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北方的知识分子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1997）

丹尼尔·努金特

　　近数十年来，社会和文化分析研究的主导倾向是爱用加前缀“后”来说事。譬如，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们可能都多少知道一些有关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乃至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一些人曾称之为“具有殖民地特点的”状况，另外一些人代而称之为“后殖民地时期的”状况。这些说法不管有多少长处——向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也好，提出了新的评论方法也罢，对认识当代的历史发展状况可没有什么帮助。更糟的是，使用一种新的表述词汇和形式大大混淆而不是揭示了是非真相。
　　本书其他几篇文章概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特点。本文仅试举一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例说明这一理论当今被用于通常称之为第三世界的情况。这一事例见诸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的著作，他曾说过“阶级是最纯的符号形式”，^[1]意思是说阶级是“纯”语言符号，即是说阶级这一词语并非系指物质世界中的具体对象。从众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分析家所利用的这种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词语所指对象的特性没有确定概念——像与其他“符号”相关联的阶级这样一些概念——那么重要。所以斯皮瓦克可以说（例如）“社会主义”这一词语在印度“历史上没有适当的所指对象”；她这么说的意思是，印度的社会主义并非源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艾杰兹·阿赫麦德最近对这一观点做了评论，说它抓住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他指出，说社会主义在印度“历史上没有适当的所指对象”将会使所有印度民众倍感惊诧；他们由于对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和自己在阶级分化中的处境有着亲身体验，通常都投共产党人的票。换句话说，印度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所指对象”不是什么脱离现实的宏“论”，而是印度的资本主义和“印度政治人物在印度所从事的”政治实践。^[2]
　　这是概括说明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差异的一种方式。马克思主义并非对语言、语段或语义不感兴趣，最好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无不对像“阶级”和“劳动”这样一些词语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能具有的许多不同的具体对象做出精当的论述。然而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即马克思主义能够认识到实践。通过实践产生与世间人们的活动而非与其他语义相关联的语义。实践是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里所从事的活动，必须以历史的观点对实践进行研究。

互联网上闹革命

　　例如，我们应该分析一下墨西哥社会——从光彩夺目的1910年墨西哥革命着手，或从1994年1月1日在恰帕斯州爆发的新萨帕塔主义革命着手，或从近年来政府和执政党的危机着手，都行。首先要认识到，墨西哥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后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墨西哥已从早先的殖民地状态向前了一即使不是发展了近200年。然而墨西哥——无论是在北方“发达的”奇瓦瓦州还是东南部“落后的”恰帕斯州——的社会政治权力的组织方式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依然是种极度殖民地性质，抑或必要时可称之为新殖民地性质，而非明显的后殖民地性质的政权形式。无论是19世纪期间的独立战争和改革战争还是1910年革命和1988至1994年萨利纳斯三足鼎立时期的“改革”均不表明做出了与过去不可逆转的、断然的决裂，只不过是持续不断的改革进程中的一些重要时刻。与这一系列政治改革相伴相随的是一系列经济改革，这一系列经济改革确立了特殊形式的墨西哥资本主义。试图用“前”和“后”这样的表达方式说明历史变迁，实际上是将历史分割成一些不连贯的、隔断开的单元，从而掩饰了这些改革的发展进程。
　　然而知识界新时尚的诱惑力十分强劲，20年前在墨西哥同农民一道干活并就社会运动、农村阶级形成和依附性的外围各州资本原始积累长期性进行创作的学者们，如今在撰写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书籍，所使用的标题（如“混合文化”）和论述的主题（用火蛇这一比喻说法描绘墨西哥历史）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共同点要多于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的共同点。这并不是说魔幻现实主义——例如，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伊萨贝尔·阿连德的小说——没有对我们讲出什么东西，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揭示真理，只是强调一下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方法与史学方法之间的极大差异。
　　一些后现代主义一后殖民地时期的评论家们似乎——或者说假装——不知道传阅他们著作的那个学术圈子颇为脱离他们意欲反映的社会现实。也许不那么奇怪，北方知识分子现在享受的特权大大减少了，许多人于是自我标榜、夸大纯学术（或曰“理论”）活动的重要性，似乎要以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然而所论述的内容和论述所采用的方法之间的区别还是很重要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概念和论断（乃至随意应用的一个说法）都对许多知识分子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后现代主义者们随心所欲地采用自以为是的词汇，对当代历史发展的研究特别有害。这一点在大量发表的有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恰帕斯州起义——1994年第一个清晨惊醒世界的南方在地狱中受苦受难的人们的造反行动——的资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匆忙报道有关这一表面上看似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人民起义时，“后现代的”这一词语极其自然地流诸许多评论者的笔端，也往往是脱口而出。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然反抗墨西哥国家政权一年多后，我们在《纽约时报》专栏版上读到：“1995年的墨西哥的大灾难是后现代时期的首次经济危机。” ^[3]
　　除接连不断问世的英语出版物简介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及其代言人马科斯副司令外，还出现了专门用于传递有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信息的几家电脑网络。信息的传递——英语书籍和电子传媒的评介和传播——好像还反映在贫穷的农民手艺人制作的“马科斯”和“拉蒙娜”玩偶上，即身穿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服装而非玛雅传统服装、头戴微型滑雪帽、肩扛小木枪的小木人。
　　描述恰帕斯人造反的主要文章与传媒——通过这些传媒“我们”北方国家的人得知有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情况——相关联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完全一致。有位专家写道：“人们在马科斯的文章中意识到他具有使用电脑写作的技能，非常熟悉电脑的功能——要不，就不会直接应用电子邮件。” ^[4]这样看问题（即认为游击队能够在一个虽说水力发电能力占全墨西哥一半，但大多数市镇都还没有安装电线的州里自由地利用电力线），旨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和分析研究问题的方向，使人们不再思考新萨帕特主义者们的真正目的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同墨西哥、拉美与北美社会的其他派别的联系，从而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数字同步的后现代时期。我们要求评估“电子邮件的应用对当前事件有何影响”时，得到的回答是“新型传奇性造反的影像”“突现在······电视屏幕上”和“萨帕塔主义出现在互联网上”有着深刻的影响。
　　坚称“在夜间活动的黑客界” ^[5]引起反响的种种信息有着明显的历史影响，完全符合新萨帕塔主义的确是个“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运动”这一观点。专心关注，甚或赞扬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使用调制解调器、传真机和电子邮件，就意味着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最具特色的特点就在于将其斗争目标从控制生产资料移到了控制通信工具：突出自由交换支持造反的软件和信息邮包而不那么看重革命理想了。然而这一看待造反的方法往往会忽略1994年1月1日前的组织准备时期。肯定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本身固有的“后现代性”，实际上难以分析1994年在恰帕斯州发生的“当前事件”。这更是一种容许一些知识分子擅自解释这些事件，将这一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纳入他们自己的（知识）范畴，将这一发展进程融入一种使精通电脑的学者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理论的方法。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运动？

　　特别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左派人士一再重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后现代性这一情况。不经意间想起的一个例子是罗杰·伯巴赫1994年夏季刊登在《左派评论》上的一篇论述“恰帕斯州后现代主义造反行动的根源”的文章，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是“个······试图逾越现代性政治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运动”。 ^[6]
　　伯巴赫在说了这席话后，对1994年起义的新殖民主义背景做了发人深思的、恰当的简单说明。他利用熟悉恰帕斯地区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新近研究成果，做出了无论在形式还是结构上均不那么特别“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他指出，恰帕斯州的造反行动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该地区采用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他叙述了迫使农民离开土地的情景：商品农业——特别是咖啡种植业——经受国际商品价格波动冲击的情况、墨西哥政府策划重新安置擅自占地者们的做法、大地主和大牧场主们依旧雇用持枪歹徒——白人卫队——横行乡里的事以及他们与劳力徙动的关系。伯巴赫为“综合、不平衡的发展” ^[7]这一概念提供了实质性的内容。
　　然而，伯巴赫的文章开头和结尾均多次强调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本身的“后现代性”，这说明当北方的知识分子——乃至那些左派知识分子——迷上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政治主张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采用后现代主义词汇和分析法的结果是，所阐明的多半是北方学术界的政治主张，而不是这一分析想要说明的局势。我认为，为了彻底认清伯巴赫的分析可能会得出的荒谬结论，有必要对他文章中的一些段落作一仔细的分析研究。
　　文章开头是这么说的：

　　1月实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恰帕斯州印第安人暴动是场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运动。造反行动是个逾越现代性政治的尝试。……

　　很难理解这么一支农民造反部队——自认为是500年斗争的产物，援引墨西哥宪法合法地要求墨西哥总统立即下台，同时要求给墨西哥人民以工作、土地、住房、食物、保健、教育、独立、自由、民主、正义与和平的这么一支农民造反部队——怎么会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所使用的词汇明明是现代主义的，其组织形式又明明是前现代性的，怎么会是逾越现代性的政治呢？它的指挥体系是种运作迟缓的组织形式——必须用五六种不同的语言与基层村社进行直接协商、讨论，这难以和后现代主义的数字同步并行不悖。它要求墨西哥的每户土坯茅草屋都得有调制解调器和录像机了吗？没有。它选用“后现代主义多民族解放军”或“南方网络斗士”这样的名称了吗？没有。它叫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不是一个“未确定的符号”，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从1911年到1919年遇害一直领导着莫雷洛斯州农民夺回土地的所有权，驱赶权贵和外国政治代理人，根本不像是个后现代派的英雄人物。
　　文章第一段的结尾是这么说的：“至为重要的是，（这一造反行动）想要结束数个世纪来西方现代化戕害印第安人的罪行。”斗争的目的还是有那么一点特别的“后现代主义”味道（与前现代性的剥削形式依然如故且仍是斗争打击的主要对象这一实际情况毫不搭界）。这就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其所谓的后现代性了。何谓新萨帕塔主义者们在抗击的“现代化”？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后现代性的”吗？
　　我们同样难以理解下文标新立异地提出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所具有的后现代性：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的起义……是二战后“现代的”两极世界瓦解和绝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思想枯竭的结果。……

　　伯巴赫好像是说，“共产主义世界”的瓦解标志着现代主义的终结。然而完全不明确的是，为什么说那个新自由主义思想——市场和旨在重组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极短时间里的强劲闪现是后现代主义的。就某些重要方面来说，这可说是“现代主义”的胜利。而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看来，可以对现代主义的胜利抱有乐观态度。诚如马歇尔·伯曼所述：

　　1989年不仅是个伟大的年份，而且是个伟大的现代主义年份。这首先是因为千百万人认识到历史并未终结，他们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唉，虽说不是在他们自己所能选择的条件下。其次是因为那些男人和女人在行动时同心同德，他们即使语言各异，相距十万八千里，也视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共同努力使现代世界成为自己的世界。恐怕这种认识已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渐行消失了。^[8]

　　1994年恰帕斯州事件证明的一点是，伯曼差不多是以怀旧的心情所提及的这种认识，在新萨帕塔主义的出现、土著地下革命委员会一最高司令部明确的公告和副司令马科斯的文稿影响下，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特别是在恰帕斯州，仍然存在着不同的两极轴心——女人和男人、资本和劳力、富裕的北方与贫穷的南方、印第安人与白人，人们的生活依此安排，因此无序，由此苦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后“现代的”两极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固——邪恶、更具破坏性、更具内聚力。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包括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面临的最最严重的问题可能不是“思想枯竭”而是肉体灭绝的威胁。
　　总之，在参加这些运动的人们自己保持缄默，而北方国家的学者们的连篇累牍又使其行动失真的情况下，难以确定其所能汲取的思想源泉。如果说这些运动的意义仅是学术论文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保守派所言——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是“外来的煽动者们”领导的，和所谓激进派所言——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是个“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运动”如何区分呢？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国家

　　或许真正能够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是个伯巴赫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运动的，有这么一点，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其先辈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想到墨西哥城夺取政权，也不要求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依此就认为这一运动是后现代主义的，不仅十分离奇，而且肯定是完全错误的——误会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也误解了其先辈们。首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1993年底宣战时，总指挥部给其部队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向国家首都挺进，打垮墨西哥联邦军······让获得解放的人民自由、民主地选举他们自己的政府”^[9]。其次，自征服时期（甚或更早）以来墨西哥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大规模的农民和印第安人民众起义运动，这些运动的主要特点就是大多确实不“想到墨西哥城夺取政权”。这也许就是农民和印第安人总是失败、乡民每次暴动均以统治阶级的胜利而告结束的原因。
　　不管民众起义之初实施暴力的程度有多大，始终有种强烈反对黩武主义，甚至更为强烈地反对夺取国家政权——不管这个政权是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专制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的倾向贯穿其间。随便想起的两个明显事件就是1911至1920年间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弗朗西斯科·维利亚分别领导的两支人民军。无论是维利亚主义还是萨帕塔主义都不“想到墨西哥城夺取政权”，也不要求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试图依据感受、以满足底层民众（错误地被称之为被排斥在外的民众——他们实际上一点儿也没有“被排斥”在不断出现的特殊剥削形式之外）要求——或称之为生活条件——的方式为社会生活打下新基础的运动不会要求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不管怎样，说这种社会制度——伯巴赫坚称新萨帕塔主义者们在反对的这种社会制度——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比较确切的。
　　总之，全世界的农民运动往往认为国家与己无关，可望而不可即；他们的造反行动通常不把目标定在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在置换另外一种统治形式以建立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上。因此可以说，没有力求夺取政权这一点与其说是后现代主义的，不如说是前现代性的。如果伯巴赫关于新萨帕塔主义者们与国家关系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就是典型的前现代性的运动；而如果他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它更像是现代主义的，而不像是“后现代主义的”。
　　伯巴赫又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目的“旨在于恰帕斯州和墨西哥其他区发动一场基础广泛的民众社会运动，自下而上彻底变革国家”。
　　不可否认的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墨西哥过去60年里的其他民众社会运动截然不同，它不仅成功地促成了“基础广泛的政治和思想对话”，而且积极地动员起了大批民众。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权力于政府和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手里来回倒的陈式之外，现时的这种有组织的活动是不乏先例的。许多墨西哥的激进主义者和民众组织——有些组织比其他组织更引人注目、更有前途——都具有发动基础广泛的运动、自下而上彻底变革社会的目标。同1985年墨西哥城政治大动荡中涌现出的人权组织、农民协会和民众组织一道的有非官方的独立工会、1988年投票支持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的人民大众以及20世纪80年代诸如北方奇瓦瓦州农民运动——正如百年前一样，这里的运动也同恰帕斯州农民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与当年萨帕塔军所不同的，不是其目标，而是空前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一积极进取的精神受到了墨西哥社会许多派别组织的认真对待。
　　然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时至今日（1995年4月）所取得的明显胜利不管是多么的史无前例，也难以看出这与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墨西哥社会基础广泛的运动既有“现代主义的”先例，也有“前现代性的”先例；“平民社会”的组织历来就是民众动员的主体。当伯巴赫在其文章结尾那段再次强调“要求真正的民主、自下而上变革社会”，表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持“后现代主义观点”时，人们不免想知道那个从组织“自由共同结合的直接生产者”着手，全心全意争取人类彻底解放和社会完全民主化的、极其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该成为后现代性的化身。
　　给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贴上后现代主义标签的企图充斥着矛盾，下述一席话准确无误地概述了这一点：

　　另一使这次起义具有后现代性的最最关键的因素是，这次起义不是一次反对像巴蒂斯塔或索摩查那种典型的专制独裁者的造反行动，而是源起20世纪初墨西哥革命的一次运动。

　　首先，巴蒂斯塔或索摩查到底是什么样的典型，不清楚。然而最重要之点是这些造反者——用只有他们自己和少数几个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传教士和前毛主义者才懂的语言进行交流一也还是很具前现代性的，而他们认定的敌人则明显是现代的。依此看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其在时间、空间上及其感受本身被界定为后现代主义，而正相反，在于其与传统明显相关联的意识。伯巴赫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斗争·····（是）关于如何动员全体人民重新怀有这个国家固有的革命理想”这一论述，的确是抓住了关于新萨帕塔主义者们正试图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他们在自觉地承继墨西哥历史上农民斗争的传统这一重要之点。然而这一论述完全、彻底颠覆了他那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是个“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运动”的论点。
　　因此，这使我们如何适从呢？后现代性的语言对我认识恰帕斯州毫无助益，甚至降低、否定了伯巴赫论述的价值。特别令人沮丧的是看到了对另外一种颇具启发性和政治同情心的研究的影响；而我们必然要为追逐时尚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不会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一种复杂的社会运动，只会使支持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与支持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激进主义者们渐行渐远。
　　应该提一下，一位奇瓦瓦州农民在被问及墨西哥北部地区人民——弗朗西斯科·维利亚的追随者们——是否是为了夺回对其土地的控制权才参加1910年的革命时所说的话。克鲁斯·查韦斯1986年回答提问时说道：“请注意，我们现在有土地。”

　　但那是一场战斗。而正义呢？自由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这一切？你能告诉我吗？请注意，我们到死也见不到这一切，因为时间越久，我们国家的正义和自由就越糟。^[10]

　　这会儿我至少可以想出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将这席话与当今恰帕斯正在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将克鲁斯·查韦斯的话同副司令马科斯的话联系起来，将两者一并同一套相像的符号相比较，以探明（例如）他俩的话到底是前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或者，我们可以用历史观点来考虑他俩的话，比较一下他们各自提及像“自由”和“正义”这样一些字眼的方式与他们讲述其具体而又变化了的历史环境、其物质和社会条件、其政治活动和斗争的情景。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1910年以来墨西哥农业劳动方式所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变化情况、政治民主所取得的和没有取得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探究一下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正在用实际行动力图回答克鲁斯·查韦斯根据墨西哥另一不同地区的不同历史条件及其长期政治斗争的不同历史进程——包括1910年革命在内——所提出的问题。
　　首先，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目的只能是引用他们的话，将他们的话当做我们自己的话。其次，我们只能是努力去理解、阐释这些话。这后一个目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至少不那么像是夸大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这是因为承认我们是在谈论有关特定人群而非我们自己所从事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不是在坚持认为我们自己的论述才是真正的实践，我们的学术论文才是真正的政治活动。
　　德里克·萨耶曾说过：“我们应该考虑到，除了统治阶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最高这一说法可能是自相矛盾的。” ^[11]尽管难以接受这种说法，但萨耶的一席话倒的确是承认了知识分子活动的局限和基础。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坚称他们自己的理论具有决定一切的能力——创造现实本身的能力；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可能——只可能——为统治阶级服务，统治阶级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支持他们的理论。我们这些人应该满意地看到我们的理论活动起到一种批判作用，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许还能指导政治活动，但首先是要颂扬和传播那些反对压迫者们的声音。

　　本文曾于1994年秋在新黑文、米却肯州的萨莫拉和芝加哥并于1995年3月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举行的研讨会上宣读过。感谢吉尔·约瑟夫、埃德华多·萨拉特、何塞·拉梅拉斯、亚莱杭德拉·斯特恩、布赖恩·罗伯茨和吉列尔莫·德·拉佩尼亚等人的邀请和评论。我还在1994年设置的研讨革命的墨西哥的政治组成和大众文化的研究班上从学生们——他们是埃莱亚·阿基雷、马里贝尔·阿尔瓦雷斯、吉列尔莫·努涅斯-诺列加、迈克·罗兰和鲍拉·塞西亚-刘易斯——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此外我还要感谢我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合作者拉格尔·鲁比奥·戈德史密斯和伊娃·特斯勒对我的一贯支持、学术上的帮助和所做的评论。

^[1] 加亚特里·恰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1988年3月在布朗大学彭布鲁克教学与研究中心关于妇女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2] 艾杰兹·阿赫麦德：《后殖民地性文学的政治主张》，文载《种族与阶级》1995年第3期，总第36期，第5页。

^[3] 托马斯·弗里德曼：《新墨西哥》，文载1995年3月15日A17版《纽约时报》。

^[4] 迪迪·哈利克：《萨帕塔主义者们在线》，文载《全国拉美委员会美洲报告》1994年9~10月第2期，总第28期，第30页。

^[5] 迪迪·哈利克：《萨帕塔主义者们在线》，文载《全国拉美委员会美洲报告》1994年9~10月第2期，总第28期，第31~32页。

^[6] 罗杰·伯巴赫：《恰帕斯州后现代主义造反行动的根源》，文载《左派评论》1994年第205期，第113~124页。

^[7] 另参见安东尼奥·加西亚·德·莱昂《奇怪的现代化：墨西哥的新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文载《历史社会学杂志》1995年12月第4期，总第8期，第430~447页。

^[8] 马歇尔·伯曼：《现代主义为什么仍很重要》，文载斯科特·拉什和乔纳森·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同一性》，牛津，巴西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2，第55页。

^[9] 《一点需要认真对待的激愤：副司令马科斯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信件和公告》，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5，第52页。

^[10] 1986年7月在奇瓦瓦州纳米基帕地区埃尔塔斯卡特村采访克鲁斯·查韦斯·古铁雷斯记录稿。此人是老克鲁斯·查韦斯的孙子。老克鲁斯·查韦斯曾于19世纪90年代初领导奇瓦瓦州托莫奇克镇民众武装起义，反对墨西哥当局，时间不长，但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1] 德里克·萨耶：《关于“霸权”的一些不同说法》，文载G.约瑟夫和D.努金特主编的《政府组成的普遍方式》，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出版社，1994，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