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保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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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保卫历史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当今，不应用直接或间接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联系的一整套观念，不将自己置身于马克思所确定和描绘的思想范畴，要想书写历史是不可能的。人们甚至想知道做一名历史学家与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米歇尔·福柯^[1]

　　社会学家诺曼·伯恩博姆认为：“现代威权主义并非无法捉摸，而是无处不在的。其新表现形式不仅仅是膜拜人的权威，而是物化现在、拒不认为人类习性会改变。”因此，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必胜信念盛行的时代——右派再次宣告“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赢得了永久性的胜利，阶级斗争终结，“意识形态”亦随之“终结”，就不足为奇了。^[2]
　　如果说与左派关系密切的一些重量级思想家没有同时——以一种更为诱人的思维方式——也提出这样一些说法的话，这些说法本来是不值一驳的。后现代主义者们也断言的确是发生了这样一些“终结”，我们当今生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后历史主义的世界上——永久性的后时代。他们没有援引有关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重要论述，而多半是主张我们必须摒弃（包括有关进步和解放的论述在内的）所有重要论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况》中写道：

　　我拟用现代的这一术语指所有那些符合经典论述、直接引述某个重要论述（诸如圣灵论、解释学、理性主体［即工人］的解放、财富的创造）的科学。……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经典论述的质疑。^[3]

　　利奥塔尔认为：“重要论述不管如何自圆其说，不管是纯理论的论述还是有关采取解放行动的论述，都失去了其可信性。” ^[4]
　　对重要论述的这一否定是后现代主义的特性，是普遍存在于这种思想的认识论上比较强烈的怀疑论的组成部分。文化理论家迪克·赫布迪奇赞同这一否定，他解释道：“作为一种论述方式（更确切地说，是种种论述方式的组合）的后现代主义，更像是索绪尔的语言范式——没有肯定说法的一种表述方式。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同索绪尔的语言模式一样都是以断然否定无可否定的实体本身存在的可能性为依据的。”“后现代主义”的含义因而委实难以确定，只有根据其否定的对象、排除其引人注目的数不清的“语言游戏”（利奥塔尔语）才能最终确定。赫布迪奇认为，某种“大体上的一致性”取决于其所赖以存在的三大否定：否定极权化，否定目的论，否定乌托邦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种人们熟知的思想，在社会问题上倾向于反对极权化，反对一般化，其所否定的并不是论述形式本身，而是各类重要论述——诸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甚或比较中性的资本主义历史中心论，其所选择的都是去中心的，甚至是混乱的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社会被认为原本就是四分五裂的。诚如赫布迪奇所说，后现代主义的特性是“明显地厌恶社会学上的一些抽象概念”（诸如阶级、资本主义，甚至社会）的。这一怀疑主义进而否定了目的论——包括否定历史是与目的有关的这一观点，甚至否定能够确切地了解历史的起源、起因、发展趋势及其基本构成要素这一要点。赫布迪奇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典型阐释是“将所有主要的外在影响归诸论述”。例如，后现代主义史学家F.R.安克斯密特说，“假定我们要探究“工业革命”或“冷战”的原因······这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术语并不涉及书本外的历史事实，而所涉及的只是叙述的内容。这就是说，这些问题不是关于18世纪末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杂事态的原因问题，而是关于一种说法（或曰叙述的内容）的原因问题。”最后一点是，后现代主义怀疑人类集体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不顾无限的现在——特别是根据理性和进步这样的一些观念——描绘未来，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将导致极权倾向的产生）。^[5]
　　这些否定无疑首先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说来也是针对启蒙运动的现代主义的，然而只是第二位的。赫布迪奇认为，这三大否定“全部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攻击它是个绝对性的阐释体系”，这“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一个是历史上的20世纪60年代末及学生造反希望的被断绝和豪言壮语的未能实践，······另一个是哲学上的尼采思想传统”。争议之点是，认为历史是对人类发展和解放的记叙。后现代主义者们否定线性（甚至非线性）发展观，而认为历史是失败（反面乌托邦［dystopia 指想象中的政治、经济情况一团糟的地方——译者注］）、是混乱。亨利·卡里埃尔在其阐释后现代主义的小册子中指出：“对后现代主义者们来说，要阻挡工业社会的发展势头委实为时已晚。他们只好待在其中保持警觉和冷静。他们自觉遵从然而绝不顺从地记述、进一步阐发、补充说明工业社会的发展。他们对其评价与其自我评价完全不同。他们决意不做任何攻击，只是冷漠以待。” ^[6]
　　这种冷漠以待的态度简直就是虚无主义，甚至影响到了历史专业。安克斯密特在为《历史与理论》杂志撰写的一篇论及“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中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绝佳事例。安克斯密特说：“现代主义者们所信赖的科学确定性实际上是撒谎者所提出的许多不同的、自相矛盾的说法，这就是那个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撒谎的人所提出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史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历史的真谛，然而这种探索是毫无意义的：

　　将历史比作一棵树，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本质主义传统将史学家们的注意力聚焦在树干上。这自然就形成了思辨体系，可以说，这体系也就成了树干的特性和形状。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科学历史编纂学值得赞许地将主要注意力放在过去实际上所发生的事，不接受先验论，所关注的是树枝。然而，他们仍从树枝这一角度关注着树干。正如其思辨的先辈们那样，历史主义者们和所谓的科学历史编纂学的倡导者们都希望并试图最终能就树干说些什么。这一所谓的科学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是值得注意的。自历史主义出现以来，历史编纂学无论是在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的术语所进行的阐述上，一直是在力图重建本质主义路线对过去或其一些组成部分进行重述的。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特别是心态史的编纂一的出现，首次发生了同这一延续数世纪之久的本质主义传统的决裂。······所关注的不再是树干或树枝，而是树叶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和完整地表述，而是那些构成关注焦点的历史片断。以勒卢瓦·拉杜里的《蒙塔尤》及其后撰写的其他著作、金兹伯格的《微型故事》、杜比的《布维纳的星期天》或纳塔利·塞蒙·达维的《马丁·盖尔归来》为例，15或20年前我们可能会惊异地自问这类历史著作到底能说明什么，想要表现什么。而同往常一样，我们的现代主义者们接着就会非常自然地提出他们想要知道的这么一个问题，即历史机器是如何运转的。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和唯名论看来，这一问题已失去了其意义。我们如果非要坚守本质主义的话，就可以说：这本质不在历史之树的树枝间，也不在树干里，而在树叶上。^[7]

　　安克斯密特说在我们到达现在的时候，历史之树的叶子已然“散落满地”。“当今西方编纂学所要做的是集拢这些树叶……不管其来源径自对其进行研究。……重要之点已不再是它们曾经在树上的位置，而是我们现在能够根据它们所描绘出的特定情景。”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来说，“历史背景已失去了其传统意义……因为人们已‘摒弃’了历史背景。如今所有事物都宣称自己是突发性的，而就此我们尚存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在将来使自己免遭灭顶之灾”。 ^[8]
　　这种对重要历史叙述同时也对历史意义思想的怀疑主义——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做得过分了——并不那么新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深深影响着历史的编纂工作。因此乔治·克拉克爵士感到在为1957年第二版《剑桥现代史》作序时需要提及：“一些浮躁的学者求助于怀疑主义，抑或至少是求助于这么一种论说，即由于所有的历史评价都涉及人和观点，所以这个人与那个人都一样，也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超史学》一书中说道：“要从······一些不同的历史观中做选择时，决定取舍的唯一根据是道德观念或美学标准。” ^[9]
　　20世纪的这种对“客观”史观越来越强烈的厌恶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世纪根据目的论视历史为体现人类进步的明确而又不容变更的形式这一倾向的反应。吉本尽管在潜心撰写《罗马帝国的衰亡》，但在其著名的著作中仍深信不疑地对读者们说：“世界上人类的实际财富、幸福度、知识，乃至美德都在时时增长，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种观点是19世纪思想家们十分典型的观点，然而却是经历过大屠杀而又身陷冷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十分厌恶的对象。^[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们通常都坚决主张将所有思辨、推理的历史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过失，并主要将其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伟大思想体系联结在一起——排除出令人信服的历史研究领域。例如，艾塞亚·伯林爵士1954年在其有影响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中说黑格尔和马克思与像培根、孔多塞、圣西蒙、傅里叶、欧文、孔德、H.G.威尔斯、萧伯纳和汤恩比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一道均深受种种“决定论”——“不是目的论、形而上学、机械论、宗教信仰、美学标准，就是科学论”——的影响；这些“决定论”有个“共同的结论”，即“个人的选择自由完全是种幻想”。伯林断言：这些思想家由于认为历史具有一种客观必然性（或规律性），因而不得不接受“决定论”——一种既否定自由意志又否定偶发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决定论”。 ^[11]
　　而E.H.卡尔在其《何谓历史？》一书中反驳道：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启蒙运动传统的主体思想）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卡尔解释说，哲学上的决定论——所有的结果都是单个原因或一组重要程度不等的原因所导致的，条件不变不会发生变化——与人类自由的要求一点也不相悖，也不否认偶发事件在世间人事方面的作用，因为人类自由和偶发事件可被视为一系列原因的组成部分。哲学上的这种决定论（不要将其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既定的这一宿命论观点和草率的历史发展单一原因论混为一谈）“是我们能够认识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的一个条件。卡夫卡的小说中的梦魇源自这么一个事实，即所发生的一切均无任何明显的或能够确定的原因，这导致了人格的彻底分裂”。既然历史没有脱离人类活动而独自存在的单一的、明确的、既定的原理，就没有理由摒弃任何事物的发生毕竟都是有原因（单个原因或多个原因）的这一见解，历史研究原理就是探究我们能够确定的因果关系和事件的明确界限及构架这一思想。^[12]
　　E.P.汤普森曾写道：

　　历史研究难以论述绝对事物，难以举出足够的原因这一说法大大地触怒了一些头脑简单、心地浮躁的家伙。他们认为，历史研究既然不是万能的，那么也就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是种连贯的现象叙述而已。这是一种荒谬的误解，因为历史研究所要揭示的不是历史事件为何注定要发生，而是历史事件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发生的。因为历史研究所要揭示的是：发展进程不是随意性的，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与合理性的；因为历史研究所要揭示的是：某些事件（政治事件、经济事件、文化事件）的相互关联并非取决于某人的意愿，而是以特定的方式在可能的一定范围之内的；因为历史研究所要揭示的是：某些社会的发展并非受制于“法”，亦非受了刻板的结构原理的影响，而是取决于特定的关系和发展进程的特定逻辑的。······我们的认识也许会使一些哲学家不高兴，但足以使我们满意了。^[13]

　　即使在当今这个惯于怀疑的时代，大多数历史学家和重视历史的社会科学家也未全然停止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探索，而是首先探索他们认为是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不等的一系列特定原因。诚如卡尔所言：“每次历史辩论都是围绕着重点考虑原因这一问题展开的。”对韦伯来说，考虑的重点是理性的演变；对马克思来说，考虑的重点则是生产关系体制。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的主要之点是：不是他认为在决定历史发展进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果律（人们甚至可以说是某种逻辑）这一观点，而是他认为在决定历史发展进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因果律——阶级斗争以及马克思据此认为现在是个短暂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马克思论述阶级冲突时，自由主义者们则往往关注个人和（个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人类理性的演变，强调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终结同时将现在理想化和永恒化。当代占有欲极强的个人主义认为不存在未来一中技术发展除外。^[14]
　　后现代主义者们撇开这一大辩论，另辟蹊径，提出原因本身诚可怀疑，并认为原因只不过是种捉弄人的推理而已：一些没有具体含义的语言符号和标记。福柯认为应该摒弃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因为“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一概念总是全力反对另外一些应该算得上是“真理”的东西，并要求区分归于科学性或真理这一类的论述和归于其他某一类的论述”。^[15]
　　后现代主义思想从根本上否定历史有中心，并认为权力是分散的——所以应该将注意力集中至权力与知识间的关系虽已断裂但尚能区分的历史之细微处和意识域之边缘。我们被告知其他一切均有那么点“基本原理主义”或“本质主义”色彩。福柯认为：“在无数事件已消失、没有标志或参照依据的情况下，我们凭真实的历史感确认我们的存在。”“真正的历史”（或曰“系谱学”）由于反对因关注意义重大的事件和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峰期”（福柯认为，因此就得靠“形而上学”）而形成的“传统史学”，从而将其目光拉近放在了近在咫尺的那些东西——身体、神经系统、营养、消化和精力——并揭示出了衰落周期。福柯附和着尼采坚称：“系谱学是种普天同庆式的历史。” ^[16]
　　在这一点上，福柯的观点谈及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长处和短处。后现代主义思想否定重要的历史论述、构成历史的所有最关键的大事，乃至历史的缘由，与此同时还强调我们的认识形成于分散的权力关系：这就使其对“近在身体咫尺”的权力——社会理论过去没有给予充分关注的领域——进行了“谱系”研究。这一研究专注于论述文本——将其当作是社会关系中唯一的构成要素，从而充分揭示了语言在权力安排上的作用。因此，其研究成果加深了我们对以前被忽视了的社会许多方面的必要了解。这一研究对男女平等主义的分析方法、种族形成理论、文化理论、政治监管与控制观等的影响特深。这一研究强调最个性化的事物，有段时间个人私事即政治这一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这一研究强调差异，似乎是在倡导一种其他理论观点所没有的政治、理论开放性——然而，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封闭性和否定一切的特点，这一开放性是虚假的。这一研究始终带有怀疑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并一直对启蒙运动现代性持否定态度，使其有着一种激进的神情，而同时又使自身远离一切激进的行动。
　　但诚如福柯的著作本身所示，这样一种观点最终唯一的可能就是形成一种“微观政治学：围绕着特别问题从事局部性的斗争——舍此即有导致错误的“一统化”，从而导致极权主义的嫌疑了”。^[17]
　　因此从力求解放这一角度看，后现代主义的短处使其长处黯然失色了。如同后现代主义通常的研究分析那样，福柯的研究分析也没有否定成文规章制度的思想。从左派观点来看，在比较极端的“尊文本派后现代主义者们”一些像德里达那样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与福柯不同，他们否定文本以外的任何实情——的身上所显示出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短处就更引人注目了。这样的一些理论家由于否定了历史这一概念——认为历史只不过是讲讲故事，没有任何意义，从而也就使至为关键的分析失去了其最最必要的手段。^[18]
　　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历史批判正确性的否定掩盖了实质性的问题，即否定了历史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导致了受尼采影响的左派思想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这“历史的终结”观的合流趋同。诚如E.P.汤普森所说，这种非历史（或曰反历史）观的危害在于人们所忽略的不是抽象意义的“历史原因”，而是“权力原因和金钱原因”。^[19]
　　历史唯物主义最能提供解决这一难题的手段。这并不是要无视马克思主义——它有时也做出过一些欠思考的阐释，干出一些历史性的蠢事，例如斯大林主义——往往支持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指出的那种“一统化”和“本质主义”这一事实。诚如汤普森在1977年一篇论及克里斯托弗·科德韦尔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有时爱斗“一些‘本质主义的’心眼儿”，“往往对社会发展进程作纯理论性的阐述”——“对整个时代复杂的发展进程轻率做出描绘”。这些事是历史学家（以及所有社会科学家）都要竭力避免的。然而为了避免“本质主义”和“基本原理主义”而完全否定理论和历史阐释，就有那么点像是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似的了。马克思本人树立了另一种榜样：竭力反对声称是“超历史的”理论（即使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他称之为“本质主义的”人类和自然观做出了至今仍是最为彻底的批判。其实，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其自身的自我批判，其目的就是要清除一度影响实践哲学本身的“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这类东西——这一自我批判已产生出了像葛兰西、萨特、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这样一些理论家的深刻见解。^[20]
　　这些思想家不赞同产生于第二国际，而后又附和斯大林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坚定地支持被压迫者的斗争。这些好榜样还告诉我们：一度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课题”的行动规划——包括群体认同、文化和语言——如果要真正落实的话，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完成。人们就此显然会同福柯一样想知道“做一名历史学家与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如果用较为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使其颇具活力——来阐释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诚如戴维·麦克内利所说：“语言不是监狱，而是斗争之地。”本集诸文有个共同之点，都坚持认为像语言、文化、民族、种族、性别、环境、革命以及历史本身只有在同时是历史性的、物质性的（意指注重具体实践活动）又是革命性的这么一种条件下才能做出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分析。
　　这种分析不放弃超越资本主义的希望，也不放弃历史斗争会促使人类进步这一观念。据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曾下令禁用“进步”一词。现在我们不再相信19世纪那种含有某种特定内容——沙皇认为十分危险的思想——的人类自发进步说了。但这并非就像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20世纪50年代就政治活动所说的：我们“航行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上”，“不知来自何方，亦不知前往何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保持船体平稳随波逐流”。历史——诚如数百年的斗争和实际进步所显示的那样——要比这种说法有意义多了。全然放弃进步观——人类进步解放这一更为一般意义上的进步观——只会导致屈从于掌权者们的意愿。现时代左派知识分子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只意味着一点，即完全向资本屈膝投降。^[21]
　　后现代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声称已然超越现代性，然而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超越资本主义本身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部希望。后现代主义理论因此易于被吸纳进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范畴，最近甚至出现了诸如《后现代主义销售学》——试图利用像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尔和波迪拉尔这样的一些思想家的深刻见解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销售商品——这样的书籍。也许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最终归宿——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巨大的销售网络吸纳，给必须不断寻求逐渐而巧妙地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方式的商业制度增添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色彩。与此同时，对所有那些不是想要陶醉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嘉年华会”，而是想要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人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将仍然是必要的认识基础。^[22]

^[1] 福柯：《权力与知识》，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7，第53页。

^[2] 诺曼·伯恩博姆：《彻底复兴》，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8，第194~195页；哈维·J.凯：《过去的权力》，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第146~147页。

^[3] 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第xxiii~xxiv页。

^[4] 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第37页。

^[5] F.R．安克斯密特：《答萨戈林教授》，文载《历史与理论》1990年第3期（总29期），第285页

^[6] 迪克·赫布迪奇：《不露声色》，纽约，鲁特利奇出版社，1988，第185~199页；亨利·S.卡里埃尔：《后现代主义孤注一掷的政治行动》，阿默斯特，马塞诸塞大学出版社，1989，第ix页。

^[7] 安克斯密特：《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文载《历史与理论》1989年第2期（总28期），第142、148~149页。

^[8] 安克斯密特：《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文载《历史与理论》1989年第2期（总28期），第149~152页。

^[9] 乔治·克拉克爵士：“总序”，见《新剑桥现代史》第一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7，第xxv页；海登·怀特：《超史学》，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第433页；彼得·诺维克：《那个好梦：“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专业》，纽约，坎布里奇大学出版社，1988，第598~603页。本段落与以下各段落中有关历史哲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E.H.卡尔的《何谓历史？》（纽约，文塔奇出版社，1961）。

^[10]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的衰亡》第4卷，伦敦，梅休恩出版社，1897，第169页。

^[11] 艾赛亚·伯林：《历史必然性》，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第19~25页。

^[12] 卡尔：《何谓历史？》，第119~122页；又见霍华德·谢尔曼《彻底改造马克思主义》，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第270~285页。

^[13] 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第50页。

^[14] 卡尔：《何谓历史？》，第117页。

^[15] 福柯：《权力与知识》，第118页。

^[16] 福柯：《福柯选集》，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4，第89~95页。

^[17] 戴维·莫利：《后现代主义：初步准则》，文载詹姆斯·柯伦、戴维·莫利和瓦莱里·沃克多恩主编的《文化研究与传播》，纽约，阿诺德出版社，1985，第59页。

^[18] 布赖恩·帕尔默：《成了空话》，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90，第27页。

^[19] E.P．汤普森：《修史》，纽约，新出版社，1994，第363页。

^[20] E.P．汤普森；《修史》，纽约，新出版社，1994，第117、123页；马克思：《致“奥特切斯特文涅·扎皮斯基”》（“Letter to 'Otechestvennye Zapiski'")，文载特奥多·沙宁主编的《晚年马克思与俄国道路》，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3，第136页。

^[21] 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教育》，坎布里奇，博厄斯一博厄斯出版社，1951，第22页；卡尔：《何谓历史？》，第148、205~208页。

^[22] 参见斯蒂芬·布朗《后现代主义销售学》，纽约，鲁特利奇出版社，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