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2018）
第二部分 政治经济学批判
Ⅲ．等待经济危机的到来
1．继续研究经济学
1845年2月，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为获准在那里居住，他承诺自己在比利时期间不会“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1]的文章。1848 年 3月以前他和他的夫人燕妮一直居住于此，在迁居比利时数月前，燕妮于巴黎产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珍妮（Jenny，1844—1883）。在1845—1848年这三年间，特别是在1845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卓有成效。
1845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对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2]的批判，他从未设想过自己会完成这样一项工作。2月到7月间，马克思写了6本摘抄笔记，即所谓的《布鲁塞尔笔记》，这些笔记主要的关注点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特别关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亨利·施托尔希（Henri Storch，1766—1835）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和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1787—1848）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与此同时，马克思开始思考与机器工业和大工业相关的话题，他手抄了许多页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1791—1871）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3）[3]。马克思还计划与恩格斯一起组织《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德文翻译工作[4]。然而，由于时间紧迫和资金不足，他们放弃了这项计划从而专心投入各自的写作。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整整花了7月和8月两个月的时间来整理大量的英文经济学文献，这对于他所构思的书来说是一项基本的工作。他汇编了另外9本摘录，即《曼彻斯特笔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以及经济学史的书籍，如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1759—1839）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1）、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1774—1858）的《价格史和1793年到1837年的流通状况》（1838）、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5]。马克思还对社会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收集了许多英文版的社会主义文献并对此进行摘录，特别是约翰·勃雷（John Francis Bray，1809—1897）的《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1839）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新道德世界书》（1840—1844）[6]。恩格斯在他实际上出版于1845年6月的第一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在比利时的首都，除了研究经济学，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马克思还开展了另一个他认为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计划。1845年11月，马克思开始构思与恩格斯、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1818—1866）和赫斯等学者一起撰写“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7]的著作。由此产生的文字，在马克思去世后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名出版，该文本有两个目标：首先，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的最新形式论战（施蒂纳1844年10月发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其次，正如马克思写给出版商卡尔·威廉·朱利叶斯·列斯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为了使读者对于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观点有所准备”[8]。直到1846年6月，他一直从事的这一文本的写作最终未能完成，但这一文本使他更清晰地认识了恩格斯在40年后所定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9]，尽管这一认识尚未达到明确的形式。
为了追踪1846年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上的进展，我们有必要再次回顾马克思写给列斯凯的信。8月，马克思告诉这位出版商：“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但是“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拿出去付印的。一个笔耕不辍的著作家不把他在6个月以前写的东西在6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马克思承诺会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本书：“第一卷将在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10]然而，这些记录并不符合他当时的写作状况，他没有一份手稿能够称得上“差不多已经完成”；直到1847年初，出版商仍未收到任何著作，因此出版商决定撤销出版合同。
这种不断的拖延和耽搁不能归因于马克思对写作缺乏热情。这些年马克思始终都没有放弃投身政治活动，在1846年春，他积极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他在其中的任务是组织和联系欧洲的各个工人联盟。然而，理论工作通常是他的首要任务，他的常客见证了这一点。譬如，德国诗人维尔特（Georg Weerth，1822—1856）在1846年11月就写道：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被认为是共产党的领袖。然而如果许多自诩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人知道这位伟人对共产主义的奉献究竟有多大，他们就会对此感到惊讶。马克思日以继夜地工作，试图使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工人清楚地认识某些阻碍工人进步的特定制度障碍……他像疯子一般拼了命地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多年来，这位伟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
[11]
未能按计划完成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没有投入精力，而是由于他所承担的任务太过艰巨。需要批判审查的主题过于庞大，以至于他必须多花数年时间来加以修订，这恰恰体现出了他的严谨性格和批判意识。19世纪40年代末，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旧处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酝酿状态中。
2．驱逐中的孤独
1847年下半年，随着社会运动进一步激化，马克思的政治活动耗费了他更多的时间[14]。6月，在伦敦成立了由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拥有国际分支机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the Communist League）; 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建了德意志工人协会（German Workers' Association）; 11月，马克思成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the Brussels Democratic Association）副主席，该协会包括一支革命派和一支温和民主党派。同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写一份政治纲领，不久之后，即1848年2月，这份名为《共产党宣言》的纲领送到了出版社。《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是注定要闻名全世界的。其中另一句核心观点也是如此举世闻名：“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5]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实在是太及时了[16]。在它出版后不久，一场空前的革命运动使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很快陷入危机中。当局政府采取一切措施镇压暴乱，1848年3月，马克思从比利时被驱逐到法国，而法国刚刚宣布成立共和国。此时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搁置一旁，他积极投身到支持革命的报业活动中，为政治话题的评论提供平台。4月，他搬到了德国经济最发达、政治最民主的莱茵兰地区。6月，马克思开始编辑《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该报也是成立于科隆。在报纸栏目中，马克思开展了一些激烈的煽动性的活动以支持暴动，并进一步鼓舞无产者积极参加“社会共和的革命”[17]
虽然马克思自己的文章大多是政治事件的编年史，但是他在1849年4月依然发表了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列文章，因为他认为是时候“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18]了。马克思根据他于1847年12月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演讲的五篇文章，形成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向工人大众阐明雇佣劳动是如何受资本剥削的，其范围比以前更宽泛，语言也更明晰。
然而，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很快就以失败告终。独裁保守势力获胜的原因在于：经济复苏；工人阶级的软弱，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中产阶级为了防止进一步陷入过于激进化的局 势而向上层社会靠拢，不再支持改革。这种种原因使得反动的政治力量很快牢牢掌控了政府权力。
在经历了一段激烈的政治活动之后，1848年5月，马克思收到来自普鲁士的驱逐令，他再次启程到法国。但是，当革命在巴黎失败后，当局勒令他搬到莫尔比昂省，这是布列塔尼一个荒凉、疟疾肆虐的地方。面对这种“变相的谋杀”，他决定离开法国前往伦敦，还认为“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肯定有希望”[19]。他本将会作为一个被驱逐和无国可归的人在英国度过余生，但是欧洲竟给了他一个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更好空间。当时的伦敦是世界的经济要塞和金融中心，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20]。因此，这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发源地，是马克思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最佳选择地。
马克思于1849年夏天到达英国，当时他正好31岁。他在英国首都的 生活是不安宁的。马克思的家庭成员达6人，1845年增添新成员劳拉（Laura，1845—1911），1847年埃德加（Edgar，1847—1855）出生，1849 年在他们抵达英国后不久圭多（Guido，1849—1850）出生，还有忠诚的女仆海伦·德穆思（Helene Demuth，1820—1890），这位女仆是这个家庭的必要人物。马克思一家在索霍区长期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索霍区是伦敦最 贫困和落后的街区。除了家庭问题，马克思还参加了他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起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a relief committee for German émigrés），该组织的资助对象是伦敦众多的政治流亡者。
虽然条件不利，但马克思还是设法启动新出版物的计划。1850年3月，他开始运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计划以月刊的形式发表，办刊宗旨是“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认为，“目前这个表面上平静的时期，正应当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党派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党派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21]。
马克思认为，现状将证明不久前结束的革命和另一个将到来的革命之间存在一段小插曲，但学界普遍对这一断言存疑。1849年12月，他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称：“我几乎不怀疑，还没有来得及出三期或许两期月刊，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而《政治经济学》连写完草稿的机会也没有了。”一场“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22]，他认为必将出现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尽管这场革命运动只有在危机爆发之后才会到来，因为眼前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削弱了无产阶级大众的决心。随后，在《新莱茵报》的系列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断言：“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23]当经济开始大面积复苏的时候，马克思仍旧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在《新莱茵报》的第一期（1—2月）中，他写道，经济好转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东印度市场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北美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
随着关于市场饱和的最初消息一传开，马上就会在投机活动和生产领域里引起“恐慌”，这种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不过，这次危机由于必然同大陆的重大冲突一起爆发，其后果将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以前的历次危机都是一个信号，表明工业资产阶级取得新成就以及再次战胜土地所有者和金融资产阶级，而这次危机将标志着英国现代革命的开端……
[24]
目前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就其影响来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会严重得多。商业危机将同从英国废除谷物税时起就已经开始，并且由于最近丰收而愈益严重的农业危机一起爆发——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同时发生动荡而变得更迅猛、更广泛和更危险，大陆的革命，则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而会具有比以往更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25]
在1850年的整个夏天，马克思深化了他于1848年之前开始的经济学研究，并在《时评：1850年5—10月》（由于资金短缺和普鲁士警察的骚扰使其关闭，这是最后一期）中得出重要结论：“商业危机对1848年革命的影响要比革命对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27]从此开始，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再者，在分析投机买卖和生产过剩的过程中，马克思大胆预测“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像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他强调，未来的危机将同样会在乡村爆发，“这一回，工商业危机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时爆发”[28]。
马克思对一年多之后会爆发危机的预言是有疑问的。然而，即使他坚信革命运动即将来临，但他的思想与其他被驱逐到伦敦的欧洲政治领袖大有不同。虽然马克思对经济形势发展的理解不够准确，但是他认为为了展开政治活动，必须研究当前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关系。相比之下，当时大多数被马克思称为“革命的炼金术士”的民主和共产主义领袖，认为革命胜利的唯一前提是“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29]。由朱泽培·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1807—1874）和卢格等人于1850年在伦敦成立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European Democratic Central Committee）所发表的《告国民书》（“To the Nations”）足以证明这一点。据马克思称，“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相沽名钓誉，由于人民导师的意见互相敌对而造成的”。同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领导者对社会组织的看法也十分奇特，他们将社会组织看成是“街头集会，骚动，握手，于是就万事大吉。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30]。
与那些期望另一场革命突然发生的人不同的是，直到1850年秋，马克思都一直坚信，新的世界经济危机一天不到来，革命始终都是不成熟的[31]。自那时起，马克思就不再虚妄幻想革命即将到来[32]，他过的“完隔绝的生活”[33]。正如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之一威廉·皮佩尔（Wilhelm Pieper，1826—1869）在1851年1月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谁要是到他那里去，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34]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克思在伦敦确实很少接待朋友了，唯一跟他联系紧密的就是恩格斯，当时恩格斯定居于曼彻斯特。1851年2月，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公开的真正的离群索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35]于是，恩格斯回答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写成厚厚的书来做同样的事情”。简言之，恩格斯以乐观的态度总结道：“如果你用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飞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36]因此，他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预测危机的爆发。对马克思而言，现在他已经有了其他的政治动机，这是他再次全身心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次契机。
3．1850—1853年的研究笔记
在马克思中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这三年间，发生了一系列经济事件，从1847年的危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淘金热的兴起，这些经济事件促成了马克思继续深入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语境，马克思认为这些事件非常重要，因此他必须进一步对此加以研究，同时回顾他过去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使其更加完善[37]。马克思接下来的阅读形成了26本摘录笔记，除了政治经济学，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学科的知识，其中24本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间进行了汇编，他将之编成了人们所称的《伦敦笔记》。这一研究材料十分有趣，因为他记录了马克思批判思想的阶段性演进和飞跃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他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不仅深入地研究了前沿的英语文献并概述他的阅读成果，同时还吸收了符合他写作意向的其他重要文献的精髓[38]。
《伦敦笔记》可分为三部分[39]。在写于1850年9月到1851年3月期间的前七个笔记（I—III）中，马克思阅读和摘抄的文献包括：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史和1793年到1837年的流通状况》（1838）、詹·泰勒（James Taylor，1788—1863）的《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1828）、加尔涅（Germain Garnier，1754—1821）的《货币史》（1819）、乔治·布伊斯科（Georg Büsch，1728—1800）的《银行和硬币本质全集》（1802）、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1760—1815）的《大不列颠信用货币的性质和影响的研究》（1802），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828）[40]。马克思在关注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理论时，尤其密切关注解开危机秘密源泉所在的货币形式和信用问题。和该时期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如蒲鲁东，他认为经济危机可以通过货币改革和信用制度加以规避）不同，马克思得出结论：由于信用制度是潜在的条件之一，危机至多可以通过正确或错误地利用货币流通得以加剧或缓和；危机的真正原因应该在生产矛盾中寻找[41]。
在这组摘录的最后，马克思在两本笔记中总结了他自己的知识，他并没有将其作为主要系列加以编号，而只是将其命名为《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之[42]。在写于1851年春的手稿中，马克思从主要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抄录了一些他认为关于货币理论最重要的段落，有时还备注了自己的评论。《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共分为91个章节，每一节对应他研读的一本书，它不只是引言的集合，还被视为马克思对于货币和流通理论的第一次自主的阐述[43]，这些阐述将用于他计划多年要写的书籍的内容中。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不得不面对人生中可怕的时刻，特别是在1850年他的小儿子圭多离世，尽管他的经济条件十分紧张以至于无法哺育小女儿弗兰契斯卡（Franziskas，1851—1852），但他仍旧设法完成他的著作，并乐观地认为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1851年4月2日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道：
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自亚·斯密和大·李嘉图以后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60印张的书……
[44]
因此，马克思再次转向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研究，从1851年4月到11月，马克思写了《伦敦笔记》中的第二组笔记（笔记Ⅷ—ⅨⅥ）。笔记Ⅷ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从1847年开始研究对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12—1780）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所做的摘录。事实上，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在他写作《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时就已经完成汇编了，这些摘录构成了《伦敦笔记》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除了摘录，其中还含有大量的批评性评论和个人思考[47]。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实际上已吸收了李嘉图的理论，而从那时起，通过对基本租赁和价值的深入研究，他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李嘉图的视域[48]。因此，马克思修正了他早期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一些看法，由此拓展了他的知识领域并进一步阅读更多经典作家的文献。1851年5月到7月的笔记Ⅸ和笔记X，集中聚焦于那些处理李嘉图理论中矛盾的经济学家，并在某些方面改进了李嘉图的概念。他们讨论李嘉图理论中的矛盾的经济学家的作品，并在某些方面改进了李嘉图的概念。这段时间的摘录文本主要来自：约翰·德贝尔·塔克特（John Debell Tuck-ett，1758—?）的《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1787—1869）的《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托马斯·查尔莫斯（Thomas Chalmers，1780—1847）的《论政治经济学》（1832）、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的《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以及亨利·查尔斯·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1793—1879）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1838）[49]。
虽然马克思的研究范围得以拓展，理论问题也越积越多，但马克思对于完成写作计划仍旧乐观自信。在1851年6月底，他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称：
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头绪繁多，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6—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其间常常还有种种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工作要赶紧结束。
[50]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一直持续到1851年夏天。8月，马克思阅读了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并计划和恩格斯一起写一篇批判该书的文章（这项计划随后又被他搁置一旁了）[53]。除此之外，他继续汇编他的阅读摘录：笔记XI涉及的是工人阶级的条件问题，笔记XII和笔记XIII是他在农业化学方面的研究。为了深入理解农业化学的基本租赁问题，马克思从如下作品中做了手抄笔记：尤·李比希（Justus Liebig，1803—1873）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1842）、詹姆斯·F.W.约翰斯顿（James F.W.Johnston，1796—1855）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讲义》（1849）。在笔记XV中，马克思再一次投入到关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理论的争论中，特别是其对手阿契波德·艾利生（Archibald Alison，1757—1839）的《人口原理》（1836）；为了研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还从杜罗·德·拉·马尔（Adolphe Dureau de la Malle，1777—1857）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威廉·H.普莱斯科特（William H.Prescott，1796—1859）的《墨西哥征服史》和《秘鲁征服史》（1850）等文献中做笔记；为了研究殖民问题，马克思特地阅读了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1806—1874）的《关于殖民化和殖民地的讲座》（1841—1842）[54]。最后，1851年9月到11月，他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工艺学方面，笔记XV涉及约翰·H.M.波佩（Johann H.M.Poppe，1776—1854）的工艺学史，笔记XVI涉及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学问题[55]。正如1851年10月中旬写给恩格斯的信所示，马克思当时“正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因此他“以求得至少对这玩意儿有个概念”[56]。
1851年底，法兰克福的勒文塔尔出版社（Löwenthal publishing house）对马克思越来越广泛的工作十分感兴趣。从马克思与恩格斯、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的通信中[57]可以推断马克思接下来打算写三卷本的著作：第一卷重在陈述他自己的观点，第二卷将提供对其他社会主义的批判，第三卷则讨论政治经济学史。然而，出版社起初只对第三卷感兴趣，但若项目实施顺利的话，它们也保留有出版其他两卷的权利。恩格斯试图劝服马克思接受这一计划的变动，并在协议书上签字：“要趁热打铁”，并且“一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没有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和书商们后来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58]。但是，出版社的兴趣渐失，因而计划也就此泡汤了。两个月后，马克思再次求助于忠实美国的魏德迈“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政治经济学》找到出版商?”[59]
虽然在出版方面存在这些阻碍，但马克思仍旧没有丧失对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乐观看法。1851年底，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著名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在信中马克思称：“由于各种各样的事件……而被抑制住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会爆发。根据最近一些事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60]
同时，马克思继续完成其他著作。从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他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61]，然而，由于普鲁士对书刊的审查制度，他不得不刊在魏德迈在纽约筹办的周刊《革命》上。对此，他在1852年底对他的一位故友古斯塔夫·泽尔菲（Gustav Zerffi，1820—1892）提道：“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印我的任何东西了。”[62]1852年5月到6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具有争议性的《流亡中的大人物》（Great Men of the Exile，1852），描绘了一幅在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主要人物的形象，其中包括约翰·戈特弗里德·金克尔（Johann Gottfried Kinkel，1815—1882）、卢格、海因岑（Karl Heinzen，1809—1880）和古斯塔夫·冯·斯特鲁夫（Gustav von Struve，1805—1870）。然而，由于找不到出版商，马克思的努力付诸东流：事实上手稿交给了匈牙利人亚诺什·班迪亚（János Bangya，1817—1868）带往德国，但这位班迪亚先生实际上是位警察暗探，他没有把手稿交给出版商，而是转交给了当局政府。因此，这一文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思想家的一生中都未出版。
从1852年4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投入摘录的汇编工作，并写了《伦敦笔记》的第三组笔记（XⅧ-XXⅨ）。这些笔记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多数内容涉及中世纪的历史纷争和文学史、文化史、风俗史。马克思对印度特别感兴趣[63]，当时他正在为《纽约论坛报》撰写有关印度的文章。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马克思是绝不可能“休息”的。贫穷再次阻碍了他的写作计划，马克思那些年一直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虽然一直受到恩格斯的资助，恩格斯从1851年开始每月给马克思寄5英镑，另外从《纽约论坛报》他可以获得每篇论文2英镑的报酬，但马克思还是过着令人绝望的生活。1852年4月，他不仅要承受女儿弗兰契斯卡离世的悲痛，他的日常生活也渐渐成了一场漫长的战役。1852年9月，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称：
8—10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22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欠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以及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债呢？最后，在最近8—10天，我从一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64]
然而，金融风暴使马克思精神亢奋，他在给所有亲密的朋友的信中介绍了这次金融风暴。1852年2月，马克思以极大自嘲的口吻向拉萨尔宣称：“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就算像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破产也不可能。”[67]4月，马克思告诉魏德迈，由于特殊情况，即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新黄金的发现以及英国对印度的商业渗透，“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以前根本不可能去考虑任何革命动荡”[68]。8月，美国投机行业崩溃后，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得意扬扬地说道：“这不就是正在逼近的危机吗？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69]
马克思不仅在通信中提到这些评论，还将这些评论发表在《纽约论坛报》上。在1852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贫困和自由贸易》中，马克思预言：“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因为1847年的危机主要是商业和金融危机，而不是工业危机。”“过剩资本越是向工业生产集中……则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中间阶级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越加广泛、持久和直接。”[70]简言之，也许等待的时间要稍长一些，但马克思坚信革命的号角迟早是要吹响的。
4．对共产主义者的审判与个人的苦难
1852年10月，普鲁士政府发起了对前一年抓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审判。普鲁士政府指控他们参与了由马克思领导的反对普鲁士政权的国际阴谋组织。从10月到12月，为了证明这项控诉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开始着手“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71]，并撰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篇于1853年1月在瑞士匿名发表的小论文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大部分出版社被普鲁士警察控制了，这篇论文只在美国的少数读者中流传，先是分期刊登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上，而后才作为一本独立的小册子发行。经历了多次出版失败以后，马克思沮丧地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兴致来写作。总是白干！”[72]
与普鲁士政府官员精心策划的说辞不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立场是极其孤立的。1851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式解散，1852年底被政府收编，这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与他人的政治联系。普鲁士警察和政治对手所宣扬的“马克思政党”[73]实际上几乎没有坚定的支持者。在英国，除了恩格斯，另一些可以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者”[74]的便是皮佩尔（Pieper）、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f，1809—1864）、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彼得·伊曼特（Peter Imandt，1823—1897）、斐迪南·沃尔弗（Ferdinand Wolff，1796—1866）和恩斯特·德朗克（Ernst Dronke，1822—1891）。至于大多数政治流亡者前往避难的其他国家，在美国和马克思联系比较密切的只有魏德迈和阿道夫·克路斯（Adolf Cluss，1825—1905），在巴黎联系较密切的是理查德·莱因哈特（Richard Rein-hardt，1829—1898），在普鲁士的则是拉萨尔。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虽然这些联系可以让他在有困难的时候寻求帮助，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党”[75]。此外，即使是这个小圈子，也很难理解马克思的某种政治立场和理论态度，事实上，他的支持者给他带来的坏处比益处多。鉴于此，马克思的倾诉对象也就只有恩格斯一个人了：“这些年来我在这里遇到的许多愉快的事情中，最使我感到愉快的事总是由所谓党内的朋友做出来的……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关系。”[76]与其他的政治流亡领袖不同，马克思通常拒绝参加现有的国际委员会，因为这些委员沉迷于幻想即刻爆发的革命；其他组织中唯一与马克思有联系的是恩斯特·查尔斯·琼斯（Ernest Charles Jones，1819—1869），即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左翼的主要代表。
因此，招募新的活跃的支持者，特别是使工人们理解他的思想成为一件重要而复杂的事情，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实现这一目的。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招募都是必要之举。1853年3月，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称：“你应当把你的《经济学》写完，以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民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可以作解释，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总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所有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77]马克思先前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到他希望“4月间到你那里住几天”，并与恩格斯“谈谈当前的局势。在我看来，这种局势必将很快引起一场大动荡”[78]。然而，马克思因生活的贫困最终没能专注于他的写作。1853年，索霍区是霍乱流行病的重灾区，马克思的家庭环境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8月，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各种债主”便“涌到了我家”，“为了弄到几文钱，把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在奔走上了”[79]。为了生存，马克思和他的爱人燕妮被迫往返典当行，把房子里仅有的几件衣服或其他值钱的东西抵押出去，“现在连买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有钱”[80]。尽管写新闻文章占用了马克思很多宝贵的时间，但所获得的稿费还是成为必不可少的经济来源。这一年年底，他向他的朋友克路斯抱怨道：
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经济学。但是看来办不到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81]
5．《纽约论坛报》关于危机的文献
在这一时期，经济危机是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写论文的一个恒久的主题。从1853年6月开始，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书中将始于1851年的反封建王朝的中国革命与一般经济形势联系起来，马克思再次表达了他的信念：“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82]在他看来，在革命的尾声中，中国市场将迎来一场不可预见的大收缩，“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83]。当然，马克思没有以决定论的方式回顾革命过程，但他确信危机是实现革命的必要前提：
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84]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马克思等待危机到来的乐观态度是有迹可循的。譬如，在1853年9月的信件中，他写道：“情况非常妙。当这整个金融骗局破灭时，法国将变得一团糟。”[86]然而危机还是没有到来，马克思为了维持唯一的收入来源不得不全神贯注地投身于其他新闻工作。
1853年10月到12月，马克思写了一系列题为《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在该文中他批判了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1784—1865）的外交政策，他是帕麦斯顿子爵三世，长期担任英国的外交大臣并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英国首相。这些论文发表在《纽约论坛报》和由英国宪章派出版的《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上。1854年8月到11月，在西班牙6月市民运动和军事运动后，马克思写了其他系列论文——《西班牙的革命》，文中概述和分析了西班牙近十年来的重大革命事件。马克思一丝不苟地从事这些研究工作，我们可以从他1853年9月到1855年1月汇编的九大本摘录中推测出他的这种专研精神，九大摘录的前四本主要聚焦于外交史，为《帕麦斯顿勋爵》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而其他五本则主要集中于西班牙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其中包括《西班牙的革命》的系列论文[87]。
最后，1854年底到1855年初，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然而，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断了3年后，马克思觉得在推进工作之前要重读旧手稿。1855年2月中旬，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道：“我有四五天不能给任何人写信，也不能给你写信，因为眼睛严重发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我的眼病是由于翻阅自己的经济学笔记引起的，我这样做，即使不是为了撰写著作，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进一步加工做好准备。”[88]
这个评论产生了20多页的新笔记，他将之命名为《引语：货币的本质、信用的本质、危机》；这是对近年来所做摘抄的进一步摘录。马克思回顾了图克、穆勒、斯图亚特等人的文献以及《经济学家》上的论文，他进一步概述了主要政治经济学家们关于货币、信用和危机的理论，这些理论是他在1850年就开始研究的[89]。
同时，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更多关于经济萧条的文章。1855年1月，在《英国工商业的危机》中，他满意地写道：“在我们的栏目中早已指出过英国工商业危机的一些预兆，现在危机已经成了事实”[90]。两个月后，马克思在《英国的危机》中写道：
再过几个月，危机将达到英国自1846年以来，甚至可能自1842年以来从未达到的规模。但是一旦工人阶级普遍感觉到危机的影响，近六年来处于沉寂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那时……英国的两股真正斗争着的力量——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91]
1855年全年，马克思的身体和经济状况仍旧十分糟糕，他的家庭规模随着爱琳娜（Eleanor）在1月份的出生而扩大。他时常在信中向恩格斯抱怨他的眼病、牙疼和严重的咳嗽，他觉得“因为身体不适使我的脑子也发木了”[93]。更复杂的是，那位朋友即马克思的家庭医生因马克思无法支付医药费而起诉了他[94]。为了摆脱此种生活困境，马克思不得不从9月中旬至12月初到曼彻斯特和恩格斯住在一起，而从曼彻斯特返回后他一连几个星期都躲在家里。在这段贫困的时间，只有“一件大好事”[95]曾解决了马克思的困境：燕妮90岁高龄的伯父辞世给她留下了100英镑的遗产。
因此，直到1856年6月，马克思才得以重拾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他为《人民报》写了一些关于动产信贷公司（Crédit Mobileier，法国主要的商业银行）的论文，马克思认为“Crédit Mobileier是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之一”[96]。1856年秋，家庭状况得以缓解，马克思一家从索霍区搬到了伦敦北部郊外一个较好的公寓（位于肯特镇格拉夫顿9号），那里的房租比较适合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在这个房子里一直住到1864年，这个房子建在新开发的地带，没有人迹罕至的小路，也没有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一到晚上就被笼罩在黑暗中。但是他们终于还是住进了一所真正的房子，对这个家庭来说，最起码这“至少维持了表面上的体面”[97]。
1856年10月3日，马克思再次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关于危机的文章。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中称：“欧洲金融市场上正发生着与1847年的恐慌相似的风潮。”[98]尽管其他专栏作家皆自信地宣称最糟糕的情形已经过去了，但马克思在11月份发表的《欧洲的危机》中仍旧坚持认为：
根据本星期抵达的两只轮船从欧洲带来的消息来看，为大洋两岸人们本能地预感到的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打击——投机活动和有价证券买卖的彻底垮台，大概要推迟到将来了。但是，这种延期决不意味着垮台可以避免。相反，目前金融危机具有的慢性病似的性质，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
[99]
如果把这次短暂的金融恐慌的效果同马志尼宣言和其他宣言的效果对照一下，那末，从1849年开始的高明的革命家们的全部幻想史，立即就会失去其神秘性。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当爆发新的革命时，他们比彼拉多有更多的理由来推卸责任，说他们与流血事件无关。
[100]
最后，在7月份，马克思对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的《经济的和谐》（1850）以及凯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37—1838）做了简短而有趣的批判性评论，他早在1851年的政治经济 学研究和摘录过程中就已经接触过这些文献了。这些笔记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以“巴师夏和凯里”为名出版，马克思指出了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天真（前一位是自由贸易理论的拥护者，第二位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在其作品中牵强附会地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102]，从而说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和谐的。这些研究成果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最富有成效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支撑：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 Karl Marx, 'Marx's Undertaking Not to publish Anything in Belgium on Current Politics’, in MECW, vol. 4, p. 67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54.关于在布鲁塞尔的那段时间，参见：Bert Andreas, Marx’Verhaufung und Ausweisung Brussel February/Marz 1848. Trier: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1978; Edward de Maesschaalck, Marx in Brussel (1845—1848). Leuven: Davidstonds, 2005.
[2] Karl Marx, 'Draft of an Article on Friedrich List's Book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 MEGW, vol. 4, pp. 265-9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9-271.
[3] 所有这些摘录可参见：Karl Marx,Exzerpte und Notizen.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MEGA², vol. IV/3.参见：Paresh Chatappadhay,'Marx's Notebooks of 1844—1847', in Marx's Associated Mode of 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Marxist. New York: Palgrave,2016, pp.31-58.
[4] Karl Marx,'Plan of the“Library of the Best Foreign socialist Writers”, in MECW, vol.4, p.66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7.计划包含在本系列中的作者包括：Étienne-Gabriel Morell(1717—1787), Gabriel Bonnot de Mably (1709—1789), François-Noel Babelf (1760—1797), Filippo Bunnarotti (1761—1837),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Victor Considérant (1802—1893), Étienne Ca-bet (1788—1856), Jacques-René Hebert (1757—1794), Pierre Loux (1797—1871), Théophile Leclerc (1771—1793), Robert Owen (1771—1858), Pierre Bentham (1748—1832), William Godwin (1756—1836), Claude-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 Saint-Simon (1760—1825), Théodore Dézamy (1808—1850), Jules Gay (1809—1883) and Pierre-Joseph Proudhon.
[5] 这些摘录包含在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y bis August 1845, in MEGA², vol. IV/4,其中还包括第一本《曼彻斯特笔记》。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直接用英语阅读。
[6] 这些摘录，构成《曼彻斯特笔记》第V1-IX的部分，最近发表在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August 1845 bis Dezember 1850, in MEGA², vol. IV/5。
[7] Karl Marx,“Declaration against Karl Grün”, in MECW, vol.6, p.7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1.
[8] Karl Marx to Carl Wilhelm Julius Leske, 1 August 1846, in MECW, vol.38, p.5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3.
[9]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in MECW, vol.26, p.5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1.事实上，恩格斯在1859年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中就已经使用了这一表述，但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共鸣，这个词直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出版后才开始流传。
[10] Karl Marx to Carl Wilhelm Julius Leske, 1 August 1846, in MECW, vol.38, p.5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4.
[11] Georg Weerth, in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ain: Suhrkamp,1973, pp.68-9.
[12] 这些摘录构成了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46 bis Dezember 1847, MEGA², vol. IV/6.
[13] Marx to Pavel Vasilyevich Annenkov,28 December 1846, in MECW, vol. 38, p. 9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9.关于蒲鲁东的思想，参见两卷书：Pierre Ansart, Proudhon. Paris: PGF-Livre de poche, 1984, and La sociologie de Proudhon. Paris: PUF，1967；and Georges Guvitch，Proudhon, Sa vie, son œuvre. Paris: PUF，1965.
[14] Herwig Förder, Marx und Engels am Vorabend der Revolution. Berlin: Akademie, 1960.
[15]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ECW, vol.6, pp.48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 31.
[16] 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这一文本才开始大批量发行。Bert Andréas,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de Marx et Engels. Milan: Feltrinelli, 1963.
[17] Karl Marx,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MECW, vol.8, p.1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46.
[18] Karl Marx,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in MECW, vol.9, p.198. 马克思，恩格斯。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74.
[1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3 August 1849, in MECW, vol.38, p.2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3.
[20] Karl Marx,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1848 to 1850, in MECW, vol.10, p.13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13.
[21] 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Announcement of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okonomische Reue', in MECW, vol.10, p.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6.
[22]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yer, 19 December 1849, in MECW, vol.38, p.2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38, 539.
[23] Marx,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 to 1850, p. 1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859: 114.
[24]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Review: January-February 1850', in MECW, vol.10, pp.26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75.
[25]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Review: March-April 1850', in MECW, vol.10, p.34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7.
[26] Ibid., p.3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8，358—359.
[27] Ibid., p.49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83.
[28] Ibid., p.50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87，589.
[29]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Reviews from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Reue No.4」, in MECW, vol.10, p.3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3.
[30]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Review: May-October 1850」, pp.529-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18.
[31] 参见恩格斯对1895年版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做的导言：“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在MECW, vol.27, pp.50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3.更具启示性的是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其中记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德国共产党人（August Willich and Karl Schap-pen）］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强调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 in MECW, vol.10, p.6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33.
[32] “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Engels,“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s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1848 to 1850, p.5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5.
[3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1 February 1851, in MECW, vol.38, p.28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0.
[3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postscript by Wilhelm Pieper],27 January 1851, in MECW, vol.38, pp.269-7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9-170.
[3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1 February 1851, in MECW, vol.38, p.28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0.
[36]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13 February 1851, in MECW, vol.38, pp.290-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5.
[37] Walter Tuchscheerer, Betor‘Das Kapital’ entstand. Berlin: Dietz,1968, p.318.
[38] 有关《伦敦笔记》的完整评述，请参阅特刊vol.1979, no.7, of Arbeitsblatter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Wolfgang Jahn and Dietrich Noske, Frage n der Entwicklung der Forschungsmethode von Karl Marx in den Londoner Exzerptheiten von 1850—1853。
[39] 有关《伦敦笔记》的内容，可以在MEGA²的介绍和批判中找到，特参见：'Einleit-tung', in 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Marz bis Juni 1851, inMEGA2 , vol. IV/8, pp.13—42。
[40] 有关亚当·斯密著作的摘录收于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Marz bis Juni 1851, in MEGA2 , vol. IV/8, 这里所讨论的其他著作的摘录收于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49 bis Februar 1851, in MEGA2 , vol. IV/7。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逗留期间阅读过法文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笔记Ⅷ）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笔记Ⅳ、Ⅶ和Ⅷ），现学习的是英文原著。
[4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 February 1851, in MECW, vol.38, p.27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6。
[42] Karl Marx, Bullion. Das vollendete Geldsystem, in MEGA 2, vol. IV8, pp.3-85.这些未编号的笔记本中的第二本还包含了其他摘录，最著名的是从约·富拉顿（John Fullarton, 1780—1849）的《论通货的调整》（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1844）中所做的摘录。
[43] 马克思关于货币、信贷和危机理论的另一处简要阐述载于第Ⅶ笔记本《反思》一文的片段中（in MECW，vol.10，pp.584-9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36-647.
[4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 April 1851，in MECW，vol.38，p.3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7-238.
[45]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3 April 1851，in MECW，vol.38，p.3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44.
[46] Karl Marx 及 Friedrich Engels,2 April 1851, in MECW, vol.38, p.25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7.
[47] Karl Marx, 'Exzerpte aus 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EGA², vol. IV8, pp.326-31,350-72,381-95,402-4,409-26.194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版第二卷出版了这些摘录以及第四、七本笔记中同一作者的其他摘录，足以证明这些文稿的重要性。
[48] 在这个新理论获得的关键阶段，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例如，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些信里总结了他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观点，参见：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7 January 1851, in MECW, vol.38, pp.258-6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5-161.关于货币流通的看法，参见：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 February 1851, in MECW, vol.38, pp.27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4-180.
[49]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也将注意力转向工业和机械，参见：Hans-Peter Muller,Karl Marx,uber Maschinerie, Kapital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Opladen: Westdeutscher, 1992.同时参见：Jean Fallot, Marx et le machnisme. Paris: Cujas, 1966.
[50]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yer, 27 June 1851, in MECW, vol.38, p. 37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00.
[5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1 July 1851, in MECW, vol.38, p. 39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27-328.
[52] 当时，《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以三个不同版本出版（《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Daily Semi-Weekly Tribune］和《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每一版本都刊登了马克思的许多文章。准确地说，《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487篇文章，其中一半以上被《纽约半周论坛报》转载，1/4以上被《纽约每周论坛报》转载——除此之外，还应加上其他几篇他寄给该报但被查尔斯·德纳（Charles Dana）编辑拒绝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中，有200多篇以未署名社论的形式发表。最后应指出的是，为了给马克思更多的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些文章中大约有一半是恩格斯写的。向《纽约论坛报》提交的材料总是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例如，我们可以从1853年4月7日的一篇社论声明中看到：“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引自：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6 April 1853, in MECW, vol.39, p.3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96.
[53] Friedrich Engels,“Critical Review of Proudhon's Book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siècle”, in MECW, vol.1, pp.545-7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4.
[54] 这些书的摘录载于Karl Marx,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bis September 1851, in MEGA2 , vol.IV/9。对马克思观点的评判参见：Hosea Jaffe, Marx e il colonialismo. Milan: Jaca Book, 1977;以及Hosea Jaffe, Davanti al colonialismo: Engels, Marx e il marxismo. Milan: Jaca Book, 2007.
[55] 这些笔记尚未在 MEGA2 出版，但是笔记XV出现在汉斯·皮特-穆勒（Hans Peter-Mulle）的收藏中：Karl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n Exzerpte. Frankfurt/main: Ullstein, 1982。
[5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3 October 1851,in MECW,vol.38,p.47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12.同时参见：Amy E. Wendling,Karl Marx on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New York/Houndmills:Palgrave,2009.
[57] 特别参见：Ferdinand Lassalle to Karl Marx,12 May 1851,in MEGA²,vol.Ⅲ4,pp.377—8;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4 November 1851,in MECW,vol.38,pp.490—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0—432.以及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27 November 1851,in MECW,vol.38,pp.49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3—436.
[58]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27 November 1851,in MECW,vol.38,p.49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4—435.
[59]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yer,30 January 1852,in MECW,vol.39,p.26.关于魏德迈的政治，参见：Karl Obermann,Joseph Weydemeyer,Pioneer of American Social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86.
[60] Karl Marx to Ferdinand Freiligrath,27 December 1851,in MECW,vol.38,p.5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68.
[61] 关于这部著作的最新评价，参见：Hauke Brunkhorst，‘Kommentar'，in Karl Marx，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Frankfurt：Suhrkamp 2007，pp.133-322。
[62] Karl Marx与Gustav Zerffi，28 December 1852，in MECW，vol.39，p.27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34。
[63] ISH, Marx-Engels Papers, B 63, B 64, B 65.
[6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8 September 1852, in MECW, vol.39, pp.18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4-225.
[6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5 October 1852, in MECW, vol.39, p.2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62.
[6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7 October 1852, in MECW, vol.39, p.2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75.
[67]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23 February 1852, in MECW, vol.39, p.4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8.
[68]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eyer, 30 April 1852, in MECW, vol.39, p.9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9.
[6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9 August 1852, in MECW, vol.39, p.16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0.
[70] Karl Marx,'Pauperism and Free Trade-The Approaching Commercial Crisis', in MECW, vol.11, p.36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1.
[71] Karl Marx to Adolf Cluss, 7 December 1852, in MECW, vol.39, p.259.科隆案件，参见：Institut für Marxism-Leninism, Der Bund der Kommunisten,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Band 1, 1836—1849. Berlin: Dietz, 1970; Band 2, 1849—1851. Berlin: Dietz, 1978; Band 3, 1851—1852. Berlin: Dietz, 198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21.
[7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0 March 1853, in MECW, vol.39, p.28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58.
[73] 这个表达在1846年首次被使用，用来形容马克思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之间的区别。后来在科隆的审判程序中也使用了这一说法。Maximilien Rubel,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ayot, 1974, p.26, no.2.
[74] 这一说法首次用于1854年，参见：Georges Haupt,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
[7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0 March 1853，in MECW，vol.39，p.29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61.
[7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October 1853，in MECW，vol.39，p.38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75-476.
[77]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11 March 1853，in MECW，vol.39，p.29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66.
[7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0 March 1853，in MECW，vol.39，p.2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60-361.
[7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August 1853, in MECW, vol.39, p.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42.
[8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July 1853, in MECW, vol.39, p.35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36.
[81] Karl Marx to Adolf Class,15 September 1853, in MECW, vol.39, p.36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55.
[82] Karl Marx,‘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in MECW, vol.12, pp.9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6.
[83] Karl Marx,'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in MECW, vol.12, p.9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8.
[84] Ibid., p.9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0.
[85] Karl Marx,'Political Movements-Scarcity of Bread in Europe', in MECW, vol.12, p.30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6.
[8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8 September 1853, in MECW, vol.39, p.3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63.
[87] 这些节选笔记最近发表在Karl Marx,Exzerpte und Notizen。September 1853 bis Januar 1855,in MEGA²,vol.IV/12。
[88] Karl Marx与Friedrich Engels,13 February 1855,in MECW,vol.39,p.5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49。
[89] Fred E. Schrader,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Hildesheim:Gerstenberg,1980,p.99。
[90] Karl Marx,“The Commercial Crisis in Britain”,in MECW,vol.13,p.5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0。参见：Sergio Bologna,“Moneta e crisi:Marx correspondente della'New York Daily Tribune,”1856—57”,in Sergio Bologna,Paolo Carpignano and Antonio Negri,Crisi e organizzazione operaria. Milano:Feltrinelli,1974,pp.9-72。
[91] Karl Marx,“The Crisis in England”,in MECW,vol.14,p.6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85-186.
[92] KaKarl Marx to Engels, 12 April 1855, in MECW, vol.39, p.53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60.
[93] Karl Marx to Engels, 3 March 1855, in MECW, vol.39, p.5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span>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52.
[94] 卡尔·马克思在这里用德语单词“Freund”表示“朋友”一词。
[9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8 March 1855, in MECW, vol.39, p.5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54.
[96] Karl Marx, “The French Crédit Mobileier”, in MECW, vol.15, p.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6.
[97] Jenny Marx, in Institut für Marxistism-Leninismus(ed.), 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 Berlin: Dietz Verlag, 1964, p.223.根据马克思妻子的说法，这种改变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庸俗的人，我们不能继续像波希米亚人一样生活”（Ibid.，p.223）。关于马克思在英国首都的时间，参见：Asa Briggs and John Callow, Marx in Lond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008.
[98] Karl Marx,'The Monetary Crisis in Europe', in MECW, vol.15, p.1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9.
[99] Karl Marx,'The European Crisis', in MECW, vol.15, p.1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7.
[100] Karl Marx,'The Monetary Crisis in Europe', in MECW, vol.15, p.1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1.
[101] IISH, Marx-Engels Papers, B 77, B 78, B 80, B 82, B 83, B 86, B 90.
[102] Karl Marx, 'Bastiat and Carey', in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 conomy (Draft). London: Penguin Books,1993, p.886. 与李嘉图的摘录一样，《巴师夏和凯里》(Bastiat and Carey)的片段也被收录在1941年《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版的第二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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