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安德烈·马尔罗《中国大革命序曲》（小说）
第二部 势力交斗
七月
喧嚷，叫喊。警察的发号施令——昨天黄昏时的一切吵闹，现在又开始了。现在，我们是真正地到了埠。差不多没有人看着那小屋旁围绕树木的沙面。所有的眼睛，都定定地看着那筑有战壕与铁丝网借以防御的桥，尤其是望着那邻近我们的英、法炮船，它们的炮口都对准了广州。有一只摩托小艇在等候着克莱因和我。
此地，我们来到了古老的中国，没有欧洲人的中国。小艇慢慢地在黄色的泥水上滑去，仿佛在一条运河之中，旁边是两列舢板，它们那竹编成的船顶，使人想起威尼斯河中的大号贡陀拉船。船头上，妇人们（差不多全是年老的）在一些三足架支撑的东西上煮食物，发出一种猪油燃烧时的强烈气味。在她们的后面，时常有一只猫，一只鸟笼，或者一只带上链子的猴子。有许多黄皮肤的裸体小孩，在飞快地从这船跨到那船，摇动着他们那直头发剪成的刘海，他们比猫儿更生动，更活泼，虽然他们的小肚皮里，除了米饭之外，别无他物。用黑布绑在母亲背脊上的婴孩们，睡熟了。金色的阳光在舢板船蓬的四周嬉戏，使褐色底子的妇女们的衫裤，猛然浮出蓝点，而那爬登船顶去的孩子们，看去宛如黄色的点子。沿着码头，一列美国式与中国式相杂的不整齐的房屋；头上的天，在刺目的阳光中，看不到什么颜色；到处，到处，不论在舢板上，房子上，水面上，都洒着那轻似水泡的阳光，我们的船向这阳光中进去，有似驶入到雾气之中。
我们沿着码头走。有一辆车子在等我们，很快地将我们载走。我们的汽车夫，身穿军服，不断地揪着喇叭，群众就立刻向后退去，好像在雪崩之前。车子开得太快以致我几乎看不清那青衣白衫的人群，那装在商店门框里的穿长袍的人们；门框上都装着大大的黑字，在这些人们的前面，不断地走着叫卖者与劳动者，他们的脚步非常轻快，身体佝偻，肩膀在扁担的压力下微屈着，而扁担的两端则悬挂着沉重的东西，一瞬间，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许多狭隘的小巷，石板已经破烂，巷尾老是一些起角的建筑物或者是生苔的宝塔之类，在它们的前面，常是草坪一方。后来，有几辆共和国中高级官吏的汽车，旋风似的打我们旁边驶过，汽车的踏板上站着两个卫兵，手里擎着盒子炮。
穿过了商业区，车子沿着一个热带风的植树街道走，它的两侧，尽是些辟有小花园的房子；植树街道上没有行人。空寂的道路所放出来的白而暗淡的光泽，就被一个跛行的肥皂小贩的侧影所破坏，而他不久也消失在一条狭隘的小巷中去了。克莱因要去见鲍罗庭，我与他在一所殖民地风的房子面前分手，那房子具有广垂的屋檐，以及围着铁栏杆的洋台，这正和我们在巴黎附近所看到的别墅相彷。这是加林的房子，铁门正开着，我穿过一个小花园，然后又穿过一道大门，这儿有两个穿灰布军装的广东兵在守卫。一个兵拿了我的名片，去了。我等着，细看那留着的另一个兵。头戴扁平的军帽，腰挂盒子炮，他使我想起沙皇时代的军官来。不过他的帽子拉在头的后部，脚上的鞋子是用草来打成的。另一个兵回来了。我可以进去。
经过一道狭扶梯，到了楼上。我找到了一间很大的房间，它与另一间相通，另一间的人们在高声谈话。城市的这一部分被绝对的静默所统治着。窗外的棕榈树叶，掩暗了两扇窗子的光线；远处汽车所发出的喇叭声，时而很微弱地从棕榈叶间传到人们的耳鼓中来。两房之间，只隔着一条席帘，所以我很能窃听他们的谈话。谈话是用英语的。领我来的兵士指一指席帘，管自己去了。
“……让陈炯明去组织他的军队……”
在席帘的那边，有一个人在继续谈话，不过声音不很清楚。
“我说这个话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况且，老鲍与我一样地坚决。你一定要懂得：只有这道命令（这是加林的声音，往桌子上锤了一拳，他的话顿了一下），只有这道命令，我们才能破坏香港。这个乱七八糟的政府非决定行动不可……”
“……”
“不管这是真是假，它非决定行动不可。我们现在需要行动。”
“……”
“至于那边的人，他们也会思想的，因为他们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这命令将破坏他们的商埠，有如……”
一阵脚步声，人们在走进走出。
“各个委员会在提议什么？”接着是一阵翻阅纸张的声音。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个新的声音在讲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提议。两个委员会要求增加罢工的辅助金，与继续发给日工的津贴。另一个委员会提议将首先复工的工人判处死刑……”
“不，还不能够。”
“为什么不能够？”（中国人的声音，语调中带有仇意）
“你不能把死刑当扫把用。”
我感觉得很为难。如果有人出来，我将被看成侦探了。但我却不能擦擦鼻子，或吹吹口哨！我只能推开席帘，径自进去了。
围着桌子是加林（穿着卡其布的军官装）与三个中国青年（穿白上装）。我被介绍过以后，有一个很年青的中国人喃喃地说道：
“有些人怕敢去碰到扫把，因恐弄脏了他们的手。”
“有不少人觉得列宁也算不得什么革命者。”加林突然回过去答复他，手还搭在我的肩上，然后，他向我招呼道：
“你还是那个老样，没有更年轻。……你是打香港来的吗？”没等我回答，他就又说道：“你见了蒙尼尔吗？可带了那些文件来？”
“在我的口袋里。”把文件拿给了他。在那个时候，进来了一个士兵，递过一只很厚的信袋。加林拿来交给一个中国人，他翻译道：
“吉隆坡支部寄来的报告。它要我们注意那面筹款时的困难。”
“法属印度支那的情形怎样？”加林问着。
“我把热拉尔同志经募的六千块钱带来了。他说那边战士们的情绪极好。”
“好，我们一起走。”
拿起了他的小帽，挽着我的手臂，我们一同出去。
“我们同到鲍罗庭那里去。他住得很近。”
我们沿着那植有花木的大路走，这里是静寂与荒凉的，人行道上长着焦黄的草。闪耀的阳光照在白色的尘土上，差不多要逼人闭眼。加林简短地问了我一些关于我路上的情形，然后，一边走着，一边读着蒙尼尔的报告。要使这些纸头坚挺一点，把它们折到后面。我注视着他：他实际上没有老；不过他脸上的各部分。受着他那鸭嘴帽的绿布里子的映照，都带有一种病容：眼下的低坳处一直仲展到颧颊；鼻子更加瘦削；嘴巴两旁的皱纹更深，而且也更阔了，变成为皱路。当他激动的时候，他脸上的神经紧张，该是发热与疲倦的结果吧，完全改变了神气，头向前伸，眼睛注视在纸上，在他那头的周围，空气仿佛在路旁繁密的棕榈树叶之前颤动，这在那个时节，是常有的景象。我本想同他谈谈关于他的健康问题。但他一读完报告，就把它卷成一小筒，支着自己的腮，说道：
“那边的情形也开始在恶化了。我们的同情者逐渐在冷淡下去。仆役们又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了。此地。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有那些年青的傻子们，他们误认革命行动是中国式滑稽戏的第三幕……增加罢工的辅助金是很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况且，就算增加了，也是无济于事。罢工是病了，要医好它的毛病，只有争得胜利。”
“蒙尼尔没有什么提议吗？”
“他说一般的情绪还不很坏；比较软弱的人是动摇了，因为英国利用它的侦探，它的恐怖手段——特别是鞭笞——来威吓他们，另一方面，他告诉我说：‘有几个中国人的委员会提议将二三百个动摇分子与有动摇嫌疑者的孩子弄走’，他说：‘这些孩子们可以弄到广州来。好好对待他们，但一定要他们的父母来领的时候才能送还。那么一来，他们总不能明天就回香港吧……’他又说：‘因为这正是人们回乡休假的时候，而且这也给别的人以反省的材料。’不过这些方法，也不能使我们走得很远……”
我们到了鲍罗庭的家。屋子与加林的一样，不过颜色是黄的。当我穿过门限的时候，加林站住了，向一个矮小身材的老人行军礼，他正打里面出来。他向我们伸开了手，我们走近去。他用法文讲话，很轻，很慢：
“加林先生，我到这儿来是想会你的。我想我们最好能谈一次话。什么时候我可以来看你？”
“什么时候都可以，陈达先生。我会去拜望你，今……”
“不，不，”他叫道，摇他的手，仿佛要加林不则声似的，“我会来，我会来拜访你。五点钟于你不妨吗？”
“当然。五点钟候你来。”
我一听到他的名字，立刻就注意看他。跟中国大多数旧式的文人脸面一样，陈达的脸也像一个骷髅，当然这是因为远望的缘故，他的脸仿佛只有一些牙齿，显突的颧骨，罩着那深陷的眼眶，还有一个不大叫人觉察得到的鼻子。不过走近了一点，人们就可以看到他那生动而细长的眼睛，微笑，听见他极其客气的说话，以及他清楚的声音，这一切，减去他脸上的丑陋不少。他把两只手筒在衣袖里，像一个牧师，讲着话的时候，肩膀略向前移。这一点使我想起了克莱因，因为他同人谈话的时候也是全身向前移动的；不过陈达的样子比较得优美些、老些与狡猾些罢了。他穿着长裤与白布军装，里面衬着硬领，国民党所有领袖们的服装，差不多全是如此。他自己备有一辆人力车，包车夫很黑，在等候他。跨着短步，他走到包车夫那里去，进了车子，车夫拉着，显出迟缓与庄严的样子，他平稳地靠在座位上，很郑重地摇头摆脑，仿佛在评量着某些默焉而至的理论似的。
我们看了他一会，然后打卫兵身旁经过，并没有通报。穿过一间空洞的大厅，我们又碰到一个穿卡其布制服的哨兵，他的衣服上绣着橘色的花纹（难道这是等级的符号吗？）。这一次，我们的面前可没有席帘了；而是一扇闭上了的门。
“他只有一个人在里面吗？”加林问那哨兵，他点点头。我们敲敲门，走了进去。办公室很大。蓝色粉墙的中央，挂着一张孙中山的全身像，约有二米之高。鲍罗庭坐在一只写字台的旁边，桌子上文件是很小心地分类摆着的。他背光坐着，看见我们进去，闪一下眼，他的神气似乎很惊讶（当然是由于我这个不速之客）。他站了起来，走向我们，手儿伸出在前，背脊略弯。他又坐了下去，头儿屈向着他的写字台，这时我所能看到的他的脸，只是一个缩影，罩在那飘动的与厚重的头发之下，那头发是从前额向后倒梳的。他的眼睛半闭，髭须下垂，颧骨高突，叫人见了想起像一头有知识的野兽。他许是四十左右的年纪了。
与加林谈话的态度，简直有点像一个军人。加林替我介绍，同时用俄文把蒙尼尔的报告简略地说了一下，这报告他已经放在写字台上了。鲍罗庭拿起这纸头，放在一堆文件之中。文件堆的上面，镇着一个孙中山的雕像。报告中有一个细节似乎使他特别感到兴趣。他说了几句话，就把它记录了下来。然后，他们俩仍旧操着俄语，以一种不安的激昂的语调继续讨论。
当我们告辞以后，我问加林道：“他记录的是哪一点？”
他回答道：“那是关于鞭笞的威吓。他一定要把它转辗加以宣传。”
我们回到加林的家里去用午膳。我那朋友走路的神气是焦灼的，眼睛望着地下。
“事情不好吗？”
“哗！我是经惯了的……”
在他屋子的面前，一个传令兵在等他，递给他一个报告。加林一面走着台阶，一面读着报告，他在洋台上的藤桌子上签了字，把报告交还给他。传令兵拿着，奔跑去了。加林的神气似乎更加焦灼。我于是迟疑地重新向他问道：
“——哦？”
“哦……那个，那个……”
他的声调就足以表示出情形如何了。
“事情进行得不好吗？”
“很不好。罢工倒都很不错。不过只有它是不够的。现在需要有别的行动了，需要有另一种行动，即执行那禁止一切华人船只及前来广州的外人船只停靠香港的命令。此项命令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就签了字，但始终不曾公布。英国人知道罢工是决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所以他们现在要问的究竟我们在第二步将如何行动。他们难道不希望陈炯明之进攻广州，会发生巨大的结果吗？他们供给他以军火、教官与金钱……当该命令签字之后，香港的居民极为恐慌，他们用全体法定团体的名义，打电报到伦敦，去请求实行武装干涉。但是命令始终留在抽屉里。我完全知道此项命令如果付诸实行，他们就会觉得师出有名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们并不能诉之战争！那香港究竟会……”
他装出一种旋螺旋钉的姿势。
“你只叫想想这点吧，只要香港得不到广州几家公司的关税，就已经减少三分之二的收入了。这可就是毁灭啦。”
“哦？”
“为什么你说‘哦’？”
“呃，我想既然如此，你们还有什么等待呢？”
“就等陈达，我们现在还不是政府。假使这个老傻子想使它失败，那我们这种行动是终于要失败的。”
他想了一下。
“凭你消息多么灵通，可是总只能得到真相的一半。我想知道——知道——究竟谭与那些第二等猪猡们准备对付我们的事情，他是否有关……”
“谭是谁？”
“谭是一位将军，与其他许多将军们没有不同的，但不很重要。他正在准备政变：想把我们打倒。这是他所关心的事业。不过他这个人是不足计较的。他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分子，一个必然的偶然分子，这种人是很容易产生的。值得我们计较的，乃在于去发现他背后的人。首先当然是英国。现在，英国人的钱库对于一切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公开的。他的队伍中的每一个士兵，差不多全能从秘密侦探的代理人那里领取很丰厚的津贴（不幸香港离此不远，所以谭及他人一旦给打下来的时候，就可以逃到那面去）。再则，还有那陈达，就是你刚才看见的‘忠实的陈达’。假使谭氏得到了胜利（当然他是不会胜利的），那我能确信，他一定要叫陈达作政府的首领，而他自己则很愿在陈达的名字之下来发号施令。陈达，也只有陈达，才能替代七人委员会。无论公开的与秘密的社团都会欢迎他，这是无疑的。至于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呢，他将代之以词藻美丽的‘告全世界人民书’，有如他方才发出的，而且已得到甘地与罗素的答复的那个通电。这是美丽的，反正现在是纸的世纪！在这里我能看到一切：问候，交好，串演鼓掌的把戏；发还充公的英货，英人将在码头上抽烟，破坏一切我们所做的事业。中国的一切城市，都像海蜇一般地柔软；它的骨干，在此地，就是我们。我方才把这些事情告诉了鲍罗庭，他显然很是不安。我等待着新的报告……”
正当我们要坐下去吃饭的时候，又一个传令兵来了，手里拿一个文件。加林用桌子上的一把小刀裁开了信封，坐在汤碟的前面读着：
“好，这很好。”
传令兵去了。
“有多少荒唐的人，包围着陈达，你简直是难于相信的。前天，这些自以为保护自己思想的家伙，开了一个会。他们在一块离珠江不远的空地上聚集。他也来了。神气是很庄严与很疲倦的，像你刚才所见的一样。当然，他并不是要来发言的。而是要看那些咆哮似雷的演说者，站在桌子上对一群不很热烈的人们，大声疾呼。场上都是些起皱纹的铁皮，宝塔的顶角，弯曲的白铅尖头，一群尊敬他的人，紧紧地包围着陈达。他刚被几个粗汉所袭击，因为所有的恐怖主义者都恨他；同他在一起，有几个挑选出来的徒弟，保护着他。警察长把打手与保护者，一同围了起来。今天他那主要的保护者，要求那审问的法官，甚至于在警察局方面，给他一个位置——这就是他在法庭上审问时候的记录。——你想这个多么好！现在你且看另一张纸吧，……”
他把它递给我，这是抄来的一张名单，是谭将军拟的，其中有加林、鲍罗庭、尼古拉耶夫、洪以及其他几个中国人的名字。名单的上面写着：立即加以逮捕。
整个吃午饭的时间，我们总是谈论着陈达，因为加林只想着他，想着这个敌人。
孙中山在临死之前说过：“鲍罗庭的话就是我的话”；但是陈达的话也就是他的话，关于这一层，他是毋须说得的。
他的公共活动，开始于印度支那。那时他为什么要到堤岸去？实际上这个产米的大城市，一点也没有使这位学者迷恋的地方……他成为当地国民党的组织者之一，不，不仅是一个组织者，而是一个主要的推动者，每当交趾支那的政府，受了富人商会的唆使，或由于自己的主张来反对每一个党员时，陈达就出来了，对于那警察想使其不能生存的人们，陈达替他们找工作，或者给钱他们用；对于那被驱逐出境的人，他就为他们筹到必须的款子，使他们能携家眷归国；对于那被医院拒绝医治的党员，他就为他们创办一个医院。
那时，他是堤岸支部的主席，他觉得募捐的方法，不能筹到必要的基金，于是向中国人开的银行请求借款，但遭拒绝，后来他把自己在香港财产的三分之二，作为担保，银行答应了，开始来建筑医院的房子。三月后，一场阴谋选举的结果，他失去了党主席的地位，同时包工的人告诉他，因为建筑计划有相当的改变，他们的支出不得不增加。银行拒绝作任何透支。而且更坏的，交趾支那的政府又对各银行威吓，政府是有权把各银行的经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驱逐出境的，于是他们对于那已经答应支付的数目，也开始故意留难了。陈达把抵押的财产卖了，医院继续建造，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经费。同时国民党内部又进行着一种反对他的秘密运动；陈达觉得了，这使他很难过，但还是继续他的工作。那些穿白汗衫的选举代理人，于午睡之后，就在中国饭馆里挨身到那班热得发昏、半睡半醒的工匠们的身旁，秘密讲道：“他的态度有点奇怪”；但这时陈达正在把他广州老家的房子卖掉。甚至在医院落成之后，因无法支付各种佣金与小费，陈达还同一个北京的古董商人格罗斯让（Grosjean）商量，把他的画轴与许多宋朝时代有名的宝石卖掉了。他自己还有些什么产业？他最刻苦的生活，将靠什么来维持？这一切他都不管。在国民党有势力的党员中，只有陈达没有自备汽车。因此我见他坐在黄包车里很觉自满，也许还是一种穷酸的样子，但总不能叫人忘记他人格的伟大。
因为他的伟大是现实的，所以总不能不带有机巧。他与刘义与许将军一样，是一位诗人。但他竟能把某些聪明商人用以反对日本人的抵货运动，变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那种有力的武器；他利用这运动来反对英国人；他熟悉西洋的贸易（因他是耶稣会派教父的学生，对于英法两种文字，都能随便地读、说、写）；他很巧妙地为孙中山进行宣传，以取得英国人的信任；他予情报局以禁买的权力，让英国人去堆积他的货物；可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他叫中国人都不买英国货。
不过他的威望，首先是在于精神上的。加林说，将他来比甘地，决不会错。他行动的影响虽然较为渺小，但也与莫罕达斯·甘地的影响同等。这影响超乎政治，触动人的灵魂，卓越而不受污损。两人的活动都由于创造一种神话，那神话深深地搅动着这一民族的人。不过这两种影响虽然是同等的，而两者之为人，却是大不相同。甘地工作的中心，乃是那教人生活的一种热情的与痛苦的意念；这在陈达方面是完全没有的。他不愿作他人的表率，也不愿做领袖，但愿做一个顾问。孙中山的死（死时他也在场），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他差不多完全不参与政治的煽动，人家请他继任为党的总理，他拒绝了。并不是因为惧怕负责，而是因为公正人的作用仿佛更加高贵些，而且对他的性情似乎比别人更加适合些，再呢，他不愿意担任一个会吸住他全部精力的职司，因而使他变成一个完全非自愿的人物；至于他自己愿做的人物，那即是革命的保护者，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反抗，而他那公理战胜的希望，正是那中国民族中极流行的一种观念，以为最深刻与无可救药的柔弱能发出最伟大的力量的。
要了解他目前的态度，也许只能靠这“柔弱”的一点了。几年来，他是否真正热烈地想把华南从英国人的统治中救援出来呢？是的，不过保护与指导被压迫民族许多年之后（这种事业当然对的），他已经惯于表演这个保护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了，以致现在，他已经弄到这个地步，即他把这个角色看得比他所保护的民族之胜利更为重要，这种态度，自然是无意识的，但却是固执的。他宁可恋恋于这些反抗，而不很决心去谋得胜利。不过他之为被压迫民族的灵魂与代表，那是顶顶适合的。
他没有孩子，甚至连女儿都没有。他结过婚，妻子死了。再结婚。几年之后，第二个妻子又死了，也不曾留下孩子。将来他死了之后，没有人会替他做周年祭。处在这样的境地中，他的忧愁是平静的、韧性的与不可解脱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他自信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生前与死后之孤寂，却使他萦绕于心。他那种光荣的遗产，会传给再生的中国。唉！……从前富过来的人，临死时差不多变为穷光蛋了；这样一种死的伟大，将深印在几百万人的心中。最后的孤寂……这是谁都知道的；同时他们也知道正是这个孤寂，日益使他与党的命运紧系起来。
加林说：“一个受难的高贵的人物。正在准备他自己的传记。”任何想满足他自己欲望的企图，他都觉得是一种叛逆。同时为他性情所制，为他长期的习惯所限，又因他的年纪关系，他竟忘记了自己这种态度会产生怎样论理上的后果。当他着手去进行与统制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时，他的思想简直和一个天主教徒要去当教皇时的一样。有一天，加林对于那关于第三国际的讨论作结语道：“不过第三国际实际上已经造成了革命。”陈达没有回答，只是把两手放在胸口，装出一种又扭捏又拘束的姿势。加林说道：“我从来没有这样亲切地体会到我们之间的距离。”
人们都相信他是能够力行的；但他只能有一种特殊的力行，即实行自我克制。克服了这许多可怕的困难，他终于罢自己弄进了医院，那是不得不归功于其淡泊无我的精神的。他得把自己弄成赤贫；结局果然做到了；但他也许还并不痛苦，因他想到了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有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颇足引以自傲。他做这一件事情，与基督徒的行为一样，慈悲乃是他们主要的动机。不过基督徒的慈悲乃是怜悯，而他的慈悲却由于同情：因为只有入党的中国人才能入院。他生活的伟大，由于他对世物的轻视，这品格使他的一切公共活动，都具有一种令人赞美的性质。不过他那种对世物的轻视，虽然是真实的，但也不是毫无利用的意思。陈达固然是淡泊无我，但他决不愿这种中国希有的精神淹没无闻，这一淡泊无我的精神开始仿佛只是一种人性，但是后来，经过一出微妙的喜剧的作用，那精神却变成他存在的理由了：因为在这里。可以找到他超越于他人的证据。他那种自我否定乃是一种平静的与温良的骄傲之表现，它与他本性的良善与文学的教养相符合。
与所有统治群众的人们一样，这位客气的老人，具有循规蹈矩的小姿态，老是在感动着，被正义所感动着；这正义，他自己觉得有保卫之责，差不多与他自己的思想等量齐观的。当他保卫正义时所碰到的一切问题，萦绕在他的心里，正如旁人之专心致志于享乐与奢望一样。他非正义不思。世界因正义之行动而存在；它是人类最高贵的一种责任，是最该崇拜的一位神。他之信仰正义，有如小孩之信仰宝塔上的塑像。以前他对于正义所怀的渴望，是深刻的、合乎人性的与单纯的；现在他之执着于正义，仿佛信奉一种拜物教。也许实行正义还是他心中的第一个责任；但它又成为一种保护人的神祇，没有了它，那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尝试；谁如果忘记了它，那他会得到一种神秘的报复……这位神祇的伟大，也与他这个人一同老了；看来只是一个枯血的骷髅了，但是这个变了形的神还是迷着他，隐藏在他的温和、微笑与官僚式的文雅之下，他从日常革命的世界中退了出来（而我们则据加林说来，却强固地与这世界结合起来了），生活在一个孤僻者的梦想中，那里还散播着他那高贵德行的渣滓。就靠了这点孤僻性，增大着他的影响与威望。正义之感在中国常常是很有力的。但同时是感情的与混沌的；陈达的生活已经变成为神话了，而他的年龄又使他成为一个象征。中国人很盼望他之能得尊敬，正如他们很盼望自己民族的德性能得人尊敬一样。他在一时之间简直是神圣的。现在，由于反英宣传所引出的热情，仍不能改变方向，否则势必失去力量。一切事情都得和他一起进行，不过现在还太早……
正当吃饭的时候，报告接二连三地送来。加林愈来愈不安了。读了内容，就把它们放在椅子脚边的地上，一直叠好了几张。
老官僚、鸦片烟与淫画的私贩学者、改业的脚踏车商、巴黎法学院出身的律师、各种栖栖遑遑的包围着陈达的知识分子，都知道目前整个的局势，完全依靠着第三国际的代表团与宣传部；他们知道只有这班人，才能支持对英国权力的大进攻；也只有这班人，才有力量反对国家之回复到旧时状态，这种旧式共和国中的两大支柱，一即老式官僚，另一种则是医生、律师与工程师这一类新进人物。加林刚才说过：“我们是骨干。”依报告看来，仿佛所有这些人都围绕在谭将军的左右，这一点也许陈达并不知道，因为他是反对军事政变的。谭将军这个人，以前在广州简直听不到他的名字，可是如今在勇气方面却超过了所有这班人。谭氏在最近几天内收到了大批款子。陈达的周围，有很多英国人的奸细……当我表示惊异：为什么这样大的一种运动，陈达会毫不知情时，加林拍着桌子说道：
“他不愿知道，他不愿负担道德上的责任。但我相信他是很愿意猜想到……”
两点钟
与加林一起，同在宣传部里。分派给我办事的那个房间，墙壁上挂着一张列宁的与孙中山的照片。其他的装饰品就是两张彩色的宣传画报：一张上画着一个小小的中国人，对准一个约翰牛（英国人的绰号。——译者）的肥胖背脊刺了一刀，约翰牛的两足两手都飞起在空中，同时地平线上站着一个戴皮帽的俄国人，像太阳一般地放射着光芒。另一张上是一个英国兵，拿一架机关枪对着一群中国妇孺扫射；这些人都举手向天。在第一张上写着几个欧洲字“一九二五”年，与两个中国字“今天”；第二张上写着“一九〇〇”年与“以前”这两个中国字。一扇大窗的前面，挂一张黄色帘子，满晒着阳光。地上堆着一大堆中国报纸，有一个传令兵正来寻找。宣传部的书记们把报纸上的一切政治漫画剪下来，分着类，又把各篇主要的论文择要摘录。在一只查封来的，路易十六朝式的桌子上，有一张忘记拿走的漫画，这一定是重复了的，这是一只手，每一个指头上都印着字：“俄国人，学生，妇女，兵士，农民”；掌心中印的是“国民党”。加林（他也变得谨慎了吗？）把它揉成一团，抛在废纸簏里。靠墙摆着一只名刺箱，还有一扇通加林房间的门。那房里也充满着浓密的黄色的光线，打那帘子里透射进来。墙壁上没有贴任何东西，只有一只保险箱代替着抽屉。门口站立着一个哨兵。
警察总长尼古拉耶夫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肚子挺高，两腿分开。他是一个很硕大的人，他那略微高耸的鼻子，使这生有金栗色头发的胖子，带着一种文雅的神气。他闭了眼睛静听加林讲话，两手交放在胸前。
加林说：“哦，我送给你的那些报告，你都读过了吧？”
“一直读到现在……”
“好的。你的意见如何，谭将要向我们进攻吗？”
“就在一会了。这儿是一张名单，他想逮捕的中国人的名单。”
“你想陈达是完全知道的？”
“他们只是想利用他罢了……”
这位胖子用法语讲话，重音很轻。他那说话的声调，——不管他的答语是多么的清晰，总使人想象他是在对女人讲话，人们以为他那句话的后面，会加上“我亲爱的”那几个字的。——他脸色的平静，他态度的安详，叫人想起他是一个过去的牧师。
“秘密侦探部中，你能调遣许多人吗？”
“差不多全体都可以。”
“好的，本城中大约有一半人，准备宣布谭将军受英国人的津贴，行将实行政变，将变广州为英国的殖民地；平民区域中当然会如此。还有在四分之一的工会机关中，也有许多我们很好的干部。他们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得借助于《广州日报》的宣传，在失业者中寻找我们的拥护者，该报宣布谭将军的朋友曾经要求停付罢工津贴，而这津贴是从我们这方面来的。”
“让我们看看，登记过的失业者究竟有多少？”
“用不着劳神去翻报告了，一共有两万六千。”
“好，我们的人可够了。”
“另外，还选好了几个干部，他们将在今晚开党会的时候，婉转地说谭将军将被开除党籍，又说他自己也知道了，所以他现在希望在党的外面找到助力。这，自然要说得很含糊的。”
“当然。”
“你是否绝对相信，谭将军决不会开除，而且决不能逮捕吗？”
“哎！”
“可惜！他是不会因延迟而有所损失的。”
胖子告辞，文件夹在腋下。加林按一按电铃，传令兵拿几张访客的名片进来，放在桌子上，加林的烟盒开着，他随手拿起一支来抽。
“叫工会的代表们进来。”
七个中国人鱼贯而入，静静地。他们都穿着白布长裤，与装有合口高领的短衫。有年青的，也有老的。他们成半圆形排列在桌子的前面。年纪较老中的一个，半坐在写字台上，他是翻译。大家听加林讲话：
“这星期中，也许会有政变来反对我们，对于谭将军及其朋友们的意见，你们知道得同我一样清楚。在政府的会议中，我们的鲍罗庭同志曾经好多次出来干涉，反对他们停发广州罢工的津贴，这一点那是毋须我来提醒你们的。你们所代表的那些失业者，在最近几次工会的会议上，曾表示出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使我们全体同志都认识了你们的品格，我知道我是能够依赖你们的。这儿又是一张名单，这些都是为谭将军、陈达及他们同志们所猜忌的人，一旦政变完结，都将被捕。”
他将名单交给他们。他们读后，各自间面面相觑。
“你们认识你们的名字吧？那么从你们离开这个办公室的时候起……”
每句完了，翻译员就用单调的声音来翻译。其他的人即报之以喃喃之声。这像是祈祷。
“……你们再不该回家去了。每个人都应该留在工会的办公室里，要在那里睡觉。至于你们……”
他指着三个中国人说道：
“……你们的办公室太远，不好保护。你们可以去把文件拿到此地来。我已经替你们预备好办事处了。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对纠察队下确切的训令：我们的人必须能在一小时之内完全集合。”
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只是旋香烟盒子，它已经放回到桌子上了。他合上了盒子，发出一个轻拍的响声，站立了起来。中国人又像进来时的情形一样，鱼贯而出。经过面前的时候，一个个和他握手。他按一按电铃。
“叫这个人把来意写下来，”他对传令兵说，把名片中的一张，交还给他；“要陆茂进来。”
陆茂是一个小身材与胡子修得精光的人，脸子上生满疹子。他恭而敬之地站在加林的面前，眼睛望着下边。
“在罢工最近的一些纠纷中，无论在香港或在此地，废话总是太多。假使我们的同志以为他们是在国会中雄辩，那他们就错了！现在这些讨论必须永远停止，大家要为这一目的打算：假使雇主的家离得太远，或者它太难找，那他们时常要能够把他的汽车拿在手里。我现在最后一次再重说一遍：那些演说家必须要表示出他们所攻击的是什么。别让我再为这点事情说话了。”
这个矮小的中国人鞠了一躬，出去了。传令兵回来，手里拿着加林刚才还给他的那张名片，又递来给他。
“为坦克的事情吗？”
加林皱一皱眉头。
“这是鲍罗庭的事情。”
他在名片上写了鲍罗庭的地址，又写了几个字（无疑是几句介绍话）。有人在门上敲了两下。
“进来。”
一位高大强壮的欧洲人推开了门，他具有一种罗马人的面相，美国人的胡须，穿着一身和加林一样的卡其布的军官装。
“早安，加林。”
他说法国话，但也是一个俄国人。
“早安，将军。”
“呃，这位谭先生已经决心要干了吧？”
“你完全知道吗？”
“稍稍。我刚才看了老鲍来。他病了，那个可怜的家伙，真的，医生说，他怕要害热病。”
“哪一个医生？米洛夫还是中国人？”
“米洛夫。可是谭将军的事情呢？”
“还有两三天……”
“他不过有一千人吧？”
“是的，不过他可以用他自己的与英国的钱去收买新人。一共该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之数吧。究竟把红军调到此地，至少得几天？六天吗？”
“八天。宣传部可曾在谭将军的军队中做些工作？”
“很少，因为他的人差不多全是河南与云南的人。”
“那就更糟。他们有多少挺机关枪？”
“大约有二十挺吧。”
“全城你可以弄到五百至六百的军校学生，可是不能再多了，加林。”
“事情一动手，你得来增援的。”
“我们可以约定：当谭将军的军队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将你指挥的军校学生，连同机关枪部队与警察，派去把守后方。而我们会从高地上过来。”
“很好。”
那个人走了。
“请告诉我，加林，这是参谋长吗？”
“是的，他就是加伦。”
“他神气得像是一个沙皇时代的军官。”
“别的军官也是如此。”
又进来了一个中国人，他短短的白头发梳得很光。他走近写字台，手指尖触着桌子，等待加林讲话。
“你已经把所有的失业者弄到手了吗？”
“是的，先生。”
“半小时之内，你能集合多少人？”
“用什么方法集合？先生。”
“用最迅速的方法。运输的问题不必计算在内。”
“那么能集合一万多人。”
“好的，谢谢你。”
在这当儿，梳着美丽白发的中国人走了。
“这是谁？”
“我们的津贴支付局的主任，是一个学者，是过去的官僚。生活上很多故事……”
他呼唤传令兵。
“把一切还在等候的人，领到警察总监那里去。”
不过又有一个中国人，打那半开着的门中静静地进来，进门的时候还轻轻地敲了两下。与尼古拉耶夫一样地肥胖，胡子修得很光，厚嘴巴，脸上差不多没有特征。他满面现着笑容，以致嘴里的金牙齿都露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支大雪茄，口说英语：
“从海参崴来的船已经到了吗，加林先生？”
“今天早晨。”
“运来多少汽油？”
“一千五百……”（底下说着一个中国的容量名，我不懂）
“什么时候卸货？”
“明天。这儿就是支票，跟往常一样。”
“你要我立刻签字吗？”
“不，等到该签的时候再签好了。”
“那么，再会了，加林先生。明天见。”
“明天见。”
当这个中国人出去的时候，加林用法国话对我耳语道：“他替我们购买从苏联送来的产品，现在第三国际还不很富；首先送来的物品都是极必需的。不过他们总是尽力之所能，送来汽油、石油、军火、教官……”
他站立起来，走到门边看一看外面，一个人也没有。他回到写字台旁，开始来阅读案卷，打开一包最近由香港寄来的报告。他时时将某些文件交给我，要我把它们分类。为要减少点热气，我旋动了风扇的开动机，纸张立刻给吹散了。加林关了风扇，把纸张拣起来，继续用一支红铅笔在某些重要文句底下画线，报告，报告，报告。当我把他所挑选出来的报告摘要之时，他出去了。报告……
在目前这种情态之下，那使香港束手无策的罢工，再不能维持三天以上了。
假定工人们领不到罢工津贴之后，还能等待十天再上工，那么一共也只能维持十三天了。如果在未来这两星期内，鲍罗庭想不出新的行动方法，那英国轮船就要开进广州的港内。香港行将再生，而整个罢工的教训将全无用处。这次给香港的打击是很厉害的；银行已蒙受损失，而将来每天还会受着重大的损失。并且从此之后，中国人业已看到英国也并不是不能损害的。现在，我们的津贴与英国银行的补助金支持着这个三十万人口的城市，那里已经没有人在作工。在这一竞技中，谁将首先弄到精疲力竭呢？那必然是我们。同时，在惠州那面，陈炯明的军队已经在准备行动了。
至于要禁止那停靠香港的船只前来广州，那必须公布命令，但只要陈达掌权一日，则命令就一日不会签字的。
香港，这是不列颠帝国。在陈炯明军队的后面，是不列颠帝国。在那围绕着陈达的一群蝗虫的后面，也是不列颠帝国。
书桌上放着几本书：耶稣会派教父们编的汉文与拉丁文的字典，两本英文的医学书，一本关于痢疾，另一本关于疟疾。当加林回来的时候，我问他是否真的忽视自己的健康。
“不，我很保重！当然！也许有时不特别保重，因为我有别的事情要做，可是这并不重要。如果为了治疗，那我非回到欧洲去不可，这是我知道的。在那边，我想尽可能地少住几时。但是你瞧，目前这情形我怎能离开！”
我并不坚执地说下去，因见他对于这个话题，有点不大高兴谈。传令兵拿一封信进来，他很注意地读着。后来他交给我看，嘴里只说：“红铅笔写的字是尼古拉耶夫写的。”
这是一张新的名单，与加林在吃中饭所收到的名单相似，不过比较更长些：鲍罗庭、加林、陈·E、孙科、廖仲凯、尼古拉耶夫、谢米诺夫、洪以及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中国人的姓名。尼古拉耶夫在纸角上用红铅笔写着这样的几个字：“必须予以逮捕及就地正法者之全体名单”。在单子之末，又用墨水写道：“他们已在刊印布告。”
五点钟，传令兵拿来了一张新的名片。加林站立起来，走到门边，重新又向后退，让陈达走过。这位瘦小的老者进来了，坐在椅子上，两腿分开，双手插在袖口里，望着加林。这时，加林已经回到写字台的后面，神气很和善，不过带点儿讽刺。陈达沉默着。
“你想见见我？陈达先生。”
他点头表示同意；慢慢地把双手从袖筒里抽出来；以一种轻微的声音说话：
“是的，加林先生，是的，我想冒昧地请问你一点事，最近几日来，此地连续发生的暴力行为，不晓得你知道否？其实我是不该问这问题的。”
他的话说得很慢，很谨慎，食指翘起。
“我极钦佩你的才能，想你决不会不知道的，而且由于你的职司关系，和尼古拉耶夫先生一定有经常的关系……
“加林先生，这些暴行发生得太多了。”
加林做了做手势，那意思就是说：“我又能干什么呢？”
“我们是相互了解的，加林先生，我们是相互了解的……”
“陈达先生，你认识谭将军，可不是吗？”
“谭将军倒是一个忠诚而公正的人呵。”
慢慢地，把右手搁在书桌上，仿佛在加强他说话的语气：
“我打算从中央委员会方面得到一些镇压此种暴行的有效办法。我相信最好还是把那些公认为恐怖团体的首领们正法，加林先生，我想知道当我提出这一议案时，你和你的朋友将采取怎样的态度。”
他缩回了手，重新又插进袖筒里去。
加林回答道：“好些时以来，陈达先生，你发给你朋友们的训令，不幸是完全与我们的意志相反的；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否认。”
“你听了谎报了，加林先生；你一定是弄了一些不好的顾问，或者你的情报的来源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从来不曾发过什么训令。”
“那我们该说是‘指示’吧？”
“连指示也没有……我不过解释我的思想方法，发表我的意见，再没有别的了……”
他笑得更厉害了。
“我想在这上面，你看不到什么讨厌的地方吧。”
“我很重视你的意见，先生，不过，我——以及我们委员会都希望以别的方法来得告。……”
“不要单凭警务人员送来的报告吗，加林先生，我也是这样希望，例如你的委员会正可派一位委员，一位极有资格的人来找我。这是没有不可以的（他略向前俯伏），我们现在正在一块儿谈话，就是明证。”
“几个月前，我们的委员会用不着派我来探讯你的意见。你自己先就去告诉它了……”
“那么，这样说来，问题只在于确定究竟是我变了，还是你们……我已经不是年青人了，加林先生，也许你知道我的生活……”
“对于你的人格，谁都不想争辩，我们大家都尊敬你；我们知道你是多么有功于中国，不过……”
他顿首微笑。听到“不过”那两个字，他挺起身来，表示不安，看着加林。
“……不过我觉得你，不能否认我们这种行动的价值。而现在呢，你却企图减弱我们的行动。”
陈达沉默着，他显然希望他的沉默会使加林不安，而不得不接着说下去。一会儿之后，陈达终于决定说话了。
“假使把我们的立场弄弄清楚，也许是很好的……你们委员会中某些委员们的才能，特别是你加林先生，都是出类拔萃的。不过你们所尊重的那种精神，我们完全不能赞成。你看，你们对于黄埔军校看得多重！”
他两手分开，那姿势就像一个天主教的牧师为他的信徒们的罪过而悲伤。
“对于中国的旧习惯，我并不十分爱好，而且我也曾竭我棉薄将它们破坏过的。但是我相信，并且坚决地相信：惟其因为党的这一运动是基于正义的。所以才值得我们期望。你想加以攻击吗？”
他用一种更微弱的声音说道：
“不……让帝国主义者去负一切责任吧。几个不幸的家伙多干几件暗杀案子，将比黄埔军校的学生，更有助于大家的事业……
“这未免把他们的生命看得太贱了。”
他头向后仰，以便看着加林，他的神气极像是一个中国的老塾师为他学生的一个质问而发怒的时候。我相信他很为生气，但完全不形于色。他的两手老是插在袖筒里。他正在想着沙面的扫射吗？最后，仿佛他在发表他思索的结论似的，说道：
“呀！这比送他们去给香港的志愿军打靶，还要好些。你觉得不是吗？”
“不过这并不成问题。你和我一样地知道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英国不能进行战争！每天的情形都证明给全体的中国人看（党帮助着证明）：欧洲人的恫吓是多么的愚蠢，他们的力量是多么的无用，因为这力量所倚的刺刀只挂在墙上而大炮的洞口是闭塞了的。”
“我倒并不像你那样地确信。其实战争如果发生，你们也不是不欢迎的……因为这却给了你们一个发挥你非常才能的机会，它可以让鲍罗庭先生施展他组织者的能力；使加伦将军一显他军事上的天才。”
（说到“军事”这两个字的时候，带着多轻蔑的音调呀！）
“全中国的得救，难道不是一件正当的与高贵的事业吗？”
“你说话很漂亮，加林先生……不过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观察事物的。你们爱作试验。你们利用任何东西，为的要执行那个……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为要执行你们所需要的事情。但这儿的事情是关于全城的人民，你承认我这句话吗？不过我总以为最好不要利用他们来作试验。我爱读悲剧的小说；我赞美它们；但我不愿见它们在我的老家里排演。如果我敢以加重的名词来表示我的意见，用这名词来夸大我的思想，那我可以用你嘴里一个常用的名词，我可以说：我不能眼见我同乡人之被充‘炮灰’而无憾。”
“在我觉得，假使世界上有一个民族为了全世界而作试验，那不是中国，而是俄国。”
“无疑的，无疑的……不过它也许有作这试验的需要吧。至于这一需要，你和你的朋友都是感觉到的。当然，假使危险来了，你们也是难以逃跑的……”
他顿一顿首，接着说道：
“不过，加林先生，据我看来，这一点理由，还不足以叫我们去寻找危险。
“我愿——我渴望着——全中国的中国人须受中国法庭的审判，要实际地为中国的警宪所保障，他们要真实地而非理论地占有土地，成为土地之合法的主人。但是我们无权用一种实干的方式，用政府的行为来进攻英国，我们还没有开战。中国乃是中国，而世界的其余部分乃是世界的其余部分……”
加林觉得不耐烦，但不作答。陈达又接着说：
“我很知道这一攻击会发生怎样的倾向……我又很知道那攻击会帮助你们维持着你们带来的疯狂主义……”
加林看着他。
“疯狂的热情，我并不否认它的价值，但是抱歉之极，加林先生，我可不能接受这种癫狂。只有在真理之上，才能建筑基础。……”
他两手分开，仿佛是道歉的神气。
“陈达先生，你相信英国也和你一样地关心正义吗？”
“不；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终于要不诉诸暴力，不经过战斗而征服英国人。五年之内，任何英国的产品都不许侵入中国。”
他想起了甘地……加林用铅笔端打着桌子，慢慢地回答道：
“假使甘地不曾——他也用正义的名义——出来干涉那最后一届的抵货运动而使其破坏，那么英国人早已不能在印度立足了。”
“加林先生，假使甘地不曾出来干涉，那么印度——它给现世界以最高贵的教训——不过成为一个动乱的亚洲国家罢了……”
“可是在此地我们并不想供献一些失败的好榜样呢！”
“谢谢你这样使我荣耀的对比，这荣耀你是不能相信的，但我决不配与甘地相比。甘地知道怎样以自己受难的方法来赎回他同胞们的错误。”
“可是他的德行却替他们谋得了鞭笞。”
“你动了感情，加林先生，为什么你生气呢？中国将在你我这两种意见之中选择其一……”
“我们必须使中国成为它应该是如此的一个国家！可是，如果我们之间不能同意，如果你教中国轻视它最最需要的东西，如果你否认中国最要紧的事情是求得生存，那么我们将如何干法呢？
“中国常能征服它的征服者。很慢，那是真的；但是常能……”
“加林先生，假使中国将来不成为正义的中国（这样的中国，正是我不揣棉力而想缔造的），而是别的东西；如果它将像美国……”
（话到此地一顿，显然省去了“或者俄国”那几个字。）
“那我就看不到它有什么生存的必要。让它停留在伟大的记忆中吧。虽然清朝有那么多的罪恶，但中国的历史毕竟是值得尊敬的……”
“那么，你觉得我们在正写着的这几页历史，是表示一种堕落吗？”
“五千年的历史中，不能不有悲痛的几页，加林先生，不过比你刚才所说的这几页，当然再没有更悲痛的了；好在写这几页历史的并不是我……”
他站立起来，有点痛苦，走着小小的步子，直向门去。加林陪送他；房门一关，他就转向着我说道：
“天哪！请把我从这些圣人那里救出来！”
最后报告：谭将军麾下的军官已在城内。今夜无忧。
晚饭时，加林对我解释：“甚至在思想或感情方面，我们都不是没有力量来反对陈达的。整个现代的亚洲陷于个人主义的情绪中，而且在发现死的真义。穷人们知道他们的困苦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知道从新生活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当癞病的患者一旦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他们就在井水里下毒。无论是谁，只要他弃绝了中国式的生活，弃绝了一切礼仪与糊涂的信仰，并且反对基督教，那他就是一个好的革命者。你在洪，以及你将来会遇到的任何恐怖主义者的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点。当死的恐怖已经失去意义，而且死了以后既不会赎罪，又不要抵偿的，于是一种新的思想就发生了，以为无论何人，都能克服那受苦的集体生活，获得个人的、独立的生活；此种生活。人们总是模模糊糊地以为是财富中之最可贵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情绪，所以鲍罗庭介绍来的某些俄国制度，竟得到了成功；例如工人们在工厂中成立选举的管理委员会。他们的动机并不是虚荣或愚蠢，而是要满足一种情绪，即要过一种比较更合乎人性的生活……基督教的力量，不也就在这同样的情绪中吗？即他们想在上帝的面前，谋得一种特殊的与显著的生活。从这种情绪只叫向前再进一步，就达到了仇恨，甚至可以达到疯狂似的仇恨，即如我每天所见的……假使你把一辆主人乘坐的汽车给他的佣人看，那多少会发生一些影响吧；但假使这个苦力的腿已经打断了呢？……而中国被打断腿的人是很多的……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把中国人这些空洞的愿望转变成坚定的决心。我们该逐渐地使他们具有信心，而且要使这信心不致于几天后就此消失。在引他们去从事战斗之前，我们得把许多连续的胜利指示给他们看。我们和香港间的斗争，固然有很多的原因；但也因为它是给中国人指示胜利的一条最好的道路。斗争的结果已经是大有可观的了；而我们要使它更为可观。他们都愿意参加这次斗争，因为他们见到这破坏工作乃是对英国权力的象征之一个威胁。他们以征服者自视；同时这征服者并没有忍受过讨厌的，只能称之为失败的那种战争印象。他们，和我们一样；仿佛今天征服的是香港，明天是汉口，后天是上海，再后就是北京……这一种兴奋的情绪是从这斗争中来的，它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军队去反对陈炯明，也将支持我们去进行北伐。为此，我们必须取得胜利，为此，我们必须提防那快成为英勇力量的民众的热情，被人们用正义或其他神怪的名义来加以扑灭！”
“这样的一种力量，会那样容易破坏吗？”
“破坏是不会的，但会消灭。甘地的一篇不合时宜的演说（只因为印度人打死几个英国人，哈哈！）就足以破坏最后一届的抵货运动，热情是经不起犹豫的，尤其是在此地。每个人一定要觉得他的生命是与革命联系着，觉得我们如果失败，生命将失去其一切意义，它将变成败絮破布……”
静默一会之后，他又说道：
“那些坚决的少数是不用说的……”
晚饭后，他去打听一点鲍罗庭的消息。正如那医生所忧虑到的，他为厉害的疟疾所困，这位第三国际的代表既不能阅读，也不能讨论任何事情。他的病使加林深为不安，而他的不安，又使我们谈论到他本身的几件事情；对于我所发的问题之一，他回答道：
“在我内心的深处，有一种宿年的怨恨；我之与革命发生姻缘，不少也由于它的驱使……”
“可是你差不多没有尝过贫穷的滋味……”
“哗！这并不成为问题。我对于财产所有者的深仇，倒远不及我对于那财产赖以保护的那些愚蠢的原理之为甚。这儿却还有一件别的事情：当我在年青的时候，我只是空空洞洞地思索事物，因为一件微小的事情，就能使我得到信心的。现在我还是有信心，但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获得它了；现在我一定要有证据才能相信。把我联系到国民党去的……”
将手放在我的脖子上，他接着说道：
“那是习惯，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一种争取共同胜利的需要……”
次日
恐怖主义者的行动还很猖狂。昨天，有一个富商、一位法官与两位过去的官吏，被人暗杀。有的死在路上，有的在他们的家中。
明天执委会的会议上，陈达定将要求立刻把洪与其他被指为无政府主义派与恐怖团体首领的人们加以逮捕。
次日
“谭将军的队伍业已集合。”
我们刚要开始来吃午饭的时候，不得不马上出发。汽车沿着江边飞驶。城里还看不到任何动静。不过在我们停车的那幢屋子里，机关枪连已经准备妥当了。我们的车子经过之后，码头上的正规警察与罢工纠察队就驱散了群众，断绝了各条桥上的交通，靠近桥，排好了机关枪。谭氏的军队在江的对岸。
在宣传部里，加林办公室的前面，尼古拉耶夫与一个蓬头的年青中国人，在等着我们。这个中国人很漂亮，他就是洪，恐怖党徒的首领。一听到他的名字，我就注意到他很长的手臂，有点像猴子的前腿，这一点，热拉尔曾经对我讲过的。走廊上已经有了好几个我们的密探，他们原来是站在我们一些朋友们的住宅前面的，因为这些朋友已经见疑于谭将军；凡当巡逻兵前来捕人的时候，他们须预先来通知我们。他们说：他们已见许多兵士闯入好几家，因为找不到他们想找的人，很生气，于是将妇女和仆人都拿去了……加林叫他们静了下来。然后个别地讯问他们所目睹的情形，同时在一张广州地图上把兵士搜索过的地方打了标记。
“尼古拉耶夫呢？”
“在。”
“下来。送个信给加伦。你得亲自送去，可以吧？再则，我们的每一个机关那里要用汽车派一个人去；叫每一工会，派五十名志愿军给每一个斥候哨。他们，即那些哨兵，须向江岸推进，志愿军要留在码头上。军校学生得占住两个地点，每一地配以机关枪，就在那里指挥他们。”
尼古拉耶夫火急地离开。喘着大气，甚至他那肥胖的身体，笨重地震动着。走廊上拥着一大群人，都要去见加林，那里有一位广东人的官吏与一个高身材的欧洲人（我想是克莱因，不过他立在阴暗的地方）在忽忙地盘问他们，然后放他们过去。另外一个很年青的广州官吏，在这群众中排挤道路，群众们有的穿长袍，有的穿白布短衫。
“我出发了，部长。”
“很好，队长。你到第三号桥顶听讯。”
他交给他一张计划，那上面用红铅笔画出斥候哨的所在，同时又记出谭将军军队的出发点及其可能遵循的路线。珠江这一条蓝线划分着城市，这里乃是广州素来作战的地方。我记起了加伦的话：“这班驼背曲腰的家伙，假使不能越过这些桥梁，那他们就完了……”
一个年青的书记，跑着。带来几张条子。
“等一下，队长！这儿是公安局来的一个报告：谭有一千四百名兵士。”
“我，可只有五百名。”
“加伦对我说有六百名呢。”
“五百。你不是沿江都派了守望兵吗？”
“是的。我们被侧击的危险是没有的。”
“好，我们将守住这些桥梁。”
军官出去了，再没有说别的话。在这一遍喧嚷声中，我们听到他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他的喇叭不断地响着，一直等它逐渐地消失在远距离中了。炎热，炎热。我们都只穿着衬衫；褂子都堆在角落里。
又来了一个字条；这是抄自谭将军的一个字条的：
“目标：银行、车站、邮局”，加林高声读着。他继续读下去，只是不说话，然后，他接着说道：“不过他们首先得渡过珠江。……”
“加林，加林！范勒东的军队……”
这是尼古拉耶夫。他已经回来了，用手帕在吸干他脸上的汗，他的头发潮湿，眼珠像弹子一般地转着。
“……已经和谭的军队联合了。到黄埔去的道路已经给截断了。”
“这是确实的吗？”
“确实的。”接着，低声说道：“我们决不能单独支持。”
加林看着那展开在桌子上的计划。然后很兴奋地耸耸肩，走到窗边去。
“现在可没有三十六件事来让我们做了。”
他高声叫道：“克莱因！”然后又用种低声说道：“洪，你到汽车站那里去，赶快带五十个汽车夫来。”
又回头来对尼古拉耶夫讲话：
“电报呢？电话呢？”
“当然都给截断了。”
克莱因进来了。
“哦，什么事？”
“范骗了我们，他截断了我们到黄埔去的道路。快把赤色卫兵与警察组成一队巡逻队。征发一切可以弄到手的汽车。每一辆车子里坐一个警察与车夫（车夫就在那面，洪已经带他们去了）。让他们满城行驶，但不要过桥，要他们尽量地多装些失业者与罢工工人来。再到各个机关里去，要值勤的把他们所统属的一切人都派来。还要设法到队长那里，请他拨一百名军校学生给你。”
“他会啰嗦的。”
“让他啰嗦好了。一百名，非此数不可。你只管把他们带来就是。”
克莱因去了。远远地，开始听到一阵枪声……
“现在。如果我们只能以三千人来开始行动。仔细别叫他们给包围了。”
他呼唤那个刚才与克莱因在一起的军校学生，此人正是在走廊上盘问那些想进来看加林的人的。
“派一个书记到水手支部去。叫他们立刻派三十名苦力来。”
又有一辆汽车出发了。我一眼向窗外望去，只见有十二辆汽车停在宣传部的面前，里面坐着车夫，等候乘坐。每一个书记出门，就乘坐一辆。它轧轧作声，驰出了房屋的投影，消失在照着阳光的如云的尘埃之中。枪声听不见了；但当我向外眺望时，却听得在我的后面，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对加林说道：
“三支巡逻队业已俘获。队伍里派来的三个代表，正在外面候令。”
“把军官们枪毙。至于士兵们……他们在哪里？”
“在事务室里。”
“那好。缴了械，将他们上铐。假使谭将军过了桥，就把他们枪毙。”
我回过身来，那人已出去了；但他又走了回来：
“他们说没有手铐。”
“真见鬼！”
里面的电话响了。
“喂，你是科瓦克舰长吗？我是宣传部长，是的！他们放火吗？烧去了多少房屋？是对江吗？……让他们烧好了……”
他挂了听筒。
“尼古拉耶夫？鲍罗庭住宅前面的卫队如何？”
“有四十名在那里守卫。”
“目前是够的。他家里有载病人的车子吗？”
“我刚才派了一辆去。”
“好。”
他向窗外望了一会儿，挥一挥拳，重新又对尼古拉耶夫说道：
“那里一塌糊涂……你下去。首先得把汽车排列起来，要一辆接一辆的。谁先出去，就坐第一辆。还要失业者排起队来；建筑一道栅栏。”
尼古拉耶夫已经在楼下了，忙乱之极，拼命在挥手，脸在那顶白头盔底下发红。汽车移动着，排着队，发出很大的响声。两三百个穿破衣的人，在阴影里等候，差不多全体蹲着。时时还有新的人到来。他们带着一种蠢笨的神情，询问那些已经先来的人，然后蹲在他们的背后，竭力想躲到阴影中去。我听见背后有人在讲话：
“第一与第三两号桥梁已被攻击了。”
“那时候你在那边吧？”
“是的，部长，我正在第三号桥梁那里。”
“还有呢？”
“他们挡不住机关枪的扫射，现在，他们正在准备沙袋。”
“好的。”
“队长要我把这个字条交给你。”
我听见撕破信封的声音。
“还要兵吗？好的，好的！”加林很生气。后来又低声说道：“他在害怕支撑不了。”
外面，穿破衣的群众更多了。在阴影投射线的那一端，发生了争吵。
“加林，下面至少有五百人了。”
“可是从水手支部那里还是没有人来吧？”
“一个也没有，部长。”书记回答着。
“那真糟！”
他揭起了窗帘，从窗口呼唤道：
“尼古拉耶夫！”
胖子抬起头来，显出了他的脸，走到窗的下面。
加林拿一包臂章抛给他，这是从他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来的：
“你抽出三十个人来，每人发一条臂章；开始分发武器。”
他打窗口走回到里面。
我们可以听到尼古拉耶夫在楼下说话的声音：
“但是那些钥匙在哪里呢？我的天哪！”
加林从一束钥匙中取下一个小的来，从窗户上抛出去，那胖子用双手接着。在马路的那一头，出现了好几辆大汽车，装着受伤的人。
“马路的那一头有两个赤色卫兵，我的天！现在这儿倒还没有受伤的经过！”
太阳照在墙上与灰尘飞扬的马路上，刺人眼睛，我的眼睛觉得疲倦，暂时转向到屋内。里面一切都是纷乱的。墙上贴着的宣传标语，彩色斑驳，加林的影子则一往一来地踱着……我的眼睛很快就习惯于阴暗，这些标语同时也就具有了生命……加林重新走回到窗口去。
“尼古拉耶夫！只发步枪！”
“好的。”
失业者的大群，愈来愈稠密了，他们的四周是穿制服的警务人员，与一个罢工纠察员，他一定是克莱因派来的，群众形成一个尖形，向大门前进：因为步枪存贮在地窖之中。广大的群众老是躲藏在阴影里。大约有二十个缠有臂章的人，由一个书记率领着，列队走到阳光中来。
“加林。又来了一些带臂章的人。”
他望望。
“呀！那是水手支部的苦力，这来得很好。”
静寂。当我们停顿下来等候某些事物的时候，我们重新又感觉到热，它仿佛像创伤似的使我们痛苦。楼下，一种模糊的喧闹，喁喁声，木屐声，不安的怨叹，一个小贩的尖叫，还有一个兵士的呼喊，他正在追赶那个小贩。窗前，满是阳光。那是充满了焦躁的平静。兵士行进时合拍的脚步声，逐渐地听得清楚了；一阵突然的脚掌声，立定。又是静寂。模糊的喧闹……楼梯上有一个人的脚步声。那是书记。
“部长，水手支部中的苦力已经来了。”
加林写了一下，将纸头摺叠起来。书记伸出手去想拿。
加林把它揉成一团抛在废纸簏里。
“我就去。”
不过现在又来了好几个书记，手里都拿着纸。他拿过来读道：“香港，较迟的报告。”他把这些纸头抛在抽屉里。一位军校学生进来了。
“部长，队长请求再多派一些人去。”
“一刻钟之内就可办到。”
“他想知道：究竟他能派到多少人。”
我们再望一望窗外；只见群众现在已经站立到马路的尽头，站立的地方总是以阴影的界线为限，人们推动着，宛然像水浪的起落。
“至少可以派给他一千五百人。”
书记还是等着。加林又拿起笔来；这时，他把一道命令交给那书记。
里面的电话又响了。
“……”
“但这是哪样的暴徒？该死的家伙！”
“……”
“你总该知道的！”
“……”
“哦，那他们究竟是怎样来的？”
“……”
“好几家银行吗？好的，让他们去打好了。”
他挂上听筒，走出房去。
“我跟你去吗？”
“是的。”他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走到走廊中了。
我们走下楼去。尼古拉耶夫刚才挑选出来的，带着臂章的人，已经从地窖里拿了步枪出来。他们的同志，在门前台阶上，将步枪分发给失业者，他们差不多已经排成队伍了。同时从水手支部里来的苦力，已经带着子弹箱子回上来。武装者与旁人混合在一起，这些人正向前推挤，企图在领到步枪之前，就可以得到子弹，……加林用蹩脚的中国话高呼着；可是谁也不去听他。于是他走到一只打开的子弹箱之前，坐在上面。枪弹停止分发。人们也停止行动；站在后边的人就问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武装的人急忙地向后退，武装的人们就站在他们的前面。后来，三个人一排，打子弹箱的前面经过，带着一种不安的迟缓神情，受领子弹。……地窖里，苦力在开新的子弹箱，传出来凿子与铁锤的响声。……一种行军的步伐声，跟刚才一样，正向我们这边走来。因被群众所阻，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加林跳上石阶一望，说道：
“军校学生！”
终于，军校学生在克莱因的率领之下到了。苦力从地窖里出来，他们的肩膀上用竹棍挑着沉重的子弹箱……克莱因到了我们面前。加林对他说道：
“叫两个学生帮助你。其他同你来的人，凡带有弹药的，站在二十码之前；有枪而无弹药的，站在他们十码之后。在这两列之间，放一只箱子，站三个人，以便分发子弹。”
这一切事情，都是在阳光熏灼，浓厚如云的尘埃中，静静地进行的。
“现在，步枪放在最前面，弹药离开三米。军校学生完全站在前列。群众则十人一行，每行一个头目，行中如有士兵，头目以士兵充任，如果没有，以站在第一的那个人充任。每一个军校学生率领一百五十人，到码头上去听候总队长的命令。”
我们回到屋子里去；第一件事情要做的还是凭窗眺望。马路上挤满了人，无论在阳光中或在阴影里，到处都是演说者，他们爬在同志们的肩膀上，对群众大声疾呼。从远处，传来了机关枪的声音。楼下，第一队出发了，步伐整齐，由一个军校学生指挥着。
一种消极的愤怒，神经之全数紧张，现在开始了。这种情绪只能在等待的时候才能发生的。等着，等着。在窗子底下，队伍一个一个成功组成了，举步出发。送来了一些关于香港的文书。加林只对它们瞟了一眼，就把它们抛在抽屉里了。裂布似的机关枪声还是继续着，偶然还能听到一两响步枪的声音。不过这一些都很辽远，在我们的精神中，简直与我们昨天所听到的爆竹声联在一起了。……我们还是守住着各个桥梁。谭的军队有五次企图冲过桥来，但不能通过桥顶，因为在那里，我们的机关枪不断地以交叉的形式扫射着。每当一个军校学生带来一个报告，说：“敌人向第……号桥进攻，已被击退”的时候，我们又开始怀着一种焦待的心情，加林在居室里来往地踱着，或者在他的吸墨纸上，乱画一些虚构的、充满了曲线的、拙笨的图样。我呢，老是望着窗外，看他们在编队。两个情报员到了，他们是从江里泅水过来的。他们说在桥的彼岸，人们正在焚烧与抢劫。街上飘起了轻烟，静空中的阳光为之减弱。
加林与我同坐一辆汽车，驶向码头去。街上看不见人。大商号的铁栅门已经拉紧了，小店都装上了门板。当我们经过时，窗上竹帘或布帷的后面，立刻露出好几个人的脸，一会儿又缩了进去。有一个小脚妇人，抱一个小孩，背一个小孩，消失在街的角落。
我们的车子在与码头并行的一条马路上停住，离码头有数米之遥，因为要避开对岸敌人射击的火力。离大桥不远的一座屋子里，队长已经成立了他的办事处。院子里有好些军官与孩子。二楼放着一只桌子，上面铺一张广州的地图。窗前有三张木床，以至那里很是幽暗，只有几束阳光从床隙里投射进来，在队长的腿膝上映成尖角形的一块。
“哦？”
“你们接到过这个吗？”队长问着，手里拿出一张纸条来。
那纸条是用中文写的。加林和我一起读着。他似乎懂得很少，我用耳语替他翻译：“范氏截断了我们和加伦将军间的联络，正向本城进军；加伦将军进攻范的军队，蒋介石校长率领了我们最好的机关枪部队，将从侧面袭击谭氏的部队。”
加林回答道：“没有接到，那报告送到的时候，我一定已经走了。你确信能够守住这里吗？”
“当然。”
“加伦之击破范氏，将如摧枯拉朽。他有炮队在手，那是一定可以办到的。你想范氏的军队会退进城来吗？”
“也许。”
“好。现在你的人够了吗？”
“已经嫌多了。”
“你能拨给我十挺机关枪与一个小队长吗？”
大队长在读几张报告，说道：
“可以的。”
“我要把这些街道都堵上障碍物，房屋的入口处装起机关枪，假使败兵前来冲突，就可以还击！”
“当然。”
他交给传令官一道命令，那传令官奔着去了。我们告辞出去，由碉堡中射进来的阳光，一道道投在我们身上。外面的枪声已经静下来了。
下面二十个军校学生在等着我们，像一群苍蝇似的拥到两辆汽车里，挤在座位上，吊在护泥板上，爬在车蓬上，立在踏板上。小队长和我们坐在一起。车子开动，飞也似的驶去，每过一个路旁沟渠的石块，总把军校学生颠得不堪。
加林的写字台上，又有许多报告在等他来看。他简直望也不望它们。他派小队长去指挥那还在编成中的队伍。街上，因为太阳愈加低落，充满了阴影，只望得见人们的头颅。
“征发材料来建筑障碍物！”
让尼古拉耶夫去组织与武装那些队伍，克莱因跑到地窖里去，二十名军校学生跟着他。一会儿，这队人又出现在走廊上了，很混乱，走廊的这里，那里，时时为机关枪火焰反映过来的亮光所照明。汽车又出发了，一阵引擎的轧轧声与喇叭的吼声，车子上挤满了摇摆着的士兵，车子驶去，路上散落了好些卡其布的军帽。
在焦待中过了两个小时。时时有新的报告送来。……这中间只有一个紧急的报告：大约在四点钟，敌人夺取了第二座桥梁。不过驻在码头后面的一列武装工人，阻住了谭氏队伍的前进，因此我们的机关枪手得以及时赶到将该桥重新夺回。后来，与码头相平行的几条小路上，进行着射击。
大约在五点半的时候，范将军军队中的第一批逃兵到来。他们被机关枪所射击，立刻又作战了。
我们到前线各个哨位去视察，车子停住在离前线较远的地方。我们——加林、一个广东人的秘书和我——步行到这些街道的尽头，那些街道的远景，已经被柱子与木床所堆成的障碍物所遮断了。在障碍物的后面，机关枪手在吸本地产的长纸烟，不时从那碉堡孔中，窥探外面。加林静静地望着。离障碍物一百米之遥，我们武装的工人蹲着，谈着，或者在听我们那些临时任命的下级军官的，以及缠着臂章的工会士兵们的谈话。
我们回到了宣传部之后，又开始来等待了。不过这次却已经不再是焦灼的等待了，因为当我们视察到最后一个哨位时候，有个书记来会加林，带来了一个克莱因的信息，说蒋介石校长已经攻破谭军防线，谭军溃乱，有窜入乡间之企图。桥堍一带的枪声已停，但在对岸，却仍旧继续着紧密的枪声，有似一阵远处的冰雹；不一会，从那里又传来一些手榴弹的爆炸声，好像巨大的爆竹。夜很快地黑下来了；战斗的声音也很快地远去。当我在尼古拉耶夫的办公室里进晚餐，在整理那从香港送来的一些最后报告时，已经是上灯时分了；黑夜已经完全来临，我只能听见几声偶然的与零落的爆炸声，消失在辽远的空中……
后来我走下二楼去；一种谈话的喧闹声与枪械的击碰声，打那黑暗的街上，从窗子里传将进来。汽车灯的三角形光线，映出许多军校学生的黑的侧影，还有他们的枪械，在光线中发耀，蒋介石的一师兵已经在这街上了。在这汽车灯的强烈而眩目的光线里，什么都分辨不清，我们只能感觉到下面是一些使黑暗能生动起来的群众，他们在战斗之后，需要高声说话。
加林坐在写字台的后面，在吃一只烘烤的细长面包，牙齿间发出爆裂的响声，一方面则与加伦将军讲话，他听着，在居室里来回地走。
“……现在我还不能得到什么结论，不过根据我已经收到的一些报告，这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即：到处都有抵抗的小岛；并且在这城里，还能发生与谭氏这次事情相同的新事变。”
“谭已经抓住了没有？”
“没有。”
“他死了吗？”
“我还不知道。不过今天是谭，明天也许会是另一个人。英国的金钱老是在那儿的，同时那秘密侦探部也是如此。有的采取战斗方式，有的就不采取战斗方式，不过……”
他站立起来，拂去书桌上的尘埃，抖去了衣服上的面包屑，于是跑到保险箱那里去，打开来，取出一本小册子，传给加伦。
“……这才是真实不假的。”
“哈……这个老忘八蛋！”
“不，他自己一定不知道有这些小册子的。”
“我从加伦的肩膀上望过去：那小册子主张成立新政府，请陈达做政府的主席。”
“他们知道他能够反对我们。他的影响，与我们所有的宣传相反的。”
“你得到这本小册子有多久了？”
“一小时。”
“他的影响……是的，我见得到。他简直是一个磁极。你不觉得这一切是很经久的吗？”
加林思索了一下：
“这就困难。……”
“更困难的就因为我对洪已经开始有点不信任了……他现在总是利用他自己的权威，一味去排斥那对党有过很大贡献的人……”
“找别人来代替他。”
“这还得考虑才行，因为他有很大的才能，而目前也不是可以撤换他的时候。并且一旦他不和我们在一起，他就会和我们作对。”
“那怎么办呢？”
“反正他不能永远妨碍我们；恐怖主义者总是鲁莽，总是组织不好的……不过在几天之内……”
次日
早晨，加林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看见高高地堆着许多报告，说道：“自然！在任何历史事变之后，总是如此的……”我们开始办公。现在我们来把这些报告加以分类，它们仿佛是死的东西，可是其中却横溢着一种狂暴的力。前天与昨天人们心中的意念与决心，那些死者与逃亡者的暴力，都表现在这上面。还有一些人则怀着这样的希望，想在明天重演那谭在今天失败了的把戏。
加林静静地工作着，在搜集那与陈达有关的一切文件，这样的文件为数极多。有时，当他选出了一张，或用红铅笔在另一张上划线，就低声地说道：“又来了。”所有我们的敌人，仿佛都包围着这个老头。谭本来相信很快可以过桥，一下解决那集合在宣传部附近的军队，想请他出来当新政府的主席的。一切不得意的或不安的人们，一切怨天尤人的人们，一切集合在秘密政治组织首领周围的人，一切与陈达共过事的老人，组成为一群以陈达的生活作为团结的标帜……
这儿是一些香港来的报告：据说谭氏已经取得广州了。英国深知宣传部的基础还不很稳，所以鼓起了勇气。可是，我呢，现在也许比在香港时更加了解这次新的战争了。这战争以命令代替了炮火，对于占领的城市，并不放火把它烧成灰烬，而是用亚洲式的罢工，来使它变成为寂静荒凉；使它的居民完全逃去，只剩几个偷偷摸摸的侧影，在街上忽隐忽现地发出单调的木屐响声。……胜利已经不再是一个战争中的名字，它得在文字中，在这些报告中，在房价的低落中，在补助金的申请中，以及在香港各大建筑的门口，以白铜板代替公司招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了。……不过另一种的、旧式的战争，也在酝酿着了：即陈炯明的军队正受着英国军官的指挥。
“钱，钱，钱！”接二连三的报告，都是那么说。“我们将不得不停付罢工津贴了……”加林对于每一个这样的要求，总是兴奋地画一个大写的“D”字，这就表示“Decret”（命令）。他总是想着这道命令，因为有几家广州的公司，如果公布了这道命令，就会完全破产的，所以他们在不久以前，曾答允鲍罗庭捐助巨款，但现在却变成为陈达的朋友了……大约在十一点钟，他出去。
“如今非公布这道命令不可。如果加伦来，你告诉他我在陈达家里。”
我与尼古拉耶夫继续工作。这位公安局长原来是俄国沙皇时代政治秘密警察处的密探，鲍罗庭与加伦都知道他的历史，现在他的历史为俄国的契卡（即秘密的政治警察，契卡为俄文“非常委员会”二字之头两字母。——译者）所保存着。大战之前，他混入恐怖主义者的团体中，曾逮捕过许多战士。他的消息极灵通，因为除了自己的线索之外，还能从他妻子那里得到许多情报，他的妻子是一个忠实的与可敬的恐怖主义者，她死得很奇怪。因为某些情形，他为自己的同志们所猜疑，不过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曾被处死刑。此后，沙皇的秘密警察认为他已无能为力，不再给他钱了。不能工作，只有干些无聊的穷苦事情，他做过向导员，又干过春宫画片的贩卖者……偶尔他还到警察局去告告密，得到小小的报酬。他憎恶自己生活之极端无聊。而他那时之所以仍与警察相联系，可以说是由于一种求过团体生活的精神使然。一九一四年，为了偿债起见，他告发过一个邻居的老妇人私藏军火，乞求五十个卢布的赏金，这是他最后一次的乞求。
大战倒超度了他。他在一九一七年离开前线，跑到海参崴，后来又到了天津，在轮船上找到了洗衣工人的位置，来到广州。在广州他重操密报员的职业；做得很出色，以致四年之后，孙中山请他做他秘密警察处的一位要员。俄国人仿佛已经忘记了他的旧业了。
当我将香港来的文件加以分类的时候，他正读着昨天镇压叛乱的报告。他对我说道：“喂，我的小朋友，你懂得吗？我挑选了最大的一间厅房，它是很大，很大的。我坐在台上的一把交椅上，独自个儿，完全独自个儿，你懂得吗？那里只有一个法庭书记坐在角落里，在我的背后，站着六个赤色卫兵，他们只懂得广州话，手里拿着手枪，很确实可靠。被告进来时，常嗒嗒地走得很神气（正如你的朋友加林所说，有几个是很勇敢的），可是出去的时候，却决不能那么样神气了。假使我准许听众进来，那我将一无所获，因为被告就要抵抗了。但当我们是完全独自个儿的时候……你不能懂得的，这完全独自个儿……”然后，带着一种温柔的笑，像一个感情冲动的老人见了一个裸体小孩时所发出来的那种笑容，说道：“假使你能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变成为懦夫……”
回去吃午饭的时候，我见加林忙着在写东西。
“等一会儿，我快写完了。这是我刚才去拜访陈达的情形，假使不马上记录下来，就会忘记了的。”
几分钟后，我听见他的笔在纸上划一条线的声音。他把这些纸头推开了。
“他最后的一幢房子，仿佛也卖掉了，他住在一个穷苦摄影师的家里，所以前几天他不愿意我去找他。他把我接引到一间阴暗的小房间里。推一把交椅给我，自己坐在榻上。在院子里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灯笼商人在打铅皮。所以我们必须高声讲话。关于别的事情，你只要读这记录就好了……”
他把写好的纸张拿给我。
“开始在……不过当然啰，TD就是他；G是我，很明显的。喔，不，我读给你听吧，有许多简略的符号你是不会懂的。”
他俯首向纸，正要开始读的时候，又说道：
“上面一段无用的客套我给你略去了吧，他老是那么官气与文雅的。不过我问他，当投票表决这道命令的时候，他将赞成呢还是反对，他终于不能顾左右而言他了。他说道（加林仿效那老人的低微的、合度的与有点儿博士气的声调）：
“‘加林先生。你许我请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知道这是完全不合习惯的……’
“‘请你问吧。’
“‘我想知道，究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创办军官学校时的情形？’
“‘记得很清楚。’
“‘也许你还不曾忘记，那时，蒙你枉顾敝寓，并且解释你的计划，你说——你那时候对我肯定地说——这一军校的目的，在使广东能以自卫。’
“‘呃？’
“‘我说自卫。你也许还能记得，那时我和你与那年青的蒋介石校长，去拜访名人。有几次，我还独自一人去奔走的。有些人在公开的讲台上侮辱我，将我看成军阀，将我！……我知道一种高尚的生活，总是难免侮辱的，我轻视那些侮辱我的人们。不过对于那些值得尊敬与佩服的，同时对我表示信仰的人，我曾经说过：“你们相信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请你们送自己的孩子——你们的儿子——到那个学校里去。我请你们忘掉我们祖先教给我们的格言：好男不当兵。”加林先生，我没有讲过这句话吗？’
“‘谁否认？’
“‘那好。一百二十个这样的孩子已经死去了。其中有三个是独养子。加林先生，谁对他们的死负责呢？当然是我。’
“两手插在袖子里，深深地俯着，重新又昂起头来，说道：
“‘我是老头儿了。很久以前，我早已忘记了年青时代的希望。我年青的时候，你还不曾出世呢，加林先生。我知道死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有些牺牲是必须的……在这些年青人中，有三个是独养子，——是独养子，加林先生，——而且我看见过他们的父亲们。所有这些年青的军官，并不是为了去保卫他那受威胁的本省，而是白白地死了。可是他们的死是我劝他们来的。’
“‘你这些理论再好没有了；但我觉得很为遗憾，为什么你不把这套道理对谭将军讲？’
“‘……谭将军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他也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把它们全忘了……加林先生，派别对于我是毫不关心的。但因七人委员会，以及另一部分人都承认我这一思想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将它们隐秘起来。’
“后来，声音拖得极慢，他又说道：
“‘不管对我将有怎样的危险……’
“‘请你相信我，对你讲这样的话是很觉抱歉的。不过这是你逼我讲这句话的；我实在很觉抱歉。加林先生，我不能拥护你的计划。将来一定甚至还会出来反对它的……我想你的朋友们与你，并不是好的民牧……’
（加林用他自己的声音提醒我道：他的法文是耶稣会派的牧师所教的。……）
“‘……甚至我认为你对于他们是危险的，是万分危险的，因为你不爱他们。’
“‘你要小孩子爱怎样的一个保姆：一个是爱孩子的，可是让孩子在河里溺死了，另一个是不爱他的，但是会游泳，所以搭救了他？’我请问他。
“他想了一想，然后直视着我的脸，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这也许，加林先生，也许要看那孩子的口袋里有的是什么东西了。’
“‘那你总该知道得很清楚了，因为你救了二十年的小孩，可是仍旧很穷。’
“‘我从没有找……’
“‘我也没有呀！请看我的皮鞋吧，穿了孔（我靠着墙，举起一只鞋底来给他看），人们可以想到了，究竟贿赂使我发了多大的财。’”
“我这样一干，仿佛可窘住他，但也很蠢笨的。他可以那样地回答我，无论我的积蓄是多么的少，可是总不至于连一双新皮鞋都买不起的吧。究竟他没有想到这一点，还是不愿意继续这一次使他吃惊的谈话，我可不知道。他和自己这一代的中国人一样，害怕粗暴，害怕愤怒，他们以为这些乃是粗俗的表现……他把两手从袖子里抽出来，伸开臂膊，站了起来。”
“这就是啦！”
加林把最后的一张纸放在桌子上，两手交放在上面，又重说一遍：
“这就是啦！”
“哦？”
“我相信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等到解决了他之后，再来谈命令的问题。幸而他现在的所行所为，都是在帮助我们的。”
“怎样帮助呢？”
“由于他要求逮捕恐怖主义者（他可以这样的要求，但不会有多大结果的；这因为即使他能够检举他们，但警察是不能发现他们的），好久以前，洪就已恨上他了……”
次日早晨
每当加林迟到的日子，我总是直闯到他的寝室里，今天也是如此，一推进门，却听见有呼喊的声音，发现两个年青的中国女子躺在床上，裸着体（无毛的身体上有些长的斑痕），她们为我的闯入所惊，大叫着跳了起来，躲藏到屏风后面。加林正在穿军官的制服，唤侍者进来，叫他给她们钱，等她们穿好衣服之后，打发她们出去。当我们同下楼梯的时候，他对我说道：“谁在此地住上一个相当的时期，总要为中国女子所倾倒的，你瞧着吧。为要能安心办理正经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和她们睡觉，然后别再想它。”
“一回来两个，我想可以得到两倍的安心吧？”
“假使你真以为如此，那我可以弄几个（或者一个）到你的房里去。我们在那些江边的房子里，也有许多探子，不过我不相信他们……”
“白人也到那些箱笼似的房子里去吗？”
“那当然！中国女子是善于……”
可是尼古拉耶夫就在楼梯底下等，一见加林，他就喊道：
“是的，是的，这还在继续！你听这个吧！”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当我们步行（因为天气还不太热）到宣传部去的时候（走得很慢，因为他太胖），他读道：
“许多外国的男女教师，在一群善良的中国人之前逃遁；为什么要逃呢？假使他们是好人的话。后来有人在教堂的花园里发现无数小孩子的白骨。这就证明了这班没有道德的家伙，当他们狂饮大嚼的时候，曾经很残暴地屠杀中国小孩……”
“这是洪写的？是不是？”加林问。
“当然是他，并且照例是他说出来叫人写的，因为他不会写字……这是第三张纸……”
“是的，我已经告诉他过一次了，不要那样地过甚其辞，我现在开始讨厌他，讨厌洪了！”
“我相信，他是要继续这样干的……在宣传部里，我从没有见他欢欢喜喜地工作的，除非是当他起草反基督教的通告时，他说人们都欢喜这样的通告……也许……”
“问题并不在这。他来了，要他到我这儿来。”
“今天早晨他想见你，我想他在等候你……”
“呀！你可别问他对于陈达怀有怎样的意见，关于这一件事的情报，你得从别处去打听。”
“好吧，加林，请你告诉我……”
“告诉什么？”
“你可知道银行家夏初已经被杀吗？”
“用刀子杀的？”
“不，当我们过桥的时候，一颗子弹打到他的头里。”
“你想说是洪干的？”
“我不这么想，我知道。”
“你告诉过他让他……”
“我告诉过他：你和鲍罗庭（顺便说一下，鲍罗庭的病好多了，一定就会来到）都主张让他去。可是洪却一味凭自己的意思干。”
“他知道夏初是拥护我们的吗？”
“知道得很。不过，他决不关心！夏初是太富了……而强盗照例是抢不到他的……”
加林摇摇头，没有回答。我们到了宣传部。
我和尼古拉耶夫一起，到他办公室去拿一包从香港来的最近报告，重新又下了楼。走进加林的办公室，和洪碰了个正着，他恰巧告辞出来。他用一种极强的音节，极低的语音，说着话，这流露出一种难以克制的愤怒。
“你可以审查我所写的东西。好的，但你可不能审查我的情感。我觉得：酷刑是正当的，因为穷人的一生就是一次长期的酷刑。但教穷人去拥护酷刑的人们，如牧师等等，那就必须加以惩罚。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以为必须逼（说这个字的时候，做一种拍击的手势，借以加重语气）他们去了解。我不是要纵兵去逼他们。不是的。就拿疯癞病者来说吧。一个人的手臂已经腐烂了，掉下来了；假使他到我这里来，同我谈论安心忍耐的道理，那倒没有什么。但是这个人所说的，又是另外一些事……”
出去时，脸现微笑，笑得露出了牙齿，他那带有愤恨的脸上，突然间现出一种小孩的神气。
加林焦虑着，思索着。然后抬起头来，他的眼光和我的眼光相遇……他说道：
“我已经警告过主教，这里的牧师颇有危险。他们必须离开此地，不过屠杀是不会的。”
“还有什么呢？”
他回答道：“我们将采取适当的预防方法。至于别的，上帝也许接受，也许拒绝我们的牺牲！听天由命罢！”有些牧师业已出境……
一边讲话，一边他的眼睛不定地看着书桌，终于注视一张覆在吸墨纸本的白纸条：
“哈，哈！陈达已经离开摄影师的家，住在一个别墅里了，那是他的一个朋友不在，托他照管的。……昨天晚上，我们这位圣人也弄了一个武装的卫队。……唉，假使我们能成立一个契卡式的独裁委员会，代替那七人委员会，这样我们可以不必依赖像洪那样的人了，那又多么好呀！……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得做呢！
“又有谁？是的，进来。”
传令兵从一位代表那里拿一卷缎子进来，这是上海送来的，上面用中国墨水写着祝辞。
底下，还写着一些字，像是附加语似的，墨迹更清楚，但也更龌龊。
“我们（下列四名），每人断去一指，用自己的血签字，借以表示我们对于广州同志的钦仰，他们敢以这样一种极可赞美的斗争，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向他们表示尊敬，希望这斗争能继续到完全的胜利。签名者：”（下面又跟着许多集团的签名者，每一人代表一个部门。）
“继续到完全的胜利，”加林重说一句，道：“命令，命令，命令！一切都在于这道命令。假使我们不坚决地阻止香港的船只前来此地，那无论如何，终于我们要完结的！必须通过这道命令！必须的。如果不然，我们在此地干什么呢……”
打书桌上，他拿起一束从香港来的报告。这都不过是要钱的请求书。他说道：
“等着吧，反正只有一个解决法：就是放弃总罢工。整个的亚洲都注视着我们所从事的斗争，因为在所有的人看来，把香港弄得无法活动，已经满意了。水手、海员与苦力的罢工，完全在工会的指挥之下，这也可以满意了。断了手的香港，简直与荒废无异。可是我们却极需要第三国际的钱，极需要！……”
他开始来写一个报告，因为关于第三国际的事情，须由鲍罗庭决定的。阳光照着，显露出他俯伏的脸上的激动神情与皱纹。亚细亚最古老的一种力量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香港医院里住满了病人，但是看护全跑了；在此地呢，据在一张为阳光所映黄的纸上，一个病人在给另一个病人写……
两点钟
洪的新态度使加林感觉到极度的不安。他原想靠他来对付陈达的；但据情报员的报告，洪不愿等到被控告以后才来行动，他确实知道目前警察方面还不曾反对他，所以他就很快地行动起来。至于恐怖主义者的行动究竟应该怎样的，那他就完全不知道。加林对我说：近来他在洪的身上，发现了另一种奇特的人格。他具有肤浅的文化，因为他偶尔从书本与谈话中发现出几个有毒的思想，就加以深思默想；可是在这个文化的表面之下，现在又发现出他是一个不受教育的中国人。这个目不识丁的中国人逐渐在支配那个读过英法文书籍的人了。这个新的人格，完全屈服在他粗暴的性情、年青人的狂放以及他本人唯一的经验——贫穷经验——之前……他的少年时代，完全生活在贫苦的世界中，在中国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那里住的只是些病人、老人、各式各样的病弱者、饥饿欲死者以及更多靠吃野兽为生的人，他们陷在一种愚笨与经常衰弱的境地中。这些人是太衰弱了，他们终日营营，无非为了糊口，甚至于不能仇恨。讲到感情、思想、自尊，那是一切都消失了的。只在极偶尔的时候，怨恨与失望的冲动才发生于这褴褛的与尘埃满身的群众中，他们的眼睛睁开着，头颅靠在牧师们所施的桶板上……不过还有一种人，他们偶尔出去当兵或做强盗，那倒还能发生情感上的激动，他们为要得到一点烟吸，还得想出一个复杂的阴谋来。他们是怀着仇恨的，那是一种坚韧与富有团结性的仇恨。他们怀着仇恨，在期待中生活着，他们期待那么一天能够到来，那时，一支崛强的军队会号召他们去帮忙抢劫与纵火。洪是从这种贫苦中出身的；可是他没有忘记这个经验，并且也没有忘记那个世界的印象，它是可怕的，煊染着无力的仇恨。他老是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穷人与其他的人。”由于幼年的经验，他对于权威与富翁怀着极大的怨恨，甚至他自己不愿发财，也不愿当权。后来，逐渐地，当他与这些乞丐集团远离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所仇恨的决不是富人所享受的福，而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尊敬。他曾说过：“穷人是不能自尊的。”对于这一句话，他假使也与他祖先们所想的一样，以为人生是轮回无穷的，那也许会引为满意了。但因他发现了死之后，早已把一切力量集中在目前，所以他不再满意，不再追求，不再讨论了；他只是仇恨。他觉得穷困乃是种温柔的魔鬼，它专门给人们证实：人是卑劣的、怯懦的、衰弱的与堕落的，无疑的，洪最恨的是那自尊的、对自己很自信的人；对于自己同类人的反抗，不能再有甚于他的了。就因他对于那可尊性的厌恶，对于中国优秀道德的厌恶，使他投进到革命者的队伍中去。与一切富于感情的人们一样，他很有力地把自我表示出来。这也就使他获得了威望；而这个威望，又因他对于唯心主义者——尤其是陈达——的极度仇恨而增大了，不过他把政治的原因诿之于这个仇恨，那是很错误的。他之所以要厌恨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想“整理事物”；而他却决不愿意事物之得以整理，他决不愿为了不可必的未来的利益，而牺牲他目前的仇恨。他谈起那些忘记了人生之不再，而劝人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人们，总是愤愤然的。洪不是那些养男育女的人，并不愿牺牲自己，也不能舍己为人。他说：让陈达也和别人一样，在阴沟的附近觅食，再请他去听一位可敬的老人谈论正义吧！在这位感情冲动的老领袖身上，他简直没有一点是瞧得上眼的；除非当这老头儿用了正义的名称，想去复仇欺人的时候。他想起了雷倍西那种杂乱的信仰，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是能被某种理想的阴影所惑，而抛开他们唯一的职业的。他决不愿以机器鸟终其一生，也不愿为老年所屈。一位华北的诗人，写过下面这几行诗句：
“我独自个儿战。
“管它胜或负；
“我不需要他人为我争自由；
“我不需要救主耶稣，
“以为他的死是为了我。”
他听人家背诵，就赶快记在心里了。雷倍西对他的影响，后来又加以加林的影响，增强了他对于疯狂的实际主义的需要，而这一切都是臣服在仇恨之下的。他对于自己生命的观念，与肺病者的观念一样，这病人虽然还充满了力量，但早已断绝希望了。他当情感极其错综与激动的时候，那仇恨就达到了野蛮的与横暴的程度，且带有一种责任的性质了。
只当他为这仇恨而行动的时候，才能避免说谎、卑怯与软弱。他那种行动乃是空话的反面。也就是这对于行动的需求，使他成为我们的同道者；但他又发觉得第三国际的行动太迟缓，太顾惜人。这一星期内，他已经暗杀了两个为第三国际所欲保护的人。加林说：“每一次暗杀都增强了他的自信；他现在逐渐地觉得他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无政府主义者了。我们和他之间的破裂是很快的，我只希望它不要发生得太快！”
静了一下之后：
“我对于自己敌人的了解，要比对他更清楚的，那是很少的了。”
次日
我们正要出门的时候，来了两个美国的新闻记者，请求会见加林，他们带着本部与本城警察厅所发的臂章，并且在他们的卡片上，写着加利福尼亚国民党党部的介绍辞。加林叫我去接待他们。我用烟酒款待了他们一个钟头，替他们解释了许多意见，他们郑重其事地笔记下来。只有很少的几次，那个较为年长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我发了几个问题，此人胡子剃得精光，牙齿很长，口里咬着一只烟斗。最使他感到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广州政府反对英国的斗争。他从香港来，见那个城市几乎已经变成荒凉了，很觉惊异。最后，我总算把他们送去了，得到了解放。
我走进了加林的办公室，见克莱因与鲍罗庭在谈话，靠近门口，相对而坐。他们用眼角斜视着洪，他站在居室中央，两手插在袋里，正与加林争论。鲍罗庭今天早晨才离开病床，脸黄肌瘦，活像一个中国人。各人的态度，居室里的空气，都表示出一些争论与敌对的事情。洪一动不动地站着，用一种断续的语调说话。他的全面神经仿佛紧张着，似乎要去打他对面谈话的人。他的面相及其讲话的声音，表示出他那粗暴的性子快要难于克制了。看见他颚骨的激动（他说话的姿势像要咬什么东西似的），我突然想起了热拉尔告诉我的那句话：“假使我被判极刑……”
“在法国，”他说道，“开始人们不敢斩皇帝的头，不是吗？但终于还是把他斩了。法兰西并不曾因此灭亡。所以我们必须先斩皇帝的头，永远得这样干。”
“但他假使拿出钱来，我们就不能杀他了。”
“他拿钱不拿钱，对我有什么关系？”
“可是在我们看来却是有关系的。留心吧，洪！恐怖主义者的行动是要顾到警察的，他正反对着它呢……”
“什么？”
加林重述了一句。洪仿佛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还是不动头，俯向前，看着铺砖的地下。
加林又说道：“每一件事都得在他适当的时期去干；革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呀！革命！……”
鲍罗庭回过头去，急促地说道：“革命就是要付钱给军队！”
“这样说来，那革命是完全值不得关心的了。我得选择道路吗？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更多的正义吗？让那可敬的陈达去操这些心吧，他有这么大的年纪是不妨弄弄这些捞什子的。正义之类正适合着这位有害的老头儿的脾胃。我对于政治可没有兴趣。”
加林回答道：“得啦，得啦，你说的都是些空话！你可知道目前香港大公司的老板们在干些什么？他们成群结队到港督那里去，请求发给补助金，而各银行则拒绝贷给他们所请求的款项。码头上，‘大人先生们’在肩他们自己的行李（和别处的蠢材一样）。我们在毁灭香港；我们正强迫着五十万英国的工人实行罢工；我们正在把英王治下一个最富的地域，变成一个小港。至于这一事件所能发生的影响，那是不容说的。你做些什么事呢？”
洪开始默不作声；可是由他看着加林的那种神气，推测起来，我想他是要讲话了。最后，他决心说道：
“一切社会地位在我看来都是狗屁。而人生则一去不再来。莫把它虚度了！这就是我的主意。”
不过这只是一些开场白罢了……
“还有呢？”鲍罗庭问他：
“你问我干些什么吗？”
现在他转向着鲍罗庭；直视着他的脸。
“我要干的，就是你们所不敢干的，使穷人们劳动过度而死，那是可耻的，使党的敌人为可怜的人所杀，却是好的，但自己不愿去干这些事情，怕的弄脏了手，难道这也是好的吗？”
“你以为我怕吗？”鲍罗庭回答着，开始有点生气。
“叫你去杀人，说是不好的。”
他说话的时候，拼命地点点头：
“叫别人去杀人，那就好了。”
“各人有各人的本分！”
“哈哈！杀人该是我的本分了，可不是吗？”
他也生了气，说话的音调愈来愈重了。
“你以为我是欢喜干这件事的吗？我之所以如此，只因为我时常叫不动人家去干这件事情，因而觉得难过罢了，你们听见吗？是的，你们正在看着克莱因先生，他曾铲除过一个极大的贵人，我是知道的。我已经请问过他……”
话讲一半就停止了，他望望鲍罗庭，又看看克莱因，于是极兴奋地笑了。
“原来资产者并非都是工厂主。”他喃喃自语。
然后，突然间，他拼命地耸耸肩，差不多是奔跑着，出去，把门碰得很响。
居室里一阵静寂。
“事情还是那样糟！”加林说。
克莱因问道：“你想他能干出什么事来？”
“对于陈达吗？陈达差不多要杀他的头了……”
思索了一下，他又说道：
“我对他说：恐怖主义者的行动是要顾到警察的，恐怖主义者会发现警察站在他们的前面；他已经懂得了我这句话。所以他会设法把陈达尽早地结果了……这是很可能的。不过从今天起，我们也成了他的目的……我们也被列入他首先要结果的人之中了……”
鲍罗庭在咬他的胡子，又在弄好他的带子，因为带子缚得很不舒服，他站立起来，走出门去。我们跟着他。一只很大的飞蛾，在电灯泡的旁边飞扑，影子投射到墙上，映成很大的一个黑块。
克莱因同我一起下楼。
克莱因告诉我道：“有一天，洪问我杀死考明斯基的时候，心里感觉得怎样……我回他说那时我只是想：假使我能有一枝手枪，那就多么好呢（那时我只有一把小刀）。所以他奔出去的时候，简直像一个傻子似的狞笑着。你觉得这有趣吗？……真的，那时我没有手枪，老是引为遗憾的。因为如果我有一枝手枪，那我能不碰到他的身体就可以把他杀死。这对我也会觉得少……难受些……而且我可以不怕这事情弄糟。呀！洪自己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他说亲自去干的那些人，也许都给他枪毙了的。又说打死个把敌人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因为这是……匿名干的。我呢，那时为要更有把握一点，所以拿了一把猎兽的刀……首先我得试一试；我拿一只兔子来试刀，这兔子自然是死的（呀！这些肋骨是多么轻易地在我的刀子之下折断了！）……当我看见考明斯基的时候，我只想着一件事情：也许我会刺不中他吧。我想作呕（我甚至忘记了这是一件合乎正义的事情）……还有一件事使我担心的就因为他左边的身上，一定怀着一只表。在打击他之前，我把我的手放在胸前；这骨头是很硬的……我本可以刺在他的肚皮上，但我不忍这样干……最后，像一个傻子似的，我用全力将小刀向他掷去，考明斯基倒下来了，他之所以跌倒，多半因为投击的力量，而不是因为刀刃的刺入……”
“他立刻就死了吗？”
“仿佛是……”
“后来又怎样？”
“喔！这可不关紧要了。”
当我回来的时候，米洛夫医生在等候加林。
九点钟
米洛夫的话一定使加林不安；因为加林自动地向我提到他的病，现在还是第一次。
“毛病这东西，老朋友，毛病这东西，当一个人不生病的时候，那是决计不能知道的。有人以为毛病是可以同它斗争的，是一种身外之物。但这是错误的，因为毛病就是我自身的东西……好吧，等香港问题解决了以后……”
晚饭以后，一个电报到了：陈炯明军队已离惠州，正向广州进发。
次晨醒来，我知道加林病势剧变，当夜已送进医院了。六点以后，我可以去看他。
洪与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于今日下午举行数次大会，会场为各个主要工会所属的大厅。洪本人将在“沙船”工会讲演，这是广州苦力所组织的最大的一个团体，此外，他还将在几个次要的大会中演说。鲍罗庭派毛麟五替他去答辩，他是一位年老而富有声誉的演说家。
明天，我们的侦探将在香港扬言总罢工的放弃。同时，为要继续维持该地的不安状态，“双重密探”将报告英国警察说：中国人因总罢工失败，极为愤怒，正在准备暴动。近几日来，有几家英国公司曾企图在汕头组织转运公司，把那在该埠起岸的货物运销到中国内地去，但在昨天，汕头的职工会遵照了我们的命令，宣布苦力的总罢工；所有英国出产的货物，于今晨下令没收，还有一种特别法庭就要开始，它规定凡接受英国货之商人，将遭逮捕，且将其三分之二的财产作为罚金；如十天内不缴罚款，即行枪决。
五点钟
我因事迟延；所以等我到场的时候，“沙船”工会的大会，一定已经开始了。
我们——尼古拉耶夫和我，还有一位云南人的秘书——在一种工厂式的房屋面前停了车。走进一家汽车行，里面全是福特车，我们穿过那汽车腾出来的空道，又穿过一个院子。这儿又是一座房子，屋顶平而无角，一堵大白墙，雨水形成好多条阔大的蓝色条纹，直下来，仿佛一桶酸汁从墙上倒下来似的。这儿有一扇门，在门前，木箱上坐着一个穿草鞋的哨兵，把一支自动手枪给许多小孩子看，最小的孩子都光着身。我的同伴给他一张名片，他站起来看看名片，轻轻地推开这群留着小辫子的孩子，有几个给推倒了。我们走进去。里面起了一阵低声的喧嚷，其中融解着这里那里发出来的说话声；这儿又弥漫着一种浓厚的青色的雾气。我看不清任何东西，只见两条宽阔的阳光所形成的三角柱，其中充满了微尘，从窗户中投射进来，像两条倾斜的木棍，架在大厅的阴影里。空气中充塞了光线、尘埃、烟气以及其他流动性的物质，烟雾撩乱，幻成各种花纹，会议的情形，我们除了那与尘埃一般沸腾着的喧嚷之外，还是一无所知。不过这喧嚷渐渐地为演说者（他站在阴暗的地方）那种力竭声嘶的声音所镇住，而且转变成一种合乎韵节的呼喊：“是，是——不，不”了。演说者每说一句，群众中就发出这样的喊声，这种铜鼓似的响声，给他的演说打着节拍，有似祷告时的一呼一应。
我的眼睛渐渐地习惯于阴暗了，见那厅堂里并没有任何装饰。有三个讲台，一个上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刻着许多字（也许是孙中山的遗嘱，但因距离太远，我看不清楚）。桌旁坐的是主席与两位副主席；另一讲台上站着演说者，我们看不清他的样子，也听不清他的声音。第三个讲台望得相当清楚，上面小椅子里坐着一位矮小的中国老头，他生有一个美丽的弯鼻子与梳得很光的灰白头发。他上身向前，支着两肘，很注意地听着。
现在我开始来亲切地观察群众，群众中简直没有一点动作的姿态。在这不大的厅堂里，大约有四五百个人。靠近讲台，有几个剪发的女学生；天花板下面的风扇重重地在打击那浓厚的空气。听众是兵士、学生、小商人、苦力，挤得很紧；他们欢呼赞成，头颈向前移动，这好像一只狗不动身体而狂吠的情状。没有人交着臂，没有人把肘子支在膝盖上，也没有人把脸颊捧在手里；各人的身体僵直得有如死尸，脸色激动，下颏向前，老是震动着，狂喊赞成。
现在，我开始能听清演说者的话了，这是洪的声音，并不像他说法国话时那样的迟钝，而是响亮与急促的。这已是他演说的最后几句了：
“他们说：他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自由！五年来，我们像打碎鸡蛋一般地把这帝国摧毁了，可是他们却匍匐在军阀、官僚的鞭笞之下！
“他们叫自己收买好的走狗，叫自己的‘西崽’们对人家说；他们已经教给我们以革命的方法了！
“我们需要他们吗？
“难道太平天国的首领们也有俄国顾问吗？
“难道拳匪的首领也有这些顾问吗？”
这一切，都是用最通俗的中国话来讲的，不过极有力量，所以，他的讲演，时常为“是，是”的呼喊声所打断，而这种呼声却愈来愈多了。洪把自己的声音逐句提高，现在他喊道：
“当我们的压迫者准备屠杀广州无产阶级的时候，难道是俄国人把汽油箱抛到我们压迫者的脸上去的吗？到底是谁，把那些猪猡，那些商团掷到江里去的呢？……”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毛始终用两个肘子倚在桌子上，不动，也不作声。因为整个的听众，显然是站在演说者一方面的；所以用不着告诉他们说：他们之打败商团，并不是不靠人家帮助的。
洪已经得到了他所希望的结果；他的演说一定已讲了好些时候了，现在他下了讲台，因为还要到别的大会里去演说，他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出了会场。毛已开始演说，但他的声音为欢呼声所压住，以致连一个字都听不到，这大会是事先准备了的，因为对演说者的斥骂与叫闹，我觉得是由散布在会场里的七八个中国人鼓动出来的。至于听讲的大众，纵令仇视，显然也还愿意听一听的，因为毛毕竟是一个有名的与年高的演说者。不过他的声浪提不高。他在叫嚣谩骂中继续讲话，很注意地看着厅堂中反对他最厉害的几处。呀！最后他一定看出了诱导呼喊的人，为数极少。所以，突然间，他用一个强烈而清楚的声音呼喊，挥动他的两臂，要把这会场争取过来，他叫道：
“请看这几个骂我、打断我说话的家伙；他们怕你们听到了我的话！”
群众中起了一阵波动。这一下是毛胜利了。人人的目光都转向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在知道，反对毛的不是全会场，而只是他的几个反对者。
“当我们的罢工工人快要饿死的时候，那些靠英国人的钱来过活的人，更坏于那些……”
末了那几个字听不到。毛向前倚着，嘴巴张开，含糊的骂声，极尽中国话中音调的能事，从会场的各方面发出来，像是一群猎狗的狂吠。在这阵含糊的骂声中，有几个字眼是听得清的：
“走狗！出卖！叛徒！叛徒！苦力！”
毛也许还在讲话，可是我听不到他。喧闹声渐渐平静下去了；只有极稀少的几句骂声，像戏馆里最后的几下鼓掌一样……然后，毛将双手高举，又吸引住了听众的注意，他突然地用两倍的力气来说话：
“苦力吗？是的，苦力！我老是在穷苦人中间来去的，可是我同他们来往，决不像你们一样为，要把他们的名字同盗贼、叛徒的名字叫在一起！我差不多从孩子的时候起……（会场里的无政府派与那些愿听的群众间起着斗争；不过毛的声音还能听到。）……就发誓要把我的生活和他们的联结起来，现在谁也不能替我解脱这个誓言了，因为我对着发誓的人们已经死了……”
他的两臂向前伸展，两手张开：
“你们大家，都是无屋可住，无米可炊的人！你们没有名字，人家看你们肩上的伤痕，才认识你们是卸木工，是拉纤的人！人家看你们臀部的创痛，才认识你们是码头上的粗工！你们听吧，你们听吧，听那些使你们流血以为自己光荣的人吧！嘿！他们怎样说着‘苦力’这两个字，这些漂亮的先生们，他们说这两个字的声调，与我刚才称他们作‘走狗’这两个字一样的！”
“是的，是的！……”
赞成的声音又像拍板似的叫起来了：
“是的，是的！”
“打死骂人的家伙！……”
谁在叫？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声音是微弱而迟疑的。
不过一会儿，几百个声音跟着喊出来了：
“打死……”
这是一种怒鸣，是一种变成为怒吼的呼喊。听不清一个字眼，但只听那声调也就够了。
无政府派冲到讲台边去；但毛也不是独自个儿来的，他同来的人，并得到了听众的帮助，保护着他，使他们不能近身。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攀登在另一个同志的肩上，企图讲话；但立刻给人家拉下来，推倒在地上，挨着打。吵闹声中，我们走了，走到门边，我转过身去，只见：在那更加浓厚的烟雾中，有鲜明的衣服，白大杉，混着码头工人的蓝布或褐色的服装，激动的与忙乱的神情，竖起的拳头，以及在这些上面舞动着的涂满白铅粉的头盔……
路上，我向毛走去。我想赶去见他，可是来不及了。今天，他也许不愿叫人家看见他和一个白种人同行吧……
我独自个儿步行到医院里去。毛挽救局势的办法，当然应该归功于他的才能。但假使那个笨蛋没有喊“苦力”，那又将怎样办呢？以如此偶然的一种机会来取得的胜利，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何况，毛只替他自己辩护。我那位云南人的同伴，和我分手的时候说道：“你想，先生，假使洪还在场，毛先生也许不能那样容易胜利……”
胜利吗？
走到医院，夜已经全临了。棕榈树下有一个岗亭，四角上站着几个腰挂匣子炮的士兵。我走了进去。这时，走廊中没有人。只有一个护士，在门口一张雕花的木躺椅上睡觉，被我走在石板地上的脚步声所惊醒，他将我领到加林的房里去。
地上铺着毯子。墙壁用石灰涂得很白，很大的风扇，空气里充满了药水味道，尤其是酒精的气味。蚊帐半悬着，加林正躺在一只挂网帐的床里。我坐在他的床沿。潮湿的手搁在藤椅子上。我那疲倦的身体，得以弛散；外面，蚊子永远在嗡嗡地叫。屋檐下面，一张硬挺的、像铁制一般的棕榈叶，展开在柔软的、无定形的黑暗之中。由窗子里透进来的一般温暖的夜气，带来了一阵地上起来的腐烂的气息，以及花园中花儿的浓香，时时又混和着死水、柏油与铁的气味。从远处，传来了像冰雹似的麻将声、中国人的喊声、拆裂声、汽车喇叭声。从江里，仿佛从池塘里，吹来了一阵微风，假使我们静默着，还可以听见一个单弦的梵和林声；这大概是某种流动的戏班，或者是什么工匠，在他那装好了门板的小店里，半睡半醒地拉着吧。在树林的后面，映着赭红的光，烟雾蒙蒙，人们也许以为这是一种大祭典的告终：这就是城市。
我一踏进房门，只见加林脸色疲惫，眼睛半闭，头发披在额前，他问我道：
“哦？”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给他几张新闻纸。我们又沉默了。走廊上和居室里都点着灯，仿佛老是点着似的，灯的旁边围绕着虫子。护士的脚步声，在走廊中消失了。
“我走了，让你一个人静静，好吗？”
“喔，不！我不愿意一个人。我现在不愿再想我自己的生世；但当生病的时候，老是想着自己……”
他普通说话的声音是极清楚的，但今晚有点儿发颤，仿佛他的思想已不大能控制自己的说话似的；他今晚疲倦的语音与周遭的景物适相符合，例如那凄清的灯光，那寂静，那比酒精有时更为刺鼻的汗臭，那士兵们正在经过的花园里的香气，以及这个医院，那里唯一的生物，只有飞绕在灯旁的虫子。
“很奇怪，当我受过审判之后，我时常感受着——很强烈地感受着——一种情绪，觉得整个的生命与人类，都是空虚的，人类仿佛被一些古怪的力量所支配着。现在，这情绪又回来了……生病，真是痴愚的……我在此地的所作所为觉得是在反抗那人类的不合理性，现在，一生毛病，这不合理性却又得到存在的权利了……”
他在床上翻一个身，发热时的汗酸气冲了起来。
“呀！这个不可理解的结合，使人觉得他的生命是为某种事物所统治着的。……当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回忆的力量真奇怪。我整天总是想起那次审判的情形。我不懂为什么会如此。自从审判之后，社会制度给予我的那个不合理性的印象，逐渐地差不多扩张到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了。……至于其他方面，我也没有看到过合乎理性的地方，……但是，但是……在目前，有多少人在梦想着胜利，而这胜利，在两年之前，人们连那胜利的可能性都想不到呢！我已经为他们创造了希望。他们的希望。我并不要吹嘘，不过无论如何，一个人的希望之有无，毕竟能使他们生与死的。……还有呢？……热度高的时候，当然不该说这许多话……这很愚蠢……整天里想着自己！……为什么我老是想着审判？为什么？这已经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发热真糟，不过可以见到一些事情……”
护士刚才轻轻地推开了门。加林又翻一个身，人身的气味重新又超过了酒精的气息。
“一九一九年圣诞节的夜里，在俄国的喀山；那次奇怪的游行……鲍罗庭跟往常一样，也在那里，……什么事呢？……他们把所有的神像拿到大教堂的前面，有些神像的大面孔，就像狂欢节二轮车上的大面孔一样，甚至有女鱼神，穿着人鱼的紧身衫……一共有二三百个神……也有路德。遍身穿着皮衣的乐师们，胡乱地拿了一些乐器，瞎吹瞎闹。高高一堆柴，燃烧着。掮在人们肩上的神像，围着广场，衬在柴火与白雪的背景里，幽黑的……一阵得胜的怒吼！那些疲倦的掮负者把他们的神像抛到火里去。神像的头爆裂作声，发出光焰，映出了黑夜中白色的大教堂。……什么？这是革命吗？是的，就这么着继续了七八小时！我本想可以见到天明了！……但是腐败！（灰烬！）……许多事情都是如此。革命是不能送到火里去的，一切不是革命的东西，那更不及革命；就是那些为革命所厌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随他去吧！不赞同也不反对。这句话，我在中学里读拉丁文……学习了的。人家会来扫除。什么？也许连雪在一起，假使有雪的话……什么？……”
他陷于极度敏感与昏迷之间的界线上了。为他自己的语音所激动，说话的声音有点儿高，医院里起着回响；于是那护士就弯身到我的耳边说道：
“医生说过，别让宣传部长说长时间的话……”
继而，提高了声调说道：
“部长先生，你要不要来点安眠药？”
次日
政府的美国顾问——罗伯特·诺曼——已于昨晚离开广州。几月来，他所顾问的，只是一些不关重要的事情。他觉得了这一点。也许他相信自己的地位已经不稳固了；这倒是很对的……鲍罗庭代替了他，被委任为政府的正式顾问，统制陆空二军。加伦是广州政府的参谋部长，只受鲍罗庭的节制，差不多全体军队，都操在第三国际的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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