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进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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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进拘留所

　　在东京，我起先住在四谷区内藤新宿街的叔父的家里。我的祖母也住在一起。本来预定由叔父来照料我，但是我在那里只住了一星期便离开了。因为叔父的家离神田的补习学校太远，实际上他的家狭小，生活也不富裕，受他照料，感到不舒服，因而我只好离开了。可是，一想起在故乡过着贫困生活的母亲，这简直是过分轻举妄动了，因为这样一来，母亲不得不从她的艰苦的生活中每月寄十五元钱给我。

　　我在本乡区，找到一所没有比这更坏的廉价的公寓。在三块席子①大的肮脏房间里，没有电灯，只用洋灯来代替。尽管这样，每月房钱要付七元五角左右。母亲寄来的十五元钱，一半缴了房钱，剩下来的，不管怎样节省，都不够分配。不久我也就离开了这本乡的公寓，另在神田区猿乐街学校附近找到上级同学住的公寓，加入进去，和两位上级同学住在一起，自己做饭。虽然是三个人住在一个六块席子大的房间里，但每月十五元依然是不够用，最后还得向友人借债。过了多少年，我做了律师以后，还不时受到旧友催讨旧债，这差不多都是那时候欠下的。

① 一块席子普通长约二公尺，宽约一公尺——译者

　　准备学医而进东京补习学校的我，在那时期最热心学习的是“万朝报”。“万朝报”在日俄战争发生以前，甚至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梁山泊”。可是到1903年（明治36年）秋，日俄开战的形势成为不可避免，这家报纸一变它从前一贯反战的态度，因此幸德秋水、堺枯川（即堺利彦）二人与基督教徒的内村鉴三，一同向社长黑岩周六提出辞呈，离开了该社，堺与幸德在那年秋天立即创办了“平民新闻”，主张“反战论”。尽管如此，过了几年之后，我在东京时，“万朝报”上还依然带有这种堺、幸德的余风。达在一向看惯大坂的报纸的我看来，实在是值得惊异的。在这报上有英语栏，为了投考学校需要熟读这英语栏，也是当时我爱读“万朝报”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个报纸最吸引我的，是石川三四郎的法国、比利时通讯和森田有秋的柏林通讯。石川的通讯，报道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国社会党的动向；用“铁血生”笔名发表的森田的德国通讯，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动向。我非常喜爱森田的特约通讯。那时，向日本报道外国的社会主义或工人运动的动向的只有这两种通讯。我曾经受到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真髓”的启发，开始注意社会主义，读了这两种通讯，更明确地打下了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

　　在我的心里，逐渐明晰地形成了不愿作医生的感觉。在那霸舅父家里，我曾和医生一起住过，对于医生的内幕了解得很清楚，并且我要进医科学校的决心本来就不强，只是为着满足母亲的热望，才产生这种意图。这种决心经过东京补习学校时代显然逐渐发生了转变。我一面准备着投考医科学校，一面反把兴趣的重点转移到政治、经济、法律的方面。

　　那时我是十八岁。我本来是智力早熟而身体却发育得较晚，但从这十八岁起，身体突然显著地长大了起来。我现在身长五尺四寸五分，在冲绳人中是个高身材，从日本人的一般标准来说，也可算是中上等，这是在我到东京以后很快地长起来的。

　　就在这十八岁那年的除夕到次年1912年（明治45年）的元旦，发生了一件我终生难忘的事。

　　在这除夕的晚上，我和四、五个朋友在本乡的一个小饭馆楼上举行除夕晚会，吃了一、两碗面，喝了些廉价的酒，很高兴地走到街上去。外面因为除夕实行特别警戒。我就在摇摇晃晃中被警察捉住了，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照着警察的脸冷不防向他打过去，大喝一声：“少欺负人！”于是有几个警察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把正在撒酒疯的我推倒地上。“年纪轻轻的学生，吃了酒居然敢打起警官来了，太不像话。”——以此为理由，我被他们连拖带拉地带到附近的本乡区真砂警察局。进了警察局之后，我被他们苦苦地打了一顿。但是，因为我还用所有的力量来抵抗他们，这次他俩用绳子把我的手向后反绑，捆在柱子上，用竹剑来“试炼”我。尽管这样做，我也没有承认错误，于是他们把我的身子捆上五花大绑，又用毯子把头蒙上，不是把我送到拘留所而是扔在警察局的壁橱里。

　　第二天，元旦中午的时候，我才被从这壁橱里提出来。全身所有的骨节都隐隐作痛，脸部和胸部也都因伤痕而变成青色了。而且在这期间，警察也没给我饭吃。司法主任问明了我的地址、姓名等以后说：“因为你还年轻，今天又是大年初一，所以特别宽恕你。”这样我才获得了“赦免”。

　　但是，我腰包里一文不名，衣服褴褛，木屐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大年初一光着脚从本乡区真砂街走到神田区的猿乐街，在下午三点左右才好容易到公寓。公寓里的友人和公寓主人夫妇都惊讶地迎接我。他门正因我的突然失踪而担心着，现在看见我又突然狼狈不堪地回来，更惊讶了。公寓主人是埼玉县的农民，夫妇俩都是为人和蔼、心地善良的人。那胖胖的、诚恳的女主人的面貌，至今还是很清楚地显现在我的眼前。

　　那个女主人，她把为我留下的元旦早晨吃的煮年糕重新热了一下，和已经冷透了的午饭一同端出来给我。我把这两餐并作一餐吃下去，就一动也不动地接连睡了两天。

　　这是我第一次被警察拘捕的经验，对我来说，是一次有益的经验。

　　由于这次的经验，我学会了进入拘留所以后的应付办法，明白了对警察的憎恨，更具有忍耐他们的“试炼”的信心。在我十八岁正月所发生这一事件，成了我以后参加革命运动后抵抗拘留所或监狱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