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姑息右派使福特丢掉了总统宝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一章姑息右派使福特丢掉了总统宝座

↘安哥拉
↘白宫在缓和问题上陷入混乱
↘亨利·基辛格的临别之言
↘莫斯科如何看待福特与卡特的竟选
↘福特输掉了大选

安哥拉

　　如果说有任何地区冲突的争执使美国人对缓和失望的话，那就是安哥拉。这个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恰好位于非洲凸出部下面，几乎没有几位美国人——俄国人或许更少——听说过这个地方。一向平静无事的安哥拉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拥有祸福相伴的石油。它在1974年4月，里斯本爆发革命，摆脱了萨拉查^[1]的独裁统治，安哥拉趁机宣布独立。安哥拉各派此前一直在为推翻殖民统治而战，此时它们反目为仇，开始内战。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诸如意识形态或其他一些根本性分歧留待受过训练的观察家去评判，但有一点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它们名称上的类似：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解放全国联盟（安盟）。
　　人运的领导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该组织在反对葡萄牙人的斗争期间一直接受我们的援助，但当它转入国内斗争时，援助停止了。然而各派力量很快就开始接受古巴、苏联、南非、美国以及中国的援助。安哥拉成为许多国家实现其国际野心的角斗场，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其自身所具有的实际价值，对安哥拉不幸的人民来说更是如此。虽然这场冲突远未涉及苏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但它还是逐渐演变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最尖锐的地区性冲突之一。此外，它使苏美关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急剧恶化，并且提出了缓和在我们的彼此关系之外是否还有普遍的约束力，如果有，那它是什么。
　　1975年12月9日，福特总统在他的办公室与我举行的一次会晤中谈到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说他对美国在安哥拉的战略利益并不真正感到关切，但是那里发生的事正受到美国人越来越多的注意，并被传媒大肆宣扬为对缓和政策的考验；他还被指责为在又一个问题上向俄国人屈服。福特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报告苏联已经建立了一条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通往安哥拉的空中武器补给线，这条补给线正在被用来运送现在已成为人运的主要攻击力量的古巴部队。他说美国已建立了一条类似的空中补给线，为解阵征募雇佣军也并非难事。但是我们两国真有必要在一个如此遥远、对我们任何一方都无特别价值的地方彼此挑战吗？（我承认这个问题提得好。）因此，福特建议：一、我们联合向安哥拉各派呼吁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同意实行和平解决；二、我们要求所有有关国家停止通过向安哥拉运送武器对安哥拉进行干涉。基辛格给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们带去了类似的信息，但他的话听起来更加咄咄逼人。他警告说，如果苏联继续在远离苏联领土数千英里、与苏联利益无关的地方参与或支持军事行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就将受到损害。
　　12月18日，勃列日涅夫对福特的建议做出了答复，在安哥拉发生的事情不是内战，而是外国，特别是南非直接进行的军事干涉。他说调停有赖于联合国制止外国的干涉，苏联无意于通过“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对抗”或“对缓和政策的考验”的三棱镜来看待安哥拉事件。
　　然而，不仅福特政府，而且美国公众也是这样来看待安哥拉事件的。这些事件对苏美关系产生了影响。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多次就此向莫斯科提出警告。那些自认为在道义上正确的人对我们的报告和论据充耳不闻。
　　12月23日，基辛格再次对苏联在安哥拉所起的作用提出质询，并将其与缓和联系起来。他提出了一个给我们保全面子的建议，即将此事提交非洲统一组织讨论。该组织已经介入此事的调停活动，但未能获得成功。对基辛格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将获胜，而是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应在某个超级大国的外力帮助下取得胜利。
　　然而，安哥拉内战这时已经成为受自身利益驱动的超级大国间的问题。我们支持的人运在首都卢安达组成了一个过渡政府。看起来他们可能会获胜。于是，我们感到我们在安哥拉的代理人比美国的更具有合法的地位。莫斯科指示我拒绝接受基辛格对苏联的指责，并指控美国和它的特工机构阻挠安哥拉过渡政府的正常运作。莫斯科和华盛顿就这样越来越深地在安哥拉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一恶性循环将在那儿持续许多年。
　　对于超级大国形象的考虑只是增加了双方的固执，因为双方都感到不能“失去安哥拉”。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基辛格正确地指出，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我们两国被曾经给我们带来过难以测算的灾难的超级大国竞争铁律所支配。我也有同感，特别是在安哥拉问题上，可惜为时已晚。
　　导致苏联卷入安哥拉冒险的重要机构是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该部多年来受党中央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2]领导。他是我们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的门徒。通过葡萄牙共产党，国际部很早以前就与安哥拉解放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而且此后一直支持他们。苏联外交部与我们最初卷入安哥拉无关，并对此抱有怀疑态度。但是党的高层领导作出了决定。
　　当我与波诺马廖夫交谈时，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由：美国在全球各地卷入许多内战，它正忙于巩固其在埃及和其他地方的阵地，并且推翻了智利合法上台的社会主义政府。那么美国人怎么能把我们支持安哥拉新成立的政府视为破坏缓和呢？难道我们必须屈从于美国人的傲慢和双重标准吗？这种观点最终在政治局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外，政治局觉得我们必须在非洲举起反对中国的旗帜，这样才不会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视为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地区无所作为。
　　虽然克里姆林宫主要将安哥拉问题视为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苏联领导人显然低估了古巴势力在安哥拉的存在对美国舆论和政府的心理影响。在美国，古巴是苏联的代理人的神话对我们特别具有破坏性，1962年古巴危机已经使这个神话在美国扎下根来。然而，是古巴人，而不是我们，最先以派遣他们自己的军队支持人运的方式进行干涉，他们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并未与我们磋商。古巴与当地的政治集团有联系，菲德尔·卡斯特罗当然喜欢给美国人制造麻烦。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举1986年我以苏联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对古巴进行的一次访问为例。当时我们正试图约束卡斯特罗，以改善我们与美国人的关系。卡斯特罗使我明白，正在安哥拉发生的事情是古巴一手导演的。他说：“那是我的命令。”他想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演员，而干涉安哥拉事务是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一种方式。
　　苏联领导人从未考虑过在任何第三国使用古巴部队，但是古巴人以国际团结为借口迅速设法把我们卷进了安哥拉内战。由于党的领导层具有同样的思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可是，支持在安哥拉的古巴人（他们使用的全是苏制武器）正中我们在美国的反对者的下怀，苏美关于安哥拉的对话成了聋子的对话，根本无助于改善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在1月赴莫斯科讨论打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僵局时还提到了安哥拉问题，但没取得任何进展。“如果基辛格想谈安哥拉，那他和索南菲尔特谈就行了，”勃列日涅夫厉声对询问他的会谈议程的一位美国记者说。基辛格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菲尔特先前已经转达基辛格“希望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安哥拉将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这些话容易使人们误认为安哥拉的军事行动直接受命于莫斯科。
　　基辛格回国后开始提出将对苏联实行双重政策，其内容据说是把坚定与妥协、把强大的国防与军备控制结合起来。他还提出了所谓的历史利益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苏联从未在欧洲和亚洲之外拥有任何利益，所以现在也没有。3月，美国政府取消了三次有关贸易、能源和建筑的苏美政府级会谈。美国政府还决定不要求国会为与苏联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正常化立法。合作的精神正在消失，这一点在下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在莫斯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基辛格发现突出的问题依然是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勃列日涅夫接受了基辛格的主要条件，将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的最远射程定为2500公里，但拒绝接受为陆地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限定同样的射程。为了求得平等，他想为它们规定较短的射程。美国的巡航导弹可以从它们的陆地和海上发射场打到苏联领土，而美国领土则在我们的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外。勃列日涅夫作出了更多的让步，保证不将逆火式轰炸机用于洲际飞行，并提交了它的所有性能数据。基辛格似乎感到满意。对巡航导弹的限制也达成了妥协，但基辛格警告说，尽管他的立场与福特一致，但并未得到五角大楼的认可，对他说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附带条件。
　　果不其然，当他回到华盛顿时，军方领导人反对他在逆火式轰炸机问题上所做的交易。新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带头反对签订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1月21日，在白宫举行了一次怒气冲冲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威廉·海兰^[3]私下向我透露，这次争论的结果是一切都被破坏了，美国再次陷入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有始终如一的立场的境地。总统面临着重新制定政策的任务。鉴于他的主要顾问基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项任务是很难完成的。自从竞选开始以来，福特越来越倾向于听从拉姆斯菲尔德的意见，此人像总统一样是来自中西部的前共和党众议员，与总统在许多事情上持有相同的保守观点。
　　因此，福特越来越明显地偏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或至少在大选结束以前将其搁置在一边。由于共和党右翼不断地攻击基辛格，因此不难理解这位国务卿为何会失去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兴趣。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耗费了他许多精力却收效甚微。基辛格在其他国际问题上也遭受了挫折，他甚至在1月向福特递交了一份辞职声明的草稿，但福特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他的处境仍然不妙。他至少在与苏联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上，那安哥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受到来自右翼的公开压力。
　　莫斯科的立场也强硬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苏美合作的基础业已奠定，但他拒不承认安哥拉事件和目前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的困难之间有任何联系。党代会结束时没有采取措施，消除苏联外交政策业已出现的麻烦。不久，勃列日涅夫被提名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并普升为苏联元帅，恰好在缓和势头开始减弱时，他达到了国内政治权力的顶峰。但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人对缓和势头减弱感到担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
　　将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3月1日，当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代表大会进入高潮时，福特屈从于里根及其盟友的压力，公开拒绝使用“缓和”这个词，而代之以“实力基础上的和平” 这个短语。事情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不是朝好的方向。

白宫在缓和问题上陷入混乱

　　苏美关系显然无望在选举年取得进展。除了安哥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外，还有其他一些麻烦。苏联的移民问题和不同政见者问题仍然在政治上遭到指责。喧闹和谩骂式的围攻宣传、敌意的游行、对苏联外交官及其家属的电话威胁、在苏联民航总局驻华盛顿办公室外面的一次炸弹爆炸迫使福特总统公开谴责“这些无耻的行动”。这一切只能在两国外交官中引起进一步的紧张和焦虑，无助于我们在任何问题上的谈判，而这也许正中美国国内像拉比·卡海因那样一些煽动者和政治恐怖主义者的下怀。美国新闻媒介的作用特别具有破坏性，敌视苏联的政治家，其中包括杰克逊、里根和其他一些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它。对于苏联外交官来说，派驻美国破天荒地不再是一种奖赏。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十分不快甚至充满危险。
　　我乘坐我国政府的飞机从莫斯科飞返华盛顿，计划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停留。空中交通十分繁忙。飞机不得不在指挥塔台指定的高度排队等候降落。突然我们与美国指挥塔台失去了联系。有一两分钟，我们的飞行员不得不费力地盯着云层降落。由于空中挤满了其他飞机，随时都可能发生灾难。我们后来获悉，负责我们飞机的调度员是一个反苏组织的成员。在一瞬间，他的感情压倒了理智，拒绝为我们的飞机导航。那位工作人员后来被解雇了。我们决定让此事不了了之，尽管一些美国朋友建议我们起诉他。我们持克制态度的原因部分在于该国普遍存在着对苏联不友好的情绪。
　　勃列日涅夫和福特都不可能没注意到两国关系的恶化。他们交换着信件。4月16日，勃列日涅夫在信中写道，美国领导人的“大量言行只能被视为与建立良好关系背道而驰”，特别是通过军事实力谋求和平的新政策更是如此。他警告说，选举因素“并不能成为使苏美关系中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成果受到损害的理由”。福特答复说，尽管在竞选中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他请勃列日涅夫记住，只有总统和国务卿才有权对外交政策发表官方声明，他仍然是改善苏美关系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接着又坦率地表示，他关心两国关系的原因在于安哥拉事件和他对美国安全所负有的责任，正如勃列日涅夫对他本国安全负有责任一样。增加军事拨款是美国安全的需要。这些通信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大选对苏美关系的干扰日益增强。
　　我们驻华盛顿使馆相信，苏联领导层完全知道在美国广泛出现的反苏运动的情况，但是莫斯科在抵销其影响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莫斯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这些运动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造成的直接结果。因此他们相信只有做巨大的让步才能让它平息下来。美国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施加压力使莫斯科特别气愤，苏联领导人一直认为这纯属我们的内政。
　　在美国地方政治中，国际问题常常被用于获取政治上的好处。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访问莫斯科后对这座城市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来拜访我时提到了他的斯拉夫血统，并且说他没有先入为主的反苏偏见。但是他坦率地解释说，他与别人联合提出带有歧视性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主要动机是想在拥有许多东欧选民的克利夫兰地区再度当选。他的选民们正在为反对与苏联的谷物交易而游说，但是这一活动在12个盛产谷物的州里没有取得成效。
　　卢·哈里斯是一位民意测验者。他告诉我，白宫委托他进行的一次秘密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缓和主要是出于对核对抗的恐惧。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反对派进行攻击，但如果美国在1976年能够与苏联达成一项重要协议，比方说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一项协议，那将会说服千百万美国人支持缓和。另一方面，如果与苏联的关系恶化，那将意味着福特政府的垮台。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百事可乐的董事长唐纳德·肯德尔是一位著名的共和党人，很早就支持和苏联进行贸易和投资。他说他曾与福特谈过选举战略问题，并且批评了他的反苏言论以及过高估计了里根及其保守派支持者的作用。肯德尔说这些人不过是“党内少数人中的少数”。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告诉我，共和党领导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也提出一项类似的建议，并吩咐福特不要理睬里根，要继续推进他的纲领中的积极方面：没有战争威胁的和平。他说总统答应考虑这项建议，但又坚持说他不能忽视里根。
　　福特走政治钢丝的企图也在参议院民主党人中激起了批评性反应，这并不令人吃惊，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对军备竞赛感到忧虑。他记得他的哥哥在1960年与尼克松竞选总统期间利用了与苏联之间存在的令人感到可耻的“导弹差距”，发现了一个政治宣传的新“金矿”。他自己的宣传立刻被军事工业联合集团及其保守的政治盟友利用来扩充军备，这种局面因古巴危机进一步加剧并持续了 10年之久。爱德华·肯尼迪认为他的哥哥满脑子都是强大的美国的思想，他因此而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强大的美国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应对苏美关系止步不前负责。他担心不签定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就会重犯同样的悲剧性错误。
　　基辛格本人向我抱怨说，总统被无足轻重的政客和竞选专家所包围，这些人把防止里根的攻击而不是在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制定进攻性战略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当基辛格于5月10日将福特建议同时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举行签署和平利用核爆炸条约的仪式转达给我之后，这种内部混乱表面化了。勃列日涅夫同意这个建议。但斯考克罗夫特以福特的名义紧急要求推迟举行仪式的日期。斯考克罗夫特说，总统“没有过多地玩弄外交手腕”就不得不很难堪地承认，举行这一仪式的政治时机不好。里根刚刚在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初选中获胜，如果他再在福特的家乡密歇根州获胜，结果可能会是决定性的。福特的国内政策顾问们请求他推迟签署这项协议，而以基辛格为首的对外政策顾问则相信签署这一协议会增加他的当选机会。斯考克罗夫特说，福特“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犹豫之后”同意了国内政策顾问们的意见。5月20日，福特又一次为“令人难堪的局面”道歉，再度要求推迟。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说：“我们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在8月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前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条约最终在5月28日才得到签署。

亨利·基辛格的临别之言

　　6月中旬，基辛格邀请我与他会谈。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讨论，只不过想非正式地谈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那一年中回顾我们的长期关系的几次谈话之一。我已经知道他有点心情沮丧，部分原因在他被迫无所事事，这不符合他的天性。两周前他向我抱怨说，福特劝阻他不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抨击里根。在其保守的顾问们的压力下，福特还迫使他的国务卿取消了在加利福尼亚的两次重要演讲。于是基辛格决定从总统选举中脱身。“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他说。
　　此刻他的脑子里在进行着哲学思考。他说，不管谁在明年上台执政，他的谈判政策仍将是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尽管有些问题仍难以解决。卡特执政的第一年也许会显得比福特更艰难，不是因为他的反苏偏见，而是因为卡特缺乏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并倾向于把它们过分简单化。他估计卡特要花4到6个月的时间来把握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关系。
　　基辛格特别提到卡特具有浸礼会牧师的气质，这意味着他也许会沉迷于在人权问题上进行说教而没有意识到这会被苏联视为干涉。然而基辛格无法预测卡特的政策与福特的政策有什么重大差别，虽然他似乎比福特更有生气，更独立自主。（顺便说一句，甚至在大选以前，卡特就私下向基辛格请教，如果民主党获胜，他建议谁当自己的继任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试图做的一件事是劝阻卡特任命其顾问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为国务卿，因为他发现这位波兰出生的教授过于感情用事，不能以长远的观点冷静地思考问题。）
　　10月29日，即大选前几天，基辛格邀请我去他那里“回顾一下”自1969年他开始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来我们两国关系总的状况及其哲学基础。他称这段时期为“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但目前由于大选而降至最低点。他说两国关系的倒退始于1974年，当时国会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从那时起，苏联的犹太人移民问题促使美国犹太人领袖几乎在苏美关系的所有问题上对苏联持强烈反对态度。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到两国的新闻媒介和舆论。我同意他的看法，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不仅不公正，而且非常愚笨。
　　他还例举了导致两国关系倒退的其他因素。“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在准备起草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期间和协定刚刚签署后向北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使北越人得以在南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并葬送了他谈成的协定。然后是安哥拉事件，基辛格将其诠释为苏联蓄意想打破与美国的全球力量平衡，苏联的行动使美国舆论很容易就接受了反对缓和的观点。他声称我们制定的政策是为了伤害美国，甚至伤害基辛格本人（这不是真的）。
　　我回答说，在某些方面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将苏美关系几乎机械地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所有失败联系起来是不明智的，有些失败是由基辛格自己的失误引起的。说：“我们不是圣人，但美国人也不是。”
　　基辛格用一种抚慰的口吻说，他的话应该被理解为“有关历史的简短的离题话”，他只是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争论，虽然许多美国人持有与他相同的想法。
　　我感到这位智力超群的人处于一种迷惘和焦虑状态中：大选的结果及大选后的情况都让人捉摸不透。福特落选后的第二天，我们再次相遇，他似乎第一次对大选持超脱态度，并且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情。他告诉我，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内心已经明白福特很可能失败，但仍然下意识地排除这种想法并抱着乐观的希望，“正如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时的情况一样”。
　　基辛格对福特没有利用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就，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提出强烈批评。他对福特因缺乏深谋远虑和犹豫不决而未能签署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大加责备。他说他确信，如果福特在基辛格从莫斯科带回一项妥协方案后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如果他迫使五角大楼尊重他的意见，那么早在3月份就可以签署协议了。基辛格确信，虽然协议肯定会在竞选中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来的话，大多数美国人会支持它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确实是决定美国公众对外交政策态度的主要因素。
　　接着是决定下一步干什么的时候了。到那时为止，他并未认真考虑离职后干什么，此刻他仍然未考虑好。他有大量的选择机会，但在他长期担任国务卿一职后，这些选择似乎全都显得乏味而肤浅。他说钱不成问题；他可以用他的名声来挣钱。问题在于找到一个能使他的精神得到满足的工作。
　　尽管他在处理与我国的关系时造成了一些波折，并玩弄了一些政治花招，但亨利·基辛格在福特和尼克松政府时期对苏美关系的总的改善，对确立缓和政府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他作为政治家而取得的一项无可争议的成就，他的国际声誉持久不衰。离开政府后，他仍然像以往那样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从未丧失他的政治家形象，最重要的是，从未丧失他作为首屈一指的国际事件分析家的地位。

莫斯科如何看待福特与卡特的竟选

　　远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很久，莫斯科就不得不确定对福特和卡特的立场，即对他们是支持、反对还是保持中立。8月2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讨论堪萨斯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苏美关系。这次代表大会仅仅以1187票支持福特和1070票支持里根的微弱差距提名福特为总统候选人。我向政治局报告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情况。人们向我提了许多问题，都是有关大选的结果、候选人的立场以及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会议期间，政治局委员们对美国在福特或卡特当政时将执行什么国内政策不感兴趣。没有人问及他们对国内工人和美国共产党员的立场。他们关心的要点是：两位候选人将采取何种对苏政策？谁的政策中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色彩？谁更倾向于竞争甚至公开的对抗而不是合作？谁更支持缓和。
　　莫斯科对福特已比较了解。他在任三年给人留下了复杂的印象。他看上去像一个正派人，想与苏联保持更稳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他的主要观点是保守的，易于屈从右派的压力，因而他对苏美关系持何种立场是难以预测的。
　　卡特在美国享有比福特更倾向于自由派的名声。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一些非官方情报表明，他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感兴趣并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其中包括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强烈鼓吹人权和其他人道主义问题著称，他随时准备在这些问题上与我们进行争执，而这样做只会带来麻烦。维护道德的斗士往往会成为危险的政治家。
　　很难确定倾向两位候选人中的哪一位，最好是在竞选中不偏不倚。不管怎样，外国的干预或者表达我们的偏向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这是我向政治局报告的核心。
　　接下来，会议按照这些思路对这两位候选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没有得出结论，虽然人们因福特是熟人而有点倾向于他。政治局决定保持中立。它的正式指示要求我们“继续与福特政府保持正常的关系”，同时“与卡特的同事保持接触，如果卡特愿意就与他建立直接联系”。苏联报刊受命“以平静的语调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来报道美国大选。使我们担心的是里根成功地使政治辩论向右转，虽然他没有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外交部于10月12日做出的一份分析报告——它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评论说，总统竞选辩论“产生了一些对我们不利的情况……特别是……两位候选人声明的基调都坚持把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作为与苏联打交道的基本前提”。这份报告指出，福特和卡特的外交政策声明“显然反映了美国舆论在苏美关系问题上的某些右翼倾向”，它建议我们继续谋求与华盛顿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同时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动作出坚定的反应。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习惯性的单独会谈。他对美国大选兴趣甚浓，但总是把它看得过分简单。他很生福特的气，指责他没有采取和平候选人的立场反对“蒙昧主义者里根”。勃列日涅夫确信那样将会把“所有正直的美国人”争取过来。他还对安哥拉问题正在被用来反对我们感到气愤，因为他确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再次试图向他解释美国人是怎样看这些问题的，但我的话没有给总书记留下什么印象，他相信“美国的帝国主义者”完全不会认为他在安哥拉没有不良意图。他并没有像美国人正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样试图在安哥拉建立苏联军事基地，而只是在“帮助当地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简言之，他仍然受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我几乎没有能力改变他的看法。
　　令人吃惊的是，他仍然确信改善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的必要性，部分原因是他确实钦佩甚至嫉妒美国的生活水平及经济、科技成就。尽管他私下和我说过这一类的话，但他仍然相信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他确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竞赛中占上风。即便如此，他仍然完全排除了与美国打仗的可能性，因为那将意味着“世界的毁灭”。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证实美国有人断言苏联领导人也许一直在策划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完全是无稽之谈。克里姆林宫害怕与美国打仗。缓和苏美关系是勃列日涅夫的真实目标，虽然他并不完全理解为此必须做些什么。他的信条建立在传统的对外交政策的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之上的。这种方法甚至把和平的关系都硬塞进对抗的模子里，虽然对抗不一定是在战场上。当试图把国际关系看作是不同利益的富有成效的妥协时，美国的右翼人士和勃列日涅夫一样难于理解其中的道理。这样，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美国仍然是主要对手，因为它竭力破坏苏联国内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秩序，因此缓和是有限度的。

福特输掉了大选

　　大选结束了，两位候选人的政治花招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10月30日深夜，我接到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一批犹太领袖人物向福特递交了一份相当于最后通牒的要求，要他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权利。他们说卡特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向莫斯科的一群犹太人发电报表示同情。斯考克罗夫特带有歉意地打电话告诉我，福特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他要求我们“在未来48小时内保持耐心和谅解，直到这场混乱结束”。他许诺说，11月2日大选结束后一切将“恢复正常”。
　　他的诺言没有兑现。卡特和福特所获选票分别为4080万和 3900万，或51%比48%，卡特并没有获得明显的多数，票数的接近足以使福特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感到心酸。我相信福特安抚右派的策略未能奏效。这种策略只能使他的国内政策不稳定。福特的国内政策与这个国家在越战后要求削减军费和置身于像安哥拉这样遥远地区的争执之外的情绪背道而驰。但他仍然未能取得把一切赌注都押在里根身上的极端保守派集团的支持，而公众则对他的外交政策感到莫名其妙。他不仅没有利用战争与和平问题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反而对缓和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尽管公众支持缓和，政府却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预算，同时大幅度削减了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开支。
　　在我看来，签署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是福特在处理苏美关系事务中最辉煌的时刻。此后，他有两种选择：不顾右翼的反对，将其转变为一项正式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或拒绝这样做，从而抛弃他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成就。然而福特犹豫不决。他在竞选期间安抚右派的决定也许使他付出了失去总统职位的代价。
　　当福特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时，70岁的勃列日涅夫却正处于他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一个年迈的病人，他开始相信（并非没有得到政治局中他的心腹的支持）苏联国内外政策的一贯正确性，因而没有觉察到有必要对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当时现实需求进行本来能够广泛实施缓和的变革。思想的僵化、意识形态的惰性和缺乏灵活性只能导致苏联政策的严重失败和最终陷入僵局。
　　外交和谈判一直在苏美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的质量取决于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外交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在感觉良好的最高级首脑会谈中将分歧淹没在香槟和伏特加酒之中，也不是在联合公报的官样文章中掩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找到既保留各自的看法，又不会对重要的战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途径。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失败了，因为他们彼此对缓和的解释模糊不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目标。

^[1]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2年创立葡萄牙天主教民主学院中心。1914年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1916年起在大学任教。1921—1926年任国会议员。1926年参加军事政变，政变成功后短暂担任财政部长，不久辞职。1928—1940年再次担任财政部长。1931年创立“国民同盟”。1932年出任总理，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1968年因病辞职。1970年死于里斯本。

^[2]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номарёв，1905年1月4日——1995年12月21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32—1934年任红色教授历史党组织研究所副所长。1934—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党史研究所所长。1936—194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政治顾问和执行委员会主任助理。1944—194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国际信息部部长。1948—1955年任对外关系部第一副主任。1957—1986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2—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1972—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6年退休。

^[3] 威廉·乔治·海兰（William George Hyland，1929年1月18日——2008年3月25日），早年毕业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1950—1953年服役于美国驻德国军队。1954年起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1969—1973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1974—1975年任情报与研究局局长。1975—1977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77年起在乔治城大学任教。1983—1992年任《外交事务》杂志编辑。1989—1993年任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委员。200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