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吉米·卡特面临的种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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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总统时期：1977—1981

第二十二章吉米·卡特面临的种种矛盾

↘吉米何许人也？
↘第一次友好的试探
↘卡特的新班子
↘与卡特会谈
↘卡特的改弦更张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人权问题
↘莫斯科立场坚定
↘好大喜功的代价
↘“破镜重圆”的尝试
↘为最高级会谈探路

吉米何许人也？

　　吉米·卡特在步入白宫开始执掌总统之职时，相对说来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政治经历，他政绩平平，几乎没有主持国家工作的经验，也谈不上什么全国性的声望。一些富于政治幽默的人称这位佐治亚州的州长为“吉米何许人也”。大选前几个月，杰拉尔德·福特仍然相信他能轻取卡特。驻华盛顿的各国外交使节像多数美国选民一样，对卡特那种相对逸出常规的风度和独到的见解与判断力疑惑不解。他看起来没有明确的纲领，而普通的美国人总能在他的演说里发现他们渴望听到的东西。他显然不属于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在他自己的党内也未得到可靠的支持。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奇才，在公开场合的行为公然藐视所有的规范标准。他虽是一个虔诚的洗礼派信徒，但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却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有时“心存欲望”。所有这一切得以广泛流传并引起争议。一言以蔽之，他在美国政治地平线上竖起了一个崭新而非凡的形象。
　　卡特当选以后，我感到很难预测他将来的行动，因为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卡特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受训后服役于核潜水艇精锐部队，因此我深切地希望他凭着军事和技术方面的经验，能成为一个比他在白宫的各位前任更可信赖和更为稳定的伙伴，在限制核武器谈判方面尤其如此。生活证明情形要复杂一些，结果卡特和他的总统任期充满矛盾，甚至比刚开始所显示的迹象还要严重。许多人还认为他很幼稚。这显然是不对的。我本人敬重卡特及其强烈的精神和道德信念。对于真正的裁军、人权、减灾、环境保护以及适当利用和保护这个星球上所有资源的必要性这样一些全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念，他公开予以强调，在这方面其他总统没有走得像他这样远。
　　美国历史学家们说他这届总统任期古怪反常，而在我国他当政时期则被认为是苏美关系史上不幸的一页。我倾向于同意这一评价，尽管一开始他抱有良好的打算，想和苏联发展稳定的关系。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有许多想法，其中一些确实很不错，但却不具备实施这些想法的能力。他缺乏灵活性。在设法达到最佳目标时，他往往低估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价值的东西。最异乎寻常的例子发生在裁军这个领域。他谋求大量削减核武器，这是他梦中一只美妙的小鸟，但实际上他却放跑了抓在他手里的小鸟，未能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获得批准。
　　有时卡特的表现似乎是想刻意证明，政治乃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格言是不对的。他偶尔不过是运气不佳，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未能发现最为重要的目标，并据以制定其政府的各项政策，然后加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他不明轻重缓急和未能抓住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其主要助手们意见严重分歧。既然他只能依赖一个成分复杂并且很不稳定的联盟，他组成的内阁帮他制定的内外政策就难免充满矛盾。他的政府班子中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冷战斗士，如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1]海军上将；此外，一些稍微温和的人士也在政府里构成一个小圈子，他们是国务卿赛勒斯·万斯、首席军备谈判代表保罗·沃恩克^[2]、财政部长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3]、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4]。
　　这些矛盾使卡特在总统任内深受其累，危机和麻烦不时发生，在与苏联的关系方面尤其如此。但他的个人性格同样也是充满矛盾的，在国家事务和个人事情上，他那些保守看法和温和观点交织在一起。美国的国际地位由于这个国家在越南的赌博失败而遭到严重削弱，卡特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恢复美国的国际地位。于是美国政府宣称不仅有必要加强北约军事力量，而且应与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个三角中的各盟国建立更为牢固的关系。卡特加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切合五角大楼的军事和政治信条，他把苏联当成自己的主要对手和敌人。军事力量被认为是影响国际事务的一个关键性的工具。当卡特就对外事务发表讲话时，我们总能听到布热津斯基的反苏维埃主义的回声。
　　卡特在他就职的最初几天内即提出了人权政策，以将西方的外交政策牢固地置于美国的领导之下。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卡特把它看成是他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延续，把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正在确立的新道德标准，与他视为不道德的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时期形成对照。在调动国内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和帮助弥合由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留下的深深裂缝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起到了辅助作用。但这主要是以损害苏美关系为代价而实行的。
　　在所有这些发生的同时，苏联领导层的元老们坚持实行其保守的国内政策，使国家逐渐陷入经济和政治上都停滞不前的境地。早在1977年初，苏美两国及其领导人似乎都想改善双边关系和减少核威胁，但到了 1980年初，双方关系达到糟糕的地步，缓和已付诸东流，削减核武器条约在美国未获批准，而且罗纳德·里根当选之后重新使用强烈的冷战语言和重开对抗的道路已经铺好。这在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史上，真是颇富戏剧性的一幕。这一时期苏美关系的详细历史及其主要人物，我不打算在此评说。它就像一个错综复杂而花招迭出的棋局，唯一实质性的不同乃在于，结果对局双方事实上都输掉了这盘棋，而缓和政策亦告灰飞烟灭。

第一次友好的试探

　　早在卡特当选之前，我就开始从他的支持者和知己那里了解到他将如何处理政务。J.保罗·奥斯汀^[5]是一名经济赞助人，也是卡特的家乡乔治亚州最有势力的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7月底我应他的邀请参加了一个晚宴。他说卡特想任命他很敬重的迪安·腊斯克做国务卿，但腊斯克断然拒绝，他情愿继续留在佐治亚当他的大学教授。他的第二个可能的候选人是布热津斯基。卡特和布热津斯基都是三边委员会（这是一个由社会各界名流组成的集中处理美国、西欧、日本之间关系的机构）的成员，他们在会议期间彼此日益接近。不过，布热津斯基太爱出风头的个性让卡特越来越感到不安。所以奥斯汀说卡特打算把布热津斯基安排在白宫，让他做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这里他的虚荣心将会有所控制。
　　此后不久，我出席了戴维·洛克菲勒举行的一个晚宴，布热津斯基也是来宾之一。他很可能带着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在苏联人面前炫耀自己。我们已经了解到，他在西方是一位研究共产主义的主要专家，有着古老的波兰贵族血统，二战后他父亲拒绝携家人一起返回波兰；还知道他的儿子娶了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6]的侄女。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观点，使他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共分子。不过他近年来已转向了中间立场。当加入卡特的政府班子的可能性变得明朗时，他甚至开始谈论美苏关系在一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在晚宴的交谈中，布热津斯基显然在极力避免使用过激的言辞，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关于外交政策，他的谈话滔滔不绝而且抽象玄奥，我听完之后表示最好能听到一些更实际的东西，如解释一下福特政府与民主党人在外交政策上，特别是关于苏美关系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区别。布热津斯基特别强调说，卡特将会很容易地贯彻他的外交政策，理由是国会将由他自己党内的成员所控制。但他没有概括出任何本质性的区别，这时洛克菲勒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指着布热津斯基说：“我已经告诉他，我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差别。”
　　我离开的时候感到，洛克菲勒家的人比这位贵宾给我的印象更深，我觉得他们在玩一场实际上没有风险的政治游戏。无论哪一位候选人获胜，他们都能通过自己所资助的人让其了解他们的观点。谁都知道，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基辛格的后台老板，而这次，他兄弟戴维这位著名的银行家则大力支持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里谋得一个显赫职位。
　　几天以后，我在埃夫里尔·哈里曼^[7]家里又参加了另一个晚宴。哈里曼是一个老资格的民主党人，早就成了卡特的顾问之一。哈里曼特别注重的一件事情是，卡特如果当选，将是第一个受过高等技术教育、尤其是了解核技术的美国总统。在哈里曼看来，这说明了卡特何以对“阻止核战争这个现代的核心问题”有着特别的兴趣。他强调说，卡特并不认为美国在任何一种战略武器上谋求优势乃是何等至关重要，相反，他准备与苏联谈判以达成协议，将双方的这类武器限制在“大致相等”的水准。
　　哈里曼想在9月份访问莫斯科，会见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然后向卡特汇报。我很快安排了这次访问，他于9月16日至22日出访。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哈里曼，把他看成一位代表着美国友好意愿的国务活动家，他们一致同意有必要进一步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希望最高级会谈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
　　在政府交接时期，哈里曼成了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他向卡特作了简要的汇报，卡特声称他对这次莫斯科之行感到满意。哈里曼随后向我转达了卡特的反应。卡特最优先考虑的事是就军备控制与苏联谈判，他对此满怀希望，甚至不惜降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确定的关于战略武器的最高限额。苏联提出在中欧裁减军队和武器，对此卡特很感兴趣并表示赞同。但五角大楼的简报给他的印象却是，苏联已经开始在这一地区投入军事力量，这使他甚为担忧。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政治局对卡特竞选胜利作出了迅速的反应。11月4日，也就是大选后两天，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授权我与新当选的总统在就职之前就开始直接对话。葛罗米柯认为，我们特别有必要与一个不同党派的新总统取得联系，因为“在卡特精心制定其对苏政策期间，可能受到美国舆论中的普遍右倾趋势的影响，这种右倾趋势最近正在形成，并且已在这次选举活动中十分明确地显现出来”。他还提议，如果卡特“在行使职权以前就表现出与我们开始事务性对话的兴趣”，那么勃列日涅夫就要以个人名义给他写封信。
　　政治局马上批准了这一计划，同一天我也接到与卡特建立联系的指示。在乔治敦哈里曼的家里，我通过哈里曼开始着手此事。我在接到指示的当天就去拜访了他，这一天正好是他85岁生日。他看上去气色很好，机警灵敏，并乐于做点事情。几天后，他把卡特的反应告诉了我。卡特很重视苏美关系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指示哈里曼转告我，他认为会见勃列日涅夫对于和平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相信首脑定期举行会晤很起作用，也许可以一年举行一次。但在此之前，他对美国的欧洲盟国领导人提出与他会晤的要求要有所表示，这些人对他在竞选声明中提出的进行更密切接触的建议正在作出反应。显然，卡特首先打算的是恢复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影响。但莫斯科不想等得太久，决定继续谋求对话，并且从卡特乐于交换看法的姿态中得到鼓舞。
　　紧接着我从亨利·基辛格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基辛格在去墨西哥短期休假的途中，于11月20日与卡特长谈了6个小时。谈话在佐治亚普莱恩斯卡特的家里进行，大部分内容与苏美关系有关。谈话一开始，卡特就要这位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详细告诉他，1961年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首次会面时的“美苏摊牌”是怎么回事。基辛格对我说这使他有点吃惊。卡特的提问使基辛格感到，这位当选总统对会见他的苏联对手的前景有些担忧，尽管卡特并没有直接这么说。（结果卡特的圈子里有人散布流言，说莫斯科早早地进行试探，有意让新总统栽跟头。风声甚至传到了勃列日涅夫耳里，他在即将离任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8]12月初访苏期间特意辟谣，称之为“恶毒的捏造”。）
　　12月1日，哈里曼带给我一封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信中允诺他一上任就马上行动，议定一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虽然他不受以前那些谈判的约束，他仍会对近两年来所做的一切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卡特希望会谈以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方式来圆满完成。
　　我不免有点警觉起来，便对哈里曼说，我不理解卡特关于他不受以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约束的说法，这些谈判过去一直是以美国名义而正式进行的。哈里曼回答说，他也就这一点问过卡特。卡特解释道，他只是想保留一点权利，以便提议进行某些有可能的新考虑或做一些纠正，如果这样做能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时，他尤其需要有这种权利。但不管怎么说，莫斯科还是心存戒意。
　　不久，为庆祝哈里曼85岁的生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我是宴会上唯一的外宾。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以来的美国权势集团成员济济一堂，许多人发表了演说。哈里曼向客人们致谢，还回忆了他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完全出人意料的是，他情绪激动地呼吁与莫斯科发展友好关系。他说：“苏联领导人也想与美国讲和。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会相信苏联人打算首先发起核攻击。他们也有子孙后代，他们跟我们一样爱自己的孩子们。”

　　苏联领导层对卡特仍吃不准，要求在我们着手行动时不致有任何误会。为了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使缓和恢复元气，勃列日涅夫于1月18日，也就是卡特就职前两天，在图拉发表了一个演说。他不承认苏联在谋求军事优势，还说苏联甚至不赞成把它作为一个有关原则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只不过是想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阻止任何侵略者对苏联发动的进攻（这是我们第一次制定军事力量限度的原则）。他还用我们的措辞给缓和下了个定义：“缓和首先是克服冷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向正常和平等状态的转变。缓和就是在谈判桌上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分歧和冲突，而不是采用武力、恐吓和张牙舞爪的方式。缓和是某种考虑他人合法利益的信任和能力。”他发表这一演说的目的是从莫斯科向这位新总统发出一个友好的信号。

卡特的新班子

　　1977年1月4日，基辛格在国务院他的办公室的一间私人房间里安排了一顿早餐，以会见他的继任者赛勒斯·万斯。我对这个房间甚为熟悉。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一个是就要离任的国务卿，一个是即将上任的国务卿，再加上我这个苏联大使，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见，新闻界对此做了报道。
　　当时的气氛是轻松友好的。基辛格用诙谐的语调说，他要当着苏联大使的面，把他在苏美关系这个领域所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新任国务卿，并提几点建议作为告别赠言。
　　基辛格强调，国务卿与苏联大使之间的秘密渠道，对保持两国的直接对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把我们不留记录的接触、定期的私下会晤、特别直拨电话等一套既定办法都告诉了万斯。万斯对这些细节显然很有兴趣，他马上表示愿意保持这些做法。我不消说也立即表示同意。万斯提议我们相互直呼其名，就像我和基辛格的交往中所习惯做的一样。不过“亨利”就要被“赛”^[9]所替代。
　　基辛格强调，最高级会谈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有着恃别的作用。万斯说他和卡特都同意这种观点，他还向我透露：他和卡特甚至讨论过举行会谈的可能日期，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协议，他声称这个协议在卡特的外交政策中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然后万斯把话题转向人权，我们都知道这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是一个具有刺激性的问题。他说，出于自己的良知和宗教信念，他若干年来一直信奉人道主义的人权观。我回答说，万斯毫无疑问完全拥有个人信仰的权利，但是，如果他的这些观点和信仰被用来影响国与国的关系，特别是导致对我国国内事务的直接干预时，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基辛格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他不愿意由于这类事情而导致公开对抗，并敦促万斯注意避免做出这样的事。万斯把这个话题放在了一边，不过他肯定还会旧话重提的。

　　卡特总统于上任两天后，即1月22日，在白宫接见了各国外交使节。但这次盛大的会见安排得有点非同寻常。各国大使及其夫人走进大厅，总统和他的夫人站在那里依次接见他们。白宫的摄影师们为每位大使及夫人与总统夫妇拍摄合影，供日后让总统在上面题词。每位大使都得到了一张照片作为愉快的纪念。然而这一过程几乎占去了接见的全部时间，因为在华盛顿有130位各国大使和代办。
　　当我们正准备照相时，总统让我转达他个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谢意，感谢勃列日涅夫通过非正式渠道祝贺他的当选。他说，“我盼望和总书记进行有效的个人合作”；他还补充道，他希望与我进行个别交谈，不过他先已委托万斯两天后向我转告他的一些看法。
　　我不禁想起了在白宫与卡特之前的四位总统各自的第一次谈话。他们开始谈话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共同保证进行最高级合作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些保证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和转化了。这位新总统并非华盛顿权势集团的一员，我十分了解这一点，而我们国内却对此毫无所知。不用说，我很想看到他上任后事态将如何进展。
　　1月24日，万斯和我在大使馆我的公寓里共进午餐。他提出在3月份访问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当面解释新政府的各项政策，以此作为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第一步。中心议题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一些抑制军备竞赛的措施，我欣然同意这个主意，表示将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此事，并建议他加以接受。勃列日涅夫果然这样做了，并将访问日期定在3月28日至31日。
　　万斯强调说，卡特深信限制和大量削减核武器储量实在甚为必要。他说，卡特的确考虑要在这个方面进行认真削减。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确定的2400个发射装置的数目可以减少一半，甚至更多。我马上意识到，这将表明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一条崭新的途径；不过，这还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案，虽然当这个方案终于出现时使军备谈判陷入混乱之中。
　　这是我与万斯长期打交道的开端。他办事十分内行，有条不紊，始终如一，而且勤勉肯干。他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做到胸有成竹。他和基辛格不一样，尽力避免抛头露面，喜欢办事时不事张扬。他对苏联的态度以及与苏联的谈判都不带偏见。你可以信赖他的话，这在那个错综复杂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万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步骤都与总统协调一致，力求毫不走样地实现总统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基辛格那么大的回旋余地。
　　万斯同时又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坚信不移，这导致他在1980年主动辞职，因为是年美国为拯救人质对伊朗发动突袭而遭受惨重损失，万斯认为此事与原则有关。这仅仅提高了他的威望和赢得了国内外的尊敬，却使得他在政府里的反对者利用他的正直和良知而捞取好处。他还博得了他的苏联同行们应有的尊敬。在我们见面时，无论是私人交往还是官方会谈，他的行为都无可挑剔，即使美苏两国的立场截然不同，他的一举一动也恰到好处。他从来不使用尖刻的语言以增强修辞效果，在公开场合尤其如此。他是一个乐观、活跃、睿智和平易近人的人，与他的每一次接触，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正式的，都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现在我们仍然不时见面。
　　1月24日我还见到了布热津斯基，以便更多地了解新政府的骨干成员。卡特政府的道路崎岖不平，但如果认为其原因仅在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的个性不同，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和反映了某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情绪和观点。布热津斯基对卡特的政治勇气大加赞许，因为卡特不顾美国军方正在大兴反苏之风，在上任后的第二天就告诉新闻界，他将争取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并采取其他措施抑制核竞赛。布热津斯基当时承认，人们在苏联的军事威胁这个问题上的确过于聒噪不休，这有助于促成公众支持军备竞赛。
　　与此相关，他不无道理地指出，苏联对其武装力量的实情过分遮掩，因而使总统无法让国会领导人、军方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相信，昂贵的军费实在没有必要，在战略武器方面尤其不必开支过大。但军方却从“最大危险”的论点出发，总是要坚持从最大限度来看待苏联的军事潜力。
　　布热津斯基打趣地说，当卡特开始查阅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背景材料时，他惊奇地发现，多年来所有的讨论几乎完全基于美国关于双方战略实力的数据，而苏联方面则从未主动提供过任何数字，这是因为克里姆林宫有保密的癖好。他提出，如果我们采纳相互交换军事情报的做法，将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我与布热津斯基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相互直呼其名，我称他兹比格，他叫我托尔亚）。尽管我们频繁会面，但我跟他的关系不如我与基辛格之间那么有规则。虽然他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感情丰富而聪明透顶的谈话对象。他喜欢讨论概念性的东西，有时难免不去考虑国际关系中具体的现实问题。他虽然掌握了不少情况，但他不仔细研究苏美谈判的细节，通常也不直接参与谈判。他和基辛格不同，没有去过莫斯科；那是国务卿万斯的事情。我得到的印象是，布热津斯基也断定他自己不是谈判的合适人选，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苏联，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莫斯科对此十分了解。但不管怎么说，这绝对没有削弱他在苏美关系方面的影响，假使卡特当初不把他作为一个苏联的主要反对者使用，而是赋予他一些职权，在个别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具体谈判，就像他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在苏美关系中就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布热津斯基和我在他的办公室和我国使馆共进早餐时，通常进行非正式的交谈，我们一直沿用这一有效的方式。我和我妻子及我们的孙女一起到他家做过几次客，我们和他的妻子和孩子见过面，他的妻子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雕塑家。我们还下过棋，不过我们对局的战绩却必须当作国家机密对待。

与卡特会谈

　　在我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见面后两天，万斯于1月26日交给我一封信。这是美国总统给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概述了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卡特赞同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的关于裁军的讲话，并申明“我的坚定目标就是彻底销毁核武器”。他列举了可以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三个领域。一是迅速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二是签订及时有效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三是加倍努力使在中欧均衡裁减常规部队的谈判获得进展。
　　卡特还谈到了在世界动荡地区共同制止危机的必要性，他特别提到了中东。但他又提醒道，他不会对人类的自由和权利漠不关心。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他希望在春天与勃列日涅夫会晤，讨论“我们的分歧和我们的共同利益”。
　　总的说来，卡特的信受到了莫斯科的欢迎，因为它为裁军谈判开辟了良好的前景。同时，他关于人权的声明预示这个问题可能成为经常争论的主题。
　　2月1日，我应卡特总统的邀请造访白宫。我一个人单独走进了这间我十分熟悉的椭圆型办公室，卡特看到我没有带任何人记录我们的谈话，感到有点吃惊。但我向他保证，我会准确地将他所有的谈话报告给莫斯科，就像我过去和其他总统谈话时所做的那样。参加我们会谈的有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国务院官员雷金纳德·巴塞洛缪^[10]。
　　因为苏方只有我一个人，我就轻松地打开了话题，说美方在人数上占明显的优势。我祝贺卡特当选为总统，卡特则很高兴地指出，他来自美国人民中间，只有在这个国家一个普通人才能成为“皇帝”，也就是当上总统。
　　既然说到了皇帝，我就给他讲了一桩历史轶闻。拿破仑有个元帅叫贝纳多特^[11]，被选为瑞典国王。宫廷医生们觉得奇怪的是，当给他检查身体时他从不脱掉衬衫。整个宫廷都对此迷惑不解。直到他死了人们才找到原因，原来在他胸前的皮肤上纹有“杀尽国王”几个字，从注明的日期来看，这是他在法国当革命战士时刺上的。卡特和他的助手们哈哈大笑起来，会谈的气氛于是变得更为轻松了。
　　卡特开始转入正题，要我转告总书记，他真心诚意地希望改善苏美关系。他说，莫斯科根据以往总统竞选的经验，或许认为他也会忘记自己的很多竞选许诺，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尤其如此。首先他认为，在极大地缓和紧张关系从而得以削减军费开支方面，我们所能做的主要事情是建立相互信任，其办法是双方共同接受一个战略武器的最低水准，刚好保证两国拥有的武器数量足以阻止敌方的进攻，而不是多得让人生畏，担心某一方的军火库只需第一击就能消灭对方。
　　那么，这些大致的水准会是什么呢？这使我怦然心动，因为新总统的这个声明可能意味着，他的政策与其前任将有很大的不同。后来的结果的确是这样。
　　卡特回答说，我们双方可以接受“几百个发射装置”这样一个标准，而不是现在的2400个，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限度内按相应的比例减少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数量。他说他已委托保罗·沃恩克拟定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主张。此人曾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现在是控制军备和裁军署署长。卡特建议我们把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排除在外。但我提醒他注意我们长期以来所表示的反对。
　　接着，我提出了主要的问题：我们将如何对待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总统会加以拒绝吗？卡特并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新面貌”可能会有好处。这结果证明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他主张迅速签订一项不包括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在内的简明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然后他想转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主要裁减战略军备，把导弹的数量减少到几百枚，特别是削减重型导弹，这种导弹乃是我们军事力量的脊梁。我清楚地告诉总统，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任何背离，都会在将来与苏联的限制军备会谈中引起严重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必须承认，卡特在提出对军备作出如此裁减时固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但他的这些方案在当时却并不能真正实现。莫斯科觉得卡特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采取了一种浅薄的处理方式，在整个对苏关系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赞成逐步地、分阶段地限制核武器，我们还不打算来讨论更大的削减。我们花了 12年以上的时间，并且在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后，才接受这一处理办法。
　　在和我会面前两天，卡特本人就已收到了五角大楼对他的这种处理方式的反对意见。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12]转交了一份报告，对两国将导弹减至200或250枚作出了分析。这份报告是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同起草的。报告论证说，这样一种低水准将要求对美国的政策作出根本性的改变，还可能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招致重大风险；在阻挡攻击时，就要求完全依赖对敌国的人口和工业进行报复，而且，在这种总的低水准下，一个或几个小小的“核共同体成员”就可能发挥不适当的国际影响。然而卡特还是决定照自己原来的想法办事。
　　关于禁止所有的核试验，他也提出了一个同样包罗甚广的建议；即使英国、法国和中国加以反对，苏联和美国也要达成一个两三年内有效的协议，并用以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同意。
　　总统还带头提到了人权问题，要我相信他在竞选中对这个问题是富于诚意的，就像他对待裁军问题一样。因此他希望，如果他改变以往总统的做法，比方说在白宫接见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或者发表声明支持某个苏联人（从他的话中我们知道可能是指安德烈·萨哈罗夫，这位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由于在苏联国内坚持人权立场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们能够加以理解。他答应不会滥用发表这类声明的权利，因为他意识到这会使我们的关系复杂化，但他出于自己的信仰仍然会不时这么做的。
　　我便提醒他道，勃列日涅夫曾答应不“为难美国新总统”。末了我说，总统先生，您已对此甚表赞同，那么就让我们也别为难莫斯科吧。这样肯定会有益于苏美关系的。
　　卡特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强行对抗。这个话题就此搁下不谈了，但它显然还会留在议事日程上，而且确有可能成为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痛处——我向莫斯科就是这样汇报的。卡特显然相信，他能将他关于人权的公开言论与美苏关系的所有问题分开，并且不带来任何害处。
　　在整个会谈中，卡特都很轻松和友好。我第一次见识了他那出了名的微笑，据说这是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所有美国总统中咧嘴露齿最多的笑法。他在所有问题上的专门知识，他那种立即抓住问题要害的本领，他那种想要详细了解最关键问题的明显欲望要胜过福特总统。他还有一个同样明显的欲望，就是提出他自己的独到的新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并非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这就引起了和他谈话的人的警惕，因为在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谈判中，美国立场的连续性可能受到他这种作风的影响。
　　我向莫斯科汇报了这次谈话的情况，并建议立即着手与卡特发展良好的关系；同时我还提醒说，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人权问题上将来会有麻烦。

卡特的改弦更张

　　在美国，每一届新政府上台，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外交政策的某些变动，卡特政府也不例外。不过，在卡特执政时，高层官员中争议和激烈辩论之多，大概现代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执政时期都难出其右。在他的两个主要助手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这种情形显得尤其突出。这两个人一位是务实稳重的律师，另一位则是精力旺盛和风头甚健的学者；而卡特自己结果又不能下达固定而连贯的指示。这使人联想起俄国诗人伊万·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一只天鹅、一条狗鱼和一只喇蛄组成了一个不调和的班子。
　　于是，卡特的一些主要顾问们就不断争执，都想总统能听取自己的意见。在这场持续的拔河比赛中，布热津斯基越来越有力地把绳子往自己这头拉过来，驻华盛顿的各国使节对此加以密切注视。也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摇摆不定，尤以对苏关系为甚。虽然行政部门一致认为，所谓缓和就是“较量加合作”，但实际上，关于在具体某个时候应着重哪个方面却并无一致意见。布热津斯基把全球战略竞争看得至为重要，而万斯却认为，不应因此而掩盖未来可能合作的重要领域。
　　如果说卡特政府有什么主要障碍的话，那就是他们未能把所有主要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而从中看出其长远意义。卡特和他的顾问们经常凭着一股冲动，抓住一些“热点问题”加以迅速地各个击破，想以此来解决上述主要问题。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或为了安抚有势力的集团，他们有时采取一些但愿能迅速见效的解决办法。毋庸赘言，这种完全缺乏明确的轻重缓急的做法，并不总是能够满足他们自己或国家的长远利益。
　　莫斯科起初有点迷惑不解，不知卡特在对苏关系上到底作何打算。从最初阶段他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活跃的通信联系来看，他的意图似乎是积极而富于建设性的。但是，总不免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从中插进来，导致种种出人意料的结果，使那些支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人颇感困惑。卡特政府表示，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之外，它并不打算将对苏关系作为当务之急，即使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由于卡特背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事情也变得更为困难。
　　卡特的道德方式极大地损害了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他采取这种方式似乎是有意哗众取宠，旨在获取美国大众的支持，与此同时则毫不在乎它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在最初阶段，卡特或许无意使人权问题成为他对莫斯科的政策中一个最富争议的问题。但他的主张是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出来的，走的不是传统的外交渠道。我得出的结论是，卡特觉得一场来势汹汹的反苏运动能够在公众关系方面带来很大收获，而又不会从根本上损害与莫斯科的关系，因为我们极为迫切地想要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结果证明这是大谬不然的。
　　然而莫斯科却认为，卡特是在故意干预苏联内政，目的是要瓦解苏联和东欧的现行体制。事实证明卡特是看不到这一层的，他对我们利害所关的问题感觉迟钝，导致了随后的许多齟齬。不论卡特本意如何，他的政策是建立在将缓和与苏联国内情况联系起来的基础上的。这表明他完全背离了以往几届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与莫斯科的关系陷于紧张状态。苏联领导层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和高层通信与卡特讲明道理，但都白费功夫。苏联方面对卡特的公开批评也于事无补。
　　美国的一些头面人物开始对美苏关系的恶化表示关注，但卡特出于固执和恼怒，对他们的呼吁置若罔闻。他曾对一位国会议员说，他认为没有必要对勃列日涅夫每次打个喷嚏也表示关注。当然，卡特什么时候愿意，也可以冲着勃列日涅夫打个喷嚏。但他这样又如何能与莫斯科建立长远的关系呢？两个国家正失之交臂。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人权问题

　　和福特与基辛格时期一样，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仍然是美苏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不过，新总统和他的班子决心要弄出一个比其前任更好的条约。基辛格曾于1976年提出建议，美国用削减自己的巡航导弹来换取俄国减少其逆火式轰炸机，卡特不喜欢这个建议，认为这位前国务卿做了一笔很糟糕的买卖，它给巡航导弹施加了太多的限制（不知怎么将空对地巡航导弹算在了战略武器的总数之内），而对逆火式轰炸机的限制则太少。他还认为，这个协议把所有战略武器的最高限度定得太高。于是他觉得，在按照他的大胆方式进行谈判的同时，我们也许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的基础上迅速达成一项协议，以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措施，不过须将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排除在外。他知道，我们绝对不会同意将美国拥有很大优势的巡航导弹排除在外，然而万斯带到莫斯科的恰恰是这一妥协方案。
　　布热津斯基觉得苏联外交部是总统新想法的主要反对者，故3月4日卡特通过热线和勃列日涅夫通话表达上述意图时，便绕过了苏联外交部。与此同时，卡特提出了一个新的“全面建议”，对军备进行实质性的削减，还包括全面详细地检查战略轰炸机和多弹头发射器，这事实上改变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框架。苏联的重型导弹数量也将减去一半，大约从300枚降到150枚。卡特的基本方针实际是，美国谋求在苏联现存的军备体系中实行实质性的削减，而只对自己将来的军备体系做一些无关宏旨的削减，以作为交换。
　　美国行政当局内部有些专家认为，苏联人不会就美方的新建议进行谈判，但白宫对这些反对意见却不屑一顾。和苏联谈不谈得拢，在当时显然不是卡特总统和他主要顾问们（也许万斯除外）感兴趣的衡量尺度。他们期待的是很好的宣传效果，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同苏联进行新的谈判。莫斯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些建议及其所依据的全部理论。原本就拖延了的谈判又额外延续了两年，到1979年才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的妥协方案。
　　布热津斯基支持卡特的方式。而保罗·沃恩克这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在与我私下交谈时则批评卡特，认为总统过于草率，过于心急，想在太短的时间内干成太多的事情，没有考虑到另外一方的利益。万斯和沃恩克都主张逐步进行的办法，可是他们不得不听从卡特的指示。两个主要党派之间和美国政府内部的这种争论，使迅速达成裁军协议化为泡影，也损害了我们与卡特的长期关系。

　　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的问题，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是另外两个惹事生非的因素。安德烈·萨哈罗夫写信给卡特，赞扬他的人权政策，卡特随之以私人名义给他回信，并在白宫接见了一些移居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在克里姆林宫激起了日益强烈的不满。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卡特真的相信捍卫人权在道义上是正当的（在这方面他的确应当得到这种荣誉），但他把这个问题视为一个便利的宣传武器，在公开场合不断加以使用，其代价是使苏美未能就两国关系中的其他一些主要问题达成协议。他可能是有意这样做，也可能是出于无心。这一政策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双方都是从道义和政治方面出发的。通过最后的分析，我认为，对我们两国的关系，甚至对我们国家的人权事业来说，这种政策是弊大于利的。如果通过秘密渠道施加持久而强大、但基本上是非官方的压力，同时在苏联领导层感兴趣的问题上开展谈判，在这些方面原本可以取得更为成功的进展。
　　2月中旬，我根据政治局拟定的原文发布了一个特别口头照会，愤怒地抗议美国国务院在亚历山大·金兹堡^[13]的事情上进行干涉。金兹堡是一个主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他后来由于经济犯罪而被捕，其罪行是接受国外资助以支持莫斯科一群人根据赫尔辛基协定监视人权问题。我的照会被转到了阿瑟·哈特曼那里，当时万斯不在华盛顿，他是代理国务卿。哈特曼对我说，他对卡特的正式立场不想作什么补充，但他私下评论道，他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有一种预感，由于卡特政府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实行新的积极支持政策，我们两国的关系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当时万斯私下里透露，美国政府一心关注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可能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甚至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他对此感到越来越担忧。在我对万斯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之后，他甚为不快地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恶性循环。我正式而简洁地回答道：“停止对我国内政的干涉。”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次会谈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两天以后，我与布热津斯基就同一问题进行了会谈。他竭力为卡特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问题的态度进行辩护。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无不自豪地写道，他从一开始即已看出，这一问题是个“绝妙的良机，可使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处于防御地位”。
　　然而卡特自己却未能意识到，苏联领导人会把他的主张看成对他们国内政治权威的直接挑战，甚至看成是想改变其体制的一种企图。如此一来，一个在苏联领导层看来属于纯粹国内事物的问题，却渗透到了我们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之中。

莫斯科立场坚定

　　克里姆林宫立即作出的反应是惯慨、恼怒和深为关切。2月底，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这几个政治局最有影响的成员，向其同僚们散发了一份联合备忘录。鉴于万斯预定在3月间访问莫斯科，这份备忘录把卡特近期的信件和公开言论说成是有意“在我们着手谈判之前就试图把他自己对苏美关系基本问题的处理方式强加给我们”。备忘录建议说，克里姆林宫应该向新总统发出信号，让他知道压力是“不能接受的和徒劳的”。这三位部长还对大量削减核导弹充满疑虑，指责卡特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政治上的蛊惑和宣传”，以强迫苏联作出让步。总之，这份备忘录建议，在美国新政府任期伊始时就对它采取较为强硬的姿态，这在若干年来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中乃是非同寻常的事情。
　　政治局经过仔细讨论之后（出席会议的每一个人都严厉批评卡特关于人权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主张），决定由勃列日涅夫再给卡特发一封私人函件。我于2月27日将这封信交给了万斯。
　　这封重要的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的发展，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这封信的语气生硬而尖锐。它提醒卡特，“提出一些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而放弃“对待具体的新步骤的协调而现实的办式”，将会阻碍控制军备的进展。信中称卡特的姿态“不具建设性”，并直截了当地问道：“双方大量削减核导弹的主张意义何在？……当万斯国务卿来莫斯科时，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变通的办法。”
　　这封信对人权问题采取了更为拒斥的态度，指责卡特同时与勃列日涅夫和萨哈罗夫保持通信联系，说这个“变节者（萨哈罗夫）自称是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并反对苏联与美国发展正常而良好的关系。我们并不主张在国际政治的任何一个领域耗竭我们的耐心，包括苏美关系在内。用那样的方式与苏联打交道，乃是此路不通的。”
　　万斯将信读了两遍。他停了一会儿说，这封信措辞强硬，不过他本人欢迎一位“不搞旁敲侧击”的总书记的直率言词。实际上，万斯承认他不止一次地对总统说过，他处理某些国际问题时过于轻率。他已提醒卡特，不要以为不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就能达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
　　“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万斯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事情如此发展，特别是在公众眼里政策的焦点集中在人权问题上，他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希望勃列日涅夫坦率的信函会使总统看事情的态度有所转变。不用说，我并不完全同意这封信，但我认为总统现在应该收到的恰好是这样的信，这是很有意义的”。
　　万斯和我达成了相互理解；我们毕竟是行家里手。
　　布热津斯基的反应则迥然不同。他在回忆录里称这封信“蛮横无理、冷嘲热讽、轻蔑傲慢，甚至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而且据他所说，卡特同意他的看法。在最高领导人的信函往来中，怒气冲冲的辩论在持续进行着。3月4日卡特回复了勃列日涅夫，在交给我的一封信中表明，他的议事日程几乎没有任何变动。把这封信交给我的不是万斯，而是布热津斯基，后者坚决认为此信是积极有益的。
　　“你现在怎么看？”他问我。
　　我说，卡特的信对我们解决主要问题没有多大的补益；在我们看来，要解决主要问题，就必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的基础上拟定一个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3月16日，我把勃列日涅夫写给卡特的另一封信交给万斯。信中再次强调了我们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并对“提出任何超出国家间关系范围的问题的企图”表示拒绝，例如人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快就走进了死胡同。
　　在我回莫斯科为与万斯的会谈做准备之前，我们进行的这些谈话都没有提供和解的实际可能性。布热津斯基转达了总统的意见：他当政的头一年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政治机会以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对此我当然同意，不过是在什么条件下呢？
　　同时，万斯以一种极为非官方的方式，向我概略地介绍了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设想，他很可能会将这些带到莫斯科。他们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是签订一个全面的协议，新政府当然倾向于这一方案；或者是达成一项较为有限的协定。这两项建议都意味着严重裁减军备，实质上是以减少苏联导弹为代价的，因为一切大量的削减都在苏方。我提醒万斯，这些建议极有可能遭到拒绝。在万斯将这些建议递交给苏联领导层之前，它们的基本内容就被公布出来，这件事使莫斯科觉得，卡特不过是煞有介事，他只是想取得宣传上的胜利。显而易见，万斯只要坚持这些大量削减的主张，他去莫斯科的使命在他还没有离开美国之前就注定要失败；而且，我感到他对自己的立场并无多大把握，但他不得不遵照卡特的指示行事。
　　对一个大使来说，去告诉一位国务卿，他若拒绝一切妥协其莫斯科之行就会失败，这种事是极为少见的；但我在美国已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也知道他在莫斯科将会有什么遭遇。我将我们谈话的情况向莫斯科作了汇报，所以政治局有时间充分地考虑卡特的建议，为我们的答复做准备。

好大喜功的代价

　　万斯于3月28日至30日访问了莫斯科，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他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上遭到了失败。
　　勃列日涅夫对美国国务卿说：“如果美国打算重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那么，苏联将再次提出在欧洲的美国前进基地系统和美国向其盟国转让战略武器的问题。美国政府把苏联销毁一半重型陆基导弹作为首要的要求，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万斯还有第三种选择，实质上就是原来那两个选择的折中。但当他电告华盛顿建议提出这个方案时，卡特批准了由布热津斯基起草的电文，指示他不要这样做。万斯彻底地泄了气，而卡特也感到受到伤害，内心甚为愤怒，因为他的两种供选择的建议如此之快就遭到了拒绝。双方都不同意发表公开声明和举行记者招待会。万斯之行的失败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并在苏美两方都导致了不信任。对这样一个外交上的灾难又作何解释呢？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此事乃是坐失良机。这也许不错。不过，卡特的那些提议，就其效果而言，意味着与长期形成的谈判进程完全背道而驰，尽管白宫已为此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但在万斯访苏之前并未通过外交的或秘密的渠道，充分而有耐心地向莫斯科作出解释。苏联领导层已将其威信的赌注下在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上，把它作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的基础。任何改变这种想法的企图，都会导致苏美关系的破裂；何况当时莫斯科并未准备接受实际削减核武器的主张，只是同意进行某些限制。
　　我以为，对万斯来说最好的可行方案应该是，把卡特关于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基础上拟定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意见带给莫斯科，而苏联方面则紧接着发表声明，愿意马上讨论卡特的全面建议。如果按照这一安排，我们或许能早些举行最高级会谈，重新开始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话，并且消除误会。那样的话，还有可能较早地达成另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不至于拖到1979年维也纳最高级会谈时方告实现。
　　然而，糟糕的策略使很好的设想化为了泡影。所有这些切实可行的计划，结果都在卡特当政初期变成了失掉的良机，使苏美关系走上了一条更为困难的道路，两国彼此猜疑，互不信任。更有甚者，新政府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全面性建议，尽管未经深思熟虑，却成为了一种尺度，使批评者们借此来把任何合理和可协商的妥协谴责为对苏联的投降。总统的建议具有明显的诚意，但过于冲动和激进，它给后来的裁军谈判造成了许多额外的麻烦。卡特本人则公开地押上自己的个人威望，这样做实无必要。他的战术是速战速决和好大喜功，这证明是不成功的。

　　克里姆林宫原本希望，基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项安排而尽早签定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从而巩固在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保持苏美关系连续性，但卡特的计划打破了这一希望。卡特拒绝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项协议，这使勃列日涅夫在心理上深感震动。其实他早该想到，即便他同意卡特的主张，要重新弄出一套控制军备的方案，在政治上乃是不可能的。不要忘记，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曾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引起争论，当时勃列日涅夫如果不是警告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他准备在政治局与他一决高低，他就很难取胜。由于曾发生这种事情，勃列日涅夫当然不可能为了卡特某些甚至更为激进的建议而再次损害苏联的军事实力。
　　在万斯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勃列日涅夫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一项，那就是如何与卡特政府打交道。苏联领导人对万斯之行的失败并不感到吃惊。我以为，卡特也未觉得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在日记里写道，在万斯离开莫斯科之前他已得知，勃列日涅夫觉得他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最新建议是“有意让人难以接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让万斯把这些建议带到莫斯科去呢？

“破镜重圆”的尝试

　　苏美双方愤怒的言词满天飞，在这种情势下，勃列日涅夫于万斯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苏联所做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卡特当局有意运用一种激怒疗法。政治局会议只有一个议题：现在我们该如何与卡特政府打交道。在这次教训之后，下一次将会是什么？我们的政策的主要方针，依然是竭尽全力恢复良好关系与缓和气氛——首先是要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以免华盛顿的敌视情绪变得强硬起来。因此政治局会议决定，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表示安慰，并在信中发出共同努力以解决我们的复杂问题的呼吁。
　　4月4日我拜访了万斯，带去了勃列日涅夫给卡特的一封信，信中欢迎卡特提出具体的建议，表示他“坚决相信，即使是在解决我们两国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方面，也决无可能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我在交谈中发现，莫斯科之行的失败仍深深地影响着万斯。由于我有在华盛顿与另外几届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于是问我个人对苏美关系的现状有何看法。我告诉他，坦率地说，这是近10年来令人最不满意的事情；苏联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努力与新总统建立良好关系，但不到3个月时间，卡特政府竟弄到这步田地，伤害了与他们的关系。我问万斯，总统是否真的相信，苏联领导人一定会接受他带去莫斯科的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
　　万斯试图证明卡特的方式是正确的，说总统一直渴望对话，或许还希望在两个选择之间有个妥协。但当苏方否定这两个选择时，总统和万斯本人便大吃一惊，他的代表团也“深为震动”。他们原来只预料到，苏方在审查他们的提议时会很挑剔，但完全没有想到，总书记几乎没作任何解释就断然加以拒绝。万斯谈到，卡特深为苏方的拒绝所震动，他失去了冷静，把国会领导人召集拢来，想在万斯离开莫斯科之前就发表一个感情用事的声明。当万斯回到美国时，他已经平静下来。
　　万斯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重申，他会于5月在日内瓦继续与葛罗米柯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这是他访问莫斯科期间所议定的），并表示他希望还能讨论中东问题。从整体上看，美国政府似乎正在寻找一条路以走出他们自己跑进的死胡同，或者说，至少万斯本人是这么看问题的。
　　除此之外，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与总统和其他一些官员频繁会面，我发现美国政府在处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正在进行某些改变。我感到美方对回到不公开的外交方式——秘密渠道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方式就是进行定期的、非正式的和非公开的接触。似乎人们已经默认，卡特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公开性方式是走不通的，基辛格的方法反而值得一试。

　　4月12日，卡特总统邀请我到白宫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他显然想回避万斯访苏一事，只打算讨论如何在数月之内就达成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他不知我们是否应该在日内瓦重新开始谈判。我回答说，只要最高层在原则上未能相互理解，由裁军专家们组成的代表团不大可能挽回局面。总统接着问，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根本没有讨论美方的建议，为什么就加以拒绝呢？
　　我答道，苏联领导层深信，美国的建议不可能为我们共同接受的协议提供任何基础，因为在准备这些建议时并未考虑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无疑只会给美国带来好处。卡特要我使勃列日涅夫确信，他决不想搞欺骗以使美国获得利益。他唯一的想法是就广范的问题开始交换意见，首先在核武器的数量上切实进行大量削减，这乃是他的真诚志向。
　　第二天，我在白宫见到了布热津斯基，我们的谈话相当紧张。他看起来似乎是万斯带到莫斯科去的那些建议的主要提出者。他激烈地争辩道，当苏方未作详细解释就断然拒绝美国的建议以后，要进行谈判是有困难的。我们围绕有关这些建议的种种老生常谈的争论点纠缠不清。当时我问他，在他看来，为苏美关系的未来可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厉声说出了他独特的答复：“学会在不断分歧的环境中生活。”
　　然而，公众对万斯访苏使命失败的反应却不利于卡特政府。卡特本人受到来自美国盟国的压力，它们要求提供更大的帮助。与莫斯科恢复接触的唯一途径，就是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尽早举行最高级会谈。卡特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通信中反复提到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另一条途径应当是重新利用秘密渠道。
　　在万斯访苏失败之后，我按莫斯科的指示与万斯和沃恩克作了不公开的见面，其原因即在于此。事实上这些会见就是谈判，使我们在4月底制定了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方案。这一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揽子方案，经过日内瓦和华盛顿的多次会谈后，最终得到了葛罗米柯和万斯的赞同。卡特本人参加了在华盛顿的会谈。
　　这些艰苦的谈判得以继续下来，乃是万斯、布热津斯基、沃恩克和我之间通过秘密渠道不断交换意见的结果，虽然这一渠道已经不如从前那样有效了。与谈判相伴随的是美国和大西洋两岸的激烈辩论。在苏美两个核心战略集团间的平衡之外，美国的盟国提出了欧洲核均势的问题。一般说来，欧洲人的举动甚为反复无常。无论何时苏美谈判进展变得缓慢，他们就批评莫斯科和华盛顿；而一旦出现达成协议的可能前景时，他们又担心被撇在一边。
　　美国对其盟国的呼吁并未置若罔闻。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制定计划，打算在西欧几个国家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给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造成了新的困难。此后不久，美国很快成功地进行了“潘兴^[14]2号”的首次试发，这是一种新的中程导弹。这种导弹如果部署在欧洲，只需8至10分钟即可击中苏联目标，而从美国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要打到苏联则需25到35分钟。
　　新一轮危险的军备竞赛开始了。

　　在莫斯科会议之后，我应亨利·基辛格之邀和他见面。我几乎能感觉到，他个人对卡特在裁军方面的失败有些快意。基辛格说，“卡特在裁军问题上虽然颇有诚意”，但他的麻烦在于他想在各个方面都与以往历届政府有所不同。事实上，他过于追求按他自己的方式办事，以致对其前任所曾采取的良好步骤也不屑于重复。
　　基辛格虽然强调他对自己那位学术同行和政府中的继任者毫无妒意，但他还是认为布热津斯基扮演了一个消极的角色。这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只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在国际关系方面并无经验可言；他广泛摘引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的语句，以怂恿发动人权攻势和抓住其他想法大作文章，从而使总统及其部下相信他的观点。在基辛格看来，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苏美关系的恶化。

为最高级会谈探路

　　万斯访问莫斯科失败以后，卡特政府似乎把恢复美苏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级会谈上。
　　6月3日，万斯就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会晤一事大胆向我们进行试探，他和卡特总统都认为这是改善局面的关键。问题是会谈将于何时何地举行。秋季看起来不错，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圆满完成，总统将很愉快地在白宫会见勃列日涅夫，双方签订协议，并广泛地交换意见。如果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在美国境外的某地举行最高级会谈。万斯强调说，总统是知道他所透露的这些想法的，但政府里没有一个人知晓我们的这次谈话，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和总统都只向前看，而不是回头向后看，并且希望勃列日涅夫的意见不要公开。
　　我在原则上对最高级会谈的主张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我强调有必要在年底前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因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勃列日涅夫在6月11日的回信中确认了这一点，表示可在秋季或最迟在当年底通过最高级会谈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
　　但卡特一周后的答复并未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问题。卡特相信，他与勃列日涅夫越早会面，对苏美关系就越有好处。当时苏美关系正在恶化，要扭转这一局面，促成及早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唯一的途径乃是在9月或者10月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我个人认为最高级会谈可能有助于挽回这种形势，因此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一建议。
　　政治局仔细讨论了卡特的要求，紧紧扣住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摆在第一位的原则，但决定采取更为灵活的办法，并静观其变。葛罗米柯是这一方针的主要支持者，他将在9月会谈时试探出万斯的态度，这样做也能确定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取代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除掉了他的另一个反对缓和的劲敌。
　　我迄今仍然觉得，推迟最高级会谈并把它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挂起勾来，这是我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当然，还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正如后来我与葛罗米柯争论时他所解释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当时已经健康不佳，他感到如果没有一份拟好待签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做为保证，要他与卡特就诸多广泛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复杂讨论是甚为困难的。葛罗米柯也抱同样的想法；事实上也许正是他这样提醒勃列日涅夫本人的。
　　7月8日，当我陪同苏联科学院的著名人物弗拉基米尔·基里林^[15]来到白宫时，卡特个人介入进来。他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告诉勃列日涅夫：“我真的很想和他见面。这很重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能达成一致，我就准备与他会谈。请告诉我，勃列日涅夫觉得什么时候方便，我马上就重新发出正式邀请，请他到美国来。”

　　9月底，葛罗米柯来华盛顿参加例行会谈，同时到纽约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苏美双方都有心很快进行最高级会谈。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就解决中东问题的原则拟定一份联合声明。
　　10月1日，万斯和葛罗米柯在纽约发表一个声明，号召在日内瓦召开一次由两国联合主持的国际会议。这次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亲密。这一突然出台的声明马上引起以色列的敌视，其反对的理由是此事会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牵扯进来。以色列的立场得到了美国势力强大的院外集团的支持。万斯因此受到美国新闻界的攻击，内心甚为不快。后来我从他的助手马歇尔·舒尔曼^[16]那里得知，“从白宫打来了一个愤怒的电话”。这个电话很可能是布热津斯基打的。
　　卡特退却了，并在戴维营着手与萨达特和贝京^[17]分别进行谈判。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总统，抗议将苏联排斥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我以为，这是卡特政府失去的又一次联合行动的机会，是由美国国内的争论和政府本身的不协调所造成的。
　　9月23日和27日，葛罗米柯与卡特在华盛顿白宫举行了重要的会谈。美方出席的有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其他一些人，苏方只有我和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年科给葛罗米柯助阵。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经过艰难的讨论之后，卡特终于同意不再坚持削减苏联的重型导弹，将其限制在现有的308枚这一水准上，而美国则一枚也没有。苏联则相应地作出一个重要的让步，同意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计划实行固定的限制。双方同意将空对地巡航导弹的射程限制在2500公里。苏联同意不把逆火式轰炸机开发成战略轰炸机。美国战略轰炸机上携带的巡航导弹也被施加了限制，将其纳入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器的数目内。鉴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将于10月到期，卡特和葛罗米柯同意对该条约继续予以尊重，直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生效。卡特的激进计划被平静地搁在了一边，转而寻求更为现实的进展。
　　卡特预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几周”内就能达成协议，但关于具体问题的艰难谈判却摆在前面，一直持续到1979年才告完成。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谈判固然复杂而费时，但这次延滞的主要原因则在于美国的政治势力、甚至政府内部的一些人要求苏方作出更大的让步。这股势力的代言人是杰克逊参议员，此人还使自己成了一个人权斗士。
　　在9月23日白宫的会谈中，卡特提出讨论苏联的人权问题，结果招致尖锐的反击。葛罗米柯坚决要求美国不要插手苏联的国内事务。卡特谈到保护持不同政见的阿纳托利·夏兰斯基^[18]的问题。此人抨击苏联的人权政策，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在莫斯科也颇有名气。
　　“夏兰斯基是谁？”葛罗米柯冷冷地问道。卡特看上去有点迷惑不解。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夏兰斯基？”他惊奇地问。
　　“没有。”葛罗米柯还是那么泰然自若地答道。
　　卡特不知所措，只好放弃了这一话题。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觉得葛罗米柯的外交技巧的确过人，他竟用佯装不知打发了如此敏感的问题。
　　不过，当我们上车回大使馆时，葛罗米柯压低嗓门问我：“夏兰斯基真的是个什么人。给我多谈点他的情况。”
　　这下轮到我惊奇了。看来他的确不大知道有关夏兰斯基的情况，这是因为他曾指示其莫斯科的下级，不要用他视为“荒唐”的那类事情来烦他。
　　当葛罗米柯准备离开卡特的办公室时，总统送给他一份出人意料的纪念品：一套按比例缩小的苏联和美国的导弹木制玩具。葛罗米柯似乎不大喜欢这份礼品，因为它用图形显示，和美国战略导弹的结实的军火库相比，苏联导弹的外形较大，品种更多。后来他把这套东西给了我，说他不喜欢“玩玩具”。卡特的这套纪念品现在仍放在我的公寓里。

　　在美国参议院最后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的斗争中，关键人物结果恰好是我们的老对手杰克逊参议员。在苏联贸易部长访美的一次会谈中，卡特总统提醒我，扩大苏联在美国的商业机会的贸易立法要获得通过，其关键也在于杰克逊参议员。我们根据卡特总统的个人提示，作了最后一次把他争取过来的尝试。中国已经邀请杰克逊访华，因此，卡特建议勃列日涅夫同意邀请这位参议员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表示应允。
　　我于11月中旬拜访了杰克逊参议员，以若干名最高苏维埃委员的名义邀请他访问苏联。他无疑很高兴，并问他能否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回答说，我相信他会有这样的机会。
　　杰克逊对我转达的邀请表示谢意，说他无论如何将在转年3月访问苏联，那时国会事务不会十分繁忙。他强调说，尽管他并不赞成苏联所有的政策，但他仍在寻求改善与我国的关系。他认为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开始积极的对话。
　　但在具体的问题上遇上了麻烦。转年3月，杰克逊参议员邀请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我在那里首先见到的是他的助手理查德·珀尔^[19]。此人是顽固反对苏联的死硬分子，曾起草了许多批评我们的声明。在这前一天的外交招待会上，珀尔遇见了我的一个副手，便告诉他说，苏联大使邀请杰克逊访问莫斯科，这一手很漂亮。杰克逊参议员感到很高兴。不过珀尔本人仍强烈认定，可能会发生一点什么事来阻碍这次访苏之行。
　　珀尔见到我时面带微笑，表示希望参议员和我能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但他说话的口气却有嘲讽的味道。我进入杰克逊的办公室时，马上觉察到参议员有点儿窘迫。原来，他要求苏联政府允许他在莫斯科与那些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召开一次会议，同时由西方新闻界加以报道。他承认自己在使情况复杂化，但他认为他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其理由是他乃一个尽人皆知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辩护人，如果他访问莫斯科时不会见他们，就未免有点不合情理。
　　我问杰克逊参议员，他在莫斯科究竟想见谁，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持不同政见者。他说他愿意与他们都谈谈。当问及他是否意识到这个新的要求终究会给他的访问带来麻烦时，杰克逊说，他很能理解“勃列日涅夫的困难”，但这些仍旧是他访苏的条件。
　　不久，我把莫斯科的答复转交给他：“我们邀请参议员访问苏联是从积极发展两国关系的需要出发的。参议员却把我们同意他会见一群与我国制度公然对抗的人作为他此次访问的前提，即使从变通的角度考虑，似乎也能看出这两者是毫不相干的。”
　　杰克逊的访苏终未成行。

^[1]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1923年12月1日——2018年1月18日），1943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1961—1962年期间参加越南战争。1971—1972年任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系统分析部主任。1972—1974年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1974—1975年任第二舰队司令。1975—1977年任北约驻南欧军队总司令。1978年退役。1977—1981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81年以后历任讲师、作家和电视评论员。2018年去世。

^[2] 保罗·卡利顿·沃恩克（Paul Culliton Warnke，1920年1月31日——2001年12月31日），美国外交官。二战期间进入海岸警卫队服役。19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法学院，同年开始担任律师。1967—196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7—1981年任首席军备谈判代表兼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1981年以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2001年去世。

^[3] 维尔纳·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erner Michael Blumenthal，1926年1月3日—— ），美国经济学家。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39年流亡中国。二战期间滞留在上海。二战结束后进入美国空军工作。1947年移居美国。1954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同年留校任教。1955—1957年兼任新泽西州劳工仲裁员。1957年起经商。1961年加入民主党。1961—1967年任副国务卿兼贸易顾问。1964—1967年任关贸总协定美方首席谈判代表。1967年以后继续经商。1977—1979年任财政部长。1979年被解职。此后继续经商。

^[4] 小约瑟夫·安东尼·卡利法诺（Joseph Anthony Califano Jr.，1931年5月15日—— ），1955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同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1958年退役。1961—1962年任国防部总法律顾问特别助理。1962—1963年任陆军部长特别助理。1963—1964年任陆军总顾问。1964年任驻美洲国家组织调查委员会代表团首席法律顾问。1964—1965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长特别助理。1965—1969年任总统首席内政助理。1969年起担任律师。1977—1979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1980年以后继续担任律师。1987年短暂担任纽约州诚信委员会主席。

^[5] 约翰·保罗·奥斯汀（John Paul Austin，1915年2月14日——1985年12月26日），美国商人。1936年参加了柏林奥运会。1940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1949年进入可口可乐公司工作。1962—1966年任可口可乐公司总裁。1966—1970年任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1970—1981年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1972—1981年任兰德公司董事会主席。1981年退休。

^[6] 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1884年5月28日——1948年9月3日），1918—193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1935—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38年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流亡英国。1939—194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统。1945年回国。1945—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48年逝世。

^[7] 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年11月15日——1986年7月26日），美国商人、外交官。出身于商人家庭。191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5—1917年任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副总裁。1915—1946年任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董事。1917—1925年任商船制造公司董事长。1920—1931年任哈里曼工厂主席。1922年起经商。1925—1928年任苏联格鲁吉亚锰矿特许权合伙人。1931—1942年任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46年任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1934—1935年任国家复兴管理局局长特别助理。1937—1939年任商务部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1941年任总统欧洲特使。1941—1943年任驻英国首相特别代表兼驻苏联特别使团团长。1943—1946年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4—10月任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商务部长。1948—1950年任马歇尔计划协调员。1950—1952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51—1952年任北大西洋国防计划委员会主席。1951—1953年任共同安全局主任。1955—1958年任纽约州州长。1961年1—11月、1965—1969年任无任所大使。1991—1962年任老挝人定居问题国际会议美方副代表。1961—1963年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1963—1965年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68—1969年任越南战争和平谈判总统特别代表。1969年任总统自由勋章。1976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外交政策工作组主席。1986年去世。

^[8] 威廉·爱德华·西蒙（William Edward Simon，1927年11月27日——2000年6月3日），美国商人、慈善家。早年曾服役于美国陆军。1952年起经商。1973—197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兼联邦能源办公厅主任。1974—1977年任财政部长兼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1975—1977年任东西方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1977年以后继续经商。1977—1981年任美国奥委会财务主管。1981—1985年任美国奥委会主席。1985—1997年任美国奥林匹克基金会主席。2000年去世。

^[9] 赛（cy）为“赛勒斯”（cyrus）的简称。——译者

^[10] 雷金纳德·斯坦利·巴塞洛缪（Reginald Stanley Bartholomew，1936年2月17日——2012年8月26日），美国外交官。1968年进入国防部工作。1977—1981年期间历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雇员、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主任。1983—1986年任驻黎巴嫩大使。1986—1989年任驻西班牙大使。1993—1997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97—2011年任美林投资银行欧洲区副主席兼意大利区主席。2012年去世。

^[11] 卡尔十四世·约翰（Charles XIV John，1763年1月26日——1844年3月8日），原名让—巴蒂斯特·儒勒·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法国军事家，瑞典贝纳多特王朝国王。1780年入伍。1787年参加法国大革命。1797年参加雾月政变。1799年任战争部长。拿破仑称帝后被晋升为元帅军衔，并于1804—1806年任汉诺威总督。1807—1810年任汉萨同盟总督。1810年被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收为养子，并选定为王储。1812年与拿破仑决裂，并同俄国结盟。1812—1818年任瑞典摄政。1814年指挥瑞典—挪威战争，迫使挪威与瑞典合并为联盟国家。1818—1844年任瑞典—挪威国王，在任期间励精图治。1844年驾崩。

^[12] 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1927年9月19日——2019年1月4日），美国核物理学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4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2年起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1961—1964年任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工程部主任。1965—1969年任空军部长。1969—1977年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1977—1981年任国防部长。1981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1年以后在大学任教。此后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主席。2011—2019年任能源安全委员会委员。2019年去世。

^[13] 亚历山大·伊里奇·金兹堡（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Гинзбург，1936年11月21日——2002年7月19日），苏联记者、人权活动家。1959—1960年期间出版《语法》（Синтаксис）诗歌年鉴。1960年被捕并被判处2年徒刑。1966年因编纂白皮书文集再次被捕。1967年被判处5年苦役。1974年与人合作将索尔仁尼琴的手稿送往西方出版，同年4月领导莫斯科赫尔辛基集团。1977年被捕。1978年被判处8年徒刑。1979年被驱逐到美国。1979—1990年任《大陆》杂志编委。80年代移居法国。2002年死于巴黎。

^[14] 约翰·约瑟夫·潘兴（John Joseph Pershing，1860年9月13日——1948年7月15日），绰号“黑桃杰克”，美国军事家。188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890—1891年期间参与镇压了印第安人起义。1898年参加美西战争。1899—1901年期间参与镇压了菲律宾人起义。1905年任驻东京大使馆武官。1908—1909年任美军驻巴尔干地区军事观察员。1909—1913年任美属菲律宾摩洛省省长。1916年参与镇压墨西哥革命。1917—1918年任美国远征军司令，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1924年任陆军参谋长。1924年退役。1948年逝世。

^[15]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基里林（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ириллин，1913年1月20日——1999年1月29日），苏联物理学家。出身于医生家庭。1936—1938年、1941—195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7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5年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任部长会议新技术国家委员会副主席。1955—1962年任苏共中央高等学校科学司司长。1956—1961年、196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62—1963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副部长兼中央科教机构部长。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65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63—1966年任《苏联科学院公报》主编。1965—198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科学技术国家委员会主席。1963—1966年任全苏“知识”教育协会董事会主席。1969年当选为保加利亚科学院外籍院士。1980—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高温部主任。1982—1999年任《能源》杂志主编。1985—1988年任苏联科学院物理技术科学与动力工程系院士兼书记。1988—1994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顾问。1999年逝世。

^[16] 马歇尔·达罗·舒尔曼（Marshall Darrow Shulman，1916年？月？日——2007年6月21日），美国外交官。早年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信息官、国务卿苏联事务特别顾问、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哥伦比亚大学苏联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17]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1913年8月16日——1992年3月8日），以色列政治家。出身于一个俄国波兰裔犹太人家庭。1935年毕业于华沙大学，同年开始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39年流亡立陶宛。1940年立陶宛并入苏联后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41年获释，参加波兰军队。1942年移居巴勒斯坦，领导一支犹太复国主义起义军，曾遭英国悬赏缉拿。以色列独立后，率起义军并入国防军，并于1948年创立以色列自由党。1948—1983年任国会议员，并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1967—1970年任民族团结政府不管部长。1973年创立利库德集团并担任党主席。1977—1983年任总理。197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3年退休。1992年去世。

^[18] 内森·夏兰斯基（Ната́н Щара́нский，1948年1月20日—— ），原名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夏兰斯基（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Щара́нский），俄罗斯工程师、数学家、翻译家、人权活动家。出身于记者家庭。早年毕业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1974年参加莫斯科赫尔辛基组织，并担任萨哈罗夫的助理兼翻译。1977年被捕。1978年被判处13年徒刑。1986年被驱逐到以色列，同年创立犹太复国主义论坛。1995年创立以色列民族团结党。1996—2003年任以色列议会议员兼民族团结党党魁。1996—1999年任工贸部长。1999—2000年任内政部长。2001—2003年任副总理兼建设部长。2003年大选失利后，由于财务破产，被迫将民族团结党并入利库德集团。2003—2005年任耶路撒冷事务部长。2005年辞职。2006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2008—2018年任犹太代办处主席。

^[19] 理查德·诺尔曼·珀尔（Richard Norman Perle，1941年9月16日—— ），美国政治顾问。1964年毕业于南加州大学。196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MBA学位。1969—1980年任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办公室职员，1972年参与起草《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削减核武器。1981—198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鼓吹新保守主义。2001—2003年任国防政策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主席，在任期间积极主张出兵伊拉克。2003年因财政丑闻被迫辞职。2006年担任卡扎菲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