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动向》（1939） -> 第二期　　　　相关链接：郑超麟

俄国革命轶史

维多·绥奇 著，林伊文﹝郑超麟﹞ 译


编者按：维多·绥奇是一位有名的比利时作家，但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就参加了俄国革命。本书是以文学的笔调，忠实地叙述着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读者诸君，幸勿以稗官野史目之。本文系译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之法文杂志：Crapouillot。


一九一七年三月，或没有头脑的革命


　　俄罗斯革命底第一时期，现在我觉得，是受列宁及其伙伴们底公平正直支配着的。就为这个原故，我们才四面八方从世界各地奔赴这个革命。一九一七年初，我们在西班牙和几个战士讨论俄国革命的问题，这些战士那时已经计划占领巴塞伦那，并在那里组织一个新公社了，这年七月某日，我们曾把这公社底纲领张贴出来。撒尔瓦多·塞季，他是一全国劳工总会创立人之一，二年后给人暗杀了，我会把他写进我的小说《我们的力量之诞生》里去，写得尽可能地像他，——他询问我关于布尔塞维克主义，那时布尔塞维克主义同时惹起世人最大的忧虑和最大的希望。我们那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从那远远传来的辗转失真的列宁言论中已经辨别出一种希有的直率了。

　　“布尔塞维克主义，”我说，“就是言行相一致。列宁底可贵之处，一句话说来，就是要实现他的政纲——土地给农民，工厂给工人，政权给劳动的人。这几点，人们是时常谈说的，但从未想过由理论进于实行。列宁似乎正在实行……”

　　“那些无信仰心的奸狡的社会主义者，”塞季反驳我的话说，“能实行他们的政纲么？这是自古以来未曾见过的……”

　　我解释说，这是可以在俄国见到的。除非是新旧大陆舆论界底无知和昏愦，才会设想俄国革命能停止于不彻底的民主政治；实际上，一种严重的贫困，加上一种严重的压迫，已经将一切根本问题：土地，和平，政权，——提出于俄国人民之前了。一种不得不然的逻辑，推动千万人行动起来；但为甚么目的，用甚么手段，他们却需要一个明白的意识。他们自己能明白么？问题就在这里。群众并非每在紧张关头都会得到几个人，能毫无错误地表出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志愿和那埋藏在他们内部的力量。有教养的阶级，即有产阶级，是有充足的代表人的，有充足的自觉的领导者和良好的仆役的；必要时也不迟疑向下层人民中选取这类人材……贫穷的阶级则是缺乏人材的，这也是贫穷阶级命运底悲惨因素之一。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力量薄弱，内部分裂，暗中摸索着而奋斗，而当时惟一的头脑，也许能够为公社派指示道路的，却坐在托罗要塞地牢内冥想着，一筹莫展——布兰基。德国底工人阶级，一九三二年，倘若有个卢森堡底坚强理智和一个李卜克内西底革命热情，我们能看见它让社会民主党带着一步退一步，让共产党带着耍无聊的把戏，而终于不经一战即投降于新起的国社党之前么？

　　有这样一个时候，民众只需要一个人和几个人……我说：一个和几个，因为这一个人将是等于零的，倘若没有若干行动的伙伴扶助他，他们信仰他，他也信任他们。这就叫做党。一个党，一个意识，一个意志，——历史就做成功了。[1]但社会若没有这些结晶的原素，则什么都做不成功的，改革要流产的，人们要长久在无出路的圈子内旋转，好多的血都是白流的。一八四八年，全欧洲的革命都流产了。距今不久，还发生所谓蜉蝣式的“神秘”（借用一个时髦的然而空洞的名词）：这里是计划底神秘，那里是领袖和暴力行动底神秘。计划始终是计划，而领袖收缩了，暴力行动变成了咖啡店吵架……

　　俄罗斯革命初期，就其内部需要说，是庞大的；就其畏首畏尾，吞吞吐吐说，又是凄惨可怜的。彼得格勒纱厂工人罢工不到一个星期就把专制政体推翻了，但在罢工正要开始那一天，布尔塞维克党首都某区委员会反对罢工。军队倒戈参加暴动，因之帝国终于崩溃，但在军队倒戈前一日，那个委员会又在忧惧不安，考虑应否劝工人们复工……各党派的革命分子，一生都花在准备革命上头，此时却不明白革命就在眼前，开始了，走向胜利去了。他们在群众中活动，随着各时各刻的灵感。已经没有了帝国，没有了政府，没有了皇帝。七十多岁的内务大臣，颤动着嘴巴，到陶里德宫走廊内，拉着他认识的一个社会党人底袖子。

　　“先生，你要甚么？”

　　“是我，普洛托普普夫，……我请你叫人把我拘留起来……”

　　那时资产阶级，就政治意义说，也已经等于零了；在俄国，资产阶级本就没有几个人，而且由于它的传统，它是与国家大事距离很远的。在这时候，在二月间（俄国旧历二月，即西方历书三月），第一个工兵会议中，即在国会侧厅仓卒组成的第一个苏维埃中，倘若有个列宁，有个托洛茨基，有个明见的精神，加上大动乱时代应有的非常的大胆，能看出当时真实的局势，由此推出相应的方略，那么俄罗斯就可以省去一次革命了。一切都是由苏维埃政权开始的。那时没有其他的政权。十五万武装的人，全部卫戍军，以及半百万以上的工人，除了听自己的代表会议底话以外，不肯听其他的命令……。不过，为他们做代言人的，只有三大党底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事实上宁可称为社会急进党）、社会民主党孟雪维克派和社会民主党布尔塞维克派，三者都是稳健的，换一句话说，都是怯懦的，都不能在精神上操纵事变。

　　时机虽然严重，但政权底竞夺好像在演滑稽戏。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所荣心的，只有一件事：即如何把政权推让出去。自由派资产阶级底最伶俐的政治家，米留可夫，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当一切都已成熟，旧制度之崩溃已成不可救药的时候，还认为要组织临时政府“现在还嫌太早”，因为人们不知道事情能变成什么样子。等着罢，打听一下罢。资产阶级便如此在动乱之前推让政权了。三月一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经成立，邀请米留可夫来组织一个政府，甚至不要他接受什么政纲。那些社会主义者只要能把政权推让出去就好了，所以仅仅保留一个宣传自由权，——不错，在俄国和西伯利亚，这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东西……

　　“可以做民众和时代底好模范的慷慨行为：那些社会主义者手里拿着全部政权，别人能否自由宣传须完全依靠他们定夺的，然而他们反把政权拱手让给‘阶级敌人’，只以敌人允许他们自由宣传做交换条件！罗章果不敢到电报局去，他对赤赫宰和苏罕诺夫说：‘你们有政权在手，你们可以把我们全体都逮捕起来！’赤赫宰和苏罕诸夫[2]回答他说：‘把政权拿去罢，但不要为了宣传而逮捕我们……’苏罕诺夫还害怕资产阶级为了这些条件不肯接受政权，于是他提出一个含恐吓的哀的美敦书；‘那些激烈分子，惟有我压制得住……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你们接受我们的条件……’换一句话说：你们接受一个纲领罢，这纲领也是我们的。我们则替你们管束那交付政权给我们的群众。——这些可怜的驯服天行者！”[3]

　　那些自由派受了这个温和的压迫，就让步了，组织了临时政府。他们还希望将政权推让给君主政制，只以施行宪政为条件。他们企图救护皇朝。真是贬价无人要的政权！尼古拉第二让给弥雪尔大公，大公让给一个遥远无期的立宪会议……

革命有了头脑


　　俄罗斯革命就是这样成就的：初时好像没有一个人帮助它。从此可以得到一个大教训，即是：这类事变是不能人工催促而成的。惟有盲目的人，才会设想，当历史的必然性正在进行之时，人们能够赞成或反对的。那些知道辨认事变底要领的人，此时所能做的，就只有替事变服务，为的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愈能够与事实底不得不然的进程同流，而从中发现进程底规律，则所实行的也就愈多。惟有这些人才是革命者，不管平时的性格如何，也许是和平的书生，天天躲在图书馆里的。到了那时可以看见他离开图书馆，搬移石头堆在街道障碍物上面，或者贡献意见给区委员会……

　　列宁未回到俄国之前，革命是停滞不进的。

　　“一九一七年是世界大战的第四年。一千日以来，欧洲所有大国，国内壮丁都穿起了军服。整个大陆青年人底精华，一个辈代的青年人，都被歼灭殆尽了。三千万人动员相杀。这是大炮呈威风的时期。
　　“火线贯串了整个欧洲，从北海到亚德里亚海，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这是鲜血淋漓的战线，每天都要死几千几万的战斗员。壕沟底战争，地雷、坦克车、飞机、毒气、潜水艇底战争，使人厌气的遥言诳语底战争。在前方，兵士死在本国底军法和敌国底炮火之间；在后方，人们拿兵士的流血来做买卖，来做无聊的宣传。
　　“一九一七年，在法国，是克列蒙梭主义之年，是尼卫尔将军之年，是四月十六日总攻击，打通‘达姆大道’之年。弗兰德和凡尔登两地无效果的会战，砍卜来地方坦克车大战。塞尔维亚、法兰西北部、比利时、波兰，完全成了坟墓。德国向英国宣布无限制的潜艇战争……商船被炸沉，中立国人民被覆没。海里充塞了死人。
　　“人们在马其顿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在巴勒斯坦作战，在满生荆棘的非洲僻地作战。美国参加战争。黑人底军队，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坎拿大人、葡萄牙人底军队：各种各族底血流做一潭，发为一种恶臭，美国人将交战国余剩的金子携去了。
　　“意大利前线破裂，加普雷托，德奥联军进占皮亚甫，齐伯林轰炸伦敦，哥达轰炸巴黎，哥达轰炸威尼斯，法国飞机轰炸司徒嘉德。阅兵，给奖。
　　“在双方底后方，大炮和军火制造家大发其财；戒严，出版检查，老人和妇女底忧虑，重大贫困，过度豪奢，面包劵，煤炭劵，一切人类生活都受愚蠢和仇恨所支配。英国迫害那些有良心的抗议者，法国迫害那些失败主义者，到处迫害国际主义者。教会、政党、知识分子，无论在中欧帝国方面，或者协约国方面，都宣传彻底战争；主战派社会主义加入了神圣联盟……
　　“所有的技术都用来毁灭人类底活力和文明底成绩。那些在火药中耗费的财富，若是以合理方法使用起来，借用乌托邦派底话说：是充分足够使改造过的社会中人人都能快乐生活的……
　　“这就是资本帝国主义间瓜分世界大战之第四年状况……”[4]

　　第一个帝国塌台底响声，在这个黑暗年头，宛如晴天霹雳，盖过了大炮底声音。俄罗斯民众要求：和平给一切人，土地给农民，工厂给工人。全国民众都有武装，因为战争发枪给他们。俄国人死在战场上的，比其他各国都多，也比其他各国更受压迫，更加贫困。那么他们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们晓得要做甚么事么？晓得能做甚么事么？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底芬兰车站下车。同他一路，还有季诺维埃夫及其他的人。尼古拉·列宁，本名佛拉底弥·依里奇·乌梁诺夫，差不多是一个无人不认识的人。他这年四十七岁，但已经做了三十年革命活动。少年时，就有一个绞刑底黑影遮掩在他的生命之上：亚历山大第三底刽子手绞死了他的哥哥。二十三岁时，他在圣彼德堡（一八九三年）成立一个组织，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之一。他在西比利亚充军好几年。一九〇三年，他在俄国工人运动领袖中露出了头角，被人视为苛刻的学理家（由于创办火花报和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布尔塞维克即革命的多数和孟雪维克即机会主义的少数派）。亡命在伦敦、巴黎、瑞士、芬兰、克拉哥维，他始终不停止不间断地工作；党外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他做他的骄傲地自承的“职业”：无产阶级底理论家、宣传家和组织家，总而言之，革命家的职业。他的不可屈挠的党，以一种无限制的信任心围绕着他；这党，宁可说是他组织的，他锻炼的，社会主义国际中人爱称这党的人做“热昏派”。在一次革命中（一九〇五年），他曾灵活地指挥过这个党。人们讨论他，讨论他的关于唯物论哲学和关于经济学的著作：这是一位学者。社会党国际大会底记录提到过他的活动；那些新闻记者却没有注意到他。一九〇七年在司徒加德开大会时，他拥护罗莎·卢森堡，但好多人很注目赫尔卫，却没有人看见列宁。但一九一四年八月，在最可耻的背叛风潮之中，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底名流，大多数都突然转变去拥护战争了，大家都以为工人运动完结了，因为附和发昏的爱国主义去了，此时惟有列宁确信未来属于我们，开始一砖一石地立下第三国际的基础。在齐默瓦尔会议时（一九一五年），一些国际主义者不禁惊骇起来听到他平心静气地谈论革命。

　　这个人，在这个大战年头，踏稳脚步，从他在楚里黑的亡命寓所走出来，要去拿着一种明朗的意识和一种坚强的魄力来指导近代第一个社会革命。六个月之后，他要成为“最受全球仇恨，又最受全球敬爱的人”。

　　在这文明暗淡之中，他带给无产阶级一个新的生活观：就是要战胜。

　　他说：“战争的目的，就是受财政寡头统治的诸大强国要重行分配世界。”

　　他说：“要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他说：“要组织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际，亦即是革命行动的国际。”

　　他看得很清楚可能做的限度；但这个可能性，他是要尽量利用的。他不宣告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而只说要为农民利益没收大地主土地，要工人监督工厂，要一种劳动者民主专政，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领导权。

　　他刚走下火车，就问他的同党同志说：

　　“为什么不夺取政权呢？”

　　立刻，他就在他的《四月大纲》上写下了夺取政权的纲领。人家说他疯了，人家骂他发昏。他狡猾地微笑着，坐下在皇帝某外妇邸宅内一张漂亮的写字台前面，仍旧写他的。那些老资格的战士责骂他，《真理报》攻击他，但人们意外地发现，原来街道、工厂和营房里的人倾耳听他的话。一点不错！他的整个天才就是在于知道说出这些人心里要说但自己不晓得说的话，以前没有一个政客，没有一个革命者知道替他们说这些话。

　　在三个星期之内，无需什么斗争，党内大多数已经拥护他了。再没有什么同稳健派携手来稳定一个代议制共和国的问题了。

　　“党要一个更民主的工农共和国，在这政制下，警察和常备军将被废除，而代之以人民武装。”[5]

　　“党要人民自主”，即是说：官吏由人民选举和罢免，立法权和行政权同操于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之手，“各民族都有权利组成自治的国家”，“银行、托辣斯、嘉狄尔收归国有”，“没收土地随即交付于组成苏维埃的农民”，——一种普遍的和平，这应当是“劳动者为对抗一切资本家而作的一种和平”。

　　这政纲里面，没有一点是不可实行的；此时不实行这个政纲，反而是困难的和危险的。但要成功这个，就必需用武力，必需大胆，必需打破思想惰性，必需同利害关系决裂。好多人依领战争为生活的，而且俄国受它的同盟国所束缚。有产阶级害怕丧失一切，将要自卫的；他们的力量无论如何薄弱，仍会有惊人的动作。必须接受这个斗争。在这革命时代，列宁有了革命的勇气和革命的智慧。

革命的第二个头脑


　　当一种观念存在于一时代底空气中时，即是说，当使此观念诞生和生存的普遍条件已经实现，此时代的人就开始预感到它，所以它常常同时出现于几个人思想之内。一时代底真理就是如此出现的。在科学上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从某几方面说，政治也是一种科学，同时又是一种艺术。达尔文和华拉斯差不多是同时发现物竞天择公律的，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本就供给他们以这公律底最好典型。米尔和迈耶尔差不多同时发现能量不减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得到关于近代社会基础的同样结论，他们二人以二十五年长久可钦佩的智力合作，建立下科学的社会主义。俄罗斯革命就要在行动中（但是受很坚强的思想滋养起来的一种行动）实现一种同样惊人的合作：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合作。

　　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被法国驱逐出国（一种挑唆底结果，命令是马尔微签字，朱尔·格德是当时的总长），又被西班牙认为不稳分子而驱逐出国，只好走到纽约，在那里活动了一个时候；然后往坎拿大，为的回俄国去。他连同他的妻和他的孩子们，被关闭在一个集中营里，终于因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要求，才得恢复自由。他是五月五日回到俄国首都，他上岸时第一次演说，就是主张夺取政权。他的演说家、政治家和组织家的才能，从此时起，时常使他盖过列宁之上；列宁初见是不如他动人的。列宁是个和悦可亲的人，不爱出风头，外貌是平凡的；他同平常人在一处，并不引起人注意；他说话是非常简单的；吸引听众的，并不是他的词句，而是他的论据。他写文章绝不留心形式，只将他要说的话写出就完了，绝不添加些甚么。他的一生从来未曾对文学女神让过步。托洛茨基，则无论到甚么地方都触人眼目。他的头发他的头部姿势，他的蓝灰色的强烈眼光，不知含有一种甚么威严的和吸引人的东西。在演说台上，他的语音常带点金属之声，他的话一句一句地像枪弹一样直射出来。他要变成这个革命的最超越的演说家。他的文笔更含有一种妥实的艺术。但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时刻恰是他的一生所等待的，所顶见的，所祈求的。在社会民主党中，他是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家，即他确信：一个革命，在未曾完成其工作以前，是不能也不肯止息的，因此是一个国际的革命。

　　他懂得多国语言，熟悉世界情事，这是俄国革命家中最西欧化的。然而列宁有一点无可否认地胜过他；列宁有一个党，这党从一九〇三年以来有了十四年斗争和艰苦工作底历史了。我们刚才看见，列宁回国以后，这党改变了精神和政纲：可以说它走到了好久以来托洛茨基所怀抱的观念。但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加入了这个党。当时的文书，一连好多年，都是将二个人底名字合在一起说的；这二个人其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行动，就是传达几百万人底思想和行动。这是革命的二颗头，民众的爱戴和敌人的仇恨都是集中在他们身上。高尔基每天在他的《新生活报》上攻击这二个可痛恨的捣乱分子：

　　“列宁、托洛茨基和他的党徒，已经吞下政权毒素了；他们对于言论自由，对于个人或对于全体权利所持的可耻态度，可为明证，民主运动就是为这些权利而奋斗的……”
　　“列宁和他的党徒，自以为什么罪恶都可以做的……”
　　“列宁并非一个万能的法师，而是一个无聊的江湖术士，既不要脸，又不爱惜无产阶级的生命……”
　　“佛拉底弥·列宁输入社会主义制度到俄罗斯来……是迫不及待的从泥泞中走过。列宁、托洛茨基和一切跟随他们走向现实之破产去的人，显然是确信；为了丢脸的权利，可以牵着俄国人底鼻子走……”[6]

　　以上都是出于一九一七年高尔基的手笔。社会革命党，在内战初起时想要暗杀布尔塞维克主义底首脑时候，就是属目这二个人。他们对列宁开枪，打伤了他；那些恐怖主义者也在一个车站伺候，要炸毁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但这列车偶然走另一条道路。当时的文书和著作都是把这两颗头底合作安置在大事件底内心或顶点的。杰克沙都底《布尔塞维克革命感想录》，约翰·里德底《震动世界十日记》和季尔波底《列宁真相》，是关于这时代最可宝贵的记载。一九二三年，安得烈·莫里哲从莫斯科回来著的一本书，还题名做《在列宁和托洛茨基国中》。杰克沙都写信阿尔伯·托马士的信内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托洛茨基操纵暴动，他就是暴动底钢的灵魂，列宁仍是暴动底理论家。”[7]

　　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六月举行全线总攻击，这是出于协约国底请求，意在缓和西线底战事，——不幸大败亏输。俄国底冲锋大队给炮火轰碎了，大部份军队瓦解了。整团整师都在夏天太阳之下融化时候，打军棍和枪毙等刑罚（以前就靠这些刑罚维持的）都无济于事了。兵士带着枪和子弹走回后方来，说应该停战。彼得格勒底卫戍军和工厂工人，受了无政府党所激励，都到街上来，这是违反布尔塞维克党人底意志的，布尔塞维克党人认为夺取政权机会尚未成熟。

　　克伦斯基还有忠实的哥萨克骑兵可供指挥，人数足够压平暴动之用。第二天，布尔塞维克党被禁止存在。列宁和季诺维埃夫躲避在芬兰海边一座茅屋内；列宁就在那里写了他的《国家与革命》。托洛茨基则让人捕去，冒私杀或枪毙之危险，为的二人中至少有一个人高高负起自己的责任。于是敌人们发明了最大的毒物，最有效的毒物，来对付他们，几乎残害了他们，几乎残害了正在兴起的革命。


作者注：

[1] 严格说起来总工会也有这个作用，同盟、阵线或联合亦然。虽然成分不匀一是其薄弱的一个原因。实比名是应当更受重视的。西班牙的“伊伯利安无政府主义同盟”从来不肯称为一个政党，但实实在在是一个政党。

[2] 罗章果是稳健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一个领袖；赤赫宰和苏罕诺夫是稳健的社会主义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3]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法文版第一卷第二百五十一页。苏罕诺夫底回忆录，关于此次交涉有详细的记载。苏罕诸夫本人，一九三一年在莫斯科被判十年徒刑，因为他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派。

[4] 维多绥奇——《列宁》一九一七年，第三页及第四页。

[5]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党会议中，列宁关于政纲的演讲。

[6] 见苏瓦林——《史大林传》一八四页和一八五页所征引的。

[7] 见《布尔塞维克革命感想录》第七十六页。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