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缓和受到侵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章缓和受到侵蚀

↘右翼的雷声
↘西贡的陷落
↘赫尔辛基会议及其后果
↘通往最高级会谈的艰难道路
↘情报战

右翼的雷声

　　杰拉尔德·福特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是一个动乱不安的年头。这次衰退是战后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引起衰退的直接原因是1973年中东战争后石油价格翻了两番。在美国，由于政治机制遭到削弱、水门丑闻以及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的下降致使衰退加剧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受美军在印度支那最终失败的影响，这对于美国因“从未战败过”而受到的军事崇拜是一次沉重打击，尽管从越南撤退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腾出手在其他地区采取行动。
　　但是福特未能在国内明显地提高自己政治声望，虽然他设法使他和他的政府摆脱了尼克松的阴影。大选中的政治斗争置他于民主党反对派和他所属的共和党右翼及其主要旗手罗纳德·里根的交叉火力攻击之下。里根公开声称美国在缓和中受到不公平对待，而苏联却捞取了全部好处。
　　由于在三年的时间里数次举行最高级会谈，苏美关系此时已建立在相互谅解的广泛基础之上。从前的双边条约、协议和换文依然有效并得到顺利执行。国会首次派出正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根据两国政府协议，由电视直播的苏联《联盟》号和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的对接清楚地表明苏美在科技和其他领域合作的潜力。
　　我国电视向苏联公众——更不用说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类似《联盟》号发射实况转播的情况以前还从未有过。7月17日，当转播节目传到国务院会议大厅的大批美国观众面前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处于一种紧张的兴奋状态中。在场的有美国总统、国务卿、内阁其他成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员。“如果出差错怎么办？”我想。但一切正常，大厅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福特政府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其前任的缓和政策，虽然福特又补充了他自己提出的“强大的美国”的理论和基辛格提出的将保持力量平衡、特别是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三角关系框架内保持力量平衡作为美国的国际战略基调的理论。但右翼向福特施加的压力、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形成的意识形态传统，对于一个本质上十分软弱的政府来说实在是难以抵挡。这个政府不得不尽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直到在大选中得到人民的授权为止。然而正是这一选举进程为极力反对缓和的各种力量的联合开辟了道路。他们是犹太选民、工会领袖、形形色色的保守分子以及与这些人有联系的新闻界人士。
　　白宫很快发现自己在与苏联达成重要新协议方面受到了约束，这可能成为竞选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未经选举，总统实际上有自卑感。他不得不认真对付国会，并承受来自五角大楼及中央情报局的压力。它们不赞成与苏联妥协，特别是在战略武器方面。由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总统开始向右摆，在政府言论中引进“不接受单方面缓和”的说法，从而采纳了里根路线。4 月11日，他在国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发誓决不允许把缓和变成“一张混水摸鱼的执照……缓和必须是双行道”。

西贡的陷落

　　福特政府一上台就面临它和它的盟友在东南亚的处境急剧恶化的局面。福特上任不久就给南越独裁者阮文绍^[1]发去密电，许诺美将给他充分的支持。共和党政府直到最后一刻仍竭力维护西贡和金边的亲美政权，但最后还是以惨败告终。4月17日，美国在柬埔寨的被保护人停止抵抗，4月30日西贡投降。
　　在西贡即将陷落的危急时刻，美国人乘飞机仓皇出逃。福特不得不向莫斯科求援。4月19日，基辛格请我向勃列日涅夫转交一份 “急件”，要求苏联政府帮助实现临时停火，通过“不间断的撤离行动”营救滞留在那里的美国人和忠心耿耿的南越被保护人。他证实美国人终于要全部撤走，并解释说这实际上是请求勃列日涅夫进行斡旋，“最终结束整个越南悲剧”。总统没有向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人求助。
　　4月24日，勃列日涅夫答复说，越南人通知他不会阻碍美国公民从越南撤走，也无意损害美国人的威望。他们将继续执行巴黎协定。福特接到这个答复后感到十分欣慰。
　　战火停息了两天。4月26日，我又收到一份福特致莫斯科的急件：北越人重新炮轰西贡机场和美国大使馆周围的建筑。基辛格激动地说，与河内的保证相反，河内的行动对美国政府的威望和总统本人都构成了直接的、预先策划好的打击，因为他们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表明美国人是在北越人施加的直接压力下撤离的。我说那也许是事实，同时提请基辛格注意国会和新闻媒介对美国人毫无必要地拖延从西贡撤出的时间所提出的批评，这样的行动本来是可以在两三天内完成的。
　　不久，华盛顿与河内通过莫斯科最后一次向对方传话。5月28 日，我向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河内的口头回答：“越南领导人赞成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河内还说，根据莫斯科的劝告, “越南方面在解放西贡期间表现了克制，为美国人不受阻碍地完成其人员的撤退提供了机会。越南对美国没有敌意，希望美国方面对越南也是如此”。斯考克罗夫特要我转达美国的答复：华盛顿也赞成建立良好的关系，原则上对越南也不持敌意，美国建议以此为基础发展两国之间各个领域的关系。有关这次传话的情况以前从未公布过，它是这场悲剧的最后一页。
　　人们只能猜测基辛格当时有多么沮丧。毕竟是他谈成了巴黎协定，人们指望这个协定能使美国在至少不显得是战败的情况下结束在越南的战争。福特刚刚宣布美国已最终从越南撤出后不久，在一次招待会上，我遇到了基辛格。他看上去十分忧郁。他心情十分懊丧地声称：“北越人确实非常走运”，因为对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印度支那，此外美国国内现在出现了许多意见分歧，这一切“都使这个国家难以表现出它的意志”。他说，要不是水门事件及福特后来大失人心，北越违背与美国达成的协议的行为是不会轻易得逞的。
　　显然，基辛格仍然带着怀旧情绪回顾尼克松时代，持别是尼克松执政初期的情况，那时美国外交政策由白宫制定和实施，无需特意考虑国会和舆论的影响。

赫尔辛基会议及其后果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阶段会议于1975年7月30日至8月 1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这是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欧洲各国首脑会议，不过这次美国和加拿大也参加了。35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从1973年起开始工作，美国起初认为它无法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对这个会议持明显的冷淡态度。但后来签署了一个东西方关于西柏林地位的协定，苏联也表示乐意就相互削减欧洲的军事力量在维也纳举行会谈。随着事态向好的方向转变，于是从1973年开始筹备赫尔辛基会议。
　　在赫尔辛基签署的基本文件的内容包含与会国在三个关键领域的承诺，这三个领域在赫尔辛基被称为“三个篮子”，即安全、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合作。第三个篮子包括人权、迁徙自由和思想交流等重要问题。从谈判一开始，苏联领导人就只对头两个篮子感兴趣，并且主要强调承认将欧洲分为东方和西方的战后欧洲边界。同时苏联竭力贬低第三个篮子的意义，因为它仍然相信人道主义问题属于内政。与此相反，西方国家公正地认为它们是莫斯科必须为之承担某种责任的重要的国际问题。否则西方国家将拒绝就其他问题达成协议。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会议开幕。
　　克里姆林宫对第三个篮子的态度受到谈判心理的影响。协议文本是各国代表团经过几个月逐字逐句的热烈讨论才准备就绪的。苏联外交部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向政治局请示。葛罗米柯不时向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谈判的进展，但他们对复杂的措辞很少注意。对他们来说，这一切似乎只是外交上的例行公事。
　　但是当条约准备好、第三个篮子的全貌呈现在政治局委员面前时，他们不禁大吃一惊。由于会议开幕的日期日益临近，政治局对勃列日涅夫将代表苏联政府签署的文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第一和第二个篮子争议不大，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三个篮子上。政治局的许多成员（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对于承担可能为外国干涉我们的政治生活开辟道路的国际义务持严重的怀疑态度。许多苏联大使也表示疑虑，因为他们正确地预感到今后将出现棘手的国际纠纷。由于赫尔辛基会议意味着的自由化进程的开始，莫斯科不得不作出将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决定。
　　葛罗米柯不得不充当外交部拟订的这份协定的主要辩护人，他的妥协观点最终占了上风。他争辩说，多年来苏联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使战后边界和现存的欧洲政治版图得到普遍承认，这将是莫斯科在政治上和宣传上获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此外，他还争辩说，第二个篮子将开辟与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景。至于人道主义方面的承诺，葛罗米柯争辩说，那仍将取决于苏联政府的态度，因为只有它才能决定什么是干涉我国内政，或什么不是干涉我国内政。 “我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葛罗米柯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被说服了。这样，从一开始政治局对赫尔辛基会议确定的人道主义原则的承认就含有不照办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在支持葛罗米柯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个人动机主要是想在赫尔辛基会议这样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讲坛上参加签署重要的国际文件。他很容易估计到他在宣传上获得的潜在好处，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当苏联公众获悉他们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战后边界最终确定下来的时候。至于人道主义问题，在国内只需含糊其辞地提一下，不用犬肆宣扬。我告诫他在人权问题上可能会出现麻烦。他对此不屑一顾：“你说人权是什么意思？”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境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他们肯定为这个历史性文件所鼓舞。在真理报上登载这一文件本身就赋予它官方文件的重要性。它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宣言，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苏联领导人的想象。
　　福特总统的处境完全不同。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在他以总统身份出国访问的活动中，没有一次像他的赫尔辛基之行那样在美国引起如此广泛的误解。他指望国内支持他签署赫尔辛基文件，主要的理由是苏联政府实际上最后是被迫在人权问题上承担重要义务的。此外，作为对西方国家承认战后边界的报答，苏联承认“通过和平方式”改变欧洲国家边界的合法性，从而保留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福特政府从未把这些向美国人民讲清楚，而他的反对者则利用了公众对此问题的模糊认识。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于1975年8月1日签署，事实证明它在引发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漫长而艰难的自由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进程最后导致这些国家产生了有助于结束冷战的根本性变化。

　　在会议期间，勃列日涅夫和福特两度会晤，主要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苏联方面认为在确定最高级会谈和勃列日涅夫访美的日期前就此问题达成协议是至关重要的。当他们就要离开赫尔辛基时，勃列日涅夫一时冲动，把福特拉到一边，表示希望福特竞选总统并能够获胜。这就是为什么9月在加利福尼亚两次发生试图刺杀总统的行动引起莫斯科关注的原因。不仅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发了一封急电对刺杀未遂表示庆幸，而且苏联领导人的保安措施也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高级轿车加固到不仅能经受炮火，而且能经受反坦克导弹攻击的程度。

通往最高级会谈的艰难道路

　　基辛格和总统本来已经预见到最后文件将在保守派圈子里遇到麻烦，但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认为签署文件对国内政策有利，对福特的竞选也有利。所以当得到新闻界支持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攻击赫尔辛基文件和福特本人签署了这个文件时，白宫和基辛格感到措手不及。美国的右翼团体，特别是东欧的政治流亡者组织，无情地批评了福特。罗纳德·里根和参议员杰克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国会也表示不满。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推测基辛格插手了赫尔辛基会议，虽然我可以证明他对这次会议根本没有热情。这些批评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即通过福特，美国正式同意欧洲的分裂，把东欧让与苏联，简单地说就是对欧洲实行“雅尔塔划分”，这个划分据说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一致同意的。
　　福特政府被指责为对莫斯科过分宽容，对国际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他们指责缓和对苏联而不是对美国有利，因为它将战后欧洲边界固定下来并确认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保守派也没有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发现任何好处，于是他们指控福特政府在这方面“过分顺从俄国人”。自由派则指责福特政府在捍卫人道主义问题上，特别是在犹太人移居国外问题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困难处境问题上过于软弱。两派人士都强烈抗议福特在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逐出苏联和移居美国后拒绝接见他。甚至向苏联出售谷物也成为反苏活动的对象，其理由是这样做尽管有利于美国农场主，但也会减少国内供应，使美国消费者付出高价。
　　白宫对这种抗议极为关注，总统为此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基辛格说大多数人都将这种抗议归结于选举政治，但总统仍然相信缓和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为了缓和，在大选中出现必然会发生的斗争也是值得的。我认为基辛格对复杂的国内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福特政府是否真正能够在竞选更加激烈、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加时抵制住使苏美关系向右转的诱惑。
　　我向莫斯科报告情况时敦促他们确定新的最高级会谈的日期，我们迟迟没有确定日期已经使白宫和总统感到恼火。而且我们也该考虑在总是很棘手的总统竞选期间怎样处理与华盛顿的关系了我的报告在政治局得到了讨论，并促使它对最高级会谈的日期作了更加明确的答复。他们考虑到苏联计划在1976年2月召开新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而对于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本人来说，到那时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是重要的。政治局希望与福特的会晤将会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于是我在8月13日转达了勃列日涅夫建议在11月下旬或12月上半月访问美国的信息。福特马上建议将会谈时间定在11月15日或12月16日。
　　但是通往最高级会谈的道路十分艰难。中东仍然是莫斯科与华盛顿争夺的对象；美国把苏联撇在一边，独自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调停，促成了一项以色列从西奈部分撤军的协议，勃列日涅夫与葛罗米柯对此大发雷霆。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也在“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例如我们的SS-18导弹——的定义上遇到了新的麻烦。
　　军事技术的发展走在了外交的前面，新的复杂问题在谈判中不断出现。巡航导弹在美国发展得很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导弹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进攻型战略武器。它可以携带核武器从雷达难以测到的低空非常精确地飞向目标。右派人士和军方希望大规模部署巡航导弹将使美国在战略武器方面重新夺得优势。所以苏联方面开始要求限制这种导弹的生产，并将它们纳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规定的数量之内。
　　苏联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轰炸机（北约给它取的绰号叫“逆火式”）。苏联方面声称它是一种中程飞机，因为它不能飞抵美国领土。美国人争辩说，如果在空中加油，它就成为可以打击美国的远程轰炸机，因此应该将它包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规定的限额之内。自然，正如基辛格很久之后承认的那样，美国反对裁军的人对这种远程潜力故意大肆渲染。但实际情况是苏联没有空中加油机，而这些飞机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
　　既然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用意在于使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因此没有前者也就无所谓后者。尽管福特相信最高级会谈本身就有助于他的竞选活动，但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光进行会谈是不行的。他前两次参加的最高级会谈都富有成果。他需要与美国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献给我们将在第二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显然符合他的这种愿望，但美国人却在设置一个新的障碍。
　　10月初，基辛格又施加了新的压力，他告诉我福特政府认为，由于某种“未说明的原因”，勃列日涅夫似乎倾向于把他的访美推迟到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或甚至推迟到次年11月美国大选以后。我回答说，我们的立场一贯是清楚的：必须在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签署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个谅解在几乎一年前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中就达成了。
　　10月7日，在白宫为苏美贸易和经济委员会成员举行的招待会上，总统把我拉到一边，又谈起基辛格讲过的话题。他说苏美关系常常出现周期性的起伏，现在正步入大选前的“困难时期”。反苏院外活动集团控制的大众传媒正在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苏联的移民外问题和人权问题。福特说，他本人作为总统有时候得到的宣传报道还不如安德烈·萨哈罗夫以及其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得到的多，持不同政见运动正在被美国那些反对改善两国关系的人所利用。这些人影响很大，他们既有金钱又有机会，因此能最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他从自己作为总统和候选人的经历中认识到不能小瞧这些人，这意味着他不得不采取小心谨慎的策略。
　　福特说他希望莫斯科理解这一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有许多反对者，其中包括五角大楼。他说那就是为什么苏联一定不能一口回绝美国最近提出的建议的原因。总统说：“让勃列日涅夫给我点什么吧，至少给我点儿具有积极影响的东西，以便使我们能继续用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完全悲观的调子进行对话。”
　　但是莫斯科并不愿意答应这个要求。苏联领导人正受到我国军方的强大压力，他们要求对美国的巡航导弹做出限制。同时苏联领导人低估了国内因素对美国总统的重要性。莫斯科相信来自华盛顿的所有要求只有一个目的——逼迫苏联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苏联领导人也没有注意我们关于政府内部各派存在总统所不能忽视的严重分歧的报告。克里姆林宫深信总统就是老板，他拥有独自作出决定的权力，特别是在他既有愿望又需要达成一项协议的情况下。结果是我们并未试图向总统作善意的表示，而是因袭了固执地拖延争论的旧习惯。我们通常会在最后做出一些让步，但往往错过了时机。我们的让步换来的是因两国领导人不和的加剧而产生的敌意。苏联外交史上留下了很多浪费机会的痕迹。
　　11月初，福特突然宣布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如同威廉·科尔比被免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一样，施莱辛格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乔治·布什被从北京调回取代科尔比。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洛克菲勒已被告知，由于右翼的反对，他的名字将从下次大选的党的候选人名单中删掉。他的门徒基辛格失去了他担任的两个职务中的一个，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一职务由他的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接任。
　　从苏美关系、特别是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角度来看，这次内阁改组不是好兆头。基辛格失去了他每天接近总统的机会，又失去了一些有权势的各部门间联合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政策通常是由这些联合委员会仔细斟酌后制定出来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他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虽然他仍然是一位主要人物。选举中的政治斗争也影响到了他。右翼人士指责他太迁就莫斯科，自由派则指责他太实用主义，忽视了人权和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因素。在国会，民主党人企图通过为基辛格外交设置障碍来削弱国会所认为的“行政部门对外交政策的垄断”。在内阁内部，福特的亲信圈子中的成员（有些报纸把这个圈子称为“大瀑布的黑手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整他。这不能不对基辛格产生影响。我注意到他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动，他的行动也比以前更加忙乱和容易引起争议。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福特政府中主要的缓和鼓吹者。
　　斯考克罗夫特虽然与基辛格关系密切，但是他在军事问题上的观点更加保守。拉姆斯菲尔德支持五角大楼的政策，强烈反对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除非美国能够从中获得明显的好处。而且他让福特相信这是他在竞选中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11月中旬，我与斯考克罗夫特再次会谈时首先祝贺他荣任新职。在以前的几次会谈中，他通常态度有点冷淡，但这次我发现他坦诚得多，这也许是他摆脱基辛格长期支配的结果。斯考克罗夫特说他为我们两国政府间接触的减少和两国领导人相互理解的削弱感到忧虑。斯考克罗夫特承认一些情况迫使整个苏美关系集中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一个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因为某些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原因而复杂化。结果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令人遗憾地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尽管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此外，斯考克罗夫特谨慎地承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在政府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争执，内阁的改组不但没有使之平息，反而使之愈演愈烈。
　　我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我已经私下提请葛罗米柯注意把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完全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危险。他用惯常的冷冰冰而果断的态度回答说，在下一年2月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缔结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是我们此时的主要目标。
　　于是，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最高级会谈在我们两国成了国内政治的抵押品，我们两国很快都将为此付出代价。12月9日，我应邀到白宫会晤福特总统。基辛格与斯考克罗夫特也在场。总统交给我一封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要求把基辛格访苏推迟到下一年的1月。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疑虑，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的日期就一定会被无限期地推迟。
　　福特总统试图事先采取行动，以防右翼指责他和基辛格过于匆忙地缔结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向我解释说，他已经决定等他的新国防部长访问欧洲回国后举行一次正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仔细斟酌美国今后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棘手的问题依然如故，福特的辩解态度并未澈起我对在近期达成一项协议的希望。总统继续说，他想让勃列日涅夫知道，尽管存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对他在缓和问题上的攻击，他仍然打算继续支持缓和。坦率地说，他的保证听起来并不令人十分信服。

情报战

　　福特就任总统几个月后，有人从我们大使馆门下偷偷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美国的某些权力机构正在采取措施打捞苏联在太平洋沉没的潜水艇。好心人。”我把这件事报告了莫斯科，但是我们的海军不相信能从这样深的海底打捞起潜水艇。于是我于3月 29日告诉基辛格，莫斯科对报刊报道在夏威夷附近正在打捞一艘 1968年沉没的装备有导弹的苏联潜水艇一事非常关切。这些报道还说有些船员的尸体已经被抛进大海。我说苏联对此不能置之不理；海洋法规定任何国家沉没的战舰仍然是那个国家的财产。我要求对方做出解释，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打捞活动。
　　“我的情报对你来说肯定不是新闻，”我对基辛格说，并问他是否能够做出解释。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在政府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拒绝详细阐述，因为他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几天后，他正式向我保证，打捞苏联潜水艇的工作已经停止，今后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他说斯考克罗夫特将提供更多的情况。后来斯考克罗夫特给了我一份书面解释：找到6具尸体，其中3具的身份已经辨认出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的通常作法是按照军人葬礼的全套礼节将他们安葬。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同时要求进一步提供情况。但美国方面从未对我们做出彻底的解释。
　　几年后，我们获悉中央情报局订做了一艘特殊船只，表面上是用于海底采矿。这艘船被命名为“挑战者”号，耗资超过3亿美元。它的巨大的水下夹具的真正用途是从1.6万英尺的深海打捞带有导弹和技术文件的苏联潜水艇，并把它放入这艘船里面。苏联海军认为这违反了海洋法：未经战舰所有国政府许可和知晓，不得打捞该战舰。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白宫当然是了解这一切的。福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二天，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来拜访他，他们要求允许继续打捞潜水艇，尽管有一艘苏联拖网鱼船就在附近。福特命令继续打捞。但在打捞过程中，潜水艇的船体断为两截，只有一截能拉起来。白宫还知道打捞起来的尸体在举行全副军葬仪式后葬入大海，葬礼用摄影机完整地拍摄下来。只是在冷战结束后，这部影片才转交给我国政府。

　　基辛格在4月份提出了“一个高度机密而又微妙的问题”，即后来被称为散布虚假政治消息的问题。他说，尽管他们不反对我作为大使与华盛顿的政界人物、包括反对派代表会晤，但莫斯科派遣一些身份特殊的非官方秘使在与美国人，特别是反对派人士进行交谈，在交谈中批评美国政府，建议这些人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讨论现政府时期苏美关系的状况，这又是另一回事。基辛格说这样做只会对总统的反对者有利，总统希望这件事引起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注意。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些事基本上和两类人有关。第一类人是到美国做正常短期旅行的科学家、学者、记者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与各种人接触，表达自己对苏美关系的观点，有时他们的观点是批评性的。他们回国以后，将他们的印象和了解的情况向他们的官方资助机构外交部汇报。他们这样做有时是出于自愿，有时是我国外交机构需求的结果。由于缺乏外交经验及对我们谈判的细节不了解，他们往往在与美国人的谈话中即兴发挥，以便给对方留下自己并非等闲之辈的印象。外交关系专业的学者和教授往往如此。结果他们在华盛顿做出的不足以称道的表演往往是弊多利少。
　　另一类是直接被苏联情报机关利用的人，如记者维克多·路易斯^[2]。他是个可疑人物，基辛格曾特别提到过他。路易斯访问华盛顿时，没有与我们的大使馆接触，我也从未在美国和苏联见过他。路易斯及其同伙在西方独自捜集情报时往往表现出一副比苏联外交官更为了解克里姆林宫内幕的样子。
　　我有一次回莫斯科旅行时曾提请葛罗米柯注意这个问题。他生气地说：“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这种愚蠢的即兴表演的支持者。”我意识到他不愿与情报部门争吵。于是我亲自去找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向他说明这个情况。向美国派遣令人讨厌的人员的做法停止了，苏联公民被告诫避免谈论国内的争执和直率地批评外国政府，尤其是访问美国的时候。
　　与其他人一样，大使们在国内也有个人的对手、敌人和对他心怀嫉妒的人，我也不例外。对于在我国政府和官僚机构中工作的人们来说，我的职位非常显赫。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活跃的大使，在美国有许多朋友和熟人。我和我妻子还到处旅行。这一切在苏联大使中是不寻常的。他们大多数宁愿呆在大使馆内，过一种比较宁静的生活。于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克格勃和外交部里时不时有些传言，说我太“美国化”。至少可以说在苏联这并不是一个奉承的字眼。这件事提醒我得谨慎点。但在这方面我的主要有利条件是：我是中央委员，作为驻华盛顿大使，我与国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党的总书记、总理和许多部长都很熟，其中包括克格勃和国防部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外交部长。
　　接连几任克格勃驻华盛顿官员都知道我认识莫斯科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那些管理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我回莫斯科时，安德罗波夫会邀请我进行持续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的无拘无束的交谈。他重视我对美国的看法，愿意倾听非正统的意见。我在任大使期间还与其他克格勃首脑进行过广泛的交谈。他们是：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3]、维克多·切布里科夫^[4]、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5]。但维塔利·费多尔丘克^[6]除外，他从乌克兰调来接替安德罗波夫的职务。费多尔丘克是勃列日涅夫的门徒，愚蠢而傲慢，后来被切布里科夫取代。
　　我比克格勃驻美国官员更了解美国，通常我获得的政治情报质量更高，他们也清楚这一点。他们搜集的往往是谣传和道听途说，而他们知道我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情报的。我或许会告诉克格勃官员他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我没心要透露我的情报来源，说这或那是从总统或国务卿处听来的。他们知道我与谁打交道，因此不愿意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与我的观点相左。我也会将我发往莫斯科的电报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他们，以便使出自同一大使馆的政治评估的差别不致太大。我们不时在一起讨论与苏美关系有关的外交和内政问题。我也不时建议他们核实他们的情报，或者在莪对情报没有把握时要他们附上一句“这份情报有待进一步证实”的话。
　　在许多苏联驻外使馆中，大使与克格勃官员的个人关系都不正常，只有个别使馆例外。克格勃官员不但有自己单独与莫斯科联络的密码通讯网，而且在向莫斯科提供情报方面常常与大使进行激烈的竞争。也有不称职、放肆的吹嘘、试图显示谁实际领导使馆的情况。总的来说，这种行为并不能证明那些卷入这些低级俗气的争吵的人有巨大的才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干预使馆内部的争吵，甚至召回大使或克格勃官员。我和派驻我们使馆的好几位克格勃官员共过事，在我的大使任内一共有6位，我与他们相处得很正常。我是高级别大使以及莫斯科了解我只是没有发生冲突和摩擦的部分原因。我们的权限划分得很清楚，从来没有出现过重迭。当克格勃官员通过他们在华盛顿的渠道获得重要政治情报时，他们总会告诉我，或常常就情报是否可信向我咨询。而我本人也从不干预他们的情报工作日常事务。他们也不会向我通报他们的具体行动和特工人员的情况，我对此也不感兴趣，因为那是我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只有在他们的情报活动暴露，涉及到两国政府时，或可能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才会处理这些事。由于政府或政治局介入，克格勃官员就必须向我提出报告。例如，在最高级互访期间，我通常建议莫斯科命令暂时停止情报活动，以防止发生公共丑闻的可能性。据我所知，他们照办了。
　　可是我们与我们的情报官员之间确实出现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极不寻常，以致引起了当时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这样地位的人的注意。他想知道美国人为什么常常能够辨认出大使馆中的哪些官员是克格勃的人。我坦率地告诉他，有几个明白无误的标志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这些标志是什么？”安德罗波夫立刻问道。
　　第一，克格勃官员在华盛顿寓所的租金比外交部官员的更昂贵。外交部官员不会在家里举行官方招待会，因为完全没有拨出那笔经费。其次，所有的克格勃工作人员，甚至外交级别最低的都配备有由克格勃付费的私人小汽车。外交部官员，甚至最高级别的官员只可以随时使用大使馆的小汽车，因为外交部没有拨出购买个人小汽车的经费。第三，大使馆官员邀请一位外国人在饭馆就餐时，毎餐的全部费用限于20至25美元，这是大使馆可以报销的最高数额。帐单的其余部分只能由他们自己掏腰包。因此大使馆官员在选择饭馆和点菜方面通常比较谨慎，克格勃官员则不然，他们的帐单可以全部报销。第四，外交部的职员在工作时间按时上班干本职工作，而克格勃官员则花大量时间在城里到处逛。第五，美国国务院通过就具体问题进行的日常工作接触已经认识了使馆工作人员，因此知道他们当中每个人的业务专长。但是克格勃特工人员没有在任何问题上显示出专门的知识，而是对一切都感兴趣。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其中一个使我们在外交部门工作的也知道谁是谁。在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克格勃人员多半保持沉默，不参加一般的讨论，这使他们有别于其他外交人员。
　　安德罗波夫显然对此很感兴趣，并且说他一定会认真加以考虑。我不知道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没有人提到他下达了任何命令，但我毫不怀疑他一定这样做了。在私人小汽车、条件更方便的寓所、饭馆帐单报销和类似的业务开支等许多方面，外交官的待遇提高到了克格勃官员的水平。我国的驻外大使们很久之前就向葛罗米柯提出过其中许多问题，但他置之不理，说外交部必须节约硬通货。然而，安德罗波夫显然想办法让政治局相信这样的问题值得认真注意。

　　相互指责对方搞间谍活动的事被新闻媒介广为宣传，这是引起双方恼怒的一个长期根源。基辛格和我私下讨论过这个敏感问题，他说他已得到授权，建议双方都不要将间谍案公诸于世。他说美国准备私下派代表处理证据确凿的间谍事件以及纯粹的误会，必要时将不动声色地召回涉嫌者。为了避免向新闻界走漏消息，他将亲自与苏联大使讨论这类情况。我表示苏联方面肯定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几天后，基辛格向我通报，总统给联邦调查局局长下达书面指示，规定他的公开讲话中只要涉及到对苏关系都要经总统或国务卿事先批准。基辛格说公务员中纪律日趋松懈，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为福特是合法总统，因为他不是选举产生的。因此政府不得不加强纪律。莫斯科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保证了双方能够比较严格地长期坚持这种秘密而又严厉的规定。
　　双方情报部门进行的情报战的一个更令人惊恐的方面在11月下旬显露出来了。当时基辛格告诉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被怀疑患了白血病，可能是长期遭受莫斯科大使馆内电磁辐射的结果。美国专家推测这种辐射与窃听、破译密电码或干扰大使馆的信息有关。基辛格说如果大使的病被公开，这件事可能成为一大丑闻。因此美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停止辐射。
　　莫斯科指示我否认基辛格所说美国大使馆正在遭受蓄意辐射的指控。我说我们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确定大使馆周围的电磁场没有超过苏联的卫生标准，苏联的标准比美国的低得多。
　　多年后我才了解到产生辐射的真正原因是克格勃试图干扰美国情报机构的电子谍报活动。美国情报机构以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为基地窃听重要的官方电话和无线电对话，并且把大部分窃听到的信号还原和破译。双方的情报机构都试图抵消对方的努力，因此两国多次以不同借口提出外交抗议和反抗议。事情闹到最高层，福特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压力下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停止电磁辐射，但勃列日涅天回答说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电磁场是由工业引起的，对健康没有危害。苏联建议进行联合调查，但美国人拒绝了。一个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特别医疗队用两年时间研究从 1954年到1976年间曾驻莫斯科的近5000名外交官员及其家属的病历，发现电磁场对他们的健康没有影响。卡特政府时期，国务院私下把这个情况通报给我们。同时双方都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
　　公正地说，我应该补充说明我们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也面临过同样的情况。但是，当我们的医生告诉我们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时，我们也就不再抱怨了。我本人不断受到喉部和呼吸器官病症的折磨。我们的医生怀疑这是多年在封闭的电子空间工作的结果。我在使馆里的办公室比其他任何办公室的通风条件都差，因为它的四周是夹墙，夹墙之间长期存在磁场。医生们的一再保证听起来当然不错，但谁能够肯定地说两国使馆外交官的健康从长远来说不会为了冷战而遭到损害呢？
　　在保护互访的美国或苏联的领导人和官员方面，我们两国的情报机构进行了非常冷静熟练的合作。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保护从未失手。不仅如此，它们偶尔还就有人可能暗杀正在第三国旅行的高级官员的图谋交换情报。据我所知，我本人就秘密转交了至少两次来自莫斯科的警告。一次是通告有人准备刺杀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7]，另一次是有人在就越南问题举行巴黎和谈期间试图刺杀亨利·基辛格。
　　但是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从未完全消除。在美国国务院大楼的第11层楼上，国务卿办公室和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通向一个大阳台。国务卿常用这个大阳台来举行夏季鸡尾酒会。从阳台眺望，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对岸华盛顿的全景。1986年结束了驻华盛顿大使的工作后，我要求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寄给我一张从那儿拍摄的风景照，作为我多次愉快地在那儿逗留的纪念。这张照片及时寄到了，上面附有亲切而幽默的题词。他后来告诉我这张照片来之不易。美国情报机构反对将它寄给苏联大使，原因据说是它显示了华盛顿中心的战略要点，虽然照片上既没有白宫也没有其他重要的政府建筑物。上面印有更具有战略价值的建筑的明信片在任何一家商店都可以买到。舒尔茨拒绝认真对待这个理由，把照片寄给了我。我把它挂在我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

^[1] 阮文绍（Nguyễn Văn Thiệu，1923年4月5日——2001年9月29日），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二战结束后参加越盟。1946年叛逃到由法国控制的“越南国”政权。1963年参加了推翻吴庭艳的政变。1963—1964年任南越军事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965年创立全国社会民主阵线并担任党主席。1965—1967年任南越全国指导委员会主席。1967—1975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推行独裁统治。1975年4月21日辞职，流亡台湾。1979年流亡英国。1980年创立“国家人民革命组织”，企图复辟南越。1986—1990年任“越南律师争取重建1973年《巴黎协定》运动委员会”主席。1990年流亡美国。2001年死于波士顿。

^[2] 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1928年2月5日——1992年7月18日），原名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路易斯（Витал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уи），苏联记者。1944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46年被捕并被判处25年徒刑，期间秘密加入克格勃。1956年获释并平反，随即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莫斯科分局工作。此后曾为英国《晚间新闻》和《周日快报》工作。1964年首先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1967年私自出售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给友人的二十封信》手稿。1968年私自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手稿送往西方，企图阻止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境内发表手稿。1969年将《赫鲁晓夫回忆录》寄往西方。1973年代表克格勃赴智利，确保智利共产党人在军事政变后幸免于难。1975年参与了迫使谢列平辞职的活动。1977年首先报告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1987年因病滞留英国。1992年在伦敦病逝。

^[3]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Семичастный，1924年1月15日——2001年1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6年任共青团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克区委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0—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56—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59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9年3—8月任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部部长。1959—196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1—1967年任克格勃主席，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1981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81—1987年任全苏知识出版社社长。1987年退休。

^[4]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бриков，1923年4月27日——1999年7月1日），1941年入伍。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沃罗涅日战役、哈尔科夫战役、库尔斯克战役、捷克斯洛伐克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退役。1958—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61—1963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67—1968年任克格勃人事部部长。1968—1980年期间任部长会议克格勃副主席。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年退休。

^[5]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ючков，1924年2月29日——2007年11月23日），1943年加入共青团。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三秘。1955—195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馆三秘。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助理。1967—1971年任克格勃主席助理。1971—1974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1974—1988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局长。1978—1988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克格勃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同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获特赦。2007年逝世。

^[6]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Вита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едорчук，1918年12月27日——2008年2月29日），1936年入伍。1939年加入格别乌，参加了卫国战争。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莫斯科军区格别乌主席。1950—1954年任驻奥地利中央集团军群格别乌主席。1954—1955年任驻奥地利中央集团军群格别乌副主席。1955—1958年任莫斯科军区克格勃副主席。1958—1963年任莫斯科军区克格勃主席。1963—1966年任驻德国苏维埃集团军克格勃副主席。1966—1967年任驻德国苏维埃集团军克格勃主席。1967—1970年任部长会议克格勃第三局局长。1970—1982年任乌克兰克格勃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5月16日至12月17日任苏联克格勃主席。1982—1986年任内政部长。1986—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92年退休。

^[7] 理查德·麦加拉·赫尔姆斯（Richard McGarrah Helms，1913年3月30日——2002年10月23日），美国外交官。二战期间进入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47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1952—1958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局主管。1962—1966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66—197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1976年任驻伊朗大使。1977年起经营国际咨询公司。1983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200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