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四章 与卡特举行最高级会谈
恢复军备竟赛
在卡特总统任内后期，困难重重的国内经济，美国国际威望的跌落，再加上面对二者似乎日益无计可施的总统，都促使美国内部出现了一种茫然失措的思想意识。为了让美国逃避面临的种种问题，国家主义者、极端保守主义者以及过激分子主要靠着加快政策的军事化和军备竞争步伐使各自提出的观点、思想以及济世良方得到广为宣传。沙文主义由此出现，给对外政策增加了反苏的压力。整个这一年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无不被利用于达到这些目的：伊朗革命和美国人质被扣、巴拿马运河条约、越南在柬埔寨的驻军、尼加拉瓜革命、石油问题和美元疲软、中东的局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古巴的一支苏联旅、欧洲的核导弹以及最终的阿富汗动荡。无论如何，美国外交政策遇到的许多困难和挫折都归咎于苏联，已经过时的红色恐怖这时换上了新面孔。
美国在军事上落伍于苏联的说法也随之问世，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政府方面讲，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计划，或者是布热津斯基就美国利益所谓的“生死攸关范围”受到苏联威胁而提出的“地缘战略”概念和理论，如从兴都库什山脉延伸经过伊朗、中东、土耳其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终端这一地区，布热津斯基将之夸大描述为一个“危机的弧形带”，它把从巴基斯坦到埃塞俄比亚的长宽地带拦腰切断，对中东石油国家形成包围之势。这种理论有利于进行成功的宣传，无非使众多的时事评论员词汇增加和《时代》杂志的封面赫然醒目而已。
美国政治形势的独特性表现为，极右势力比其他政治力量更为巧妙地和有力地投大众情绪所好，缓和进程由此受到破坏。卡特政府的反应是继续扩充武装部队，由于承诺在和平时期以空前速度提高未来年月的军费，这就使拨款比例出现新的变化，就是在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这种速度也是有增无减。
苏联领导层日益把卡特视为敌对总统,不惜一切恢复军备竞 赛。苏联军工联合企业不无庆幸地加快制定军火生产计划。苏联军队介入非洲和其他局部冲突更是显而易见，最终发展成对阿富汗 的直接军事干涉。对苏联境内不同政见者的审判也促使美国国内 的反苏情绪日盛。
在苏美关系中，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外，整个政治气候的不稳定性对裁军谈判产生了消极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经济、文化和其他联系蒙受其害，而这些联系在双方多年的巨大努力之后，已成为我们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1980年1月4日，卡特宣布对苏联实行广泛制裁，这是美国对几天前苏军作战部队进入阿富汗支持该国政权而做出的反应，此时，苏美关系的紧张程度已达到顶峰。制裁包括中止参议院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辩论，减少或取消在我们双边关系的许多领域达成的若干协议。卡特政府宣布，美苏关系进入长期对抗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为止。
1979年初，万斯邀请我概括地谈谈我在外交方面的看法。1月5 日我们进行了会谈，一开始就谈到总统对我们近期就美国主要官员所发议论抱怨的答复，这些官员有意把苏联描述为敌国或潜在的敌国。万斯说，总统已经非常认真地捎来口信，承认他本人不是没有错误。
我说，莫斯科当然要注视卡特，但我还是提请万斯注意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一种新的评论方式，他们认为，未来对美苏关系挑战的一个主要焦点将集中于第三世界原料上的对抗，据称苏联尽管拥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正试图从美国手中抢夺原料。万斯表示同意，谈到近期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理论没有经过认真分析，分析就被公诸于众。
万斯告诉我，他和总统已经详细考察了政府在卡特任内余下两年内的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他们一致认为以下三个领域应予优先考虑：
——东西方关系，尤以苏美关系为关健，以及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束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开始。
——美元的巩固（它已经落到空前的低点，必须得到德国与日本庞大的信贷限额的支持）以及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严重经济分歧的解决。
——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万斯谈到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东南亚和南非是相对不太紧要的地区，然而这些地区能够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总环境和本政府的优先考虑之事，当然其中之一是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我们一致认为，尽可能早地结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比其他事情更为重要。事实上，正是这些想象中较为次要的地区把它们自己推到了世界事务的前列，使卡特任内后半期美国与苏联的雄伟大志化为乌有。给美国造成麻烦的无非是伊朗，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是阿富汗。
卡特竭力争取举行最高级会谈
2月27日，卡特总统邀请我在他的官邸进行了一次讨论，以消除我们对他维持良好关系之兴趣的疑虑（这是他颇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在下一年将面临着重选）。苏美关系的不稳定状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拖延已开始使卡特颇感不安，所以他决定亲自干预事情的进展。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也在场，因此我能看得出谈话气氛非常严肃。一个话题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与之相连的维也纳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另一个话题是中国。不过从卡特语气上看，二者是同等重要的。
卡特在日记中回忆说，他打算向我强调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 他对近期苏美关系恶化的忧虑以及我们共同使之改善的需要。实际上，他所谈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
总统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想要勃列日涅夫知道，他觉得作为总统的最大责任是保持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他执政前两年期间，两国关系未能取得进展，对此他深表遗憾。他真诚地希望尽早举行最高级会谈；他说，重要之事是会晤和交换看法，他理解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即纵然谈判已经使最高级会谈延误了两年多之久，但它应该以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为标志。不过在卡特看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已接近尾声，所以最高级会谈似乎近在咫尺，他正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总统希望最高级会谈在美国举行，如果医生建议勃列日涅夫不宜长距离飞行，会谈也可安排在一个中立国。“我愿意向苏联主席保证，”卡特在结束这一话题时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一经签定，我打算使用我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向人民直接呼吁，说服参议院批准这一重要协议，尽管就今天我们参议员的情绪而言，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恰恰在一年之后，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本人请求参议院推迟批准这一协议，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讽。）
总统接着就把话题转到了与中国的关系。2月17日中国入侵越南之后，勃列日涅夫与卡特在热线上交换了彼此看法，勃列日涅夫一口咬定中国是侵略者，而卡特则吁请不要扩大事态，他将之看作是中国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反应。双方均怀疑另一方对中国的战略。卡特首先要我向勃列日涅夫保证，第一，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签署任何秘密协定;第二，美国政府事先并未得知中国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打算进攻越南。总统谈到他本人曾强烈告诫这位中国领导人不要在越南采取行动，而且在进攻发生之后他要求中国部队尽快撤出——这恰恰也是苏联的愿望。
我告诉总统，他的保证将汇报给莫斯科。“我们认为这些保证是积极的，”我说，“但是我们的谨慎小心应该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事实是中国在邓小平访美之后紧接着就入侵越南。强调这一点的不是苏联公众，而恰恰是在美国我提醒卡特注意勃列日涅夫在新近热线通话时对这次侵略的质疑：“它仅仅是巧合吗？”
卡特回答说，他非常理解勃列日涅夫的疑虑，这正是他邀请我来谈的一个主要原因。
卡特正在表明对我们之间关系转变的真正兴趣，我带着这种印象离开了白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次卡特没有涉及到他一向重视的人权问题。此外，在下个月期间，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交换个人口信最终解决了双方在战略导弹试验的遥测信息上的争执，这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余存的问题之一。3月5日，万斯私下告诉我，中国大使已正式通知美国，中国正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同时他也向我提到卡特理解苏联领导人的忧虑——这恰恰不是卡特政府在这场危机达到高峰时所说之言。莫斯科与华盛顿设法渡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两国关系未受到严重伤害，国务卿说，其意义非同小可。
走向维也纳
卡特的情绪发生变化之后，3月29日，万斯邀请我进行非正式会谈。会谈在靠近国务卿办公室的一间小巧舒适的房子里举行，我们之间的这种私人会谈通常都安排在这里。万斯一开始就谈到，本届政府，尤其是他本人强烈感到莫斯科认为我们两国关系比其他总统执政时更为明显恶化。我们感到美方主要是在推卸责任。
“这点对吗？”万斯问我。我回答道，我的确不怀疑他的评价，因为我拥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他说，卡特对我们之间根深蒂固的缺乏信任和理解忧虑不安，希望在与勃列日涅夫“尚存最后可能性”的最高级会谈上消除疑虑，以便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更具建设性的基础上。这实际上是那天上午与总统在他的寓所里进行私人会谈时的话题。
万斯还说卡特告诉他，他常常在深夜还在考虑苏美关系问题，确信勃列日涅夫也同样如此。双方都明显认为对方在欧洲、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举措主要受到敌对目的的促动。但是双方都不应该把一方的行动视为针对另一方而来，那不过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往往对之做出解释的方式而已。简言之，对抗的概念在我们的关系中染上了各种色彩。卡特认为，我们在许多地区能够具有并行不悖的利益，这些利益对一方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方来说则处于次要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一种无处不敌对的共同标准之上。
我告诉万斯，总统所说之言中的许多观点我都深表赞成，但在政治中，评判政治家的标准是他们的行动，而不是莫斯科知之甚微的他们的私下观点。
万斯谈到，卡特不知怎么总是确信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会晤期间，他们能够改善这种局面。卡特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屡屡试图陈述自己的观点，但收效甚微。他相信面对面的会谈。万斯本人明显希望勃列日涅夫能够从个人角度对卡特产生影响，消除他的上司对苏联以及苏联对外政策所持有的某些会令人误解的思想。
我理解万斯改善我们关系的真诚愿望以及要勃列日涅夫在最高级会谈上影响卡特的希望。但是我知道，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十分不佳，很难使上述希望变为现实，因此主要的重点应放在对会议文件的准备上。有时我们对我们领导人之间个人接触所抱的希望过多，其实他们也不能形成不受约束的一套想法，当场做出大胆而独创的决定。
在1979年上半年期间，我们就这样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着一种深入细致的外交对话。卡特和勃列日涅夫之间，万斯、布热津斯基与我之间多次交换了意见。讨论集中在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尚未解决的问题上。为了找到解决诸如导弹遥测和如何计算新式导弹等问题的方法，我与万斯进行了 20余次私下会晤。但是两国军方毫无让步之意。他们自恃争执问题的技术性高度复杂来获得让步，否则就对整个协议设置障碍。万斯的处境甚至更难，他不仅必须要说服五角大楼，还必须要说服他在白宫内的反对者，后者正试图利用我们就非洲、越南、古巴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分歧的谈判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过万斯和我都清楚，这次双方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愿都倾向于我们；他们想要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和举行最高级会谈。
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正如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5月7日下午3点15分，万斯向卡特汇报了他与我的会谈：“总统先生，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言，基本谈判已告完成。”我必须坦言，这是我感到十分宽慰和满意的时刻。实现这次最高级会议花费了数年时间，我参与了通向这一目标的十分艰巨的准备工作。1979年5月9日，关于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协定被宣布。这一协定基本上重申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规定的限额，而没有按照卡持最初请求的那样进行较大修改。
下一个问题是选择最高级会谈的地点。卡特提议这次该轮上华盛顿了，因为上次与福特的最高级会谈在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勃列日涅夫根据医生的建议提议将会谈地点定在莫斯科。卡特答复说他不能赴莫斯科，因为国会内的一些人也许指责他对俄国人又做了妥协，这会影响到条约的批准。布热津斯基两个地点都不赞成。最后我们同意选在维也纳。
5月20日，我会晤了与卡特关系最为密切的汉密尔顿·乔丹[1]，此人作为卡特国内的主要政治战略家可能最清楚总统的动机。会谈在我们的使馆举行，这是乔丹首次访问这里。他的话题集中在维也纳会谈诸方面所牵涉到的国内事情，他一开始就坦言相告，总统完全清楚这次会谈的世界影响，决心保证这次会谈的成功，但他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当选总统。这也意味着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乔丹说，卡特焦急地想与勃列日涅夫建立一种有条不紊的良好关系，但是他也竭力避免看起来像一位轻率地投入到俄国人怀抱的领导人。他说，这样做只是重复理查德·尼克松的错误，造成一种出乎常情地突然转向缓和的错觉印象。况且1979年那年的政治现实是在处理与苏联关系上众说纷纭，这种形势大大不同于尼克松当政时的大部分年月。
对于我们目前两国关系的不佳状态，卡特总统将不责怪任何人。他承认，在他出任总统的头几年期间也许存在着一些错误，不过苏方也可能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维也纳会谈，”乔丹说。看来卡特已经忘掉——或正试图忘掉——其政府与莫斯科之间3年来关系动荡的历史。
3天以后，布热津斯基和我就维也纳会谈的议事日程达成了一致，仅有为数很少的分歧。在人权问题上，我们拟定了一个允许存在分歧的原则，这样双方都能在商定好的日程之外提出任何问题，只是另一方有权避免讨论它认为关系不大的问题。两位领导人将于6月15日抵达，接着举行两小时左右的会谈。会议安排比较轻松，以使勃列日涅夫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晚餐在下午7点或7点半开始。 6月18日上午举行3小时的会谈以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签字仪式，随后这次最高级会谈便宣告结束。其他协议将在工作会议上签署，这就免去了有记者参加的特别仪式的紧张。
6月11日，当我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共同完成了供维也纳会谈颁布的公告草案后，我把我方参加维也纳会谈的代表组成告诉了他们。除了总书记之外，苏方代表还包括另外3位政治局成员，他们分别是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以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2]。 契尔年科新当选为政治局成员，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之人，以后成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使代表团具有如此高的规格，显然是出于万无一失的考虑。苏方代表组成给这两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卡特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万斯、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3]将军。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提出的策略大相径庭。万斯赞成寻找积极的共同点，不要过分强调难以解决的争执问题；布热津斯基则认为，对勃列日涅夫直言相告有关不适宜白宫的苏联政策各个方面是可行的，“以免未来产生误解”。
当乔丹小心谨慎地试探我对这种策瞎分歧的意见时，我提醒他不要忘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首次会晤时产生的积极结果，在那次会议上，讨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乔丹答应向卡特建议采取相同的方法。卡特在他的日记中谈到哈里曼简要告诉他如何与勃列日涅夫谈判。哈里曼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将竭尽全力避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失败。他的最崇高义务就是使他的人民避免战争，切记不要使他感到惊讶或尴尬，因为勃列日涅夫年事已高，他既通情达理而又容易冲动。哈里曼的建议的确有益。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
从6月15日到18日举行的最高级会谈最终成为卡特总统任内两国领导人的唯一一次会晤。正如精心计划的那样，这次会议的主要具体成果是6月18日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他们举行会晤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心理意义。但是十分遗憾，会晤来得太晚了，时间是卡特任内第三年年中，到了此时，昔日的消极势力已十分强大。这次会谈产生的最大效果是暂时抑制了对缓和的侵蚀。卡特必须消除人们因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以及对他与勃列日涅夫会谈不满而造成的对立情绪。参议员杰克逊把卡特赴维也纳之行比作张伯伦[4]参加绥靖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乔丹以后告诉我，这种比喻使卡特深感痛心，致使他到达维也纳时拒绝用伞遮雨，以免让人回想起张伯伦的形象。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及其附带议定书是此次会谈的主要成就，也是会谈多年来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对苏美关系极其重要。它大大阻止了军备竞赛，即使从未被批准，但奠定了随后十几年中达成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重要协定的基础。
无论详情细节是多么复杂，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实质再明显不过了。双方第一次同意在具体数量水平上削减武器及其替代物和改进物，哪怕只有少量的削减。他们也同意遵守规定详尽的核实安排；这是对苏联传统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因为苏联在过去根本不对任何核实措施加以考虑。在战略武器谈判的长期过程中，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第一次确定了各类核武器总和的最高限额，双方数额相等，其中包括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这一数目并没有超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规定的2400枚的限额。到了 1981年1月1日，双方将把数额削减到2240枚，该条约的有效期将保持到1985年。他们还同意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导弹最多不得超过1200枚。苏联可以保持其现代化重型导弹，美国则没有。两国领导人也在诸如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每年生产限制在30架）等有争议的问题上互相让步，并同意导弹试验发射不得加密，以便一方能够对另一方进行监测。
该条约是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明显改进。但双方是在1977年到1979年旷日持久的谈判期间极其艰难地达成这些改进的，因而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宝贵的时间付诸东流。在此期间，美国政界和公众对条约的支持大大下降，结果条约从未被美国国会批准。
条约仅仅控制而没有禁止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组装，这是它的缺陷之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也排除了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从而导致我国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何谓欧洲导弹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
即使这样，只要条约被尽快批准，双方进入维也纳会谈上同意的下一个阶段谈判（该阶段将举行双边谈判以实现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和最后签署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上述消极因素也能克服。毋庸置疑，走向下个阶段的潜力的确有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上发生的一件奇怪插曲就表明了这一点。
6月17日是会议的第二天，卡特就裁军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实际上是有关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但以一种十分异常的方式传递给勃列日涅夫。在美国使馆的电梯上，卡特把它交给了这位苏联领导人。他给了勃列日涅夫一张黄色带格的纸，上面草草记着这些想法。卡特也许与其代表团成员讨论后就随身携带了这张纸，但显然他在最后时刻决定试探勃列日涅夫的最初反应。他如果在正式会议上出其不意地拿出这些想法，将冒立即被勃列日涅夫拒绝接受的风险，万斯1977年3月在莫斯科的遭遇正是如此。
卡特的建议即使包含着许多严重的分歧，但为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例如，建议没有提到对战略三元系统的飞机部件进行任何限制，而美方传统上在这方面占具优势。不过总的看来，建议在一些方面十分接近80年代后期苏联自己提出的分阶段裁军的重要倡议。
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在1979年并不准备接受这样一种宽泛的看法，将战略力量均势固定下来的愿望压倒了对真正利益均衡的寻求。五角大楼和国会是否同意卡特的新观点，当时也不十分明显。
不管怎么说，勃列日涅夫那天晚上召集苏联代表团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卡特的纸条”。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拼命反对这些意义深远的建议。契尔年科与他遥相呼应。谨小慎微的葛罗米柯说，诸多问题不应该一下子就拍板定案，还有时间同政治局其他同志协商，况且我们毫无必要立即向卡特表态。至于勃列日涅夫，他并不想在最高级会谈期间以一种开创性的方法处理新出现的棘手问题。他离开莫斯科只准备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而不对付新出现的棘手问题。因此，他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卡特提出的半官方的建议由此被束之高阁，这样双方就失去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取得进一步重大进展的另一个机会。
卡特的国内批评者以及苏联领导人把他在裁军领域提出的激进建议说成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或者是对一个严肃问题的轻率处理。但是当我回顾1979年的情况时，在我看来，他的行动受到对下述两方面的焦急心理与日益担忧的左右，一是核武库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二是迅速的技术进步已经使协议和条约变得陈旧无用。达成条约的过程太缓慢了。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花费了三届政府6年的时间；与此同时，武器实验室把新一代的导弹、轰炸机和中子弹带给了世界。对于两国首脑来说，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他们自己发挥一种主动而不间断的直接作用，使武器谈判更有效率。我承认，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之前和期间，我本人就产生过其中的一些想法。
由于推迟举行最高级会谈，卡特抱有的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个人外交的希望也逐渐破灭。在这两三年期间，勃列日涅夫更加老弱多病，精神不振——他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节目演出时就昏昏欲睡。与此同时，由于苏美关系动荡不宁，苏联领导人开始把卡特视为眼中钉，他们把造成不稳定归咎于卡特。此外，在翌年的总统选举中，卡特的政治命运究竟如何丝毫不为人所知。总之，两个领导人进行个人外交的会晤来得太晚了。
在会议期间，卡特和勃列日涅夫都简单阐述了各自在诸如欧洲、中东、古巴与苏联在非洲扮演的角色、中美关系、人权、贸易等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在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回顾本身有助于理解两位领导人的思想。地区冲突和人权还是争执最为激烈的问题。意识形态在双方显然都居支配地位。这次最高级会谈没有导致双方对苏美分歧的进一步理解，更不用说找到解决这些分歧的方式了。
在这次会谈期间，我对主要角色进行了密切的观察，我发现卡特显得十分轻松，在讨论不同问题时，不需要顾问的帮助。他有点像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的肯尼迪。勃列日涅夫知道我们在重大争执上的主要立场，但没有准备进行复杂的讨论。在多数情况下，他只是照本宣读其助手在具体问题上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并不逐一说明。他的译员持有发言稿的全部复制件，即使勃列日涅夫念错时，翻译还是准确无误。如果卡特要求对其陈述进行详细说明，苏联代表团将予以准备，以供勃列日涅夫在下次会议上发言。如果这还不够，葛罗米柯将介入并阐述我们的立场。
尽管勃列日涅夫掌握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最低限度的材料，但他在生命的晚年离不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的确令人捧腹。在一篇稿子上，我们代表团在最后时刻删去了其中一段，当勃列日涅夫念到这里时，他转向译员，大声问道是否应该读这段话。 译员做了否定的回答后——我们总是保证使总书记完全明白他所宣读的所有内容——勃列日涅夫才继续往下念。译员本身就是来自外交部的外交家，经验丰富，他们在为勃列日涅夫与卡特一个接着一个的会晤充当翻译时，事先为勃列日涅夫的可能回答准备了几种译文，以便在需要时刻帮助他选择正确的。这种安排属于国家重要机密，不过我猜测美国代表团完全明白其中的奥妙。
中国问题是在两个领导人最后会谈时讨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情绪十分冲动，不用讲稿就谈了起来。他试图说服卡特，相信中国领导人的保证和利用中国人反对苏联都是危险的。卡特由此侥幸知道勃列日涅夫对这一问题忧心虑虑。勃列日涅夫未能掩盖他那冲动的情绪仅仅增加了美国领导人利用这张王牌对抗苏联的诱惑力。
然而，两位领导人在维也纳会谈期间却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尤其是他们在告别仪式上拥抱吻面，的确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十分惊讶，卡特回国后也为此陷入政治窘境。在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后将要起立时，我听见站在他们身后的葛罗米柯低声对乌斯季诺夫说：
“你觉得他们将相互吻面吗？”
“我想不会，”乌斯季诺夫回答说，“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呢？”
“嗯，我不敢肯定，”葛罗米柯说。
葛罗米柯比他的同事更了解勃列日涅夫。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下属说，卡特“终究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朋友。”
在苏联代表团中，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契尔年科只是重复他们的话或勃列日涅夫的话，要么就默不作声。至于乌斯季诺夫，卡特在开幕式期间建议，两国国防部长应该在另一次会议上单独会谈，使他们能够建立个人关系，探讨诸如削减中欧部队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那天下午，在我们代表团秘密开会时，勃列日涅夫敦促“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教名）与他的对等官员哈罗德·布朗举行会谈，但乌斯季诺夫显然不愿意与美国人谈判，他认为那是“葛罗米柯的事情”，为此还引起了争论。
葛罗米柯说，在进行中欧裁军谈判时，苏联代表团有一张未用的应急牌：我们准备把我们在这一地区的驻军再削减一万人，并做出其他一些让步。葛罗米柯建议，乌斯季诺夫在与布朗会谈时应该打出这张王牌，苏联国防部长为表诚意愿以一个折衷建议来对待会谈。他认为，这会帮助布朗作出对应让步。
屈于勃列日涅夫的压力，乌斯季诺夫勉强同意了。会谈在第二天举行。没有任何外交代表参加，以免这些内行在场会使两位国防部长感到不自在。乌斯季诺夫两小时后怒气冲冲地返回使馆。他始终不愿意在高层次上与美国人会谈；他回避美国人，并设法说服勃列日涅夫，这种会谈将是徒劳无益的。这次经历只是更坚定了他的看法而已。
他以厌恶的口气告诉勃列日涅夫：“我无法想象葛罗米柯或多勃雷宁如何能耐着性子与美国人进行谈判。我努力从各个方面接近布朗，向他谈到未来远景，说了我们的让步，但是布朗反应冷淡，并不承诺回报任何东西。唉，他只是吞食了我们的让步，老是重复众所周知的美国立场。那一套我已经忍受够了。”
葛罗米柯没有再劝说乌斯季诺夫改变他的方式，因为他把与美国人的谈判看作本职工作。所以到了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在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的合作中，在形成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尤其在与美国关系方面，差不多成为一个享有无限权力的人物。
从最高级会谈跌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泥潭
布热津斯基从维也纳一回国就交给我卡特送来的一件礼物，即一支纪念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特制钢笔。布热津斯基把卡特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心情描述为“外表反常但实质上可以理解”，因为总统感到心理上的紧张状态已经松弛下来，这就使他相信与苏联进行理智对话以及达成进一步协议的可能性。然而，条约本身的命运出现了不祥之兆。对于反对派掀起的抵制批准条约的大规模运动，白宫显然忧虑万分。万斯说，这场运动“仅仅是因为与苏联签署了这一条约而受到传播媒介的支持”。戴维·洛克菲勒告诉我，尽管工商界对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感到满意，但他作为外交机构的一位领导请求我们在强调对条约的立场时宽容“参议院的吹毛求疵者”。洛克菲勒谈到，造成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卡特的国内政治处境不利，特迪·肯尼迪正在利用这一点，试图在一场可能的交锋中争取民主党人支持他，以使总统失去支持的席位 （肯尼迪并不反对条约）。洛克菲勒说，这位参议员尚未真正形成自己明确的政治方针，只是试图利用公众，得到他们的同情。
与此同时，总统让一个退役的将军乔治·塞格尼厄斯[5]出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想让他在批准条约过程期间，以一个军人出面来平息反对情绪。塞格尼厄斯在与我谈话中承认，他所面临的任务决非轻松。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国家的能源危机和伊朗革命造成的汽油短缺上面，他们会反问那些试图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政府官员，为什么他们必须在加油站排着长队等待呢？
在莫斯科，政治局、政府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月22日发布了一个联合决议，称赞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是“朝苏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形势正常化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几天以后，葛罗米柯就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举行了大型记者招待会，他的评价有条不紊，无可挑剔。他肯定知道，这次最高级会谈在美国遇到了麻烦。因此他警告说，莫斯科将拒绝考虑进一步的修正案或重新谈判条约。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提出几十处修正，在经过长时间和争执不休的听证会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9票对6票使条约获得通过，但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把条约送给参议院全体会议，这实际上是置条约于死地的阴险一招，结果10票反对批准，7票弃权，无一票赞成。
古巴小危机
在古巴问题上爆发的一场新的苏美危机使局势更为恶化，只是这1次危机不是两国政府中的任何一个直接挑起的。一支2000 人到2600人的苏军分遣队——或如美国所称的“旅”——事实上自 1962年以来就驻扎在古巴，训练古巴人掌握苏联的军事装备，肯尼迪总统就知道它的存在，其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可是它在1979年为公众所知时，就掀起一场不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批准的政治轩然大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参议员正为他的重选闹别扭，所以下令停止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听证会。
此时我正在莫斯科，我的双亲都已经病危。万斯不得不请求葛罗米柯派我返回华盛顿，帮助他弄清问题。安葬了我的父亲后，我为了那说好听点是一种愚蠢的争斗，说坏点是一种基于虚假或扭曲情报之上的政治阴谋，离开了奄奄一息的母亲，未能参加她的葬礼。我抵美后向万斯说明了美国人称之为驻古巴苏联旅的情况。我说：“它还是老样子。我刚刚从莫斯科来。我反复核实过，它1962年 起毫无变化。”我感到既生气，又悲哀。外交部门、国会成员、白宫官员和我频频会谈，用了数周时间才算解决了这场古巴小危机。万斯后来不无讥讽地把这场轩然大波说成是美国的“记忆失灵”。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历史首先是作为悲剧然后作为闹剧在重演。
在批准问题上另一些真正的和虚构的困难被政府官员、国会成员和新闻媒介用来对苏联施加压力，这要么是试图进行政治讹诈，要么至少被莫斯科看作是这样。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8月6日送交给政治局一份备忘录，力促政府持强硬态度，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备忘录列举了美国从批准个人移民申请到莫斯科与第三国关系等诸多要求，谴责华盛顿企图借机利用苏联批准条约和商业关系平等的愿望，达到要挟我们在其他无关之点上做出让步的目的。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随后警告说：“我方的任何让步将导致厚颜无耻的新要求。由此可见，我们对任何此类新要求所做出的反应应该是坚定我们的立场，要么干脆就置之不理。”
政治局认可了他们的建议，这当然使他们在抵制这些棘手问题时态度更为强硬，卡特原本还希望能在维也纳他感觉到的好转气氛中使之解决。结果，过分的要求由于卡特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未能让步而被不屑一顾，造成了与卡特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
作为冲突场所的欧洲
卡特政府在欧洲的政策旨在大力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其取得对华沙条约国的优势，这是1978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会议正式通过的政策。一项所谓北约核力量现代化的计划是中心所在，其实质就是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对苏联领土的欧洲部分构成打击能力。1979年12月，北约理事会接受了一项美国计划，部署能够在不到10分钟内从欧洲打击莫斯科的108枚潘兴—Ⅱ导弹，以及464枚战斧陆基巡航导弹，后者命中率更高，射程远达1500英里。上述部署是对苏联在其西部领土紧急部署我们新建造的SS-20导弹的反应。SS-20导弹灵敏度高，相当准确。
在军方的压力下，苏联领导人做出了部署SS-20导弹的愚蠢决定，军方被这种导弹的高性能冲昏了头脑。当我们单方面地秘密部署SS-20导弹时，苏联最高领导人对苏联核潜力在欧洲竞争地区的加强而感到得意。但是当美方宣布了类似的计划时，莫斯科着实大吃一惊。刺激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约的部署也属于美国军事、政治战略新方案的组成部分。这一方案暗示，苏美两国在“中心战略系统”上的对等状态出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这进而意味着美国应该在地区系统同洲际核运载系统一样达到与苏联的同等。但在实际上，这种安排将改变总的核导弹均势，对美国有利。关键是我们的中程导弹不能发射到美国领土，而基地设在欧洲的美国导弹则能打击苏联欧洲部分几乎每个地方的目标，从而相当于战略导弹。
事实证明，我们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使我们花费了巨额的钱财，而且引起了西方采取军事报复手段，其表现是1983年西欧部署了自己的中程导弹。结果军事紧张状态在欧洲加剧，总的战略核均势转向有利于美国。以后，双方为缓和紧张状态不得不做出巨大努力，相互放弃这类导弹，进而予以销毁。这是对最早部署SS-20导弹是一个严重失算这一事实的迟到的和勉强的承认。
在美国，许多人认为，苏联可能进攻西欧，并确信美国在一场洲际导弹决斗中不会仅仅为了保护欧洲人而以自己的城市为赌注。哈里蔓1978年就认识到这种日益加剧的危险，通过我劝告勃列日涅夫发布苏联已经停止在欧洲军事集结的重要公开声明，以便使他能够发动一场有力而成功的宣传攻势——正如苏联发动的这场运动已经破坏了美国在欧洲部署一种新型核武器即中子弹的计划。中子弹通过辐射致人于死地，但却不毁坏财产，因而被看作是发动战争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武器，而不被视为是对进攻的防御。
然而在那个时期，我国的欧洲政策摇摆于矛盾的要求之间。在缓和紧张状态和通过承认以“东方政策”而著称的德国和解政策而发展与西欧国家全面关系上，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我们也狂热地在欧洲集结我们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一行动是秘密进行的，避开了公众的眼睛和维也纳多边会谈，结果只是使西方疑虑重重，引起它首先加强其常规的北约部队，继而加强其在欧洲的导弹。
1979年9月下旬，万斯和我讨论了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根据我的记忆，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详细谈到这一问题。万斯显然着急要我们作好准备。他并不掩饰这一事实，即卡特政府期望在12月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得到北约盟国的必要支持。万斯直截了当地说，北约的决定是美国政府促成的，以回答我们部署SS-20导弹，对此万斯表示深感遗憾。
莫斯科发起了一场反对部署潘兴—Ⅱ导弹的大规模公开运动。10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东柏林讲话时尖锐地批评了打破欧洲力量均势的部署计划。只是到了此时他才提出削减苏联的导弹力量，条件是北约不部署新型导弹。他还建议翌年从德国撤出2万人的部队和1000辆装甲车，但为时已经过晚。我们应该早在哈里曼以及参议员曼斯菲尔得、富布赖特和肯尼迪提出这样的建议时采取行动。
10月9日，卡特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以坚定的语气赞成加强北约力量的计划。他同时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紧接着提出的建议，即在安排12月召开北约会议之前开始就欧洲部署导弹进行谈判。卡特首先决心保证支持其盟国，然后，仅仅是然后，才全力对付我们。
11月19日，我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会谈。他转达了总统关于美国在欧洲将不谋求军事优势的保证——但对苏联的优势也不能保持沉默，所以美国不会坐视不理，袖手旁观我们在欧洲集结核导弹潜力。布热津斯基坦率地承认，美国的固执态度是基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考虑，前者甚至比后者更为重要。他说，构成卡特政府政策的基础是美国希望在北约内保持强有力的影响。布热津斯基还谈到，欧洲人清楚，苏联威力强大的中程武器是针对着他们的，莫斯科由此能够对西欧国家给予毁灭性的打击。美国人是否冒险以其洲际导弹力量给予反击，他们对此表示怀疑。
“我们能够想象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苏联利用其在这一地区的优势，或许能对西欧施加强大压力使之面临着两难处境，要么一败涂地，要么接受如芬兰的地位，断绝与美国的盟国关系。”布热津斯基说。美国人担心，西欧将很快选择当时被称为“芬兰化”的中立道路，这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纯粹从逻辑方面讲，布热津斯基的话不无道理。当然这种说明并未反映出苏联政府的任何真正计划或目的。莫斯科将不会冒险使用其SS-20导弹的新力量，但西方人如何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呢？
在那段时期，我常常为磋商某事来往于莫斯科，我从未听到过政治局任何成员或我们的高级将领讨论甚或提到诸种政治考虑。我也没看到过政治局或外交部的任何文件谈到部署我们的 SS-20导弹产生可能的政治机会或后果。军事上的正当理由是早就提出的唯一理由。在我们与美国和北约欧洲成员国在潘兴导弹问题上面临着外交对抗之前，外交部只是参与制定了国防部的这一计划。
这些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政治局还是在精神上从事军备竞赛，满意地接受了我们军方领导人的这种评价，即我们的新式武器系统能够带给我们在欧洲的核均势，以中程运载系统对付西欧的美国前沿配置系统。这是决定性因素，此外政治局还认为它也会使我们在战略均势上与美国人处于相等水平：在莫斯科眼中，北约在欧洲的核武器被视为是对苏联的战略威胁，应该被苏联核武器相抵消。不过，克里姆林宫并不期望北约的欧洲国家——在美国的急切援助下——为对付我们的SS-20导弹很快同意在它们的领土上部署美国的导弹，以抵制来自莫斯科的任何政治讹诈。这恰恰是布热津斯基的论题，美国和欧洲的亲美宣传机构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它，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同事则靠着纯粹的惯性继续低估了西方舆论的作用。
1979年12月12日，北约批准在西欧部署108枚潘兴—Ⅱ弹道导弹和464枚巡航导弹。北约的这一决定属于所谓“双轨”方法的组成部分，即在部署导弹的同时寻求谈判，谈判如果成功，将放慢或取消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部署。这一举措加剧了莫斯科对卡特及其政府的敌对，因为苏联领导人首先把之视为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中规定的战略限制的故意违背。美国在欧洲部署能够打击苏联领土目标的中程导弹毕竟是对美国战略核潜力的重要补充。针对北约提出的谈判建议，莫斯科声明，北约试图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这一事实已经破坏了谈判的基础。只是北约的决定被取消或其执行公开中止，莫斯科才会来到谈判桌前。
僵持状态在延续，双方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决定进一步恶化了它们的政治关系，丝毫没有减少对各自国家安全的威胁。
[1] 威廉·汉密尔顿·麦克沃特·乔丹（William Hamilton McWhorter Jordan，1944年9月21日——2008年5月20日），1967年参加了越南战争。1970年协助吉米·卡特竞选佐治亚州州长并获得胜利。1976年担任卡特的竞选顾问。1979—1980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1—1982年任埃默里大学政治学教授。1987—1990年任职业网球联合会（ATP）首席执行官。2008年去世。
[2] 康斯坦丁·乌斯蒂诺维奇·契尔年科（Константин Устинович Черненко，1911年9月24日——1985年3月1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3年任联共（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书记。1945—1948年任苏共奔萨省委书记。1948—1950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60—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处处长。1965—1982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6—198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77—197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5年逝世。
[3] 戴维·查尔斯·琼斯（David Charles Jones，1921年7月9日——2013年8月10日），1942年加入陆军航空队。1950—1953年期间参加了朝鲜战争。1967—1969年期间参加了越南战争。1971—1974年任驻欧洲空军司令。1974—1978年任空军参谋长。1978—1982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2013年去世。
[4] 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年3月18日——1940年11月9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00年加入自由统一党。1911—1915年任伯明翰市议会议员。1912年加入保守党。1915—1918年任伯明翰市长。1916—1917年任国家服务总监。1918—1940年任下议院议员，1919—1921年任全国不健康地区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邮政总局局长。1923年先后担任主计大臣和卫生大臣。1923—1924年、1931—1937年任财政大臣。1924—1929年、1931年再次担任卫生大臣。1930—1931年任保守党主席。1937—1940年任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兼保守党党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在任期间推行绥靖政策。1940年5月10日引咎辞职，同年5月11日至10月3日担任枢密院议长，10月3日因病辞职，11月9日去世。
[5] 乔治·马里昂·塞格尼厄斯（George Marion Seignious，1921年6月21日——2005年7月3日），1942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57—1960年任陆军部长军事助理。1968年任越南战争和平谈判美方军事顾问。1970年任柏林四方谈判美方军事顾问。1979—1981年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1981—1984年任军备控制谈判代表。1984年任大西洋理事会主席。200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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