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二章 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1905年)



  世界产业工会,现一般称为I. W. W.,系于1905年在芝加哥举行“产业工会大会”时组成的。1904年秋曾为这个会议的首届大会,或讨论会章的大会,在该市举行过一次非正式的会议。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的六位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酿酒工人联合会机关报《酿酒工人新闻》的编辑威廉·E·特拉特曼;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主席乔治·艾斯特斯;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总书记兼总司库W. L.赫尔;大英机械师混合协会美国代表艾萨克·考文;美国劳工同盟总书记兼总司库克拉伦斯·史密斯;美国劳工同盟机关报《劳工之声》编辑汤姆斯·J·哈格蒂。还有几位未参加会议,但对此事极感兴趣,并积极合作,推行筹备计划。其中两位是尤金·V·德布斯与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总书记查尔斯·O·谢尔曼,他们预定要在这个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I.W.W,这三个字母给予了各种不同的生动而又可笑的解释:“I Won'tWork 我不愿工作”,“I Want Whiskey我要喝威士忌”,“International Wonder Workers 国际奇迹创造者”,"Irresponsible Wholesale Wreckers不负责任的大规模破坏者”,等等。“The Wobblies (瓦布利)”是一般人,尤其是西部,对他们习称的绰号。据说,最初系由《洛杉矶时报》编辑哈里森·格雷·奥蒂斯,以“瓦布利”这一绰号称呼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现今,1917年,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H.F. 阿希赫斯特声称,“I.W.W.惟一的独特的含意是Imperial Wilhelm's Warriors拥护德国皇室的武士”。(《国会纪录》,1917年8月17日,第4卷,第6104页)

  圣·约翰:《世界产业工会的历史、结构与方法》(1917年修订本)第2页。一位支持社会党的知名作家欧内斯特·安特曼亦曾与会,但圣·约翰未提及。

  驱使这些人采取这一行动的共同信念是:美国的工会日益软弱无力,已不能为男工与女工谋取真正的利益。由于工会运动中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更坚定并加强了这种信念。不仅是保守的、“贵族”的工会被人认为无能,甚至激进的产业型的劳工组织,如美国劳工同盟、西部矿工联合会、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也被认为是处于无准备的状态,不足以与雇主们的日益高度一体化的组织进行谈判,更谈不上和他们去斗争了。1905年的会章大会上,美国劳工同盟的克拉伦斯·史密斯解释发起此项运动的理由时说:“去年9月国际酿酒工人联合会举行大会时,加强了这种认识:当情况要求有效工作时,工会却表现无能。情况很清楚,如果当时美国劳工同盟的所有工会与组织提出联合、协调、一致的要求,并获得酿酒工人大众信任的领导的支持,本可以使酿酒工人加入美国劳工同盟的行列。可以发生在酿酒工人身上的事,本来也可以在其它产业性质的组织中发生。因此,对诚挚的工会会员来说,他们的首要职责看来应该是抛开隶属关系、偏见与个人利益,奠立基础,使所有工人,包括许多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能在共同立场上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符合现代产业条件的劳工组织,使他们通过这个组织,最终能为所有工资劳动者从工资奴役制度下争取到彻底的解放”。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情况和讨论计划,安排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12月29日向当时激进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约三十位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信。信中有下列重要段落:
  “由于我们坚信在政治和产业战线上,正确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有能力成功地占有并管理……国家的产业。
  “我们认为为了要使工人阶级通过选举社会主义者所表达的政治要求臻于完备,必须建立一个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雏型的劳工组织,该组织具有与政治要求相适应的结构,包括大致同类及同部门的工人阶级,使工人可以在合作共同体的工人阶级管理机构中发号施令……,
  “因此,我们邀请你于1905年1月2日,星期一,在芝加哥同我们相会,参加秘密会议,讨论如何按照正确的革命原则把美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方式方法。我们将抛开过去和现在的任何劳工组织,而只限于讨论确保劳工组织完美的那些基本原则,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保卫者。”

   《世界产业工会大会纪录》第82-83页。此信由W.E.特拉特曼,乔治·艾斯特斯,W.L.赫尔,尤金·V·德布斯,克拉伦斯·史密斯及查尔斯·O·谢尔曼签署。被邀请人名单见会议纪录89页。玛丽·琼斯“大妈”是被邀请出席的惟一妇女。

  虽然大多数被邀请的人同意此项提议并热情接受邀请;但并非全部赞成。维克多·伯杰和马克斯·海斯即持反对意见。据记载,伯杰先生甚至表示“惋惜”,海斯先生则详细地说明了他的立场。他在1904年12月30日写给W.L.赫尔先生的信中说:
  “就我看来,该建议似乎是要新建另外一个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我们这些属于现有工会的人要脱离组织约束,另作打算。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以社会党人为一方,以其它党人为另一方,将展开一场持续的斗争……如果有斗争的需要,我的想法是……可以在现有的组织内进行。”
  为了产业工会主义而采取更广泛的冒险行动,西部矿工联合会是不乏热情的。1905年6月,会章会议的前一个月召开的联合会第十三届大会上,主席莫耶尔的报告中有以下内容:
  “第十二届年会曾责成执行局采取必要行动,以便现有组织的劳工代表能在一起集会,并订出计划将全体雇佣劳动者阶级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为执行此项决议,12月间开过一次会,会上决定派出一个委员会与美国劳工同盟的干部会谈。1月4日开会商谈,结果是……制订了宣言……你们要决定的问题,并不是改变你们组织的原则、政策或计划的问题,而是西部矿工联合会应否成为宣言中所提出的这一运动的推动者, 这一运动将组成一个包括所有产业的产业总工会。”
  大约在同一时间,矿工杂志编辑J. M.奥尼尔写信给矿工联合会司库威廉·D·海伍德说:
  “如果这次大会公开表明态度,一致支持在芝加哥会上所计划的运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均将为之欢呼……并可创造一种不断聚结力量的气氛,使资产阶级在其根深蒂固的巢穴中也会感受到威胁”。
  秘密会议——此后称为一月会议——于1月2日在芝加哥市召开,由威廉·E·特拉特曼主持。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三人,代表九个不同的组织。社会党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当然未计算在内,因为他们不是以各该党的党员身份参加的。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派出五名干部、酿酒工人联合会派出一名干部参加。出席会议的有:西部矿工联合会主席查尔斯·H·莫耶尔;西部矿工联合会书记海伍德;《矿工杂志》编辑奥尼尔;《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编辑西蒙斯;社会主义工党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组织者弗兰克·博恩;《劳工之声》的编辑哈格蒂;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的谢尔曼与玛丽·琼斯“大妈”。在三天会期中,认真地讨论了建立新劳工组织的建议,并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各委员会关于方法与程序的报告,由会议参加者写成宣言。宣言分三部分,(1)工会运动中目前情况的检讨; (2)发展新劳工组织的主要建议与试验性质的计划; (3)吁请召集会议,商讨成立新工会。

   拙作:《世界产业工会的建立》中曾引用宣言全文第46—49页。委员会报告见《会议纪录》第88页。

  文件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现代劳工运动中某些新的趋势。劳工中行业的划分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正在消失。机器加工法使技术的作用日益缩小,并扩大了非技术工人与失业者的队伍。使用机器的影响所及,对以使用工具的不同而划分的劳工组织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宣言中说:“这种划分远不能表示劳工之间技术或利益的区别,而是由雇主强加于工人,为了使工人自己互相争斗,并可迫使工人为他们多流汗出力;而且由于这种人为的划分,对资本家专横暴虑的一切反抗行动,均将因此而削弱。”而按照产业方法来组织,受雇者可团结一致,同时,他们这种坚不可摧的阵地可因通过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与全国公民联合会的隶属关系而加强。
  行会形式的组织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形式的组织不可能带来团结,它产生一种有组织的破坏罢工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工会会员互相破坏彼此的罢工活动。结果是行业的垄断,过高的入会费与政治上的无知“阻碍了阶级意识的发展,而剥削的雇主与被剥削的工资奴隶之间,利益一致的思想则得以滋生”。
  谈到拟议中的补救办法时,宣言说:“一个符合这些条件的运动,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所有产业的统一的产业工会,地方上行业自主,国际上产业自主,同时保证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个组织必须基于阶级斗争而建立……且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而建立的,不从属于任何政党。”
  对产业主义者来说,“行业自主”一词是前所未闻的,西蒙斯曾加以解释。他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任何工会,“在涉及各个行业本身的事务上,保留和现在一样的完全自主权,但在涉及其它行业领域的事务时,就不应以行会之间竞争的方式来对待……而应以分会之间合作的方式来处理”。涉及政党的这句话成为前言中“政治条款”招来不幸的起源。三年后,该组织分成两派,就因为宣言对此问题的规定不够明确。其它条款规定:(1)所有权力属于会员集体;(2)所有会徽、会员证、会费等均须统一;(3)总会应出版定期刊物; (4)总会应筹专款作为防护基金。文件在结语中号召一切赞成这些原则的工人,于1905年6月27日在芝加哥集会,以便按照宣言指明的路线成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
  宣言由一月会议全体到会者签名,并分送全美所有工会及欧洲各产业工会。关于劳工组织应该遵循什么路线的问题,在一月会议上,非常激进的思想显居支配地位。与会者决定,这样一个组织不仅应提出团结一切行会与产业工会的手段,以期更好地保护与谋取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并且应为劳工问题的最后解决提出办法,有意识地促其实现,同时很坦白地认定这种解决办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
  如果说,与会者从广义上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制定的纲领也是某种社会主义纲领,这并不等于说这次大会在任何方面像新闻报导所暗示的那样代表着社会党,或者说这次大会是一项政治运动。为了否认社会党对此项新事业的责任,马克思·S·海斯迫不及待地作了如下解释:
  “首先应该指出,上述号召的签署者当中,没有任何人曾正式参加过社会党;其次,近几年内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会讲坛上,没有见到或听到过他们当中任何人宣传过社会主义;第三,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所有代表中,除一、二人外,是否知道要举行芝加哥[一月]会议,尚属可疑;这就是事实,也是有案可查的。”
  具体体现行会思想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大会预备会议上成为激烈攻击的目标。一般意见似乎认为,劳联的存在已失去作用,并且认为解散劳联是企足以待、大快人心的好事,但组成劳联的各地分会则不一定需要解散。
  劳联对此种攻击当然表示愤恨。劳联主席冈佩斯说:“社会党人已召开另一次会议来摧毁美国工会运动。看一看宣言的二十六位签名者的名单,找不出一位不是多年从事企图转移、曲解、扰乱这个国家劳工运动方向的令人愉快的工作……。我们可以肯定最近同意丹尼尔·洛伊布先生,化名德利昂,加入此项新的运动将会给这一破坏工会阴谋的倡导者的灵魂带来安慰。如此一来,这些来自外部的与‘钻进内部’的对工会进行破坏和捣乱的人,又一次携手合作;‘海盗’与‘袋鼠’对着觊觎的猎物欢欣鼓舞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幅何等悦人的情景。”
  但一月会议的成员并未建议全面地、不加区别的“从外部加以摧毁。”他们认为劳联,作为一个联合机构,有损于劳工利益,加以摧毁并不为过,但参加劳联的单位,他们建议接收并以完全不相同的方式加以团结。
  西蒙斯先生,自称是宣言的定稿人。他说:“会上陈述的意见是要组织一个新的中央机构,现在已经成立的和将要成立的工会都可加入,但不可成立竞争的工会。”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上评述一月会议时,西蒙斯先生把这种意见归因于当代两种主要的趋势:(1)阶级斗争中行会界限的消失;(2)资产阶级方面,阶级意识的加速增长。他在结语中说,成立一个这样的工会是合乎需要的,留下的惟一问题是何时成立的问题。
  有组织的劳工仅仅是大会所关心的一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有工资收入的尚未组织起来。当然,这可说明工人中的绝大多数还在工会之外,而且,正如丹尼尔·德利昂所说的那样,这些人“不打算加入有组织的黄色工会所统治的那些组织,他们曾经为此吃够苦头。将来的组织必须以那些尚无组织的工人,即全国绝大多数工人为基础。”
  因此,他们的确希望现有工会中的工人在不脱离本地工会的情况下,能够而且愿意做大量工作。那些地方工会必须想方设法脱离劳联,但不要毁坏自己。千方百计地尽可能地“从内部动摇”,不能再动摇的时候,就用锤子从外部敲击,以尚无组织的广大群众为基础,全力组成新的机构。简单地说,这就是大多数产业主义者的立场。但并非都愿意走得这样远。甚至社会党领导人中也有分歧,有的表示相信只有“从内部动摇”才是惟一的绝对不会自取灭亡的革命方法。一月会议的观点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六月会议的会议纪录中已有所透露。

   持不同意见者当中有马克思·海斯、维克多·柏格与西蒙斯等人。参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会议纪录》第99一100页——海斯先生致赫尔的信。

  按照一月会议宣言,1905年6月27日(星期二)在芝加哥召开的会议,参加者达二百人。这次集会最初称为“产业大会”或“产业工会大会”,但因闭会以前已组成世界产业工会,所以称为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年会。从多方面来说,这是不平凡而且是划时代的集会。因此,会议过程不仅对了解该组织以后的行动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产业工会主义的历史中作为起点的一章,也有其重要地位。大会的讨论与决议及最后因此而确定的组织形式,惟有弄清楚这一革命集团人员的组成情况,方可理解。职业、结构及主义等方面的特性均须一一加以探讨。
  这个包含两百名激进分子的会议,最显著的特点可能是它的与会者代表着差别很大的多种职业。代表的不同行业的差异性以及为消除差异俾能结成一体的与会各组织所显示出的不同“质量”水平,其差别之大,均令人惊异。
  下表系派有代表参加大会的不同组织的名单。该名单显示至少有四十种明显不同的行业或职业。
  蒙特利尔面包及糖果业工会第四十八分会* (*表示当时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下同。)

  矿工联合会第一七一分会*
  堪萨斯,匹兹堡矿工联合会*
  西部矿工联合会
  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
  普韦布洛美国计日成衣工人工会第一〇二分会
  美国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
  美国劳工同盟(主要包括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机师混合联合会及国际音乐及戏剧工会)
  斯克内克塔迪冲床工人工会第二二四分会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芝加哥房屋看管工人分会第一〇二支会
  巴特西部矿工联合会碾磨及冶炼工人工会
  芝加哥裱糊工人工会
  丹佛联邦政府工人工会(美国劳工同盟)第二五二分会
  密尔沃基酿酒工人联合会第九分会*
  木工和细木工统一兄弟会
  金属抛光镀电工人工会
  旧金山计日成衣工人防护和福利工会
  蒙特利尔计日成衣工人工会
  蒙特利尔雇佣劳动者工会
  国际音乐工作者工会
  辛辛那提产业工人俱乐部
  芝加哥产业工人俱乐部
  普韦布洛工人行业与教育工会
  各外国组织至少有一名有全权和带有指示的代表。下列各组织仅派出无指示的代表
  芝加哥金属抛光、磨光与电镀工人工会分会*
  芝加哥木工及细木工工会第一八一分会*
  芝加哥斯堪的纳维亚油漆、装饰及裱糊工人工会
  芝加哥锻工与助手国际兄弟会第一一〇分会
  德国中央工会
  扳道工人工会第二十九分会*
  波希米亚音乐工作者工会
  旅馆餐厅工人工会*
  芝加哥有轨电车雇工混合联合会第二二八分会*
  宾夕法尼亚沙伦理发工人工会第二二五分会*
  宾夕法尼亚沙伦劳工联盟
  盐湖城犹他州劳工联合会
  蒙特利尔斗篷缝制工人与成衣工人工会
  托莱多燧石玻璃工人工会
  密尔沃基商店店员联合会第一〇九三分会
  芝加哥清道工人工会
  机工工会,第八区分会*
  俄亥俄戴顿防护劳工国际工会
  丹佛排印工人工会第四十九分会*
  马萨诸塞北亚当斯中央工会
  新泽西霍博肯装卸工人国际工会第二七一分会*
  斯克内克塔迪铜铁铸工工会
  除上述派有代表的行业外,下列各业都由一人或多人代表:机工、制革工、电工、订书工、编辑、教师、作家、印刷工及制鞋工。来自纽约市的一位律师参加了会议。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让他作为兄弟代表入席,理由是他替几个报纸撰文,曾经是劳工的“朋友与同情者”。经过大量辩论后,委员会的报告除涉及律师的那部分外,获得通过。
  上表显示职业或行业的多样性,如按组织形式分类,也同样是多种多样。就组织型式而言,可分下列几类:(1)单纯产业工会,任一特定产业中的所有工人,不论具有何种资格,均属同一工会的会员。这一类型以西部矿工联合会为代表——系世界产业工会最强大的主根。(2)多种产业型,即产业工会的联合组织,如美国劳工同盟。该组织包括铁路雇工工会,机师协会与音乐工作者工会。(3)所谓“国际”工会,它们很少超过全国的范围,实际上仅是某一行业工会分会的全国性联合组织。这类以美国金属制酒工人国际联合工会为代表。(4)非联合型产业工会,如美国矿工联合会,以产业而不是以行业为单位。这种组织拒绝与其它产业的类似组织或雇主建立联合组织。(5)普通非联合型工会。此处又可分为两类:(a)混合工会,几个工会的联合组织,成员单位虽因此失去行业自主权,但仍保留其独立存在,这一类型可以机师混合联合会为代表。(b)任一特定行业的全国性工会,如铸工工会。与混合工会相比,其全国性组织对各成员具有较大支配权。(6)州联合组织,犹他州劳工联合会可作为典型。(7)不同于一般类型的“工会”,以产业工人俱乐部与劳工联盟为代表。

   现称为采矿、 磨碾、冶炼工人国际工会。

  在这些“国际”或“全国”性组织的代表中,只有一部分代表整个组织参加会议,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类组织的大多数由一个或两个分会代表。它们中间有许多在当时系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但对该会政策不满。有些在会议中活动最突出的工会则不仅作为中央或全国性机构出席,并且代表所辖的全部地方分会。美国劳工同盟与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就属于这一类。

   属于此类的有面包与糖果业工会及木工与细木工工会。

  与会组织中,参加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为数虽不少,但并不意味着劳联的基本队伍大量解体,而且,一般来说,它们在会议工作中只起着消极的作用。由资格审核委员会审定它的四十三个组织中,十六个系劳联会员,其中至少有十一个由一个地方分会作代表。在这些由地方分会代表而不是由全国性组织代表的工会中,美国矿工联合会的代表最多,该会有无个分会派出代表。只要对与会组织与代表来源的名单稍加分析,就可清楚地看出:总的来说,由位于战略要地力量强大的地方分会所派出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团,都是来自那些与劳联毫无关系的组织。与此相反,上述十四个美国劳联的分会代表,一般都来自地区偏僻、人数不多、力量可疑的地方分会。对上述名单细加审察,就可更清楚地看出,属于美国劳联各分会的代表在会议中所处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与会的十六个美国劳联地方分会中,只有五个分会的代表有权代表各该分会参加新的组织:矿工联合会有两个分会,面包与糖果业工人工会、酿酒工人工会及计日成衣工人工会各有一个分会。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的所有分会代表,均有权参加新的组织。这次产业大会的五强中,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以直接方式派出代表。

   计日成衣工人工会与扳道工人工会各有两个分会派出代表。

   一月会议时,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至少形式上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但书记圣·约翰写道:事实上,一月会议前,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已不存在,但文件上仍存在,目的是使该会旧有干部在新组织中取得某种地位。

  一月会议的许多与会者,颇有信心地期待不少全国性工会将立即脱离美国劳工联合会。但不论运动的创始人意愿如何,这次讨论会章的大会,就其组成情况看,说明这一新的造反组织至少在开始阶段,未能建立一个由旧组织中不满成员组成的新的组织。可以看出,并非与会的所有组织都处于平等的地位。首先,出席的工会代表如果未赋予全权参加组织,就不可能在会议进程中产生任何影响或发挥任何积极作用。一月会议还曾就以后会议中代表权力问题规定一些细则。

  会议中代表的权力应以该代表所代表的工人数目为基础。假如该代表不能提出证据……指示他代表他的工会加入拟议建立的经济组织作为该组织所属产业部的一员,就不得在会中享受以组织人数为基础的代表权。……缺乏此项指示的代表,只能代表个人出席大会。

   《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会议纪录》第6页。根据圣·约翰的说法,这一规定是由于“到会者并非都有诚意。这一认识使得宜言的签署者自己成立了一个临时的资格审查委员会。”《世界产业工会,历史、组织与方法》1917年修订版,第3页。

  因此,与会代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享有的投票权与其所代表的会员人数相称,另一类则是只有自己一票的个人代表。还有一些个人代表根本不代表任何工会,也没携带任何指示。按照证书性质的不同,出席的二百零三位代表可以分类如下:

 代表人数所代表的工会数 所代表的会员人数表决实力
有权加入组织7023 51,43051,430
无权加入组织6221 91,50072
其它“个人”代表61\ 6161
总计20343 142,99151,563


  此处的数字引自威廉·D·海伍德(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第一届大会会议纪录》第204页),略多于圣·约翰所举数字(见《世界产业工会历史、组织与方法》第3、4页)。个人代表中有玛丽·琼斯“大妈”、西蒙斯、德布斯与罗伯特·赖沃斯·拉芒特。个人代表均系假定为责无旁贷地要成为革命组织一员的人(见《世界产产业工会第一次大会纪录》第54页)。

  包括产业工人俱乐部在内,共有四十八个工会组织派出代表参加大会,其中只有二十三个组织的代表被赋予参加组织的全权。上述分析显示,假定有代表出席的十四万二千九百九十九名会员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会员所派出的代表仅仅是纪录会议进程并向其组织汇报。约三分之一,即五万一千人,准备与这一新的事业共命运。同时,约三分之一的代表,似乎已基本上放弃了会议的投票权。
  而且,在三分之一赋有全权的代表中,权力均势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在集结起来准备参加组织的五万一千票中,四万八千票为五个组织所占有(这些组织都有一千以上的投票权)。它们是:

组织名称会员人数代表数
西部矿工联合会27,0005
美国劳工同盟16,75029
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3,0002
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2,08710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1,40014
总 计50,287① 60

   当时,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系美国劳工同盟的成员,它的会员人数应从总数中减去。此处所举,仅系有名无实的人数。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修订版第336页)记载美国劳工同盟仅有七名代表,实际上是十名代表,还要加上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的十九名,他当然没有把这计算在内。参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次大会会议纪录》第610-611页。

  这些组织就是在会议活动中表现最突出的那几个组织。它们的代表中为数不少的人都是这一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建立这一新工会的大部分资金都由它们,尤其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提供。很明显,从数量上说,西部矿工联合会一个组织即可举足轻重。其余的票,四分之三为美国劳工同盟掌握。这两个组织加起来,在数量上以十对一的优势超过其它组织。结果却显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组织施加的影响与其会员人数不相称,这是因为它们的某些个别代表施加的重大影响。它们的代表都是激进分子,代表着程度上不同的激进工会。
  像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样一个人数较少的组织,在会上所起的作用,似乎可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它的代表团人数较多这一事实来说明。从上表中一眼即可看出自称拥有一千四百五十名会员的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有十四位代表,而拥有二万七千名会员的西部矿工联合会却只有五名代表。但这只能部分地说明事实,因为第一,各代表的代表权力与其所代表的会员人数成正比。因此,海伍德与其它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代表各代表五千四百票,而德利昂及其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则各代表一百零三点六票。第二,这是一次个人声望的比赛。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十四人代表团中包括丹尼尔·德利昂与其它十三位。在其它代表团中也或多或少地能找到同样知名的人物。权力的集中还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即海伍德与莫耶耳均系两个组织的全权代表,因为他们既代表美国劳工同盟,也代表西部矿工联合会。

  按照其对立面的估计为六百人。参见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修订放第337页。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合并成世界产业工会的几个组织,除了领导人以外,追随者寥寥无几。就某些组织而言,最初登记的数字看来是过份夸大的。关于参加新机构的几个组织,圣·约翰说“它们几乎只是理论上的存在。”这些工会团体中,有几个的确已名存实亡。社会主义职工联盟、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及美国劳工同盟等圣·约翰所谓的“名存实亡”的工会,已陷于困境,并已达到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地步。可能这就是它们到此开会的原因。它们不甘心消失。它们宁愿转化成另一更富于战斗性的组织。
  这个独特的产业组织最值得注意和最有趣的方面,是它在思想上的多样性。会上宣扬及维护的各种主张的精采部分,比其它一切都更清楚地显示这一事业是多么庞大。虽然许多代表都批判社会主义者这一名称,认为它是反动分子和保守分子的同义词,但能够概括他们的最不确切的词可能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如果他们算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带有激进这个形容词的社会主义者。在提到某些人时,“无政府主义的”一词必须用来代替“革命的”一词。他们都相信资本与劳工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推翻工资制度——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上,他们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冈佩斯之流”和他那雇主与雇工互利的纲领在这里是没有位置的,这里所谈的只是缺乏一致的利益与“棺材工会”会员不保证协调一致。

   “棺材工会”,是嘲笑一般工会普遍把工作重点放在照顾病者或死者福利时所用的词汇。

  和往常一样,关于采用何种方法以达到共同期望的目标,意见不一。会上陈述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因此,产生了某些对峙的派别。圣·约翰把这些归纳成四种最突出的类型:(1)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又分两类,不可能论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改良派);(2)无政府主义者;(3)产业工会主义者;(4)“工会骗子”。这一分类是不明确的。毫无疑问,那些为了有所得而钻入此类新兴运动的“工会骗子”,除了惟利是图以外,的确谈不上有什么经济主张,但他们是作为某种合理主张的拥护者而参加此类运动的,而且,至少他是以这派的信徒自命的。会议过程中,随着会议的发展,可以看出有些与会代表态度不诚。这确系事实。正如圣·约翰所指出的:“在第一次大会的讲坛上,以及从第一次大会结束 到现在,许多与会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组织,一直在顽固地反对世界产业工会。”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骗子,因为,第一次大会会议的结果,甚至对宣言的签署者来说,也是出乎意外的。

   《世界产业工会历史、组织与方法》第5页。圣·约翰说(1914年1月5日函)“第一次大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为数甚微,无需分类。”

  肯定有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出席会议,虽系为数不多的少数派,但是属于教条派类型代表中的组成部分。“产业工会主义者”这个词,的确可以基本上包括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产业工会主义者一定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可以是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产业工会主义者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可以想像的。因此,在产业工会主义者的大会中,这个词很难用来区分不同的派别。议会派社会主义者成为会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事实上,主要的两个对峙集团是不可能论者与机会主义者,前者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及与政党无任何联系的反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后者则包括社会党成员。
  因此,分歧是在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亦即改良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之间:他们却都是议会派,也都倾向于产业工会主义。起初,直接行动派集团处于不大突出的地位,他们反对政治行动,而且是无政府主义的。这种思想上的对抗,当然就是三年以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代表退出该会的根本原因,也是1908年至1916年间出现两个名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全国性组织的原因所在。社会党,或教条主义派,来自第一次大会的教条主义派,这是合乎逻辑的。说来奇怪的是,直接行动派或反政治行动派及其领导人,却是来自改良主义的社会党。
  这些分歧的纲领,由少数确能控制会议的人加以有声有色的宣扬。在当时所有的组织中,世界产业工会要算是最不主张英雄崇拜的。宣言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会员集体”。它的会员似乎坚信一切劳工领袖(除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者外!)都确系劳工的“错误引路人”,它的宣传材料中也不乏此种对领导人的批判与对“会员集体”的神化。然而,从开始之日起,世界产业工会却一直由领导人引着走,而且被引入歧途。第一次大会上能听到的是少数几个人压倒一切的声音。他们是德利昂、海伍德、哈格蒂“神父”,德布斯、特拉特曼、西蒙斯、史密斯、柯蒂斯与谢尔曼。德布斯、海伍德与西蒙斯当时就是、今天仍然是社会党党员。西蒙斯与德利昂是这两个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西蒙斯系社会党,而且是《未来国家》的编辑,德利昂是《人民报》的编辑,并且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内有影响的主要人物。哈格蒂是个天主教教士。他与汤姆逊合作,可能还有其它人参与,共同拟订了世界产业工会会章最初的前言。冈佩斯称之为神父哈格蒂的“命运轮”的那张图,就是由他设计。他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上的不满》。

   见附件一。《矿工杂志》第6卷(1905年4月20日),第15页,和卡尔·莱金的《美国的工人人运动》(柏林,1914年)第176页,均曾刊载。特拉特曼在他的小册于子《统一的大工会》中刊过一张较粗略的草图。

   德布斯是他们当中最知名的。他以富有感染力的激情与口才参加会议,对这新组织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我相信西部矿工联合会这样的组织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建立和谐的关系是可能的。……我相信这些力量……在这里结合起来……开始此项工作,即组成一个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迫切需要的伟大的经济组织,或革命组织,那也是可能的。”
  来自西部的海伍德在科罗拉多的西部矿工联合会有多年工作经验。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而且满怀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战斗精神。他蔑视协定与合同。第一次大会上,谈到西部矿工联合会时,他说:“目前,我们与任何矿山经理、负责人或矿主之间不存在任何协定。我们有最低工资额”和“……八小时工作制,而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游说立法机关的组织来取得这一切。”现在他来到芝加哥,不仅要为矿业,而且要为所有产业建立同样组织。
  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恐怕要算德利昂。他是《人民报》编辑,受过大学教育,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1895年组织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时,他是积极的,并担任联盟的干部,直到联盟与世界产业工会合并时为止。他是作为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代表参加第一次大会的。他也认为(阶级)调和是不可能的。他说:“在互相攻击的过程中,我们已听说,双方已听说,而且我也如此希望并相信,本届大会将把那些牢牢扎根于阶级斗争并承认劳工的政治行动仅仅是其经济组织的影子的人团结在一起。”
  建立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时,他是起了作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本应该从那时起成为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影子。然而,事实却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实际上成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影子”或配角。要是德利昂把任何新组织拉过去,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它的“影子”,在西蒙斯及其它社会党人眼中,上述事实就是不祥的顶兆。总之,在第一次大会上,当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德利昂建议把世界产业工会置于它的卵翼之下时,似乎出现了某种怀疑,希尔奎特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纪录是,在美国近年来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所造成的争端与分裂多于其它任何因素,它参加这一新的运动是会带来灾难的。”西蒙斯宣称如德利昂“能以某种方式和新组织挂上钩,他将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两具政治及经济的僵尸身上注入生命的假象。”
  德利昂断然反对社会党机会主义者所主张的“从内部动摇”的政策。他认为此项政策已经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政策试行过,但发现并不合适。所以,他建议“在外部建立必要的经济组织,而这个组织最后应该在一个工人政党的炮火掩护下活动。”
  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却相信要在劳工组织之中使用“从内部动摇”的政策,并且认为一个经济组织完全不必要建立任何政治联系。对于工人的政治团结,他们不是像德利昂教条派那样看得极端重要。
  这些就是当时要揉合在一起,成为“统一大工会”的那个成分庞杂的劳工集体的各种力量。他们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团结起来,是因为共同的仇恨促使他们结合。如前所述,在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以仇恨资本主义体制的一切事物为共同事业,在这方面他们并无困难。尤其是因为他们共同反对某些事物,而这些事物,他们都认为有助于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得他们更易于团结起来。这些事物中最突出和最有力量的是工会组织中的行业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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