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理查德·尼克松下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八章理查德·尼克松下台

↘尼克松的最后一位朋友
↘白宫内部发生动摇
↘再次准备最高级会谈
↘水门事件、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谈
↘尼克松的最后日子

尼克松的最后一位朋友

　　苏联领导人不可能不注意到，阿以战争是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在国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的背景下进行的。10月末，在水门事件特别检查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1]被解职后，我从参议员富布赖特那儿听到一个内部消息。他说，尼克松正处于一种经常性的焦虑状态之中。他解释说，这是大众传播媒介对总统品格史无前例的攻击造成的。
　　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关于总统在水门事件中遇到麻烦的消息，其中不少是从尼克松本人那儿得到的。他通过我与他在戴维营的谈话将这些消息传达给勃列日涅夫。但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许多苏联领导人都认为，这一丑闻正被缓和政策的反对者用来反对尼克松。尼克松的谈话和他发出的信息导致他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独特的个人交流，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当水门事件不利于总统时，勃列日涅夫表明他本人是尼克松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或许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领导人中，他是尼克松的唯一一位朋友了。孤独而又受到围攻的尼克松也相应地做出了回报。
　　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易于感情用事的人，尼克松通过我传达给他的信息使他受到感动。11月10日，他发来一封私人信件，对尼克松表示同情。信中写道：“我从内心深处希望您能战胜各种困难，其原因局外人不易明白。但可以理解的是，我们希望您成功主要是为了发展苏美关系，我们继续从根本上改善苏美关系的决心并未因中东事态的发展而降低。”
　　四天后，我应总统的邀请会见了他。他的精神状态良好，但看上去相当憔悴，显然是受到了水门丑闻的影响。他说他已认真地阅读了勃列日涅夫的信，并准备做出答复。与此同时他要我转达他对总书记的谢意，因为总书记是他处于困境之中唯一给他以通情达理鼓励唯一的外国领导人，甚至连美国的盟国也没能这样做。他告诉我，这样的友好表示是不会被轻易忘记的，他还请我告诉勃列日涅夫，尽管他们最近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仍决心继续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关系。
　　在我应邀于12月13日到白宫再次拜会他时，尼克松接着谈论了这些话题。这次私下会谈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同寻常。在谈话中，他极为坦率地谈论了美国的国内问题。他说，他对“麻烦的中东”和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和会的前景极为重视。他解释说，关于那一地区的问题他考虑了很多，这不仅是因为中东问题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还因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极有影响。
　　令人吃惊的是、尼克松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以色列实际上不想结束它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状态和实际上的冷战。他说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集团渴望阻止苏美关系的任何改善，并想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持久对抗中获取利益。尼克松说，他仅在最近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一开始甚至没有想到以色列会有这样的长远的目标。其结果是，以色列对中东问题的解决“拒不让步”，这种政策受到在美国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的鼓励，反过来它又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果，美国发现自己的外交路线逐渐处于一种与整个世界——阿拉伯国家、苏联、美国几乎所有的西欧盟国及日本——对立的境地。
　　总统继续说，这是他决定寻求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他知道他在面对以色列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时将不可避免地遇到麻烦。但他说他已准备开始行动，因为他已为以色列做了不少事。他认为以色列作为一个被它的敌人包围的小国，仍然需要帮助。他强调说，他在选票方面不欠犹太人的情，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犹太人总是投票反对他，因而，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他能够采取更加不偏不倚的立场。他显然还为大众传播媒介在水门事件上的敌意行动所苦恼。总统说，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受同一个犹太人圈子”的操纵。他带着很强烈的反感说，他们的活动没有节制，他们不知道礼仪，更不用说感激了。事实上，他所用的言词甚至比这更激烈。
　　随后他对基辛格做了奇妙的评价，对他的才智和工作给予了应有的赞赏，并指出他的犹太人身份使他不那么易于受到美国犹太人集团的攻击，那将是即将到来的中东和谈的一份资产。尼克松认为，基辛格有时会沉溺于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感情之中,这一点他必须纠正。但从总体上看，总统相信基辛格在沿着正确的路线工作。
　　尼克松相当动感情地告诉我，他打算坦率地向全国发表演说，回击以色列和它的美国游说集团（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他还抱怨说，以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的游说集团在国会进行的反苏活动，正在阻碍他的政府为给予苏联平等贸易地位所做出的努力。他最后告诉我，不要相信美国新闻媒介关于他可能辞职，或受到弹劾的大呼小叫。他说他将呆在白宫，直到他的任期结束；他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他将言行一致——别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错误的估计。
　　我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他批评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是因为他将它们等同于传播媒介，而随着最后结局的临近，传播媒介对水门事件和政策问题的攻击使他感到极为气愤和不满。
　　12月26日，我带着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再次拜访尼克松总统。当时，我与总统之间的会谈几乎已经变成一项固定的安排。两位领导人通过我进行相当秘密的通信，这种活动此前从未向外界披露。
　　勃列日涅夫感谢尼克松的“真挚和坦率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的接触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他强调，总统关于中东问题所说的许多话及他对以色列的政策与苏联领导层的观点是一致的。两国必须联合寻求一种解决方案，以防止对抗的重新发生。关于贸易问题在国会陷入僵局，勃列日涅夫指出：“我们不是乞丐，这是一种相互间的事务。”结尾时，勃列日涅夫提到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评论，他说：“感谢您继续留任的坚强决心。”
　　当我把谈话转向改善苏美关系的想法时，尼克松回答说，他在剩下的三年半任期中将尽其所能“坚持奉行在两次最高级会谈中制定的方针”。他承认他受到了许多美国人的批评：亲以色列组织，大众传播媒介，自由派，国会反对派及其他人，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野心和目的，但却结成同盟联合行动，对他的缓和政策发起攻击。
　　“荒谬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冷战，赞成与苏联保持更好的关系。”他说，美国的西欧盟国也做出了同样的急剧转变，它们先前给美国施加压力，要它减小同苏联对抗的风险。现在苏美关系已大为缓和，它们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批评白宫“与俄国人合谋”，猜测它们试图建立“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
　　就我所知，尼克松从未将我们两人长期谈话的内容告诉过任何人，连他的助手也被蒙在鼓里。他也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它们，但我却将它们报告了莫斯科。它们在苏美关系的整个历史上是相当独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期间，尼克松在同他的共产主义老对手谈话时就像同他的朋友谈话一样——如果说不是更加的话——坦率和直截了当，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我认为，这位因水门事件而日益孤立的冷战斗士最终变得对苏联更为友好了。他与勃列日涅夫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和日益加深的关系对此也有帮助。毕竟我们都是人。

白宫内部发生动摇

　　1月17日，我邀请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到使馆吃饭。他承认尼克松处境艰难，但最终很可能守住他的阵地。曾担任众院共和党领袖的福特告诉我，尼克松要求他用他的关系帮助推行政府的计划，与此同时还应调节国会对水门事件的情绪。这位副总统并未掩饰他的政治抱负。他告诉我有朝一日他会竞选总统，但现在谈论它为时尚早。
　　然而，他已经在考虑总统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并且告诉我如果他“因命运安排而成为总统的话，”基辛格将是他的国务卿。福特对基辛格评价颇高，基辛格非常注意让副总统亲自了解外交政策。副总统说，他完全支持与苏联谈判而不是对抗的政策，他相信相当多的美国人也会这样做。在谈到外交事务时，他总是说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尼克松的政策，尽管他讲话时对总统尼克松工作班子中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成员，其中包括基辛格本人，一再重复总统的话，说他不会辞职。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直到1974年7月——尼克松实际辞职前一个月——他还在“试图排除到目前为止仍不可想象的”总统辞职的“想法”。但我第一次听到他谈论这一问题是在六个月之前，即1974年的11月底。他306 在几次私下谈话中确认,福特已请他继续担任国务卿，如果他继任总统职务的话。基辛格因而预见，在福特任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联的政策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
　　基辛格告诉我，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他已开始考虑总统离职的可能，这是他先前不相信的事情。国务卿对白宫是否有能力保卫总统，使他免遭大量的指责已失去信心。他说，总统的主要不利之处是缺少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为他设计一个战略性的辩护计划，使政府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这一计划，而不要受每天都要发生的新的事件的干扰。尽管有六七个律师和几位助手定期与总统磋商，并且由尼克松亲自指挥他们的行动，基辛格说，但总统易于情绪冲动，致使他因愤怒而做出轻率的决定。
　　国会已经意识到白宫士气的瓦解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弱点，因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变得更加强硬，这使得阻碍苏美关系发展的因素大大增加了。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对我们继续实行歧视性贸易的立法上，政府软弱无力使它难以改变这一政策。在此期间，反苏力量得到了团结，并且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由于尼克松的地位遭到削弱，基辛格本人的地位和影响也下降了。他不遗余力地穿梭于中东地区的各国首都，试图单枪匹马地解决中东问题。这使他远离华盛顿和水门事件。他利用埃及新的亲美倾向和我们在那一地区的僵硬政策，拒绝将苏联带入日内瓦和会的框架之中。
　　他的这些做法激怒了莫斯科，恶化了苏美关系，尽管莫斯科坚持拒绝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及断然拒绝与以色列方面进行接触而造成的负作用对此也负有责任。如果我们执行一种公平的政策，我们本来能够更为积极和更为成功地发挥作用。苏联领导人在人权、特别是移民问题上坚持顽固、教条、甚至愚蠢的立场，更加无助于关系的改善，它使我们的反对者将美国国会变成了在美国反对我们的主要论坛和情感堡垒。
　　在尼克松政府内部，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缓和的人也受到了鼓励，更加大胆地表达他们的立场。1月10日，长期以来对基辛格的思想和方法持批评意见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提出了一个有限核战争的新理论，即将美国的战略武器从苏联的民用目标重新转向军事目标。苏联军事指挥部门欢迎这一决定，但并非没有顾虑。表面上它是为了避免平民的伤亡，但实际上却意味着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对方的军事潜力合法化。如果一方被剥夺了在敌方导弹和轰炸机发射之前对其进行报复的能力——对敌方空空如也的导弹发射井和机场进行还击当然是无意义的——战略均势将不复存在，而这种军事均势有助于保持缓和所包含的外交平衡。这种新原则实际上意味着战略核战争的合法化，实际上增加了对苏联的战略核威胁，因为美国拥有更多的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
　　施莱辛格坚持说，他让美国的导弹、轰炸机和核潜艇这三种战略武器重新确定目标的计划并非要获得第一次打击的优势。但克里姆林宫正是这样看待这一战略的，而且它与最近达成的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是相互矛盾的。五角大楼将核战略调整问题的讨论选择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刚刚开始和为6月莫斯科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做准备之时。我们只能将它视为试图冻结缓和，表明美国政府中有影响的人物对进一步限制核武器和改善苏美关系没有多少兴趣。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之前及进行期间，苏联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由于尼克松的国内麻烦，是否还值得与他进行谈判。这是错误的。当然，莫斯科了解越闹越凶的水门丑闻及对缓和的攻击。但政治局在最后的分析中宁愿与一位碰巧赞成改善苏美关系的总统打交道，而且他仍拥有与外国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权力和意愿。而等待一位对其性格和观点不甚了解的新总统，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俄语及英语的一个古老格言说：“趁热打铁。”尽管共产主义学说并不认为政策是建立在个性基础之上，但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之间的奇妙个人感情，直到尼克松政府结束时仍能被感受到。

再次准备最高级会谈

　　1月底，基辛格和我开始讨论尼克松下次访苏的准备工作。他概括了总统关于与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尼克松认为，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一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完满协定，但他仍然想把该协定作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议的主要议题。因此，总统建议准备一份更为有限的文件，将1972年的临时协定延长几年，限制双方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弹头数量。在此期间，关于广泛地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将继续进行。基辛格还提出了一些数字来解释美国的建议。当然，一些国际和双边问题也将像通常那样被讨论。
　　我认为尼克松的观点是合理的，因而许诺将它推荐给莫斯科。当我们通过秘密渠道为最高级会谈之前基辛格的预备性访问（当时几乎已成为一项例行公事）做准备时，尼克松于3月份给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信。其要点是，总统保证将缓和作为一项不可逆转的政策。他评论了议事日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中东问题及双边合作——并加上了一份手写的附言：昨天，他刚刚在休斯顿会见了苏联的太空问题专家，发现他们“十分出色”。他指出，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成果之一是联合（尼克松在这个词下划了线）太空飞行计划。他还说：“那也可以是我们在其他领域的目标。”勃列日涅夫两天后回信同意这一议事日程，他说最使他高兴的是尼克松对缓和不可逆性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正是持这样的论点。在我看来，尼克松或多或少是在利用勃列日涅夫的希望。因为水门事件已经给一切事情投上了阴影。他的亲密战友正在被判刑；约翰·赛里卡^[2]宣称，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尼克松的卷入；国会的听证会将在5月6日开始。
　　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基辛格使用的一个谈判技巧常常使双方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基辛格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葛罗米柯，在同他举行会谈期间都不能对他的任何建议马上作出反应，因为他们必须将建议提交政治局，这当然会使谈判时间拖长，而他在莫斯科的时间却是有限的。基辛格从华盛顿出发之前，通常向我概述美国的一些基本立场，以使莫斯科有时间讨论它们。通过事先私下通知我们，他知道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这种讨论通常在他到达之前在苏联领导层内进行，它能使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不失时机地与他开始谈判，事先准备好他们的反建议和最终妥协方案。
　　葛罗米柯运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他是个保密狂，不到谈判开始时从不亮出底牌（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代表团成员也是如此）。他总是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方式准备详尽的对话，他不喜欢国务卿所运用的广泛而灵活的外交策略。此外，已被授予极大谈判权力的基辛格能够以一种更迅速和更灵活的方式工作，这使他更容易在策略上智胜葛罗米柯。除了他们性格的极大差异外，基辛格的行动只需得到尼克松一个人的同意。而葛罗米柯则必须与整个政治局商量；勃列日涅夫一个人也不会承担起就对美关系做出决定的责任。因而，葛罗米柯同美国官员谈判时是非常谨慎的。
　　但这一次，由于美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水门事件，基辛格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之前的预备性访问不像以往那样有充分的准备。基辛格还把他的许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中东的“穿梭外交”中，从而忽视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简要汇报。在美国国内，他面对着反对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的运动，这一运动呼声日高，主要由杰克逊参议员和詹姆斯·施莱辛格领导。
　　基辛格从3月24日到28日呆在莫斯科，他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会谈以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先前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只是一个将于1977年到期的临时条约，基辛格想将它延长几年，我们丕反对将它延长到70年代末；新的协定有可能在最高级会议上签署。但勃列日涅夫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中关于限制导弹投掷重量的基础部分。如果接受这一部分的话，苏联将失去最大的导弹SS-18的主要优势，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导弹的全面优势。我认为，基辛格很了解这一点。结果双方未能达成妥协，但双方同意，在年底由双方高级官员参加的工作会议上，仍有机会达成协议。
　　基辛格在莫斯科期间，与他就中东问题解决方案进行的讨论也是困难、甚至是尖锐的，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葛罗米柯在他给政治局的总结中说：“美国百分之百地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和控制十分明显，无所不在。”在其他问题上则进行更富于建设性和讲求实际的对话。

水门事件、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在基辛格访问莫斯科之后的4月份，基辛格和我就限制战略问题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细致的交流。然后在4月29日，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又进行了会谈。争论主要集中在导弹、包括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的数量水平和类型上。
　　在此期间，莫斯科密切地关注着尼克松在国内地位的恶化。日渐增加的证据表明，尼克松正在变得无暇顾及外交政策事务，水门事件正在急剧恶化。但克里姆林宫仍然认为，其真正的根源是反苏和亲犹组织阴谋破坏尼克松与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甚至连葛罗米柯也持这种观点。我们的使馆试图向我们的领导人解释，尼克松被指控违犯了美国的法律和宪法；但莫斯科就是不（或者说不愿）理解美国总统怎么能因在它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受到起诉？苏联统治者的头脑就是不能理解这种情形，因为他们从未想过以这样的事情控告最高当局犯罪的可能性。总之，莫斯科直到最后一刻才相信尼克松可能被迫辞职。我应该承认，使馆在关于尼克松辞职的预测上也是谨慎的，但它认识到了它的一般可能性。
　　距最高级会谈仅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勃列日涅夫决定鼓舞尼克松的士气。5月28日，我到白宫拜访尼克松总统，向他转达勃列日涅夫的信息。我们私下交谈，没用翻译。我向他读了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电报首先礼节性地对最高级会议的结果表示乐观，然后转入正题，即向尼克松“面对面”地转达他以及他的同事的想法。电报承认，克里姆林宫并不真的理解水门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们能看到，有一股显然是相当强大的力量正在竭力反对您”。电报赞扬尼克松仍然关注外交事务，特别是苏美关系，并断言：

　　一位政治家坚信他所选择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能清楚地看到那些或因狭隘目的，或因目光短浅而站出来反对其政策的人的弱点，那么对他来说，这是唯一的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您确实需要毅力和晴神力量，在美国及其他地方，确实有人期望理查德·尼克松屈服和崩溃。但是，正像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的那样，您在这方面不会让他们高兴。我们说这番话是基于我们的良好关系以及对即将到来的会见充满成功的信心。现在，我们正期待着您的国务卿5月底的来访，以完成拟于6月份举行的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

　　一位苏联领导人发给美国总统如此独特的电报在我们两国关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封电报此前从未公开。在尼克松总统最窘迫之际，这无异是给他以精神支持的一种姿态，而这种姿态来自莫斯科。尼克松显然为这封电报所感动。沉默片刻之后，他要我转达他对勃列日涅夫这些好意言词的感谢。他认为，这些话是完全真诚的。他还要我告诉总书记，他的“身心完全健康”，并准备击退其对手的所有攻击，确信会有有利的结果。尼克松还说，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也许已经开始谈论作为苏美关系基础的“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尽管从未正式确认或宣布，但他说这样一种主义确实存在。它意味着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不是相互对抗，而是尽其全力使两个伟大的民族，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即地球上的和平事业而共同行动。那也是总统希望他在1976年离开白宫时留下的主要遗产。尼克松强调，它将在与苏联领导人以及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密切合作中产生。在水门事件的阴云中，外交政策、特别是美苏关系中仍有一线光明，总统显然为这一事实所鼓舞。他的情绪振作了起来。

　　在最高级会谈前大约三周，即6月4日，我与基辛格为准备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我们期望完成在前两次最高级会议中已经启动的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协定，但水门事件的阴影仍然给我们的会谈投下了阴影。白宫力图减少右翼在最高级会议方面上对总统的批评。基辛格不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深地公开卷入，以免引火烧身，葬身于水门事件的政治旋涡。
　　水门事件削弱了尼克松的地位，从而增强了反对缓和的力量，这些力量实际上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不可能就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认真的谈判。此外，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苏美核武库进行比较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激烈争论，因为它们的核武库结构具有很大的不同。五角大楼仍是主要障碍。
　　6月8日，基辛格告诉我，他已与几位参议员，包括纽约州的杰克逊、雅各布·贾维茨^[3]和康涅狄格州的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进行了私下会谈，讨论了我们的移民政策及其与苏美贸易自由化的联系问题。贾维茨和里比科夫两人都是犹太人，拥有大批的犹太人选民。他给我看了给杰克逊的一封信的草稿，信中解释了美国政府在联系问题上，以及寻求妥协以促成国会给予我们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我首先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说尼克松政府“有理由相信每年至少有4. 5万人将被允许从苏联移出”。我提出了在一封信里提出具体数字是否适当的疑问。但基辛格说，他最近同葛罗米柯在塞浦路斯会谈时，当他列举这一数字时，葛罗米柯并未对它提出异议。他补充说，他已设法将杰克逊一年10万人的过分要求减到4.5万，但杰克逊仍不满意。很明显，这一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的关系。

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谈

　　尼克松总统于6月27日飞往莫斯科，像以往一样，谈判主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文件也在那里签署。此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飞往克里米亚，在雅尔塔附近的奥列安达进行两天的非正式会谈。勃列日涅夫在那儿有座夏季度假别墅。奥列安达会谈的安排与圣克利门特会谈一样。
　　我到克里米亚的旅行有点冒险的色彩。我们正式离开的时间定在下午4点，即克里姆林宫会谈预订结束后一小时。我决定利用这一间隙去家里拿几件个人物品。但勃列日涅夫并未遵守时间表，而是在会谈结束后马上到克里姆林宫去接尼克松，他们直接前往伏努克沃机场。在我到达机场时，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早已登上我们的飞机飞往克里米亚。我被一个人撇在那里，后来人们告诉我，勃列日涅夫在飞机上也奇怪我为什么不在那里。
　　幸运的是，尼克松自己的飞机仍在机场等候起飞，准备追随总统及其的随行人员前往克里米亚。美国机组人员认识我，他们同意让我搭乘。因而，我乘坐总统的座机舒服地飞到辛菲罗波尔，整个飞机上只有我一个乘客。由于总统的波音707飞得比勃列日涅夫的图—104快，我们首先到达克里米亚，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十分吃惊地发现我竟然在机场迎接他们。我的解释解除了他们的迷惑。只要外交家们决心抓住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便会具有冒险性，便会经常碰到这类事情。
　　由葛罗米柯、基辛格和两国的大使，即美国的沃尔特·斯托塞尔^[4]与我参加的雅尔塔会谈集中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会谈在一个温暖、安静的海岸边进行，那儿建有两座政府别墅。在某种意义上，会谈加强了两位领导人之间在过去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遗憾的是它未能持续太长。
　　在严格意义上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中，大多数问题、特别是正式协定问题由基辛格和葛罗米柯讨论，基辛格是美国代表团的驱动力量。当我们讨论议事日程时，勃列日涅夫大声宣读了几份关于这一问题的纲领性声明。此后，在外交部长和国务卿随后的讨论期间，他会突然插进一些评论。限制战略武器是勃列日涅夫积极参加讨论的惟一问题，因为他对这一问题相当熟悉。但总书记对其他问题的细节不甚了解，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也装着极感兴趣以试图给我们留下印象。柯西金像以往一样熟练地指导我方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
　　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水门事件的阴影支配着尼克松的行动，这一丑闻使他在一个多月以后被逐出了他的办公室。他在会谈中常常缄默不语，一次，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当他援引错误的数据时，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加以纠正。尽管在关键时刻尼克松也会简洁地陈述美国的立场，但大部分时间他似乎都忧心忡忡，专心地思考着个人的事情，从而让基辛格成为发言和谈判的主角。
　　基辛格后来曾写道，苏联领导人利用尼克松的虚弱来“减少他们的损失”。与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及包括基辛格本人在内的官员们的观点相反，我可以证明，无论是水门事件，还是弹劾的前景，对我们的领导人的行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他们像先前一样对促进和发展缓和与武器控制的进程感兴趣，尽管他们知道总统的权力已受到削弱。他们支持尼克松，因为他依然赞成缓和，虽然他们担忧他在政治上的衰落将造成的后果。尼克松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根据我的判断，水门事件的麻烦和弹劾听证会都未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谈中扮演重要作用。我们事先得到的情报以及我在苏联期间的明确印象是，勃列日涅夫已经决定全力以赴实行缓和，并将他的筹码押在我最终能够幸存以及我有能力实现我的诺言上。”^[5]
　　克里姆林宫确实仍然不相信尼克松突然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勃列日涅夫甚至私下告诉尼克松，他确信总统将继续这一职务上直到任期结束。他并未排除在同一年与尼克松举行另一次会谈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如此肯定，他很可能是试图给尼克松鼓劲。我个人的观点是，尼克松在几个月内肯定下台，而葛罗米柯认为他大约能坚持一年。无论如何，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都没有试图疏远尼克松。他们试图证明，苏联领导人将始终一贯地致力于缓和，无论美国总统是谁。
　　这次最高级会谈主要的也是可以预见的缺陷是，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未取得明显进展。水门事件不仅损害了尼克松的总统地位，而且也毁掉了访问期间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取得突破的任何机会。但尽管有水门事件，尼克松仍提出，在同一年的年底在第三国举行一次中期最高级会议，以再次尝试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达成一个协议，勃列日涅夫同意了尼克松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尼克松辞职前仅一个月完成的）。
　　在莫斯科签订了几个有益的协定：限制地下核试验的次数，其当量不得超过15万吨；将每一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数量从两个削减为一个；禁止进行改变气候之类的环境战争；确立了战略武器的替代、拆除或销毁的原则。
　　从整体来看，这次最高级会谈在继续建设性地发展两国关系方面相当成功。我们讨论了包括欧洲、中东、印度支那和联合国的作用等外交政策问题。达成了诸如能源、建筑、人造心脏及移植、空间合作、运输、环境保护、文化交流和在纽约与基辅开设新领事馆的一系列双边协议。
　　在尼克松在美国大使馆为勃列日涅夫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敏感的中国问题。他警告说，中国对和平是一个威胁，敦促苏联和美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防止中国人试图使两个大国卷入冲突的任何企图。勃列日涅夫从1970年起就一再提出这一问题，但尼克松总是回避它。奇怪的是，这一次尼克松当场告诉基辛格，在为拟议中的中期最高级会议做准备时，与多勃雷宁就这一想法进行秘密谈判。但基辛格后来悄悄扼杀了这一想法，我们的外交也没有去贯彻这一想法。
　　7月3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联合公报宣布，双方领导人将“继续积极接触和磋商”。勃列日涅夫接受尼克松的邀请，将于1975年访问美国。联合公报强调，需要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对其数量和质量做出限制。双方还同意签署一个世界性的化学武器公约，尽可能早日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这些文件在随后的杰拉尔德·福特政府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帮助该政府确定了其第一年与我们的关系。从整体来看，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将缓和进程制度化，维持了它的发展势头，尽管程度有限。尽管尼克松在国内受到猛烈攻击，并将要离职，但苏联领导人在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通报情况时，对尼克松访问结果的估价仍是一份乐观的秘密概要，听起来好像苏联领导人正期待着长时期的合作。电报说：“通过与美国总统举行的这次最高级会议和谈判，我们看到美国将巩固其和平共处的路线，这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尼克松已确认了美国方面渴望改善美苏关系和维持全球缓和路线的愿望。”

尼克松的最后日子

　　莫斯科会议之后，我们与华盛顿官方继续维持着正常的交往关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几乎是在白宫的最后一天，尼克松仍亲自关注着苏美关系。很难说得清是否因为它是心理上的一扇窗口，是正在迫近他的黑暗中的最后一线光明，还是他仍希望一个有利的结局。
　　7月9日，斯考科罗夫特要我向勃列日涅夫转达尼克松的谢意，感谢他的殷勤款待以及他们在苏联的坦率会谈。为了贯彻奥列安达谈判的一个问题，他要求得到关于犹太移民的更多资料，供尼克松在同国会领导人讨论苏联贸易问题时使用。我们提供了资料。但当时美国政府已无力与国会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对话了。
　　7月15日，我与基辛格就像水门事件根本不存在那样讨论了实现最高级会议决定的步骤，并拟定了详细的日程。我们主要讨论了将于9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下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他希望 10月份到莫斯科讨论一个一揽子计划。
　　此后我们讨论了当前形势，我指出，最近一个时期美苏关系因美国政府缺乏有目的性的、思虑周密的计划而受到损害。这显然是水门事件的一个主要后果，水门事件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各种灾难，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方向而导致公众对苏美关系产生了认识上的混乱。
　　基辛格承认，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确实已使政府瘫痪，使它的外交政策根本无法得到贯彻。他评论说，过去的一年里有一些教训可以吸取：理想主义的手段和巨大的公众压力并未改善犹太移民从苏联移出的状况，其数量急剧减少，反而恶化了我们的关系；保守派对核武器谈判的尖锐攻击，不仅未加强美国的安全，反而主要导致了更大的军事开支；对缓和的讨伐将产生严重的国际影响，它造成的国内论争不仅未能澄清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反而在全国引起更大的混乱。事实上，我们同意政策不能仅仅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而不去努力争取某种积极的东西；政府权威正在被灾难性地削弱，国家陷于矛盾之中。
　　我们相当悲观的谈话以这种悲观的意见结束。结果它成为我同尼克松政府高级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见。白宫将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已迅速发展到顶点的水门危机。
　　尼克松8月8日在全国电视台上的最后一次露面以及他宣布辞职，在乘直升飞机从白宫草坪起飞之前同白宫工作人员的告别仪式，无疑是战后美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刻之一。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尼克松在访问莫斯科之后突然下台仍然是一个不愉快的意外事件。整个事件的进程已清楚地表明了其结局，然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直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理解这种机制，一个强有力的总统竟然会在公众压力以及以美国宪法为基础的复杂的司法程序下被迫辞职，他们认为水门事件只是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苏联历史上没有类似的事件。
　　勃列日涅夫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给即将离任的总统发去一封个人电报：

　　我谨以个人以及我的同僚的名义，向您表达我们的友好感情，为改善苏美关系和使国际形势正常化，我们共同努力进行了富于成果的合作，达成了相互理解精神。在过去的一年中，您为苏美关系所做的一切，在我们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及全世界都受到高度评价。这些伟大成就不能不受到所有真正关心和平和人类未来的人的尊重。我还希望让您知道，我们已满意地收到福特总统旨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我们的关系的进程的意向性声明，至于苏联，我们决心进一步发展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关系的事业，这一事业是莪与您一起开创的。我已向福特总统通报了这一点。

　　我们向您、您的妻子和全家表示良好的祝愿！
　　诚挚的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1974年8月10日

　　尼克松向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答复电报：

　　我已离开总统职位，我以个人名义向您道别。您和我为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事，因而在世界和平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我是带着这种自豪感离职的。

　　我知道福特总统同我一样，相信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什么比加强日渐增加的美苏友好关系更重要的了。他将在权限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来达致这一目标。

　　我向您个人及苏联伟大人民的未来繁荣表示良好祝愿！
　　您诚挚的

　　理查德·尼克松
1974年8月12日

　　两个不同世界的首脑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之间的通信。
　　另一位总统已经离开了白宫，而且是在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条件下离开的。他是一位有着矛盾的观点、信念和行为的人。他对苏联的态度是复杂的，但他与充满精力的助手亨利·基辛格一起，在稳定和发展美苏关系方面扮演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在冷战中试图为美国外交政策确定的方向缺乏稳定性，而且易于受到改变和抵制。这种政策的特点与苏联领导人的保守主义和僵硬政策一起导致了反对缓和浪潮的新的高涨。

^[1] 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 Jr.，1912年5月17日——2004年5月29日），美国法学家。出身于律师世家。1937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1938年起从事律师工作。二战爆发后进入副总检察长办公室工作。1943—1945年任劳工部助理律师。1946—1960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61—1965年任总检察长。1965年辞职，返回哈佛法学院任教。1973年任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调查水门事件一案，最终迫使尼克松辞职。1974—1975年任剑桥大学教授。1975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80年创立健康影响研究所并担任创始主席。1980—1992年任“共同事业”监督组织主席。1984年从哈佛法学院退休，转而进入波士顿大学法学院任教。1992年退休。

^[2] 约翰·约瑟夫·赛里卡（John Joseph Sirica，1904年3月19日——1992年8月14日），出身于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1926年毕业于乔治城法学院，同年开始担任律师。1930—1934年任哥伦比亚特区助理检察官。1957—1977年任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1971—1974年任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法官。1973年参与调查了水门事件，同年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1977—1992年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高级法官。1992年去世。

^[3] 雅各布·科佩尔·贾维茨（Jacob Koppel Javits，1904年5月18日——1986年3月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26年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1927年起开始担任律师。30年代初加入共和党。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47—1954年任众议院议员。1955—1957年任纽约州总检察长。1957—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1981年退党，参加了自由党。1986年去世。

^[4] 小沃尔特·约翰·斯托塞尔（Walter John Stoessel Jr.，1920年1月24日——1986年12月9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68—1972年任驻波兰大使。1972—1974年任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74—1976年任驻苏联大使。1976—1981年任驻西德大使。1982年任临时国务卿，同年2—9月任副国务卿。1986年去世。

^[5] 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英文版第10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