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1983）

深情缅怀我的母亲
Ethel Morell Vogel
1907—1958
我的姑母
Anna Vogel Colloms
1900—1981
和我的父亲
Sidney Vogel M. D.
1904—1986

前言

　　这一课题开始于十多年前。像60年代晚期的许多女性一样，我投身女性解放运动之时，正巧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初，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可以被简单地扩展，去解释女性解放论者所关注的问题。但很快，我们意识到，这一结论太机械了，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们所遇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关于女性受压迫的社会主义著作，需要做彻底的改变。认识到这些之后，一些人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虽然还坚持使用马克思主义，但目的却是发展一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综合理论，以超越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的不足。我理解这种做法，但我依然坚持初衷——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快，我遇到了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紧要任务。此外，仔细阅读19世纪那些关于所谓女性问题的主要文献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理论是相当矛盾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试图正视并阐释这些问题。本书便是这些思考的结果。一点儿也不奇怪，本书的顺序与我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历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本书开始是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评价，接着是对19世纪文献的批判性审读，最后是对处于总的社会再生产语境中的女性受压迫问题的理论结论。在写作这本书期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解释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努力令我更加肃然起敬。尽管我仍然认为，最有可能为即将到来的解放女性的斗争提供理论指导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而不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综合理论的构建。
　　当我开始研究女性受压迫问题时，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对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关系进行了评论，并且使用基督教神圣家族作为例子：“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1]对我而言，马克思的这些词句已经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者理解家庭经验的本质。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者都试图去评论并彻底改造“世俗家庭”——尽管没多少成果。我认为，引发今天妇女解放运动的那些状况，使更完善的评论和更现实的革命终于有了可能性。但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变成现实。早在1971年，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就认为，持社会主义观点的女性解放论者与持激进女权主义观点的女权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斗争，并从这个角度分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现状。我相信，她那时提出的发展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令人信服的：

　　我们需要充分发展我们的女性意识（feminist consciousness），同时通过对我们受压迫进行科学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分析来改造它。这两个进程必须同时进行——女性意识不会“自然地”发展为社会主义，它也不可能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二者是共存的，必须同时发展。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发展女性意识……我们得到的将不是政治意识，而只是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国家沙文主义，或者工人阶级组织间的经济主义；如果只是简单地不受外界影响地审视自身，我们仅仅能看一个部分的内部运转情况；只能看到这个部分的自身利益。政治意识则能解释所有形式的压迫。^[2]

　　正是这一需要——在解释所有形式的压迫的同时，阐述女性受压迫的特殊性质——激发了我的努力。因此，对所有的女性问题我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回答。借用莉莲·鲁滨逊（Lillian Robinson）的诗句^[3]：

　　女性？
　　　　是的。

　　有几篇文章没能被收录进本书，因为我注意到它们时已经太晚了。它们与我的讨论（那些讨论涉及父权制概念的有限范围）以及那些固有问题（性别、种族、阶级都是同样的压迫根源）有关。最近的有关社会历史的作品，强调父权制概念并不足以解释女性受压迫、家庭经验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有关家庭工资（family wage）和职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sex ）的两篇论文特别有意思：玛撒·梅（Martha May）的《家庭工资的历史问题：福特汽车公司和五美元日（“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Family Wage: The Ford Motor Company and the Five Dollar Day”），见《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1982年第8期，第399-424页；阿瓦·巴伦（AvaBaron）的《女性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印刷工无产阶级化的研究》（“Wom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Printers”），见《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第 14 期，no. 3（ 1982年秋季号），第23-42页。一些研究纪实性地描述了有色人种女性的历史，分析了种族压迫和民族压迫给女性带来的特别后果，这些研究引发了不同压迫共同作用的问题。比如，杰奎琳·琼斯（Jacque-line Jones）认为，美国种植园时期的奴隶家庭就是支持、自治、抵抗奴隶社会的舞台，同时也培育了父权制家庭关系的种子：《“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女性”：奴隶制下的黑人女性、工作和家庭（“‘My Mother was Much of a Woman’ ： Black Women，Work, and Family Under Slavery”），载《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第8期（1982），第235-269页。邦尼·桑顿·迪尔（Bonnie Thornton Dill）分析了被压迫团体的历史如何阻碍了社会參与，影响了今天在这些团体中的女性：《种族、阶级和性别：全面妇女团体的前景》（“Race, Class, and Gender: Prospects for All-inclusive Sisterhood”），载《女权主义研究》第9期（1983年），第131-150页。这样的研究揭露了黑人女性对当代妇女运动普遍不信任的潜藏原因，即女权主义者强调性别和种族压迫的相似性，以及女性解放论者倾向于否认种族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特殊性质。通过打破性别、种族和阶级是相同压迫根源的简单平行论，琼斯、迪尔和其他一些人为运动的战略性方向（这一方向为有色人种女性的特别利益而服务）奠定了基础。用迪尔的话说，如果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要形成能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团结女性的社会变革战略，就必须“超越妇女团体的概念——一个建立在未经检验的〔女性〕相同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综合概念”。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经典引文除个别未查到的均采用中译本——译者注。）莉丝·沃格尔，《世俗家庭》（“The Earthly Family”），载《激进美国》第7卷，第4-5期（1973 年7-10月），第9一50页。这篇文章实际上是1888年由恩格斯校订的马克思1845年笔记的修订版。对1888年版本的评论和更准确的译文，见第4章注释5。

^[2] 朱丽叶·米切尔：《女性地位》（Woman's Statio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1），第93—94页

^[3] 莉莲·鲁宾逊：《问题》（“The Question”），载《鲁宾逊论女性问题》（Woman Buffalo: Earth's Daughter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