度；在莫斯科开始进行的有关贸易和经济的讨论应该继续下去，因为这些讨论有希望获得成功，但他又说它们有可能会在国会遇到阻力；他还打算就中东问题和越南问题，尤其是就后一问题采取联合行动，因为从刚刚开始的竞选来看，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尼克松还请我向我们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转达他本人的邀请，请他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美国并和美国军方人士举行会谈。尼克松认为在两国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是很重要的，然而，莫斯科并不打算这么做，其主要原因是格列奇科本人持保守态度。
　　我清楚地记得在太平洋岸边圣克利门蒂与尼克松无拘无束地进行交谈的情景。这和我们在白宫进行正式会谈时的氛围大不相同。私人谈话非常容易产生相互影响。总统本人非常轻松自在。他谈吐随意，语言诙谐，而且准备以非同一般的坦诚态度发表他个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他对进一步发展苏美关系的构想内容广泛而且富于想象力。他的言论表明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建立苏美共管制度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我丝毫不了解这一制度的情况，但尼克松关于每年进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以及两国政府最高层领导进行经常性接触的计划不仅会推动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将会对整个国际关系——每当两个超级大国就其中任何问题采取相同立场的时候——产生深远的影响。
　　尼克松的整个设想并没有因为出现水门窃听丑闻而受到重大影响——在当时，水门事件只不过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团阴云。然而，对于他的国内的反对派——他们已经在指责他试图建立一个总统制帝国——来说，这一设想太过分了，因此他们不能接受。
　　工作之余，基辛格和我安排了一天半的短暂休假。我们躺在海滩上，甚至在加利福尼亚温暖日光照耀下的沙滩上睡了两个小时。此情此景准会使驻华盛顿的外交使团大为震惊，更不用说尼克松的右翼政治反对派了：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和苏联大使只穿着游泳裤，躺在一起睡觉，一位安全警卫看管着他们的文件和私人财物。
　　基辛格带着我们去了好莱坞，在那里我们参观了电影制片厂，观看了电影制作过程和惊人的表演。基辛格看来和电影明星们很熟，我妻子和我被这个我们以前一无所知的世界强烈地吸引住了。我们被请到折迭椅上坐下，好像我们是著名导演似的。我们此时住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却仍能回想起我们参观好莱坞的情景。
　　在一所电影制片厂，我们应著名悬念大师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7]的邀请和他一道共进午餐。这位大师提出想在克里姆林宫拍一部惊险影片。他认为这部电影将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不怀疑成功的可能性，但是我担心莫斯科领导层是否能够充分认识这一想法的深刻性和独特性。“时机还不成熟，”我沉吟着说。我不能告诉他拍这部影片到底要等多长时间。但是我们彼此能够理解。
　　那天晚上，我们同以喜剧大师鲍勃·霍普^[8]为首的一些著名电影演员共进晚餐。事实证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非常令人愉快且聪明机智的人，远不像他们的媒介描绘得那个样子。霍普是一个机智诙谐的人，肚子里有一大堆奇闻秩事和滑稽故事，但他确实不太善于谈论他遇到的新的不太熟悉的话题，这种时候显不出他有聪明过人之处。他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他有一个作家班子为他写滑稽故事。
　　基辛格还邀请我妻子和我到旁边一家很小的墨西哥餐馆吃饭，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尝试了用13种配料制成的玛格丽塔葡萄酒。我们三人喝了两大罐这种厉害的鸡尾酒。这是一次美好的聚会，特别是因为我们没有谈到一句有关政治的话。
　　回到华盛顿后，我收到了一封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信中概述了他在圣克利门蒂与我会谈时提出的想法，并且对苏联领导层通过波德戈尔内访问河内、帮助重新恢复美国和越南的巴黎谈判表示感谢。信中强调了秘密渠道在创立“一种新的合作精神”时所起到的作用，这种合作精神现在成为两国关系的特征，并且将推动两国关系在未来的岁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莫斯科、华盛顿以及越南战争的结束

　　当基辛格与越南人在巴黎重新展开谈判的时候，美越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似乎也开始缓和下来。基辛格告诉我，黎德寿在攻击美国时已经不是那么苛刻和无所顾及了，基辛格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归功于波德戈尔内访问河内产生的积极影响。到了 10月中旬，他对我说谈判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甚至极有可能在11月7日——美国大选之日以前达成最后的协议。他极为秘密地告诉我，他和黎德寿已就结束战争协议的初步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尼克松已命令基辛格把长达14页的秘密草案连同他写的说明通报给勃列日涅夫。而越南人却没有告诉我们有关这份草案的情况。
　　10月15日，基辛格交给我一封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紧急信件，信中提出，“鉴于有关越南问题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因此要求了解苏联的武器援助政策。尼克松想知道，如果美国同意采取一项限制美国向南越进行军事援助的和平解决办法，苏联是否还会继续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
　　对此，我谈了我个人的看法：把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谈判与苏联单方面承担的义务联系在一起，好像它们是达成一致意见的唯一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这样做为时尚早。我们没有参与谈判。我们不能因为对白宫同越南人进行的谈判做出承诺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强调说，“我们不愿意促成越南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恰恰相反，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基辛格仅表示总统感谢我们做出的努力。
　　从10月19日到23日之间，莫斯科和华盛顿就越南问题频繁地交换着信件。与此同时，基辛格在巴黎和北越人进行着深入细致的谈判。美国方面一直在秘密地向我们通报谈判的详细情况，从而使北越人失去了利用美国人实际上已交给我们的那些宝贵资料的机会。
　　在美国大选前夕，河内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0月23日，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并告诉莫斯科河内最后做出的反应听上去非常吓人。但是，基辛格“向河内以及它的朋友苏联保证，即使在选举结束之后，总统仍旧会恪守他的诺言，并且会承认巴黎协议的。”
　　接下来尼克松便开始和勃列日涅夫就越南问题交换意见。勃列日涅夫的态度是：“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最终解决越南问题的明确迹象。但我们不能忽略礼节和威信正在占据上风，并且在毁坏整个事业。”
　　这就是基辛格在大选前一个月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著名的，并且可能是愚蠢的讲话——他说：“我们相信和平在望”——时发生的事。很多人认为基辛格编造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尼克松再次当选，很可能真是这么回事。但就在这时美越之间似乎真的快要达成一次协议了，尽管它再快实际上也只是谈判结尾的一部分。美国人坚持要让它们的西贡盟友来批准和平条款，所以这就意味着签订协议的时间至少要推迟到11月底，因为西贡不希望按照原定进程达成协议，为此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河内则想在总统大选前达成协议，以免一位新总统当选后会出现进一步的麻烦。
　　大选之后，基辛格飞抵巴黎与黎德寿进行新的会谈。当我打电话祝贺尼克松重新当选总统时，他告诉我他认为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签定一项最终结束越南战争的协议，而且他希望签定协议的时间最迟也不要晚于下个月。他还对苏联领导层在交换情报和实施外交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表示感激。但是，和平仍然没有来临。
　　到了下一个月，谈判出现了困难，华盛顿与河内之间发生了争执，与此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断向苏联发出呼吁，敦促我们对北越施加影响。基辛格甚至把他和黎德寿谈话的速记本拿给我看。美国人提供的情报并不一定总是和越南人提供的情报相吻合，反过来也是如此；双方都不会总是向我们提供重要的细节。但是，美国人向我们提供的情况更为全面，也更为机密一些，这使得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同越南人进行坦率的谈话，劝他们不要过分推迟达成协议的时间。他们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并且一直敦促我们向美方施加压力。双方对我们的调解都不满意。每一方都想向另一方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使得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既不轻松，也不特别有效，因为我们并不想深深地卷入这场争执不休的谈判之中，也不想袒护任何一方。
　　11月1日上午10点，我接到尼克松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想把他对巴黎谈判的估计告诉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这场谈判现在已进入关键阶段。他首先感谢苏联领导层密切关注着这场谈判，感谢他们提供的非正式的帮助。他充满感情地说道，他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他打破同河内谈判时出现的“最后的僵局”。两个星期之后，基辛格告诉我尼克松曾指示他中止同黎德寿的谈判，等到他们能够确定河内是准备同意签署协议，还是仍然要求美国做出新的让步时再说。基辛格交给我一篇反映美国谈判意见的文章和一份题为 “巴黎谈判中的重点问题”的文件。他还给了我一份已和黎德寿讨论过了的完整的和平协议计划草案以及他同北越谈判代表会谈的一些记录。他要求我不要让越南人知道他给了我这些文件。
　　三天后，我正要启程回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50周年庆祝活动时，基辛格把一封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函交给了我。信中对我们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将在下一年度进行的访美计划做出了乐观的评价，显然，尼克松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鼓动勃列日涅夫向河内施加压力。但是，写信的时机却不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出席庆祝活动，而且苏联已经说了很多有关“和越南保持兄弟般团结”的话。越南人极为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胡志明知道我们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不仅是苏斯洛夫，其他人也都是如此——因此他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继续利用这一点。他们对莫斯科的每一位领导人都说，美国人过于斤斤计较了，因此延长了这场战争。他们暗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应该迫使华盛顿解决越南问题。就我们自身而言，我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因为它影响着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当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尼克松下令展开自越南战争开始以来最为猛烈的轰炸行动。我们完全理解这一轰炸行动的政治实质；美国政府已经把全部的地面战斗转交给南越进行，现在需要结束战争并把它的战俘带回家。经过四年执政和两年谈判之后，尼克松政府现在实际上已不再关心究竟由谁来执掌越南政权。基辛格和尼克松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需要找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以便摆脱越南问题，因为出于国内的原因，他们需要和平。
　　12月28日，我刚一返回华盛顿便接到基辛格打来的电话——他正和总统在加利福尼亚短期渡假。我们谈的完全是越南问题。我对基辛格说，苏联领导层认为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应该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首先要做的是立即停止轰炸北越。这有助于双方放弃拖延战术，从而迅速缔结和平协议。
　　基辛格非常生气地说道，和固执的越南人打交道太难了，他们在会谈桌前一点儿也不通情达理。“当美方试图在轰炸声的伴随下把它的论点说得更令人信服时，它就是那么通情达理吗？”我反问道。但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两国之间不要出现毫无必要的紧张关系。
　　过了几个小时，基辛格又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把莫斯科的态度告诉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决定同意河内提出的由黎德寿于1 月8日在巴黎与基辛格进行会谈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下令从第二天——12月29日起，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轰炸。河内还没有得到通知，所以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告诉它。美国将直接通知他们。基辛格给我念了已经写好了的致河内信件的全文。谈判又重新开始了。
　　1973年1月27日，美国人、南越人、北越人及越共在巴黎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第二天，停火协议生效。而且就在那一天，我把勃列日涅夫写的一封信转交给了尼克松，信中说：“越南实现和平为加强苏美关系和全面改善国际局势提供了新的可能。”
　　基辛格异常高兴。他说总统认为现在是确定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日期的时候了。他还说，为了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同莫斯科的关系，尼克松已私下安排前国务卿迪恩·腊斯克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一职。但是，遗憾的是，腊斯克拒绝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来，宁愿留在佐治亚州立大学继续教书。
　　尼克松在回信中表示同意勃列日涅夫关于战争结束将有利于苏美关系的观点，并强调现在应该加快缓和的进程。他请勃列日涅夫告诉他访问美国和举行下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最方便的日期。
　　不可否认，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信都反映出他们对越南战争结束的满意和如释重负的真实感情，虽然其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战争的结束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至于我，由于经历了三位总统艰难的执政时期，感受到长期以来他们因为越南问题对我们两国的影响而产生的烦恼，所以，从我个人的职业角度来讲，我真的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前面还有更富有建设性的工作等待着我们。现在，两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举行下一次最高级会谈的坚定方针。

^[1] 梅尔文·罗伯特·莱尔德（Melvin Robert Laird，1922年9月1日——2016年11月16日），1943年入伍，参加了太平洋战争。1946年退役。1953—1969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7—1969年任共和党会议主席。1969—1973年任国防部长。1973年辞职。1973—1974年任总统内政顾问。1974年辞职，同年获总统自由勋章。2016年去世。

^[2] 黎德寿（Lê Đức Thọ，1911年10月14日——1990年10月13日），1928年参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昆仑岛。1936年获释。1939年再次被捕。1944年获释，同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入选中央委员会常设局。1945年参加越南独立同盟。1945—1951年期间历任印度支那共产党南方局副书记、交趾支那组织部长等。1951年起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曾任劳动党中央联络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等。1971年、1973年两次与基辛格会晤，商讨停火事宜，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但拒绝领奖。1975年参加了西贡战役。1978—1982年任越南救国联合阵线首席顾问。1979年任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首席顾问。1980—1982年任越南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书记。1982—1986年任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委员。1986—1990年任越共中央顾问。1990年逝世。

^[3] 帕特里娅·瑞安·尼克松（Patricia Ryan Nixon，1912年3月16日——1993年6月22日），美国教育家，尼克松的妻子。1953—1961年任第二夫人。1969—1974年任第一夫人。

^[4]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斯米尔诺夫（Леонид Васильевич Смирнов，1916年4月16日——2001年12月18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3年任装备部TsNII-173所长。1951—1952年任军备部火箭和空间技术总局局长。1952—1957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机械制造厂厂长。1956—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国防技术委员会主席。1961—1963年任国防技术部长会议国务委员会主席。1963—198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部长会议主席团国家委员会主席。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退休。

^[5] 西班牙语“和平之屋”的意思。——译者

^[6] 乔治·斯坦利·麦戈文（George Stanley McGovern，1922年7月19日——2012年10月21日），1942年加入空军陆战队，二战期间在意大利作战。1945年退役。1946年毕业于达科他州卫斯理大学。1949年获西北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1953年加入民主党，并担任南达科他州民主党执行秘书。1957—1961年任众议院议员。1961—1962年任和平粮食署署长。1963—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8—1977年任营养与人类需求特别委员会主席。1965年起反对越南战争。1972年参加总统竞选，但败给了尼克松。1992—1997年任中东政策委员会主席。1998—2001年任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机构大使。2001—2011年任联合国世界饥饿问题全球大使。2008年获世界粮食奖。2012年去世。

^[7] 阿尔弗雷德·约瑟夫·希区柯克爵士（Sir Alfred Joseph Hitchcock，1899年8月13日——1980年4月29日），英国编剧、电影导演、电影制作者。绰号“悬疑大师”。

^[8] 莱斯利·汤斯·“鲍勃”·霍普（Leslie Townes "Bob" Hope，1903年5月29日——2003年7月27日），美国歌手、作家、脱口秀喜剧演员、杂耍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