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队伍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的人，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组织没有壮大?”这个问题提得对，因为只有盲目的热情分子才会对我们组织的当前进展或缺乏进展，感到满意。虽然我们组织的负责人与一般会员作了真诚的英勇的努力……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仍然很少，影响也很小。检查情况，发现错误，现在正是时候。
　　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从该组织成立之日起，即为它提出了一种工作理论：为了发展革命的劳工运动，必须撇开现有的那些我们认为不可能发展的行业工会，而另行建立新的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奉行这一理论及相应的战术，我们这些后来者也就继承下来，并在未经认真调查的情况下，把这些理论与战术视为万无一失的教条加以接受。我们象鹦鹉学舌一样，不加思考地、随随便便地、附和着这样的论调：“行会工会不能成为革命的工会”，而且，常常认为这个问题是无可争论的。我没有听到过支持这种理论的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我过去是和世界产业工会大多数会员一样，毫无疑问地接受这种说法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取得了相反的结果，世界产业工会今天的会员只有几千人便是证明。如果说这一理论不会有错，是因为它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提出来的，对我来说，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是这些创始人曾经为我们提出过一个不符合我们需要的会章，为了修改和不遵守这个会章，花费了我们大量时间。除此以外，这些创始人还曾企图把他们中间各种互相冲突的力量揉和到一个“快乐家庭似的”革命组织里，因而铸成大错。世界产业工会花了三年时间进行内部斗争，才得以纠正这个错误，大多数创始人也因此离开了这个组织。这样的错误说明，这些创始人根本不是一贯正确。而且，如果我们除考虑自己的经验外，还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其它国家的劳工运动，我们会更倾向于怀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是革命劳工运动当然应该奉行的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曾在其它国家实行，取得的结果和我们这里的情况相似。
　　德国的工团主义运动的人数基本上保持在一万五千人左右，与拥有会员二百三十万人而且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会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英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弱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德国的工团主组织、英国的及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在这三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实行着同样的双重组织战术，都同样地停滞不前，在劳工运动中也同样地缺乏影响。另一方面，在工团主义者使用被鄙弃的“从内部动摇”战术的国家里，他们的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强大有力。法国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几年以前，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自己独力进行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感到不满，干脆侵入劳工运动，占领了阵地并使之革命化，这样就发展了工团主义的新的工作理论。法国总工会的斗士受到这种战术的鼓舞：在他们的主要原则中定下一条，即不要通过建立双重组织把竞争引入劳工运动。他们在旧工会中宣传他们的理论，迫使这些工会革命化，这样就使得他们的劳工运动成为世界上最有威力的劳工运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造反派越来越多地仿效法国战术，在那里，工团主义运动的力量与影响都在迅速增长。但是在英国，我们更可看到这两种战术效率不同的最明显的范例。好几年以来，英国世界产业工会奉行双重组织政策，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鼓动效果。大约一年以前，汤姆·曼、盖伊·鲍曼及其它几位革命者，实行法国的“从内部动摇”的战术，不顾世界产业工会的强烈反对，对德布斯所谓的不可能改造的旧工会进行工作。他们劳动的某些成果在英国最近一系列的重要罢工中已有所表现。由于工团主义者的重大影响，这些罢工都具有革命性，使得国际资本主义为之胆战心惊，这是无数的资产阶级以及革命的报刊所一致承认的。
　　“在外部建立”的战术连续遭受挫折以后，“从内部动摇”的战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仅仅是这种战术在许多地方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难道这不值得世界产业工会给予最严肃、认真的考虑？难道现在我们还不应摆脱奉行已久的双重组织教条的桎梏并进行彻底的检查？如果我被选为编辑，我一定尽力之所及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这将是我的承诺，也是我要提出的条件……。几个月以前，法国总工会的书记儒奥克斯在柏林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劝告他们放弃建立新运动的企图，加入那些他们能施加影响的保守工会。在布达佩斯，他曾通过我向那里的世界产业工会转达同样的忠告。坦率地说，我深信对这两个组织来说，采用这种战术是极为恰当的。我对自己的观察感到满意。世界产业工会如果要使工人奉行革命工会主义的原则，惟一的办法……是放弃建立新劳工运动的企图，将自己转为宣传团体，加入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工运动，在旧工会内部建立新的战斗体制，取代反动分子据有的阵地，正如法国工团主义者同志们已经成功地做到的那样。

　　在许多工团主义者当中，这种强烈并且日益增长的情绪是：世界产业工会所采取的战术是错误的，应该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进行努力；
　　工团主义者正是在现存的工会内部必须战斗不息……。

　　要用世界产业工会现在这班有干劲、有活力的人来拯救美国劳工联合会，这种理论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如何救国的忠告如出一辙。我们不想挽救劳工联合会正如我们不想挽救这个国家一样。我们的目的是把它消灭。社会党人劝告我们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在资本主义内部，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我们必须为了工人而控制政府”，等等。我们已经尝试过，但我们愈是耍弄这头野兽，它就愈能控制我们。我们的优秀人物到资本主义议会去“从内部动摇”，结果不过是被憎恶、被撵走，就是成为这场游戏及周围环境的牺牲品……。我们付了高昂的代价才学到这一点：那些正在肆无忌惮地出卖工人的劳工骗子，都曾一度是我们的同志，“产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对我们从外部取得的缓慢进展表示厌倦，改变了立场，不仅迷失方向，……而且变成旧事物的最大支持者，新事物的最危险的敌人。

　　与各方面工人多次谈话与讨论以后，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产业工会应该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和谐一致地工作。没有任何必要建立两个组织。活动范围非常宽广，能容纳大家在经济斗争方面进行合作……。
　　美国劳工联合会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政客们对它的牢固的控制。他们对分会及劳联总部的影响日益增长，这是因为组成世界产业工会的那些有干劲、有斗志、有热情的人拒绝在这些工会内部工作，所以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对他们来说，任务就比较容易完成……。当政客们控制了工会并领导它们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我们都清楚的。①

　　 ①《工人生活》载《对美国的印象》一文（巴黎）称：“世界产业工会是当前工业战线上一个值得仰慕的富于战斗性的组织，它不能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进行工作，我认为这是极大的遗憾，这可能为产业带来灾难。”

　　 ②代表之间投票权的分配，如第二章所述，是按所代表的分会会员人数确定的。

　　他们（分权主义者）声称，他们决不会服从四、五个人的少数统治……他们不愿服从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总执行局的指挥，但他们可以服从总书记和总组织员的指挥，他们要总书记和总组织员行使总执行局的职能。五个或七个人的权威和少数统治是可怕的，而两个人的权威和统治却不是如此可怕的。

　　①1907年第三届大会时，曾企图废除入会费，但未成功。

　　〔世界产业工会中分权的斗争〕是主张“我救自己”和主张“让我救你”这两部分人之间的一场斗争……工会中的集权主义就是要搞代议制的政府，就是政治行动。世界产业工会中主张集权的人，即使不是职业的，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者……。只有当他们抛弃工会领导机构至上主义时，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直接行动派。

　　P.C.D.O.有自己的会费证、总部、总书记、总执行局以及自己的报纸——即《产业工人》。但是该组织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建立时的基础就不够牢固，不足以引起西部会员的兴趣。

　　是破坏世界产业工会，并在西部成立独立组织。该会议自己建议总执行局把每个会员应向P.C.D.O.，缴纳的会费降为五美分，并允许该区分会直接向地区总部缴纳会费……。第六届大会最后的结论是：象P.C.D.O.这样的组织，如其目的在于更紧密的团结并开展当地活动与宣传，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应该得到支持；假如其目的在于分裂与破坏整个组织，就应当同它斗争到底。

　　他们要求的是分散权力。为了在运动中贯彻他们的主张，他们首先说负责人权力太大，要把管理机构分散，要废除总执行局，废除总部。第一步……是在完善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组织的幌子下，实现了成立太平洋沿岸地区组织的阴谋。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P.C.D.O.的大会上，他们要建立西部的总部……控制西部的机关报《产业工人》，选举自己的总执行局，印发自己的会费本与会费证等。这种观点在本组织各个部门内……现在颇为流行。P.C.D.O.的阴谋……终于失败，因为得不到支持「它的生命随着它的第一次大会而告终，因为它散发着破坏与分裂的气味……。①

　　①有的与会代表，似乎认为P.C.D.O.是资本家间接鼓动的阴谋。代表福斯说：“老板们在我们组织内进行破坏要比公开与我们为敌便宜得多。”

　　我们看到西部是实际上的个人主义与集体行动不能由总负责人与执行局个别人或一伙人来决定的理论相结合，并且认为一切都可能通过“普通会员”的“直接行动”来完成。因此提出……缩小总部的职权。

　　东部工人自己虽无个人主义的倾向，但承认在推动大规模行动中及贯彻组织……命令中，个人积极性的价值。第六届大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在这两种主张之间保持平衡。在这一方面，第六届大会取得了出色的成功。

　　今天一定有人会走上来向大家讲话，他看起来象个人。从西部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鼓动家那里能得到什么？你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失望，于是你向总书记抱怨……。如果好好教育会员群众使用这一组织，而不是挑起仇恨，他们就会抛弃这种痰盂哲学。

　　世界产业工会中有一支力量，其惟一目的似乎是要破坏这个组织。我们指的是工团主义者或分权主义者，在试图破坏世界产业工会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我们不相信高度集中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会也不是这样一个组织。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上，它是权力最分散的组织。它不干涉任何分会的行动，只要它们遵守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我们发现西部出现一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就意味着对世界上惟一的产业组织进行彻底的破坏。罢工的时候，他们坐在室内谈论如何办，或者想方设法取消总部……。他们会大谈怠工和直接行动，却让老板们利用这一切来对付实际参加罢工的少数人。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世界产业工会就会死亡或者腐烂。

　　地方自主是任何真正的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在大会的辩论中却被弄得模糊不清，以致看不到这样的事实：没有充分的地方自主，就没有独立的自己信赖自己的工人的组织。分权主义者的努力失败了，这也不说明大会代表的智慧和情绪。大会通过提案把世界产业工会的出版物都置于总执行局的监督之下，这是对……社会革命精神的最严重的打击。这就是高度的权力集中……。我们认为大会……是一次令人痛惜的失败……我们诚恳地希望世界产业工会中真正的斗士与真正的革命者会汲取教训并竭尽全力地击退世界产业工会组织中保守怯懦的潮流。

　　当我日复一日地坐在烟气弥漫、又闷又热的会场中，听着他们讨论，看到他们毫不尊重语法与真理，了解到大多数代表对真正劳工运动的所知和他们对心理学的无知一样，而且还看到他们毫不注意关于自由的广泛原则，……对世界产业工会短期的生涯中所取得巨大成就，我真感到惊奇；……我不禁自问：“天哪！难道就是这样一伙假公济私的哲学家、鼓动家，既没有真正出色的组织能力，也没有富于创造的思维能力，居然能超过美国其它任何劳工组织，使资本家闻风丧胆？难道这一伙政客能在各次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把五千人送入监狱？……难道就是他们能让游民嘴里唱上一支歌，心里就有了团结的观念？难道就是这些人的活动迫使美国劳工联合会与社会学家承认产业工会主义的力量与必要性?”当我看着这些代表并回忆他们的活动时，我感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的，就是我：这时，我纳闷的是他们怎样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