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在美国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六章在美国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

↘缓和及由此造成的问题
↘犹太移民和反缓和联盟
↘尼克松改组政府
↘勃列日涅夫强迫基辛格“在协议草案上签字”
↘勃列日涅夫在美国
↘最高级会谈的影响

缓和及由此造成的问题

　　1973年，苏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战后以来从未达到过的和睦阶段。各种情况表明，缓和政策的生存——尽管曾经出现过反复——主要取决于美国一方。的确，在实际贯彻的过程中，缓和这一特殊概念是突然降临到美国人中间的，许多人完全是下意识地接受了这一概念。这种转变还造就出一些新奇的国内联盟，最爱寻衅滋事的右翼分子、自由派反共人士以及犹太人团体一起要求苏联允许自由移民并使人享有另外一些人权。他们的活动迫使国会批准了杰克逊—瓦尼克^[1]修正案，将对苏联的贸易让步与其放松国内政策联系了起来。因此，与在苏联产生的情绪相比较，说美国人的思想倾向已经转变为赞成稳固发展两国的关系尚为时过早。
　　但是，对美国的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水门事件，它造成了美国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的一场危机。起初，1972年6月8日非法闯入设在华盛顿水门公寓内的民主党总部似乎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尽管这些窃贼后来被发现是按照尼克松政治班子的核心机构的旨意行事的，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仍未充分注意对后来把白宫牵扯进来的那些蛛丝马迹所做的初步报道。我认为像尼克松这样一位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的人根本不会允许他的办公室卷入如此卑劣的冒险活动中。
　　苏联及其政府很难理解美国舆论何以能够抛弃尼克松总统，尽管他在爬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曾经不择一切手段，但他肯定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为能干的领导人之一。以明显多数票当选连任的这位总统因被人们看做是微不足道的一桩小事而面临着被弹劾的危险。苏联公民当时认为，利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他的白宫办公室所享有的相当大的权力对一位国家元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谁会在意这样做是否违反了宪法？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水门事件是他的政敌策划的一场旨在推翻他的阴谋。在莫斯科，他的大多数政敌都被认为是反对改善对苏关系的人。尽管这一切在短时间内不会对缓和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人们终究会认识到它随时都可能破坏这一进程。它肯定是一颗最终会摧毁这个人的总统宝座的定时炸弹，而我们认为这个人在美国是支持缓和政策的主要力量。

犹太移民和反缓和联盟

　　第一次最高级会谈之后，一个反苏联盟已在美国政坛的对立面中形成。保守势力越来越积极地反对缓和——这项政策和它们敌视苏联和共产党国家的传统以及延长军备竞赛的决心全然相悖——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然而，认为向苏联的移民政策，特别是犹太移民政策发起挑战的时机已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支持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自由派人士也加入到了保守势力的行列中。或许我们应该预先对犹太极端主义团体的活动所造成的情绪有所警觉。1970年，犹太极端主义团体几乎天天都要在我们使馆周围设置纠察线。它们在驻华盛顿的苏联办事机构外面搞爆炸活动。纽约城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以及位于郊区的使团住宅的窗户遭到了步枪的袭击，罗杰斯国务卿公开谴责这种枪击行为是“野蛮行径”。在大街上和商店里针对单个苏联公民采取的流氓行动已司空见惯。最为残暴的行动是由拉比·梅厄·卡亨领导的保卫犹太人同盟实施的。拉比·梅厄·卡亨^[2]后来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极端主义政党并且成为阿拉伯人在美国进行的一次暗杀行动的牺牲品。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采取这类行动就是为了“造成苏美关系的危机”。
　　与这种情况形成讽刺对比的是，我们的使馆以及其他一些苏联驻美机构一般说来都赞成改善两国关系，赞成苏联解除对犹太人移民所做的毫无道理的限制，我们向莫斯科提出的正是这样的建议。但是，上述暴行严重伤害了苏联外交官们的感情，他们再也不愿意继续为说服我国领导层而做出努力。
　　许多犹太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的官员在私下与我们交谈时都谴责了这种袭击行为。尽管国务院把它自己的特工人员派来保护我们，但它仍正式要求我们提醒居住在华盛顿的所有苏联外交官以及他们的家属小心为上，这使得苏联外交官这一段时期在华盛顿生活得极为不快。当葛罗米柯开完联合国大会准备飞回国内时，他在机场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警告说有人打算伤害他。他的座机被移到机场的一个角落里，他本人则呆在机库里，直到警报解除为止。
　　正当我们为第二次最高级会谈以及勃列日涅夫访问做准备的时候，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求苏联允许自由移民的运动。这场运动来势凶猛，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它得到了以参议员亨利（斯库普）·杰克逊为首的一批美国国会议员的积极支持。杰克逊是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保守的民主党人，他有着当总统的强烈野心，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苏联。
　　这场反苏运动把尼克松1973年春请求国会给予苏联“最惠国” 贸易待遇一事牵涉了进来。获得最惠国待遇意味着我们同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基本上享有同样的商业地位。自由派人士想把我们的最惠国待遇同莫斯科解除对移民的限制联系起来。保守派人士则反对给予我们最惠国待遇，其理由仅仅是他们反对缓和。这一切促使双方展开了一场辩论，其结果是损害了此后的美苏关系。
　　让我解释一下这一声名狼藉的辩论题目——犹太人从苏联移民——的历史背景。这种事现在已难以让人相信，但在斯大林独裁时期，想移民的人都会被看成是“祖国的叛徒”，他们将被囚禁或流放。斯大林去世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但苏联政府仍然极不愿意让苏联公民离开。移民丝毫不比通过宇航员训练容易。
　　我从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允许犹太人移民。这样做能对这个国家造成什么损害呢？相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彻底摆脱造成我们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长期不和的一个根本问题。当人们私下里向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成员询问他们是如何看待移民问题时，甚至连他们也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明确回答。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受斯大林观点的影响，认为移民者是叛徒。另一些人则声称许多苏联犹太人知道国家机密，因为他们在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军工企业中工作，或从事其他的敏感工作；他们还认为犹太移民会参加到国外喧闹的反苏运动中去。其次还有我们的中东政策的影响：阿拉伯国家一直在抗议犹太人移民，它们认为这将扩大以色列的人口和技术，从而加强以色列的实力。
　　在莫斯科常常能听到这些理由。但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却是不能常常听到的。在苏联这个封闭社会中，克里姆林宫担心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不论民族和宗教），生怕在这个社会主义幸福国家出现的一个紧急出口会提供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从而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因此，苏联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美国想向苏联输出它的自由人道主义和商业价值观，苏联则只想通过贸易获得商业利益，而不想接受它的价值观念。
　　然而，苏联政府不可能完全无视来自国内外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因为它试图改善通过莫斯科和华盛顿最高级会谈已经确定下来的苏美关系。因此，犹太移民问题通过基辛格和我之间的秘密渠道得到了认真的讨论。
　　尼克松政府明白最好不要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它正确地推测出如果没有受到公开挑战，莫斯科很可能会改变它的实际做法。的确，在策划1972年第一次最高级会谈时，基辛格已经向苏联领导层转达过尼克松的保证，即总统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将不会代表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出呼吁。莫斯科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开始悄悄地改变它的移民政策。1968年，苏联犹太人获准移民的人数只有400人，相比之下，1968年获准移民的人数已达到将近3.5万人。
　　这一进程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2年8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给破坏了，这项法令规定向移民征收出境税，借口是让他们“归还”因在苏联享受免费教育而欠国家的费用。这项法令让我既感到惊讶又疑惑不解，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项法令几乎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因为在苏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双方都宣称此次会谈取得了重大成就——刚结束不久即发生了这种事。我给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指出这一措施很可能在美国引起负作用，要求他们向我解释做出这一决定的目的何在。我从未收到过这样的解释。
　　后来，当我在莫斯科开会期间，我终于发现了这件希奇古怪的事的原委。原来是我们的教育部提出了要求赔偿的主意。在征收这项税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正在黑海休假。党内第二号人物兼首席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工作。他一直不太愿意采取这一新的、比较开明的移民政策，认为这项新税收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于是这项税收就成了法令。葛罗米柯休假回来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极为荒唐的政治举措。我们逐渐说服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将它废除了。但危害已经造成了，这件事在美国煽动起一场把犹太人移民问题和对苏贸易问题连在一起的辩论。
　　3月15日，在73名参议员的支持下，参议员杰克逊对尼克松贸易改革法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即以杰克逊和这一修正案的另一名发起人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的名字命令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不准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和贸易信贷，直到它解除移民限制为止。
　　这一大规模的运动逐渐引起了苏联统治者的警觉。3月30日，勃列日涅夫指示我按照总统本人的请求，将犹太人移民的秘密资料交给尼克松。资料表明，1972年，在申请移居以色列的人中有 95.5%得到批准。资料还表明，从1971年到1973年，总共有6万名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勃列日涅夫还在同一封信中告诉尼克松，苏联已经废除了移民税。
　　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问我他们是否可以在同国会讨论那项贸易法案时利用苏方提供的所有资料。莫斯科的回答表明它在第二次最高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对苏美关系是多么的重视。它同意尼克松将勃列日涅夫的信当做一份苏联的正式声明向国会通报。
　　4月18日，尼克松将此情况向国会领导人作了简要介绍。多数党领导人麦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以及一些重要的共和党参议员——其中包括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休·斯科特^[3]和来自佛蒙特州的乔治·艾肯^[4]——得知这一消息后都表示满意。然而，杰克逊参议员却没有被说服。他说，这份报告并没有对今后的情况做出保证。他要求苏联公开承诺让数字固定的一大批人移居国外，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不对希望从苏联移民的人数做出任何限制。他的意见得到了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5]和其他一些不担心因对苏联移民问题态度软弱而受到指责的参议员的支持。
　　美国政府及政府内部的苏联反对派仍在试图达成某种妥协。我认为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威胁已经引起苏联政府对犹太移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杰克逊仍在逐步提高他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扩大他在犹太选民中的影响，以实现他爬上总统宝座的愿望。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杰克逊以及他采用的破坏性手段，我们本可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尼克松甚至指示基辛格要求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不要煽动美国犹太人社团反对苏联和美苏移民协议。但这一做法没有收到明显效果。
　　1973年5月举行的华盛顿最高级会谈没能确定我们两国间未来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国会把贸易和经济问题同移民自由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最高级会谈期间，尼克松就这些情况向勃列日涅夫做了详细解释，并允诺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但他警告说，最后的决定掌握在国会手里。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因为杰克逊法案受到了有组织的民众运动的支持就表示对它的承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样做无异于被迫同意美国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由于缺乏政治勇气和远见，他们没有能够越过这一障碍。
　　尽管如此，双方毕竟认识到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痛点。为了解开这个结，双方通过秘密渠道又做出了另外一些尝试。统计资料表明移民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但这一事实反而使得杰克逊参议员进一步利用这一问题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不满意美国政府的温和外交；他们想让莫斯科屈从他们的要求。最典型的事实是在勃列日涅夫来美国参加最高级会谈前一个星期，杰克逊要求取消他的这次访问。这位参议员要的是对抗，而不是达成协议或实现缓和。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仍然保留在法令全书中。

尼克松改组政府

　　新年伊始，基辛格告诉我，为了准备预计于5月或6月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会谈，尼克松建议2月份通过秘密渠道全面讨论一下所有的问题。他打算着手准备联合文件的文本，这样甚至可以在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就这些文本差不多达成一致意见。国务院在准备工作中再次充当了不太重要的角色。基辛格在新年之前就已经告诉我，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改组政府，特别是国务院。罗杰斯将再呆上大约6个月，驻西德大使、尼克松的朋友和他在大学读书时的法学教授肯尼思·拉什可能取代他。早先曾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埃利奥特·理查森^[6]将担任国防部长。基辛格解释说：“这样做将使总统和我管起五角大楼来更容易一些，因为理查森相当灵活，而且懂得军事和政治事务。”尼克松还想撤换商业部长彼得·彼得森^[7]，基辛格说这个人“在白宫会议上过于健谈了”。（总统喜欢听简洁的报告和建议。）此外，基辛格说彼得森的妻子“非常饶舌”，她抨击总统的言论已经从华盛顿的沙龙传到了白宫。
　　就白宫内部而言，这次改组将亚历山大·黑格送回了五角大楼。黑格将从国家安全顾问副手的位置上调到陆军任副参谋长，他原来的位置将被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取代。斯考克罗夫特是一位47岁的空军准将，原来担任总统的高级军事助理。基辛格认为斯考克罗夫特缺乏黑格具有的政治技巧和经验——后来他改变了这一看法——所以他决定让他人分担他的副手承担的职责。斯考克罗夫特将掌管军事事务，外交问题则交给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8]处理，尽管他并不喜欢索南费尔特的“傲慢无礼”。索南费尔特和基辛格一样也是在德国出生的，在基辛格访问莫斯科时他一直陪伴左右。由于他如影子般到处跟着他的上司，因此人们称他为“基辛格的基辛格”。
　　基辛格还说道，总统对他说，他将被留下来再担任4年总统的外交事务主要助手，也就是说要呆到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结束。基辛格说他很愿意接受这一任命。在那个时候，基辛格的政治声望已经达到了顶峰。在民意测验中，他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人物，其次是比尔·格雷厄姆^[9]，已经因水门事件受到怀疑的尼克松排名第三。他的人像已在伦敦腊像博物馆展出，甚至连参加世界小姐选美庆典的佳丽们也热情地把他选为“最杰出的国际人物”。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不愿意升迁到国务卿这个位置上，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政治选民。他写道，他一直打算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从白宫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因为完全有赖于总统支持的白宫顾问本应该是默默无闻的，而他的名声使他无法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呆下去。他指出总统让他出任国务卿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尼克松的权力来源于总统享有的权限，现在这种权限已经受到水门事件的削弱，因此尼克松需要他出任公职，以保证他们制定的政策能够沿续下去。
　　让我再补充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基辛格在5月份曾亲口秘密地对我说，总统曾让他决定由谁来取代罗杰斯担任的国务卿一职：是拉什还是基辛格本人。罗杰斯被解职一事将于7月份他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之后宣布。基辛格显然对总统让他出任这一职务感到荣幸，尽管这将给他带来某种不便，例如他要承受礼节方面的沉重负担以及定期向国会委员会做出解释。
　　尼克松本打算让罗杰斯出任美国驻任何国家的大使，或者出任政府的其他任何职务，但基辛格认为罗杰斯最好还是重操法律旧业，他早先担任公司法律顾问时收入极为丰厚。然而，到了 8月份，水门事件已开始左右总统的决策，基辛格说尼克松想让罗杰斯担任司法部长，为他组织辩护工作。令尼克松感到烦恼的是罗杰斯拒绝出任这一职务，总统最后决定把他摆脱掉。
　　8月22日，基辛格从圣克利门蒂打电话告诉我，总统最后决定任命他为国务卿。这一任命将在当天晚上宣布。基辛格同时还继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我们的秘密接触，包括午餐会和晚餐会将继续进行。罗杰斯将于9月3日离职。
　　旷日持久的猜测就这样结束了，基辛格成了这场幕后斗争的胜利者，对此我没有感到惊讶。这一情况意味着苏美关系的管理运作将得到改善，其原因仅在于它将结束白宫把国务卿乃至他领导的整个部门都蒙在鼓里的那种混乱而又不稳定的状况。通过秘密渠道达成的协议经国务院外交人员之手将变得更容易付诸实施，从而消除了我们早先曾遇到过的许多困难。因此，我欢迎对基辛格的任命，并且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
　　基辛格向我解释了担任国务卿后他将如何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日程。由于他的工作必须和总统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获得成功，因此他在每个工作日开始的时候仍将于早晨8点至9点与总统在白宫会晤，讨论重要和急迫的外交政策问题。他还要继续参加白宫工作班子每天上午举行的例会，密切关注它的看法及国内问题。
　　他打算随后去国务院办公，在那里从上午11点呆到晚上，虽然他仍然会在白宫呆几个晚上。不用说，他还要去白宫参加由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仍担任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因此他继续主持着有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这些会议将仍在白宫而不是挪到国务院举行，其目的是强调白宫仍掌管着外交政策。基辛格希望任命他担任国务卿会加强白宫对美国庞大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机器的控制，使其工作更有成效，而且更加可靠。这是他要想方设法实现的目标。

勃列日涅夫强迫基辛格“在协议草案上签字”

　　5月初，基辛格访问了莫斯科，我像往常一样陪同他进行访问。基辛格不仅和葛罗米柯，而且还和勃列日涅夫本人举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积极参与了此次会谈，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问题的会谈。会谈是在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的扎维多沃狩猎区举行的。这个地方距离莫斯科大约有80英里远，他们在那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起草一项防止核战争的协议。勃列日涅夫认为这项协议是特别重要的。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插曲，它完全体现了勃列日涅夫，实际上也是整个苏联领导层对尼克松和美国政府的态度。当协议起草工作完成后，勃列日涅夫建议基辛格草签这项协议。但基辛格拒绝这样做，他说他没有得到授权。与此同时，他表示相信总统会完全同意这项协议的。
　　勃列日涅夫发起了脾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故意的），他声称如果知道这项工作会以不承担责任的会谈而告结束，他肯定花两天的时间和基辛格进行讨论。结果是勃列日涅夫最终迫使基辛格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美国政府愿意签署已经草拟好的这项协议的保证。尽管这一保证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然而它还是让勃列日涅夫获得了某种满足感。他似乎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的巨大的外交成就，并且告诉政治局委员们他是如何“拉着基辛格的手，强迫他在协议草案上签字的”。但是，这一情景和果戈里的喜剧《死魂灵》中奇奇科夫和索巴科维奇这两个互不信任的人物进行讨价还价那一幕是多么的相似。
　　当我返回华盛顿后与尼克松谈话时，这位总统对苏联领导层不相信通过基辛格转达的他所做的保证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即便是基辛格签了字，如果他作为总统最后决定不同意这一协议，那么这种签字仍是无效的。我竭尽全力消除了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坦率地说，我本人不太喜欢勃列日涅夫的这种做法。
　　勃列日涅夫一遇到基辛格和他的顾问们就喜欢开玩笑。会谈期间，他们在一次短暂的休息时聊起了各自的手表。基辛格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自豪地炫耀着他的瑞士手表。勃列日涅夫突然用手把自己的手表蒙起来不让索南费尔特看到，然后建议进行相互交换。索南费尔特有些犹豫，但他接下来又改了主意。他显然认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表肯定是非常精美而昂贵的。等他接过来一看，才发现勃列日涅夫戴的是一块普通的苏联手表。这是莫斯科手表厂的工人们送给勃列日涅夫的礼物。这块表质量不错，但它是钢质的，而不像索南费尔特期待的那样是一块金表。唯一能够使他感到安慰的是他从这位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了一块纪念表。
　　会谈结束后，勃列日涅夫邀请基辛格驾车绕着扎维多沃风景如画的乡村驾车兜风。基辛格说他很高兴这样做。他根本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一位鲁莽的驾驶员，他们是在进行一场冒险活动。他们在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道路上驾车飞奔了大约半个小时，安全警卫人员驾驶着另一辆车跟在他们后面。交通民警根本不敢阻拦总书记的车。谁敢这样做？这次鲁莽的驾车兜风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此后，他们还曾冲劲十足地驾驶着一艘马力强劲的摩托艇在伏尔加上游水域中来回驰骋。这回可真让基辛格感到惊心动魄，就连他那惯有的幽默感一时间也被吓得不知去向了。

　　5月初，基辛格还曾秘密地对我谈起过水门事件，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表明他没有卷入此事，这件事不会影响他在白宫的地位。相反，他声称，由于总统的两名亲密助手H.R·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10]已被解职，他在白宫的地位反而更巩固了。由于水门事件，基辛格和这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相处的不好。
　　基辛格强调说，总统根本不会因水门事件而“考虑辞职”，然而这件事还是让尼克松感到很不愉快。与此同时，尼克松认为他的政治对手还会把这件事张扬上几个月，但它终究会平息下来的。据基辛格说，尼克松对他的同胞无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他的对手又无限夸大“按美国标准衡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既生气又心烦意乱。
　　基辛格顺便说到，总统有很强的记忆力，在剩下的三年半时间的总统任期内，他肯定要对伤害他的人进行报复。他还说，反对派报纸要求推迟与勃列日涅夫的会谈没有对总统产生任何影响。恰恰相反，他越来越相信最高级会谈应该按计划如期举行，并且相信它一定会取得成功。“总统决不会让它流产，”基辛格说。
　　说来可能令人难以相信，但莫斯科确实没有为了本国的目的而利用尼克松迫切希望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的心情。它也没有对我们在新的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与美国人讨价还价产生影响，莫斯科并没有为了从尼克松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而施加更大的压力。首先，莫斯科并不想给一位刚刚开始着手改善苏美关系的总统增加额外的困难。但主要的原因是在1973年中期，苏联领导人（我必须承认，包括我国驻华盛顿使馆在内）仍不相信水门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治危机。就我所知，直到1974年初，政治局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

　　5月底，尼克松将一份详细的访美计划送交给勃列日涅夫，以征得他的同意。尼克松已经决定，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这次最高级会谈将打破既定的外交准则，在白宫、戴维营和圣克利门蒂三地举行。尼克松建议在两天之内签署两个重要的协议（防止核战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以强调它们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一直拖到6月初才签署。尼克松在最后一刻又在协议文本中加进了两条含义明确的修正案，尽管不太情愿，但勃列日涅夫还是被迫接受了。
　　这件事令勃列日涅夫非常生气，他拒绝接受尼克松让他去圣克利门蒂他的私人住所做客的邀请。他提出的借口是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做长时间的飞行。〔这是不顾一切草签协议造成的一个后果，但这件事没有闹大，甚至在最高领导层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6月11日，基辛格和我对要在最高级会谈期间签署的所有文件都认真检查了一遍，并继续精心推敲着联合公报的文字。会谈结束时，基辛格“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尼克松因勃列日涅夫拒绝访问圣克利门蒂而受到了深深地伤害。我深信圣克利门蒂是一个举行非正式会谈的好地方，因此打电报给莫斯科，建议勃列日涅夫重新考虑。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通知尼克松，他已经决定“不顾医生的劝告”，访问加利福尼亚。午夜时分，尼克松亲自打电话，请我转达他对勃列日涅夫的谢意。他之所以邀请勃列日涅夫住到他家里，原因是他认为勃列日涅夫在他家做客将有助于他们之间建立起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他相信他们两人在一起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根本不是自我标榜或自以为是，”尼克松接着说道，“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住宅被称作“卡萨·帕西菲科”，它在西班牙语中是“和平之屋”的意思。这是一个古老而又非常普通的名字，但现在它却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尼克松有时喜欢夸大其辞。
　　所有的协议草案事先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着勃列日涅夫在访问期间签署了。因此，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即将举行的会谈不会涉及任何谈判问题或拟订协议的问题，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就广泛的问题自由交换意见。

勃列日涅夫在美国

　　6月18日，在包括葛罗米柯在内的一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勃列日涅夫乘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们受到国务卿罗杰斯的迎接。我陪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乘直升飞机飞往戴维营，他们将在那里过夜。勃列日涅夫很喜欢这个带有乡村气息的地方（它使他想起了他的狩猎小屋），他立即通过特意为他安装的无线电话把他的良好印象告诉了政治局其他委员。
　　第二天，他飞到华盛顿，与尼克松举行会谈。我现在仍然记得6 月19日举行的那次欢迎仪式。白宫南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站在一张特制的讲台上。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在苏联的核力量、导弹以及核弹头与美国—— 有的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比和美国总统平等地站在一起更了不起呢？甚至连灿烂的阳光似乎也在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
　　庄严的仪式，乐队演奏两国国歌，仪仗队，全世界都看到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并肩站在一起——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承认了它的力量和影响。我必须承认，对于我们这些陪同勃列日涅夫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自豪的时刻。与这一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尼克松——西方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的影响和权力正在下降。电视转播的水门事件听证会正在进行当中，尽管在勃列日涅夫访问期间听证会暂停了一个星期。
　　这次访问导致了两个重要协议的产生，一个是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另一个则勾划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基本原则”。在其他方面还达成了一些协议，例如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科学和技术合作；在农业、运输业、海洋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关税协定，等等。在勃列日涅夫——他想使缓和听上去象是一项不可逆转的政策的坚持下，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促进苏美友谊是世界和平的一个永久性因素。联合公报还包括双方就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谈达成了一致意见；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在1974年访问苏联，尼克松接受了这一邀请等内容。
　　这次最高级会谈还有助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在这次最高级会谈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终于同意10月30日在维也纳就相互削减各自在欧洲的武装力量开始进行谈判。35名外交部长开始为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做准备工作，这次会议于9月18日在日内瓦开幕。这样，由于双方都做出了让步，苏联和它的盟国实现了它们一直在追求的召开一次欧洲会议的目的，而美国和它的盟国也实现了就削减中欧驻军展开谈判的目的。
　　苏联领导层把著名的防止核战争协议看成是勃列日涅夫访美的主要成就，所以苏联新闻媒介为之大声喝彩。然而，美国对此项协议持批评意见的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把这项协议看成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本军事战略——以核反击来保卫西欧，使之免遭常规力量的打击——的一种威胁。基辛格写道，他认为是苏联为建立苏美共同管治的格局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其目的是支持苏联可能发动的对中国的进攻。然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种事。
　　我们的基本政治思想理论决定了我们只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实行和平共处，而不会同它进行共同统治。克里姆林宫公开地愤怒谴责“有关超级大国共同统治的谎言”。对莫斯科而言，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是在缓和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者正如美国作家雷蒙德·加特霍夫正确指出的那样，是朝着用某种办法控制危机和在危机出现便缓和紧张局势，从而防止危机发生迈进了一步。但它也仅仅是迈进了一步，因为这项协议从未形成制度。就中国问题而言，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天真到要同华盛顿结盟反对北京的地步，因为它知道华盛顿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它的同情心无论如何也在中国一边。许多年过后，基辛格向我承认他曾经错误地把他的认识建立在苏联必定会对中国发动一场进攻的基础之上。
　　在回忆录中，基辛格自豪地描述了在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他如何想方设法阻止了莫斯科设想的“核共管”策略，最终说服勃列日涅夫同意将他最初定的目标打个折扣后写到防止核战争协议中。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苏联的原定目标是相互保证不首先十月核武器。因此，基辛格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以及他这位国务卿反对不使用核武器（说这种话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而是在措词上巧妙地兜了个圈子，说他和尼克松反对与苏联进行“核共管”。说得婉转些，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只要稍稍回顾一下防止核战争协议的历史过程就可以弄清楚事实真相。
　　从60年代开始，苏联在不同的场合就不断提出共同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建议。美国和它的盟国渴望保持对常规进攻的核威慑，因此它们一再反对苏联提出的这个建议。勃列日涅夫在和基辛格谈话时以及在同尼克松首次举行最高级会谈时都要求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但尼克松对此问题完全持回避态度，尽管他同意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对一项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草案进行讨论。但我们的美国同伴一直在进行拖延，我明显感觉到基辛格就是这样做的。
　　事实证明，在为华盛顿最高级会谈做准备时，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美国人最后决定同意达成一项协议，但他们极力想把重点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转移到不使用武力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上去。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我们达成了一项妥协：协议中将不包括有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共同保证——这是莫斯科最初想得到的——但承认我们的军事均势，并且宣布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实现政治目的都是不恰当的。这项协议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阐述了我们的基本政策，这就是在出现危机或危机已迫在眉睫的时候，通过紧急磋商来缓解政治紧张局势，从而避免出现对抗或胃战争的风险。总的看来，这项协议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进步。但是，由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危机出现时进行磋商的义务，因此这份文件含义不清，而且不具备约束力。
　　当然，这项协议以及1972年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关于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声明存在的主要缺点是，这两份文件都没有包含能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的有效措施。这一缺陷很快便清楚地显露出来，在此后不到6个月爆发的阿以战争期间，由于缺少相互信任和明确的承诺，共同磋商的主张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然而，人们很容易低估这项协议对国际环境和苏美关系产生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在联合公报中，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宣称这项协议标志着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在我国外交部分发给苏联驻外使节的一份秘密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的访问被描绘成摆脱核战争威胁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有关勃列日涅夫访美组织工作的一些细节是很独特的。勃列日涅夫曾亲自指示苏联特工部门，他的这次访问要按照下达要求进行安排，即他在美国人面前决不能显出低于美国总统的样子。这一指示有时导致了一些奇特现象的出现。首先，为勃列日涅夫提供的电话服务要同尼克松的完全相同。除了当地的专线电话外，他还要通过由苏联接线员操纵的一个苏联专线网络同苏联代表团成员可能出现的华盛顿市的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此外, 他还可以同莫斯科进行直接、即时的联系，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美国人察觉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心理，因此他们甚至允许我们将我们的某些内部通话设备安装在白宫，以备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感到需要进行紧急磋商时使用。（可以料到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勃列日涅夫对苏联技术进步的这些成果能在他旅行时陪伴着他感到特别高兴，并开始同在华盛顿的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同在莫斯科的妻子以及同莫斯科领导层中的朋友们的家里进行通话，告诉他们他刚一到达戴维营就对美国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在华盛顿期间，他住在白宫对面首屈一指的政府宾馆——布莱尔饭店——里，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出于安全考虑，美国首都的主要街道之一，宾夕法尼亚大街靠近白宫一段的交通被切断了，这样勃列日涅夫就可以步行穿越这条大街。在美国首都的历史上，关闭这条中央大街这还是头一次。
　　在戴维营，尼克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辆最新型的林肯牌大陆型小汽车，因为他知道勃列日涅夫热衷于搜集外国小汽车（勃列日涅夫事先已通过秘密渠道明确暗示了这一点）。勃列日涅夫非常喜爱他得到这件新礼物，并且迫不及待地立即试车，想给尼克松展示一下他的驾驶技术（我给他们充当翻译）。总书记是一位驾车高手，但他不熟悉林肯车和它强劲的发动机功率。我提醒他注意这一点，但他早已跃跃欲试了。他一上来即用脚猛踩离合器。汽车猛地窜了出去。公路上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急踩刹车，他和尼克松（总统坐在前座上，我坐在后排）差点把头撞在挡风玻璃上。戴维营弯弯曲曲的公路显然不适合赛车，通常只有一些小型电瓶车在这里行驶。尼克松尽管受了惊吓，但他还是尽力敷衍着说：“总书记先生，你开得真不错。”勃列日涅夫竟然把这话当真了。在送给勃列日涅夫的礼品中还有一只用斯托本玻璃^[11]做的鹰，勃列日涅夫根本不了解美国传统的象征物，也不知道这件玩具的制作人是一位名家，因此他很奇怪为什么尼克松会把这么一样东西送给他。“我不需要这件东西，”他对我说，“你拿走吧。”我说这真是太好了，但告诉他这是件非常昂贵的礼物。它值多少钱？3.5万美元，
　　我说。“真的？”他十分惊讶地说道，“把它还给我。”
　　在正式的礼节性活动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紧接着欢迎苏联领导人的官方宴会举行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这次盛大集会被安排得非常得体，无懈可击，尤其是考虑到白宫完全是破天荒第一次举办这一性质特殊的活动，而且冷战此时仍未结束。我仍然记得仪式主持人大声宣布勃列日涅夫进入会场，请所有的人起立时的庄严情景：“女士们先生们！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到。”在白宫听到这样的宣告在历史上肯定是第一次。勃列日涅夫和他的随从们以及其他在场的人都认识到这是非同寻常的。根本没有人能够想到，20年之后苏联将不再有这样一个政党，在美国人看来，这个党长期以来——即便在那一时刻也是如此——一直是一个邪恶帝国的象征。
　　勃列日涅夫在使馆为尼克松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为了充分显示俄罗斯的烹饪，所有的食品都是用专机从莫斯科运来的。餐桌上摆着伏特加酒和高加索葡萄酒，宴会是在使馆的金色大厅里举行的，气氛轻松而友好。参加宴会的大约有100位来宾，包括总统和他的夫人。此时仍未结婚的基辛格领着一位刚露头角的年轻女演员前来赴宴。他请求不要按照外交礼节让她坐在他的身边，以免使她感到窘迫。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顺便说一下，尼克松非常了解这一习惯，早在1971年，霍尔德曼就交给礼宾官员一份内容诙谐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基辛格“在国宴上不必和那位最美丽的女士坐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对宴会很满意，他希望“看看大使和大使夫人住的地方”。我们上了三楼来到我们的住室。品尝过美味佳肴后舒舒服服地坐下聊天使勃列日涅夫显得极为风趣幽默，他开始询问起我们在华盛顿的生活情况。生动活泼的谈话被那位特工头头给打断了，他点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勃列日涅夫注意到了他的动作，厉声说道：“你不必和他说悄悄话。我们彼此非常熟悉。过来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这位特工官员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大使馆被安放了一颗炸弹。他建议勃列日涅夫立即返回布莱尔饭店。我也力劝总书记不要冒险。
　　“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勃列日涅夫问道。我妻子说这种电话已司空见惯，我们一般是该干什么就还干什么，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勃列日涅夫宣称他“也不想惊慌失措”，尽管大家都努力劝说他离开这里，但他又呆了半个小时，直到午夜时分才走。结果一切都很正常，尽管我因感到责任重大而忐忑不安。
　　勃列日涅夫访美的另一个不寻常阶段是乘总统专机和尼克松一道去他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私人寓所做客。到达当地机场后，电话把戏又上演了一次。由于没有安排正式仪式，所以只有很少一些人到机场迎接，其中绝大部分是特工和陪同人员。但是，在附近的桌子上架设着一部我们的保密电话；以备总书记临时需要同莫斯科紧急通话时使用。苏方坚持要求安装这部电话纯粹是为了面子，而不是为了工作。勃列日涅夫没有使用它。
　　在这里我还应该再补充几句。在即将回国之前，勃列日涅夫慷慨地提出让我保留使馆和莫斯科之间通过卫星直拨的电话线路，尽管这样做开支极大。我对他表示感谢，但表示不能接受他的建议，因为保留这条线路以及为管理这条线路而额外增加人员的费用十分庞大。此外，我说，我们和莫斯科之间现在已经有了不间断的电讯联系。其实我拒绝保留这条线路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我已经受够了在勃列日涅夫抵达前一个星期安装的那部电话给我带来的麻烦了。在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的整整一个星期里我简直就没法睡觉。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很愿意试试这条新线路，常常是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或者干脆不要什么借口就从莫斯科给我打电话，问些个诸如“华盛顿的天气怎么样呀”之类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有8个小时的时差，所以电话打到华盛顿时往往是半夜。我逐渐讨厌起这部电话，并且拒绝保留它。至于勃列日涅夫，他以为我是想为国家节省资金，因此对我的想法表示赞赏。
　　在克利门蒂，勃列日涅夫和总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们是6月22日晚上到达那里的。由于从华盛顿到这里飞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在6点钟左右和总统简短地寒暄几句后，勃列日涅夫即决定早早休息了。但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仍然无法入睡。于是他走到院子里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我碰巧也在院子里（我方的其他人员都回各自的住所休息了）。勃列日涅夫开始对我讲他是如何喜欢尼克松这幢西班牙风格的房子。正在这时，尼克松突然出现在院子里。他是孤身一人，所以我不得不给他们当翻译。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卡萨·帕西菲科的建筑之后，尼克松邀请勃列日涅夫进了他的房间，并且给他端来了茶、葡萄酒和威士忌。列昂尼德·伊里奇喜欢喝纯威士忌酒——他不愿“兑上水把它糟蹋了”——不一会儿他就醉醺醺的了。谈话的内容也从讨论国际问题变成了感情的宣泄。勃列日涅夫抱怨说当总书记真不容易。他不得不倾听政治局其他成员所说的“各种各样的蠢话”，而且还得重视他们的意见他的某些同事，他主动说道，正试图削弱他的权力，所以他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他还说出了这些人的名字。
　　尼克松听着勃列日涅夫的表白明显感到不安，尽管他对此显然很感兴趣。这种情景自然令我极为尴尬。事实上，这是我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全部岁月里所遇到的最不寻常的情况。勃列日涅夫还特别批评了柯西金和波德哥尔内。我极一切努力避免将克里姆林宫幕后关系中最敏感的细节翻译过去，这里面有些事甚至连我都不知道。
　　我终于想办法把喝醉了的勃列日涅夫扶进了他的房间，幸运的是他的房间就在旁边。尼克松也过来帮了一把。第二天，勃列日涅夫问我：“阿纳托利，昨天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告诉他是说得太多了，但我注意没有把所有的话都翻译过去。“做得对，”他说，“该死的威士忌，我不习惯喝这种酒。我不知道我喝不了那么多。”
　　那天夜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凌晨2点左右，勃列日涅夫的警卫站在院子里正对着尼克松卧室的地方监视着勃列日涅夫房间周围的动静。就在这时，他看见总统住处的房门开了，他的夫人帕特穿着一件长睡衣走了出来，她的手直直地向前伸着，眼睛盯着远处，显然是发疮症的样子。她走到我们的警卫身边停了下来，什么也没说。这名警卫想让尼克松夫人转回去，但她拒不移动，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那名苏联警卫——克格勃官员——架着尼克松夫人的胳膊把她送回了她刚刚走出来的那个房间，那是她的卧室。他刚把她放倒在床上，特工人员就到了。他们挥挥手，微笑着对我们的人说：“好，好，谢谢。”他们对这一切显然并不感到惊讶。我们的警卫离开了，他很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上级告诉他不许将此事张扬出去。
　　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于中午举行了一次告别会谈。应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会谈主要讨论的是中国问题。苏联领导层非常担心美国和中国的合作会发展到出售军事装备这样的程度，因此想阻止这种合作。勃列日涅夫强有力地、固执地并且情绪激动地告诫美国人不要和北京缔结任何军事协定。尼克松向他保证这种复杂的关系决不是针对苏联的。但勃列日涅夫仍抱怨中国“背信弃义地试图挑动苏美之间发生冲突”。他要求得到更为有力的保证。尼克松再次向他做出保证，但言辞极为小心谨慎，这就使莫斯科依然弄不清美国将来究竟会奉行什么样的方针。
　　下午4时，为了表达对勃列日涅夫的敬意，尼克松在游泳池边举行了一次招待会，邀请好莱坞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名流——其中包括未来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出席。但是喜欢美国西部电影的勃列日涅夫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那些牛仔明星身上，很少注意出席招待会的其他一些演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特别喜欢查克·康纳斯^[12]，此人送给他一条牛仔腰带，上面还别着两杆枪。（后来勃列日涅夫常常向他的同事们炫耀这两支手枪。在从美国飞回莫斯科途中，他系着那条武装带，像个牛仔一样熟练地玩弄着手枪，模仿电影上的牛仔逗他的工作人员开心。）
　　招待会结束后，尼克松设晚宴招待少数几位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基辛格、罗杰斯、葛罗米柯和我。葛罗米柯和基辛格白天已经就中东问题单独举行了一次毫无成效的讨论。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离开圣克利门蒂，所以晚餐之后，勃列日涅夫突然决定亲自和尼克松讨论这一问题。经过仓促而又令人窘迫的临时布置，会谈于夜里11时左右在尼克松的书房里举行，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葛罗米柯和我。会谈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深夜。勃列日涅夫中午睡了一个小时，因此精神很好。相比之下，按习惯此时已上床就寝的尼克松却显得迟钝而又疲倦，会谈结束前一直把头倚在枕头上。再者说他对这一问题也不感兴趣。显然不可能在这里就中东问题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只有勃列日涅夫例外。他显然认为他是在捍卫一项正义的事业，他的雄辩能够说服尼克松。恰恰相反，他的坚持己见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苏联领导层急于同尼克松就中东问题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这引起了总统的警觉。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在打着解决中东问题的如意算盘：美国和苏联联合采取外交手段，按照阿拉伯国家所提的条件实现和平，其基础是以色列全部撤军，以此换取对它的安全保证——这一点没有公开说出来。尼克松对此是断然不会接受的。
　　我们大约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分手的，像通常遇到这类情况时一样，临走时提出将这一问题留给部长级会谈做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在勃列日涅夫就中东问题提出的建议中，有一个新的重要因素本应该引起尼克松的重视。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显然都对整个谈话感到厌倦，没有认真地加以对待。这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局曾特意指示勃列日涅夫让总统注意爆发新的阿以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苏联发现越来越难以控制它的阿拉伯盟国。在莫斯科看来，这种情况可以使美苏两国进一步密切合作，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防止这场战争的爆发。勃列日涅夫确实不厌其烦地对尼克松讲了这一情况，尽管其方式极为冒失和笨拙，因此很难使尼克松总统相信有必要在这个敏感而又极易爆发危机的地区加强合作。根据其回忆录判断，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勃列日涅夫只是想利用战争的威胁来强迫他们答应苏方在谈判期间提出的策略目标。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一场新的阿以战争于10月份爆发了。
　　这场深夜会谈结束后，葛罗米柯和我把勃列日涅夫送回他的房间。当我们进门时，勃列日涅夫猛然想起政治局指示他同尼克松商定一项购买几百吨谷物的协议。由于按计划将不再举行会谈，而且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要离开，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讨论购买粮食的交易，因为尼克松留在了他自己的房间里。
　　葛罗米柯立刻建议我去找基辛格。基辛格被分配住在一幢单独的别墅里，此刻他已经去那里休息了。葛罗米柯向勃列日涅夫保证，即使是深夜，基辛格也能想办法同尼克松取得联系，并让他同意出售这批粮食。
　　我向葛罗米柯指出，基辛格可能已经上床就寝，我如果闯进去那可能太尴尬了。但勃列日涅夫欣然支持葛罗米柯的意见。他说我可以说是在转达总书记个人的请求，“亨利肯定能够理解我们并提供帮助”。勃列日涅夫不想在没有贯彻政治局指示的情况下离开这里。他相信我和基辛格能找到共同语言。
　　说得婉转些，当我走进基辛格的别墅时，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在这个时候叫醒总统是绝对不行的。但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他当然不能一下子就回绝勃列日涅夫的请求。对了，他说，他们还有可供出售的粮食，总统极有可能同意把这些粮食卖给苏联。
　　基辛格建议采取如下的办法：他一大早就将把这件事报告给总统，他希望能够得到总统的批准。但如果总统不同意，基辛格将立即给我打电话，让我向勃列日涅夫做出解释。幸运的是，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不必向勃列日涅夫做任何解释。早晨，基辛格通知我总统已原则上批准了这笔粮食交易，勃列日涅夫为此向尼克松表示感谢。
　　6月24日一清早，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住宅的草坪上相互道别。接着，他们乘一架直升机飞到离此地不远的一所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两个人的情绪都很不错。勃列日涅夫真诚地感谢尼克松的热情款待，并邀请总统来年访问苏联。

最高级会谈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访美有助于加快因尼克松首先访问莫斯科而起动的改善苏美关系的进程。我现在仍然认为两位领导人真诚地希望两国关系能获得长期稳定，并能进一步进行合作。他们的私人关系也在加强。他们交换了一系列信件。8月中旬，基辛格告诉我尼克松曾对他说过，在如此信任的基础上交换意见即使与美国的某些盟国也是难以想象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可以说是一种外交成就，但我认为，当水门事件加剧了尼克松的政治和人身孤立的时候，两位领导的个人关系却越来越密切了。几个月之后，我从我本人同尼克松进行的谈话中得到了这一印象。
　　当然，两国政府都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机会获得战略上的好处。缓和进程不仅改善了苏美关系，而且通过缓和全球外交，对所有大国都产生了影响。
　　勃列日涅夫的这次访问没过多久就再次引起这个新的三角世界中的另一极的怀疑。此次访问结束后不久，中国大使即紧急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交给呆在圣克利门蒂的尼克松（与总统呆在一起的基辛格于7月6日打电话将信的内容告诉了我）。这封信抱怨说，中国领导层抱怨说，美国签署防止核战争协议是亲苏行为。这封信还抨击这项协议是“两个大国朝世界霸权”迈出的一步，并且告诫美国“苏联的话是不可相信的”。这位大使一边挥舞着大棒，一边又拿起了一根胡萝卜——周恩来邀请基辛格在8月上旬访问北京。
　　后来，在商量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的有关事宜时，中国人向他暗示，他们准备同美国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总统的脑子里仍然记着与勃列日涅夫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热烈讨论，因此对这一暗示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至少基辛格是这样对我说的。这场地缘政治三角关系游戏仍在继续。
　　两国关系的改善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7月17日，我通知基辛格，莫斯科准备讨论限制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问题。华盛顿自从获悉我们成功地试验了我们自己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之后便开始寻求与我们就限制这种导弹进行讨论。基辛格对此表示满意，但他指出核查可能是主要的难题。这使我不由得注意到了军备控制这个历史的讽刺：随着每一方取得的技术上的进步，我们各自的立场也将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1967年是反弹道导弹系统，现在则是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当双方都拥有这种武器时，它就会打破战略平衡。只是到了这种时候，莫斯科和华盛顿才开始着手寻求妥协。基辛格和我通过秘密渠道积极参与了达成妥协方案的活动。
　　7月底，基辛格根据尼克松的指示提出了水门事件这一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决不会”（他把这个词重复了两遍）辞职，莫斯科不应相信这类猜测，包括有关弹劾的猜测。他说，总统决心干满他的任期，继续积极从事他的各种工作，特别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期望着参加下一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谈。
　　基辛格最后说，由于同苏联领导层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所以尼克松把勃列日涅夫看成是唯一一位有必要以如此坦率和充满信任的方式向其澄清这一纯属美国内部问题的外国领导人。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极为友善的表示：它非但没有表现尼克松的地位有多么巩固，反而承认他越来越意识到国内压力的沉重，与此同时，他急切地向勃列日涅夫（和他本人）重申，他决心继续坚持他制定的苏美关系方针。苏联政府开始认识到他遇上了严重的麻烦，但仍认为他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巩固两国关系的进程将会继续下去。但是，在美国国会、法庭和新闻媒介中发生的某些事情以及世界某些地区发生的一些争端将表明，我们想使缓和成为不可逆趋势的希望很快就会灰飞烟灭。

^[1] 查尔斯·阿尔伯特·瓦尼克（Charles Albert Vanik，1913年4月7日——2007年8月30日），1938—1939年任克利夫兰市议会议员。1940—1942年任俄亥俄州参议院议员。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6—1954年任克利夫兰市法官。1955—1981年任众议院议员。1982年作为副州长候选人参加俄亥俄州州长选举，竞选失败后退出政坛。

^[2] 梅厄·大卫·哈科恩·卡亨（Meir David HaKohen Kahane，1932年8月1日——1990年11月5日），美国犹太裔正统犹太教拉比。出身于一个正统犹太教徒家庭。年少时即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抗议英国限制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1947年因向英国外交大臣厄内斯特·贝文投掷西红柿而被捕。1958年起担任拉比，不久担任联邦调查局顾问。60年代初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支持越南战争。1968年组建犹太人防御联盟，鼓吹政治极端主义。1971年移居以色列，同年因密谋制造炸药被判处五年缓刑。1975年因密谋绑架苏联外交官及轰炸伊拉克驻华盛顿大使馆而被捕并被判处一年监禁。1984—1988年任以色列议会议员。1988年被禁止参加议会选举。1990年在纽约被一名美籍阿拉伯人刺杀身亡。

^[3] 小休·多格特·斯科特（Hugh Doggett Scott Jr.，1900年11月11日——1994年7月21日），1922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并开始担任律师。1926年加入共和党。1926—1941年任费城助理检察官。1938—1940年任地方法官制度改革委员会委员。1940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占领日本。1941—1945年、1947—1959年任众议院议员。1948—1949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52年担任艾森豪威尔竞选总部主席。1959—197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9年任共和党党鞭，1969—1977年任共和党会议领袖兼共和党领袖。1974年劝说尼克松辞职。1977年退休。

^[4] 乔治·大卫·艾肯（George David Aiken，1892年8月20日——1984年11月19日），出身于园丁家庭。1931—1935年任佛蒙特州众议院议员。1933—1935年任佛蒙特州众议院议长。1935—1937年任佛蒙特州副州长。1937—1941年任佛蒙特州州长。1941—1975年任参议院议员。1950年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1975年退休。

^[5] 亚伯拉罕·亚历山大·里比科夫（Abraham Alexander Ribicoff，1910年4月9日——1998年2月22日），出身于一个德裔犹太人家庭。1933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同年开始担任律师。1938—1942年任康涅狄格州众议院议员。1941—1943年、1945—1947年任哈特福德警察法院法官。1949—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5—1961年任康涅狄格州州长。1961—1962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1963—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4—1981年任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1981年退休。

^[6] 埃利奥特·李·理查森（Elliot Lee Richardson，1920年7月20日——1999年12月31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942年作为军医入伍，参加了诺曼底战役。1945年退役。1947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1959—1961年任马萨诸塞州律师。1965—1967年任马萨诸塞州副州长。1967—1969年任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1969—1970年任副国务卿。1970—1973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1973年历任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同年因拒绝解雇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而辞职。1975—1976年任驻英国大使。1976—1977年任商务部长。1977—1980年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任所大使。此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88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99年去世。

^[7] 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eorge Peterson，1926年6月5日——2018年3月20日），美国投资银行家。1947年毕业于凯洛格学院，随后开始经商。1972—1973年任商业部长，1973年兼任全国生产力委员会主席兼美苏商业委员会主席。1973—1984年任雷曼兄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85—2007年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2000—2004年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2007年退休。

^[8] 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Helmut Sonnenfeldt，1926年9月13日——2012年11月18日），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绰号“基辛格的基辛格”。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1945年期间服役，参与占领菲律宾和德国。1952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63—1969年任国务院苏联和东欧研究办公厅主任。1969—1974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职员。1974—1977年任国务院参事。1978年起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2012年去世。

^[9] 小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William Franklin Graham Jr.，1918年11月7日——2018年2月21日），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牧师。

^[10] 约翰·丹尼尔·埃利希曼（John Daniel Ehrlichman，1925年3月20日——1999年2月14日），1943—1945年期间服役于陆军航空队。1951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随后开始担任律师。1960年起为尼克松服务。1969年任白宫法律顾问。1969—1973年任白宫内政顾问，参与策划了水门事件。1973年被迫辞职。1975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获释后其律师资格也被吊销。此后从事写作。1999年去世。

^[11] 斯托本是纽约州的一个县，以出产精致的玻璃器皿着称。——译者

^[12] 凯文·约瑟夫·阿洛伊修斯·“查克”·康诺斯（Kevin Joseph Aloysius "Chuck" Connors，1921年4月10日——1992年11月10日），美国演员、作家、职业篮球和棒球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