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三十一章 冷战结束的开端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意味着什么
1985年11月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是近六年来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可能会被作为结束冷战的开端而载入史册。虽然美国政府并未就放弃它的基本原则作出暗示，然而里根对苏联的看法已经出现了变化。他开始放弃无条件对抗，并表示了走向谈判的现实主义的意向。这一变化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
华盛顿首先强烈地以为日内瓦会晤是扩军的成果，因而亦是对其强硬外交的认同。然而里根赤裸裸的扩军和外交对峙政策并未带来所期望的结果。它的基本作用在于在美国国内和总统本人的思想上重建自信力。打算用新武器来迫使苏联放弃其国家利益或将其用来毁灭苏联从来都是不现实的，那只是总统自圆其说，有时有人认为有道理而已。实际上是国内外双重压力打破了里根的战略。在国外，美国受到来自盟国的压力，要求它恢复与苏联的对话。在国内，美国人民对苏美关系的危险状态的关注变得日益不容忽视，这一点在民意测验中显而易见。此外，不论美国政府的军事计划效果如何，其影响已达到了最高点，因为它进展比较顺利，或者说已接近成功地完成。假如要达到另一个更具威胁的高峰的话，那需要五角大楼的军备规划者们再次付出巨大的努力。
战略防御计划受到军火工业集团的欢迎，同时作为改变战略平衡使之变为有利于美国的工具，并迫使苏联无限支出直至破产的战术，也贏得了美国右翼的支持。总之，这一技术幻想的任何最终军事效果都似乎可取。起初，戈尔巴乔夫差点儿上了圈套，他把战略防御计划当做首要外交和公开攻击的目标，并搞出了一个花费小的苏联方面的对应计划，但他的主要目标都始终如一，那就是通过外交谈判扼杀或瓦解星球大战。
苏联的变化过程也并非易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逝世于 1985年3月10日，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们一直奉行老一套的外交政策。虽然戈尔巴乔夫已开始谨慎地思考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应变对抗为公务式关系的必要性，但他起初被迫步步谨慎小心，同时在政治局和支持继续对抗的最高层，他尚需时间以巩固他的权力地位。而且他根本不知道里根下一步又会耍什么新花样，直到11月最高级会谈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总统的这种无法预知性都在政治局思想上占统治地位，这使戈尔巴乔夫的处境更为复杂化。
戈尔巴乔夫控制苏联外交以后，它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活力，而且为日内瓦最高级会谈发生的转变铺平了道路。戈尔巴乔夫晓得如何利用里根提供的开端进行宣传，而紧随其后制定新的重大计划来阻止军备竞赛。当然，在所有层次上与该政府进行频繁接触亦同样重要。这包括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私人信件往来、戈尔巴乔夫新的、自负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与国务卿和总统的会见与通信联系等，这些积极的工作联系均是通过曾几乎被彻底掐断的外交途径进行的。
华盛顿决定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
自从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层的一颗上升的明星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时，美国政府就表示出了对他的不断增长的兴趣。1985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恢复裁军会谈的会晤中，舒尔茨（经里根批准）私下告诉葛罗米柯，即使戈尔巴乔夫尚未担任总韦记，如果他希望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他将受到里根和舒尔茨的接待。葛罗米柯很嫉妒，但也未费心再去掩饰他对美国动议的不快。这个政治局的老卫士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疑心。舒尔茨到此为止未再谈下去。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上，葛罗米柯得到了契尔年科的全面授权，他对此毫无兴趣。1985年初，契尔年科将从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葛罗米柯将作为国家主席填补主要是礼宾职能的这一位置，同时继续担任外交部长。这意味着他又加强了权威。契尔年科将继续保留在党内的最高领导位子上。然而他的逝世改变了所有的计划。
3月11日，契尔年科逝世次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共产党总书记。这位老卫士对于任命了一位年仅54岁这样年轻而精力充沛的人，而他本人却未能成为候选人一事很不高兴。葛罗米柯在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突然提名戈尔巴乔夫，用赌贏马的方式来极大地削弱反对派，这是他毕生的一贯做法。然而，短短的六个月时间，戈尔巴乔夫就因葛罗米柯思想僵化而炒了他这个外交部长的鱿鱼，把他踢上了一个台阶。他终于得到了元首的职位，但不再负责外交部。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虽然对缺乏动力和广阔的战略回旋余地不满意，但他也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里根在公众场合表现出的不妥协的反共立场使戈尔巴乔夫难于迅速制定新的对外政策。
就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当天，我们收到了他可能期望里根政府发出的第一个暗示。舒尔茨3月11日到使馆悼念契尔年科，他在里根总统与我私下会谈前20分钟到达。舒尔茨告诉我，他在这之前在白宫见了总统，当时麦克法兰和新任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也在场。总统总结时说，苏美关系出现了新形势和新机遇，尽管结果不得而知，但如果不加以利用将是不可原谅的。当总统刚刚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时，一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开始掌权，他的所有表现证明他将来有能力主宰外交与内政。因此与莫斯科的关系在总统的议事日程上列在优先考虑的重要位置。里根又补充说，已开始的日内瓦军备控制会谈的结果将是关键。
因此里根从一开始就打算开展最高级别的对话，基于这一目标，总统决定给戈尔巴乔夫写信。信将由即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契尔年科葬礼的布什副总统转交。信中的内容包括邀请新任总书记访问美国。不用说，戈尔巴乔夫将作为最高级的客人受到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的接待，而且白宫将就其所便，按他选择的日程安排他访问美国。舒尔茨还说，是“轮”到苏联领导人访问美国了，不过，如果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原因感到一时不能离开苏联，希望邀请美国总统先访苏的话，里根将会理解。
总统到了以后，并没有与我提到上述问题，但是我注意到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他这是第三次来使馆出席吊唁活动。“可是”，他说道，“我希望下次为愉快的事来使馆。”他并要我代他转达他本人对戈尔巴乔夫的问候。
从舒尔茨那里得到的消息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戈尔巴乔夫也一样。里根担任总统以来，这还是首次选择通过他那位颇具个性的国务卿公开表达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愿望。戈尔巴乔夫立即注意到华盛顿的信号不同寻常，更令他感到特别的是，这正中他的下怀。
次日，麦克法兰来使馆吊唁时又重复了舒尔茨转达的信息。他强调，总统希望戈尔巴乔夫别推迟会面，以便能在首次最高级会谈时“相互认识”。最高级会谈的前景以及它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可以从麦克法兰不同寻常的表白中看出，如果会谈能在那时举行，国会很可能不会批准MX导弹几十亿的经费，这是因为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得以改善的转折。他还表示，由于总统本人将更多地直接参与美苏往来，因此重新开通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渠道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这真是新闻。
3月13日早10时，戈尔巴乔夫在庄严的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布什，葛罗米柯和舒尔茨参加了会见。他们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戈尔巴乔夫郑重确认如果华盛顿持同样的态度，苏联已准备促成与华盛顿的良好关系。布什转达了里根对戈尔巴乔夫访美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感谢，但并未给予十分肯定的答复，这是因为这种事须经政治局讨论决定，而他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核武器和空间武器会谈的议题上，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这一会谈刚刚在日内瓦展开，而且尚未看到什么希望。
“美国是否真的希望会谈取得成果呢？还是要利用它来完成再次扩军计划呢？”戈尔巴乔夫直率地问到。他强调说，苏联从来没有与美国开战的计划，现在也没有这种企图。“苏联领导层中从没有这样的疯子，”他说。他宣称，苏联人民不接受任何人指教他们应如何生活，他们也不会对任何人这样做。“让历史去验证这一判断吧”，他说。
双方都对这次坦率而有生气的会谈很满意，并坚信这样的对话有必要继续进行，虽然会谈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路，而且不时还会提出一些相对立的想法。“戈尔巴乔夫与我所见过的任何苏联领导人都有根本上的不同。”舒尔茨过后这样告知新闻界。
3月15日清晨，舒尔茨给我打了电话。他几小时以前刚从莫斯科返回，现在正在去向总统汇报的途中。他证实戈尔巴乔夫的坦率、专长和改善苏美关系的明确态度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将向总统汇报所有这一切。第二天在国务院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度招待会上，舒尔茨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里根让他根据会谈的情况描述一下戈尔巴乔夫是怎样的一个人，并同其他世界名人作个比较。舒尔茨告诉我，他给戈尔巴乔夫打了高分，认为他是位胜任且能干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政策目标很明确，并决心不遗余力地付诸实施。
总统请舒尔茨列出几个实质性问题，以便向美国和苏联舆论交代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必要性（舒尔茨说：“总统不甘心错过这个机会”）。舒尔茨建议恢复俄航的飞行，在纽约和基辅互设领事馆，签订文化交流、交通、能源和环境协议。里根说考虑到过去四年来的紧张状态，这些已为首次会晤提供了足够的基础。我问舒尔茨，为什么控制陆地和外空军备竞赛等重要问题未列入议程，他回答说，这些当然可以讨论，但在首次最高级会谈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很渺茫。这一切听上去好像是认真的许诺。
接着，我又听到了副总统布什的赞扬之词。那是3月19日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当时我是作为外交使团团长出席那次活动的。布什说，里根期待戈尔巴乔夫对邀请他举行最高级会谈做出答复，然而就在前一天访问加拿大时，里根抑制不住的反苏情绪再次在他的讲话中出现。我直率地告诉布什，听到总统的正式讲话，似乎远不能使人相信总统渴望举行最高级会谈，看来他是口头上而不是从心底里赞同会谈。
布什耸耸肩，表示反对夸大总统的言词，认为那是他不经意讲的。布什说：“里根还是里根。”这一点不假，仪式开始后，总统在他的欢迎辞中再次攻击“马列主义者”和他们在中美洲的阴谋、尼加拉瓜桑迪密斯塔政府以及苏联和古巴对他们的支持。
然而，尽管冷战还在兜圈子——温伯格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苏联警卫在东德枪杀一个美国联络官的悲剧，这一事件激怒了美国公众舆论——政府似乎朝着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方向行事。4月31日，我与鲍勃·多尔参议员谈了一次话。多尔是一位有影响的共和党领袖，他的印象是白宫越来越相信迟早会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多尔认为那将是大大地得分，因为这意味着里根周围的极端右翼分子鼓吹的政策的破产。在最高级会谈时，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将表明里根承认他在首届任期内奉行的对抗政策不可行，必须进行调整。因此多尔认为，最高级会谈对下一届总统竞选有十分重要的潜在意义，因为他将削弱国内好战的极端保守主义浪潮。这一番表白出自这样一位机智而又观念相当保守者之口，令我尤为欣赏。
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最高级会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戈尔巴乔夫不同意前苏联领导人这样的观点，即会谈必须达成协议才算成功。
“如果你们定这条规矩，”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政治局同事们，最高级会谈就不可能在两三年内举行，也许根本就不可能举行，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需要举行最高级会谈来了解里根以及他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与美国总统进行私人对话。”
葛罗米柯对他的观点并不感兴趣，但是外交部长向新任而又能干的总书记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太合适。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与里根的通信往来，在信中赞同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没有提什么不同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敦促认真行事，并说，最高级会谈不必非得达成什么重要文件；重要的是在平等和相互权益的基础上达成相互谅解。这标志着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脱离了克里姆林宫过去的立场。 这正是里根和舒尔茨所希望的。4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公开宣布支持举行最高级会谈。这得到了苏联人民的赞许。
在我回莫斯科出席中央全会之前，舒尔茨邀我一起讨论他正在为里根起草的复信。他保证这将与戈尔巴乔夫的信一样具有建设性意义。里根没有坚持签什么协议，但建议在日内瓦会谈、斯德哥尔摩会议、防止核武器扩散、维也纳中欧裁军会谈和控制化学武器等问题上以认真态度对待我们之间的分歧、地区问题的合作及其他机遇。这封信写的很高明，它认真而又富有批评性地分析了我们的立场，同时施加了压力。戈尔巴乔夫虽然正在寻求新的途径，但他还未就基本行动作出准备，这是因为在制定他自己的外交路线并得到政治局批准之前，他得被迫继续执行经葛罗米柯反复推敲的外交路线。
戈尔巴乔夫论苏联的外交政策
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照常攻击里根加剧世界紧张局势的外交政策，同时表示希望里根作出转变，以便为他与总统的会见铺平道路。他在邀请我私下谈话时反映出他本人既持有传统观念，同时又对我们的教条主义方法极不信任以及采取灵活性的潜力。这是我第一次与作为总书记的他进行私下的、非正式的谈话。他的举止朴实而自然，他自然而然地谈出了他对苏美关系的看法，并问了许多问题。他对有关美国的每一细节都感兴趣。
戈尔巴乔夫的两个思想比较突出，而且对于一位苏联领导人来说，这些思想也并不那么新鲜。首先他坚信我们不能靠武器的威力来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同时不结束军备竞赛也无法解决我们的国内问题，再者我们必须想办法最大限度地把美国军队从西欧撵出去，而达此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轻世界紧张局势，并一步一步地从欧洲撤出苏美军队。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越洋返回家园，而对我们而言，撤退仅仅是回到几百公里外我们的边界内，这样欧洲国家依然明显地感到这些军队的存在。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方面最初的一些想法。
关于美国，他告诉我说，我们应尽力解除两国关系中的敌对性，避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集中精力使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并加以发展。作为大使，我必须遵循这种方针，首要任务就是安排与里根的最高级会谈。他强调这是他个人的指示，对于我来说，这犹如数年大雾中的一缕清新的空气。
戈尔巴乔夫非常渴望了解里根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并不怀疑里根的反苏倾向，但总统是愿意听人劝，还是毫无希望的人呢？他是一个反共狂还是实用主义者呢？是可以与其达成某些协议，还是不值得一试呢？
我告诉他，我们所看到的里根，在其第一个任期中是敌对的， 这次发出的实用主义信息是在过去一年第一次出现，尽管表现出与苏联建立最高级联系是含糊、兴趣不稳定的姿态。这是否仅仅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像尼克松一样，在对苏关系上经历着同样的演变呢？我本人的经验表明，与里根有可能理智地谈谈。“但是”，我提醒戈尔巴乔夫，“里根从未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任何一次会晤，只是葛罗米柯会见过，而葛罗米柯本身又是一个特别的人。人们不得不设法与里根打交道。”
我强烈建议戈尔巴乔夫与里根见面。“不用说您不能保证好的结果，”我补充说，“但是就我们的双边关系而言，我认为我们赢得的将比我们失去的多得多”。
戈尔巴乔夫表示赞同。谈话中他并未掩饰他对葛罗米柯在苏联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特别是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上的保守和教条策略的不快。他显然已决定撤换他，而且没有忘记葛罗米柯对他英国之行的批评。那时戈尔巴乔夫尚未当选总书记，在英国他是战后第一位引起真诚的友好反应的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异常漫不经心地对一些老政治局同事们说，戈尔巴乔夫出尽了风头。同时，葛罗米柯斥责几个驻西方国家的苏联大使，其中包括我，不满意我们向莫斯科报回的那些西方对戈尔巴乔夫访问的积极反应。戈尔巴乔夫很快识破了这些伎俩，而且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
应该提到的是，政治局委员们对外国有关他们的报道非常感兴趣。使馆报回西方新闻界有关他们出访和外国政要访问莫斯科的报道和评论，我们的塔斯社亦不例外地加以报道。这些报道经编辑后，必要时经删改后转发。然而要向政治局呈送全文，他们以阅读这些报道来衡量委员们出访或接待的成败。
担任总书记不久，戈尔巴乔夫从形式上改变了他的前任的习惯，开始将外交政策问题不只交由葛罗米柯处理，也交给中央委员会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处理。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欣赏波诺马廖夫的工作，而是要葛罗米柯明白党的系统有自己的外交政策部门可以给总书记提供不同的观点并且被采纳。这种有意的怠慢表明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统治已接近尾声。
5月14日，正值奥地利庆祝战后独立25周年的节日期间，舒尔茨和葛罗米柯在维也纳举行了会晤，他们不但讨论了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而且重点讨论了关于核武器与空间武器的日内瓦会谈问题。会谈长达六小时，内容很具体，但毫无成果。直到会谈末尾，大家心照不宣的最高级会谈议题才被提出讨论。谁都不愿首先提这个问题，以免显示他缺乏外交风度的热情。因此，两位外长玩了一场不必要的游戏。舒尔茨比葛罗米柯更沉得住气。
葛罗米柯从戈尔巴乔夫处得到讨论这一事宜的明确指示，他最后被迫提出会谈的地点和时间问题。戈尔巴乔夫建议11月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舒尔茨说，这次轮到苏联领导人到华盛顿来了。葛罗米柯不同意，建议在欧洲举行，因为戈尔巴乔夫上任才几个月，不愿去华盛顿，以免造成向里根献殷勤之嫌。
舒尔茨将此情况报告给里根，这引起了政府内部的争论。11月中举行会晤可以接受，但里根敦促戈尔巴乔夫在两首都之一举行会晤。他并承诺不再进行口头攻击并亲自参与协议的准备工作。
最高级会谈的安排逐渐有了眉目，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温伯格和政府、国会里的保守派人士攻击苏联没有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他们本身反对批准这一协议）。他们在支持美国扩充军备的同时，要求里根蔑视这一协议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里根发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表示只要苏联遵守协议条款，他不会放弃协议，但是为他自己保持了部署新型核潜艇的选择，而这种潜艇的导弹超出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范围。塔斯社随之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里根取消这一条约，那将造成严重后果，而且，事态会再次倒退成为一场严重的外交战。
6月17日，我与舒尔茨举行了会谈，终于使最高级会谈的安排逐步进入到最后阶段。会谈时麦克法兰和保罗·尼采[1]也在场。舒尔茨说，总统不太情愿地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在第三国举行会晤的动议，并建议选在日内瓦。然后，他宣读了一份文件。文件概述了美方的想法，表示美国准备放慢星球大战计划，交换条件是苏联同意大规模削减战略导弹的数量，这一想法的理由是只有苏联减少进攻型导弹力量，美国才可能有理由放慢战略防御计划，美国认为那是一个防御项目。这与其说是与我们的妥协，还不如说是美国政府内部舒尔茨和温伯格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因为温伯格开始时拒绝接受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任何限制。我们当然一直认为导弹力量的规模应摆到谈判桌上来。
然而，还有另一个建议对我们有吸引力。舒尔茨说，总统授权他与我秘密进行“广泛而富于哲理性的磋商”，讨论已在日内瓦谈判的关键的军备限制问题。两国外长7月下旬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下一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时，他和葛罗米柯还可以继续交换看法。
我向莫斯科建议接受这个磋商框架，因为这意味着这届政府对里根当选后开始对话是认真的，当然这在当时还有待证实。两个星期后，莫斯科接受了 11月19日和20日在日内瓦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但拒绝了秘密磋商，赞成通过日内瓦军备谈判者们继续举行例行会谈。
舒尔茨说，我们的答复令人失望，但他并不知道这是葛罗米柯起草的。葛罗米柯拒绝支持恢复任何由基辛格和我发展的那种秘密个人谈判。他本人不喜欢这种形式，因为这将降低他本人的作用。他使戈尔巴乔夫相信这种富有哲理性的磋商的结果是把我们引入旷日持久的谈判——使我们同意就里根的得意计划进行谈判，最终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引向星球大战。
转折的开始
在两国首都于7月上旬宣布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消息时，莫斯科又发表了一条引起全世界每个角落关注的新闻：葛罗米柯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工作。但由于他协助了戈尔巴乔夫当选，他才没有被迫退休——三年后他才退休——而被推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从形式上讲，这是国家的最高职位，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大政治影响力，基本是礼仪性职务。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举行首次认真对话的前夕，摆脱了一个令他头痛而不喜欢的部长，因为他的存在和他的权力阻碍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外交政策方面注入新思维。
葛罗米柯在位近30年以后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我个人的长期经验而言，我能证明在他那严厉而冷峻的外表背后藏着一颗善良的心。他待人诚恳、工作勤奋，表现出了高超的专业能力。尽管他有各种缺点，但还是赢得了他的同事和外国对手们的尊敬。就他个人而言，葛罗米柯证明了他所处时代的政策的正确性，并在执行中表现了少有的坚韧、天才和技巧。他最优先的目标就是捍卫他认为是国家利益的东西，而首当其冲的是捍卫我们在那场打败纳粹德国的残酷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作为斯大林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个诚实而正派的人，但他不太重视外交政策中如人权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不相信这样的抽象命题在政策上或在影响早日与西方达成基本协议的可能性上会成为重要因素。
他在谈判中不屈不挠而又呆板的作风具有传奇性。即使手中有经政治局批准的让步方案，他也得等到他的对手要中止谈判离席而去时才妥协。有时他的这一做法实在过分，以至于太缺乏灵活性，使其在最后的分析中来不及表示他的决心而造成谈判失败。他在与基辛格和万斯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时平空失去了几次达成协议的机会。尽管如此，在政治局中，葛罗米柯不管是在常规武器或是核军备方面都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发起者。
葛罗米柯并未支持过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对抗，特别是与美国的对抗，他与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威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出色的苏联冷战斗士，特别是在他认为我们的利益遭受到威胁时屛也是党的负责的党员，忠实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并相信其最终会取得胜利。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思想里和行动的准则中。然而，当世界的新发展和迅速变革要求新的认识时，他逐渐变成了他多年负责的苏联外交的障碍。他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在内心深处十分痛苦，但他知道他已无法改变自己了。
因思维陈旧而下台的当然不只是葛罗米柯一个人。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是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传统上由他起草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局报告中外交政策部分的内容。1986年初起草提交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时，修改委员会批评外交政策部分未能反应新精神，又陷入了过去的陈旧的思想。波诺马廖夫气愤地回答说：“什么是新思维？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让美国人去改变他们的思想吧。戈尔巴乔夫在国外的言论完全替他们、替西方说话！”
在选择葛罗米柯的接班人时，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和许多西方国家的旧传统，没有选择外交官，而是选择了一位政治家。政治局委员们告诉我戈尔巴乔夫曾提出我和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尼延科是不错的选择。但后来他告诉政治局，外交政策应该由党来直接控制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由党的领导层的一员来担任这一工作的原因。
但他称之为党的领导人的并不意味着来自克里姆林宫，恰恰相反，使人们大吃一惊的是，他提名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这一职务。并令政治局委员惊讶地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谢瓦尔德纳泽从未在莫斯科任过什么职，他一直在格鲁吉亚供职。另外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戈尔巴乔夫并不看重这些东西，他说：“他将边干边学。”他认为重要的是要一位站在他一边的精明的人，而且要求他不受旧政策陈规旧套的困扰，准备将戈氏的计划付诸实践。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也需要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当时他的外交政策新思维在政治局里并不是得到一致赞同的。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依靠谢瓦尔德纳泽。他们是老相识。早在 25年前他们即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事，后来在苏联南部的比邻大区任党的书记时成了朋友。当时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在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中没有什么他自己的关系，这正中戈尔巴乔夫下怀，因为由一个外来人担任新的外交部长的职位有助于保证他对总书记的忠贞不二。
他们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不久，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两驾马车就彻底掌握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权，逐渐地把其他政治局委员们推向了幕后，而且集体的意见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尤为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然而这两驾活跃的马车的行动并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行动明显缺乏长远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谢瓦尔德纳泽急于紧跟戈尔巴乔夫的仓促举措，不经外交部外交专家的出谋划策便仓促达成协议。
在撤销葛罗米柯——他担任政治局委员直到1988年退休——外交部长职务的中央全会上又选举了两位新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第一书记鲍里斯·叶利钦负责建设事务，列夫·沙可夫[2]主管国防工业。沙可夫后来成了负责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谈判的政治局三驾马车的头儿。另外两位委员是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3]。他们代表两个部在军备政策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竞争（正像华盛顿一样）。沙可夫和他的接班人迪米特里·亚佐夫受戈尔巴乔夫指示协调两个部门的立场，促使他们达成妥协。
我第一次见到谢瓦尔德纳泽是在莫斯科休暑假时，那时他已经是部长了。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详细地询问了美国的情况，并对两国关系兴趣颇浓。我注意到他对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通过妥协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我似乎发现与葛罗米柯相比，同他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而葛罗米柯长期形成的观点是难于改变的。我也喜欢谢瓦尔德纳泽毫不掩饰他缺乏外交经验的作风，他毫不顾及他部长的身份，随意地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建议我陪他去出席7月末举行的外长会晤，以便协助他完成在国际上的外交亮相。这次会晤正值赫尔辛基最后协议达成10周年。我当然同意。他对舒尔茨在那里发表的关于苏联人权的谈话的调门很惊讶，他认为这已超出了一般的敌意。谢瓦尔德纳泽更富于调和精神，当他在赫尔辛基见到舒尔茨后，他问他的美国对手，“你是不是非得发表那样一个讲话呢”。
舒尔茨看起来自鸣得意，对他的讲话在美国受到舆论的广泛报道感到相当满意。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明确意识到，国务卿这样的公开讲话使得他和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对里根政府采取更灵活的新举措变得更困难了。舒尔茨似乎对如何评判戈尔巴乔夫关于莫斯科宣布的自8月6日起停止苏联所有的核试验的决定感兴趣。国务卿公开反驳说，除非核武器试验受到控制，否则无法知道苏联是否遵守诺言。莫斯科生气地反击道，停止核试验比对核试验进行监测要强得多。
这次私下会晤主要是为戈尔巴乔夫—里根最高级会谈做准备，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没能在造成两国分歧的问题上取得任 何进展，但会谈气氛显然比类似与葛罗米柯的会晤要友好得多。谢瓦尔德纳泽欣赏舒尔茨的专业水平和与他的个人关系。会晤结束时，谢瓦尔德纳泽对我表示感谢，并说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对他很冷淡，不像我那样帮助他。
通向最高级会谈的坎坷之路
我一回到华盛顿便于9月10日拜会了舒尔茨，讨论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基本问题是美国政府，特别是里根在总体上对最高级会谈没有一个明确的设想，如会谈日程、可能取得的结果事先都没考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各持己见，如果说前者希望达成某些协议、或起码取得一个积极的结果的话，那么后者对此则毫无兴趣。 温伯格的追随者拼命阻止总统在他们认为他一直极力坚持的原则问题上，首先是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做出让步。
很显然，里根和里根夫人关心的首先是最高级会谈的气氛，而不是会谈的基本问题，这使得我们的准备工作一直忙到抵达日内瓦的最后一刻。舒尔茨告诉我，总统不愿在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 “消过毒”的地方举行宴会，而是喜欢在阿加·卡恩[4]的别墅进行轻松的谈话。在华盛顿，舒尔茨给我一封南希·里根写给赖沙·戈尔巴乔娃[5]的信，信中表示了她愿尽早会面的希望和“我们这些夫人”渴望尽最大努力改善苏美人民间的关系的信心。
然而，在实质性问题上我却未得到答复。舒尔茨说，政府甚至没有准备去讨论发表核不扩散联合声明问题，可这个建议是他们美国人自己提出来的。很显然，国务院仍在等待来自白宫的对最高级会谈的指示。罗伯特·伯德[6]参议员向我通报了在战略防御武器计划的主要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大幅度削减战略导弹问题上的内部斗争情况。持强硬路线的人反对签订任何协议，从而把会谈降低成了一场宣传战，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已得分较多，而里根现在要尽其最大努力赶上去。
9月16日，我和舒尔茨又举行了一次会晤，他坚持认为总统争取使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的态度是认真的。但他也承认，美国领导人对会谈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没有把握。坦率地说，他本人的迟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外长们应该在最高级会谈准备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起码以前总是如此，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他的双手被总统周围的斗争所束缚着。
哈特曼大使从莫斯科赶回来进行磋商，他告诉我里根愿意对裁军问题予以一定的关注，同时也想强调在一方有利益的地区需要相互克制，这是理查德·尼克松一贯倡导的战略。但哈特曼还告诉我一些里根的准备情况，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距举行最高级会谈只剩两个月尚无丝毫进展的原因。为了与时代并进，里根在研究历史，以更好地理解“俄国人的思想”和对苏联及其政策背后的动机有较完整的认识。他几乎每天翻阅关于苏联的有插图的小册子——他对大厚本的书不屑一顾。他阅读为他准备的官方摘要，但他更喜欢曾在苏联生活过的人的口头讲述的传说、故事，特别是那些见过苏联领导的人所撰写的传记式的故事。哈特曼顺便说，里根对选来给他讲故事的人或许是半信半疑的，但那是总统的事；在这些人当中有定居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舒尔茨犹豫不决时，温伯格却不失时机地开始兜售星球大战计划。他说服里根采取了另一个步骤。9月23日，白宫宣布组建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空间指挥部。所有这些引起了莫斯科的恼怒。谢瓦尔德纳泽在联合国宣称，国际关系中出现危机的一切责任均归于美方。
但戈尔巴乔夫无意致力于与里根进行毫无结果的争论，他更乐于坚持外交上的主动。9月27日，他请谢瓦尔德纳泽向白宫递交了苏联对最高级会谈以及对正在日内瓦进行的核武器与空间武器谈判的新建议。首先，他正式建议削减一半射程达对方领土的远程核导弹，以此作为彻底禁止外空武器的交换；这将意味着削减6000 个核弹头。然而他又建议分别就在欧洲的、准确地说是在英国和法国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苏联限定了在欧洲用于战斗警戒的SS-20导弹的最高数额，及挖出并消除已废弃的SS-4和SS-5导弹。戈尔巴乔夫说，欧洲有权等待美国做出友善的反应。
苏联的建议旨在达成妥协，它们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10月4日，一位白宫发言人气愤地说，美国不会公开作出反应。第二天，温伯格再次固执地证实，美国政府不会与苏联谈判战略防御计划。舒尔茨对此不予公开评论。
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使美国政府重新产生分歧。舒尔茨看出舆论有利于苏联，因此建议美国作出反应，因为苏联战略力量的大幅度削减会遏制美国今后部署导弹。温伯格和五角大楼坚持战略防御计划的应急方案。里根拿不定主意了。美国政府内激烈的辩论集中在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协议上，十多年来，这一协议被历届美国政府狭义地解释为使星球大战的合法化。五角大楼的律师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出了更广义的解释。政府和国会内部及新闻媒介都在争论。
10月，舒尔茨和麦克法兰拟订了一个明智的解决办法并得到了里根的批准。它认为从法律角度看，广义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战略防御计划应在传统的狭义解释的基础上发展。斗争仍在继续，欧盟对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前景感到惊恐。毋庸置疑，苏联坚决支持狭义的解释，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巩固了我们的宣传立场。
麦克法兰9月末向我承认，总统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发动一场宣传战，希望能迫使他在核武器这一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总统不得不给予戈尔巴乔夫应得的评价：苏联的新领导人不像他的前任们，他非常熟练地运用公众舆论来反对他的外国对手，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然而麦克法兰警告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公众舆论对总统的影响。里根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在公众舆论压力下也不会轻易作出让步的人。在我看来，显然知道如何很好地运用宣传武器的白宫第一次体会到被真正的宣传武器所鞭笞的滋味。
这也许对促使里根更加认真地考虑谈判问题起了作用。在9月份的最后一次会晤中，里根和谢瓦尔德纳泽又提起了建立秘密渠道以准备最高级会谈之事，然而后来里根没能任命他所希望的人代表美国一方。总统授权麦克法兰和我联系。他捎带着说，舒尔茨因其他事务非常繁忙，因此没有很好地使用这一渠道。麦克法兰打算充分使用这一渠道。
我知道麦克法兰在白宫中是缓冲温伯格和舒尔茨对立观点的人物，尽管他倾向于国务卿的观点。总统再次当选后，麦克法兰开始说服总统，认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最高级会谈有益于美国。在我与他会晤时，他的这种情绪很明显。总统夫人也非常渴望最高级会谈成功，这样可以保证她丈夫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果没有他们对里根的压力，光靠舒而茨自己很难使总统出席最高级会谈。
乔治·布什在促成最高级会谈中发挥了作用，因为他把会谈看作是在1988年的下届总统选举中接替里根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10月9日，我们坦率地进行了会谈，十分明显他在寻求苏联的帮 助，以创造较好的气氛。布什说，他愿意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并以轻松而又不被人误解的语调补充道，应该让总书记了解他将要与之打四年、也可能八年交道的总统是哪种类型的人。布什提出在1986年作为副总统访问苏联并会见戈尔巴乔夫，这样就可以增大他获得提名和当选的机会，与此同时也会促成来年苏美之间就核裁军达成重要协议。他坦率地说道，他在日内瓦会议上，没有看到丝毫达成协议的机会，因为里根不打算签署一项可能限制他所心爱的创举——战略防御计划的重要协议。
布什说，重要的是要在容许做的事和不容许做的事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我立即回答说，反弹道导弹协议使划这样一条线成为可能。
“可能如此吧，”布什说，“但是，里根相信，或者某些人使他相信，这条线应该从部署武器系统，而不是从发展和试验武器系统划起”。
布什犹豫片刻后，又提到里根的另一个天生的特性：总统认为在表达观点的同时考虑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在里根热烈地鼓吹一种思想时，——不论它是对是错——他很难抓住他的对手在说什么。他需要时间来消化来自另一方的思想和争论。出于这个原因，布什认为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的首要问题是给里根灌输来自他对立面的一些不同的思想。简言之，除非世界上出现了突发事件，否则，需要另一次最高级会谈来达成有实质性的协议。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到了点子上。
布什也讨论了他面临的政治问题。他知道作为里根的副总统使他在公众眼里的地位大大削弱，因而也损害了中间、甚至中间偏左人士对他的认可。他说他的意思是，杰克·肯普[7]、鲍勃·多尔和霍华德·贝克缺乏国际经验和资金支持，与他们相比，他和地方一级的共和党有着更好、更深的联系，他要借助于这些优势在一两年内拓宽政治基础，重新获得自己的知名度。布什请我向戈尔巴乔夫通报我们的谈话，并希望拜会他并进行详谈。我相信布什很可能当选总统，所以我向戈尔巴乔夫作了通报。
一个理由是他是一位可以随风飘的政客。几个月后，即1986年2月，在一次招待会上我们又聊起了政治。我开玩笑地说，对他突然转向极端保守主义是应该祝贺呢还是应表示同情。他贏得了那些从来不是他的政治盟友的赞扬。布什说我对美国的政治信念太清楚了，因而也了解他的所作所为。“我不隐瞒事实”，他继续说，“我想当总统。然而，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已经强烈地转向保守主义。现在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人没有机会当总统，连共和党提名都是不可能获得的。我别无选择，只有认真对待。”
布什告诉我他没有改变要与苏联改善关系的观点，尽管出于明显的原因他没有公开表明。“我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你们的新总书记的活动”，他说，“他有政治想象力和气魄。在我看来，有朝一日我们会走到一起的”。虽然不得不等待了几年，但布什的预言后来真的变成了事实。
随着最高级会谈的临近，尽管里根承受着国内的压力，但华盛顿方面丝毫没有表现出平等交换意见的迹象。10月10日，在我短暂地回莫斯科为最高级会谈作准备之前，我见到了舒尔茨，他表示为讨论最高级会谈有关事宜，由他对莫斯科进行一次访问可能是有益的。他向我通报了诸如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哪次会见交换礼物以及美国代表团的组成等有关安排的细节。三天后，里根在电台上讨论了军备限制问题。他老生常谈地说什么美国在战略性核军备竞赛方面远远落后于苏联，因此首先应恢复战略平衡。
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告诉舒尔茨，他所盼望的访问已经得到考虑，事情看上去是积极的。舒尔茨对我说：“白宫那些家伙”对建设性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缺乏兴趣，他们已为里根草拟了将在第五十届联大上发表的带有“反苏炮弹”内容的讲话稿。但令舒尔茨满意的是，里根拒绝了这份讲稿，因为这很可能搞糟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挑起公开的舌战，从而使最高级会谈变得一团糟。
尽管美方仍未就外空和裁军问题明确表态，但舒尔茨却饶有兴趣地说出了总统的意愿：他希望在最高级会谈后继续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并渴望在他总统任期届满前携其夫人南希·里根访问莫斯科。舒尔茨提出了一个私人要求：如果他访苏之行得以批准的话，他想买两件雕像。历史价值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看上去必须美观。一个他自己要，另一个是南希·里根要的，她早就想得到一件著名的俄国宗教人物雕像。我告诉他此事可以安排。
10月22日，麦克法兰在一次宴会上告诉我，里根终于开始认真准备最高级会谈的事了。他已经研读了 11份有关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治观点的参考资料，并就他们的谈判进行了几次排练。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数次会议全力为最高级会谈作准备。里根还向他的加利福尼亚老顾问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咨询。
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亲自负责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并邀请舒尔茨访问莫斯科。舒尔茨由麦克法兰陪同于11月4日抵达莫斯科。戈尔巴乔夫邀请我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见。会见是在中央委员会相当朴素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宏伟的克里姆林宫进行的，以此来强调这次会谈的性质是事务性的。
戈尔巴乔夫多少有点儿焦虑不安。在会见前一小时，他把谢瓦尔德纳泽和我叫了去。距他与里根的会晤仅剩下两周时间了，可除了会见舒尔茨和里根本人的准备工作外，会议的日程和会晤可能产生的结果都还没有头绪。他对此显然不高兴。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从美方得到的除了一般原则外，没有其他任何消息，”他强调仅仅与总统进行礼节性会见以满足礼宾需要是不合适的。他希望取得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更加有内容的成果来使政治局中持怀疑的人相信会晤是值得的。与此同时，里根不时公开发表的声明听上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戈尔巴乔夫对秘密渠道为何没有运作而感到奇怪，我解释说，里根政府基本上不搞秘密外交，尽管看上去将来会有变化。“我们将看到”我说，“里根通过秘密渠道所转达的消息与最后分析会相符的”。我力劝戈尔巴乔夫对舒尔茨施加压力，从而了解总统的真正想法。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并说：“好吧，让我们看看舒尔茨国务卿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讨论。戈尔巴乔夫和舒尔茨花费了不少时间进行了几乎是哲学性的讨论，焦点是对两国政府彼此的弱点所怀有的错觉，双方都企图利用对方的弱点为己服务。戈尔巴乔夫对这一策略特别提出批评。他讲话中特别强调赞同两国改善关系，并着重指出需要达成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协议。他特意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认为有些过火了，因为那样做起码会使里根更加确信战略防御计划的重要。
然而，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尝试都无助于和舒尔茨达成在最高级会谈上可能签署协议的共识。舒尔茨以其特有的原则性言辞加以搪塞，他仅仅不承担义务地宣称最高级会谈本身的重要性。此外他没有忘记提出人权问题，对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再次避而不谈。这当然使戈尔巴乔夫对会晤的期待更加现实一些。后来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他喜欢舒尔茨关于经济问题的总体思想，他们会谈中涉及了这个问题，并且他对此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他愿意今后与舒尔茨再谈这个问题。
而舒尔茨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精力印象很深。我们使馆得知，在莫斯科会晤后，舒尔茨很着急，他担心在最高圾会谈时戈尔巴乔夫会在裁军问题上施加新的、更加强大的压力。那样会使里根处于困境，并会使宣传对戈尔巴乔夫有利。戈尔巴乔夫一听说此事便对我说，他不想让里根把最高级会谈看作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相反，他认为最高级会谈应该是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会议，这样才能了解里根的意图并避免对抗，虽然戈尔巴乔夫肯定要清楚地表明他的观点。总之，在发展与里根的新的关系方面，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一块跳板。戈尔巴乔夫强调说：“你不能把期望值定的太高。”
当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报告他与舒尔茨会晤的情况时，感到失望的戈尔巴乔夫承认他没能使国务卿在关键问题上全力参与实质性的会谈，看来舒尔茨对最高级会谈没做严肃的准备。这些印象使得他减少了政治局中不正当的过高的期望，政治局给了他自主处理他与总统举行不太正式的会谈的权力。
我11月7日回到华盛顿向舒尔茨简述戈尔巴乔夫对最高级会谈的态度时，他很满意，甚至感到宽慰。我对舒尔茨说，总统应期待实实在在的会晤，而不是一方企图把另一方挤到死角或者为了争论而争论，尽管理所当然地应坦率、严肃地讨论实质性问题。
他告诉我他已经向总统汇报了他在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情况，里根询问了很多问题。他对实质性的讨论和戈尔巴乔夫的风度、对反对意见的忍耐、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幽默感和在各种问题上的专业知识表示好奇。里根告诉舒尔茨安排戈尔巴乔夫第二年七月访问华盛顿是可行的，并可以总统接着回访莫斯科作为条件。我将这些报告了莫斯科，并建议公开宣布同意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谈本身就是最高级会谈取得的有价值的结果。
舒尔茨和我就有关日程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可能达成的协议和联合公报上。基本的文件是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和我国使馆起草的联合公报。这一工作完成了。
但11月13日舒尔茨告诉我出现了一个新的、出乎意料的障碍。政府内部反对最高级会谈的人提出了异议，尽管为起草联合公报已作了大量工作，但他们反对总统事先这样做。他们的论点是在会谈前就草拟联合公报的文本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外交官们会将两国领导人自己尚未讨论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总统赞成这种论点。舒尔茨很为难，他说，总统认为在会谈之前这项工作应停下来。那么就要决定下一步干什么。当我问及舒尔茨为何不能在领导人了解此事的前提下作必要的准备工作时，他只是推托说这是总统的指示。
不用说，莫斯科对此感到非常吃惊和不快。以前与其他美国总统会谈时都是由双方事先做好联合公报的初步准备工作的。遵照指示，我第二天紧急约见舒尔茨。我对他说，在莫斯科看来，美国方面好像在最后一刻开始变卦了，它对我们曾共同提出的许多最重要的想法极其冷淡。这使我无所适从，美国政府再次将具有实际意义的最高级会谈变成了一种形式。更有甚者，舒尔茨说总统反对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因为他认为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受到大喊大叫的、企图压倒对方声音的“厚颜无耻”的记者的攻击太丢脸了，他曾“厌恶”地目睹了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8]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情景。里根显然是害怕在电视镜头前输掉这场宣传战。
我知道理查德·尼克松与里根就最高级会谈问题交换过看法。就在我们前往日内瓦前，唐纳德·肯德尔向我扼要地介绍了前总统的反应。（麦克法兰曾宣称肯德尔可能会成为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但在里根手下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他会以工作繁忙为借口推掉这项工作。）尼克松对里根准备最高级会谈的方式提出了批评：里根不太了解问题的细节，特别是裁军问题的细节，他非得依靠他的助手和专家不可。麦克法兰和里根极力建议总统进行一般性的哲学对话，认为那是安全的话题，总统可以借此不和戈尔巴乔夫讨论具体问题。尼克松说，许多总统助手倾向将最高级会谈只不过看作是当代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的亮相会议。他们试图劝说总统这样看待会谈。
尼克松把舒尔茨说成是十分积极、严肃而知识渊博的人，但指责他没有能对总统施加足够的压力。尽管舒尔茨是参与为总统出席最高级会谈作准备工作的重要人物之一，但他过于小心翼翼。尼克松通过做工作消除了里根与温伯格的分歧，使两个人协同工作，因为作为国防部长温伯格即使在美国也是和苏联极端敌对的象征。
最后，尼克松以怀旧的心情说，他希望他处在里根的位置，因为里根获得了与新的总书记一起来完成苏美关系转变的历史性的机遇，但他担心里根不能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
苏联领导层和戈尔巴乔夫本人实际上是以极度忧虑、不知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对待最高级会谈的，因为这是五年来首次与这位以恶毒反苏为特征的总统会晤。舒尔茨对莫斯科的访问并未能消除这些担心。外交部、国防部和克格勃像往常一样准备了联合备忘录，它构成了经政治局讨论并批准的给予戈尔巴乔夫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谈指示的基础。1985年11月11日的这份备忘录代表了苏联领导人对我们与美国及里根关系的全面评价，反映了戈尔巴乔夫自执政以来所发展的主要思想与思维。与以前同类的文件相反，这份备忘录反映了他对最高级会谈持谨慎、妥协的基调，在语言上也比较接近普通的讲话。
备忘录声明称最高级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努力——不论机会多么小——寻求与准备在平等基础上与苏联建立关系的美国总统找到共同语言，而不是要改变对方或在两国关系中引入对方的思想意识分歧”。它一开始就承认不能期望以达成协议来解决苏美之间的主要分歧，“我们最大的期望是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从核战争不能被接受、不能打赢的基点进行工作”。事实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希望带回的结果之一。他得到的指示是强调安全、核武器、空间武器是两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备忘录还告诫说“在地区冲突上，里根会重弹反对我们的老调”，所以两国间的磋商起码能确认苏联在这些地区的作用。即使达不成实质性的协议，“最高级会谈的结果也应有一个继续保持对话的相互换文……能够有一个联合文件总结最高级会谈的结果当然绝非坏事，但达成这个文件不应有偏见。没有一个最后的声明也无所谓”。
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的指导方针很明确，莫斯科并未对最高级会谈寄于很大希望。政治局批准的最低方案授权戈尔巴乔夫在情况需要时可根据具体形势斟酌行事。正如我们这些陪同戈尔巴乔夫前往日内瓦的人所了解的那样，雄心勃勃的他还有额外的目标：试图说服里根禁止空间武器，同时消减一半战略核武器。
11月17日，即最高级会谈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温伯格致里根总统的秘密备忘录。国防部长强烈建议总统拒绝裁军的任何步骤，诸如承诺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或在星球大战上让步。温伯格试图在最高级会谈举行前的最后一刻破坏会谈。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
11月18日上午11时45分，戈尔巴乔夫的飞机抵达日内瓦，他与里根的会谈于次日开始。这一会谈是自1943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德黑兰会晤后第十四次最高级会谈。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刚刚开始他生气勃勃的生涯；74岁的里根是反共老手，正处在总统显赫职位的巅峰。两人都认识到苏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又同样殷切希望给予两国关系一个崭新的开始，他们都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信心，都相信自己的信念，并且相信说服对方的个人能力。
然而他们既自信，同时又对参加最高级会谈所担负的责任感到紧张不安和敏感，而且每个人都有理由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会晤的成功，或者至少看上去取得了成功。里根需要证明他毕生经营的实力换和平的政策，戈尔巴乔夫需要争得他刚刚开始的改革的国际形象。
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们的表现上。他们把希望集中寄托在他们的四次私人会谈上，这包括一次在日内瓦湖边避暑别墅举行的会谈。他们在炉边轻松而非正式的气氛中谈话。他们也参加两国代表团的会谈，但是一半的时间里只有两位领导人及其他们的翻译在一起渡过。这使庞大的新闻记者队伍的日子非常难过，直到会谈结束才解除对他们的新闻封锁。
从一开始，里根就通过礼宾上的表现手法证实了他独特的宣传技巧。首次会谈于11月19日星期二举行，地点在里根的下榻处水之花宾馆，这是一座位于湖边的19世纪的大别墅。总统是会晤第一天的正式东道主。那是一个寒冷的11月的早晨，湖边刮着刺骨的寒风。戈尔巴乔夫穿着大衣，戴着冬天的帽子。他到达时，里根没穿大衣，不戴帽子，身着西服迎出门外，并和戈尔巴乔夫合影。新闻界发表了许多照片，里根显得非常年轻，生气勃勃，身体健壮，而戈尔巴乔夫却裹得严严实实以御严寒。他们看上去像同龄人。后来我们从里根的助手那里了解到，总统在大厅里等待戈尔巴乔夫到来时是穿着大衣的。但当他从窗户望见戈尔巴乔夫来了时，立即脱掉大衣，走出去迎接苏联领导人。里根的直觉起了作用，而戈尔巴乔夫脑子里深深地记下了这一细节。当轮到我们做东，里根来到我们的下榻处时，戈尔巴乔夫也是不穿大衣出外迎接。
最高级会谈在早上10时开始。每方都有六位顾问（包括外交部长）在另一个会议室恭候。里根把戈尔巴乔夫和他们的两个翻译带到了一个灰兰格调的客厅内举行了私下会谈。因为我曾和里根会晤过几次了，因此戈尔巴乔夫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如何才能掌握好首次重要会面。我告诉他对里根来说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今后的谈判也很关键。尽管意见非常分歧，但重要的是要让里根首先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我建议他利用他的幽默感，在开始时不要太严肃地谈具体问题的细节，以免使里根为难。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对这些心领神会。
结果首次私下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不是事先计划的15分钟。他们无拘无束地回顾了他们的分歧，并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无拘无束”地交谈。总的看来，他们的首次会晤应该说是成功地建立彼此间的良好关系。
然后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同他们的外交部长和其他专家一起在别墅的华丽客厅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两位领导人基于各自国家在政治与社会制度存在的长期矛盾观点，雄辩阐述了各自对冷战的基本思想认识。他们的谈话在许多方面都是重复里根在其五年执政期中和苏联领导人私下通讯的内容。当然两国领导人都没有说服对方，但对互相已熟悉的观点的讨论是在事务性的、互不伤害的气氛中进行的。相互听取对方的陈述是有益的。
与各自的工作班子分别共进午餐后，两位领导人商量了星期二下午的会谈中将要讨论的军备控制问题。有关战略防御计划和削减核军备的讨论无疑是复杂而艰巨的。气氛变得紧张而激动。里根建议停下来吸点儿新鲜空气，戈尔巴乔夫马上同意了，他们为防寒又穿戴整齐，一同朝湖边有着大壁炉的避暑别墅走去。因此日内瓦会议又被称为“炉边最高级会谈”。
在别墅里里根把他的一份建议交给戈尔巴乔夫，这个文件的形式是“指导原则”或共同目标，将发给出席日内瓦军备谈判的谈判者。首先是削减战略力量50%，这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赞同。其次是达成一个过渡协议，削减欧洲的中程核导弹，并最终完全撤走所有这些导弹。戈尔巴乔夫反问关于英国、法国的机载核武器的问题怎么办，里根随即在建议中删掉了这些问题。
但是，最有争议的是第三条“更加依靠防御体系”的建议，用里根的话说它是指战略防御计划，而且此建议回避了是否应将其列入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长期协议中的问题。更糟糕的是，这一声明似乎意指苏联已经原则同意战略防御计划，甚至我们可能在“这一防御计划”上合作。戈尔巴乔夫立刻提醒里根，1月份在舒尔茨与葛罗米柯的会晤中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削减进攻性武器与停止搞空间武器必须是相互联系的，而里根的建议在何处反映了这一点呢？总统说他并不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
在壁炉旁进行的这一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两人在意识到进入僵局时，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他们回到住处。在回去的路上，里根问是否可以在美国再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戈尔巴乔夫马上表示同意，并进一步建议他在苏联作东道主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谈。里根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戈尔巴乔夫及其代表团一行离开后，总统兴奋地通知美国代表团，双方已就下一次最高级会谈问题达成了协议。描述这次会晤的历史学家们所不知道的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事先都已经通过秘密渠道为这次交易作了准备。在这届政府执政期间，事情安排的如此顺利是少有的。在日内瓦会谈前，里根就通过我告知戈尔巴乔夫要在将举行的会谈中就此后的最高级会谈安排提出他的上述建议。
而大多数出席谈判的人并不知道这次秘密交易，因此令他们非常吃惊同时又感到宽慰，不论此次会谈结果如何，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将在两国首都再安排两次会谈。这一重要协议的达成表明了两国领导人继续并扩大相互对话和寻求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星期三上午11时30分，在苏联代表团驻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继续就太空武器问题展开争论，当时他们的助手们也在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锋富有戏剧性。里根极力为战略防御计划辩护：“这不是什么进攻性系统，我谈的是盾，而不是矛。”戈尔巴乔夫反驳道：“事实是战略防御计划又挑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
戈尔巴乔夫进一步逼迫里根：“当我说到苏联永远不会主动进攻时，您为什么不相信呢？……你们甚至不能与你们的盟友分享你们的先进技术，为什么我要接受您提出的让我们共同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研究的建议呢？让我们大家更实际一点。我们准备妥协。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同意就中程导弹搞个单独的协议。我们将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范围内讨论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数量的问题。但是必须停止实施战略防御计划。”
这时出现了长时间的、令人窘迫的冷场。我们这些与会者感到两位领导人都很气愤。戈尔巴乔夫首先意识到需要冷静下来。
“总统先生，”他平静地说，“我和您的意见不一致，但我能看得出您确实坚信这个计划。也许我们争论得过于激烈了。我只是想向您表达我们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关注程度。”
这次会谈过后，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助手们，当他意识到在这次最高级会谈中不可能迫使里根放弃星球大战的研究计划时，他决定中止讨论。他准备在未来的最高级会谈中完成这项任务，以免使本次会谈遭受失败。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地区冲突和人权这样的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及另外一些问题在这次会谈中都不太重要，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涉及所有问题——然而在讨论的问题中也有些细微的变化。里根照常强烈谴责阿富汗战争，但是美方的职业外交人员対戈尔巴乔夫淡淡地为苏联对阿富汗的政策辩护而表示惊讶，戈尔巴乔夫似乎在说他本人对此没有责任。苏联方面注意到里根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远比美国官方代表通常的态度要强硬。
双方在准备最后声明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科尔尼延科在葛罗米柯去任后仍任谢瓦尔德纳泽的第一副部长，舒尔茨和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在日内瓦会谈中不太活跃）。为了达成必要的妥协，高级外交官的辅助性会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直到两国领导人最后一次会谈前几个小时才达成妥协，这多亏了戈尔巴乔夫的介入。里根没有参加在含义上引起真正分歧的措辞上的争辩。
最重要的分歧集中在美方不希望将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联系在一起，而苏方坚持要联系，否则拒绝发表联合声明。在声明中是否提到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也存在分歧，最后两者都删去了。
在早上10点举行的闭幕式开始前几个小时，即凌晨4时30分才就联合声明达成最后妥协。关于军备问题，美国代表团同意葛罗米柯和舒尔茨1月8日达成的协议文本，而美国人最初甚至不同意再次提出这一协议。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后声明是：
总统和总书记讨论了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谈判事宜。他们同意在上述谈判中加紧工作，以便完成1985年1月8日美苏联合协议规定的任务，即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停止陆上军备竞赛，限制并减少核武器，促送战略稳定。
外交文书的起草者们拟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文件，这也是里根入主白宫后华盛顿和莫斯科达成的第一个这一类的文件。联合声明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它宣称永远不应该发动核战争，核战争没有胜方。双方强调防止在两国间发生任何核或常规战争的重要性，并宣布它们将不寻求军事优势。在我们看来，政治局给戈尔巴乔夫的备忘录中规定的最低要求已经实现。另外，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还签订了科学、教育、文化交流协议，这是过去15个月来经过65次会议200小时的事先谈判才取得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同意在最后声明中加入“以合作精神解决人道主义案例”的承诺。这样在联合声明中我们首次在双方争论不休的人权问题上发出了变化的信号。
由于我们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存在着深刻分歧，因此最后声明中基本上回避了该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里根对于这一计划的狂热和偏好阻碍了削减战略武器的进展。舒尔茨在那次有关战略防御计划的激烈争论结束后说，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最终已承认对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根本未同意这一点，并且认为日内瓦会谈最好的结果就是都承认存在分歧。这次最高级会谈并未在戈尔巴乔夫所期待的停止星球大战这一主要目标上取得进展，它对削减核武器的承诺也是含糊不清的。戈尔巴乔夫希望他能够克服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里根的顽固立场。他及时地耍了小手腕，把下次最高级会谈安排在华盛顿举行，但他也不想空手而归，因此他安排第二年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临时会晤，其结果仅仅再次证实动摇里根实现其星球大战的梦想绝非易事。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给我留下的是不舒服的印象，双方仍存在着某些分歧。戈尔巴乔夫毫无道理的把自己捆在美国空间武器的军事研究上，而且视此为最高级会谈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样里根就把我们逼进了死胡同，后来我们不得不自寻出路。
回顾我参加过的许多次最高级会谈的情景，我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首次会晤非同寻常。事先没有准备联合文件，他们在军备控制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为依次讨论这一复杂问题而事先商定会谈方案。结果，他们最后无可选择，只得认可这次会谈只是相互结识的会晤。这成为他们走向合作迈出的第一步，而且对他们是崭新的第一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拒绝遵守他们的助手为他们准备的议程，他们的做法或许是对的，这使他们避免了在一些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上陷入僵局，从而避免个人之间的对抗，这对首次见面是特别重要的。
商定再次举行会谈和就核战争发表的最后声明表明这次最高级会谈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里根在任总统五年的时间里首次与苏联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有助于克服他的某些心理障碍，首先是里根本人认识到至少有可能直接与苏联领导层和这个邪恶帝国打交道了。虽然两国关系本身仍很复杂，但这为进一步取得进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因此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首次会晤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并不是战略突破，然而毫无疑问取得了某些道义和政治上的收益，并为以后的最高级会谈铺平了道路。根据我对两位领导人的观察，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之间找到了相互交流的途径。
在回国的飞机上，戈尔巴乔夫说里根给他的印象是复杂而矛盾的一个人物，有时他直言不讳，如为战略防御计划进行辩解时就是如此，有时又唠唠叨叨地宣传他信仰的那些教条。他固执而又保守，然而戈尔巴乔夫发现可以与他建立联系，而且他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同他打交道了。
里根的随行人员毫不怀疑里根离开时对戈尔巴乔夫持有积极的印象，认为他作为一位领导人不同于他的所有的前任。在日内瓦第二次共进晚餐时，里根甚至开始免去姓氏直呼其名了，这在美国人来说是典型的友好表示（小心谨慎的助手们告诉他还是等一等再这样做为妥）。白宫得意洋洋地通过新闻媒介向公众介绍了这次 “炉边最高级会谈”，里根向国会作了富有戏剧性的、赞许的报告。民意测验对总统的支持率上升到84%，这一分数对于白宫的政治理论家也一样不无裨益。
在莫斯科，政治局为讨论会谈的结果专门举行了会议。戈尔巴乔夫喜形于色地报告了会谈情况和他会谈的生动印象。总之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与美国这位臭名昭著的反苏总统会面。
葛罗米柯首先向戈尔巴乔夫祝贺，祝他在日内瓦履行困难的使命时所取得的出色的成就。政治局其他成员效仿葛罗米柯，按照惯例而不是出自真心地赞扬了总书记，国防部长和克格勃的主席除赞扬外还补充说里根仍旧是里根，我们在和他打交道时应保持警惕。戈尔巴乔夫完全同意，并表示他在日内瓦的会谈尚未取得突破，而是有希望与里根开始改善关系，我们应探索和发展这一趋势。他促使冷战逐步结束的主要希望是与美国达成削减并最终结束军备竞赛的协议。经过热烈的讨论，政治局正式肯定了这次会谈的积极意义，同时批准了努力与里根政府发展关系的政策。戈尔巴乔夫特别提到了举行新的最高级会谈的价值。11月2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报告时，戈尔巴乔夫公开称日内瓦会谈是“必要和有益的”。
在这次最高级会谈过程中，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系统的政治计划，还未形成对美关系的安全思想体系，但他成功地形成并展示了他进行外交谈判的个人风格。最重要的是他确定了与里根合作的行动方向，而且得到了他的政治同僚们的认可。这导致了后来苏美关系的根本改变。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和里根达成了心照不宣的谅解，即绝不能让日内瓦精神付之东流。
[1] 保罗·亨利·尼采（Paul Henry Nitze，1907年1月16日——2004年10月19日），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进入投资银行工作。1942—1943年任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财务主任。1943—1944年期间先后担任战争经济委员会金属矿产处处长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对外采购与发展处处长。1944—1946年任战略轰炸调查局副主席。1950—1953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53—1961年任外交服务教育基金会主席。1961—1963年任国防部长助理。1963—1967年任海军部长。1967—196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81—1984年任中程核力量条约谈判美方首席代表。1984—1989年任总统和国务卿军备控制问题特别顾问。2004年去世。
[2]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沙可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Зайков，1923年4月3日——2002年1月7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3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89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9—1990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委员。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3] 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索科洛夫（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Соколов，1911年7月1日——2012年8月31日），1932年加入红军。1937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参加了哈桑岛战役。1941—1944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65—196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66—196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0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8—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0—1985年任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组组长。1984—1987年任国防部长。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89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苏联解体后，曾任独联体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顾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顾问、国防部总督察处总督察等职务。2012年去世。
[4] 阿加·卡恩四世（Aga Khan IV，1936年12月13日—— ），原名沙阿·卡里姆·侯赛因（Shāh Karim al-Husayni），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尼扎尔支派第四代最高精神领袖。
[5] 赖沙·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Раиса Максимовна Горбачёва，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戈尔巴乔夫的妻子。
[6] 罗伯特·卡莱尔·伯德（Robert Carlyle Byrd，1917年11月20日——2010年6月28日），20世纪40年代初期参加三K党运动。1947—1950年任西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1950—1952年任西弗吉尼亚州参议院议员。1952年脱离三K党运动。1953—1959年任众议院议员。1959—2010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7—1971年任民主党会议秘书，1971—1977年任多数党党鞭，1977—1981年、1987—1989年任多数党领袖，1977—1989年任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1981—1987年任少数党领袖，1989—1995年、2001年、2001—2003年、2007—2010年任临时议长，2003—2010年任临时名誉主席。2010年去世。
[7] 杰克·弗兰奇·肯普（Jack French Kemp，1935年7月13日——2009年5月2日），早年担任橄榄球运动员，屡创佳绩。1958—1962年期间服役。1971—1989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1—1987年任共和党会议主席。1989—1993年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1996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最终落败。2009年去世。
[8] 弗朗索瓦·玛丽亚·阿德里安·莫里斯·密特朗（François Marie Adrien Maurice Mitterrand，1916年10月26日——1996年1月8日），出身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1934—1935年期间参加极右民族主义组织“火十字团”。1939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被德军俘虏。1941年越狱。1942年起参加抵抗运动。1943年流亡阿尔及利亚。1945年加入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6—1958年任国会议员。1947—1948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和战争受害者部部长。1950—1951年任海外部长。1952年任国务部长。1953年任欧洲事务国务秘书。1953—1965年任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主席。1954—1955年任内政部长。1956—1957年任法务部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后，于1959—1962年任参议员。1959—1981年任希农堡城市长。1962—1981年任国会议员。1964—1981年任涅夫勒省总理事会主席。1965年创立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并于1965—1968年任党主席。1971年重建法国社会党，并于1971—1981年任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1995年任总统。1995年总统任满后不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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