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五论当代马克思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1997）

第十二章五论当代马克思主义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一论

　　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在资本主义本身经历结构性变革的一些时刻。
　　马克思主义是门资本主义学；而为了加深对这两个词的理解，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是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学。这一方面意味着欢庆“马克思主义消亡”的同时又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决定性胜利是不合逻辑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决定性”胜利不管可能有多么巨大，但似乎还是预示马克思主义有着可靠的未来的。^[1]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不会自行解决，这已相对定形，自成规律，至少已根据事实作了理论说明。例如，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特定时期，随着生产技能的提高，商品必将充斥市场，形成超饱和状态，因此，这种危机是固有的、体制性的。
　　然而资本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制度或曰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的最灵活、最随机应变的生产方式，先前曾克服过多次这样的周期性危机。资本主义克服危机靠的是两大主要战略：制度的拓展和全新类型商品的生产。
　　制度的拓展。资本主义始终有个中心，近期美国称霸，先前则是英国称霸。^[2]每个新中心拓展的空间范围都比先前的中心广，因而一般都为货币的商品化以及新市场和新产品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我们可以用稍稍不同的历史叙事法说，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民族时期。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本人亲身经历过并从理论上对之做了说明——然而是预言式的说明。19世纪末步入帝国主义时期，民族市场界限被打破，建立了一种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制度。最后，二战后进入我们自己生活的时代，老式帝国体制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由所谓的跨国公司控制的新“世界体制”。（苏联消亡后），当今这“跨国”资本主义时期欧、美、日（它们各自拥有包括一些卫星国在内的广大外围地区）之间的均势失衡。这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初现阶段的乱象实际上直至冷战结束（无论怎么看是结束了）时才告消失——显然比先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更为“全球化”了。印度、巴西和东欧这一广袤地区（打个比方说）“被解除控制”后，资本和市场渗透的范围实际上要比资本主义的先前几个阶段大多了。那么是否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所预告的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因而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除其他特征外，还包括“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这不好说。新时期的阶级本能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认识自己，特别是因“全球化”已改变了的商业世界规模的劳工组织和政治斗争新形式尚未出现。
　　全新类型商品的生产。克服制度危机的第二个必要手段是，求助于技术的革新乃至“革命”。欧内斯特·曼德尔认为这些变革同上述发展时期相一致：民族资本主义时期是蒸汽技术；帝国主义时期是电力和内燃机；我们自己的这一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期是原子能和控制论，有些人称之为后现代性。这些技术既提高了新型商品的产量又有助于开辟新的世界空间。因而地球“变小”，并根据新范围重组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根据信息论和控制论描绘最近的资本主义是合适的（并颇有文化意义），但仍需同经济活力挂钩——这一点往往在口头上、思想上或意识形态上被忽略。
　　如果完全接受这一划分资本发展阶段的思路的话，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0世纪初伯恩斯坦的“后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创”及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或“消亡”正好与资本主义的重组和大力拓展的各个时期同时发生这一点，就立即确然无疑了。而这一切又导致了种种更为现代的——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后现代的了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这样的传统研究对象所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

二论

　　憧憬自由共余摆脱有害而又不可避免的经济、物质羁绊的自由，集体行动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在我们时代同时受到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冲击：“言词之争”（斯图亚特·霍尔语），认为撒切尔主义的市场机制论具有全球意义；^[3]利用对变革可能引发混乱而产生的深切担心和惧怕心理。由于市场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性的观点，而混乱观则更为悲观、更为感情冲动地反复申述着这些观点，所以这两个层面是互通互补的。
　　言词之争（由于反对直接的意识形态冲突）靠诋毁其对立面和提出一大堆难以说明的论题取胜，靠贬低对立面的重要性、称对立面太天真、说对立面只讲求物质利益、说对立面是“经验论者”、引起人们的政治恐慌、列数历史教训等手法与对立面争论，并以此为“理由”断然否定诸如国有化、规章制度、赤字开支、凯恩斯主义、计划编制、保护民族工业、社会保障以及福利国家等这样一些人们曾十分看好的潜在价值。言词之争将福利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这就使市场论赢得了双重胜利——既打败了自由主义者（美国称之为“新政自由主义者”），又击倒了左派。因此，左派现在就得捍卫大政府和福利国家了，而大多数左派人士对历史没有一个比较辩证的认识，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批判的那种周详、尖锐的传统就要使他们为难了。这就特别要求再次意识到历史环境的变迁以及所要采取的相应的政治斗争策略。而这也要同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即通常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固有的非历史性——作斗争。
　　与此同时，对社会改良计划的担心——这一担心源自于惧怕包括我们现在的身份及我们现在满足性欲的习性和形式在内的一切将会在某种新型社会管理制度、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激变下丧失殆尽——现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非常轻易地调动起人们的情绪。至少在世界上那较富有的50％者中，且不仅仅在统治阶层中，赤贫者们的变革希望现在显然已被对丧失现有生活怀有的恐惧所取代了。要正视这种对混乱的担心，要在文化上对之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打消这种担心的理论和措施，要认可而不是规避种种主张和美化市场的说辞。
　　所有关于人性的论点——认为人性从根本上说是善的、乐于合作的，抑或是恶的、具有攻击性的；认为人性要求对市场（这市场并非海中怪兽［《圣经·以赛亚书》中象征邪恶的动物——译者注］）加以控制和利用——都是“人本主义的”和思辨的（阿尔图塞如是说），将要被彻底变革观和集体事业观取代。
　　与此同时，左派需要积极地捍卫大政府和福利国家，需要根据自由市场所造成的破坏的历史记录（波兰伊已从理论上对之作了说明，而东欧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继续对美化市场进行批判。

三论

　　而这样一些论点又意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理论联系实际”——即革命本身——表明态度。这是因为后马克思主义（或曰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那个主要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要捍卫这一观点，就得做好若干预先准备：我们特别要摒弃模式化一切的做法，即认为革命是瞬间的剧变，而不是精心策划的复杂过程。我们必须摒弃我们最珍爱的诸如占领冬宫和网球场宣誓这样的一些颇具历史意义的革命模式。
　　社会革命不是瞬时发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必须对当时的制度进行变革；这个制度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这一制度需要进行一种完全的、终极性的变革，而不是零零星星的“改良”；这“改良”的结果只能是贬义上的“乌托邦”，亦即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这制度需要有种对现行社会秩序进行彻底社会变革的思想观念，亦即不能再听从时下的言词之争，认为这一现行社会秩序理所当然地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而必须对之进行彻底的变革。（不管是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印度教的）宗教激进主义都主张对消费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进行一番彻底变革，其在传统的左派主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伟大革命传统似乎突然失去影响时成了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思想。
　　我们必须认识到，革命一既是一种发展进程又要摧毁当时的制度——是一系列的要求：可以是对某一特定的政治事件提出的要求（诸如要求左派必须在选举斗争中获胜和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因此就要求宣传面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激进。就连迄今一直保持沉默的社会底层贫苦百姓也提出了要求；民众的新要求越来越多，从而使显然已是左派的政府更为激进，对国家进行更为明确的变革。国家（而我们时代的世界亦然）因而就趋于两极化，一分为二，人们均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暴力问题就必然会随之出现：如果发展进程不是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就不会发生暴力行为。而如果发展进程是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那么占统治地位的一方就必然要诉诸暴力抵抗；仅就此而言，暴力（不管愿意与否）就成了真正的社会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外在标志，成了引人注目的情景。
　　因此，当今提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不是革命观是不是仍然可行的问题，而是民族自治的问题。我们必须探究是否能够将当今世界体系中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各组成部分割裂开来，令其相互分离、脱钩（萨米尔·阿明语），而后进行一种不同的社会发展，从事一种截然不同的集体事业。

四论

　　如果人们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仅仅是种像西方所通常理解的那种现代化战略的话，苏联的解体就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成功。这是因为通过苏联50年前即计划好的迅速现代化，实际上已赶上了西方（我们已将这一令官方焦虑的观点忘得一干二净了）。
　　关于苏联的解体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阐明。这第一个问题是：联盟内部的社会、政治分裂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的社会、政治大分裂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类似倾向）和阿拉伯国家（希夏姆·沙拉比称之为“新父权制国家”）均陷入结构性的衰败之中。轻易地从道义上认为这一结构性的衰败源自于这一十分重要的社会发展进程，即这些国家社会最上层的财富积累，将会误导民众。这一结构性的衰败显然与众所周知的金融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金融资本远离而又背离了其源头——生产。乔瓦尼·阿里希指出，资本似乎时时都在想着生产变成投机，价值脱离其源头——生产，并进行抽象交换这一最终阶段（同时亦极具文化影响）。
　　还得着重强调的是：像效率、生产力和财政偿付能力这样一些问题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这样一些问题只有在一些不平衡的现象引起对抗的情况下才显现出来。旧机器、设备只有在进入其力场（force-field）进行角逐或是接受挑战进行对抗的时候，才会被效率较高、生产力较强的技术设备所淘汰。
　　这就使我们要论及第三个问题了。这第三个问题就是：苏联在试图融入正从其现代化时期向其后现代主义时期过渡、因而正根据其新运行规则以苏联内部各方面的运行均无法与之相比的高效“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世界体系时，就“变得”没有效率，进而解体了。在文化因素（消费主义、较新的信息技术等）的影响下、在被拖入蓄意的军事技术竞争的形势下、在借贷的诱惑下、在商贸往来日益频繁的形势下，苏联社会进入了一个难以维系的状态。可以说，一直处于其自身特有的压力面、处于某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控制下的苏联及其卫星国这会儿在没有穿好宇航服的情况下贸然开始打开气密舱，从而使其自身及其制度遭受了更为强大的外部世界所特有的压力。可以想见，其后果堪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冲击波对附近周围不结实的建筑物所造成的压力相比，抑或可与生活在空气中没有防护的生物所受到的海底水压那可怕的、杀伤力极大的重力相比。这一后果实际上印证了沃勒斯坦有先见之明的预言：苏联集团不管有多么重要，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替代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一个反体系地区（或称地域）。这一地区（或称地域）现在显然已经消失，只残留下几小块飞地仍在进行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实验。

五论

　　兴起于资本主义末期的现行体系、后现代性、曼德尔的第三阶段（信息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以及种种形式的思想理论反抗行动），将必然有别于现代时期、曼德尔的第二阶段、帝国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将与全球化有种极其不一样的关系，而与早先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将更具文化特性，主要关注人们所说的商品物化和消费主义这么一些现象。
　　文化的而非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之所以日益突出，并不是因为这些领域发生了带有倾向性的分化（或曰变异），而是因为货币商品化的势头正最大限度地冲击着世界各地，现已打入迄今一直竭力抵御其影响、通常敌视并反对其逻辑的文化领域的大部分空间。文化现如今基本上变成了商品交易这件事，导致了原本通常视之为经济和商贸的东西也成了文化——一种特性描绘，尤需包括对所谓的广告社会和消费主义的特性所做的种种描绘。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分析方面有着理论上的优势，就是说：货币商品化概念是个结构性的、与道德无关的概念。道德情感导致政治行动，然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即烟消云散、故态依然，很少同其他运动共同对付其特定的问题，共同研讨其特定的论题。然而只有通过联合和相互配合，各政治运动才能发展壮大。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道德政治往往会在难以全面地认识和描绘社会时显现。当今宗教和种族的影响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失败论的一种强烈反应，是极其轻率地想以新行动方式填补真空的一种企图。
　　至于消费主义，完全有可能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人类社会需要过上消费主义的生活，只要比较有意识地作出某种完全不同的恰当选择就行。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对消费主义的强烈欲望客观上是难以实现的；而20世纪60年代激进理论预示未来的判断——即资本主义由于产生了其体系难以满足的新需求，其自身同时也就构成了一种革命力量——现在倒似乎将要在新世界体系的全球范围内变成事实了。
　　从理论角度看，可以认为长期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与难以控制的资本运动、广告社会等这样一些当今紧要的问题都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可以说这些问题都缺乏实质性内容，都是些抽象概念（相对于往日而言，都是一种“异化”）。再加上全球化和信息化问题，我们发现这辩证逻辑就更反常了。当（对左派和经商——或曰右派——而言）新世界网络在政治思想上的潜在价值同当今世界体系中自主权的丧失、各民族区域或地方性地域难以获得其自身自治生存权（或者说，与世界市场脱节、没有联系）的状况并存时，似乎就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知识分子们不能只靠思想这条道路寻找出路。当结构性矛盾十分尖锐时，实际上也就对可能会出现的新鲜事物有了期待：而我们至少可以根据黑格尔所言，“充分利用消极因素”，使这一难以解决的问题发挥作用，使人们所期待的新鲜事物能够突然出现。

　　谨以此文献给威廉·波梅朗斯。

^[1] 且不说“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单就“政治经济学”本身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来就没有想要成为一门科学。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在“批判”。就是要指出其所确认的主要谬误，摒弃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间固有的脱节现象。

^[2] 根据乔瓦尼·阿里希的《漫长的20世纪》（伦敦：维尔索出版社，1994年）所列顺序：西班牙-热那亚时期、荷兰取而代之、大英帝国、美国霸权，而后可能是日本称霸。

^[3] “言词之争”这一说法系指为控制论文用语和规范而进行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