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阿富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五章阿富汗

　　1980年前夕，我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接受年度体检。12月28日早晨，我被无线电中传出的高声通告所惊醒。苏联部队“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进入该国。对我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打电话给外交部的朋友。他们证实了这一消息，但很少有人能告诉我详情细节或者说明整个行动由政治局策划，高度保密。阿富汗长期血流成河的悲剧从此开始，数年后当我就此事撰写文章时，世界尤其是我国感到了它带来的令人悲哀的结果。

干涉的背景

　　许多年来，阿富汗远远置于全球活动的主流之外。它与美国和苏联保持着同样的友好关系，满足于它的中立地位，对孤立于现代世界颇感自得。阿富汗国王不时访问苏联，甚至在那里度假。他也去会晤西方领导人。1973年，国王正访问罗马时，被他的堂兄弟穆罕默德·达乌德^[1]所推翻，之后阿富汗继续保持中立。这个国家没有卷进任何严重的国际争执，因奉行不结盟政策而受到许多国家的尊重，即使阿富汗与苏联有长达几乎1000英里的国境线，但不结盟政策使之免于卷入大国的冲突。大国在该国达成了一种妥协；首都喀布尔南部的所有援助计划由联合国或西方援助专家所经办，北部的所有援助计划由苏联援助专家所控制。在莫斯科，外交部的阿富汗处是苏联外交部门最平静的机构之一。
　　阿富汗共产党势力不大，按照意识形态和部落分裂成著名的“人民派”和“旗帜派”，前者比较激进，后者更亲近莫斯科，在地方政治统治集团中影响很大。70年代期间，伊朗国王同意为阿富汗第一条与伊朗接轨的铁路提供资金，达乌德在一定程度上受伊朗国王的影响，表现出有点脱离苏联的倾向，因此他开始解除旗帜派人的官职，即使这样，还有些旗帜派人士在政府内供职。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了一场政变，历史学家对政变的原因至今仍然争执不休。共产党派别之间的长期不和，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旗帜派人被谋杀，可能起了作用。4月27日，阿富汗装甲部队和空军进攻达乌德的宫殿，杀死了他以及大多数部长和宗室人员。据我所知，苏联使馆的外交官员起初不知所措。克格勃的卷入即使有的话，也不明显。
　　一个迅速升级的动荡时期从此开始。这场政变成立了由人民派和旗帜派组成的政府，但是旗帜派人士在两个月就被驱逐出，通过新总统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2]及其冷酷无情的同事哈菲祖拉·阿明^[3]，权力落到人民派的手中。旗帜派领袖巴布拉克·卡尔迈勒^[4]被贬谪到布拉格任阿富汗大使。我们主要通过克格勃的特工逐渐卷进了国内各派的斗争。阿富汗新政府试图把在土地占有、教育以及甚至在农村地区起着重要作用的嫁妆等方面的激进改革强加给实质上还是中世纪的农民。改革在没有对农村适当认识的情况下进行，激怒了地方毛拉。到了初秋，该国东部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进入寒冬就蔓延到大多数省份。莫斯科焦急不安，但断然拒绝了塔拉基提出的直接提供军事支持以对付赫拉特省城战斗的请求。
　　1979年2月，喀布尔发生了导致美国大使阿道夫·达布斯^[5]遭害的悲剧事件，达布斯是我非常熟悉的职业外交家，曾在莫斯科任使馆代办，在华盛顿任负责苏联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当他驱车回使馆时，喀布尔的一伙恐怖主义分子把他作为人质从车上推下来带到了主要的旅馆闹市区。这伙人困守在一家旅馆的房间，试图与阿富汗政府讨价还价。大约两小时后，阿富汗保安部队猛攻这间房子，达布斯在混战中饮弹身亡。
　　莫斯科对这一惨案深表遗憾。与此同时，它拒绝对阿富汗当局未能救出这位大使承担任何责任，阿富汗当局声称已安排了从恐怖主义分子手中解救这位大使的行动。不过我们继续进行秘密调查，证实阿富汗保安部队的苏联顾问在试图尽速解救达布斯时未能完全控制该部队。对阿富汗政权来说，这是一个声望问题，组织欠周密的行动导致了悲剧。
　　在1979年剩下的日子里，类似的事件尽管不太引人注目，但加剧了阿富汗的紧张局面，使莫斯科对我们南部边境的动荡不宁忧心忡忡。苏联提供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以稳定阿富汗政权。在此期间，阿富汗领导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血腥的竞争。首相哈菲祖拉·阿明10月8日在废黜他的阴谋被粉碎后，命令将总统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处死。克格勃越卷越深。我们的情报部门不信任阿明，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许会转向美国人求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这是克格勃向政治局报告的主要内容。
　　1979年12月27日，在一场受苏联情报部门支持和参与的政变中，阿明被推翻和处死，情报部门大大加深了莫斯科的卷入，在苏军出兵这一重大决定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克格勃受到我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坚决支持。苏联驻喀布尔使馆小心翼翼地反对阿富汗内战，更不用说最终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入侵了。
　　1980年1月初返回华盛顿使馆后，我起初并没有把遥远的阿富汗发生的事件看作是我们与美国已经恶化的关系的关键所在，尽管由于该地区日益动荡和苏联卷入这些事件，美国已越来越关注那里的局势。华盛顿不时把它的担忧传递给莫斯科。可是苏联领导人并不想主动进行对话，因为他们认为阿富汗属于自己的利益范围。他们不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任何利益合法化，就像美国人极不想使苏联在非洲或中东的任何存在合法化一样。
　　这里有必要谈谈伊朗的局势。伊朗位于阿富汗的西南边境。1978年，美国为支持伊朗国王增加了对伊朗的武器援助，派遣了大批顾问，这一举动只能使莫斯科深感不安。11月17日，勃列日涅夫致电卡特，强调苏联对美国图谋影响伊朗发展的忧虑，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伊朗是我们与之保持正常关系的邻邦国家。他请求两国政府公开声明不干涉伊朗的内政。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苏联也有这种图谋，还说美国坚决支持伊朗国王恢复伊朗安定的努力，将在外交政策、经济和安全方面与伊朗保持关系。可是随后形势急剧发生变化——伊朗国王出逃和反美情绪爆发。1979年11月4日，美国驻德黑兰使馆被一群狂热的暴徒所占领，使馆全体人员被扣作人质，持续了许多月之久。这一事件是对卡特政府声望的沉重一击。
　　在美国，要求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愤怒之声日渐上升，莫斯科再次感到不安。11月7日，我拜访了布热津斯基，受莫斯科指示私下告诉他，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干涉我们这个南部邻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他向我保证美国决无此类计划。同一天稍晚的时候，万斯告诉我，军事行动已被取消，原因是它将危及人质的性命。在联合国，苏联在要求人质获释这一点上支持美国，莫斯科在给阿亚图拉·霍梅尼^[6]新政府的一份秘密外交电文中也请求释放人质。布热津斯基12月5日向我表示了卡特的感谢。

木已成舟

　　从1979年12月初开始，由葛罗米柯、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以及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组成的小圈子在克里姆林宫详细讨论了阿富汗局势。阿明被怀疑倾向美国。随后他们面见勃列日涅夫，坚决要求为了“不失去阿富汗”，苏联应该采取果敢措施。他们说服了勃列日涅夫。到12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决定把这一问题提交给政治局全体成员讨论。另外3名参加内部讨论者受命准备一份特别报告，对苏朕军事干涉阿富汗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
　　1979年12月12日深夜，一个秘密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做出这一蓄谋已久的重大决定者不是整个政治局，而只是政治局内一伙最有影响的成员。除了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头号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维克托·格里申^[7]、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基里连科以及党的国际部长波诺马廖夫。勃列日涅夫主持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的建议。这份报告的主题简洁明确：阿富汗形势严重威胁了苏联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这种局面能够被美国、中国或伊朗通过建立和扶植一个不友好的阿富汗政权用来对付我们，因此立即派兵进入阿富汗以阻止这种危险的发展十分必要。乌斯季诺夫满有把握地认为，整个军事行动可以相当迅速地完成。安德罗波夫谈到他在喀布尔的部下与该政权关键成员交往甚密。葛罗米柯讲了讲国际上批评入侵的可能性，但同意安全原因与之相比更为重要，苏军1968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时局面与此相同。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支持与第三世界人民加强“国际团结”的政策。勃列日涅夫不屑深入进行冗长的解释或讨论，他简略地建议批准派遣苏军到阿富汗的计划。上述占据最高地位的三驾马车受命为部队部署做出安排，监督进而采取的措施，其实，部署工作已在进行之中了。
　　这样，最后决定毫无异议地被通过——一项对往后多年国际关系产生灾难性影响的决定。美国通过卫星很快发现情况有点异常，于是向我们提出询问。舒尔曼12月15日拜访了苏联代办弗拉季连·瓦肖夫，谈到美国不无忧虑地注意到“苏军大部队继续部署在苏联国土之外”，也就是在阿富汗。在这一问题上，华盛顿要求根据 1972年缓和最高潮时苏美之间签订的协定予以解释，该协定规定 “对也许威胁和平与我们相互关系的国家冲突进行协商和互通情报”。莫斯科对美国的要求基本上未予理睬。
　　因为勃列日涅夫优柔寡断，身体欠佳，医生要他避免过分焦虑和激动，这就为政治局最活跃的成员提供了方便。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在这一有关阿富汗的不幸决定上起了作用，因为他们各自的特别部门已经积极地卷入了阿富汗事件。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是克格勃高级官员，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升为克格勃的首脑，他亲自指挥了那次行动。他们使勃列日涅夫确信，胜利将是轻而易举。
　　葛罗米柯在外交上小心谨慎，经验丰富，但在军事上却非如此，他显然决定依赖政治局那些在秘密行动计划上态度坚定的同僚以及政治局内的一般情绪。令人奇怪的是，他丝毫没有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做出强烈反应的可能性提出任何异议或警告。
　　葛罗米柯低估了这种反应的力量。他肯定认为，莫斯科与卡特政府之间已经敌对的关系几乎不可能因为苏联打算在阿富汗采取行动而有所恶化。我们驻华盛顿使馆人员无人被问过有关可能的反响，当时即使我在莫斯科，葛罗米柯也不会找我商量，他认为，美国无论会做出什么反应，都不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主要因素。
　　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取代葛罗米柯成为苏联外交部长后曾告诉我他在葛罗米柯的个人保险箱内发现一封信，内装支持苏联这次入侵的宣传材料，关于阿富汗的任何文件均未发现。即使葛罗米柯最初犹豫不决，但后来他是热情支持这一行动的。
　　另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当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其他毫无作战经历的高级军官赞成使用部队时，我军总参谋部和直接了解阿富汗的军官反对这一计划。尼古拉·奥加耶夫^[8]、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9]和瓦连京·瓦连尼科夫^[10]等将军负责准备入侵计划，他们呈递给乌斯季诺夫一份报告，警告把苏联正规部队介入一场持久内战的种种危险；在好战部落居住的险峻多山地带，这种行动将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立即被召到国防部长面前，笔直挺立，被痛斥了一顿。“我们的军队什么时候决定过外交政策？”乌斯季诺夫问道。他命令他们“停止讨论”，赶快准备军事行动计划。
　　12月6日，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契尔年科参加的另一个会议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举行。三驾马车汇报了 12月12日会议上所做决定的执行情况。勃列日涅夫批准了准备工作，其中显然包括克格勃推翻阿明的计划，尽管此事未留下任何书面记载。
　　第二天，全体政治局成员讨论了我们在阿富汗的下一步行动，决定开始派遣我们的主力部队。政治局批准了发给苏联驻各国大使“澄清”这一决定并为之在国外辩护的指示，同时致电国外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解释我们对阿富汗所发生之事的看法。
　　政治局也批准了官方塔斯社的解释。塔斯社将宣称，苏联军队被派往阿富汗“执行阿富汗领导人恳求的任务，其目的只是为了击退外部的侵略”。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另外一项秘密决定当场被通过，题目为“关于对我们在阿富汗行动的宣传支持”。以苏联共产党名义撰写的通告被批准在全国发表，对阿富汗事件做出我们的解释。附加通知随后秘密下发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委员会。政治局试图为明显属于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辩护。12月28日，大规模的入侵开始。从名义上讲，苏军进入阿富汗是应以我们的被保护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新政府的请求”，其实政府本身刚刚组成，卡尔迈勒还在国外。在1980年1月2日的会议上，政治局把苏军入侵阿富汗的兵力定为5万人。
　　1月初，在我返美之前，我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了对我们与美国之关系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告诉我：“此事将在3到4周内结束。” 的确，卡尔迈勒似乎迅速在苏军与阿富汗军队驻扎的喀布尔和阿富汗各主要城市确立了统治。1980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因此提出苏军部分撤出这一问题。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三驾马车在波诺马廖夫的支持下认为，卡尔迈勒政权尚不够强大，没有我们部队的支持将会被推翻。这将向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发出了我们不可依赖的不祥之兆。
　　勃列日涅夫没有提出异议，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深知一项向国外派兵的重大决定不可能单单由他或政治局做出。他提议政治局应该请求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政治局实际上只是这个更大机构中享有权力的指导委员会。约200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随后不久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家一致支持政治局，无人表示异议。
　　从此以后，阿富汗事务就委托给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三驾马车，他们通常通过由其代理人组成的一个工作小组发挥作用，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代表克格勃，阿赫罗梅耶夫代表国防部，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代表外交部。尽管后两人反对由他们指挥的军事干涉，但却按照各自上司的命令行事；他们以后在撤兵问题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三驾马车不时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提出他和政治局通常采纳的建议。随着他们上司的改变，在三驾马车上供职的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包括以后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1]；克格勃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12]。勃列日涅夫偏爱三驾马车发挥作用的方式，以致他为波兰、古巴、裁军和其他重要问题设了许多新的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随着日益衰老，逐渐不再用此方式进行控制，他愿意信赖政治局指挥三驾马车工作的亲信成员。

　　是什么原因促使克里姆林宫决定入侵阿富汗？迄今我们尚未发现任何书面证据来肯定地说明最初的动机，但是间接证据以及那些与事件密切相关者的证言清楚地表明，莫斯科并未制定任何宏大的战略计划，以建立通向中东石油富国的新的立足点和由此获得对美国的全球优势，这与美国最顽固的反苏分子的主张，其中包括白宫内卡特那些人的主张形成对比。如果苏联领导人拥有这样一种计划，他们将会更加注意华盛顿可能做出的反应，将会采取先发制人的外交措施。但在苏联档案馆，无任何确凿证据证实这种征服战略理论。
　　苏联对当地局势做出的反应是，我们的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由于阿富汗内部日益动荡和阿明政权的显然无能而受到威胁。几个月后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万斯对我说，他与我一样认为阿明的确是个恶棍，但我能理解他的话意，无非说阿明不是美国的代理人。总而言之，乌斯季诺夫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阿富汗在未来就会成为美国反对苏联的另一个前哨基地，其地理位置正好攻击我们中亚共和国的“柔软的下腹部”。意识形态的原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即维护这个亲苏政权的目的旨在对付我国穆斯林人口居住的边境地区附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断上升的挑战。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有力地强调这一点，两人分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想抓住这个机会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明确宣称，苏军在阿富汗的出现不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扩张主义与缓和之间做出自觉选择的结果。就我所知，在讨论中，克里姆林宫甚至没有考虑过这类选择，我所看到的记录尚未证明他们甚至在这些术语上有所考虑。
　　然而它是一个严重的估计失误。一场在毗邻小国进行的战争因为出现游击队抵制将持续10年之久，无论莫斯科如何竭力靠着不断干预它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喀布尔政府来解决阿富汗内政，但苏联人民不得不为他们的冒险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大概是任何苏联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
　　我在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于1985年10月17日偶尔参加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在确定我们撤兵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会议严肃认真，气氛压抑。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了“解决阿富汗的方案”——结束我们的卷入和撤出的时间已到。他首先描述了阿富汗的形势以及政治、经济和我们对美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接着他说：“我们把我们的军人派到那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并不十分明确。离开的时间已经来临。”他没有敢把最初政治局入侵阿富汗的决定说成是一个严重失策，因为他实际上正向5年前投票派兵的同一政治局发表讲话。但他的概括十分明确：“不管是支持卡尔迈勒，还是抛弃卡尔迈勒，我们都应该坚决采取一种尽早使我们从阿富汗撤兵的方针。”无人对此提出异议，也无人表示坚决的赞成，只是默默地勉强同意。这次会议在决定我们从阿富汗撤兵上至关重要，戈尔巴乔夫过了好长时间才将会议内容透露出来。
　　过去我们把阿富汗视为美国与苏联之间争夺第三世界的战场，这一遗产的影响经久不衰。此外，由于阿富汗问题悬而未决，我们日益陷于窘境，最终成为我们自己的“越南综合症”——担忧在整个世界的眼中蒙辱离开战场，由此损害大国的形象。
　　1986年5月——当戈尔巴乔夫逐渐成功地换掉了政治局全体成员后——他决定除去卡尔迈勒。卡尔迈勒已被苏军占领当局安排就职，但事实证明他根本不称职。戈尔巴乔夫想以我们安全部门推荐的纳吉布拉^[13]这个“铁腕人物”取而代之。卡尔迈勒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大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我当时是负责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有幸成为他们会晤的唯一目睹者。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告诉卡尔迈勒，他应该把职位让与纳吉布拉，定居在莫斯科。其家属已经居住在这里。
　　卡尔迈勒顿时茫然失措，他低三下四地乞求戈尔巴乔夫改变主意，允诺以一种更端正的积极方式履行职责。但戈尔巴乔夫不为所动，他不再相信卡尔迈勒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摆脱事实上由苏联自己所造成的僵局。整个场面留下令人悲痛的印象。
　　阿富汗问题在政治局内部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政治局最终决定撤兵。戈尔巴乔夫对我说，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在两年内撤出，1987年期间分阶段撤出我们的一半部队，另一半在1988年期间撤出。他希望阿富汗最终将保持中立，美国将不会在该国取我们而代之。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完全失败了。
　　撤兵到1989年2月15日才告结束。同年12月，苏联议会在回顾历史时谴责了这次侵略，宣布侵略决定是由前领导层内一个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组成的小圈子所做出。随着对外和对内政策出现了一种新方法，苏联新领导人正式通过了这一颇受欢迎的悔过决议。然而这出长达10年的悲剧在我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它在耻辱的失败中结束，并且动摇了整个苏联政权。

阿富汗与苏美关系

　　历史毫无保留地谴责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一定论完全被俄罗斯联邦所接受。但是回首往事，理解卡特政府反应强烈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卡特反应强烈，屡屡夸大其词地宣称苏联领导人不可信任，这次侵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这种有点不可理喻的夸张言语准确地刻画出总统焦虑不安的心情。
　　正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位受到轻蔑的懦弱领导人仅仅在其权限范围内做出更坚决反应时感情的迸发吗。抑或它是总统最大限度地为了国家利益的一个强硬的蓄意决定吗？卡特那几乎把苏美关系推回到冷战水平的义愤填膺和过分渲染的反应（一些历史学家就这样认为）的正当理由是什么？甚至奉行主动对抗的里根政府都未重复卡特的极端要求，即苏军撤出是在军备控制和范围广泛的其他争执上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一个极不现实的条件。美国对苏军侵入遥远的阿富汗所做出的深受欢迎的反应与它对1968年苏军在欧洲入侵与美国利益更为相关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所做出的反应相比，强弱程度如此悬殊，其原因何在？
　　我提出这些问题决非为苏联所犯的严重错误开脱，我找不出对之作出的任何便当解释，但是从双方所犯的错误以及失去的机会中汲取教训却是十分重要。苏联的干涉与美国的强烈反应证明是苏美关系决定性的转折点。正是这个转折点才把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的缓和10年转到里根执政时的对抗年月。莫斯科试图使缓和政策的其余部分存在下来，深信把地区冲突和它与美国的主要争执区别开是必要的。但是卡特在白宫的幕僚得到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使总统信服他们的命题，即苏联对美国构成了全球威胁。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互不妥协拉开了一场新的冷战。
　　苏联这一十分错误的行动为美国右翼再次展开军备竞赛提供了一个有据可依的政治借口，恢复了对缓和的攻击，当然也帮助发动这些攻击的领导人罗纳德·里根使卡特的重选成为烟云。就卡特本人来说，他有意识地把包括核争执的美苏关系的整个范围缩小到阿富汗问题，从而使苏美关系在世界其他地区难以取得进展。卡特的这套报复举措对苏美在政治、贸易、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错综复杂的全面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卡特决定无限期地推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批准，哪怕条约几乎同等地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这些行动加在一起构成了卡特政府对苏联政策的全部内容，因此缓和政策实际上已注定取决于苏军能否从阿富汗撤出。
　　克里姆林宫面对新的形势开始重新考虑苏联的对外政策，其主要任务是掩饰和最终抵消它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影响。这种认识促使我们的政策发生了显著转变，重点从华盛顿转向与西欧进行富有生气的接触。在那年年中，卡特警告他的欧洲盟国，只要苏军仍在阿富汗，就不要对缓和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卡特这番话不是偶然的。苏联领导人也准备对美国采取一种强硬路线。
　　最后，苏军撤出和冷战结束后，莫斯科和华盛顿对阿富汗都失去了兴趣，阿富汗不再是祸根，这一点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悲哀。阿富汗逐渐被遗忘，尽管使用大国军用品遗留下的武器进行凶杀斗殴仍在发生，但其内战已告结束。如果苏美在阿富汗的长期对峙被苏美积极合作建立和平与稳定而取代，那么这个饱经战乱国家的状况也许会是迥然不同。

　　让我主要从个人经历上回顾一下阿富汗危机期间实际发生在苏美关系上的事情。最初的舌战几乎立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最高层展开。1979年12月28日，卡特致电勃列日涅夫要求入侵部队应该撤出，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称苏联的干涉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是“对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的公然违犯”。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在热线上通了话。
　　勃列日涅夫在复电中声称苏联的行动是暂时的，但同时告诉卡特，苏军有限的部队将留在阿富汗，直到他们的任务完成为止。卡特在12月31日收到这份电报几小时后接受了电视采访，他指责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的行动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是歪曲事实，他说这次侵略“使我个人对苏联最终目的的看法造成了更富戏剧性的改变，而先前我在任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未使我这样做。”这番话令人难以忘怀。他的国内政敌抓住这番话不放，将之攻击为一个软弱领导人做出天真而动情的反应。
　　1月4日，新年伊始总统便发表了戏剧性的电视讲话。他请求参议院推迟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批准的辩论。他也延迟了美国和苏联领事馆的设立，取消了全部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范围从小麦出口到纽约大都市博物馆修道院的珍藏品画展。卡特还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将向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提供军火、食物及其他支持，准备给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类似援助。
　　1月20日，我从莫斯科返回。苏联领导人沉浸于对卡特及其报复计划怨气冲天之中。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之后感到卡特十分友好，现在也因为卡特的敌对打心眼儿里诅咒他。只有葛罗米柯（以他那特有的谨慎和简洁的方式）向我建议，我在华盛顿应该尽力了解是否能够做些什么来防止我们与美国关系的彻底崩溃。他补充说，卡特的行为就像一头走进一家瓷器店的大象——这是对众所周知的英语短语的俄文翻译。
　　我经历了许多次美国的反苏运动，但这次运动的强烈和规模程度我以前从未遇到。卡特总统个人着迷于阿富汗尤其引起我的关注。他屡屡把苏联的干涉描绘成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那些赞成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人纷纷销声匿迹。流行于美国政界的一种说法是，入侵阿富汗标志着针对美国的某种宏大战略计划的开始，该计划远远超出了阿富汗本身，我对此也深感惊异。各类政策专家提出了相当多的推测。主要由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地缘战略思想在华盛顿明显压过了其他的政治和外交考虑。
　　在我返美几天后，万斯邀请我到国务院与他进行一次坦率的会谈。他特别激动，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内只有寥寥可数的人试图使我们的关系免遭“华盛顿的各类极端主义”的攻击，他总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一员。他接着说，因为今年是选举年，阿富汗所发生之事的时间选择可能是更为糟糕。它们给了苏美关系以及在美国一贯维护这种关系之人沉重的一击。万斯还谈到，尤其是在竞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防止关系完全破裂十分重要，在局势稳定之前我们必须保持一个联系桥梁。只有恢复军备控制谈判才能实现这一目的。然而只要事件的地点在阿富汗，关于长期讨论的印度洋非军事化问题的谈判将不得不从现在的议事日程上取消。他还补充说，他已就这些与总统进行了讨论，卡特准备继续谈判，但只能是私下，而不便于公开进行。
　　我同意我们的关系确实处于低点，应该共同寻求一种解决的方法。不过我说，苏联不可能忽视美国的反苏歇斯底里，尤其是这种歇斯底里是由政府，直言说是由卡特总统本人煽动而起。卡特完全失去了理智，其行为不像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倒像一个完全受感情左右的人。我指出，在总统多次关于禁止农产品出口的讲话中，他一直希望这种制裁将造成苏联的食品、肉类和面包的短缺，苏联人民将会感到这一点。说得婉转些，这不会有助于增加苏联人民对卡特政府的同情以及友谊。那么，国务卿阁下谈的是哪一种桥？
　　我谈这些话时语气十分激烈，有时也置外交礼节于不顾。我确实为我们关系的瓦解而忧心如焚，这些关系的建立花费了许多人多年的不懈努力，当然我完全认识到，我们入侵阿富汗起了灾难性的作用。
　　万斯提出了一个看起来特别有趣的问题。他在犹豫片刻后问道，美国是否能设想苏联不打算从阿富汗进攻伊朗或巴基斯坦。他把之比作如果铁托逝世后对南斯拉夫的一种假设的进攻，这将把我们的关系置于大灾难的边缘。他向我保证，美国决无此类意图，相信苏联也不会有——但是苏军侵入并不是华沙成员国的阿富汗，动摇了本政府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谨慎意图的信任。
　　我在这里能够感到布热津斯基的“危机弧形带”理论的影响。我告诉万斯，我能当场正式向他保证，苏联决无向巴基斯坦、伊朗或该地区任何其他国家扩张的计划。
　　“对南斯拉夫来说它也是真的吗？”万斯问道。
　　我语气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决没有隐瞒某项计划，此外，我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可以负责任地讲这番话。
　　万斯如释重负，认为我们两国需要相互理解。可是这次会谈向我表明，我们有机会讨论局势是国务卿而不是总统的提议。只有万斯才会在白宫的一片喧嚣气氛中试图防止我们关系完全崩溃。显而易见，万斯劝告总统与我进行这样的会谈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卡特无疑也想试探我们对巴基斯坦、伊朗和南斯拉夫的意图，这表明他终究还是怀疑在我们政策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宏大的苏联计划”。
　　1月23日，卡特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占了上风。总统在讲话中将以后称之为卡特主义的政策公诸于众。他宣称任何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的任何意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这番话听起来像1947年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杜鲁门主义。卡特决心奉行一种积极的外交，“使任何侵略者为其侵略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标志着卡特转而把军事力量视为对付苏联的主要方法。卡特政府对阿富汗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完全出乎莫斯科的意料之外。苏联领导人在阿富汗采取行动时认为这一行动不会触及美国利益，而且不会威胁我们所知的美国在波斯湾的根本利益。然而，卡特政府的反应竟然如此强烈，就好像阿富汗确实被华盛顿看得极其重要似的。这似乎在强词夺理，因为他们发现很难为美国政府宣布卡特主义和对苏制裁提供更有力的理由。
　　在卡特讲话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得出结论，仍被克里姆林宫看作地方冲突的阿富汗事件恰恰成为卡特政府大规模恢复军备竞赛、加强美国在波斯湾军事地位以及发动一场全面反苏攻势的借口。所有这一切预示着缓和进程面临着无可挽回的危险。
　　可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继续干涉阿富汗事务。一系列重大事件照样发生，双方完全失去了相互信任。勃列日涅夫及其政治局同事们认为，卡特在合作与对立之间有意识地选择了后者。与此同时，卡特确信，莫斯科故意选择侵略阿富汗是对其意志的检验。双方处于冲突进程中。

外交与总统的情感

　　在那年的冬末和第二年的春天，万斯和我努力缓和在阿富汗问题上造成的紧张状态，尽管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大选年这也许是奢望。美国的反苏情绪如火如荼，很少政治家能够抵制这种情绪的发展，卡特当然也不例外。
　　2月2日，万斯和我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会谈期间，我们讨论了两国外长会晤以帮助消除误会的可能性。我俩一致认为，如果万斯能与葛罗米柯会谈，他们会努力从相互谴责转到逐渐地平息政治气氛和解决一些问题上来。万斯要我试探一下莫斯科，我表示同意。但是我离开1小时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我，撤回了他的要求。他刚刚与在戴维营的总统通了电话，总统不让他自惹麻烦。不过万斯仍然坚持不懈，2月8日他告诉我总统原则上赞成这一建议。他交给我一封致葛罗米柯的私人信件，表示希望于3月举行会晤，他认为这是眼下的唯一机会。
　　我们还讨论了卡特政府向中国人提供诸如卡车、美国卫星终端站等“非杀伤性”军事设备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国防部长布朗访问中国时透露出来的。莫斯科认为，这是对美国拒绝给中国和苏联提供军需品之政策的背离。万斯承认我们的话极有道理：在苏联干涉之前本政府无人倡导向中国提供军需品，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是总统本人因为阿富汗问题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做出的。
　　2月16日，葛罗米柯复信回答了万斯的会晤建议，严厉批评了美国现行的对苏政策。“选择权在美国手里”，这是葛罗米柯复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它模仿了 1978年卡特本人在安纳波利斯发表的好战声明。
　　万斯对这种回答感到十分沮丧。“好吧，我们只好看看结果如何，”他盯着信说。
　　布热津斯基随后对前来参加白宫秘密会议的美国大公司首脑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谴责苏联领导人所犯之罪难以饶恕。美苏贸易和经济理事会联合主席阿科姆公司的C.威廉·维里蒂^[14]将他的讲话透露给我。布热津斯基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将至少持续恶化到大选结束，或许延续到1981年。他谈到，卡特决心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活动“给予惩罚”，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不可避免。他讲话的实质是警告苏联可能用部分撤兵来发动一场广泛的和平攻势，重要的是不要落入苏联的圈套，不要返回到美国舆论对苏美关系缺乏警惕性的状况。
　　两周之后，万斯告诉我，在他与卡特最近的一次讨论中，他告诫说，如果局势照现在的样子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将受到破坏，这样即使卡特重新当选，卡特的第二任政府也不会有足够长的时间恢复关系，连任期将是一个对抗期。他告诉总统，唯一的出路是不要感情用事并开始理智的对话。可是卡特极其愤怒——他周围的人极度渴望他在此情况下不能自持。
　　卡特经过一些天的思考后，得出一个十分新颖的结论：他请求勃列日涅夫接待作为他个人特使的持有机密信件的马歇尔·舒尔曼。在我第二天与布热津斯基谈话时，他透露说，他是这次行程的潜在候选人之一，但是——他坦率地加了一句——他因主张强硬路线而被排除在外。当问道舒尔曼是否有新东西告诉莫斯科时，布热津斯基回答说，不会有令人过分意外的建议，仅是寻找未来的共同点罢了。他进而说，舒尔曼——曾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事——因为不“与总统十分靠近”，成功与否他无十分把握。布热津斯基显然不赞成这次旅行。
　　我对舒尔曼此行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当僵局已经存在于地位显赫者的层次上时，舒尔曼能够达成什么协议？无论如何，整个计划考虑欠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也未将之组织的有条不紊。舒尔曼本人并未表现出必要的不屈不挠精神，他要求把信直接交给勃列日涅夫，没等答复就返回了华盛顿。这一切对我们的关系等于雪上加霜。
　　3月18日，布热津斯基邀请我在他的乡间住宅共进晚餐，他说卡特知道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他首先向我保证，总统不打算将竞选活动建立在反苏的基础之上，这和他的一些共和党竞争对手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总统想要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正常化，将意味着双方耗费巨额经费的十年又丧失了。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几乎都不愿意在一场直接军事冲突中一决雌雄，所以两国关系迟早都必须恢复正常。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讨论阿富汗问题，试图找到一种相互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布热津斯基之言明显反映出卡特的某些思想，因此比较重要。与此同时，他也许只是试探我对他个人的想法有何见解，但我从未从万斯那里听到此类事情。布热津斯基提出，阿富汗应该奉行严格的中立以消除苏联对其南部边境地区的忧虑。如果莫斯科企图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国家，把不享有民众支持的卡尔迈勒扶持为国家首脑，美国将继续予以反对。
　　布热津斯基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种立场。美国赞成中立的阿富汗像芬兰一样对苏联友好，而不像蒙古一样成为一个仆从国。美国也打算按照苏联的提议保证不干涉阿富汗事务，它只是希望知道苏军欲逗留多久，仅仅是一两个月，还是数年？用莫斯科的穆斯林朋友如阿尔及利亚或叙利亚取代苏联部队如何？如果来自阿富汗领土的威胁又起，作为最后一招，苏联是否保留重新派兵的权利。如果苏联领导人不过分固执地支持卡尔迈勒政权，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可能为谈判提供了一个基础。到戈尔巴乔夫终于抛弃卡尔迈勒时，谈判已经为时过晚。
　　布热津斯基还就他那众所周知的“危机弧形带”理论和中国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喜欢布热津斯基的直言不讳，尽管这种方式有时使会谈气氛紧张。他说，如果伊朗和巴基斯坦准备宣布中立，美国将根据一项美苏秘密协定予以尊重，但不给予正式保证，以免造成苏联势力范围扩大到波斯湾得到了美国同意的印象。
　　关于中国，布热津斯基说，出于一种基本而明确的原因，不偏不倚的政策已被放弃，以利于友好关系的建立：美国政府屡次提请莫斯科注意苏联在世界各地利用古巴部队对抗美国利益，但是莫斯科充耳不闻，现在美国也要如法炮制，利用中国人。
　　我得到的印象是，布热津斯基把这次会谈视为一项方案的组成部分，该方案第一次在阿富汗问题上强调了具体的打算。白宫似乎也意识到，卡特执行反苏政策走得太远了，因此与莫斯科保持联系的愿望变得可行；万斯和布热津斯基轮番利用这种联系决不是偶然的，所以当他们运用时，情况就会忽冷忽热，反复无常。卡特政府模棱两可的方法留下的总印象令人费解。当卡特的人私下与我接触，欲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莫斯科时，他们好像确实担心我们关系的恶化，但该政府的所有公开行动无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3月13日，卡特公开号召联合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许多致力于资助运动员的美国公司私下告诉我们，它们不能抵制这一呼吁，此时卡特政府言行不一还不是十分明显。一周之后，一向非常悲观的万斯告诉我，卡特似乎着迷于“因阿富汗惩罚苏联”的报复思想。那次谈话表明，卡特—布热津斯基那伙人已使万斯无计可施。苏联对此同样负有责任，因为它拒绝了万斯提出的举行也许有助于疏通我们关系的部长级会谈的建议。

　　4月初，我被政治局召回莫斯科，就苏美关系急剧恶化问题进行商讨。苏联领导人不承认阿富汗对美国利益这么重要，因此很难理解卡特对苏军进驻阿富汗做出的极端反应。他们有两种不同解释。一些人认为，美国的反应过度首先是出自卡特本人的情绪不稳定；由于维护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他毕竟对双方关系恶化有所准备。另一些人认为，布热津斯基的强硬反苏方针在政府内占据上风，引导总统以此行事。阿富汗只是借口而已。
　　我告诉政治局成员，问题的症结既不是卡特本人，也不是他的智囊布热津斯基。他们目前行动完全一致。重要之处在于他们成功地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我们在阿富汗是侵略者，正图谋在整个中东扩张，因此与侵略者毫无缓和可言。反苏运动把我们以及那些如参议员富布赖特、肯尼迪、哈里曼、唐纳德·肯德尔等支持友好苏美关系的人置于困境，尤其当无人能看出缓和如何在我们关系中得以恢复时更是如此。
　　我建议，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应该集中在阿富汗，而应该寻找一些能够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地区。我同时感到，与卡特的政治和解是力所难及的。
　　政治局成员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分歧。他们实际上毫无异议地决定继续在可能的地区，尤其在欧洲推进缓和工作，同时努力揭露美国政府暗中破坏缓和的动机。他们也感到期望美国在进一步解决阿富汗问题中起建设性作用是不现实的。布热津斯基的中立化主意根本不可考虑，原因在于一是他们不信任他与卡特，二是把赌注押在卡尔迈勒身上。我一回到莫斯科，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就相继告诉我大致的情况。总的来讲，我感到克里姆林宫决心继续其在阿富汗的方针，并确信最后定能成功。
　　我丝毫不是为苏联领导人在阿富汗的干涉主义政策辩护，但必须强调，由于卡特政府把两国关系出现的所有问题与阿富汗联系在一起，所以实际上它把对苏政策仅仅归结到这一问题。一旦我们公开宣布对我们南部边界的一个动荡国家承担义务，那么期望苏联部队立即撤出几乎是不现实的。卡特本人相信我们的政策会发生这样一种突然转向的可能性吗？我当然认为他不相信，他公开采取强硬的反共产主义态度显然出于选举考虑，我认为这种态度对他是有利的。

　　返美不久，万斯就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进行非正式的闲谈。他说他将去佛罗里达短期休假，但是在此之前，他想听听我的莫斯科之行。我告诉他苏联不存在着任何反美情绪，不过坦率讲，对卡特的抱怨与日俱增。人们的心情是不信任和嘲弄感交织在一起，他们对我讲，卡特正把官方的全部力量投入对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联合抵制上。（日本大使告诉我，卡特急欲对莫斯科采取“惩罚行动”，其强度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空前未有，他对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采取的行动像是一个着魔之人。）万斯说，卡特的焦急不安泛泛而言可以归因于竞选运动，具体来说可归因于外交政策的两大难题，即阿富汗和伊朗的美国人质。
　　万斯没有进一步详细阐述，略微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对华盛顿在政治上如何变得腐败提出令人吃惊的见解：不再有任何人际关系可言，每个人在争夺权力——或看起来是权力的东西——的斗争中都渴望拆他人的台。万斯怨气十足，溢于言表。稍后他又说，他期望5月在维也纳庆祝奥地利国家条约25周年时与葛罗米柯会晤。他的声音沉闷单调，他表示对这次会晤不抱任何希望。当我们在4 月20日再次会面时，他告诉我，卡特过分忙于追求重新当选，致使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未获批准。其实，当他出于选举目的继续攻击苏联时，如果他能设法使之得到批准那才是个奇迹。万斯仿佛沉浸于痛苦的思考之中，他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个人为与莫斯科建立良好关系的斗争产生不出任何积极结果。他第一次坦率承认其他的力量占据上风。他表现出少见的悲哀情绪，仿佛沉浸于痛苦的思考之中。我们的谈话决不是官方的和例行公事的。
　　我当时不知道万斯将提交辞呈，其直接原因是他反对营救伊朗美国人质的突击作战行动。他担心就是大功告成，也会造成人质伤亡，使美国外交愈益恶化。他的辞职在4月25日营救行动失败之前一直秘而不宣，但的确反映出他对卡特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此外，他不太适合华盛顿特有的激烈政治斗争和玩弄手腕。
　　4月29日，万斯在宣布辞职后的翌日邀请我进行告别谈话。他看上去十分忧郁悲哀，这种情绪丝毫不是矫揉造作。他告诫我预计未来数周内政府将公布对伊朗使用武力的好战声明和威胁。最后，万斯有点惊慌不安地谈到选举后的形势。他已经认识到，卡特正放弃与苏联的对话政策，开始执行一项长期对立的政策。该政策甚至持续到卡特重新当选之后，至少与苏军留驻阿富汗同样之久。万斯说，这是总统对其僚属说明他对苏联立场的明确方式。
　　一考虑到万斯的公正和沉着的个人品质，我就想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裁托马斯·沃森^[15]短暂的外交生涯。沃森以宽宏大量而著称，对苏联抱有好感，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一个飞行员把美国飞机运送到苏联。维也纳最高级会谈时他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接替好斗的职业外交家马尔科姆·图恩。沃森因为阿富汗和伊朗问题在莫斯科并非轻松安逸。万斯辞职后，沃森电告万斯，他打算回华盛顿一趟，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形势十分紧张，万斯告诉我，他希望沃森将不随他之后提出辞职，因为在竞选运动期间这会不利于总统，此外，“在莫斯科有一个渴望改善关系的友好之人”尤为重要。
　　万斯说，沃森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商人，他“对所发生的一切十分耿耿于怀。他不是一个容易调整生活的人。当他处于世界上最大公司之一的首脑地位时，他不知道僵局是什么。他总是能够找到一种妥协。现在我们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职业外交家能认识到这一点，然后等待时机。但沃森不会等待时机，他紧张不安，不知所措”。
　　6月8日，万斯邀请我及我的妻子到他家里与他的妻子共进告别晚餐。参加这次晚餐会的只有我们4人。我们进行了私人交谈，相互表达了个人友谊，在这些紧张年月期间这种友谊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经历。一个才华出众之人在这个动荡年代不得不离职，我对此深感惋惜。

^[1] 穆罕默德·达乌德·汗（Mohammed Daoud Khan，1909年7月18日——1978年4月28日），阿富汗政治家。出身于王室。192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4—1935年、1938—1939年任东部省长。1935—1938年任坎大哈省长。1939—1946年任喀布尔中央军团司令兼军事院校校长，在任期间于1944年镇压了阿富汗部落起义。1946—1948年任国防大臣。1948年任驻法国大使。1948—1951年任内政大臣。1951—1953年任阿富汗武装部队中央军团司令。1953—1963年任首相，在任期间因与苏联关系密切，被誉为“红色亲王”。1973年发动政变，推翻王室统治，建立阿富汗共和国。1973—1978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疏远苏联，参与了不结盟运动，并同美国增进关系。1977年创立阿富汗国民革命党（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of Afghanistan）并担任党主席，迫害人民民主党人。1978年4月28日在人民民主党人发动的军事政变中被刺杀身亡。

^[2] 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1917年7月14日——1979年10月8日），阿富汗革命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7年起从政，曾任巴赫塔尔通讯社副社长。1952年任驻美国大使馆雇员，后因抨击君主制被召回国。1962—1963年任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雇员。1963年创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65—1979年任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1979年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推行革命政策。1979年9月14日在阿明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被捕，几天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8日被阿明下令暗杀。

^[3] 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1929年8月1日——1979年12月27日），阿富汗革命家。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57年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教育硕士学位，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5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65年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66—1979年任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1969—1973年任国会议员。1973—1978年期间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77年主导了人民派与旗帜派在党内的统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197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79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同年9月14日发动政变，推翻塔拉基，并于同年9月14日至12月27日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人民民主党总书记。1979年12月27日在苏军出兵阿富汗的行动中遇害。

^[4]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1929年1月6日——1996年12月3日），194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1961年进入教育部工作。1961—1963年在计划部工作。1965年加入人民民主党。1967年起是旗帜派领袖。1964—1968年任国会议员。1973年同达乌德合作发动政变推翻王室。1978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随即被解职。1978—1979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阿明被推翻后，在苏联的支持下回国。1979—198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79—1986年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在任期间抛弃共产主义，破坏原有土地改革的成果。1986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92年流亡俄罗斯。1996年死于莫斯科。

^[5] 阿道夫·“斯比克”·达布斯（Adolph "Spike" Dubs，1920年8月4日——1979年2月14日），美国外交官。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服役，随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73—1974年任驻苏联代办。1978—1979年任驻阿富汗大使。1979年2月14日上午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授意下被一伙恐怖分子绑架，在政府军与恐怖分子交火中被击毙。

^[6] 赛义德·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Sayyid 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年9月22日——1989年6月3日），伊朗什叶派大阿亚图拉。20年代起成为什叶派学者。40年代公开反对世俗主义。1963年起成为玛尔扎，同年公开反对巴列维推行的“白色革命”。1964年流亡土耳其。1965年流亡伊拉克。1978年流亡法国。1979年革命爆发后回国，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1979—1989年任最高领袖。1980年领导两伊战争。1989年去世。

^[7]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Викт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ишин，1914年9月18日——1992年5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6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3—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务参赞。1987年退休。

^[8]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奥加耶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Огарков，1917年10月30日——1994年1月2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38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在卡累利阿、乌克兰、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作战。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5—1957年任远东军区副参谋长。1961—1965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兼副司令。1965—1968年任伏尔加军区司令。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1974年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7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4—197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1977—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79年反对出兵阿富汗。1984—1988年任西部军区司令。1988—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90—1991年任全苏退伍军人、劳工、武装部队和执法机构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顾问兼独联体联合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顾问。1994年去世。

^[9] 谢尔盖·费多洛维奇·阿赫罗梅耶夫（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Ахромеев，1923年5月5日——1991年8月24日），1940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72—1974年任远东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74—1979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1981—198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8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顾问。1988—1991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1990—1991年任总统军事顾问。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4日自杀身亡。

^[10] 瓦伦丁·伊万诺维奇·瓦连尼科夫（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Варенников，1923年12月15日——2009年5月6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巴格拉季昂战役、波兰战役、柏林战役等。1969—1971年任苏军驻德国集团军第三野战军司令。1971—1973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第一副总司令。1973—1979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7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1984—1987年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84—1989年任国防部驻阿富汗前线作战指挥组组长。1986年指挥了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抢险救灾工作。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拒绝大赦。1994年被判处无罪释放，随即被勒令退役。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09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5—200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199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2004—200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去世。

^[11]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 Амвро́сиевич Шевардна́дзе，1928年1月25日——2014年7月7日），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3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二书记。1953—1956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7—1961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3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佩尔沃迈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1965—1968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长。1968—1972年任格鲁吉亚内政部长。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72—1985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90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辞去一切职务并退党。1991年任对外关系部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返回格鲁吉亚。1992年3月10日至11月4日任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1992—1995年任格鲁吉亚议会主席。1993年8月6—20日代理总理。1993年9—10月代理内政部长。1995—200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腐化。2003年被推翻下台。2014年去世。

^[12] 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Дмитр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Язов，1924年11月8日——2020年2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波罗的海战役、库尔兰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76—1979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9—1980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集团军群司令。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4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1987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87年1—5月任国防部人事局副局长。1987—1991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被勒令退役。1998—200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首席军事顾问兼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首席顾问。2000—2010年任纪念朱可夫元帅委员会主席。2008—201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20年去世。

^[13] 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阿赫马德扎伊（Mohammad Najibullah Ahmadzai，1947年8月3日——1996年9月27日），1965年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党内是旗帜派领导人。1965—1973年任卡尔迈勒的助理兼保镖。1975年毕业于喀布尔大学。1978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短暂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不久改任驻伊朗大使，最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流亡欧洲。1979年卡尔迈勒上台后回国。1980—1985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85—1986年任人民民主党中央书记。1986—1992年任人民民主党总书记。1987—1992年任总统。1992年在丧失俄罗斯政府援助下被迫辞职，并躲入印度驻阿富汗大使馆避难。1996年塔利班进驻阿富汗时拒绝离开喀布尔，9月26日被塔利班绑架，经残酷折磨后于次日被杀。

^[14] 小凯文·威廉·维里蒂（Calvin William Verity Jr.，1917年1月26日——2007年1月3日），美国钢铁工业家。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79—1984年任美苏贸易经济委员会主席。1980—1981年任美国商会主席。1981—1983年任两党私营部门工作组主席。1987—1989年任商务部长。2007年去世。

^[15] 小托马斯·约翰·沃森（Thomas John Watson Jr.，1914年1月14日——1993年12月31日），美国商人、慈善家。出身于商业世家。1937年毕业于布朗大学。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空军，曾为苏联运输美国飞机。1946—1949年任IBM副总裁。1949—1952年任IBM执行副总裁。1952—1956年任IBM总裁。1956—1971年任IBM首席执行官。1964—1968年任美国童子军主席。1971—1979年任总顾问委员会主席。1979—1981年任驻苏联大使。1993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