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寻找真正的杰拉尔德·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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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总统时期：1974—1977

第十九章寻找真正的杰拉尔德·福特

↘与新总统一同起步
↘与纳尔逊·洛克菲勒聚餐：中东问题
↘我孙女与福特划分地球
↘陪同福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
↘犹太人移民问题与缓和
↘福特与尼克松之比较

与新总统一同起步

　　尽管水门事件引起了宪法上的动荡，但理查德·尼克松同杰拉尔德·福特的权力交接却是成功的，苏美缓和政策也得以继续。福特担任总统四个月后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缓和达到了福特政府时期的最高点。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地方，他们确定了限制战略武器增长协议的大纲。但高潮也隐藏着低潮，从那以后，缓和就因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以及福特的国内困难等一系列原因而进入无情的衰落阶段。
　　1974年8月9日，福特宣誓继任总统职位后仅仅几小时，亨利·基辛格就邀请我到白宫，把我直接带进椭圆形办公室。这是新总统与一位外交代表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尽管还有点不习惯新职务，但福特总统看上去喜气洋洋。由于我们以前见过面并相互很熟悉，因此我们的谈话并不那么拘谨。
　　福特传递给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信息清楚地表明，他决心继续尼克松的改善对苏关系的政策。尼克松一天前就外交事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告别谈话，详细地将他在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及会谈中做出的承诺告诉了即将上任的总统。新总统重申了他对勃列日涅夫翌年访问美国的邀请。如果准备充分的话，总统还准备在那之前在“中立地区”会见他。莫斯科已经提出了这一想法，基辛格把它命名为“小型最高级会谈”。福特要求基辛桂加以证实，基辛格以微笑予以确认。
　　总统说他认识基辛格已有很多年了，当年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曾邀请“普通国会议员福特”给他的学生讲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福特继续说，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他赞赏基辛格关于美苏关系是第一要事的观点。因此，他想让我们知道，像尼克松与基辛格那样，他与基辛格同莫斯科打交道时将成为“高效率的搭档”。基辛格听到这番话显然十分高兴。
　　当我们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时，福特沉默片刻后说，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天，他还想让莫斯科知道一件事：在担任国会议员时，他曾以发表关于苏联问题的尖锐而不妥协的声明着称。他无法找到“准确而又优雅的词句”表达他想要说的话，但坦率地说，作为总统，他今后在发表公开声明时将极其慎重：他今后将以更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
　　我告诉总统，我国政府无疑将欢迎他继续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总之，我带着对新总统的良好印象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虽然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是个新手，但我感到他已掌握了这一领域里的一些知识。我向莫斯科报告说，福特似乎准备进行通情达理的对话。
　　与总统会见之后，基辛格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封他写给葛罗米柯的私人信件，让葛罗米柯对福特放心。他说，无论葛罗米柯在此后的几周里“可能听到或读到”什么，福特总统都打算遵循和发展尼克松政府时期决定的对苏政策。他将是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基辛格写道，并将继续贯彻实施他们此前在莫斯科确定的政策。
　　我不能不注意到福特本人对基辛格的亲切态度及他对基辛格才智的赞赏，这种感情后来甚至在福特总统的回忆录中仍在继续。无可怀疑，基辛格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导航者，但他的潜力受到了限制。在福特政府中，国内政策和竞选战略——总统在两年内面临着再次大选——压倒了外交政策，包括苏美关系。
　　基辛格还与我谈了相当复杂的白宫过渡时期的情况。福特似乎正准备更换除基辛格之外的几乎所有内阁成员。基辛格一本正经地说，目前他将暂停他的中东穿梭外交，在华盛顿附近地区至少呆上两个月。基辛格说，福特正受到许多国会老朋友和共和党领袖的包围。他们也许都是好人，但他们在国际事务方面毫无经验，他们从对苏关系极不正常的战后时期的词典里借用一些“爱国词汇”，以此来掩饰这一点。福特是个有头脑的人，他非常了解这一点，因而，他正努力避免受他的老朋友的狭隘观点的影响。但他的老朋友们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坦率地说，在福特政府初期，我主要将希望寄托在基辛格以及他的政策观点上。相比之下，对先是一名议员，后来成为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领袖的福特，我所了解的是他坚定的保守信念，他在越南问题上是超级鹰派，通常不愿会见苏联代表，毫不掩饰他对苏联的极度敌视态度，在很少的几次公开讲话中，他关于我们的声明通常是公开敌对的。
　　总之，福特是冷战时期美国典型的爱国主义议员。他的上台不能不引起我的忧虑。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他的记录使我希望他能更好地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设计的缓和政策。当他可能继承尼克松的形势日益明朗时，我同他谈过两次话。他告诉我，他认为国会基本上忽略了苏联问题，很容易成为以杰克逊参议员为首的、组织良好的反苏运动的牺牲品。只有不屈不挠才能打破它。他还说，他完全支持与苏联谈判的政策，他一直把它说成是“基辛格的政策”，而没有将它说成是尼克松的政策。
　　遗憾的是，副总统的经历本身并非政策继续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持久的证据，即哈里·杜鲁门继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总统后完全改变了对苏政策。但是，苏联（还有其他国家）的许多人认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是国务卿。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肯尼迪总统让迪安·腊斯克做他的国务卿，但在越南、古巴和军备控制问题上，肯尼迪却更多地听取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意见；约翰逊总统基本上也是这样。尼克松的第一位国务卿是威廉·罗杰斯，但他的作用并不重要，是亨利·基辛格这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受尼克松委托指导外交政策。正如约翰·杜勒斯一样，终于被任命为国务卿的基辛格在外交事务中也扮演着主角。
　　我有一种印象，甚至是下意识地确信，新总统准备让基辛格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将确保两国关系保持稳定，或者至少使它们比较容易预测。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苏联领导人过高估计了美国以缓和为双边关系准则的愿望。而美国政府，基辛格说，日益不满苏联对缓和的理解，特别是在有关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在那儿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正变得公开化。我担心苏联和美国在缓和问题上日渐扩大的矛盾最终将毁掉缓和，但莫斯科对此并不担心，它坚信它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新政府上台后最初一段时间里，两国政府都认为有必要私下向对方重申，它们信守先前在相互关系方面的既定方针。勃列日涅夫对福特发出的第一个信息表示欢迎。仅在两天后，他就要我转告总统，他对福特政府决心遵循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政策并决定在当年举行一次工作会议表示赞赏。基辛格告诉我，福特认为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议正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福特打算访问日本，并在那儿说明他的政策路线。基辛格说，最好是将总统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会见与这次旅行联系起来，这样将使它看上去更自然一些。由于轮流举办的下一次最高级会谈已经定在第二年在美国举行，这样的安排在礼仪上也是重要的。
　　8月14日，福特再次邀请我到白宫去。在合影时，总统回忆了几个月前我们那次轻松的会见，当时，我的妻子和我请这位副总统和福特夫人^[1]到我们的使馆参加非正式宴会。我们放了一些关于苏联的电影，其中包括一个相当有趣的有关西伯利亚乌苏里针叶森林中的老虎生活情况的纪录片。福特后来开玩笑说，这是一次未经事先计划的介绍，它展示了他与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会见将遇到什么。
　　摄影师离开之后，福特问我：“你觉得我同勃列日涅夫在那一地区的某个地方，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怎么样？”我回答说这一主意值得认真考虑，但我必须将它报告给总书记。福特说，在事情取得进展之前，他无论如何想知道勃列日涅夫的意见。
　　他想知道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多远。当我回答说纽约距莫斯科比莫斯科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更近时，福特对我国的幅员辽阔感到吃惊，并说没有几个美国人能够领悟这一点。从来不会忘记三角外交的基辛格评论说，苏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晤将使苏联最近的邻居中国人“高兴”。
　　福特将话转入正题。在他看来，他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第一次会晤应致力于对国际形势及苏美关系的主要问题进行实际、友好的全面回顾，对这些问题没有必要立即做出决定。同时，他还想讨论有关战略武器控制的建议，这些建议将由双方的官员在会晤前详细拟订，使他和勃列日涅夫能够就如何指导他们的代表团进一步谈判取得一致。我回答说，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已经将苏联方面的想法详细地告诉了尼克松，现在该轮到美国了。福特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想让勃列日涅夫指示他的专家继续寻找妥协方案。
　　在我们离开时，福特说他与他的妻子将很高兴再次应邀去使馆参加非正式宴会，这样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苏联纪录片，对那个国家有更深的认识，尽管这样做有悖于总统的外交礼仪。经过慎重考虑，他指着年初第二次结婚的基辛格说：“也许你能以祝贺新婚夫妻的名义安排一次六个人的宴会。”
　　我出去时，路过内阁会议室，注意到墙上挂的肖像发生了一些变化，艾森豪威尔仍在那儿，但罗斯福和威尔逊已经被林肯和一位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取代。

与纳尔逊·洛克菲勒聚餐：中东问题

　　8月下旬，福特宣布他决定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2]为他的副总统。这一职位原由福特担任，现在仍然空缺。基辛格毫不掩饰他对这一选择的满意之情，因为纳尔逊·洛克菲勒长期以来一直是他的庇护人。他开玩笑说，如果他不得不辞去国务卿职务的话，他总能指望得到洛克菲勒的一个秘书职位，无论如何“工资不会比现在少。”
　　国会关于这一提名的听证会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为许多美国人了解他们极感兴趣的一件事——洛克菲勒到底有多少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据基辛格说，纳尔逊·洛克菲勒自己并不确切知道他的财富有多少。他的财产主要包括大量的股票和证券，在美国和国外的巨大的不动产所有权——它们的价值正在稳步增长；还有大量的艺术收藏品，这是一笔无价之宝。
　　9月6日，我去参加基辛格安排的让我和洛克菲勒会见的三人宴会。但基辛格在白宫被耽搁了，因而我和洛克菲勒被面对面地留在聚会地。当我被带进去时，洛克菲勒正用电话同他的妻子海珮^[3]通话，问她在哪家银行存钱，每个帐户上有多少钱。他对我解释说，他与她结婚时，他从不费心去了解她有多少钱，但现在他必须向国会提供这一信息。根据国会的命令，大约400名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实际上拜访了他的所有熟人，以此来对他进行审查。因为总统和副总统都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因其前任在丑闻阴云中的离职而被任命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洛克菲勒说，整个“透视程序”令人相当不快；但考虑到水门事件后国民对权力和当局的怀疑情绪，这又是不可避免的。他补充说，有时候情况可能会更糟。比如，在1964年他与巴里·戈德华特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这位参议员的一些热心支持者在洛克菲勒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往饮料里放了某种东西——当然是在戈德华特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赶快补充说；结果造成一些客人的肚子不舒服，幸运的是未造成严重的疾病流行。“我们的政治习惯有时是野蛮的，但当你开始政治生涯时，你必须对它们有充分的准备。”洛克菲勒给我讲这类故事时显然很高兴，仿佛在借此证明他是美国政坛上的一位老手。
　　他承认发表过一些反苏声明，主要是在纽约州州长任上，在那儿他必须考虑纽约市的诸多犹太人选票。但他说，莫斯科可以放心地相信，他将支持福特和他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发展对苏关系。他提醒我说，他家族中一些“更讲求实际的”成员——暗指他的兄弟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戴维·洛克菲勒——已开始同苏联做生意，因而他将“考虑借鉴这一好经验”。但是他请基辛格安排这次与苏联大使的会见是为了发展他个人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就苏美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简短地交换了意见，显然他对此了解的相当肤浅，并有些僵化，尽管他尽可能地令人觉得友好，试图证明我们将看到作为副总统的一个“新洛克菲勒”。
　　这时候基辛格赶了过来，宴会开始。基辛格首先声明，总统和副总统极为重视与苏联政府的代表建立个人接触。他说，新政府非常希望在美苏关系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以便能带着外交政策的成就参加1976年的总统竞选——本届政府并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两个总统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打算在白宫至少呆6年。
　　基辛格请我向洛克菲勒简要介绍一下苏联的外交政策，但他立即又补充说，我可以谈及两国关系中最机密的细节，因为他已向洛克作了介绍。我简要叙述了我们的观点，但当我谈到希望美国和苏联在中东事务上进行合作时，基辛格打断了我的话，洛克菲勒诧异地看着基辛格，他立即评论说：“华盛顿在这一领域的行动自由是有限的。”
　　基辛格未当着洛克菲勒的面详细阐述这一问题。但当我们在饭店漫步时，他又主动回到这一问题上。他说，他想以完全非正式的方式解释他的观点，不仅仅是中东问题，而且包括更广泛的内容。用基辛格的话说，华盛顿行动空间“有限”主要是因为北约盟国对苏美联合行动的“嫉妒与敏感反应”。他说，缓和无疑影响了两大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稳固；华盛顿发现它驾驭自己的盟国比同莫斯科打交道要困难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讲，缓和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损害远比对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的损害要大。”国务卿评论说。
　　我在这里必须承认，苏联本身当时并没有解决中东问题的明确和独立的战略。我们的阿拉伯盟国滥用了我们答应保护其利益的承诺，经常在外交上利用我们来阻止任何调解倡议，无论它是美国提出的，还是其他方面提出的。这一切都使得美苏之间在中东问题上的建设性合作非常困难。我们双方基本上赞成同一个方式：以和平换取被占领土的归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外交有更为现实的一步步和解的计划。我们则追随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出，而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撤军后是否承认以色列的问题上却含糊其词，因此这一方案是不现实的。

我孙女与福特划分地球

　　9月7日，福特接见了为完成翌年的太空轨道对接使命而正在接受训练的三名苏联宇航员和三名美国宇航员。两架将要对接的航天器的模型被放进白宫展览，苏联空军上校列昂涅夫^[4]以纯正的英语主动向总统解释了对接的过程。
　　双方宇航员的妻子和孩子都出席了接见仪式，他们请求福特与他们合影。我五岁的孙女卡蒂娅与我的妻子和我也站在边上。她极想在照相机镜头前摆个姿势，她的祖母不得不阻止她。福特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问她是否想同他一起照像。卡蒂娅勇敢地回答说：“是的，我想。”总统请她在他的办公室里选个地方照像，卡蒂娅走到一个和她一样高、放在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大地球仪前，用她的手臂抱住半个地球仪说：“我们在这儿照吧！”总统笑着抱住另一半地球仪说，他们已经划分了地球。这张照片仍挂在我书房的墙上，上面有美国总统的签名，照片上他与一位俄国小姑娘隔着海洋和大陆互相努力将手伸向对方。我一直希望这一感人的场面能成为未来苏美合作的象征性前兆，但它在将近20年里并未实现。
　　照完像后，福特邀请两国宇航员和我与他一起乘总统的直升机飞往亚历山德里亚，它位于离华盛顿不远的波托马可河对岸，福特在搬进白宫前作为国会议员在那儿住过1/4世纪。
　　市政部门、消防队员和警察在那儿组织了一次蟹野餐，包括啤酒、蟹及当地的美食。当地居民大声欢呼着向总统和他的苏联客人致意。这一切都通过电视向全国作了转播。
　　在飞回华盛顿时，福特问我对他入主白宫后最初一段时间的印象。我回答说，我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对水门事件显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专注和激愤。我告诉福特，作为总统，他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还告诉他，我希望他不久后能在外交政策、包括苏美关系领域起到同样积极的作用。福特说，我的评价同他接过权力时为自己制定的目标不谋而合。他承认，为改善气氛，他担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下令清除椭圆办公室内的所有监听装置。
　　他说，对他来说，现在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外交政策上的时候了，他正期待着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工作会谈，并将此作为有效合作的出发点。他强调说，他重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它对双边关系和他的总统竞选都是至关重要的。

陪同福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

　　如同在尼克松任期时一样，亨利·基辛格在最高级会谈之前对莫斯科进行了预备性访问，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他于10月23日至27日访问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已正式确定于11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会谈期间，福特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封电报。电报说，他同他的前任尼克松一样，完全信任基辛格，并授予他讨论所有最高级会谈问题的全权。
　　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莫斯科与基辛格谈判的中心问题，谈判的基础是尼克松几个月前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达成的谅解。双方互相通报了各自拥有武器的确切数量，从而为深入讨论一项有效期到1985年的条约提供了条件。
　　基辛格回国后告诉总统，开始时他担心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强硬立场，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可能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但在最后一天的谈判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基辛格看来，这些建议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它们可能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尽管仍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
　　从11月13日到16日，基辛格与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便为会谈做准备。美国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最新建议趋于强硬；五角大楼已经设法影响了总统，他对过去有关这一问题谈判的复杂历史不太熟悉。基辛格和我还讨论了公报内容以及根据福特的要求各自就限制战略武器发表一个声明的问题。尽管某些条款仍存在问题，我们还是设法为最高级会谈准备好了主要的文件。
　　福特在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前，将于11月18日到22日访问日本，访问的目的是，在同中国接近后，加强并重建日美关系，以避免基辛格所看到的主要危险：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他说，美国政府的秘密分析表明，日本能够建立一个可转变为军用的民用生产基地，在三到五年内成为领先的军事大国特别是在与中国结盟的情况下——这种联盟不仅能够被用以反对苏联，而且也能反对美国。莫斯科马上将其视为基辛格在最高级会谈前夕情不自禁地打中国牌的一个迹象，认为基辛格甚至祭起了日本幽灵来增加其效果。但总的来看，基辛格所表达的是他深信不疑的观点，即从长远来看，美国和苏联可以相互合作来对付中日联合的压力。

　　总统的出发仪式在白宫的草坪上进行，福特向前来送行的人一一道别。当他走近我时，我注意到他没有戴帽子。即使在冬天，美国人也很少戴帽子。我告诉他最好戴一顶毛皮帽子去西伯利亚，在那儿，甚至连当地人也总是戴着帽子外出，对那里的天气决不能掉以轻心。福特有点惊慌失措地说，他没有帽子，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戴过毛皮帽子。所以我摘下我用在莫斯科买的海狸皮做的俄罗斯传统式样的帽子，递给他作为我的“西伯利亚礼物”。总统戴上去试试，正好合适。他在苏联外出时，总是戴着那顶帽子，并戴着它照像。
　　当天我即飞往莫斯科去赶政府的飞机，它将载着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辽阔。我们在空中飞行时得知一场暴风雪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肆虐，在那儿无法着陆。我们只得在哈巴罗夫斯克过夜，在此期间，驻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个苏联师被命令紧急清除当地机场厚厚的积雪。我们在第二天安全降落。
　　为了接待苏联和美国代表团，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约20公里的乡村地区的一些小别墅被腾出来，那儿是当地党的领导人度假的地方。勃列日涅夫要我先去福特的别墅检查一下，看各项设施是否达到了“适当的标准”。在我到达时，总统的美国工作人员已在那里检查设施，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已经在那儿站岗守卫总统的卧室。我决定亲自试试他卧室里的电话，便用它给远在华盛顿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这确实是一个距离非常长的长途电话——跨越了半个地球，我的妻子极为惊喜。别墅里的一切似乎都很完美。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在勃列日涅夫的率领下乘上一列郊区电气火车去空军一号准备降落的军事基地，这个基地通常是截击机使用的。然后，汽车把我们带到飞机场。在那儿我看到了超现实的景色：没有树木的广阔雪原上零星散布着几幢建筑（所有的军事设施和飞机库都在地下）。一切都被深埋在雪中，仅有一条跑道在夜里被清扫干净。福特走出飞机时显然也被这白色的静寂感动了。它使人想起杰克·伦敦^[5]笔下的阿拉斯加。
　　在互相致意之后（没有举行正式的外交仪式），所有的人都上了汽车，前往一个峡谷乘坐正等待着我们的火车。火车一开动，勃列日涅夫就邀请福特到他的车厢“喝杯茶”，同时喝点儿白兰地。两位领导人谈起了他们过去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就。谈到天气，福特抱怨说，在华盛顿，甚至一场小雪也会引起大的交通中断。勃列日涅夫微笑着向他许诺，可以派俄罗斯的扫雪机去那儿。然后，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稍事休息。
　　就在那一刻，勃列日涅夫中了风，叶夫根尼·恰佐夫^[6]教授和其他医生设法控制住了病情，但坚持要勃列日涅夫推迟他与福特在第二天开始的谈判，勃列日涅夫断然拒绝，并要求他们对任何人都不要说。结果谁都没有透露这件事。相比之下，一位美国总统即使患一点小病，也会受到严密监控和广泛报道。谈判按计划在第二天进行。我应该补充一点，勃列日涅夫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他飞行了 7000多英里，跨过整个俄罗斯来与他第一次见到的这位美国总统谈判。双方事先并未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谈判中必须全力以赴并做出艰难的决定。勃列日涅夫的随行医生已经察觉到了他的大脑动脉粥样硬化的最初迹象，但此事只有他们知道。当勃列日涅夫乘火车经蒙古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他再次中风失去知觉，恢复知觉后又继续旅行。此后不久，他对法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但他的致命疾病的漫长倒计时已经开始。
　　历史很少有界线明确的转折点，但这次中风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缓和在某一时刻曾到达过顶峰，而后便开始衰落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的中风可能就是那一时刻，因为从那一刻起，最高级会谈的进程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
　　但双方也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政治原因：犹太移民问题，一位未经选举的美国总统在政治行动上所受的束缚，我们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冲突以及莫斯科和华盛顿对缓和所持的根本不同的观点与期望。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福特极易受到政治攻击。在随后的吉米·卡特政府上台前，缓和政策不断地受到侵蚀。在论及卡特政府时，我们将再次讨论所有这些因素。但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是缓和的顶点，因此，福特与勃列日涅夫同样应当受到称赞。
　　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会谈于1974年11月23日至24日在当地一个很小的俱乐部里举行。与福特一起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总统助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其他一些顾问人员；勃列日涅夫这边有葛罗米柯、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还有我和勃列日涅夫的几位助手。
　　两天的会谈紧张而激烈，但十分讲求实际，没有通常的外交礼仪。第一天一整天都在拟订一个长期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谈判进行的十分艰难，这不仅是因为问题极为复杂，还由于美国的立场受到国内因素的极大影响，美国代表团几次离开谈判桌去讨论他们应采取什么立场。基辛格在谈判中发挥了首要作用，因为福待还不了解所有的细节。从另一方面说，总统能更为准确地预料到在国会面前为他达成的条约辩护时可能会涉及哪些问题。总统不愿卷入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长时间辩论，而是让基辛格去辩论。福特也不是那种极有幽默感的人，他是个稳健、一本正经的美国人，一旦理解，就意味着交易成功。在其他问题上，他倾听着争论，安静地抽着他的烟斗，依靠他的常识做出决定。
　　苏联代表团也有它的麻烦，美国的立场在基辛格访问莫斯科之后的那个月因来自五角大楼的压力而变得更加强硬，我们在谈判桌上不得不寻求新的妥协。勃列日涅夫不断向莫斯科打电话，协调他与其他领导人的立场。在一个问题上，他与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格列奇科反对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并坚持任何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都应把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计算进去，而勃列日涅夫在谈判中逐渐认识到，福特决不会在这一点上让步。作为一名军方代表，格列奇科还提出了其他过分要求。勃列日涅夫在葛罗米柯的支持下拒绝了这些要求。两人认为，如果迁就军方的过分要求的话，将会毁掉协议和整个最高级会谈。勃列日涅夫十分愤怒，他声色俱厉地拿出总书记的权威，这样格列奇科才作出让步。
　　第一天的会谈一直进行到午夜，双方取消了事先安排的宴会而改吃三明治。会议在一天中仅有两次短暂的休息，美国人利用它们来讨论自己内部的事情。尽管天寒地冻，他们因担心被窃听，仍到外面去谈。在一次休息期间，勃列日涅夫递给福特一个木雕肖像，这是一位从未见过福特的地方业余艺术家用质量很差的报纸照片做模特雕刻出来的，肖像一点儿不像福特——有个美国人说它更像弗兰克·西纳特拉^[7]——但艺术家将他的感情与心灵注入了雕像，总统对它仍然很欣赏。
　　要了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争论而又不为其技术细节所累就必须了解两国政府在长期谈判中面对的基本任务。两国领导人必须同意限制他们的战略武器，而这些战略武器在结构和部署上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开始，美国人就以所谓的三位一体的核武器战略——即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发射核武器——为基础来发展他们的战略武器。而作为一个没有海外基地的大陆国家，苏联从一开始就集中力量发展大型的陆基导弹。1974年谈判的焦点是在苏联的投掷重量和数量占优的陆基导弹与美国占优势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这种导弹苏联当时非常少——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基辛格在莫斯科已详细拟订了一个预备性的妥协计划，它允许每方最多拥有2400件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战略轰炸机以及从陆地和海下发射的弹道导弹。双方将被允许各拥有同样数量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每方拥有导弹的数量到1988年年底将不超过1300枚。但仍有一些重大分歧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未得到解决，如怎样计算潜艇导弹和飞机发射装置（特别是我们的图—22M新式轰炸机，西方称之为逆火式轰炸机）以及被部署到欧洲前沿阵地从而能将原子武器投掷到苏联领土上的战斗轰炸机。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拟订一个为期10年的 “框架协议”的想法，即具体规定任何一国都不能超过的同等上限，但每一方在数量规定范围内确定其陆、海、空战略武器的结构时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样的协议不会减少已经存在的武器水平，但至少它将规定一个上限。为了实现这一点，每方可以选择适合自身战略需要的导弹配置。收到这一建议后美国代表团立即要求休会。谈判的深度和广度都增加了。
　　最后，双方就最复杂的条款达成了妥协，同意为1995年以前的战略武器定出一个上限；每方将被允许拥有2400件陆基、海基和空基的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每方最多只能有1320枚导弹使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消除了我们同尼克松经四年谈判达成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缺陷——导弹运载工具总数的不平等。在其他方面也达成了一些妥协，比如战略飞机。这一条款明确承认应逐渐实现数量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这对苏联具有极大的外交和军事重要性。与此同时，正像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私下警告我们的那样，这一原则为福特政府带来了潜在的国内政治麻烦，美国公众还不习惯在军事战略上与苏联平等的观念。
　　其他国际问题则在第二天早上10点开始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这一天的会谈没有第一天那么紧张。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有益的交流，美国人显然不愿承担可能使他们与他们的欧洲盟国发生龃龉的明确义务。谈判还包括中东问题，但未产生任何新的结果，美国人重弹他们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国内问题的复杂性的老调。
　　在中东问题上，他们勉强同意将有关恢复日内瓦会谈的一些有益的词句加到公报中。公报再次强调了“苏美最高级会谈的现实意义”。最高级会谈在干杯声中结束，与会者享用了当地产的人参伏特加和阿穆尔河^[8]产的鱼籽酱。
　　会谈结束后，勃列日涅夫驱车送福特和基辛格穿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区去机场，途中为他们指点当地的风光。美国客人对于没有看到屋顶独特的中国式房子感到吃惊，建筑物的内部风格也是欧洲式的。美国人似乎受到了中国人积极的宣传活动的影响，中国人曾宣称对苏联远东的广大地区拥有主权。美国人原以为在城里能看到中国人过去留下的迹象，看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城市是由俄罗斯人建设的，我们在此已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福特承认，他过去认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更像亚洲城市而不是俄罗斯的城市。基辛格开玩笑说，在他下次见到中国人时，他决不会告诉他们他在这座城市里实际见到的东西，以免惹恼他们。
　　在机场道别时，福特将他在阿拉斯加途中停留时得到的一件狼皮外套送给了勃列日涅夫。他在登机前把外套从身上脱下来递给勃列日涅夫，令新闻摄影记者感到高兴的是，勃列日涅夫立即将它穿在身上。他们象是老朋友那样分手了。
　　虽然时间短暂，但双方都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到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时，福特将他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描述为“非常、非常好”。他后来存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结果超出了他的所有期望。勃列日涅夫在给政治局的报告里也认为这次会见是成功的，特别是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了谅解。他说，他认为他同福特总统的个人接触是有益的，他是“一个将来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2月10日，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基辛格和我交换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达成的规定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细节的秘密备忘录，协议在1977年10月到1985年12月期间有效。^[9]基辛格同时正式确认总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作出的秘密保证，即美国自1983年以来已不再将西班牙大西洋海岸的罗塔海军基地作为它的一个核潜艇基地，今后仍将如此。这一协议的存在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马德里的怀疑，但它从未被公布过。
　　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成为后来所有核裁军谈判的出发点。福特和勃列日涅夫成功地就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的框架达成了协议。考虑到仅在四个月前因尼克松的辞职而造成的混乱，这是一个显着的成就。不管它在技术上的优点或缺陷如何，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但福特总统不久就受到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强烈批评。缓和的反对者指责他屈从苏联的压力，他们特别抨击在战略武器及其限制方面的对等原则。最起劲地反对最高级会谈结果的人包括以罗纳德·里根为首的共和党右翼和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及其追随者。不幸的是，福特认为在大选之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程应暂时停止。但我认为，福特支持率的下降并非因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而是因为9月8日他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赦免。人们怀疑他同尼克松做了一笔交易，用赦免的许诺换取总统职位。新闻媒介也停止了与新总统的休战，福特发表的所有效果不好或者是错误的言论
　　都被广泛宣传，摄影师竞相拍下他最尴尬、最不雅观的镜头：被绊了一下或偶然跌倒等，虽然他是一名很好的运动员。一些反对派报纸开始不公正地将他称为意外总统。所有这些都伤害了总统的自尊，减少了他对自己的政策、包括缓和政策的信心。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吵吵嚷嚷的辩论有害无益，因为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被告知，他们对我们拥有核优势。因此，总统同意核平等的消息引起了疑问甚至是担忧。大多数人不了解那些用于复杂技术谈判的新的英文缩写词，这就更增加了混乱。来自法语的“缓和”一词引起了更多的争论，它具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意义：一个是“缓和紧张局势”，另一个是“扣动扳机”。在俄语中，我们从来不用这个优雅但却会引起混乱的外国词。一些美国人甚至把缓和看作是“协商”，这与苏美关系的实质相去甚远。所有这些混乱（真正的或者是人为的）都源于苏联和美国之间在缓和概念上的分歧与矛盾。尼克松年代因缓和思想而产生的欣慰感已经逐渐消失。

犹太人移民问题与缓和

　　对缓和的气氛破坏最甚者莫过于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问题了。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尽管还有反复和犹豫不决——在福特上任后立即开始改变这种局面。8月 14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时，我提出了防止对苏贸易歧视的立法问题。我秘密地告诉总统，苏联政府向他作出口头保证，每年允许 5万名犹太人离开苏联——1973年实际迁出的犹太人达到3.5万人——但莫斯科将不签署任何官方协议，以免杰克逊参议员用它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福特答应要研究这一建议，尽管他不能保证这会被犹太人游说集团所接受。
　　第二天他就会见了杰克逊、贾维茨和里比科夫，秘密地向他们传达了这一信息。福特宣称谈话是成功的，尽管杰克逊向来坚持顽固立场。他的对话者表示，如果政府给他们写一封澄清情况的信，他们愿意对杰克逊修正案做些修改。杰克逊与他的两位参议员同事的分歧是，他们准备接受口头保证，而杰克逊想要书面保证。
　　基辛格通知我，他正在起草给参议员的那封信。我告诉他，白宫和国会成员之间的通信当然是他的政府的内部事务。但根据我得到的指示，我必须再次提醒他，这封信不能提及关于移民数字的任何官方保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尽管事实上我们将不会反对增长到5万人的水平。并准备将此事通知福特总统。但基辛格仍然我行我素地写了这封信，杰克逊参议员极富煽动性地将它散发给新闻界。他宣称，这封信暗示苏联已保证每年不只是允许5万、而是允许6万人（他自己坚持的数字）移民。克里姆林宫非常愤怒：它克服极大困难所做出的秘密让步竟被广泛宣扬出去了。
　　第二天，我告诉基辛格，他已经违犯了他自己与葛罗米柯达成的秘密谅解：在官方的信件中不会有任何确切的移民数字被引用。我强调说，杰克逊宣称苏联已同意每年6万人的移民限额，这违反了我们之间的秘密谅解。基辛格显然感到不安，因为这种谅解确实存在。
　　一天后他通知我，他已同总统谈过，福特对杰克逊的行为感到愤慨，并认为这位参议员的“行为像一头猪”。他要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说明事件经过。10月18日，福特同杰克逊谈话时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位参议员仅能告诉新闻界国会和白宫之间达成的基本协议，即给予苏联最惠国地位从而取消对它的贸易歧视。参议员可以说，之所以达成这一协议是因为苏联在移民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仅此而已。杰克逊并未被允许发表那封信。
　　但那位参议员刚一离开总统的办公室就在白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将信件原文公布给了新闻界。白宫散发了它自己的解释性声明，说苏联从未提到过任何数字，杰克逊的声明仅代表他自己的观点。基辛格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去参加最高级会谈的预备性会议。在那里，葛罗米柯递给他一封正式信件，强调说他为杰克逊的行为作出的解释已被“明确拒绝”。它毁掉了我们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妥协。但除了亲密助手外，基辛格未将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任何人，他仍希望在最高级会谈中，策略地解决这一事件。
　　这一切只能使我本人坚信：杰克逊参议员并不打算寻求妥协，而是希望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以便为他的宣传目的和政治前途服务。美国政府尽管寻求妥协，但不得不考虑国会中的亲犹太人反对派，所以它以各种手段从中周旋。我们也或多或少地准备实现可行的妥协方案，但却不愿公开承认，担心这样会造成一种我们屈服于杰克逊参议员及其追随者的压力的印象。移民问题继续恶化着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在最高级会谈结束后的12月18日，基辛格和我正在国务院共进早餐，他的一位助手急匆匆走进来，递给他一份刚刚由电台播出的措辞严厉的塔斯社声明的副本。声明公布了葛罗米柯评论“基辛格—杰克逊协议”的信件。声明还提到了将我们的移民政策与在美国享有的贸易权利联系起来的杰克逊一瓦尼克贸易法修正案。声明说：“苏联领导人断然拒绝对纯属苏联内政的事务进行干涉的任何企图，这种企图是不能接受的，不管它来自什么人。”
　　一开始，基辛格对莫斯科未事先通知他便发表葛罗米柯的信表示愤怒，他告诉我，那只会使贸易法案的通过变得复杂化。我感到我必须打断他。我说，目前提交给国会的贸易法案似乎比1972年两国政府开始推行缓和政策时所实行的法律更歧视苏联，新的法案不仅在贸易上歧视我们，而且在贸易信贷上也歧视我们（参议院于9月19日通过的斯蒂文森^[10]修正案要求这样做）。我继续说，总统和国务卿在任何场合都未对这一尼克松曾许诺要加以否决的公开的歧视性立法提出过抗议。
　　基辛格平静了下来，并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确认了我刚才说的话，国务卿咒骂他未能得到消息并扔下话筒。随后他又给总统打电话重复了我的话。根据基辛格所说的话，我可以大致判断出，福特承认国会的形势对于苏美贸易关系十分不利，现在是政府介入的时候了。再过两天国会就将休会过圣诞节。福特让基辛格当天在白宫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一下能做些什么。总统说，不应允许国会在苏美关系领域里继续“给政府使绊”。当新国会在新的一年里召开时，一定要做些事情。
　　但事情很清楚，政府无法在国会休会的日子里做任何事。国会在12月20日通过了贸易改革法，其中的许多修正案以苏美商务和信贷为条件，向我们的移民政策施加压力。它规定，苏联只有改变其移民政策才能得到最惠国待遇。这一政策将在18个月内（或者说在杰克逊参议员希望竞选总统之时）再提出来审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信贷公司对苏联的信贷在四年内被限制为3亿美元。它还拒绝向苏联提供用于矿物开采的贷款——它主要影响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这一法律在很长时期内有效地阻止了我国与美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
　　国会的投票出乎苏联领导人的意料，他们总是低估美国公共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国内没有这类压力。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总统竟然不是真正的最高统治者。震惊之余，他们的反应是迅速和愤怒的。12月25日，勃列日涅夫发给福特一封愤怒的信，声称贸易和信贷法案“根本无法接受”。他补充说：“不用说，这一法案免除了苏联方面因一系列的贸易和信贷协议而承担的义务（包括偿还租借法案债务的协议）。我们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遭到重大损害，它肯定也无益于苏美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1975年1月3日，福特签署了这一法案，他需要法案授予他的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广泛权力，因此他别无选择。莫斯科关于中止偿还租借法案债务的威胁做得恰到好处，这一协议是三年前尼克松和柯西金通过讨价还价友好地达成的。双方都宣称缓和本身将不受影响，试图粉饰这一事件，但缓和确实受到了影响。

　　当年夏季的一天，杰克逊参议员邀请我到他家共进早餐，为所发生的一切写下了一个注脚。那是7月里炎热的一天。杰克逊住在一幢二层小楼里，房间有意用不那么奢华的中档家具装饰，尽管它位于富人住宅区。这位参议员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孩子正在一所纯粹的公立学校上学，而他的邻居的孩子却被送到几乎全是白人学生的昂贵的私立学校就读。他把他的孩子们叫过来向苏联大使问好，然后我们两人便共进早餐。
　　杰克逊开玩笑说，苏联人在听到他的名字时也许会被吓着，就好像他是个长角的恶魔。我也以同样轻松的态度回答说，我必须告诉他，苏联人不那么容易被吓倒，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非常严厉的生活大学：既不害怕魔鬼，也不害怕女巫，无论他们在哪儿被发现。我们的人民看到了他关于苏美关系的声明，坦率地说，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观点不能苟同。
　　参议员说他赞赏我的坦率，那正是他想与我会谈的原因。然后，他开始热心地阐述他的观点。他讲话的大致意思是，他对苏联的态度与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并非完全不同。两位总统必须玩弄政治手段，他表达观点时则更为坦率，而两届政府基本同意这些观点，尽管它们的观点更多地表现在行动上而不是言词上。
　　杰克逊声称，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与苏联达成的战略武器协议，他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尼克松政府在1972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上“对国会不诚实”，他掩盖了同苏联达成的秘密交易。我问他这些秘密交易大概是什么内容，他不愿直接回答。他认为，基辛格起初拒绝披露葛罗米柯10月26日那封扼杀了在移民问题上妥协的信，同样是不诚实。国会领袖，包括他自己，得到了一种虚假的印象，即如果他们保持压力，莫斯科在苏联移民问题上最终会让步。结果，他们很明显是错误的，但那时事态的发展已被情绪所左右，达成妥协为时已晚。最终的僵局对谁都不利。至于基辛格，杰克逊感到，尽管他愿望良好，但却弄巧成拙害了自己。
　　杰克逊抱怨说，莫斯科用“缓和”一词来描述它对美国的政策，但许多美国人对这个词一无所知，所以对它有极不相同的解释，有时候它甚至被解释成相反的意思。我告诉他，俄语中“razryadka” 一词与这个意为“缓和紧张”的法语词汇相对应，但我们从不使用这个词，它是由美国人提出的。参议员表示，如果它原本就有这么明确的定义，那么美国不会有任何一位政治家敢于反对它。我回答说，现在他已确切地知道了莫斯科所说的意思，他可以毫不畏惧地支持缓和了。他面露微笑，但什么也没说。
　　在我们分手时，他要我转告勃列日涅夫，他没有、也从未受敌视苏联的思想所驱使。他说他支持美苏关系的缓和，但作为反对派的一员，他有时不得不在策略上而不是战略上批评政府。
　　尽管我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但杰克逊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已开始认识到，他的外交政策纲领以反苏为基础对竞选总统是不利的。

福特与尼克松之比较

　　尼克松的被迫离职给共和党造成了严重损害，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私下向我承认，该党发现自己处于困难境地，除非采取措施改善国内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否则共和党将在下次大选，包括争夺白宫的斗争中遭受严重损失。
　　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实际上每天都要与福特见面。斯科特继续说，不幸的是，尽管福特拥有广泛的总统权力，但他在他的党和国家面前并未表现出一位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勇气和其他素质。斯科特说，共和党领导人和福特自己寄希望于副总统洛克菲勒引进“最有希望的华尔街思想”来为政府服务，福特在自己试图争取这些人的努力失败后更是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福特并未摆脱他的国会议员心理，即他没有理解作为一位总统所拥有的广泛机会和特权，他担心不熟练或不适当地运用权力也许会损害他的政治前途。这一切使福特在作出重要决断时，特别是做出那些难免不受欢迎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决断时过于谨慎。国会老朋友们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使福特无所适从，更加缺乏决断。
　　当年年底，在一次私人宴会上，我们和基辛格对两位总统的表现做了比较分析，他们中的一位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将总统的指挥棒交给了另一位。
　　基辛格说，说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他发现在过去的几个月期间，与福特一起工作比与尼克松更容易，而他与尼克松曾一起工作了六年。尼克松对外交比较精通，在这一领域他会提出他的想法，而福特却不能。但尼克松的想法不易被改变，即使它看上去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总是为之固执地辩护。有时候，需要二三个星期巧妙地运用策略才能使他放弃某种想法。
　　与福特不同，尼克松对某一问题不会仅限于考虑一种选择，而是常常要求得到更多的资料。比如，一个决定可能会怎样影响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同苏联、中国、印度的关系等等。换句话说，对一个问题必须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处理，因此它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福特不会提出侧面的问题，或者询问复杂的相互联系的问题。他希望问题得到明确的阐述，提交给他时带有如何行动的具体建议。福特是通过国内政策的多棱镜看问题的，即这个问题在国会、党内和国内将被怎样看待，仅在这以后他才会考虑它的国际意义。
　　基辛格说他正在试图使总统既从国内，也从国际观点看待他的决定；也就是说，基辛格试图避免因国内因素而影响他的各项外交政策行动。但在国内问题上，总统比基辛格老练得多，遇到这类问题时总是由他作出最终的决定，特别是考虑到总统大选即将到来。
　　在某种意义上，福特所持的信念使他比尼克松更保守。基辛格说，尼克松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死顽固，尽管他在公众中以保守的反共斗士而闻名。他做出此类姿态是为了达到他的目标。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背离自己的传统路线，比如他在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上就是如此。但福特在众议院呆了 1/4世纪，而众议院比参议院更保守，也更局限于国内事务。令人遗憾的是，福特的这种倾向得到了他的国会老朋友们的支持，他们仍定期去拜访他。在这些人中有梅尔文·莱尔德，他曾出任尼克松的国防部长，并同军方保持着密切联系。
　　福特总统并非本来就有反苏的倾向，基辛格说，但他对“苏联的意图”感到担心。他并非故意要使军备竞赛升级，但他信奉一个“强大的美国”的爱国思想。他的所有信念都来自于“面向国内事务而不是国际事务的政治素养”。然而，后来他开始为外交事务所吸引，对它的细节表现出极大兴趣，尽管他在这方面的综合能力仍远远低于尼克松。
　　国务卿还注意到两位总统性格的极大差异。尽管享有在危机中处事极其果断的声誉，但尼克松在本质上是个犹疑不定的人，只是在痛苦的犹豫和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之后才会打定主意。福特不是这样，他喜欢简化的“明确组合”，倾向于快速做决定，做出决定后便难以劝阻。有时候，他甚至比尼克松更任性，尽管他平常与人打交道时更直率、更富于同情心、更平易近人和随时准备倾听他的助手的意见。总的来看，私人关系对福特的影响比对尼克松的影响要大得多。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苏联领导人建立的明显的良好关系就变得特别重要。

　　我认识到，尽管过去的半年对美国来说充满了引人注目的事件，但苏美关系几乎是奇迹般地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转变时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设法在一条相对稳定的航线上航行。但狂暴的天气即将来临。

^[1] 伊丽莎白·安妮·福特（Elizabeth Anne Ford，1918年4月8日——2011年7月8日），杰拉尔德·福特的妻子。1973—1974年任美国第二夫人。1974—1977年任第一夫人，期间因酗酒接受药物干预。1982—2005年任贝蒂·福特住院治疗中心主席。90年代公开支持堕胎权。2011年去世。

^[2] 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1908年7月8日——1979年1月26日），美国商人、收藏家。1930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1935—1940年任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董事长。1938—1945年、1948—1951年任洛克菲勒公司总裁。1939—1941年、1946—1953年任现代艺术博物馆总裁。1940—1944年任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1944—1945年任共和国事务助理国务卿。1945—1953年、1956—1958年任洛克菲勒公司董事长兼洛克菲勒收藏品中心主席。1947—1958年任国际基础经济公司总裁。1950—1953年任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1953—1954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1954—1955年任总统外交事务特别助理。1956年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1956—1958年任制宪会议临时国家委员会主席。1959—1973年任纽约州州长，在任期间于1971年血腥镇压阿提卡监狱暴动。1973—1975年任美国人关键选择委员会主席。1973—1976年任全国水质委员会主席。1974—1977年任副总统。1979年去世。

^[3] 玛格蕾塔·拉奇·“海珮”·洛克菲勒（Margaretta Large "Happy" Rockefeller，1926年6月9日——2015年5月19日），美国慈善家，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第二任妻子。1974—1977年任第二夫人。

^[4] 阿列克谢·阿尔希波维奇·列昂诺夫（Алексе́й Архи́пович Лео́нов，1934年5月30日——2019年10月11日），苏联宇航员。出身于矿工家庭。1955年入伍，同年参加了共青团。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年加入宇航员第一支队。1965年乘“上升—2号”宇宙飞船升空，并完成了航天史上的第一次太空行走。1975年乘“联盟—19号”宇宙飞船和美国“阿波罗21号”联合升空。1970—1991年任国际宇航培训中心副主任。1991年退休。1992—1993年任阿尔法银行第一副董事长。2000—2002年任阿尔法银行副行长。2002年参加统一俄罗斯党。2002—2019年任统俄党最高委员会委员。2019年在莫斯科逝世。

^[5] 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年1月12日——1916年11月22日），原名约翰·格利菲斯·伦敦（John Griffith London），美国现实主义作家。

^[6]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恰佐夫（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Чазов，1929年6月10日——2021年11月12日），苏联医学家。1953年起开始从医。1965—1968年任苏联科学院疗法研究所所长。1967—1968年任卫生部主要局局长。1968—1986年任卫生部副部长。1976—1991年任全苏医学科学院心脏科学中心主任。198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7—1990年任卫生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医学科学院心脏科学中心主任。2021年逝世。

^[7] 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弗兰克·阿尔伯特·西纳特拉（Francis Albert Sinatra，1915年12月12日——1998年5月14日），美国歌手、演员、主持人。

^[8] 即黑龙江。——译者

^[9] 关键条款如下：
　　新条约根据参加方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将特别规定下列限制在协议有效期内生效：
　　a）在新协定有效期间，每方将被允许拥有总数不超过2400件的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其中包括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ICBM发射器）、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发射器（SLBM发射器）以及装载着炸弹或射程不超过600公里的导弹的重型轰炸机；如果轰炸机所携带的空对地导弹的射程超过60必里，每枚导弹将被作为一件计入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总数（2400件）之内。
　　b）在这一限度内，每方可自行决定其总数的构成，但须遵守限制建立新的地下发射井的协议。
　　c）每方装备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不得超过1320枚，在这一总数范围内，每方可自行决定它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类型和数量。

^[10] 阿德莱·尤因·斯蒂文森三世（Adlai Ewing Stevenson III，1930年10月10日——2021年9月6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52年入伍，参加了朝鲜战争。1954年转入预备役。1957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1957—1958年任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书记员。1958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61年退役。1965—1967年任伊利诺伊州众议院议员。1969—1970年任伊利诺伊州财政部长。1970—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1981年退出政坛，转而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