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1997）

第十章 马克思与生态环境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近年来将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与“后现代主义当今对启蒙运动经典论述提出质疑”联系起来已成了一种时尚。我们常常被告知，绿色思想因其后现代、后启蒙运动的观点而显得十分重要。这一时尚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一些评论上。历史唯物主义——最先见诸马恩著作——通常被说成是培根的控制自然论得以留传至现代社会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这一说法十分流行，经常见诸左派自身的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生态男女平等主义者卡罗林·穆钱特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态’代价并深感痛心的同时，却又接受了启蒙运动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取得进步的神话。” [1]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声称信仰马克思的人中有许多人认为自然就是个被开发利用的对象。然而当今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本人的世界观完全是建立在技术上对自然进行极度控制的基础上的；他们尽管在特定场合对生态问题表示了关切，但他们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还是必须首先要受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理论从来就不那么完全一致。
　　这种笼统的评论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马克思吸收了社会主义环境保护论者特德·本顿——他本人在这方面也对马克思进行了批判——称之为的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唯生产力论”史观”。雷纳·格伦德曼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理论》中写道，“马克思的基本前提”是对自然进行“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格伦德曼试图维护的一种立场。自由主义者维克托·福基斯认为不可能维护下去了，“马克思对世界的态度始终保有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劲头，一直赞扬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社会生态学家（生态无政府主义者）约翰·克拉克说得更玄：

　　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是个不识自然的人，是不将地球视为生态之“家”的人。他是个倔强的、一定要叫自然依从自己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的精灵。……对这么一个人来说，自然的力量——无论是其自身难以控制的内在自然为量还是险恶的外在自然为力——必须得到控制。[2]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在环境保护方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且不提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评论。例如，本顿认为马克思是个“彻头彻尾的人类中心论者”，他否定所有可能会认可自然限制经济发展的观点。我们经常被告知，马克思的价值论将劳动（力）称之为所有价值的源泉，从而完全否定了自然的固有价值。因此，才有了苏联及其他东欧政权在其垮台前的令人惊恐的生态表现：这一点被视为是大体上反映了马克思未能在其经典论述中关注生态保护这一问题。
　　然而对马克思所做的绿色批判主要是指责普罗米修斯主义。我们所受到的劝导是应该确信，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恰恰是要求否定现代性本身。因此对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指责是绕着弯子为马克思的著作和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加上极端现代主义的恶名，而在这一点上或许比自由主义本身更容易遭到谴责。因此，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韦德·西科尔斯基写道：“马克思······是我们时代最虔诚的机器崇拜者。资本主义的罪恶之所以得到宽恕，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完善着机器。” [3]
　　值得注意的是，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所依据的是一种粗俗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这一观点由来已久。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们一直试图用马克思经常引述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文句一事证明他表面上热衷于科学阐释，其实所依据的不过是种“神话一宗教”观。然而必须记住：马克思并不是唯一对有关普罗米修斯——他是整个浪漫主义时期主要的文化中心人物，他在西方文化中不仅代表着技术而且更象征着创造力、革命和对神灵（对宗教）的反抗——的希腊神话着迷的思想家。鲁宾斯、提香、但丁、米尔顿、布莱克、歌德、贝多芬、拜伦、雪莱和其他许多人都将普罗米修斯作为其作品中的主线人物。[4]
　　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普罗米修斯通常被援引来充作革命的象征，很少充作技术的象征。不错，希腊神话中的半神半人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予了人类；但对马克思来说更为主要的是宙斯用铁索将普罗米修斯永远绑缚以示惩罚和普罗米修斯设法挣脱铁索重获自由这一事实。诚如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在其《农民-市民与奴隶》一书中所说，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认为普罗米修斯是“雅典反对奴役和暴政的象征，他反抗宙斯的暴虐，鄙视神的使者赫耳墨斯的奴颜婢膝”。再者，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一种反映雅典民主价值观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表述法中颂扬的，不是现在所理解的技术，而是劳动、手艺和创造才能——为民主打下基础的实用工艺。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对古雅典非常重要：可以从对这一神话所做的极其不同的阐释——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与柏拉图在其《政治家》中引用同一个神话所分别表述的那样——中看出信奉民主的劳动市民与反对民主的贵族之间的阶级对抗状况。马克思认识到了古代这种矛盾冲突的革命阶级特性，所以明白无误地认同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而不认同柏拉图。[5]
　　所有这些虽然对理解马克思本人对普罗米修斯的论述至关重要，但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从西方文明孕育至今已延续上千年的这一丰富的文化背景，在当今文化和环保评论家们中那些现在一致指责整个启蒙运动传统——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评论家的著作中根本就不见影踪。这些评论家的著作抹掉了普罗米修斯神话所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将其说成是一种主张唯生产力论和对自然（包括人性）进行控制的现代性本身的文化象征。诚然，许多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评论家都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人类创造力思想等同于唯生产力论和在技术上对自然进行控制，这一观点令人惊愕地表明其极大地受到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影响。
　　沿着这一思路对普罗米修斯神话进行重新阐释的典范之论见诸赫伯特·马库斯的《厄洛斯与文明》，说普罗米修斯这位欧洲文化的“主要文化英雄”

　　是恶作剧精灵、（受难的）反抗众神者，以永久性的痛苦创造文化。他是生产力——不断努力控制生活——的化身。普罗米修斯是通过抑制辛勤劳作、谋求生产力和进步的文化中心人物。

　　马库斯反对西方现代性的这种偏颇，坚决主张

　　必须到他处探求另外一种现实原则。奥菲士和那喀索斯……就是一种极其不同的现实。他们没有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人物，他们的文化中心人物是欢乐和满足的化身。……他们使人感受到了一个没有被征服和被控制而是自由的世界。[6]

　　马库斯阐发了对构成整个西方工业文明（包括资本主义和罗·梅德维捷夫称之为“兵营式伪社会主义”）特点的工具式理性的批判。然而他的论点被一些人视为特别是对马克思所进行的“尖锐批判”。马歇尔·伯曼的《根据失真》就是这样对马库斯的论述进行阐释的，认为说马克思是个粗俗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支持者是错误的。伯曼说：

　　如果说马克思是个惟物是从者的话，那不是工作和生产而是发展——“物质和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极其艰深、内涵丰富的理想。·····马克思既要接纳普罗米修斯又要接纳奥菲士；他认为共产主义值得为之奋斗，因为共产主义是历史上首次能够使人们享有这二者。······他明白，解决矛盾的方法必须是依靠现代性而不是放弃现代性。[7]

　　社会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者凯特·索珀在其《绿色普罗米修斯》一文中认为，肯定可以指出“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中存在着不那么明确的、人们可以用来对其思想进行绿色阐释的相关论述。然而从表面上看仅有的“不明确的论述”似乎就是辩证法了。马克思试图以此突破启蒙运动传统上对人类生产和征服自然进行阐述时所常用的方法。诚如马库斯的学生威廉·莱斯在其不可不读的论文《支配自然》中所指出的，诸如“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和“支配自然”这样一些说法在19世纪是屡见不鲜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也使用这些说法，他们只是借用一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接受了唯生产力论的观点。莱斯认为，总起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确“是对围绕19世纪社会思想中（更不用说早先的著述中）随处可见的征服自然的复杂问题有着至为深刻的见解的”。 [8]
　　马克思的分析说得明白：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的，而任何特定时期构成这一相互关联的核心则是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形态。诚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所言：

　　人类靠自然生活；也就是说，自然是他的身体，他若不死就得一直同自然不住地交流。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相关联，只不过是说自然与其自身相关联，因为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9]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就不是唯生产力的崇拜者，而是最先对其进行批判的人中的两位。诚如青年恩格斯1844年所述：“使地球——地球是我们的全部，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成为推销叫卖的对象就是使自己成为推销叫卖的对象。”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与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金钱关系。他期盼的不是一种受“冷酷无情的‘现金支付’”和必须不断提高生产率所支配的社会，而是一种将会促使人的能力多面发展、增进人与自然（我们是其组成部分的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的社会秩序。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部分写道，人类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社会化的人，也就是，共同结合的生产者，将会按照合理的方法来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安置在他们的共同管理下，不让自己受一种盲目力量的统治”。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可以不必考虑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也可以不必控制自己与自然的相互影响。然而合理地控制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与为了不断扩大生产而对自然进行粗野的控制相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者自由结合的社会里，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应是小范围的、个人占有欲强的社会里所有过的那种劳动和生产，而是以本身作为目的的人类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为此，“劳动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这将为实现人类彼此和睦相处、人类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自由王国打下基础。[10]
　　马克思明白，这些条件的实现需彻底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消灭土地私有制，发展生产者自由共同结合的社会，整个地球长久保持与自然的关系将首次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了为后代保护地球的必要性，说道：

　　从一个较高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观点来看，个别人对于地球的私有权，是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完全悖理。甚至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全体，都不是土地的私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他们必须像一个家庭的贤父一样，把土地改良，然后把它传给后代。[11]

　　马克思认为，农业的真正目的在于“把人类累世累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作为经营对象”——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只注意直接目前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对地球资源尽情剥夺的短视行为与真正可持续生产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矛盾。马克思一再强调，生产者自由共同结合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无论如何不能损害决定着后代幸福的自然条件和土地条件。这与当今给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最佳定义见诸布伦德兰德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文中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定义为“满足现在需要而又不会危及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发展”正好吻合。[12]
　　马克思虽然没有在其著作中专门就生态问题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批判——无疑是因为他认为这一问题在远未变得十分严重时资本主义就会被生产者自由共同结合的社会取代了——但他提及了可持续问题，这表明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的破坏。他在这方面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对土地退化的影响。有关这一问题最著名的论述见诸《资本论》第一卷中至关重要的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最后结束部分（第10节）“大工业和农业”。马克思在那里指出：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3]

　　这不是随意的论述，抑或说不是个别的论述，而是对德国农业化学家约斯托斯·冯·利比居的著作进行过仔细研究所做出的论断。19世纪60年代初之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可能会非常快，将会超过工业。然而，到撰写《资本论》时，他对利比居和其他农学家们的著作所做的研究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农业最重要的那一章（“资本主义地租的发生”）临结尾时阐释道：

　　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减小的最低限度，并且在他们的对面，安排好一个不断增长的汇集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生出了各种条件，它们在社会的及由生活自然规律规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上，引起了一个无法补救的裂缝；由此，又有了地力的滥用，并且这种滥用，还通过商业，大大超过本国的范围而向前推进（利比居）。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有着同样的结果：两者都毁了农业工人，耗尽了“土地的自然力”。马克思论述道，历史的教训是：

　　资本主义体系抗拒着合理的农业，或者说，合理的农业本来就和资本主义体系不能相容（虽然它也曾经促进农业的技术发展），并且合理的农业要么需要有自耕的小农的手，要么需要有那种组织起来的生产者的统制。

　　马克思认为，“合理经营作为永久的共同的财产的土地”是“世世代代人类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1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问题的研讨并非仅限于土地问题，也还探究了有关森林、河流、小溪、垃圾处理、空气质量、环境污染等其他许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写道：“文化和工业整体的发展本身已表明其对森林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以致在发展的同时为保持森林和恢复生态所做的一切努力显得极其微不足道。”关于工业废料，他主张发展“防止废料发生的经济。这种经济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使一切直接加入到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直接利用到最高的限度”。[15]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破坏的主要根源是城乡之间的极端对立——资本主义体制的一大特性，同劳资对立一样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恩格斯写道：

　　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巨大的建筑物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弄臭伦敦全城，那么你就知道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是具有极实际的基础了。[16]

　　因此，像特德·本顿那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并发展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其反对资本积累受自然限制的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的那些方面”是错误的。不错，他们是很少论及地球的实际自然限制。包括本顿在内的一些人就此认为马克思在生态方面的分析研究不如（并非是从生态［或曰扶养］能力这一视角而是为勉强糊口的工资水平和废除英国济贫法进行辩护）强调人口的增长关系到食物供应的马尔萨斯。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凡地强调了生产的自然条件，非凡地认识到了可持续的经济需要以全球为基础的与自然的可持续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的限制实际上是他们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业已存在的人口增长限制同其他方面的自然限制一样，也只不过是进一步证实了社会主义理论。青年恩格斯在其第一篇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就说过，“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就人口与食物供应而言），这也不过是提出了另一个赞成“社会变革”的论点而已：赞成建立一种人类的“生产和破坏”将不再仅仅取决于“需要”的商品关系的社会。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认为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马尔萨斯预料由于人口增长趋势的不可阻挡性和可耕地供应的限制，人口增长的速度将超过食物供应增长的速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的预料低估了资本主义农业经由贸易、农业和工业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活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口从马尔萨斯时代至今已增长到了这么一种程度，即人口过剩当今造成了对全球生态的严重威胁，而这主要原因则是马尔萨斯的预料被打破和由来已久的饥荒周期（费尔南·布罗代尔称之为“生态旧秩序”）从18世纪末开始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被延长。再者，如果有理由认为当今的农业越来越难以满足仍在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基本需要的话，那也就证明了马克思对连土地本身都要掠夺的资本主义农业不能持续所做的分析要比（追随李嘉图的）马尔萨斯那较为抽象的观念——即当越来越多的贫瘠土地被利用来耕种时，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就会降低——正确多了。[17]
　　批评马克思（用社会主义生态学家让-保罗·德莱亚热的话说）没有在其价值论中论及“自然资源的固有价值”，同样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价值法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历史性特征。马克思对价值关系的评述表明：既不赞同这一法则（和否定固有价值），也不赞同资本主义本身（和否定出现非异化社会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说得很清楚：资本主义价值关系视自然为一“赠品”“免费”赠予资本的东西。而这一观点和马克思的另一观点——即土地被“掠夺”（抑或换句话说，必须顾及自然再生的可持续的条件显然被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是完全一致的。[18]
　　马克思认为，物质财富是个最一般的概念（理解为使用价值），必须与资本主义制度（交换价值体制）下的价值创造区别开来。他写道：“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主义既追求交换价值（利润），同时又极其忽视与使用价值及财富密切相关的包括自然环境和自然生产率在内的质量条件：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自我矛盾。马克思看来已完全认识到了近年来由于巴里·康门纳及其他人的论述而广为人知的“无中不能生有”这一基本生态原理了。诚如马克思本人所述：

　　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19]

　　我们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伟大的佛蒙特利环境保护论者乔治·珀金斯·马什——被公认为19世纪最杰出的主张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生态学家、（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说）“保护运动的创始人”的思想作一比较，就能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的生态思想的历史意义了。马什在其经典著作《人与自然》（1864年）的最著名的段落之一中写道：

　　人类在小亚细亚、北非、希腊，乃至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一些地方所从事的活动已使那里的地球表面差不多同月球表面一样呈现出了一片荒凉景象；在那我们称之为“历史时期”的短暂时段里这些地方曾以遍布茂密的树林，绿色的牧场和肥美的草地闻名于世，但现如今已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人们要想恢复起来不大可能了，······地球在急速地变为其最尊贵的居民不宜居住的家园，而人类依然在从事犯罪活动，目光短浅无远虑······必将使地球呈现出生产率下降、表面被毁、气候异常的景象，进而导致道德沦丧、野蛮粗暴，乃至人类可能会消亡。[20]

　　恩格斯在其1876年撰写的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的过程中的作用》中对生态的长期发展所做的相关阐释堪与马什的这番话相比：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适用自然规律。[21]

　　仔细剖析一下这段文字就会发现，恩格斯和马什探究生态破坏问题的方法十分相似。两人都详细地述及了文明所面临的巨大生态灾难。两人都认为这主要是个可持续的问题。马什说对自然进行“目光短浅无远虑”的榨取必须停止，而恩格斯则强调我们“属于自然界”，必须“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两人显然都采用了人类中心说的观点，即他们都强调了这种破坏给人类命运所造成的后果。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在对生态学的理解上同马什是一样的。他们不一样。然而他们的观点是同他们时代最伟大的（当今仍被广为尊崇的）生态学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再者，《人与自然》这部写于20世纪之前的论述地球生态灾难的重要著作出版时间仅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面世早三年，也绝非仅仅是巧合。两部著作都是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做出的反应（不过马什的反应并非那么有意识）。马克思著作有助于激励工人阶级奋起抗争；而马什的思想则仅为自然的可持续促进广泛的斗争。只有将这两部著作所做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机器资本主义进行完整的生态批判。其理由当然是：马什是他那时代最主要的主张自然资源防护者、生态学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敏锐地认识到了导致19世纪生态遭如此破坏的历史条件。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发现了地球环境危机的根子不仅在于自然也在于社会，所以在为对付生态问题而需具备的条件方面可能会有比我们能从马什那里学到的东西多得多的知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现代社会的方法是他们对资本积累的批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难以持久。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导致革命力量的兴起，进而被其推翻。对资本积累的批判（始于他们最初的著作）使他们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然没有可持续的关系。然而在他们进行分析时，这一问题尚未迫在眉睫，尚未影响到资本主义的前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经济、政治上的矛盾不久将自然死亡）。如果说他们的著作中经常提及生态可持续这一问题的话，那多半与他们所理解的生产者自由共同结合的未来社会的需要有关，与将导致资本主义消亡的关系不大。马克思完全确认，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稳定必将有赖于构建一种与自然界的全新的、更为均衡合理的关系。
　　当今激进的生态学家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不一样，只认为地球生态灾难将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起主要作用。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遇到全球范围的生态生存问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19世纪的思想家们（不过马什可被看做是个例外）几乎完全未能想到这一问题。然而，我们如果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积累所做的批判那样对待这一问题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是否定“现代性”，代之以某种抽象不明确的“后现代性”，同时否定那些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的方法是错误的。不，我们应该认识到：必须善待现代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并对之进行改革。诚如我们所知，破坏现存世界原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类的绝大多数失去的只是他们身上的枷锁，得救的是整个地球。



[1] 扎希尔·巴贝尔：《脆弱的地球》（评论），文载《当代社会学》（1995年1月），第82页；卡罗林·穆钱特：《生态学》，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市，人文学科出版社，1994，第2页。

[2] 特德·本顿：《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的限制》，文载《新左派评论》总第178期（1989年9~12月号），第82页；雷纳·格伦德曼：《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理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52页和《生态学质疑马克思主义》，文载《新左派评论》总第187期（1991年5~6月号），第120页；维克托·克拉克：《马克思的无机体》，文载《环保伦理》第3期（1989年秋季号），总第11期，第258页。

[3] 韦德·西科尔斯基：《现代化与技术》，塔斯卡卢萨市，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93，第138页。

[4] 小伦纳德·P.韦塞尔：《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卡尔·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体系》，巴春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4，第3页；林达·M．刘易斯：《米尔顿、布莱克和雪莱的普罗米修斯政治学》，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92，第2页。

[5]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农民-市民与奴隶》，伦敦，维尔索出版社，1988，第141~144页。

[6] 赫伯特·马库斯：《厄洛斯与文明》，纽约，文蒂奇出版社，1962，第146～149页。

[7] 马歇尔·伯曼：《根据失真》，纽约，西蒙一舒斯特出版社，1982，第126～129页；罗伊·梅德维捷夫：《让历史裁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第852~859页。

[8] 凯特·索珀：《绿色普罗米修斯》，文见彼得·奥斯本主编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局限》，纽约，维尔索出版社，1991；威廉·莱斯：《支配自然》，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74，第85、198页。

[9] 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纽约，文蒂奇出版社，1975，第328页。

[1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文载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64，第210页；马克思：《早期著作》，第377~37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4，第5~6页；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67，第820页；埃里希·弗罗姆：《挣脱错觉镣铐》，纽约，西蒙一舒斯特出版社，1962，第36~37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776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德兰德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第43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37~638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21、812~813页；罗纳德·米克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尔萨斯》（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54年）写的“序”，第13~14、28~31页。对利比居和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农业方面的贡献所做的出色分析，参见科索·马尤米《暂时脱离土地：从工业革命到如今》，文载《生态经济学》1991年10月第1期，总第4期，第35~56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1~103页；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67，第244页。

[16]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5，第92页。

[17] 本顿：《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的限制》，第64页；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21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05页；费尔南·布罗代尔：《有条理的日常生活》，纽约，哈珀一罗出版社，1979，第70页。

[18] 让-保罗·德莱亚热：《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文载马丁·奥康纳主编的《资本主义可持续吗？》，纽约，基尔福德出版社，1994，第48页；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745页；《资本论》第一卷，第510页。即将出版的保罗·伯基特的书做了与此相类似的阐释。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67，第43、215页。康门纳论及生态原理时用了一个通俗的说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而其他生态学家们则将其说成了“无中不能生有”。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脆弱的地球》，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94，第118~120页。

[20] 乔治·珀金斯·马什：《人与自然》，马塞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第42~43页；刘易斯·芒福德：《黑暗的数十年》，纽约，多佛尔出版社，1971，第35页。

[2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40，第291~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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