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尊敬的刘家良叔



  1941年秋,我从香港到上海升大学,当时去升学的青年不少,如林植权、郑凤韶、刘宽德、刘宽全、刘大汉等人,考入各所大学。这当中,有的和我一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SY),有的是同情者。到上海后,有位40来岁的长辈,热情地接待我们,他就是刘家良,广东中山人,北大学生,从事托派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抗战爆发时释放出来,如今是托派多数派的第二号人物,大家把他尊称为「良叔」。他平易近人,对人关心体贴,语重心长,给我们谈学习,谈时事,讲马克思主义,有声有色,大家都很喜欢跟他一起。
  我考入大夏大学,但到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的英法租界沦陷后,父亲从澳洲给我的接济中断了,所以我读了一年就辍学了。
  有一天,良叔找到康君和我到公园去,在没有人的地方,很严肃地与我们商量一件事:由于上海租界沦陷,我们的铅印《斗争报》不能出版了,只能用油印出版《校内生活》(党内部刊物),这个任务想交给你们去做,这是一项重要的而且是保密的工作,你们要认真考虑一下,你们认为怎样?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良叔还说:有个附带的任务,由于日伪随时入屋检查,因此许多书籍不便存放在家里,想由你们开个书摊,摆放这些书,普通的可以摆出,重要的就用麻袋装着,你们还可以利用这书摊卖卖文具之类,维持生活开支。我们也都同意了。良叔还再三交代:这是一项保密工作,从此你们不与其它人来往,也不告诉任何人,我会单线与你们联系的。就这样,我们接受了一件神秘而又严肃的工作。
  良叔亲自和我们一起,在白克路菜场里租了一个原来卖学生文具用品的小摊位,十分合适。不久运来了许多书本,有的放在书架上出售,有的则封存起来,橱窗里有文具,后来我们还去食品厂买来面包出售,两个青年人就好像在做小生意。
  良叔与我们单线联系,要出版《校内生活》,就亲自把稿件送来,然后康君或我留在家里刻蜡版。等到刻好后,两个人一起油印。那时候做秘密工作,是不用油印机的,只用一块磨平了的胶皮钉在小板上,粘上油墨后就往胶腊纸上刷,没有油印机,收藏起来方便得多。由于只印二三十份,也很方便。当时的《校内生活》主要是一些争论文章,与少数派争论,抗战问题也与陈独秀争论。抗战初陈独秀出狱后,积极宣传抗战,派王凡西到军队去工作,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却遭到共产党的恶毒污蔑和攻击,无中生有地污蔑陈独秀拿日帝津贴,是汉奸卖国贼,使陈无法活动。而在上海的托派,在日帝的铁蹄下,连《斗争报》也不能出版了。油印的《校内生活》,只供大家讨论争辩。
  那时候,良叔与我们联系,每周或半月碰头一次,他常拿着英文版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给我们讲1925-27年的大革命史,后来他把此书翻译出版了。我们看到良叔写的文章,都是写在学生练习薄上,密密麻麻的,极少删改,小标题是最后才加上的。我们也看到他好几本读书笔记,研究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写在学生练习薄上。他的思路十分敏锐和清晰,智慧过人。
  这旧书摊大约开了一年左右,局势逐渐平静,书本可以放进仓库了,书摊便失去作用,于是关闭了书摊。我先去学校教书,后来到体育会去管理图书。《校内生活》则由康君负责,油印时我去帮忙。
  由于良叔时常到我们家里来,房东看见我们是一家人,都是规规矩矩的好人,对我们非常客气。后来前楼空着,房东就怂恿良叔搬到这里居住,良叔也竟然租下了前楼,我和康君住在三楼亭子间,大家更密切了,其实这是一次疏忽,在那秘密工作时期,随时有被敌人破坏可能,怎可大家住在一起呢?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44年夏,小沙渡路一间绸厂,老板无故开除工人,激起工人气愤,几个工人停下工作向老板说理,老板竟然报告了巡捕房,结果把几个带头罢工的工人抓去,这当中有我们两位同志:秋大姐和罗真。
  我们还有一位到工厂工作不久的杨玉琼同志,她自告奋勇,亲自送饭到巡捕房给工人代表吃。捕房的「包打听」看到她戴着近视眼镜,讲的是广东口音,怀疑她是共产党,报告日帝宪兵,便把她抓了起来 。这位杨玉琼从香港来,响应「到工人中去」的号召,才到绸厂工作不久,她从没有经过斗争的考验,一经严刑拷打,神经就错乱了,便胡乱交待了刘家良和郑松的住址,日伪便四处抓人。
  幸而绸厂罢工后,尤其是杨被捕之后,组织考虑到她没有经过考验,凡她知道地址的人,良叔和郑松都已及时转移。日伪却抓了租屋保人高擎宇,并且在良叔家里搜到体育会免费洗澡的证件,辗转抓到我和康君。那天我刚送良叔到吴淞口,他一家人乘船逃往温州,回来后我就被捕了。我们六人被捕后,巡捕房就几个工人放了。我们被关押在福州路警察总局,日帝的特高科对我们严刑迫供,那时杨玉琼已是个疯女,高擎宇一付生意人的模样,我和康君即使被拳打脚踢,灌水迫供,对刘家良现在何处,一问三不知!因而再没有连累其它人。后来日伪也相信我们并非共产党人,一无收获,关押大半年后就交保释放了。杨玉琼则由秋、罗两人把她送进松江疯人院,后来听说她逃了出来,赤身露体,死在路旁,日本帝国主义又欠下一笔血债!
  这次绸厂罢工事件,我们先后有六个同志被捕,幸而良叔与郑及时转移,没有被牵连。听说敌人逮捕高擎宇时,彭述之也在他住处,闻声奔上天台,跳到另一幢楼的天台上,险些儿也被抓去或跌死,否则,彭刘两位领导人遭殃,组织也就遭到致命打击了!
  我反思,当年在敌人的铁蹄下,革命者只能作隐蔽性的斗争,公开的罢工斗争会付出重大代价的。
  抗战胜利后,良叔从温州回到上海,那时候中国托派公开出版《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和大型理论刊物《求真杂志》,组织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良叔是两个杂志的编委,每期《求真》上都有他的长篇政论文章,笔名为“刘少严”,“海生”等。良叔由于积劳成疾,身体很不好。他住进仁济医院时,我拿着鸡汤去看望他,他很高兴,还是非常关心我的学习,给我出题目要我写文章,后来我在《青年与妇女》上发表的《家长制教育的危害》就是他在床上指导我写成的。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那时候我在国民党监狱里,良叔等中央负责人撤退到香港去了。我释放后回到南方,后来到了香港,那时良叔已去了越南,想在越南居留三年后可以到法国定居。但惨痛的噩耗传来,良叔不久就在越南遇难。关于遇难的经过,陈碧兰当时与他同在越南,据她后来在所写的回忆录中叙述,良叔接受越盟占领区一个参谋长(以前的托派分子)的邀请,去讨论发展托派运动问题,说保证有军队护送,但在开完会后便把良叔等人逮捕,良叔后来便在狱中逝世。在他应邀之前,碧兰夫妇曾坚决反对他去,他自己也曾动摇,但在越南同志的坚持下,良叔为责任心所驱使仍决定去。结果,他便为了事业而在壮年牺牲了,时年还不到五十岁。
  在抗战时期,良叔曾撰写了许多篇文章,坚决支持抗战,反对少数派对抗战的「革命失败主义」;也反对当时的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产主义的理论,而坚持苏联是官僚主义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一传统意见,积极主张抗战和无条件保卫苏联的一贯立场,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卫了托洛茨基主义。
  良叔原在北大时,有个妻子,生下一个女儿,被捕以后人各分散,抗战时被释放后,他四处寻找,音讯渺然。后来他与梁廷结婚,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刘海生,解放后是上海虹口区教育局长,但英年早逝。小儿子是残疾人,很小时就死了。几十年后,良叔的前妻生下的女儿,到上海来寻找爸爸的下落,她已是东北某话剧团的名演员,后来找到郑超麟老人,才告知她刘家良已在越南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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