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安德烈·马尔罗《中国大革命序曲》（小说）
第三部 人
香港的英国人，天天在害怕暴动。
他们的无线电向全世界申明道：本城业已恢复一切活动。但他们又附加地说一句：唯有码头工人尚未复工。他们是不会复工的。港埠还是那样荒凉；这城市愈来愈像我离开那里时，衬着苍天的那个空虚与黑暗的巨人了。英国人很快就得去寻找一些适合于这孤岛的工作……它财富的主要来源——米市——已经离开了它。产米的巨商，现在同马尼拉、同西贡去接治了。照我们扣留下来的，一封商会会员的信上说：“如果英国政府不决定进行军事干涉，那香港将在一年之内，变成为远东一个最不可靠的商埠……”
一队队的义勇军在满市巡行。许多属于商人的私家汽车上，都配置了机关枪。今夜，中央电话局的四周都绕上了铁丝架，因为没有了电话，那是决计谈不到防御的。在蓄水池、港督府以及兵工厂的四周，都挖掘了战壕。英国的警察虽然信赖民军，但总有点仓皇失措，他还是接二连三地派人到陈炯明将军那里去，催他进攻广州。
尼古拉耶夫用他牧师一般的声气对我说道：你瞧，我亲爱的朋友，他，加林，还是离开此地好，最好……米洛夫对我讲到过他，假使他还想在此地多往半个月，那他将在此地住得比他愿意住的日子更长……喔！埋在此地，当然也不会比埋在别处更坏！……”
“他说现在不能离开此地，有太多的工作得干。”
“是的，是的……此地，病人也真不少……像我们这样地生活着，谁都不能避免热带病的……”
他点点自己的肚皮，笑了：
“我，还是觉得这个好些……其实，他假使看重某一件东西，那就别把它当作儿戏，加林有一点沮丧……与所有的人一样……”
“你以为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吗？”
“不很看重，不很看重。……”
今天的警察局里极度不安，因为陈达的一个侍者——是我们的一个情报员——送来了一个报告。
陈达知道恐怖党徒要想暗杀他。有人劝他逃避，他拒绝了。不过情报员听他对一个朋友讲：“如果我活着不能使他们不干，那我的死也许可以……”这次的事情，将不是暗杀，而是自杀了。假使陈达还是像目前一样的受人敬仰，而实行一种亚洲式的、为某种事业的自杀，那他将予此种事业以很大的力量，使人难于同它抗争。尼古拉耶夫说：“他是做不到的。”可是警察局里的人还是觉得不安……
加林刚刚出了医院。将来每天早晨，米洛夫或另一个中国医生会来给他打针。
次日
现在使尼古拉耶夫不安的，不仅是陈达的态度，而又因为陈炯明已经在昨天打败广州军队以后，占领了潮州，且向广州进发。这批军队是由孙中山当年的雇佣兵组成的，据鲍罗庭看来，如果不用红军及军校学生去补充，那么这种军队是没有价值而不能行动的。可是军校学生听了蒋介石的命令，逗留在黄埔不动；红军呢，奉了加伦的命令，不许离开营房。只有宣传队将于明天出发，但他们却只能准备胜利而不能取得胜利的。所以加林说道：“让七人委员去取拾吧：究竟还是要红军与签发那道命令呢，还是请陈炯明来？而陈炯明却是要屠杀这些委员们的。让他们去选择吧！”
当夜
晚上十一点钟，我们在加林的家里。克莱因和我，靠近窗子坐着，等待加林回来。克莱因的旁边，有一只小桌子，上面摆着一瓶米汁和一只玻璃杯；侍者忘记来清理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张蓝色的招贴纸，那是警察局里的传令兵送来的，纸头很随便地折着。同样的招贴，全城都可以看到。
那是陈达遗嘱的最后一段：
“予，陈达，自愿杀身，俾我同胞能知我国之最大宝藏——和平―—决不能毁灭于纷乱之中。兹政府中之不良顾问，正欲导中国民众入此纷乱。……”
这遗嘱对于我们的害处，更甚于陈达全部的说教；但这些招贴是谁去贴的呢？
究竟他是自杀了吗？还是给人暗杀了呢？
加林到过警察局，也去过鲍罗庭的家里。他首先要打听究竟陈达是否真的死了。不过他没有等到回音就离开了警察局，后来警察局里一定发现了那个回音的抄本；所以送到我们这里来：陈达用小刀刺胸而死。我们心中烦躁，神经兴奋，每觉蚊子叮了一下，就把拳头打在腿上，我们这样地等待着。我极度的不安，以致，我听克莱因说话的声音很微弱，很辽远，仿佛是高度发热时的胡诌，他说：
“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刚才我说过，自杀也许是真的，所以克莱因反对我，他带有一种奇特的激昂态度，虽然他竭力想抑制这种情绪。对于这个人，我时常发现他具有一些奇怪的品性：他那军人式的拳击家的神气，掩盖着极渊博的文化程度。加林对他有很深的友谊，当我问起着他的时候，加林回答我的那句话，与热拉尔对我讲过的那一句相同：“这跟在军队里的情形一样，关于他过去的生活，我所知道的，大家也都知道。”今晚，他的一双大胳膊重重地倚靠在椅子上，很难把自己想说的话表示出来，而这个困难倒并不是因为他说法语而发生的。他闭着眼，说话时，身体向前移动，仿佛他要同自己的言语斗争似的。他醉了，但醉得并不糊涂，——肌肉和思想都紧张着，——所以他的语音像是一种爆裂的与沉重的钟声。
“不可……能的。”
风扇的旋转声仿佛在歌唱，我为它的节奏所迷惑，同时望着克莱因……
“你是不知道的！……这个……简直不能说……你得认识几个答试过自杀的人。那是由来已久的了。最初，他会说：‘一小时内’或‘一小时半之内’，其实这时他已经平静下去了。再过一会，他就想道：‘这对啦，现在是干的时候了。’然后他望着灯光，渐渐地变为呆傻了。这时他很自足，因为他望着灯光他像一个傻子似的微笑，他知道，他再也不去想它了……这太过分……但却使是……一会儿，这念头又回来了。它比前一次更强。但只是念头而已，没有行动。终于他会对自己说道：‘唉，为什么要演这种悲史！’”
我仿佛毫不在意地问他：
“那么，你以为他重新又爱惜生命了吗？”
“生与死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时人们是再也不知道了！他只是非干这一下不可。譬如我也会用肘子抵住自己的肋骨，两手握住刀把；只叫一着力就行啦。可是不……你是不能想象的；我却耸耸我的肩膀……蠢，这有多蠢！我的动机呢，甚至连这些都忘记了。我之所以这样干，就因为要这样干，没有什么动机……然后，我呆住了。觉得可耻，很可耻。我自己觉得太讨人厌了，只能把我投到河里去才好。这是愚笨的，可不是吗？是，这是愚笨的。而这样地经过了好一会儿……天一亮，所有这些事情都结束了。人们总不能在天明了以后再自杀吧。我想：这因为想到了才自杀，所以不成功。假使突然地毫不在意地，也许能……但是不……
“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精神了……”
他笑了；笑的声音如此做作，以致我忍不住走到窗边去，假装望望加林究竟来了没有。虽然风扇在呼呼作响，可是我还能听到他指甲敲着藤椅子边的声音。他在自言自语。……想消散他胸中堆积着的闷气，他要对我表示：关于这一切事情，他都能明白地加以判断的。于是他继续说道：
“这很困难……不过那些因为活够了而想自杀的人，那是有许多方法可以去达到目的的，这些方法倒很难告诉……但是陈达的自杀，你知道，乃是为了某件被他所重视的事物，他把它看得比其他任何事物更重。再说，假使他真的自杀成功了，这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高尚的行为。因此，他不能应用这些方法，不可能的，这没有必要……”
“但拿这来作为榜样却是必要的……”
“呀！这个，你是不懂得的！……你说：做榜样。这有多难！这有点儿像日本人了，你懂得吗？陈达并不为要使自己得人尊敬而干这的。也不是为要生活得……用法国话怎么说？——‘英雄一点’，而干这个的。陈达之所以要自杀，乃是为要尊重他的什么……使命呢。所以，他不能，你想想……出其不意地自杀的！
“并且即使……”
话突然停止，他倾听着：
一辆汽车停住了；只听见一个低而宏的声音在说话：
“六点钟来接我。”汽车开去了。
这是加林。
“克莱因，鲍罗庭等你去。”
他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们上楼去。”简直坐都不会坐下，他又说道：
“他对你讲些什么？”
“他说陈达是不会自杀的。”
“我知道。他老是说陈达决不能跟我们玩这套把戏的。让我们瞧着吧。”
“你自己怎样想呢？”
“现在还一点儿也不明白。”
“他呢？”
“谁是他？鲍罗庭吗？不，你笑错了，这对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妨碍，我可以断言；甚至连次要的与偶然的妨碍都没有。他当初也和我一样地吃惊。”
“不，不过……可有关于洪的密报吗？”
“喔，这是另一回事了。据第一个报告看来，我们还绝不能确定他与此事有关；因为武装的卫队并没有停止巡哨，而且没有人进去。不过这并不重要，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得做。首先要拟几个招贴的标语。请你把这个记下来，并加以翻译：
“‘决不要忘记：为全中国所敬仰的人——陈达——已在昨日被我们敌人的走狗所卑怯地暗杀了！’
“再写一个，它必须贴在第一个的旁边（你得好好儿注明）：‘这是英国的耻辱，是上海与广州的凶手们的耻辱！’
“在第二张标语的角上，你用小字写：‘五月三十—六月二十五日（上海事件与沙面事件）’。
“好了。人家可以懂得了。现在，再写一张发给各个支部的通告：‘陈达并非自杀，而是为英国的走狗所暗杀的。政治局将排除一切障碍来实行正义。’
“这通告很漂亮，不过短了一点。”
“你把恐怖主义者抛开了，不加以攻击吗？”
“首先要攻击香港。这一下可以骗到那道命令！”
他坐下去。当我翻译这些标语与命令的时候，他在吸墨纸簿上画一只奇怪的鸟，忽尔又站起来，来回地走着，又回到书桌上，重新再画，又丢开了铅笔，很注意地检视他的手枪，终于两手托额，沉思着。我把两种译稿拿给他。
“这两个稿子你相信都对的吗？”
“完全可以相信的。不过，拿这两张去干吗？你或者也可以告诉我吧。”
“那是一望而知的。”
“我可不很明白。”
“自然把它们去贴在墙上啰。”
我看着他，有点茫然。
“不过你想，在你这些标语印好之前，所有的中国人早已读过别的标语了……”
“不会的。”
“你想把它们撕去吗？那很费时间。”
“不！我要贴住它们，服从我们的军队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应用，而且他们在午前是不会进城来的。在五点钟的时候，可以弄几个别动队去放枪，警察是事先通知了的。这样一来，资产者会在几小时之内不敢出门。其他的人则不能阅读。况且大概在三点之前，所有他们贴的标语都可以贴住了。明天——或者今天，因为现在还只有一点钟到八点钟，大约会有五千张我们的标语，已经贴在墙壁上了。我们还要印五千张传单式的。全体警察当然要行动起来。这样，也许还有二十或四十张标语没有给我们贴掉，但这总会有遗漏的，不过它们决不会在我们的标语之前，给人家读到！”
“他们也许要利用陈达的死有所企图？”
“不会干出什么事情来的。现在还太早，他们差不多还没有军队。他们本人是不敢的。至于人民呢，假定他们还不能无保留地信任我们，那他们是在犹豫着，而犹豫的民众还决不能掀起一种民众运动。所以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假使他并不是自杀……”
“假使他真是自杀，那我们将碰到不相同的事情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承认：要他‘自杀’的，正是那些想利用蓝色标语的人？”
“那些写蓝色标语的人，与我们的处境相同。不过他们得到的情报，比我们较早而且已经极快地加以利用了。我们也在写标语。呀！我们该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不过在目前，我们得对付那最迫切的事情。陈达的死，很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后果。……”
我们下楼去，差不多是奔跑着。
“鲍罗庭怎样？”
“经过他门口的时候，我进去看过他一下。病着。简直每个人在轮流着生病。我怕他们也许会企图把他毒死。不过他的侍者都是可靠的，而且……”
话突然停止了；原来他在我后面飞跑下楼，错过了一级楼梯，要不抓住了栏杆，就得摔下去了。站了一会儿，匀一匀气，将头发向后撂一撂，即以先前同样快的步子，跑下楼去，说道：
“而且，他们都给监视着……”
汽车。
“到印刷所去！”
我们把手枪放在座位上，离手很近。城市似乎静极了……车子向前疾驶，电光如线，较远的店铺，装着门板，我们更是分辨不清，不过从门板的隙缝里，透射出微弱的光亮，没有是月亮，房屋在夜的黑影里看不见轮廓。生活是附着在地上的：洋灯，叫卖者，路边的小吃店，油灯那里的光焰在这炎热无风的夜里，笔直向上；还有飞逝着的影子，不动的侧形，留声机，留声机……远远地，有步枪声。
到了印刷所，那是我们的印刷所。一带很长的厂屋……内部，灯光太强，开始我不得不为之闭目。这里的工人全是党员，而且是挑选过的。虽然如此，今夜，这儿的大门是派兵保护了的。兵士在等待我们到来。一位很年轻的副官——一个军校学生——过来听取加林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入。”业已开始的工作停止了。我拿两种译稿给印刷所主任——一个中国人——他小心地拿来剪成直条，一条一条交给每一个排字匠。
“你在此地校对，”加林对我说：“把第一张印成的传单拿给我看。我将到公安局去。如果不在，你在那里等我。我会派车子来接你的。”
两种稿子很快就排成了。主任重新把一行一行的字并排地黏拢起来；将校样拿给我看。工人们对于自己所印刷的标语的意义，没有一个能够知道的。
两架机器停止了工作，工作者等我们把校样拿还给他们。没有多少错误。两分钟就校对好了。校好的版子又放到机器上去印，工人们两手和光脚都在活动。
我拿了第一张印好的东西，出去了。
门口，车子等着。它以全速将我载到公安局去。远处，有几下枪声。到了门口，一个军校学生接待着我，又领我到加林等待着的办公室里去。中间穿过一个空寂无人的走廊（偶尔有点昏暗光亮映过来），我们的脚步声在夜的静寂中起着反响。我开始感觉到一种疲倦与兴奋的混和之感，而喉咙也觉得了夜间不眠的滋味：燥热与酒精味……
一间很亮的大办公室。加林在来回地踱步；脸色很疲乏，双手插在袋里。靠墙，一张中国式雕花木床，上面躺着尼古拉耶夫。
“哦！”
我把标语交给他：
“当心，墨水还没有干；我弄了一手。”
他耸耸肩，将标语揭开来，看着它；嘴唇缩到牙齿中间，仿佛要嚼的样子（他既不懂广州话，也不认识中国字，顶多不过认识几个，这使他很难过，可是他再也没有工夫来学习）。
“你相信这都没有写错吗？”
“尽可放心。街上已经开始战斗，你不知道吗？”
“战斗吗？”
“究竟怎样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来的时候，听见枪声。”
“枪声很多？”
“喔，不，很稀疏。”
“好，这就对了。那一定是我们的人对那些粘贴蓝标语的人开枪。”
他转身过去对尼古拉耶夫讲话，这胖子侧身躺着，用肘子支撑着头：
“让我们来继续讲吧。你知道在他们中间，可有这样的人：不很勇敢，但知道事情？”
“你说‘不很勇敢的人’，这话的意思，我是懂得的。”
“据我想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论谁都不会很勇敢的。”
“也许如此。”
加林两臂交叉着，闭着眼；尼古拉耶夫望着他，神气很古怪，几乎带点仇视……
“这样。洪是不会供的。”
“也不妨试试。”
“没有用。”
“对于过去的朋友，总是怀着好感。这很好，随你欢喜……”
加林耸耸肩。
“也许如此，也许不是如此。”
另一个人不说话。我们等待着。
“林，也许……”
“呀不！不要‘也许’。”
“那时因为你，我才说‘也许’的……在我看来，这毫无疑问。当一个人看见过人们在发生灾难的晚上，在衣衫褴褛的人群中，寻找他们的父母或妻子；再当一个人看见过中国人审问犯人的情形，那他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可靠的了……”
“林可是一个工会的首领？”
“是码头苦力工会的首领。”
“据你看来，他的消息灵通不灵通？”
“且看吧……不过据我看来，是……”
“好，那我同意。”
尼古拉耶夫伸了一个懒腰，靠着椅子的臂把，很困难地站了起来。
“我想明天我们叫他来……”
半笑着，态度很古怪，像谦恭又像讽刺：
“那么，我们现在干些什么？”
加林装装手势，仿佛是说：“随便。”尼古拉耶夫脸上掠过了一种轻视的表情。加林望着他，下颔向前说道：
“弄些还魂香来。”（L'encens，一种香料，能使缢死者复生）
胖子闭上了眼，表示赞成，燃起一支香烟，蹒跚地出去了。
次日
我在市场的前面下了车；市场的长形建筑，在软软的阳光中，以苍天做背景，描出凹凸不匀的白粉的线条。所有的饮料店里，挤满了穿褐色或蓝色布衣的，形似码头工人的人。车子一停，喊声就起，悠长的，持久的，震荡在清澈的空气里，有似漂浮在江水之上。这些人很快地离开了小店，把零找放进口袋，呼喊着，拥挤着。他们一个个爬上那征发来的公共汽车与大货车；车子本停在白墙的尽头，等待他们。头目们又在呼唤了，因为有几个人没有到齐。他们闻声奔来，也是喊着，牙齿里咬着小腊肠，有的在系裤子……在笨重的、缓慢的轧轧声中，货车一辆一辆地开走了。
这是宣传部第一大队的出发，他们替红军开路。
所有的墙上都贴了我们的标语。陈达的伪造遗嘱——现在都给撕掉了——出来得太迟了。伪遗嘱之所以印发，原想引起民众的暴动，但是并没有任何准备。许是谭将军的失败教训了他们吧？或者因为害怕陈炯明到达广州，所以没有新的叛乱吗？
军校学生巡逻全市。
整一早晨，许多密探不停不息地到加林的办公室里来。加林因为一夜不眠，脸色更加瘦损，靠在书桌上，左手托着头，他在口述或手递命令给人，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要印刷一些新的标语：
“香港的末路！”他说：英国人现在大批离开该地，银行已宣布各分行将确定停业（这是假的；实际上各银行奉了伦敦的命令，要尽可能资助英国人的企业，当然这种资助是不很高兴的）。不过，在另一方面，为要强迫七人委员服从他，他要我们的密探宣布潮州业已陷落，而红军（这是人民唯一归心的军队）则迄未占住阵线。
中午，报纸的号外、标贴以及大幅的白布横额，全市游行着，它们宣布：香港的商人与实业家（差不多包括全市的欧洲居民）昨日在大戏院中开会，打电报给英王，请求他派遣英国军队来华。这消息是确实的。
鲍罗庭已向委员会表示，他并不反对公布陈达所提议的，惩处恐怖主义者的命令，这些命令将于今日起实施。不过据我们情报员的报告，无政府主义者将不再举行会议。林还不曾被捕；洪则业已藏匿。恐怖主义者决定只从事于“直接行动”——这就是说要杀人。
更晚
陈炯明的军队还在前进。
香港公布的电报，用大字标题：“广州军队溃败”。英国人在旅馆的大厅及在通讯社的门口，焦灼地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但是在海港里，轮船总是一动不动地停着，像是撞毁了的废船，逐渐沉落到水中去；静止的水面，只有那缓慢的中国沙船，划出一些航路。
广州的中国要人，极度地不安。因为陈炯明一入广州，他们就要受苦，他们将被刽子手押到街头处决，而这些陈炯明的官长们会因太忙之故，甚至没有时间来检验被枪决者是否正身。死的观念像阳光一般地遍沥着，在人们的谈话中，眼睛中，神气中，总可以听到或者看到它……
加林在准备一篇演说，以便在明天陈达的葬仪上发表。
次日十一点钟
远远地，一阵锣鼓声，中间又透出了单弦提琴与笛子的声音，它开始是柔和的，继而转成尖锐，然后又变为柔软；风笛的声音虽然太尖，但很细，很美，在一种爆炸似的喧闹声中，有木屐拖在人行道的声音，以及以铜锣声为节拍的说话声。我凭窗眺望，见那仪仗不在我的前面，而在街的尽头经过。一群孩子，旋风似的跑去，头却望着后面，脖子回旋着有似鸭子。一阵无定形的尘埃，吹了起来，蒙住了一群穿白衣的人，使我看不清楚；他们中间仿佛有许多深红的、紫色的、桃红的、玫瑰色的、石榴色的、银朱色的、洋红的以及各种程度的红色的、装着枪头的旗子。群众站在仪仗的旁边，筑成了活动的篱笆；我只能望着他们，仪仗倒给他们遮住了——不过没有完全遮住：我看见两根高竿子迎过去，中间系着一幅大的白布横额，它在空中飘荡，有似船桅。它的飘荡似乎与大鼓的声音合着拍子，这声音超出在一切闹声之上。我识出了白布上的字：“打死英国人……”。然后仪仗向前移动，街的那头什么都看不见，只见那群众筑成的活动篱笆，尘埃缓缓地飞扬，音乐给锣声间断着。现在是祭品来：水果，热带产的很大的静物；它们的上面升起了写满字的布幡，拿在人的手里，摇动着，颠荡着，仿佛要倒下来了。后面又来了追思亭，这是一个有传统性的、长形的塔，用木雕成，作红金色；三十个人抬着走，这些人很高，我能看到他们的头，他们的很快地向前走几步，停住了，再急行几步，这堆庞大的暗红色的东西颠动着，使我幻想起一只在波浪中航行的船。接着后面的是什么？……像是一所白布大标语黏成的房子。……是的，这是用纱布糊在竹架子上的一所房子。也是由几个人肩着，一摇一摆地向前进行……我急忙跑到邻室里去，在加林的抽屉里拿一个双眼望远镜。回到街边，这所房子还在那里。它的墙上绘着许多巨大的人物。陈达也画在那里，已经死了，他的身上站着一个英国兵，刺刀戮在死人的身上，图画的旁边用红色的字写着一个故事；当那奇怪的象征画，打那马路转角上消逝，像在舞台的柱子后面隐去的时候，我才辨出了那几个字：“打死英国的强盗”。现在，我只看见无数小的标语，跟在那布房子的后面，像许多飞鸟在船梢的后方翱翔，这些标语上也都表示着对英国的仇恨……再后面是灯笼，棍棒，耀眼的头盔；更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街头活人筑成的篱笆已经破散，同时锣鼓声也远去了，灰尘慢慢地飞扬起来，发着光，终于消失在阳光之中。
几小时之后，但在加林回来之前还很久，他演说辞的片言只语，已经在我们宣传部的各个办公室里，从这书记转述到那书记了。他与鲍罗庭一样，在公众地方演讲，不得不由中国人翻译的，所以他的演说辞就非简短不可。今天，我偶然从各个办公室里，听见他们转述着这样的一些话：“香港在我们的饥馑之前，夸耀它那狱卒的不义之财……香港也犹之乎是一个狱卒……有些人只会说空话，有些则实地去干；有些人只提抗议，有些则干脆把英国人像老鼠一样赶出香港……小偷想挖开窗子，一个好人就用斧头斫去他的手，你们明天也会斫去英帝国主义的手，即是说斫去那已经摧毁了的香港……”
一群工人打街上经过；他们高举着旗子，上面写着：“红军万岁！”他们挤在七人委员会议事厅的窗前。忽而接近，忽而远离，好像一群野兽的时聚时散。街上充满了：“红军万岁！”的呼声，有时是独喊，有时是合唱。随着这些喊声，我对于那开始在认识的中国，整个的中国，得到了一个印象：那里有一种狂放的唯心主义，掩盖了一切狡猾的与卑劣的事情，这就像那从我畅开的窗子里吹进来的带着城市里闷气的气息一样：一种辛辣的气味，掩盖着腐臭。我听着：“红军万岁！”的呼声，看见了陈达的葬仪，不由得从我见过的案卷中，想起了存着卑鄙野心的、想攀援升官的一群；又想起那诡诈的选举，对党的贿赂聚敛，鸦片公卖的提议，卖官鬻爵，公开的骗局；总之，我想起了整个寄生在三民主义上面的世界，这和官僚们的所行所为是毫无二致的。对于这一部分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虽表示着极大的仇恨，但他们却已控住了革命。有一天，加林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必须经过这一切，犹之乎我们的脚得践过粪堆一样……”
次日
关于恐怖主义者，我们得不到任何消息，尼古拉耶夫所说起的林，尚未被捕。自从鲍罗庭（他现在还在生病，不能起床）得到任命之后，我们方面已有六人被暗杀了。
香港在从事抵抗。港督向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请援；几天之内，从横滨与海防来的苦力就要来代替罢工者工作。这些苦力是费了很多的钱才能来到的，但当他们来到之后，他们将看见香港有堆积如山而无人购买的米，以及绝望的商店。昨天，加林在他的演说辞中说：“广州是一个钥匙，英国人用它来开启南华的各个商埠。现在我们得利用这个钥匙，把它重新关闭起来，使他们再也不能开启。我们现在必须宣布：凡停靠香港的船只，一概不准停靠广州……”在外国人的心目中，香港这个英国的商埠，这块皇家的领土，已开始成为老是纷扰的中国商埠，所以外国船开始在忘记它了……
邮船与各大货船，如果开进香港，也只停留几个小时，他们要到上海才卸货。在上海的华界内，他们经过一些中国的代理人作中介，想重新干他们在汕头业已失败了的企图，即：建立一个新的机关，想把香港公司从英国定购来的货物销到中国内地去。许多商号则准备裁减香港方面的职员，把上海的支店作为中国的主店。我们瞧着吧……
七人委员会又在设法，要求将红军调入战地，且将恐怖主义者的首领们逮捕。委员会的代表肯定地说：加林所要求的命令，将于三时前签字……整天内，许多示威的（组织得很好的）群众围绕着委员会的议事厅，欢呼红军。
次日
林已于昨天被捕；今天下午，我们一定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我们所期待着的情报。敌军前进，引起了不安；宣传部的各个办公室，就在这种不安状态中，忙碌地工作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要在军队之前出发，他们已经得到了详尽的命令；他们的首领们，是加林亲自授令的。我见他们面现微笑，一个个前后连接着，在走廊中通过……我们已经不再利用传单了；我们拥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很可以用口头宣传来代替，这方法虽然需要极多的人，而且极危险，但宣传的效果却最为可靠。政府的财政部长廖仲凯（恐怖党徒想暗杀他），因为第三国际的专家给他拟了一个收税的新法，筹得了巨额款子，宣传部的经费因而重新足够了。几星期内，敌人的饷银将无法付给，他的行政机关，势将解体；而不发饷给雇佣军队，那是很难要他们作战的。还有，我们方面的一百个士兵，得到他官长的允诺，将到陈炯明的军队里去投效；他们深知这是冒险的，因为不被他们当作奸细枪决，那就为我们的军队当作敌人枪杀；前天，我们的三个密探被他们发觉了，受了一个多钟头的苦刑之后，竟被绞死。
将到陈炯明军队中去工作的宣传队首领们，在走廊中准备出发，走廊两边的门半开着；门里面是那些穿穹背短外衣、着大裤子的中国青年，他们都不愿吃中国菜肴，宁愿说英国话，他们是英美大学里回来的留学生，还有些是俄国大学里回来的“受感化者”与“列宁主义的熊”，他们带着一种鄙弃的容忍态度看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敌人的军队里去投效……
俗话说：“砖头也有翻身日”；其他各处，也跟着省港斗争起来了。
从上海来的消息：
华人商会，在国民党的指示之下，发令没收一切握在华商手里的英国货；它并且自七月三十日起，一年之内，禁止购买一切英国货，更禁止由英国船装载任何货物。
据上海报纸所载，英国贸易将减少百分之八十。
此种贸易（香港除外）在去年共计为二千万英镑！
现在，香港的唯一希望，只有陈炯明的军队了。
尼古拉耶夫收到下面这一个字条，是用大楷字写的：“如明日仍不将林氏释放，则人质将处死刑。”恐怖主义者真的捕了我们的人去作质吗？尼古拉耶夫并不相信。不过几日来，我们曾为某些使命派出过许多人，我们没有方法去查验他们。
六点钟
监狱里的传令兵给加林拿来了几张纸，这是审问林氏的口供。他读着。当他读完之后，我走到他身边去。
“他供了吗？”
“这次又证明尼古拉耶夫是对的。呀！能受得住苦刑的真不多呢……”
“呃……延长很久吗？”
“你想想好了！”
“还要他干什么？”
“凭魔鬼的名字讲话，你想要他干吗？我们总不能把恐怖主义者的首领释放的。”
“那么该怎么办？”
“监狱里坐满了人，当然……终于，他还得受特别法庭的裁判。是的，一切都明白；正如尼古拉耶夫所说：第一，洪的住处；第二，他想弄掉我（这是可以预知的，可以预知的！）；第三，他下令杀死陈达，凶手是他的一个侍者。”
“但我们不是有探子放在他家里的吗？”
“只有一个；这侍者，两面都干。他戏弄我们，不过没有多久。现在他当然也已经拘禁起来了。稍过几天，如果要举行审判，还要拿他来作证人……”
“不有点儿危险？”
“喔！他是一个鸦片鬼。假使尼古拉耶夫断他几天鸦片，并且答应他可以不致枪毙，那我们可以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这样的允诺，难道还有人会相信吗？”
“只要不供给他鸦片，就足了……”
他停止说话；慢慢地耸耸肩，说道：
“一个将死的人，那是最最容易对付的……”
又过了几分钟，仿佛在思索一会以后，说道：
“不过我，所有的诺言，都是信守的……”
“但他们又怎能加以分别……”
“你要我怎么办呢？”
八月七日
洪于昨晚，在他藏匿的房子里被捕。
香港的英国人，逐渐地弄来了许多工人，足以恢复港内的工作了。这些人——安南人与日本人——现在住在营房里，等候着港督的命令；一等人数足够以后，他们就要来改组他们的工作，使全市的一切活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假使我们的行动软弱，那个停满船只的城市，将以大量货物送到广州来，而那成为骷髅的大岛，就会复活转来了……除非我们所期待的那项命令签了字。不过这项命令乃是各工会对于战争的认识，是广州政府意志的确定，并且是第三国际在中国之力量的稳定……
次日
加林坐在书桌的后面，很疲倦，背弯着，手托着下颏，他的肘子跟平时一样，靠在一大堆膨胀着的纸上。腰带放在椅子上。听见脚步声，他睁开眼睛，把额角上的头发撂到后面去，抬起头来。洪走进房间，后面跟着两个士兵。他被捕的时候，一定经过了战斗，因为在他的脸（其中亚洲式的小眼睛在悲愁地闪耀着）上，显出有挨过打击的印子。一踏进房间，他站住了，臂膊放在背后，两腿分开。
加林因发热而变成倦怠，望着他，等待着。他的身体完全陷在椅子里，头从右面慢慢地摇到左面，仿佛要睡觉的样子……突然间，他深深地喘一口气，振作一下精神，耸耸肩。这时洪睁开了眼，蹙着眉，看着他，忽然挣脱了那两个兵士，向前奔去，但给枪把子打倒了。原来他看见加林的手枪装在鞘里，搁在椅子上，他想奔过去抢。
他站了起来。
“这就够了，”加林用法国话说，然后又用广州话说道：“带下去！”
兵士把他带走了。
静默。
“加林，叫谁去审问他？”
“……我一见他站在那里，竟想站起来对他说：‘哦，现在还有什么呢？’仿佛对一个惯说大话的孩子说话似的；因此我耸了耸肩，可是他以为我在侮辱他……又是一桩……蠢事！”
后来，他仿佛突然间听到了我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急忙地回答道：
“由特别法庭审讯。他大约还有二十四小时的生命。”
次日
加林正在把一些印有反英文字的陈达与孙中山的相片交给一个制作玻璃橱的工匠，要他做箱子上的图型。一个传令兵拿进一张密封的条子来。
“谁拿来的？”
“海员工会拿来的，部长。”
“那位同志还在这儿吗？”
“是的，部长。”
“叫他进来，去！赶快！”
一个带着海员工会臂章的苦力，走了进来。
“这是你送来的吗？”
“是的，部长。”
“他们的尸体在哪里？”
“在机关里，部长。”
加林把那张条子递给我看：克莱因与其他三个中国人业已被杀，他们的遗体发现于江边的一家妓院里。这些人质……
“他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部长。”
“究竟他们的口袋，全给取空了吗？”
“不，部长。”
加林马上站立起来，拿了便帽，对我打个招呼，要我跟他走。苦力坐在车夫旁边，我们出发。
在汽车里：
“加林，请你告诉我，克莱因在此地和一个白种妇人同居，可不是吗？”
“哦，这在以后说吧！”
这几具遗体并不在机关里，而是在工会的正厅上。一个中国人坐在地上，守着门。他身旁有一只大狗，想进去；每次当狗走近身的时候，他就伸开了腿，给它一脚。狗跳开了，不叫了；一会儿，它又走近来。那中国人看着我们走来。当我们走到他前面的时候，他把头靠着墙，半闭了眼，用手推门，并不站立起来。那狗稍稍离开他一点，就在他周围绕圈子。
我们走了进去。一个空洞的大厅，铺着很平的泥砖，角落里堆满尘埃，阳光虽然透过屋顶蓝玻璃的天窗，但还是很强烈。我抬起眼睛来一望，只见四个尸体站立着。本来我是在地上寻找他们的。他们的身体已经硬了，靠墙摆着，像是几条柱子。猛一见，我打了一个寒噤，差不多给怔住了，因为在这样的光线与静寂之中，那几个直挺挺的尸体并不是什么幻觉的，而是实有的东西。现在我又能平静地呼吸了，在我所呼吸的空气中，夹杂着一种气味，它不像其他野兽的气味，而是极强烈，可又不是刺鼻的，那是死人的气息。加林叫唤那个守门人过来，他慢慢地站立起来，仿佛不很愿意，走了进来。
“拿几个帐幕来。”
他靠在门上，茫然的望着加林，仿佛他没有听懂话。
“拿几个帐幕来！”
甚至这样，他还是不动。加林捏紧了拳头，走上去，又立定了。
“假使你在半个钟之内，能拿几个帐幕来，我给你十块大洋。听到没有？”
中国人鞠了一个躬，出去了。
我紧张着的肌肉，弛松了；因为加林说了这几句话，似乎在这阴森的厅里，注入了一点人气。不过旋转身来，我看到了克莱因的尸体，——我立刻认出了他，因为他的躯干很大，他脸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创痕，嘴巴给剪刀划破了。我的肌肉立刻又收缩起来，这次甚至达到这样的地步：我用两臂裹住了身体，不得不也靠在墙上。我把眼睛移开，因为不忍见那广开的创口，凝结着黑血的大伤痕，像在活动的眼睛，全身都是一样的可怕。他们都是受过了酷刑的……苍蝇在乱飞，有一只停在我的额角上，我竟不能，我竟不能抬起手臂来将它赶走。
“我们总得把他的眼睛闭上，”加林走向克莱因尸体去的时候，很低声地说着。
他的声音提醒了我，我以一种迅速的、粗暴的与笨拙的举动，将苍蝇赶走。
加林两指叉开，像一把剪刀，放到他的眼睛，——他的白眼睛上去。
他的手放下来了。
“我想他们一定把他的眼皮剪掉了……”
他粗鲁地揭开克莱因的军衣，取出一本记事册，检查它的内容。他把一张折好的纸放在一边，抬起头来。因为那个中国人回来了，他拖着几张舟车上盖物的帐蓬，发出些骚动的声响。他没有找到别的东西，开始把他们并排地放下来。但我们又听到了脚步声，一个妇人进来了，她的两臂紧贴着身体，弯着背。加林突然拉住我的臂膊，拖我走开。
“她也来了，”他说得很小声，“谁那么蠢，告诉她他在此地呢？”
她没有注意到我们，一直跑到克莱因那里，蹒跚地走着，碰到了一个躺着的尸体……她走到他前面，看着他。不动，也不哭。什么也不做。苍蝇在她头边嗡嗡地飞。一股气息在我的耳朵里，那是加林那种热烘烘的与急喘的呼吸。
然后突然间，她跪了下来。并不是祈祷。她用两手抱住他的身体，指头分开，托着他的两个侧面。她仿佛屈膝于酷刑的前面，这种酷刑表现在所有的创痕以及他的嘴上，她正看着那张嘴，从口到下颏，给人家用刀子或剪刀划开了……我确信她并不是在祈祷。她全身震颤着……然后，跟她刚才跪下去时一样的突然，一臂抱紧了克莱因的尸体；抱得浑身痉挛；她的头移动着，整个的上半身也随之蠕动，表示出难以想象的悲哀……以一种极温柔的态度，她疯狂地，拿自己的脸去磨擦那血染的衣，磨擦那些创伤，但是并不哭……
加林还是拉住我的臂膊，将我拖开。在门口，那个中国人重新又坐下了；他简直连看都不看一眼。不过他拉住了加林的衣缘。加林从口袋摸了张票子给他，说道：
“她走了以后，你把他们再盖好。”
在汽车里，他一句话也不说。他开始深陷在座位里，两肘支膝。病使他一天衰弱一天了。车开时的几下震动，使他跳了起来，他挺起了身体，头差不多靠着皮蓬，两腿挺直。
在他的屋子前面下了车，我们走到二楼的一间小房里。窗帘放下；他仿佛比平素更加病重，更加疲倦了。眼睛下面，两条很深的纹路，同那从鼻子到口端的纹路并行着，深纹的中间有两块淡紫色的斑点；这四条深深的纹路使他的面相像是一个死人，他的脸仿佛已经在腐烂了（米洛夫说过：“如果在此地他再多住半个月，那他将在此地住得比他自己愿意住的日子更长……”何况不止半个月……）。他静了一会儿，然后以极低的声音，仿佛在发问，说道：
“可怜的人……他常常说：‘人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人生永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永远不是！”
他坐在行军床上，弯着腰，手指搁在膝盖上，震颤得像醉汉的指头一般。
“我对他怀有一种人对人的爱……你想，竟发现他的眼皮已经给割去了，而人们可以触着他的眼球……”
他的右手不自觉地捏紧了。全身向后仰去，靠着墙，闭了眼睛，嘴和鼻子的肌肉逐渐地紧张了：双眉下，两块蓝色的阴影掩住了半个面颊。
“我时常能够忘却，……时常，……但不是永远能够如此。现在却愈来愈不能了……我一生能干些什么，我？天哪，到底我一生能干些什么呢！……我从没有见过什么结果！……所有我教导过的人，我曾经帮助他们去创造灵魂的，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明天会干些什么……有几时我很想把他们当作木头一般地拿来雕刻，于是我想：哦，这是我所做的工作了。建筑吧，反正有的是时间……怎样能发生这些欲念呢，呀？”
热度增高了。他兴奋以后，右手从口袋里伸出来，说话时，用前臂装着他平常的姿势；不过拳头还是捏紧的。
“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呀，就是这个！我想起了那个皇帝，你知道吗？他把犯人的眼睛挖去了，然后成群地送他们回原籍去，用独眼人领路；这些独眼人因为太疲倦，后来也瞎了。埃皮纳勒城这幅美丽的图画，比我们宣传部所发的小图画更能表示出我们的所行所为。有时我想，我的一生就在寻找自由呢！……可是这儿有谁是自由的，第三国际，人民，我吗，还是其他的人呀？老百姓，那永远是给人屠杀的资料。这倒很有点儿……”
“皮埃尔，你那样地缺少自信？”
“我对我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自信的，对于我自己所做的事。但当我遇到……”
他的话头顿住了。我们都想到了克莱因那只血迹模糊的脸与惨白的眼球。
“一个人在干某件事情，但又知道非停止不可时……”
他想了一下，于是很悲痛地接着说道：
“服务这一回事，我是从来厌恶的……可是在此地，还有谁比我服务得更多，而且更好的呢？……好几年来——好几年来——我渴望着权力，渴望得竟有点傻气，但我甚至于还不知将权力付与我的生命。当列宁临死的时候，克莱因在莫斯科。你知道，为要保护托洛茨基，列宁曾写了一篇文章，他想它将在……《真理报》上发表。列宁夫人亲自将这篇文章送到报馆里。次日早晨，她拿了许多报纸给他，他已经不能动弹了。要她揭开来，呀！发现他的文章没有登载。他的声音完全哑了，谁也听不懂他的话。他的眼睛拼命在望着一件东西，于是别人都跟着他的方向望去：他正望着自己的左手。那左手仰天放平在被单上，像这个样子。他仿佛想拿报纸，但是不能……
“他猛然张开了右手，伸长了指头，而当他继续讲话时，指头又弯转来了，慢慢地，他望着指头。
“当他的右手不动了以后，左手的指头又开始在弯曲了，就像一只蜘蛛在蜷缩它的足……
“一会儿，他就死了……
“是的，克莱因说：像一只蜘蛛……自从他对我讲了这个故事，我永不忘记那只手，那篇被拒绝登载的文章……”
“你要我替你找几粒金鸡纳霜来吗？”
“我的父亲时常对我说：‘人决不能放弃立足地。’他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了这句话。他又对我说过：一个人总要依附着自己的本性。这种新教徒的根底是值得尊重的。要坚定地依附着。有一种小小的仪式，将一个活人依附到一个死人身上，称之为……共和结婚，是不是？是的。这是‘共和的’。我想这中间还有着自由哩……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
“谁告诉你？”
“当然是克莱因啰！他说在某一个城市里，哥萨克兵不得不逐尽居民，可是有一个傻子却在一些小孩子的头上举着剑，又站了二十多秒钟。克莱因喊他：‘走你的，赶快！’那傻子回答道：‘我不能走，我可怜他们，还得等一会儿……’”
他抬起眼来，以一种怪冷酷的神情，望着我：
“我在此地所干的事情，很少有人能和我一样干的。但这有什么用呢？克莱因遍体鳞伤，嘴给剪刀划破，嘴唇挂着……我没法，别人也没法，妇人们那更不用说，像我们刚才看见的，她只能在无可奈何中，用自己的头去抚摸这些创伤……什么？好，进来。”
那是宣传部来的传令兵，送一封尼古拉耶夫的信来。改编后的广州军队，自从在潮州战败之后，第二次又为陈炯明所败。因此委员会要向红军下一个紧急通告；加林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白纸来，只简单地写了“命令”两字，下面签了个名。就交给了传令兵。
“这张纸给委员会。”
“你不怕他们恼吗？”
“我们再不是那样的人了！讨论，讨论，我已经讨论够了。我厌极了他们的卑怯，他们那种永不完全同意的态度。他们知道：他们将无法收回这道命令；因为人民只是要对付香港（我们更不容说）。如果他们不满意……”
“那就？”
“那就，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率领为我们所武装的各支部，也来玩一玩谭将军的把戏。我再也不能容忍。”
“但假使红军给打败了呢？”
“不会的。”
“假使它给打败了？”
“谁要赌博，那他就要输得起。而这次，我们是不会输的。”
我出去找金鸡纳霜的时候，听见他仿佛在牙齿缝中说着话：
“人生中还值得注意的一桩事，就是：别给人家打败……”
三天以后
我和加林一同回去吃午饭。手枪对我们猛射四下；坐在车夫旁边的那个兵士站起身来。“这个！”加林喊着。我望了一望，头立刻退回来，因为第五粒子弹又来了，打中了车门。他们以我们的汽车作射击的目标。兵士还击着。只见二十来个人狂奔，衣袖在风里飘荡。两个人躺在地上。一个是被兵士误击，另一个则手拿武器：一支盒子炮落在他张开的手旁，在阳光中发耀。
兵士下车去，走到他的旁边。“死了，”他喊着。他又叫了一辆救护车及几名扛搬夫，将另一个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医院里去；那个人胸部受了枪伤……我们的汽车颠动着，开过了路旁的石阶。
下车时，加林对我说：“这家伙很勇敢。他本来可以设法脱逃的。倒下以后，还继续射击……他可确确实实牺牲了他的性命……”
下车时他转了半个身，我见他的左臂上全是血。
“不过……”
“那没有什么。没有伤到骨头。子弹穿出了。走吧，他们并不曾打中我！”
真的，他的褂子上有两个洞。
“因为我的手正搁在车夫座位的椅背上，不过我身上淌满血，像一只被宰了的小牛，真讨厌。你愿意替我去请米洛夫来吗？”
“当然。他住哪里？”
“车夫知道。”
车夫掉转了车头，将开，加林咬紧了牙齿，在说：
“这也许可惜……”
我和米洛夫同回来。这位枯瘦美发的医生，头颅像马，除了俄国话之外，没有一种外国语他能说得流利。所以我们俩不曾讲什么话。死人旁围着一群闲人，汽车夫得把他们驱散之后，才能把车子开到门口。
加林在他的房里。我在前面一间小套房里等着。
过了一刻钟，他的手臂用绷带缚好，悬着；送米洛夫出来。然后他回进房去，躺在我对面的一张黑色军用床上，他装着奇怪的脸相，翻翻身，寻找一块地方，躺平了。他差不多躺在阴影里，因此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瞧见一些难看的纹路：眉间差不多垂直的深痕，清而瘦削的鼻干，以及嘴巴的运动，当他说话的时候，嘴唇总是向下的。
“他使我烦恼，他！”
“谁？米洛夫吗？他说这厉害吗？”
“这个（他指着自己的手臂），你想吧！我是不很注意的。但是他说我必须——绝对必须离开此地。”
他闭上了眼睛。
“而最讨厌的就是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
“那么为什么要留在此地呢？”
“这很复杂，呀！见鬼！这军用床多不舒服！”他站起来，然后又坐下，右手托着下颔，肘子靠着膝盖，弯着背。他在思考。
“近几时来，我时常不得不想到我的生命。刚才米洛夫替我预卜说：‘第二回就不致于击不中了’；我又想到了它。……我的生命，你瞧，那是这么一件极肯定的东西，但当我想起它的时候，总是有一幅景象，一种记忆，浮现于我的脑海……”
“是，这你在医院里已经告诉过我的。”
“不，关于我的审判，现在不再去想它了。我要对你讲的事情，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是比记忆本身更为强烈的一种记忆。当大战时，在后方。五十名步兵禁闭在一只大厅里，太阳光从铁窗中投射进来。空中下着雨。他们正要燃点几枝从邻近教堂里偷来的大蜡烛。有一个人穿着牧师的衣服，在一个用箱子堆成的、上面覆盖衬衣的祭台前行礼，在他的前面，一个脸相凶恶的侍从，他身穿燕尾服，纽扣里插着一朵大纸花，有一位新娘，由两个扮作‘沙利婶婶’（西洋的一种游戏名，法国称之为“屠杀戏”。——译者）中妇人的人拉着。在阴暗处又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人。五点钟，大蜡烛的光线很微弱。我听见说：‘好好儿拉着她，别让她昏去，这是你们的亲爱的！’新娘是一个年青的兵士，他不知昨天从哪里来的；他自夸说：他将以刺刀戳死那第一个想强奸他的人。两个食肉兽似的妇人紧紧地拉着他；他一点也不能动弹，眼皮几乎要闭拢来，他一定有一半已经疲倦了。又出来一个扮市长的人替代了牧师，蜡烛熄灭了，我只看见阴暗处露出许多背脊，挤在泥地的近边。那家伙叫喊着。他们在强奸他，当然，直至尽情而后已。强奸他的人很多。是的，好几时后，我心里总是为此事缠绕着，……这不因为那行动的结果，老实说，乃是因为它那荒唐的与滑稽的开始……”
他又思索了一下。
“这和我在审判时所得的印象，并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些很古远的理想之总和……”
他把披在脸上的头发撂到后面，站立起来，那样子仿佛要摇掉身上的什么东西。夹住绷带的那只别针掉下了，他的手臂落了下来，他咬着自己的嘴唇。当我到地上去拣那只别针时，他慢慢地说：
“这必须注意：当我的行动不由自主，当我的心开始与行动分离的时候，这也就是要流血的时候了……从前，我什么事都不干，那时我常常自问：究竟我的生命有什么价值，现在却知道我生命的价值差不多高过于……”他的话没有说完；我重新抬起头来给他别针；只见他那句不曾说完的话，是以一个长长的微笑作结尾的，微笑中含有一点儿骄傲，……与一种悲哀……我们的眼光一经交遇，他仿佛又给唤回到现实中来，重新说话道：“我讲到哪里？……”
我也想了一想：
“你对我说：你时常回想到你的生活。”
“呀！是的。这儿是……”
他的话顿住了，找不到话来表示自己的思想。
“要讲这种事情总是很难的。你想……当我把钱送给那些接生婆的时候，你知道我并不曾幻想过这‘事业’能有什么价值，尤其我知道那危险性是很大的；可是我还是不顾一切劝告，继续资助她们。也好。当我失去了财产以后，我几乎要让自己走到那个使我破产的制度中去，假使我不破产，也许不会到此地来的。我的行为，使我对于一切事情，只问它的本身如何，而不着眼于它的结果。我之所以那样容易将自己的生活与革命联系起来，就因为它的结果还很辽远，而且经常是在变动中的。归根结底说来，我总是一个赌徒。与所有的赌徒们一样，我殚心竭虑而以全力思索的，只是我的赌博。今天我所赌的一注钱比以前的更大，我已经学会了赌博；但这总还是同样的赌博。我深深地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有某种节奏，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一种个人的宿命，对于这种宿命，我是不能避免的。一切能给我力量的东西，我都依附着它。……（我又学习到一个道理：生命虽然没有什么价值，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有生命那样的价值……）几天来，我得到了一个印象，觉得我也许因别一件事快要成功，而忘记了那件主要的事情，……我模糊地预料到又会受审判与身败名裂，……但我们假使终于打倒了香港，那我愿……”
不过他的话停止了，一下子站立起来，装着难看的脸，喃喃地说道：“得啦，这一切……”他打发人去取电稿。
次日
那道命令业已公布。我们立刻通知香港的各个支部。离前线六十公里的红色前卫军，接令开往火线：现在介于我们与政权之间的，只有陈炯明一人了。
八月十五日
在法国，这是节日……不久以前，在本城的大教堂里，大概也举行过纪念典礼的吧。不过今天，那教堂已经变成为避难所了。赤色的兵士看守着；因为鲍罗庭公布了命令，没收一切教产归国有。那种可怜的情景，是不能拿欧洲的任何东西来形容的；像一只患有皮肤病的野兽的那种可怜相，望人的眼睛是发定的、呆木的，没有求救的神气，也没有仇恨的意思，站在这些人的前面，我感觉到一种粗野的感情，那情景使我惭愧，使我恐怖，又使我沾沾自喜，因为我并不曾同他们一样。只当我不再看见那些骷髅似的身体，那些像曼陀罗花的四肢，那些褴褛的衣服，那些青色皮肤上手掌大小的疤痕，以及那些不闭时像玻璃般困倦的、无人气的眼睛的时候，才不觉得怜悯。
回来后，我把这一切讲给加林听。他回答道：“这因为你没有看惯这些情景。对于某种程度的贫困的记忆，有如死的观念，能使人做事得体。洪有许多优点，就是从这里来的；行刺我的家伙的那种勇气，一定也是从这些地方来的……有些在贫困中陷得太深，那就永无超脱之日，他们像癞病一样地腐烂在那里了。但是另外有一部分人，要他们去干一些次要的任务，纵然不是最可靠的工具，但却是最有力的。他们有的是勇气，无所谓尊严，也没有什么怨恨……
“你使我想起了列宁的一句话，洪曾经把它用英文刺在手臂上的：‘我们能不能在世界流到最后一滴血之前，就占有了它？’洪开始疯狂似的崇拜列宁；最近则以同样疯狂的态度，仇恨列宁。我想这因为仇恨的缘故，他让那……”
“还因为手臂上所刺的文字无法拭去。”
“喔！他甚至愿意连手臂都烧掉的……这家伙的仇恨是极厉害的。”
“仇恨……”
他望着我。脸色很严重：
“是的，仇恨……”
停了一下，他一面注视那蔽住窗口的芭蕉叶，说道：
“你想想吧，在列宁看来，希望的本身，该有这叶子的颜色的！……”
我望着他坐在阳光中的一个黑的侧面。看去仿佛不曾有过变化。这侧面与我初到此地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那已经差不多是两月以前的事了，就是与我一向所见的他的侧面，也还是相像，只有他说话的声音，已经变得很厉害了。自从我那一晚在医院里见他以后，他的行为仿佛有点和本人乖离了，由于他的健康与生之执着，竟让他的事业与自己远离了。他刚才说过的那一句话，又浮上我的心来：“对于某种程度的贫困的记忆，有如死的观念，能使人做事得体……”现在，他老是拿死来打比方……
宣传部的摄影科主任进来了：
“部长，新的摄像机已由海参崴运到了。我们的片子也已经准备好了。你愿意看一看映演吗？”
加林的脸上，立刻又现出无情与坚决的神气。差不多又用他原来的说话声音，回答道：
“好吧。”
八月十七日
一部分敌军在惠州城前，被红色前卫军所败。我们业已克复该城；夺获大炮两尊，机关枪数挺，运输车数辆，以及许多俘虏（机关枪是英国人的）。俘获英国军官三名，业已解送广州。凡与敌方军官友善的许多名人的住宅，都被纵火焚毁。
陈炯明在重整他的军队；战斗将于八天前重开。今天宣传部用尽了它的一切方法；命令各团体领袖动员他们所有的会员去揭贴我们的标语。标语无论哪里都贴到了——起波浪形的铁皮屋顶上，酒店的玻璃窗上，在所有的酒排间里，公共车辆中，在人力车上，小菜场的柱子上，各顶桥的栅门上，所有的商店里。他们把标语贴到理发馆的风扇上，挂在灯笼店的竹竿上，贴在市场的玻璃窗橱上，大旅馆的玻璃窗上，标语贴成扇子的形式；汽车在开出车行之前，也都贴上了标语。满城都在玩着这套游戏，到处都可以看到标语，其为数之多，有如欧洲路上行人手中的晨报。现在的印刷品还很小（大的还没有印出来），上面画着许多胜利而骄傲的学生军，以及围在光圈中的广州兵，他们望着那憔悴的英国人与脸色发青的中国人；下面画得更小，那是学生、农民、工人、妇女各一，再加一个兵士，他们手携着手。
午睡之后，群众的热情更加激烈。兵士们穿着不整齐的制服，在那庆祝胜利的街上游行；全体居民都走到街上来；一群密集的民众，慢慢地庄严地沿着码头走，为一种静默的兴奋所吸引着，群众列队前进，吹小笛，打铜锣，还擎着白布横幅，后面跟随着小孩。一群群的学生挥动着小白旗，它们在挤紧的长袍与白衫的行列之上，有似海里泡沫一般地忽隐忽现。集结的群众在静静地、严肃地前进，有时让整队的行列通过；通过之后，群众中好像留下了一条游移的航路。乱动的人们都高举着手臂，托起了头盔与草帽。墙壁上是我们的标语，屋顶上则悬着大幅的横额，与仓卒绘成的胜利画。天空是白而低的；在炎威中，队伍向前行进，仿佛要到某一座庙里去。许多中国老太婆跟在后面，背脊上用黑布绑着一个睡觉的孩子，她们全梳好了头发。远远一阵铜锣、鞭炮、呼喊与乐器声，杂着脚步与无数木屐混和起来的闹声。灰尘飞舞得与人一般高，辛辣的，刺痛喉头的，一会儿又慢慢地旋转着，落到小巷中去；那里，现在差不多已经冷静了，只有少数几个迟到的人，穿着他们节日的好衣服，急忙地在走路。差不多所有商店的铁门与门板，都半开着，或完全关闭着，像是盛大的节日。
我从没有像今天那样尖刻地经历到加林曾经对我说起过的那种孤独，我们是处在孤独的境地中，我们心底的一些事物，与这一群众的运动，甚至与他们的热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分开着……
次日
加林从鲍罗庭的家里回来，很生气。
“我没有说他之利用克莱因的死是错的，因为这与他之利用别的事物一样。使我生气，而且仿佛是蠢笨的，就是他定要我到克莱因的坟上去演讲。演说者多得很；但是不叫他们！他又执迷于布尔什维克那种难堪的精神；又在愚蠢地赞扬纪律了。他所注目的就是这种事情！但是我，并没有把欧洲当作废物袋而弃置在角落里，因而不必冒雷倍西那样人的险，我不会到此地来教授或学习‘服从’这一个字而终我之生的：‘在革命的面前，不会有姑息的。’呀！这个，你想吧！凡是有人而不是机器的地方，总得有姑息……他想以福特制造汽车的方法来造就革命家！这会得到不好的结果，而那结果不久就会来的。在他那蓬发的蒙古人式的头脑中，布尔什维克在和犹太人斗争；假使布尔什维克战胜了，那对于‘国际’将更加糟糕……”
香港得知命令业已公布，英国人在大戏院中重新集会，致电伦敦，要求派遣英国军队。但回电到来，说：英国政府反对一切军事的干涉。
被俘英国军官的审问口供，已经灌成留声机片，这些片子，大量地送给各个支部。不过所有的军官，都为自己辩护，力争他们并非受自己政府的命令而来与我们作战的。所以必须将这一段口供剪去。我们必须灌制几张更具有教训意义的片子；好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能说英语，不带有外国人的音调。加林说：人们可以驳诘报纸上的某一篇文章，但不能驳诘一帧画片或一个声音。对于留声机或电影的宣传，人们首先只能用留声机与电影来答复；但英国人在远东的宣传，现在还不能达到这个地步。
今天早晨，尼古拉耶夫对我说：“他在动身前，干得很好……”所谓“他”，乃是指加林而言的。
“在动身了？”
“是的，我相信这次他真的要走了。”
“他每星期都要走……”
“是的，是的，不过这次他要走了，你瞧好了。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如果英国业已派出军队，那我相信他会留在此地的；但他是知道了伦敦的回电。我想他不会等待下次战斗的结果了……米洛夫说他到不了锡兰……”
“为什么？”
“呀！我的老朋友，这只因为他已经无救了。”
“人家老是那么说……”
“并不是人家那么说，而是米洛夫……”
“他也许弄错了。”
“痢疾与疟病并不是难于认识的毛病。这些毛病可不是儿戏，我的老朋友。谁假使害上了这些毛病，那就得注意。要不然，可有点儿遗憾了……不过反正都是一样……”
“他倒不如此！”
“他的日子已经完结了。过去，有一个时期，这样的人是曾经需要过的；是的；但是现在，红军已经成立起来了。几天之内香港会给最后地击败；而我们必须有比他更能忘却自己的人。不过你可以相信我，我对他并没有恶感。无论同他或同别人在一起工作，……然而他有成见，我并不责备他，老朋友，不过他确乎有成见。”
嘴角上现出了微笑，映映眼皮；又说道：
“这正如鲍罗庭所说：‘那是人情，这完全是人情’，因为毛病不好好儿治疗，就会发生这种成见的。”
我想起了林氏的审问，以及尼古拉耶夫称之为“成见”的加林的抗命。
“最后，你知道，他老是夸大！实在的，他老是夸大……你瞧，他为什么拒绝到克莱因的坟上去讲演？这个……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才好……这是可笑的……你瞧，既然他是克莱因的朋友，那他应该去演说！”
“我相信他之所以拒绝演说，正因为他是克莱因的朋友。”
“但是为什么，我还要问一次！假使每个人都选择自己所欢喜的工作……”
“不过他这话也是对的：这儿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还有别人也能讲得同他一样好。”
“你可以相信我，假使在六个月之前，他就不会拒绝了。”
他沉默一下，把一个手指放在我的胸前，又接着说道：“他不是共产主义者。问题就在这里。当然，这本来与我无关；不过鲍罗庭是自有他的论理的：共产主义不许有首先为己与离群索居的人。……”
“共产主义反对个人的意识吗？”
“不仅如此……个人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的毛病。”
“不过在宣传部里，我们看见加林是对的，因为如果抛弃了个人主义，那无异替自己准备失败。而且我们所有的同事，俄国人或非俄国人（鲍罗庭也许是一个例外）都是像加林一样的个人主义者！”
“你知道加林与鲍罗庭之间有着很严重的冲突吗？至少据说是严重的。唉！鲍罗庭……”
他把手插在袋里，微笑着，不是没有敌意的：
“关于他，有许多事情可讲……”
“如果罗马式的共产主义者，——假使我可以这样说——在莫斯科保障着革命的获得品，那么他们是不愿意接纳这种形式的……我将怎样说才好？……征服者式的革命家的，而中国则正在产生这种形式的革命家，他们……”
“征服者式吗？你的朋友加林会觉得这个名称是带有苦味的……”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危险的界限……”
“但这不重要。你那种分类并不坏……只要你能够知道：这分类会有怎样的后果？它将雇用你的，个人主义的革命家，……但需有两个坚决的非常委员会（契卡）的人物帮助他。要坚决的。那种权力有限的警察有什么用呢？鲍罗庭、加林所有这些……”
他装了一个妩媚的姿势，仿佛在搅和几种流汁。
“鲍罗庭的下场，会同你的朋友一样，因为你可以看到，个人的意识，乃是领袖们的毛病。此地最最缺少的，就是一个真正的非常委员会（契卡）……”
十点钟
江水激动，沙船的相互冲击发出了声音。月亮隐匿在屋顶的后面，使温暖与清洁的空气，生动起来。靠着墙，在洋台之下，有两只皮箱：加林已经决定在明天早晨动身。有好一会儿了，他坐着沉思，眼睛则茫茫然不知所视，两臂随便垂着。当我立起身来，去取一枝红铅笔，以便在我刚才读过的《广州日报》上打记号时，他才脱离了昏迷状态。
“我又在想起我父亲的话了：‘你决不可放弃立足地。’无论你的立足地是一个荒唐的世界或者是另外的一种世界……假使没有执着，没有因世界的空虚而引起的烦恼，那就不会有力量，甚至于不会有真实的生活……”
我知道在他觉得生活的真义，就在于这个观念中；他这人的力量，就在于他深信一切都是矛盾的；因为世界如果不是矛盾的，那么他的全部生命将消耗于虚空的行动中了，这所谓虚空并不是那根本的值得称颂的虚空，而是那驱人陷于失望之境的虚空。因此，他必须要把自己的思想印入他人的脑子中去。不过在今夜，我全身都在对他起着反抗；他老是支配着我的那种态度，我也觉得他不是真实的了；而他对于未来之死的一种不吉的赞美，也使我发生反感。我所经验着的那种感情，与其说是抗议，毋宁说是反叛……他等待着我的回答，像是一个敌人。
“你所说的话也许是真实的。但你说话的方式却能使它变成虚伪，绝对的虚伪。如果那真实的生活可以和别种生活对立的话，那么不是像你那种方式来说的，不是以那充满着欲念与怨望的方式来说的。”
“什么怨望？”
“这怨望中有某些东西，它束缚住一个背后确有力量的人，就像你一样，这某些东西……”
“确有力量，那就更糟……”
“这些东西会束缚住他的一生，他的一……”
“我倒要靠你来教训我！”
他的回答，带有一种近乎抱怨的讽刺。我们两人都沉默了。我很想找点闲话来说说，借以缓和我们的关系；我惧怕，像一个能预感的小孩那样惧怕，我怕见我们的友谊会就此完结，更怕就此会离开我爱过的人，而且不管他所说与所想的使我如何不满我，现在还是爱着他，况且他又是快死的人了……不过这一次，他又表示比我更强，他把手指搁在我的胳膊上，用一种和霭的缓慢调子，说道：
“不，你听我讲，我并不要强词夺理，也不要叫你信服我；我只是要忠于自己。我看见过许多人受苦，许多人。有时他们在一种卑贱的方式中受苦，有时则很恐怖。我不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但也会发生最深切的怜悯，这种怜悯差不多要使我窒息。好吧，不过我发现自己是孤独的时候，这怜悯总是消散了，完结了。苦难加强了人生中的矛盾，它并不攻击人生，而只是使它成为可以嘲弄的。克莱因的一生有时叫我想起了某些好像……好像……”
他说话之所以停顿，并非因为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讲，而是由于感觉到了痛苦。不过他还是望着我的眼睛，继续讲下去：“好像是一种笑。你懂得吗？凡以生命为没有意义的人，或幽居在高墙中的人们，都不会有深刻的感情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仿佛是反映在一面弯曲镜面上的一张鬼脸。也许这鬼脸就是世界的真面目；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种面目，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你听到吗？——能够袒护它的。人们可以承认了这矛盾而仍旧生活着，但不能生活在这矛盾之中。那些想放弃立足地的人们，会发现那土地却固定在他们的足趾上。人们简直欲逃避而不能；但当你故意想去寻找这土地的时候，却不能发现了……”
用拳头打了一下腿膝，继续说道：
“一个人要自卫，只有创造。鲍罗庭说：像我这种人所创造的东西是不经久的。但是像他这种人所创造的东西又是怎样呢？呀！我多么想看见未来五年内的中国呢！”
“经久！难道他专门注意事物的经久性吗？”
我们两人都静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更早些动身？”
“能够不动身，为什么一定要动身呢？”
“谨慎起见……”
他耸耸肩又静了一下，说道：
“人并非依照着各自的人生观而生活的……”
又静了一下。
“而且兽性还依附着人……什么？”
他顿住了。一个奇怪的、模糊的、不清晰的声音，不知从何处而来，远远的像在消沉下去，但又逐渐地走近了。……它开始引起他和我来倾听。不过我们所听到的乃是一种车轮气胎辗在石子路上的声音。一个脚踏车手跑进了院子。楼梯上一阵脚步声，人进来了，原来是送信的，他拿着两封信，面前有一个侍者引导着。
加林拆开了第一封，递给我；上面写着：“陈炯明之全军与在前线之红军，业已接触。”
决定胜负的战斗已经开始了。
当我在阅读第一封信的时候，他拆开了第二封，耸耸肩，揉成纸团，去掉了。“这个，这个，同我有什么关系？现在，这和我毫不相干。让他们去办好了。这一切……”
书记出去了。我们听见他渐渐远去的脚步声，他关上了铁栅门；但加林一会儿又恢复了常态，站在窗口喊他。
栅门重开。书记又回来了。他站立在窗下，和加林讲话，不过加林咳得很厉害，我听不清他的话。
书记又走了。加林来回地踱着步，现在是暴怒了。
“有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
好吧；但这显然是有事情的。他拣起了纸团，摊开，用右手把它磨平，这并不是容易的，因为他的左臂不能活动。然后，他转过来对我说道：
“我们下楼去！”
他走时，喃喃地说——不知是对自己呢还是对我？——“这一下可以断送一万条好人的性命！”我没有追问他，当我们共同下楼的时候，他接着说道：
“有两个人，是宣传部的密探，正当他们走近我们的军用井时被捕，口袋里搜查出毒药，他们显然是两面干的密探。他们不能说明为什么要到井边去。没有什么口供，也没有什么承认。尼古拉耶夫对我说，他将于明天审问！”
他亲自驾驶汽车，开足了马力，汽车夫在一旁瞌睡。他一句话也不说，只用右手握住方向盘，有两次差一点把我们撞到房子上了。他减低了速度。把方向盘让给了我；然后，他一动不动地把头缩在两只肩膀上，有时我们的车子从灯光中掠过，他的双颊显示出从来未有的瘦削——他仿佛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
在公安局的走廊上，我带眼看见许多红色的大布告；这在我们来的路上，也曾瞥见了的；这原来就是那道命令，是我们的人张贴的。
当我们来的时候，尼古拉耶夫在没有听见我们皮鞋跟的轻快而带着军人气的声音以前，在静寂中差不多有点不安，这个懦弱的家伙坐在书桌后面，背脊靠着椅背，那双明锐的猪眼钉钉地看着这两个犯人。两人都穿着码头工人的蓝布杉。一人长着下垂的黑的美髯；另一人是一个老汉，头儿很圆，梳光了头发，目光炯炯，颇有生气。
我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了宣传部与公安局里的夜间办公，习惯了那种静寂萎谢的花朵、泥土、火油以及温暖的夜的气息，同时也习见了我们疲倦与衰弱的脸色，几乎要闭紧来的眼皮，弯曲的背，与软软的嘴唇——而且在我们的嘴里都感觉到一种狂醉以后，次晨醒来的滋味……
“你有什么战事消息吗？”加林走进房间就问。
“没有，战事正在进行……”
“你的那两个人怎样？”
“我亲爱的朋友，你已经见过报告了。我别的什么也不知道。至少，目前还没有得到。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一句话。但总可以得到的……”
“谁保他们的？”
“据报告说，七十二号保他们的。”
“检查一下看！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得把七十二号弄回来，立刻交特别法庭审判，判决，立刻枪毙。”
“你知道他是一个头等密探。”
加林抬起头来。
“……而且他时常替我服务……他是忠实的。”
“他现在犯不着再忠实了。至于说到他的服务，我根本不觉得什么。这难道不懂得吗？”
尼古拉耶夫笑了一笑，点一下他那瞌睡的头，他这样子像一个磁制的不倒翁，很滑稽地摆在书桌上。
“现在来问这两个。”
我从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
“不，用不着写什么记录，反正审问得不长。尼古拉耶夫会把答语记录下来的。”
“谁给你们这些毒药？”
那第一个犯人，比较年青的那一个，开始作愚蠢的解释：有人托他将这包毒药交给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他并不知道，一个妇人会凭他的暗号来认识他，不过……
加林只懂得一点；我替他逐句翻译。这个中国人仿佛害着痉挛症，将他的手平放在胡子的分叉处，忽而又似乎觉得他那种姿势会使人听不见他的话，于是神经质地把手放了下来；后来重新又放回到原处去。尼古拉耶夫望着那围绕着一簇虫子的灯，很倦，抽着烟。风扇已经不转了；所以烟气一直上升。
“够啦！”加林说。
他的手摸到腰围里。
“哦，我又忘记带它了！”
再不说什么别的话，他用他的空手揭开了我的枪鞘，取出我的手枪来，搁在书桌上，金属制的枪角在那里放光。
“你毫不含糊地对第一个人说，在五分钟之内，如果他不讲我们所需要的情报，那我的一颗子弹就要射进他的头里去，我要打死他了。”
我替他翻译，尼古拉耶夫不知不觉地耸了耸肩；所有我们的密探都知道加林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他的方法却是孩子式的。
一分钟……两分……
“呀！这就够了！让他立刻回答我！”
“你限他五分钟呢，”尼古拉耶夫说着，带有尊敬与讽刺的声气。
“你不要打扰我！”
他从书桌上拿起了手枪，右手因为有手枪的重量，镇定了；左手从白裤带里拔出来，震颤着。我再一次地要那中国人回话，他表示无话可说。
枪响了一下。那中国人的身体并不动；他的脸上，显出一种恐怖的紧张表情，尼古拉耶夫跳了起来，靠着墙，他受了伤吗？
一秒钟……两秒……那中国人的身体沉下去了，软软地，两腿半屈着；血开始奔流。
“不过，不过，”尼古拉耶夫口吃着说，“不过，加林！那……那个法庭……”
“你别打搅我！”
这声音极严厉，竟使那胖子立刻不做声了。他也不再微笑。他的嘴巴下塌，下颔的纹路特别显露。两手交抱在胸前，像一个老太婆的样子。加林注视着前面的墙，手枪一半向下，从那枪口里吐出一缕清澈的轻烟。
“现在来对付另一个，再替我译给他听。”
已经无须翻译了。那个吓坏了的老人早已在说了，说了；他的眼珠在溜溜得转……尼古拉耶夫拿起了铅笔，用发颤的手来记录。
“不要讲！”加林用广州话说，然后又转过来对我说道：“你预先警告他；假使他对我们胡说八道，那他也要倒霉……”
“他知道得很。”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死刑执行得更凶些。”
“你要我把这句话怎样告诉他呢？”
“呀！随你怎样好了！”
（这多么容易！实际上他也懂得……）
当犯人一断一续讲话的时候，尼古拉耶夫把那落在他记录纸上的死虫拭掉……
此人系受陈炯明方面密探的金钱，这是很显然的。他开始说得很快，但没有说到重要的事情；一见手枪又拉下来了，有点迟疑。突然间，他停住了。加林恼怒透顶，望着他。
“假使，……假使……我招供了一切，你们给我什么……”
他一下子摔倒了，两臂伸开，在地板上滚。因为加林在暴怒之中，对准他的下颔打了一拳。拳头还捏紧着，咬着嘴唇，坐在书桌的一只角上。“我的伤口都弄开了，”加林说。那犯人躺在地上装死。“问他可听人说起过还魂香！”我再替他翻译一次。那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不起来，不对着我们，也不看着我们，说道：
“他们本来有三个。两个已经捕来了，其中一个已死。另一个在此地。那第三个也许已在井边。”
加林和我看着尼古拉耶夫，他原先提议等明天再审的。现在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嘴巴与眉间都没有动作，不过他颊部的肌肉则紧而复弛地，像在颤抖。那犯人明言时，他记录着。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都讲出来了吗？”
“是的。”
“假使没有全讲呢……”
“我都讲了。”
犯人现在仿佛满不在乎了。他再找不出法子来自卫。只能听天由命……
尼古拉耶夫掀了掀电铃，拿一张纸给我们看，然后把它交给一个传令兵。
“立刻派一名脚踏车手，把这送到电报局的特务处去。”
他转过来对我们讲：
“在这种情形之下，……在这种情形之下，……也许还有别人……还有……加林……你不知道……他得再试一试……未必？……”
为要叫人原谅他那种可怕的疏懒，——他本要移到明天去审的——于是他提议把这个“未必”不会招供的人来用刑了……
“他不会的，”加林喃喃地说，声音仿佛发生在牙齿之间。
接着又高声说道：
“为什么要用刑，难道要他对我们说些说谎话，因此叫我们去瞎忙吗？……他不会知道整个情形的。井里下毒这一件工作，决不会由三个以上的人去干的。三个，你听见没有？并不是两个！”
这回是加林来掀铃了。他掀了四次。进来了两个兵士，把犯人带走。尼古拉耶夫并不回答；死的虫子老是往书桌上掉，他慢慢地用手把它们拭去，那神气活像一个好孩子在磨平一张纸。
在走廊中，我们遇见一个从军事委员会来的传令兵，他正送一件公函来。加林拿来开读：“陈军已开始后退。”
加林家里的楼梯，很黑；因为电灯打破了。外面，也还是黑夜，我的神经中也是黑暗的……我的眼皮燥痛，但并无睡意，身体微微有点发颤，像带点醉意；每踏一级，我总先用脚尖来试探一下。眼睛闭着，在昏迷与奇怪的明敏这两者混合的感觉中，我看见一些变形的影像：两个犯人，一个死在地上，尼古拉耶夫、加林所讲的奇怪的婚礼，街上的灯光，克莱因那只割破了的脸，淡红色标语的斑点……加林的声音使我跳了一下，仿佛是突然醒转来了，加林说：
“我不习惯这种幽黑，它老使我觉得瞎了眼似的。”
不过这儿有灯光了，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个小房里。两只皮箱仍旧放在这儿。
“你只带这一点东西去吗？”
“只去几个月。这一点已经很够了……”
他差不多没有听我所讲的话，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种微弱的喧闹声上，那声音充满了全屋，它在我们动身到公安局去之前，就已经使我不安了。
“你听见吗？”
“是的……我们出去之前就听见了的。”
“你想这是哪里来的？”
“静听吧……”
在这压抑着的、辽远的与机械性的喧声中，有一些神秘的东西。那是一种极震耳的声音，像是啮齿类的野兽发出来的；不过声音的调子很均匀，它断断续续地发出来，像混水中的水泡声，有些声音又像是木头的爆裂，延长一息之后，所有这些声音又仿佛融和在那经常不变的喧嚷中了，它似乎是由天际与地窖中同时发生的。加林站住了，很不安；忍住了呼吸，肩膀运动着，竭力想减少一点闹声。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响声，突然间压下了那些声音与喧嚷，但过几秒钟之后，它又极轻微地发生出来了，逐渐地又增高起来，又达到以前的程度，不过还是辽远的与不可解的。最后，他松爽一下身体，装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躺倒在木床上了：
“在这儿等候，你想喝点儿咖啡吗？”
“不，谢谢你；最好你还是吃点金鸡纳霜，再把你的敷药掉换一下。”
“那还不到时候……”
他望着那两只皮箱：
“三个月，也许要六个月吧……”
他还是忧虑着，他咬着面颊的内部。
“严肃讲来，留在这里是不很聪敏的，应该及时动身……”
他之所谓“留”，并不是“住”的意思，而指的是“死”。
“我的老朋友尼古拉耶夫婉转地对我说，现在动身差不多已经迟了……”
这以前，他所讲的话仿佛都是对自己说的。现在他的声调变了；又一次地抬起了他的右肩。
“这有多蠢！……我今夜如果没有回到那边去，……鲍罗庭将找谁来代我？对于宣传部的各部分，那是可以找陈来代我的，但是别的方面呢？……像尼古拉耶夫那样的家伙，纪律是守的，并且是极守纪律的；但结果会把一切事情弄糟……克莱因是死了……将来我回来时，这一切事情会弄到怎样的地步？……公安局里出了这点乱子，就足以叫我重回到广州的生活中来，有如重穿我的旧褂子一般；虽然在目前这个时候，我仿佛已经离开此地了。算了吧！假使我在海上叽里咕噜，人们会在我的皮包上黏一张美丽的标签……”
他的嘴唇，仿佛比不久以前更加薄了，眼睛闭着。鼻子的阴影，现在是特别明显，和他左边的眼圈混在一起。他的神气很丑陋，那是一种像死人一般的、叫人不安与讨厌的丑陋。
“你想：当我初到此地，即当兰勃脱时代，广州简直是一个滑稽的共和国！但是今天，你看那英国！它要征服这个城市，要摧毁这个城市！因为这城市乃全世界最社会化的，它是人类社会的核心。至少在这个城市里的贫苦的广东人，已经在逐渐跻于良好的地位了！这道命令……使香港变成为一个紧握拳头的这班人的努力，总之是……”他说到这里，踏下脚去，人向前倾，那姿势仿佛在慢慢地与重重地打碎什么东西。同时他又坐直来，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圆镜（赛璐珞的镜背）照自己的脸。（这还是第一回照镜子呢）
“我想已经到时候了……”
“像普通的殖民地人一样的死去，真是太蠢了。假使我这样的人不被人暗杀，那还有谁能暗杀呢？”
他所说的话，有些叫我不安，使我焦虑……他又接着说下去：
“我到欧洲去能干些什么？真是天晓得！多半我将到莫斯科去……我并不信赖第三国际的方法；但总得去看看……六天内可以到上海；然后坐上挪威船，它给我一个走进丑陋的小门房的印象。我至少将被两个侦探所尾随，而这尾随则时常引以为荣的。但是我将来回来的时候，假使我所做的事业，连半点碎屑都找不到了，那将如何是好呢！鲍罗庭这个人很有力量；但有时也蠢得可以……唉！人总不能到他想到的地方……”
“你到底愿意到哪里去呢？”
“到英国。现在我已经知道大英帝国是什么东西了。它是一种坚韧的与不断的暴力。命令。裁决。强制。这就是生活……”
突然间，我懂得了他说的话为什么会那样的使我不中意；因为他想说服的人并不是我。他自己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他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正企图说服自己……他是否知道自己的毛病已经绝望了呢？还是完全不知道？我既知他的死已属不可幸免，所以听见了他的希望与肯定的语气，感觉到一种忧郁的愤怒。我心里真想对他说：“得啦，得啦！你快死啦。”心里起着一个狂暴的意念，但他的神情以及实际上说这话的不可能性，又把这意念打回去了。疾病已使他的脸瘦削到了极点，所以我再也用不着想象出他死后的样子。我觉得假使我要同他讲到死的样子，只叫拿他的脸相给他看，那些深刻的纹路，老使我感觉痛苦。我又觉得假使我同他讲死，会有相当危险，因为这仿佛证实了他所自知的事情……一会儿，他并不讲话。在这静默中，那刚才使我们莫明其妙的嘈杂声，又来了。现在这声音已不再是一种嘈杂，而是一种由不断的震撼而成的喧闹了，不过还是很远，很震耳，像是梦中的闹声；这有点像什么人拿了重器，打击那铺上地毯的土地。至于那较为清脆的声音，刚才像木头爆裂的那一种，现在却变成为金属声了，而且还能叫人想起是喉咙里发出来的一种混杂的雷鸣，由合节的铁锤声打着拍子……
这种喧闹声中又杂以汽车胎辗在石子路上的声音。侍者进来，后面跟着一名军校学生。他送电报局长的回讯来。现在，喧闹声虽然还是来自远处，但已经响彻了一房。
“你听见吗？”加林询问那侍者。
“听见的，部长先生。”
“这是什么？”
“不知道，部长。”
那军校学生摇摇头，说道：
“这是军队，加林同志。……”
加林抬起眼来。
“……这是红军的后卫队，现在正开往前线去。”
加林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读那个电报，然后又交给我：
“第三名特务业已被捕，身上搜得氰化物八百克。
“敌人溃败。宣传部派人活动之数旅已倒向我方。军需与重炮均被我方夺获。总司令部业已解散。陈炯明逃亡，我方骑兵正向前追捕。”
他在电报的收据上签了字，交给军校学生，他还是由侍者引导着出去。
“在相当时期内，他再不会见到我的签字了……陈炯明的军队已经瓦解……一年内，上海……”
军队之模糊的喧闹声，在热风中传来，忽近忽远。现在我们能够分辨出大车的轹轹声，兵士们踏在街上仿佛使土地震动的那种声音；有时，在那叫人喘不过气来的疾风中，我们可以听到马蹄的嗒嗒，以及炮车的轰轰。当加林倾听着这一远来的喧闹时，他为一种纷乱的激动所袭。这是欢欣的激动吗？
“明天早晨，所有这些笨蛋们都会来送我的行；那时在他们中间，我怕不很能看到你……”
他咬着下嘴唇，慢慢地，把那受伤的手，从悬带中取出，并且举了起来。我们紧抱着。一种奇怪的忧郁之感，从我的心里油然而起，那是深刻的、绝望的，是因感觉到人事之空幻与死之来临而引起的……后来，灯光又射到了我们的脸上，他正看着我。我相信他一定是很快乐的吧，想在他的眼睛里去寻找一些快乐的影子；但那里完全找不到这一类的东西，我能看到的只是一种冷酷，尤其是一种亲爱的严肃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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