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早期观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1983）

第二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

4．早期观点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通过极为不同的道路，介入社会主义政治和他们所理解的女性解放问题的。作为一位律师的儿子，犹太人的后裔，马克思受过专业职业教育，他开始这一历程时是个哲学学生。而恩格斯则出身于一个殷实的资产阶级家庭，作为一名职员，他在英国曼彻斯特他家的纺织工厂中开始了自己的经历，在那儿，他是一个即将成为未来德国工厂主的学徒。两个人的起点不同，所以他们最初探讨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方式也不同。
　　马克思关于女性问题的早期论述有一种明显的哲学和象征语调。在大学里，他很快从黑格尔主义的年轻浪漫主义观点，转到了被称为年轻黑格尔主义者的团体所持有的更哲学化的观点，后者是一群试图从黑格尔的作品中得出革命社会主义结论的知识分子。直到后来，在与恩格斯合作后，马克思才开始认真研究经济。这样，像许多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当马克思最初用女性的从属地位来表示一般社会状况时，他并没有真正面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从属地位这一问题。
　　在1843年马克思25岁时出版的《论犹太人问题》中，以及在未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恩讨论了代表社会发展程度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层面上，私有制和所有权支配（possession dominate）的关系，“宗族延续的关系、男女关系都成了做生意的对象！妇女也成了买卖的对象”。更概括地讲，男女之间的关系构成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男女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男人超越自然状态的进步程度，因为它表明“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这种关系釆取了异化的形式，是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关注的是个体的“人（man）”（公正的人【Mensh】）——一方面通常代表了所有的人类，但另一方面却有一个明显的性别身份。在他所展示的程度上，女性即他者，反映男性并受男性的影响。
　　《神圣家族》写于《1884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不久，于1845年出版，其中，马克思采用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反对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激进唯心论。尽管书名讽刺性地指向家族，但其密集而冗长的论辩并未触及家庭问题。然而，在一些相关文章中，马克思极大地改变了他以往注重男女关系的观点。他随意意译了傅立叶的话，认为“某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2]。这些论述中的焦点，现在集中在妇女对于男人的关系，总的说来集中在妇女身上。马克思选取妇女的地位，而不是抽象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新标志。在《神圣家族》中，女性受压迫已不再仅仅是观念领域的典型代表了。马克思在那些尖刻的文章中反对当代资产阶级关于女性观点的伪善也是事实。实际上，他指出了当前条件下，“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的非人性”。^[3]
　　不到一年之后，社会现实与其意识形态表述之间的紧张性质变成了马克思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因为他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本身采取了一种严肃的批判态度。在一系列“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根本没有打算付印”的笔记中，马克思概括表述了自己的新观点。恩格斯在1888年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题出版了1845年的这些笔记，按照他的说法，“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4]很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用家庭及其内部的矛盾关系揭示了其中的一个纲领：“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这个纲领几乎是意外地揭示了马克思最初对于家庭的纲领性定位：它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它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5]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次审视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该书写于1844年末1845年初，于1845年5月出版。与同一期马克思高度抽象的方式相比，恩格斯的方法则主要是描述性的和历史性的。他主要关注工人阶级妇女（人数较小但正在增长的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中的成员）的实际经历。他坚持认为，不是机器的发明，而是资本主义本身，以及其积累和利益的驱动，使得廉价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对雇主很有吸引力。他井然有序地审视了各种生产领域的发展及其现状，纪实性地描述了工人阶级妇女的生活——作为工人、妻子、母亲和女儿。同时，他的评论概述了工人阶级妇女的状况，并包含有对基本理论特征的理解。
　　在恩格斯看来，工厂工作对女性最明显的影响是身体上的和道德上的。过长的工作时间和可怕的工作生活状况，致使女工易于患严重的骨骼变形和其他疾病。女工的流产率很高。生育异常艰难。因为害怕工资降低或被解雇，怀孕妇女被迫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女工们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了孩子，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也一点不稀罕。”因为同样的原因，很少有人生育后能在家中休息一两个星期以上。”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婴孩当然只好丢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她们急忙赶回去给孩子喂奶，自己也随便吃点东西。”可以想见，孩子相当虚弱；大概50%的工人阶级的孩子都活不到他们的15岁生日。一般而言，工厂区的孩子都是“脸色苍白的、腺病质的”，“孱弱、矮小而且发育不良”。女孩子月经初次来潮通常都很迟，或者根本不来。^[6]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状况确实使道德败坏了。他用19世纪的方式严厉批评了工厂工作在道德上的罪恶，“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在一间工作室里”。尽管我们可能会嘲笑他关于道德的古旧立场，但恩格斯还是指出了真正的问题：少女被雇主以解雇为威胁而诱奸，意料之外的怀孕，醉酒和酗酒，自杀，普遍缺乏教育，以及极高的犯罪率和人们之间的残忍行为。而且，卖淫与“严重的道德堕落”一同构成了恩格斯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特征。^[7]
　　19世纪卖淫的泛滥引起了各类道德改革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关注，他们一再指出，这是现代社会堕落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文化象征。马克思本人那时也同意这一传统思想，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条脚注中，他将卖淫概括为剥削的一个隐喻。“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淫的一个特殊表现而已，因为这种卖淫是一种不仅包括卖淫者，而且包括逼人卖淫者的关系，并且后者的下流无耻远为严重，所以，资本家等等，也包括到卖淫这一范畴中。”^[8]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谴责关于改革和改造的慷慨慈善观点时，更明确地将卖淫看做是伪善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例。^[9]正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了那种伪善的现状和社会基础。尽管还有一定的维多利亚痕迹，但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谴责却为社会影响和个人选择提供了极好的解释。

　　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酗酒和纵欲）这两种乐事，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10]

　　从所有这些事实中，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社会秩序……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他对普遍状况进行了再三考察，发现它“完全破坏了家庭”，“使工人家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他一再强调，“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恩格斯更具体地指出了工厂中已婚女性的工作情况。“女人在工厂里做工不可避免地要把家庭整个地拆散，在目前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状况下，这种情形无论对夫妇或者对小孩子都会产生最严重的败坏道德的后果。”问题不仅仅是工作本身。过长的工作时间和可怕的生活、工作环境，使他们在“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中受到巨大伤害。而且，“如果妻子一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丈夫又在同一个地方或别的地方工作同样长的时间，那末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就恩格斯在1844年的英国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除非因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而使情况有所改变，资本主义向下一代承诺的将是同样的状况：“孕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无人照管，不关心甚至讨厌家庭生活，道德败坏。”^[11]
　　女性有时成为工人阶级家庭中主要的收入者，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家庭消亡的明显趋势。恩格斯对这一趋势既困惑又震惊，他发现它使“现存的社会秩序……颠倒过来”，因而“家庭关系”也头足倒置了。他用震惊的语调说，“在许多情形下，女人在工厂里工作并不完全破坏家庭，但是使它头脚颠倒了。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它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原封不动的时候会使整个家庭关系发生什么样的根本变化，那是不难想象的”。这样的状况“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是）最可耻地侮辱两性和两性都具有的人类尊严的情况”。怀着同样的心情，恩格斯列举了在童工中存在的可能的“恶果”，“孩子们都逐渐自立来，把父母的家看做小旅馆，如果他们不满意这个旅馆，他们就常常另外换一个”。^[12]
　　恩格斯关于家庭消亡的论述——强调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工和确定权威是自然产生的，并误解了家庭关系头足倒置的结果——反映了19世纪的一般观念。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不承认除了资产阶级的那种家庭生活之外，还可能有现代的家庭生活形式，因此，他断言工人阶级家庭处于一种解体状态。不过，他意识到了自己这种看法的矛盾性，因而试图将家庭置于历史的发展中。如果工人阶级的家庭现状看起来是不近人情的，必定是因为“两性间的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如果说工厂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女人统治男人的现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原来男人统治女性的现象也应该认为是不近人情的”。事实上，这样的考察使恩格斯可以同时审视过去和未来。 “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13]
　　在对女性状况的理解方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三个天才的理论贡獻，像他后来所说的，每个贡献都处于萌芽状态。^[14]第一，他暗示，个人和家庭都不是非历史的抽象概念。恩格斯的整本书集中关注工人阶级个人和工人阶级家庭，他经常将他们的经历与资产阶级的预期及亲属关系相对比。而且，他将家庭中两性关系的性质与财产占有的社会形式联系了起来，尽管这种联系很模糊且前后并不一致。简言之，恩格斯认为女性受压迫和家庭必须根据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特定的阶级来分析。
　　第二，恩格斯考察了工资水平的确定和工资的结构——通过工资这一形式，个人和家庭得以再生产自身。他也认为两种竞争类型影响了工资水平。在极少的情况下，即在全雇佣甚至工作供过于求的时期，雇主必须为争夺劳动力而竞争，工资当然上涨。在通常情况下，工人之间为工作岗位而展开的竞争导致工资下降。虽然如此，这种劳动力供求的竞争还是有限的。即使在最激烈的竞争中，不同的工人对生活水平有不同的要求，因而需要不同的工资。工资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而且，工资必须足以使工人在有限的范围内更新自己。比如，“给工厂工人的工钱应该够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子女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是，为了使他们没有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是成为其他的人，工资也决不能太多”。^[15]
　　家庭收入的多寡影响着工资水平。“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员都在工作，那末每一个人就可以相应地少领一些工资。”通过这种方式，贪婪的资产阶级在工厂中雇佣妻子和孩子进行生产，从而“降低了（男人的）工资”。恩格斯注意到，在实践中，工资率与一些关于家庭平均收入的假想相符合。然而，一般说来，工资不会低于“一点聊胜于无的东西”，恩格斯称之为身体需求（physical subsistence）的“最低”限度。恩格斯试图以此确定“最低”工资（“minimum” wage）与正常时期——既没有工人之间的竞争也没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的时期——的“平均”工资（“average”wage）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资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资稍稍髙一点的水平上。至于比最低工资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尽管这种陈述以假定的身体最低需求作为决定工资的标准，但它还是早于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强调，“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决定总的工资水平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概略地叙述了工资和工人阶级家庭之间的关系：正如工资水平是一个物质问题一样，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于要供养家庭，工资所涵盖的是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再生产；资本家因而可以通过将更多的家庭成员拉入雇佣劳动队伍而降低工资；在恩格斯称之为“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方面，个人工作贬值的变化可能会很明显。^[16]
　　恩格斯的第三个深刻理论见解涉及工人阶级的总的再生产，特别是人口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注意到，在任何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发展都在调整着全部劳动人口的规模。“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 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通常，这些数目惊人的“过剩人口”为任何可能的工作相互竞争。然而，在经济繁荣的顶点，现有人口看起来突然不够用了，必须加以补充。农业区之外甚至爱尔兰的劳动者，以及女性和年轻人都加入了劳动大军。“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与马尔萨斯的观点相反，恩格斯强调所谓的人口过剩对工业扩展而言在结构是必要的。当马尔萨斯“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现有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错了。‘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如说是由于工人彼此间的竞争，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竞争”。恩格斯因此把人口过剩现象与调整工资和工作日长度的同一进程联系了起来。不同的仅仅是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重演着”。^[17]

　　到1845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对历史唯物论或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暂时性的认识。在1845年11月至1846年8月之间，他们撰写了一部很长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如同马克思后来回忆的，“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他们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来实现这种意图。尽管这部手稿从未完整出版过，但它“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淸问题”^[18]。《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品的一个转折点。它也包含着他们对家庭的理论和历史的首次全面系统的阐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家庭、意识形态、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他们提醒大家注意，家庭的意识形态概念与不同阶级家庭的实际历史情况之间存在着矛盾。家庭是资产阶级财产传递（property-transmitting）的单位，它的存在“必然会受它和……生产方式的联系所制约”。资产阶级构建了理想的家庭概念，却在所有行动中都背叛了它。在资产阶级家庭中，“无聊和金钱是纽带……同家庭的肮脏的存在相适应的就是那种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普遍的虚伪掩盖下的神圣的家庭概念”。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中家庭“真正被取消了”，“那里完全不存在家庭的概念，但往往毫无疑问地可以看到以非常现实的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情谊”。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一条明确的理论经验，“不能一般地谈家庭本身”。^[19]
　　那么，应该如何谈家庭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形式是扎根于生产关系中的，因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往以及其他东西”。他们认为，满足这些需要是三种并存的社会活动。第一，人们生产满足基本需要的资料。第二，这种活动导致了新需要的产生。第三，“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章里，家庭在个人（其本质特征是参与社会劳动）再生产（reproductoin of individuals）进行的地方获得了理论位置。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家庭中——生物关系或“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众所周知的文字，断言“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20]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分工这个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通常是动机——概略地叙述了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从中形成了家庭内“自然产生的”的分工。而且，分工的发展阶段与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相适应。最初，在部落所有制阶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产生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起初，家庭“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但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德国除外）从属的关系”。^[2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简要评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家庭。他们考察了社会制度的形式和生产力发展的状态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早期农业社会的特征是“单个经济”，不可能有共同的经济。“消灭单个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作为补充，他们还注意到，不言而喻，“消灭单个经济是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22]这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作品中首次触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家庭消亡的主题。
　　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女性受压迫问题确立了明确的理论起点和历史起点。马克思在给俄国自由主义者安年柯夫（Annenkov）的一封信中概括了总的理论观点。“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杜会。”^[23]换句话说，从理论角度看，所有的社会关系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在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涉及女性和家庭的资料仍然很缺乏，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能够将相当一部分历史发展的原始资料拼合起来。
　　在1845-1846年的写作中强化了“新世界观”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面临着新任务。一股复苏的民主政治渴望和轰轰烈烈的政治行动浪潮席卷欧洲，这一浪潮由1847年的经济危机引起，并在1848-1850年革命中达到顶点。实践组织工作——开始是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其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最重要的事。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需要一个理论和实践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起草这一纲领。由恩格斯起草的两个草案保存了下来。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对最初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进行了讨论，这个草案是用当时工人组织经常使用的问答形式写成的。10月末，恩格斯写了一个改进的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同样采用了创新的问答形式。到1847年11月，问答形式已明显地不适合叙述历史了，恩格斯向马克思建议放弃教义问答形式。^[24]结果，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的《共产党宣言》，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大会上成为新的纲领。在《共产党宣言》及其草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更纲领性的、也更引人注目的方式，重新论述了他们关于女性从属地位问题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机制，所以可以用一种新的、明晰的、尽管还不十分精妙的方式，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现象联结起来。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恩格斯写道，“家庭关系随着所有制关系和发展时期而经历过变动，因此，私有制的废除也将对家庭关系产生极大影响”。更引人注目的是，《共产党宣言》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因为工人阶级没有财产，所以无产阶级“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共产党宣言》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言辞声称，“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5]
　　共产主义者认为，家庭内的这种关系以及卖淫，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此外，他们还得回应资产阶级关于公妻即将女性变为妓女的非难。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简明切题而分析敏锐。“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尽管如此，但再没有其他任何问题会如此激怒并使19世纪的资产阶级感到害怕了，因为，像希拉·罗博特姆令人信服地论证的，“卖淫已成为阶级罪恶和性罪过的标志”。卖淫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比在先前的两个预备性草案中有更重要的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揭露了资产阶级心胸狭窄的无知和意识形态的伪善。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26]

　　《宣言》还将婚姻和两性间关系的未来与现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 “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更特别地，“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公开的卖淫和工人阶级家庭的解体]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与这些相当隐秘言辞截然不同，恩格斯的草案在某些地方更为明确。比如，《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认为，如果有必要，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在保持现有的各种形式会破坏新的社会制度时……干预夫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家庭”。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对这一立场作了修正：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

　　看起来似乎这是—个彻底转变，但事实上恩格斯使得观点可能更为清晰。恩格斯现在区分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干预。私有制的消亡和尽可能早地开始社会教育打击了资本社会的心脏。恩格斯认为，有这样的重大干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可以消除两性间的其他关系。^[27]
　　这些初步阐述使我们想起典型的19世纪社会主义者关于家庭消亡的观点。尽管《宣言》中的疏忽使这一问题令人沮丧地悬而未决，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已经做出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家庭消亡的更清晰且更少空想色彩的论述。对于资产阶级指责共产主义者试图消灭“家庭“，他们更可能的回答是，共产主义者在为阶级的消亡而战斗，而阶级体现在阶级社会的特定组织中，这一组织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家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也简要谈论了家庭工资的结构问题。他们在分析中注意到，“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领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他们引人注目地宣称，这种情况的基础在于“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28]
　　在《宣言》写作期间，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更直接地论述了围绕工资的理论问题，这些演讲在16个月后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而出版。他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加剧，工资下降。而且，机器引进的结果使得“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而也贬低了劳动力的价值，改变了家庭收入的结构。比如，当工厂雇佣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代替因机器而被解雇的一个男工时，“现在要得到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资，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同时，马克思开始研究工资水平的确定这一难题。工资，或者“最低工资”是“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然而，马克思告诫我们，最低工资的概念只适用于工人阶级整体。“这种最低工资，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尽管马克思仍然坚持假设的最低工资这一概念，但他已经认为最低工资在本质上具有整体性和社会性。^[29]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表明，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根据所有能够获得的经验资料，对以往和当代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的确凿事实进行了仔细分析。与这些丑恶画面相对立，他们描绘了关于未来女性解放和家庭消亡的一系列图景，尽管这些图景显得还有点简单。虽然他们提出的策略无法与这些想象相匹配，但行动纲领的薄弱正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在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将自己关于女性问题的立场与早期社会主义者不准确且带有空想性质的观点区分开来。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对他们的理论和纲领进行详尽的阐述。他们继续强调性别分工，无产阶级女性在工作中受压迫，以及假想的工人阶级家庭的消亡，他们在其后百余年间社会主义者讨论和奉行的所谓女性问题的范围之内来论述这些概念。同时，他们深化了自己对于女性受压迫问题是工人阶级总的再生产和一般社会再生产中的结构性要素这一观点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开始转向更广阔的实现女性解放目标的理论和实践道路。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121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9—250页。马克思声称在引用傅立叶的话，但事实上他只是非常不受约束地意译了一段文章，其中傅立叶表达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女性权利的范围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因”。换句话说，在傅立叶看来，女性的状况是社会进步的原因，而不是其标志。乔纳森·比奇（Jonathan Beecher）和理查德·比安弗尼（Richard Bienvenu）编：《查尔斯·傳立叶的乌托邦观点》（The Utopian Vision of Charles Fourier, Boston: Beacon Press，1971）。艾尔弗雷德·迈耶也注意到傅立叶的论述与马克思的意译之间的区别，见《马克思主义和妇女运动》，载多萝西·阿特金森、亚历山大·达林和盖尔·沃肖斯基·拉皮德斯编：《俄国女性》（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I977），第86页，注释2。参见苏珊·莫勒·奥金（Susan Moller Okin）：《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女性》（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第 8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9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3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在1888年的版本中，恩格斯修改了马克思后两句话的措辞：“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如同德雷帕所说，与其说这是一个“温和”的马克思版本，不如说这种改变试图更清晰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看到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哈尔·德雷帕（Hal Draper）：《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女性解放》（“Marx and Engels on Women’s Liberation”），载罗伯特·萨尔佩（Roberta Salper）编：《女性解放：历史与现实政治》（Female Liberation:History and Current Politics,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72），第 89 页，注释 1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429—430、449、493页。这段译文成为许多评论的主题；比如，见史蒂文·马库斯（Steven Marcush）：《恩格斯、曼彻斯特和工人阶级》（Engels, 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4），第xi—xiii、28—29页。不过为了使文章更有可读性，我在引用时采用了马库斯的译法。弗洛伦斯·凯利·维斯涅韦茨基（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的权威译文，见《全集》（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第 4 卷，第 295—596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4、405页。更一般的论述，见第395-400、434-43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页注释①。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5—22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版社1957年版，第414—41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5、429、430、416、430、415、429、486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9、495、431、432、431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I957年版，第432、433页。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1844）中也简要讨论了工厂制度冲击下的家庭消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1956年版，第624—625页。

^[14]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363—36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1 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1 —363页。1885年，恩格斯写道：“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即和保证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绝对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这一论点，是我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的。”不过他又补充道：“但上述论点毕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纠正上述论点。”见1885午德文版《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4—95页注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6—62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5 — 369 页；参见第 572—577 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家庭已经被取消。大家推测，这段论述的依据大概是财产的缺乏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各种情况的评论。在1850年评论乔治·弗里德里希·道梅尔（Georg Friedrich Daumer）的一本图书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反对将女性从她们的社会状况中抽象出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24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33 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25、32—33 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页注释①。

^[23]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P. V. Annenkov）的信，1846年12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I972年版，第477页。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7年11月23—24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283、275 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90页。希拉·罗博特姆：《女性、反抗与革命：当代世界女性和革命的历史》（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the Modem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2），第 65 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4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96 页。

^[29] 在同时期一本名为《工资》的笔记中，马克思也强调，假定的工资最低水平在“不同国家……各不相同”，并且“有自己的历史运动”。这些论述重复了上文中恩格斯关于“文化水平”的论述，同时也预示了马克思自己的更为完善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出版社1961年版，第503—504、505、485页。（关于《工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45-646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