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解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三十章解冻

↘里根好战性逆转的原委
↘里根是乞求和平者吗？
↘过渡：安德罗波夫逝世，契尔年科继任
↘葛罗米柯又来到了白宫
↘外层（内层）空间的新气氛

里根好战性逆转的原委

　　美国的强硬路线对苏联政治局内部争论及对其领导者态度的影响几乎总是与华盛顿的初衷背道而驰。在里根好战言论带来的可怕扩军的形势下，苏联领导人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开始汲取了里根的独特观点，认为苏美关系会长期恶化是审慎的政策的选择。后来双方都逐步认识到除非另辟它径，否则他们正在走向毁灭。然而从对抗和竞相升级转折到这一步耗费了相当长的时光和努力，假如这一趋势没有占先形成的话，也许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现在看来，这一转折始于1984年总统选举期间。但竞选与转折有多大关系，谁也说不清楚。白宫意识到公众对罗纳德·里根政策中有关战争威胁的说法愈来愈担忧，一种热爱和平的呼声占了上风，好战的观点被压了下去。即使如此，里根仍不时失言，这突出反映了他的本来面目：重整军备的计划仍在进行；继续在欧洲部署美国导弹；总统丝毫无意放弃他的最新得意之作——战略防御计划。因此莫斯科认为它不得不对着干。舒尔茨和葛罗米柯那时正准备于1月1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下一轮会晤。政治局为外长拟定了详细而基本不让步的指令。这一指令清楚地显示了政治局的深刻忧虑，里根持续的竞选活动给苏联领导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与舒尔茨的谈判中，葛罗米柯受命将里根的政策描述为“充满了军国主义和侵略色彩”，进而向舒尔茨表明莫斯科不会容许超级大国之间军事平衡的改变，同时清楚地表示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迫使日内瓦谈判必须讨论这一问题，并将使战略武器会谈更为艰难。
　　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舒尔茨和我碰头，讨论恢复秘密渠道的条件。莫斯科虽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愿意一试。两国外长计划在斯德哥尔摩讨论众多其他问题的同时，就此问题的细节进行谈判。我心里当时在想他们的谈判会很艰难，天晓得会谈会不会像在马德里那样变为愤怒的争吵。舒尔茨愁眉苦脸地开玩笑说，两国关系是如此之坏，以致稍加努力就可改善关系的机会比比皆是。
　　舒尔茨给我看了一篇里根在1月16日关于苏美关系讲话的初稿。舒尔茨建议里根在讲话中强调，即使苏撤出欧洲导弹谈判，政府也决心保持与苏联对话。里根的信息显现了新变化和新调子，即现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已经振兴，它与欧洲的联盟得到了巩固，他的政府准备开始着手解决与苏联的分歧，宣告1984年是和平进程的机遇年。总统宣称，现实主义、力量和对话是他的指导原则，力量与对话并存。他赞同首脑定期会晤，并总结说，如果苏联政府真正希望和平的话，就会有和平。对于里根来说，这是一次赢得好感的特殊电视演讲。
　　在其他任何时候，一位美国总统这样的讲话均会被看作是向改善与苏关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然而，尽管有其他许多消极因素，但总统大选的临近使人们难以相信里根的诚意。他的讲话在美国并未赢得公众的好评，他讲话腔调的惊人改变被认为无非是为竞选服务。回想起来，他的讲话显然反映了他在对苏关系的看法上出现某些演变的端倪。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声明或许会通过秘密渠道给予补充说明。然而当时里根本人也许尚未准备将他的新思想变成具体的建议。
　　舒尔茨与葛罗米柯在斯德哥尔摩的会晤进行得并不是太糟糕，但是当葛罗米柯遵命严厉指责华盛顿时还是出现了一些紧张
　　气氛。舒尔茨后来告诉我，他感觉尽管葛罗米柯持强硬路线，但就他们的私人会晤来说，要比马德里那次令人气愤的会晤好多了。他把此次会晤比喻为“破冰”，尽管双方在表明所熟悉的立场时都所答非所问。舒尔茨说：“葛罗米柯结束会晤时说，我们的谈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此我完全同意。”
　　我感觉旁观两位外长的舌战很有趣。两人均个性极强，智商很高，阅历丰富。两人都对各自的政治体制坚信不移，拒绝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放弃政治原则。双方均不相信我们的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从根本上得以改善，尽管双方正在试图从已意识到的危险处境中寻找出路。但双方都对此小心谨慎。即使如此，这也为一片险恶的形势注入了某种乐观因素。
　　这使我想起了当时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些聚会。一次是纪念迪安·腊斯克75岁生日的大型宴会。所有腊斯克的继任者都出席了，另外还有大约200多名高级官员和美国大使，只有我一个人作为一位外国大使出席了宴会。我非常高兴地再次见到这位曾与之愉快合作过的人，尽管在困难时期我们存有分歧。还有一次是在坎南学院举行的纪念苏美关系50周年的宴会上。在这些活动中，对苏联政策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对此洗耳恭听。我走上讲台后所说的开场白是：“我到此来不是要说我们是完全正确的，而你们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说绝非戏言。我在美多年，公正地说，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国家及其社会制度的利弊。我曾试图向我的政府解释我所看到的美国各届政府不同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且尽量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诚然，我的一些分析是错误的，或太感情化了。总而言之，我受我国哲学及我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太深了。我要尽自己所能对外阐明这一点。然而我总是尽量做到客观，我的愿望是改善两个大国间的关系。

里根是乞求和平者吗？

　　在前半年里，对整个华盛顿，特别是对我们使馆来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挑战就是判断总统对苏联接触的严肃程度如何，如果他的所作所为是与事实相符的话，那么又能持续多久。11月大选后还会坚持下去吗？对此现象的观察、解释和建议颇多，且五花八门。这样做的人一般并没有因感兴趣而加以渲染。
　　事实上解冻的迹象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们误解。这些大使每月在我们使馆聚会一次。“朋友们”定期会面，我从来不以小组头头的身份自居或出面协调政策，那是莫斯科的事，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交换外交情报和华盛顿的小道消息。我们1月13日会面时，除了古巴大使外，所有大使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随着美国开始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美国对他们国家采取了抚慰态度。他们感觉到，自大选以来，里根讲话时敌意小了。
　　吉米·卡特1月30日意外地来拜会我，他表达了对于里根扩军程度的关注。他形容里根的和平言词纯粹是竞选花招。前总统完全相信，只要里根在台上，就不会就军备控制、持别是核武器达成任何协议（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糟糕的预言家）。
　　我与伊格尔伯格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谈话，他的思想与卡特几乎如出一辙。当被问及我们是否可期待里根政府在改善与我们关系的问题上具有积极性时，伊格尔伯格直率地表达了他的顾虑。他说，里根自信他的和解腔调足以安慰选民。伊里诺斯州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查尔斯·珀西告诉我，1月6日里根和他的助手碰头讨论竞选中的“苏联策略”，他们断定选民已完全知道里根反苏立场的实质，所以他不能再做什么，以免使选民认为他是个战争贩子，但也不必增加他们对与苏签署重大协议的希望。
　　甚至梵蒂冈也对此感兴趣。在梵蒂冈默许下，费利克斯·莫利姆^[1]教父与我一直保持着个人联系。他向我透露，梵蒂冈国务卿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2]已会晤过里根，他得出的印象是，里根要在其竞选期间克制反苏情绪，这样做会使美国基督教神父们满意，因为他们报告说，全体教徒们在里根执政的三年中一直因战争的威胁而胆战心惊。然而卡萨罗利还发现里根牢牢地抓住其强硬路线，部分原因是他相信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导弹会促使苏联的态度更为灵活。
　　乔治·凯南^[3]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他曾制定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现在他同样相信里根已开始为竞选而鸣锣开道，因为他必须得顾及全国上下对核战争的恐惧。他指出安德罗波夫提出的里根政策危险的警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迎合了宣传核战争恐怖电影的浪潮。尤其是大约有1800万人观看了“末日”这部片子，再加上美国政界和宗教界名人们出版书籍、发表文章、评论，所有这些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使恐惧撞击着美国人民的心。在里根试图以和平候选人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时，凯南建议我们抓住总统的话，使他采取守势，同时公开表明“即使在里根领导下”，我们也为达成一个对双方有利的协议做好了准备。既然他在考验苏领导人，我们同样也得选几个可能会取得迅速进展，并能付诸实施行动的问题来试试他。
　　基辛格当然有其独到之见。他说，里根及其随从在竞选期间不想夸大苏美关系。他报告说，白宫和国务院正在讨论各种行动，以向苏联发出信号。然而整个议程杂乱无章，原因是没有一个人来很好地组织。他强调里根政府没有一个紧凑的计划来对待苏联问题，因为里根从未严肃地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国务院特别缺乏主动性，并且缺乏提出新思维的勇气。
　　在一次官方晚宴上，我碰见了议长托马斯·蒂普·奥尼尔^[4]和一位老朋友。像往常一样，他谴责里根，但又问我他们从白宫处所闻是否可使他认为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正在得到改善。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并说苏美关系仍同以前一样糟糕。奥尼尔说、尽管政府官员在国会里试图依靠与苏联人私下的关系来使人们得出相反的印象，他还是这样认为的。奥尼尔说应不遗余力地阻止里根这个危险人物再次当选。“如果此事发生”，他显出一副焦虑的样子继续说，“里根自己本性的发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很可能使我们处于重大武装冲突的边缘。他是一个危险的人。”
　　此后在5月，我从伊格尔伯格处找到了我以为是对我长久以来对白宫战略的真正本质的疑虑的首次明确答案。伊格尔伯格刚刚离开国务院，就职于基辛格的咨询公司。这里的薪水远比他原在政府中所领取的一年6.5万美金的工资丰厚得多了，原来的那些钱不够他支付孩子们的大学费用。
　　按规定他在位时所得到的消息是不得泄露的。他说，白宫已经决定里根在竞选期间应该充分利用苏联拒绝继续日内瓦核谈判一事大做文章。他们的理由是，面对民主党说他不如他的共和党的前辈们，攻击他没能与苏联达成任何重大军备控制协议，他可以以此为自己辩护，所有这些都归罪于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军事威胁。使馆从各种渠道得到了几乎同样的情报。我们均报告了莫斯科，而莫斯科未能拿出有效的宣传对策。
　　伊格尔伯格还向我透露了他对里根作为普通人和行政官员的看法。总统仍受其引以为自豪的“天生本性”所主导，可是他天生的本性并没有产生出丰富的思想。他少得可怜的主意还带着意识形态陈词滥调和平庸宣传的强烈色彩。在他执政的三年时间里，他所控制的外交政策仍无所作为，特别是在复杂的核政策问题上，他根本不求甚解。他的助手为他省去了审阅冗长报告的麻烦，那些东西他是不会读的。里根坚持只有那些已得到他的顾问同意的建议，他才会考虑批准。他讨厌对那些意味着在政府里的两个对立阵营中作选择的问题作出决定。
　　这种做法加强了五角大楼和温伯格制定外交政策的作用，在处理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问题上更是如此。温伯格利用里根对军事的青睐，实际上可以否决国务院的任何一项建议，或者至少是抓住极好的机会促成通过他的计划。在里根面前，他积极地为国务院的观点辩护。但国务院需经“总统批准”的跨部门问题，如军事利用空间、化学战争或裁军等，都非常重视军方的意见。
　　国务院的外交受到白宫所制定的对付苏联的程序的严重制约。明文规定严格限制外交官谈判的口径，即使在传统的与苏官方代表非正式交换意见时也不例外。由于这些指示是非经常性地下达的，所以美国代表没有替代的立场以适应对方同等数量的问题，继续非正式对话。他们没有灵活性，只能传递给苏联代表一个经批准的信息和时间。解释舒尔茨不明确、谨慎的言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实际上没有机会经营一条交换意见的秘密渠道的原因所在。而过去，这条渠道曾帮助外交官们在双方首都为打破僵局找到办法。伊格尔伯格说里根及其随从甚至听不进关于利用其他政客对付苏联的经验的意见。因此，一旦总统感觉到他与莫斯科的对抗走的太远时，他便采纳他小圈子里亲密助手们东拼西凑的意见，这些人在电视上塑造形象是行家里手，但却对克里姆林宫的运作方式和如何与其进行对话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珀西议员告诉我，白宫加紧散布总统已尽其所能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然而克里姆林宫却暂停核武器会谈的消息。我列举了一系列我们裁军建议的例子，这些对珀西来说是个新发现。他问我这些建议为何不发表。我回答说，高级记者应该保密，珀西摇摇头说：“你是在里根的手心里玩游戏。”
　　如同生活中常有的事一样，里根在偶发事件中表现出即使不是最不合乎理性的，但也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本性。8月11日，里根总统在每周例行向全国发表的电台演讲试音时开玩笑地说：“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今天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已经签署了一项立法，宣告苏联在法律上永远失效。五分钟后，我们开始轰炸。”但他不知道，当时麦克风是开着的。
　　苏联政府没被这个玩笑逗笑，而是通过塔斯社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硬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在美国的影响也一样不怎么好。国务院急忙竭尽全力进行反击，谴责苏联利用偶然事件言过其实地大肆宣传。或许是这样吧。我所说的这些是根据我当时作的笔记回忆起来的，那时作笔记是为了判断总统的真正情感和动机。毫无疑问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对此事记忆犹新。

过渡：安德罗波夫逝世，契尔年科继任

　　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是1983年我回莫斯科休假期间，在中央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他看上去气色不太好，但在讨论与美国的国家事务时仍精力充沛。他批评里根的政策，特别是批评美国公开攻击苏联，他认识到这使得他不可能与华盛顿达成最低限度的和解。“我赶上对付这位美国总统真算我倒霉”，他对我说话时语气虽很轻，但言谈中带有苦涩。
　　那年冬天，舒尔茨得体地询问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他说：“对安德罗波夫病情的各种猜测传到了白宫。”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总书记虽需注意保重身体，但他在继续主持国事。他住院次数日渐频繁，虽然对此时有谣言，但任何有关消息都对外保密。第一个令人警觉的迹象是他没有出席12月的党中央全会，这时总书记的传统报告是要本人宣读的。当时苏联大使们，包括我在内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么严重。
　　安德罗波夫于2月9日逝世。我曾寄希望他来逐渐改善苏美关系。他的才识当然胜过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一筹。在适当的情况下，他是可以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重要调整的，而且他肯定是想这样做的。他最初的某些观点被他的门徒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借用，并又依自己的方式发展了，可安德罗波夫本人却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精力去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此外，国际形势也不容许他这样作。强大的惰性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克服的。2月12日里根来到使馆，并在吊唁簿上签名。
　　1984年2月13日，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确认契尔年科为总书记的接班人。第二天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乔治·布什。当时他是率团来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的。两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契尔年科对布什说双方“不是天生的敌人”。布什答道，里根准备进行真正的对话。
　　72岁的契尔年科的当选并未给苏联对外政策带来任何重大改变，他那时患肺气肿，身体很虚弱。然而，葛罗米柯又重新获得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控制地位，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他丧失了有关权利。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没有很大的分歧，他们开始承认有必要与华盛顿共同寻找一条走出死胡同的办法，特别是在限制核武器会谈问题上。契尔年科感到非常缺乏主动性，但是他又不敢作出果断的改变。作为由政治局委员们选拔出来的谨慎的过渡性人物，他通常是听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并被他们的情绪所左右。他是过去20年里一位最软弱无力、最令人难以理解的苏联领导人。
　　契尔年科和里根之间开始的一系列交往不由使我想起一种精心设计的礼仪舞，在这场舞蹈中，双方互相通信，向和平与裁军这一需求行屈膝礼，但却无任何行动推动它取得进展。里根春天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苏联，这显然是想指望中国作为抗衡力量。他声言绝不会与苏联签署任何在欧洲削减或清除核武器的协议，除非苏联可以保证这些武器不会被转移到亚洲去。这次访问总的来说使苏联领导人怀疑里根政府实行全面敌对的情绪进一步加深。
　　苏联存在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老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纠纷，对此我国政府继续采取坚定而漫不经心的报复政策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时，我们放任事态的发展到了在国外变成丑闻，危及两国关系的地步，然后我们又让步。克里姆林宫的确认为，纯粹的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得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鼓动和帮助而发展起来的。
　　就拿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妻子伊琳娜·邦纳^[5]的事件来说吧。里根和舒尔茨告诉我，除非容许她出国治疗，否则萨哈罗夫就准备举行绝食斗争。他们希望我们在这一事件成为另一起反苏运动之前，能考虑她的要求。5月19日是星期六，早上我在家接到总统亲自从戴维营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想向契尔年科发出私人秘密请求，请其容许邦纳离开苏联进行治疗。有报道说她的身体极坏，上帝不容许她现在死去。里根认为，如果此事发生，愤怒的美国公众舆论会把已经很糟糕的两国推到可想而知的最低谷。里根说，他不怀疑苏联医学科学的高水平，但是“如果她死在莫斯科会是什么情景呢？那将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如果她要死，就让她死在这里，起码没人来指责我”。
　　里根又以调解的语调补充说，当然他不能判断邦纳的身体状况目前到了什么程度，他是根据他所得到的非官方消息这样做的。我答应迅速将他的请求转达给莫斯科。我把里根的干预看作是他出于某种良好愿望所做的姿态。
　　没过一周，我用电话向里根转告了来自莫斯科由葛罗米柯签署的答复。电报说，“那个女人及其同谋”正在试图蓄意使人们对目前的形势引起注意，以损害苏联的名誉，她的身体的真实状况是 “她会比她的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他坚持说这是“由高级医学专家作出的具有权威性的结论”。
　　总统冷静地认识到，他无意仅仅为了帮助邦纳而恶化两国的关系，可他又不能制止有人为其健康状况而大声疾呼。他说他害怕此事又会引起美国国内支持她的犹太教各组织协助而闹出乱子。
　　直到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当政时，邦纳才获准前往美国访问。1985年8月29日，政治局讨论了她的请求。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尔科夫的发言有利于批准她的请求，但是他明确地反对容许萨哈罗夫陪同她前往，因为他知道苏联核武器发展的详尽情况。切布尔科夫说，如果萨哈罗夫在国外有了实验室，他就可以继续他的军事研究。然后他又说：“萨哈罗夫的言行举止受其妻子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愤怒地大声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这样。”邦纳实际上只是半个犹太人，与苏联的犹太抵抗力量没有特别关系。萨哈罗夫不是犹太人，然而由于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是犹太人，同时许多外国犹太组织通过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及其它人权小组从事共同的事业。戈尔巴乔夫和许多政治局委员认为邦纳事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的扩大。邦纳被获准离境了，可是他的医生却被留了下来。此后，她几次到国外去旅行。

　　两国关系继续走下坡路。5月，莫斯科拒绝出席在洛杉矶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在寻求表达不喜欢里根的方式的同时，仍然没有忘记卡特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件事。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反对复杂的军备控制谈判，呼吁尽早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这是连一般焦虑不安的选民都能理解的事。
　　6月20日，舒尔茨再次请我去会谈。这次谈了三个多小时，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和我们使馆的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参加了会谈。舒尔茨说，总统十分清楚双方的失望和难处，他想要改善两国关系，但如何改善呢？与契尔年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是有益的，他没有拒绝考虑此事，同时他建议把我们的问题开列出一份清单。
　　为此舒尔茨和我一道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单子：核武器控制，禁止外空武器，反弹道导弹系统，公开放弃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提案，限制海军武器，禁止化学武器战争，改善热线等。我们简要地涉及了地区性问题，如南非、中东和两伊战争、人权问题和特殊的双边问题。我们清理出所有有争议尚未解决的问题，然而没有试图得出答案，甚至连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也未涉及。毫无疑问，讨论有助于将我们的事物井然有序的摆出来。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令人吃惊的是，白宫邀请葛罗米柯重新恢复了他每年秋季对白宫的访问，并与总统进行会晤。国务院苏联处处长汤姆斯·西蒙斯 ^[6]8月下旬发出了邀请，但其前提是要“理解会晤应是严肃的，而不是用于宣传目的”。他极秘密地向我们的临时代办解释说，这个奇怪而不同寻常的信息显然反应出里根的随从对“当前情况的妄想”，尽管白宫肯定出于自身利益希望会晤，但又极端害怕莫斯科在会晤时投下影响大选的宣传手段的定时炸弹。他补充说，政府已下令为苏联外长来访采取必要的保安措施，包括一部防弹车（他们知道葛罗米柯对其自身安全是十分注意的）。
　　与此同时，里根在竞选中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他的政策已见成效，他现在可以更加亲切地对待苏联。相反，苏联领导人却继续公开攻击美国政府，声言战争的危险在增长。苏联领导人愿意对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7]给予口头上的援助，这不是因为他们了解他，而是他们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比里根好。然而蒙代尔没能利用对他有利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我认为那是因为蒙代尔不能确定到大选之日，苏联因素会是有利于他还是有利于里根。由于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在同苏联进行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竞争中挺起腰杆吗？或者他们希望他与俄国人举行最高级会谈并为了改善关系而作出某些调整和让步吗？蒙代尔从未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政治局内部，围绕着在竞选的最后阶段我们的最佳表现方式问题引发了一场论战。莫斯科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把对反击任何攻击，不停顿地批评里根作为重要原则，但在行动上不要过火。我们的批评要有限度，并需慎重，因为美国历史清楚地表明，外国对大选的干预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恶果。我们应该预计里根可能获胜，对待一位我们或许将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太蛮横了不是上策。政治局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政治局认为葛罗米柯与里根的会晤太重要了，因此为他拟定了特别指示。他们强调莫斯科对华盛顿的希望是首先讨论彼此的安全问题，表明冻结或削减核武器储备的意愿，放弃生产或部署不稳定的新式武器，同意外层空间非军事化。
　　苏联自此改变了态度，对里根从对抗到开始尝试与其达成协议。他们打算趁机抓住里根竞选期间的温和调门，寄希望于以后加以利用。现在回想起来，做出如此过速的反应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不能确定这扇选举机会之窗能敞开多久。舒尔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直到1984年底，就总统关于苏美关系的问題的辩论仍很激烈。当里根决定接待葛罗米柯时，他告诉舒尔茨说，此事事先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风声，不然他周围的人又要吵闹不休，执意让他改变主意了。

葛罗米柯又来到了白宫

　　9月26日，总统在白宫接待了葛罗米柯。用礼宾规格来衡量，里根是按政府首脑而不是按外长的规格来接待他的。总统在椭圆形的办公室摆好姿势与其合影。新闻记者来的太多了，不得不把他们分成三拨儿，所有的人都用最大的声音提问题。
　　南希·里根出现在午餐前的鸡尾酒会上。葛罗米柯在被引见后向她敬酒。他喝酸梅汁，她要了一杯苏打水。“我们俩都喜欢饮料”，他用干巴巴的幽默文字说道。
　　葛罗米柯与总统夫人聊了一会儿，“您的丈夫赞成和平还是战争？”他问道。她回答说总统当然完全赞成和平。葛罗米柯惊奇地问：“你敢肯定吗？”她百分之百地肯定。葛罗米柯还坚持问：“那他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建议呢？”她问道：“什么建议？”有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但就在午餐开始前，葛罗米柯又提醒里根夫人，“每天晚上别忘了在总统耳边说‘和平’两字”。她说：“当然，我会的，我也得在你耳边说。”我必须说，葛罗米柯从交谈中得到了乐趣，他非常兴奋地向政治局作了报告。
　　里根和葛罗米柯的谈判在椭圆形办公室内举行。他们谈了两个小时，午饭后继续谈。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高级官员有布什、舒尔茨、温伯格、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8]、里根助手贝克、米斯、迪弗和新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葛罗米柯由副外长科尔尼延科和我陪同。
　　会见一开始里根就发表了冗长的讲话，主要是关于美国希望和平，并进而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民把苏联看作是对和平的威胁。里根解释说，他看到马列主义政治哲学激励苏联的世界革命政策，而且这场革命将导致资本主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灭亡。他推理说，美国必须武装自己，否则就将被迫在投降和灭亡之间作出选择。葛罗米柯竭力去纠正他。他说，的确，历史进程的目标就意味着一种社会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但这绝不是军备竞赛的理由。苏联领导人绝不相信政治和军事威胁，任何人也不可能指责我们企图用武力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他说：“我们没有这个计划，我们永远不会有这个计划。”
　　里根建议午饭前与葛罗米柯举行私人会谈。葛罗米柯后来向我们通报这次简短会谈时评论说他十分不理解对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好兴奋的。总统好像要告诉他什么重要机密一样，他强调说他的个人梦想就是“无核世界”。葛罗米柯回答说，核裁军是首要问题。双方都同意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核武器。这就是私人会晤的全部内容。我不排除里根本人渴望让苏联外长相信，无核世界是他的真正梦想。里根确实不止一次地公开提到这一点，但他认识到即使他的随从也不相信这一点。
　　总统的几个助手向我们证实，里根事先告诉他们他想在休息时与葛罗米柯单独会晤，但他没有告诉他们谈什么，显然事后也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里根和葛罗米柯进房间后，门留了一条小缝，以防总统万一有事呼唤值班员时可以听到。里根与苏联外长就无核世界问题简短交换意见后便起身去私人盥洗室，出来后，他问葛罗米柯是否也要去方便一下。葛罗米柯便去了。那位值班官员没有听见他们谈什么，所以总统的随从人员不能肯定总统是否忘记了他要与葛罗米柯私下会晤的意图，还是改变了主意，或是一开始就打算只是聊几句而已。
　　总而言之，两人都有理由认为交谈进行的很好，而且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并未发生其他官员在场及在午饭时出现的不必要的发火的情况，然而双方都固执己见。
　　在后来的广播讲话里，总统描述他与葛罗米柯的会晤是有益的，首先从为争取再次当选的竞选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葛罗米柯对新闻媒介说，他与里根的讨论“不能使我们得出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出现了实际而积极变化的结论，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这一声明向人们证实苏联政府对美国的评价没有改变。然而葛罗米柯对接待本身很满意。在乘飞机离开华盛顿时，他告诉我，他发现里根是人类最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葛罗米柯是这样说的，全人类也都是这么说的——大选后里根可能会对签定协议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或许秋季与葛罗米柯举行下轮会晤时会更甚。葛罗米柯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白宫，苏联政治局中迄今最无名气的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成为总书记，把葛罗米柯赶上了实为虚设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他被一位更年轻、更灵活的政治家所取代。
　　葛罗米柯的美国之行使苏联领导人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如何进一步与里根发展关系。我们曾希望反对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群众运动会迫使美国和北大西洋组织放弃它们的计划。可是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我们错了，核导弹被毫不犹豫地部署在欧洲。通过恢复谈判来寻求和解是有必要的，这也有益于商讨外层空间核武器问题。否则我们会错过这个机会。莫斯科开始痛苦地重新评价直至11月中旬还在执行的政策。随后我们即向里根建议美国大选后重开新的一轮谈判。
　　对于里根来说，他感觉会见可怕的葛罗米柯是克服了一个障碍。职业外交官、美国驻苏联大使阿瑟·哈特曼告诉我，里根会见葛罗米柯后，立即与他的同僚们会谈，哈特曼也参加了。里根看上去格外轻松：与葛罗米柯的会晤结束了。总统开玩笑地说，与美国的顽敌、令人信服的苏联卫士葛罗米柯的辩论要比与蒙代尔辩论难多了。哈特曼的印象是里根为通过了“葛罗米柯的考试”而感到满意。这次考试增强了他的自信心。
　　里根进行了全面总结，他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相信苏美关系会回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是天真的幻想。两国对相互的社会制度的看法不可调和，这是两国将继续对抗下去的部分原因。但是里根所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的确渴望达成协议，以缓和军备竞赛，并认为11月后这种机会将会出现。
　　哈特曼说，看来一旦里根当选，里根会对裁军问题投入更大精力。而他迄今一直是坚持通过增加新的军事计划来维护美国安全这一模式的。但是现在他愈来愈认为美国安全利益最好是通过执行新的军事计划与同苏达成的军控协议相结合来予以实现。而迄今为止里根忽视了这一政策的后半部分，因为他深深地陷在执行前半部分之中。当然，他现在还有机会向后半部分努力，尽管存有任何幻想都是错误的。
　　就在大选前，副总统布什在家中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从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有关消息。他对获胜充满信心，他漠视华盛顿最新的传说，即里根在大选获胜几年后可能会为布什而自愿隐退。布什对此开心地大笑说，我应该期待里根自愿隐退前华盛顿发生一场地震，里根太热衷于当总统和他所拥有的权利了。里根在竞选演说中表明赞成与苏联发展较好的关系，并提及签署军控协议的可能性，我想了解他演说背后的意图。布什回答说，里根的确诚心诚意地信奉他所说的话，但要被问及他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以及如何付诸实施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白宫尚未酝酿任何实际的步骤。

外层（内层）空间的新气氛

　　里根最钟爱的计划——战略防御计划——使对里根政府的真正意图的试验失败了。战略防御计划是里根政府最后着手谈判的目标，而且只有在大选后并在证明条件接近的前提下才这样做。大选开始前的夏天，莫斯科和华盛顿已就宇宙空间军事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里根和葛罗米柯已就战略防御计划交换了 10封私人信件，他们商谈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事实的确如此。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问题专家、后来成为美驻苏大使的杰克·马特洛克^[9]对我说，里根对与苏联谈判瞻前顾后。主要的障碍是，如果在核查问题上失败了的话，他不愿意成为替罪羊。
　　在一定的时候，星球大战会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华盛顿也不可能抗拒。外交斗争围绕着会谈的确切名称展开，我们建议叫做“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谈判”，华盛顿则不接受“防止”一词。这已远远超过了外交上的吹毛求疵或语义上旳辩论，因为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指谈判要达到禁止战略计划的结果。莫斯科不同意收回其用词，因为最后的可能是通过控制的过程而实现空间军备竞赛合法化。
　　9月初，美国方面宣布对将在日内瓦举行的“外层空间军备控制谈判”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建议讨论削减核武器及核查的可能性问题。美方的第一个建议仍指的是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一来实质上把问题降低到了控制手段的问题。第二个建议的目的是要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后征服苏联对战略武器谈判的拒绝。里根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详细地阐明了这一观点，这样做实际上是公开表明他愿意重开苏联突然中止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回顾往事，美国在外交上坚持尽可能减少战略武器的数量这一点是值得信任的。1993年这一目标终于得以实现，但在1984年白宫则需要那个建议来表示其裁军政策和它准备重开会谈的姿态，同时把球坚决地踢给了苏联一方。莫斯科决定等到总统大选之后再说。11月中旬政治局同意就“核与空间武器”问题重开新的谈判，这是苏联喜欢的名词。但这一决定并未因里根以压倒优势再次当选而加速进程。里根的再次当选归功于其内外政策。政治局指示葛罗米柯尽力从舒尔茨处得到较好的筹码。
　　美国政府内部就战略防御计划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主要的批评是，在战略防御计划发展成为向外空发射导弹前，苏美两国关系和战略平衡可能已被破坏了。无论如何，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内部辩论是在舒尔茨和温伯格之间引人注目而激烈地进行的。在政府和商界中以前的一些亲近的同事们在许多事情上均持不同意见。就在里根再次当选后，事情竟然发展到舒尔茨私下要求总统在他与温伯格之间进行选择的地步。
　　然而，里根拿不定主意，说他们俩个他都需要。就思想意识和个人关系而言，他与温伯格更为亲近，并常常采纳他的意见。但大选后，他想加速与莫斯科的接触和谈判，特别是在核武器控制问题上，这样对他来说，舒尔茨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新上任的、更加固执己见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接替了善于思索的威廉·克拉克。麦克法兰私下告诉我，大选后舒尔茨开始彻底地研究裁军问题；此前，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肤浅。因此舒尔茨井井有条地开始为同葛罗米柯的谈判作准备工作。
　　11月23日，苏联和美国宣布，葛罗米柯和舒尔茨拟于1985年1月7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军备控制谈判，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欧洲中程导弹和外层空间武器问题，他们将为未来的会谈制定具体的日程。
　　当我与舒尔茨再次见面时，他看上去对会谈的可能性相当乐观。好事多磨。他将要去戴维营，里根要在那儿会见撒切尔夫人。他们盼望倾听她关于最近在伦敦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情况通报。撤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赞扬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的政治人物，称他是位可以“打交道”的人。她公开称赞一位苏联官员是前所未有的事。那些顽固的美国反共分子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舒尔茨面带微笑，惊讶地大声说道：“他究竟凭什么迷住了这位铁娘子？”或许我应该告诉他其中的原因。我第一次见到戈尔巴乔夫是去年夏天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在政治局汇报，实际上没有任何人问我超出平常的事，提问都不外乎：事情进展如何？但戈尔巴乔夫却缠着我问问题。大约二三十个问题吧。他阅读了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美国的书。他想了解的东西太多了。

　　当我从舒尔茨的办公室走出来时，我碰见了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西蒙斯。他告诉我美国为日内瓦会晤作准备的态度达不到苏方所期望的程度。美国方面的态度在于强调战略防御武器，而把外层空间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此外，国务院对于五角大楼的外层空间计划了解得太少。舒尔茨按其有条不紊的方式，曾要求五角大楼就战略防御武器作简要介绍，但未能如愿。西蒙斯告诉我，莱斯利·亚伯拉罕森^[10]中将就该计划作了简介，他是星球大战计划的主任。通过听取简况介绍，舒尔茨认识到中将只是概括地讲的，如果有新闻记者采访的话，他也可以用这些材料对付他们。
　　舒尔茨说：“我想了解详细情况。”他向中将询问了几个特殊问题。对舒尔茨的到来，亚伯拉罕森丝毫没有感到窘迫，他问他的助手，国务卿想了解绝密材料，他是否经过安全检查了。舒尔茨很生气。由此可见，美国军方能提供给他们的高级外交官的秘密也不比我们的将军向我们的高级外交官所提供的秘密多。
　　在莫斯科，政治局召开了特别会议，为赴日内瓦的葛罗米柯制定指导细则。他得到了明确的指示，要求他尽可能在禁止外层空间武器方面争取明确的承诺，并要将此问题和核武器谈判联系起来。所有这些的目的是使美国没有可能回避讨论空间武器问题，因为美国显然只想讨论削减战略核武器问题。戈尔巴乔夫主持了政治局会议。由于契尔年科的身体越来越坏，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的次数日益增多。里根顽固地坚持战略防御计划，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他苏联领导人深知要不惜代价挫败里根的企图。这种两个敌对的、但又互不相让的国家间的冲突一直主导着以后几年的安全谈判，两位领导人感情用事又使问题扩大了。
　　舒尔茨带着不同且不明确的指示前往日内瓦。他是在与温伯格发生纠纷后从里根处得到这些指示的，温伯格坚决反对与葛罗米柯就空间武器举行任何会晤。（当时战略武器计划是五角大楼发展最快的计划）。舒尔茨的理由是不举行星球大战会谈，整个日内瓦会谈就毫无意义，因此他将此事报告了总统。里根就像所罗门一样解决争端。他说，开始与苏联讨论这个问题没错，但是舒尔茨应该“什么都不屈服”地进行。
　　在日内瓦会谈时，舒尔茨不同意将会谈局限于空间武器和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方案，他反对将空间武器与核武器会谈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使他与葛罗米柯的讨论进行得非常困难，特别是最后的公报措辞更是如此。我目睹了此事的全过程。我可以说，葛罗米柯在执行政治局的指示时表现出令人敬慕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联合公报说，谈判人员分为三组来讨论复杂的空间武器与核武器诸多问题，即战略与中程导弹问题，以便于在“相互关系”中解决这些问题……，制定出有效的协议的目的在于防止空间军备竞赛、中止陆地军备竞赛，在于限制、削减核武器，在于加强战略稳定”。
　　尽管这一声明都是些费解的赘语，但还是宣布了苏美之间新的一轮谈判的开始，三个关键性小组开始讨论欧洲核武器及空间武器——战略武器、中导和星球大战武器问题。诚然，美国方面后来的确试图为自身利益要修改措辞。但是，谈判的确展开了。

　　大选后，两国关系的公开气氛开始明朗。12月初，我宴请了埃德加·布朗福曼^[11]，他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商人。他指出，犹太人和黑人是仅有的两个投里根反对票的少数民族派别。他说，他代表美国犹太人中的温和派，他试图采取现实态度对待苏美关系，不希望犹太人成为新的冷战的人质。他说，大多数美国犹太人认为，在核时代，他们的生存意味着首先阻止苏美之间的核战争，这一点使他们有兴趣支持缓和。世界犹太人大会领导人准备反对军备竞赛，支持缓和，与苏联改善关系，并密切与犹太社团的关系。布朗福曼还表示打算以食品、化学品和采油工业商人的身份访问苏联。我们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我帮助他安排了他的苏联之行。
　　经济关系也开始恢复。苏美贸易和经济委员会美方主席德怀恩·安德烈亚斯^[12]在此后的一周访问了我。他对我讲了他的莫斯科之行及会见葛罗米柯的情况。他确信苏联准备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并准备提请政府对此加以重视。我愿公正地对安德烈亚斯做出评价，他是一位坚定的改善两国关系的维护者，他博得了政治与经济领导人的尊敬。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高效率，在私下作了大量工作。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两家人现在仍保持联系。
　　几天后，阿曼德·哈默来拜访我。他满怀热情地告诉我，在克里姆林宫他受到了盛情款待，并同契尔年科进行了长谈。里根政府对他的苏联之行很感兴趣，总统把他请去并让他谈谈会见的情况。哈默请我告诉契尔年科，他正在试图获得美国政府出口海上石油钻井设备的许可证，因为这种设备可在北极地区运行，但是禁止向苏联出口。他曾成功地得到了出口煤炭输送设备的特别豁免许可，然而要得到石油钻井出口的许可就困难得多了。但是显然他得到了去见里根的邀请，同以往一样他将从最高层开始突破。
　　这一新的、减轻对抗的气氛说明了什么呢？就在圣诞前夕，我与麦克法兰一起吃饭，讨论对新的一年的展望。尽管我欢迎这种变化，但莫斯科仍不能肯定这种气氛是不是仅仅为选举而营造的。
　　麦克法兰的估计是：里根相信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总统的基本工作，即重新挖掘美国军事力量的潜力。他将继续支持军方，但现在他相信此时正是逐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以达成削减核武器协议的大好时机。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没有改变，他坚信自由企业是发展国家潜力的最好途径，但他不再对此公开辩论。麦克法兰说，他的首要任务是减少核战争的威胁，因此1985年他首先寻求与苏联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
　　我面露疑色，但是麦克法兰评论说，总统对苏联的观点上正在经历着演变，尽管这一进程对那些与他无日常工作关系的人来说是不明显的。

^[1] 费利克斯·莫利姆（Felix Morlion，1904年5月16日——1987年？月？日），比利时神父，曾受梵蒂冈教廷指派赴美国工作。

^[2] 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Cardinal Casaroli，1914年11月24日——1998年6月9日），出身于裁缝家庭。1937年起开始担任神父。1945—1950年任梵蒂冈枢密大臣。1961—196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79—1990年任国务卿。1990年退休。

^[3] 乔治·弗罗斯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1927年任驻日内瓦副领事。1927—1928年任驻汉堡副领事。1931—1933年任驻里加大使馆三秘。1943—1944年代理驻里斯本大使馆代办。1944年任驻欧洲咨询委员会参赞。1944—1946年任驻莫斯科代办。1947—1949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47—1950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参事。1952年任驻苏联大使，后被驱逐出境。1961—1963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此后从事政策研究和评论工作。

^[4] 小托马斯·菲利普·奥尼尔（Thomas Phillip O'Neill Jr.，1912年12月9日——1994年1月5日），出身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1936年毕业于波士顿学院。1937—1953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47—1949年任少数党领袖，1949—1953年任众议院议长。1953—1987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1—1973年任多数党党鞭，1973—1977年任多数党领袖，1977—1987年任众议院议长兼民主党核心小组领袖。1987年退休。

^[5] 伊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邦纳（Елен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Боннэр，1923年2月15日——2011年6月18日），苏联人权活动家。出身于革命者家庭。二战期间作为护士入伍。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年与萨哈罗夫结婚，同年退党。1976年参加莫斯科赫尔辛基集团。1980年被流放到高尔基。1985年获准出国旅行。1987年回国。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人权委员会委员。1994年因反对车臣战争而辞职。2006年移居美国。2011年死于波士顿。

^[6] 小汤姆斯·温斯顿·西蒙斯（Thomas Winston Simons Jr.，1938年9月4日—— ），美国外交官。早年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里根政府任内曾任国务院苏联处处长。1990—1993年任驻波兰大使。1996—1998年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此后在大学任教。

^[7] 沃尔特·弗雷德里克·“弗里茨”·蒙代尔（Walter Frederick "Fritz" Mondale，1928年1月5日——2021年4月19日），1951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同年入伍，参加了朝鲜战争。1953年退役。1956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60—1964年任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1964—1976年任参议院议员。1977—1981年任副总统。1984年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但败给了里根。1986—1993年任全国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1993—1996年任驻日本大使。1998年任总统驻印尼特使。2021年去世。

^[8] 唐纳德·托马斯·里根（Donald Thomas Regan，1918年12月21日——2003年6月10日），出身于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家庭。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1946年起开始经商。1973—1975年任纽约证券交易所副主席。1971—1980年任美林证券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81—1985年任财政部长，在任期间炮制了“里根经济学”，鼓吹新自由主义。1985—1987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7年退休。

^[9] 小杰克·福斯特·马特洛克（Jack Foust Matlock Jr.，1929年10月1日—— ），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语言学家。195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1—1963年任驻莫斯科副领事兼三秘。1967—1968年任驻桑给巴尔领事。1971—1974年任国务院苏联事务主任。1974—197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1979—1980年任外交学院副院长。1981年代理驻苏联代办。1981—1983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83—1986年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兼国务院苏联事务高级主任。1987—1991年任驻苏联大使。1991年退休。

^[10] 詹姆斯·艾伦·亚伯拉罕森（James Alan Abrahamson，1933年5月19日—— ），1955年毕业于俄克拉荷马大学，同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1966年起担任宇航员，但从未在太空中飞行。1981—1984年任航天飞行计划副局长。1984—1989年任“星球大战计划”主管。1989年退役。1989—1992年任休斯顿飞机公司企业发展执行副总裁。1992年任休斯顿飞机公司运输部门总裁。1992—1995年任甲骨文公司董事会主席。

^[11] 埃德加·迈尔斯·布朗福曼（Edgar Miles Bronfman，1929年6月20日——2013年12月21日），美国商人。出身于加拿大一个犹太人家庭。1951年毕业于麦吉尔大学。1969—1971年任米高梅主席。1981—2007年任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2007年退休。

^[12] 德怀恩·奥维尔·安德烈亚斯（Dwayne Orville Andreas，1918年3月4日——2016年11月16日），美国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