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2018）
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
1．1857年金融危机和革命爆发
1856年这一整年时间，马克思完全忽视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突然改变了这一局面。一种极度不确定的气氛，演变成了导致各地破产的广泛恐慌，马克思认为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又来了，并且预言了未来经济衰退的发展趋势，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称：“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1]恩格斯已经被极大的乐观情绪所笼罩，他预言了未来的发展情景：“这一次将是从来没有过的末日审判：全欧洲的工业完全衰落，一切市场都被充斥（现在就已不能再运什么东西到印度去了），一切有产阶级都被卷入漩涡，资产阶级完全破产，战争和极端的混乱。我也认为，这一切将会在1857年出现……”[2]
10年的革命运动结束时，革命已呈减退趋势，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因受限无法积极参与欧洲政治活动，但现在两人又开始交流对此的看法，并对未来前景重新充满信心。等待良久的革命运动眼看就要到来了，对马克思而言这时最应该做的事情便是重新投入“经济学”研究，并尽快完成它。
1857年，马克思相信国际金融危机为新的欧洲革命创造了条件。自1848年工人运动以后，他就一直在等这一时刻的到来，既然这一时刻眼看就要到了，他不想毫无准备地迎接它。因此，马克思决定重新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完成一部完整的著作。
这一次的危机与以往不同，经济风暴不是在欧洲掀起，而是在美国掀起。1857年前几个月，尽管存款减少，但纽约银行还是扩大了贷款规模。贷款规模的扩大使得整体经济状况下降，在俄亥俄州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的纽约分部破产后，普遍的恐慌导致了大量的破产。对于银行体系的信心不足导致信用紧缩、存款枯竭和货币支付停滞。
意识到这些事件的严重性，马克思即刻重新投入政治经济学的写作。1857年8月23日，就在俄亥俄州的经济崩溃的前一天，公众舆论一片恐慌，他开始写下了“经济学”导言；危机的爆发给了他一个往年从未有过的写作动机。在1848年运动失败后，马克思经历了整整10年的政治挫败并陷入了深深的孤独状态。然而，随着这次危机的爆发，他看到了新一轮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此时，他认为他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分析有可能导致革命爆发的经济现象。这就意味着他要尽快写出并出版他计划已久的经济学著作。
这场危机迅速从纽约蔓延到美国的其他地区，并在短短几周内蔓延到欧洲、南美洲以及东方国家的市场，这是历史上首次国际金融危机。这些新的发展趋势激发了马克思极大的热情，并使他的创造灵感极大迸发。1857年夏至1858年春，是马克思生涯中最多产的时期：他在几个月里的写作比前几年还多。1857年12月，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称：“我现在发狂似的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3]
他同时还抓住机会指出他关于危机的预言是有根据的，因为“根据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的声明——1853年的最后几个月、1854年全年、1855年秋季和‘1856年的突然转变’期间，欧洲只是勉强幸免于逼在眼前的危机”[4]。
如今马克思的著作举世瞩目，广为流传。从1857年8月到1858年5月，他写了8本广为人知的笔记，统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5]，而作为《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他写了许多关于欧洲危机发展的论文。为了改善经济条件，他还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创作许多词条。最后，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2月，他汇编了3本摘录，称为《危机笔记》[6]。多亏了这些前期准备，马克思才能够根除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对他的影响，从而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完成奠定了基础[7]。在那段时间里，马克思特别关注与他早前预言的主要危机相关的事件。与此前所做的摘录不同，这一时期的摘录并非全然从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汇编，而是由大量的笔记组成，这些笔记是对各种报纸上的内容所做的笔记，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欧洲、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危机、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贸易往来和银行体系的崩溃等问题。12月份，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表明他繁忙的工作日程：
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2）
当前的危机。关于危机，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
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以便
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
[8]
2．历史和社会性的个人
这一雄心勃勃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要求的写作计划早就定好了，中间又中断了好几次，该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头呢？这是马克思重新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自我发问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两个条件：他认为，虽然在某些理论上具有有效性，但经济学仍然缺乏准确把握和阐明现实的认知过程[9]；同时，他还认为在开始写作之前有必要先确定论点和论述的次序。这些考虑因素使得他进一步深入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并进一步阐明研究的指导原则。这构成了他所有手稿中最富争议性的部分——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与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碰撞出火花，马克思再次坚定了他的深刻信念，并取得重大的理论成果。
当然，马克思的意图并非要写一篇晦涩难懂的方法论论文，而是要在读者面前为自己澄清他所遵循的漫长的批判之旅的方向。这点对于修订他自19世纪40年代中叶开始积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非常必要的。由此，随着对雇佣劳动的考察和理论范畴的进一步阐明，这些手稿包含了构成他的思想的根本想法（这些想法对重新概述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那些构成他的历史观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想法）以及一个相当不系统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存在问题。
要求和目的的综合、创作时间之短（几乎仅一个星期）以及（最重要的是）这些笔记的临时性使得这些手稿极为复杂且备受争议。然而，由于它包含马克思在认识论问题上极为广泛且具体的声明，《导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一部重要文献[10]，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部内容的关键。
一贯坚持自身写作风格的马克思，在《导言》中却实现了在阐述自身思想和批判理论两种风格之间的切换。这一文本可以分为四部分[11]：
（1）生产一般；
（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4）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第一部分以写作意图的声明开篇，随即阐明他的研究领域和历史准绳：“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马克思的辩论对象是18世纪“鲁滨逊一类的故事”[12]，鲁滨逊漂流记的神话[13]作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典型，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而非其他类型社会的典型，自人类最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一概念代表了生产的社会性，生产贯穿于一切社会形态的劳动过程中，它不是资本主义关系所特有的。同样，18世纪出现的市民社会（burgerliche Gesellschaft）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样的市民社会被认为是一直存在的[14]。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到来之前，孤立的个人根本不存在。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其他段落中所指认的那样：“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15]。这一集体维度是构成土地被占有的前提条件，“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16] 。在这些原始关系的条件下，人类活动直接与土地产生关系，形成了“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以及个人与他人共生[17]。同理，在后来形成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中，生产的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18]，个体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为中介的”，他只是这种关系链中的一个环节[19]。对此，马克思在《导言》中写道：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
[20]
古典经济学家颠倒了这一现实，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所认为的具有自然法精神的幻想之上的。特别是，斯密描述了一种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狩猎和畜牧间的劳动分工无疑实现了贸易的专业化。例如，个人制造弓箭或建筑木屋的精湛技艺使他成为弓匠或木匠，其技艺越精湛，那么他就越有可能用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来交换他人的剩余部分，这成为每个人投身于专门职业的原动力[24]。李嘉图犯了一个相似的错误，他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牧人和渔夫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劳动时间物化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25]。
以此，斯密和李嘉图描绘了一种他们所处时代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产业：孤立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似乎这个个人是自然的自发表现。他们著作中表现的是一个神话般的、永恒的个人，他是“由自然造成的”，其社会关系是一样的，其经济行为具有无历史的人类学特征[26]。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每一次新的历史阶段的诠释者都会自欺欺人地称他们自己所处的年代是最与众不同的，也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27]。
反之，马克思称“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28]。反对18世纪那些把人描述为孤立个人的思想，即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马克思坚持认为这种个人只能随着极大发展了的社会关系的到来而到来[29]。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反对人是一种政治动物（ζώον πολιτικόν［zoon politikon］），一种社会动物，但他坚持认为人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30]。由此，由于市民社会是随着现代世界的到来才诞生的，那么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工资劳动者必定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才得以出现的。事实上，这种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31]。如果马克思认为有必要重述一个他认为太明显的观点，那么，这只是因为凯里、巴师夏、蒲鲁东等人早在20年前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32]。
在勾勒了资本主义个人的起源和论证现代生产只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之后，马克思指出第二个理论要点，即揭示经济学家关于“生产一般”（Production im Allgemeinem）概念的神秘化。这是一个抽象的范畴，它在任一具体的现实阶段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抽象不与历史现实的规定相结合，那么生产就从一个特定的、有区别的现象变成一个永远自我同一的过程，它遮蔽了表现自身不同形式的“本质的差别”（wesentliche Verschiedenheit）。这就是那些声称要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33]。与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不一样，马克思坚持认为每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性使其区别于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成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学者理解现实历史的必要条件[34]。
虽然生产一般的定义“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但在普遍的构成因素当中，存在着人类劳动和自然物质[35]。因为，如果没有生产主体和劳动客体，那么也就谈不上生产了。然而，经济学家还介绍了第三种生产一般的必要条件——“事先积累的前期劳动的产品的存量”，也就是资本[36]。最后一个因素的批判是马克思揭示经典经济学家局限性的要核所在。同时他还明确表示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或者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生产。然而，虽然承认资本是死劳动和一种生产手段，但马克思并不像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那样认为资本是永恒的存在。
如果犯了“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37]的错误，那么就会陷入
“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的境地，并相信“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经济关系”[38]。
为证实这一点，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的历史环境描述为具有其自身特征的“资本存在的结果”[39]。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指认的那样：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
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
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
[4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许多章节批判了经济学家把历史描述为自然现实的方式。譬如，有一点对马克思而言是很显然的，那就是货币是历史的产物：“充当货币不是金银的自然属性”，它只有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才具有这一属性[44]。信用也是如此。据马克思所言，借贷就像高利贷一样是许多文明的共同现象，但是“借贷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就构成产业劳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45]。“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亚当·斯密按照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倒是历史的产物。”[46]另外，正如他所批判的古典经济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一样，马克思同时还嘲讽了蒲鲁东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这些人看来，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为雇佣劳动，交换价值不会发展为资本，或者资本可以不需要资本家[47]。
因此，马克思的主要目的在于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比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再次肯定地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生产方式”[48]。
这一观点蕴含着看待许多问题的不同方式，其中包括劳动过程及其各种性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49]马克思多次对这种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说成是生产过程的永恒状态的做法提出异议。如果不把雇佣劳动视为一种特定历史生产形式的特殊关系，而是将其描述为人类经济存在的普遍现实，那就意味着剥削和异化一直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
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特殊性的回避，在认识论和政治上都有影响。一方面，它制约着人们对具体历史生产水平的理解；另一方面，在把现有条件界定为不变和不可变的条件时，实质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生产一般，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看成是天然的人的关系。据此，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的批判具有双重价值。除了强调历史性是理解现实性不可或缺的条件之外，它还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改变的信条。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历史性论证同时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以及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
3．在伦敦的贫困日子
为了完成这一宏大的写作计划，马克思需要养精蓄锐一段时间，但他的个人情况仍然非常艰难，容不得他的一丝喘息。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新家中，但又没钱付第一个月的房租。因此，他把自己的窘境告知了那时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既没有指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50]马克思的处境使恩格斯十分震惊，因为恩格斯深信他的朋友搬家后一切都会比较顺利，于是在1857年1月，恩格斯用父亲给他的过圣诞节的钱买了一匹马去追求自己的爱好：猎狐活动。然而，在这段时间和他的一生中，恩格斯并没有拒绝对马克思和他家庭的全力支持，由于担心马克思的生活窘困，他每个月给马克思寄去5英镑，并告诉马克思有困难的时候要跟他说。
恩格斯的作用当然不只是提供经济支援。在马克思感到无助的那些年，两人保持通信相互倾诉，恩格斯是唯一能够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人：“我特别需要你的意见。”[51]恩格斯是唯一一个在马克思绝望的时候可以倾诉的朋友：“请尽快来信，因为现在我需要你的信来鼓舞勇气。情况极坏。”[52]同时作为同伴，马克思还会和恩格斯分享带有讽刺意味的事件：“我羡慕会翻筋斗的家伙。这一定是忘却一切不快和日常琐事的上策。”[53]
事实上，这种不确定性很快变得更加紧迫。除了恩格斯每个月5英镑的资助以外，马克思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纽约论坛报》的稿费，这是当时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报纸。按照稿费协议说明，马克思每发表一篇文章可获得2英镑的报酬，这种情况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而有所改变，这次危机对美国的日报也产生了影响。除了美国的旅行者和作家泰勒（Bayard Taylor，1825—1878）之外，马克思是唯一一位没有被解雇的欧洲通讯员，但是他的用稿数量从每周2篇降为1篇，于是马克思的收入减半了，“尽管它在繁荣时期从来没有给我增加一个分尼”[54]。马克思幽默地述说：“一种命运的嘲弄就在于，我自己因诅咒的危机而困苦不堪。”[55]然而，能够目睹金融崩溃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乐事，马克思称“叫嚣反对‘劳动权’的资本家们，现在到处请求政府给予‘公家的帮助’……要牺牲公众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利润权’，这是很妙的”[56]。虽然他的声明充满了焦虑，但他告诉恩格斯：“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象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57]
开始从事新的编辑工作稍稍抚平了马克思绝望的情绪。《纽约论坛报》的主编查尔斯·德纳邀请马克思参加《美国新百科全书》的编辑委员会。由于经济不济，马克思接受了这份差事，但他把大部分工作委托给恩格斯，以便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上。1857年7月到1860年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分工合作，恩格斯负责编辑军事条目，即大部分受委托的军事条目，而马克思负责汇编几个传记部分。虽然每篇2英镑的报酬很低，但这仍旧还是稍微改善了他的经济窘况。正因如此，恩格斯才催促他尽可能多向德纳要一些条目编辑的任务：“只要能够换来成色足的加利福尼亚黄金，我们提供‘成色足的’知识是很容易的。”[58]马克思在写文章时也依据了此原则：“尽可能少压缩，只要不致平淡无味就行。”[59]
虽然做出了这些努力，但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事实上，他把上门要债的债主们比喻成“饿狼”[60]，就在那一年寒冷的冬天，他们没有煤炭取暖，1858年1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这样苟延残喘。老是牵累别人，同时自己也总是疲于同卑微的日常琐事作战，长此以往，实在难以忍受。”[61]在这种环境下，他也感情用事，说出了刻薄的话：“至于个人的生活，依我看，我是在过着所能想象到的最不幸的生活……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62]
贫困并不是让马克思苦恼的唯一因素。在他生活极为困难的时候，他还同时忍受着病痛的折磨。1857年3月，过度熬夜写作让他患上眼疾；4月，他被牙疼所折磨；5月，他被持续的肝病折磨，为此他被“泡在药水和丸药里头”。处于极大痛苦中的他，连续3个星期无法工作。他向恩格斯倾诉道：“为了使时间不完全虚度过去，而又没有更适合的事做，我就学习丹麦语。”然而，“不过根据医生的许诺，我有希望在下星期重新成为人。目前我还黄得象个榅桲，甚至更为可怕”[63]。
不久后，一件更不幸的事情降临马克思的家庭。7月初，燕妮生下了他们最后一个孩子，但由于婴儿过于虚弱，很快就死去了。再次失去孩子，马克思向恩格斯倾诉：“这事本身并不算不幸。但是一方面，与这事直接关连的情况在我的幻觉里产生了可怕的印象；另一方面，招致这个后果的情况使我回忆起来极为痛苦。这在信中不能详谈。”[64]恩格斯被马克思的话深深打动了，他在回信中说：“你这样写，一定是心情非常沉重。对孩子的死你是能节哀忍痛的，可是你夫人就未必能这样”[65]。
恩格斯病倒了，患了严重的腺热，整个夏天他都不能工作，这使情况更加复杂。那时，马克思陷入了真正的困境。没有他的好朋友参加百科全书的条目整理，他必须抓紧时间，所以他假装已经往纽约寄了一批手稿，而手稿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尽管如此，他的压力仍旧还是没有减少半分。当印度起义军的事件升温，《纽约论坛报》急需专家对此事做出分析[66]，但他们却不知道关于军事问题的论文一向是由恩格斯提供的。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暂时负责“军事‘部’”[67]，他大胆地判断，当雨季来临，英军就不得不撤退。他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恩格斯：“请注意，这里的前提是，目前为止的报告都是确实的。可能我会出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一些辩证法总会有所帮助。我当然是把我的论点说得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68]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低估这种冲突，并在反思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69]
贫困、健康问题和各种匮乏——《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在这种悲惨的背景下完成的。它不是资产阶级所保护的富裕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相反，这是一位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作家的作品，他的信念支撑着他继续工作，即在经济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他所处时代的必需品。
4．方法论研究
接着，马克思开始强调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如何在思想中再现现实？如何建构理解和表现社会的抽象模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这些问题。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70]的篇章并不代表他的方法论的最终思想：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充分，只是概括地提出了一些要点。尽管如此，这些反思使得《导言》成为所有马克思理论的诠释家和读者不可或缺的理论文本，并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引人入胜的。
像他之前的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马克思首先问自己要从哪里出发，即他应该以何种分析起点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可能的点就是应该“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从“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71]。然而，马克思认为包括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和布阿吉尔贝尔在内的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所采取的这一路径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首先，像人口这样一种不确定的实体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它无力论证阶级分化（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因为只有通过了解它们各自的基础（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才能区分它们。以经验方法加以考究就可以发现，像国家这样的具体要素将分解为抽象的规定，如劳动分工、货币或价值。
就在18世纪经济学家刚刚界定完这些抽象的范畴后不久，“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经济学领域内斯密和李嘉图采用了这一做法，在哲学领域内黑格尔也采用了这一做法，这种做法大可归结为如下理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将其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wissenschaftlich richtige Methode）。有了正确的范畴，“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入口，但是这回入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72]。
然而，与《导言》的某些评论家不一样[73]，马克思对“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他接下来所使用的方法[74]。首先，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对具体事物在思维上的逻辑重构完全是现实的再现[75]，对此，马克思表示不能苟同。《导言》表明了这一看法，他确实从黑格尔方法论中借用了不同的范畴，但他们有着很大的差异。就像摆在他面前的黑格尔一样，马克思相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的方式，思维对现实性的重组必须从最简单和最一般的规定开始。基于此，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虽然对马克思来说，“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但是我们往往需要牢记具体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然而，在这一共同基础之外，两位思想家的差异还在于“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思维的结果”，而对马克思而言，这“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在黑格尔的观念论中，马克思称：“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它不仅表现思维领域的现实世界，而且作为其本质的运动过程。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多次强调“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它“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因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76]。
在《导言》中，马克思转向了另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该如何在他即将写作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上安排这些范畴呢？对于复杂事物应该提供理解简单事物的工具，还是相反？他果断地选择了第一种可能方案。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77]
马克思拒绝了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所使用的以时间顺序划分科学范畴的方法，转而采用了一种具有历史-经验检验的逻辑方法。由于现在有利于了解历史的过往，抑或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我们有必要从最成熟的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分析，特别是从在一切社会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资本开始分析。“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82]。
实质上，以精准的逻辑顺序来安排这些范畴与真实历史的运作并不一致，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前期准备写作的手稿中写道，“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83]。
然后，马克思实现了与早期经济学家的经验主义的决裂，他将具体因素融合进了抽象的定义中，从而实现了具体与抽象的辩证统一；他实现了与古典经济学家方法论的决裂，将现实思维归为现实本身；他实现了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决裂，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思维能够产生具体的哲学思考；他实现了与历史主义的决裂，把逻辑融进历史中；最后，还实现了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信念，完全追随了“历史进程”[84]。马克思反感在具体和思维之间设定一对一的关联，这使他意识到后者的特殊性，并将其融合进独立于思维而存在的具体事物的说明当中，由此范畴阐述的顺序应该与现实历史过程中通过关系表现其自身的顺序是不同的[85]。为避免把认知过程仅仅局限于历史以往阶段的重复论述，我们有必要用抽象的过程，即用抽象范畴来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此外，为了真正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不断地将抽象范畴与各种历史现实加以比较，以便把一般的逻辑规定与具体的历史关系加以区别。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卓有成效和深刻的：一旦逻辑顺序和真正历史次序遭到否定，那么历史将成为理解现实的决定因素，而逻辑则使我们有可能把历史设想为与事件的时间顺序无关的东西[86]。
马克思提出的方法不仅成为他理解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不同生产方式的有力武器，同时还成为考察当前生产方式和预测未来新生产方式趋势的有力武器，这有助于反驳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改变的观点。马克思自身的研究，其中包括认识论的研究从来都不具有纯粹理论的动机；其原动力在于解释世界，在于更好地将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中。
马克思最重要的反思聚焦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ungleiche Verhältnis），以古希腊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为思考的起点[87]。不像后来许多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推测的生产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某种平衡状态，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和艺术生产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马克思重新思考西斯蒙第的《南欧文献中的历史观》（1813）的历史思想，曾在1852年对该书做了摘录和笔记，他写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他还指出特定的艺术形式，如史诗，“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88]。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说，对社会形式的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然而，在像现代这样的先进社会中，人们把自然当成合理的存在，而不是作为凌驾于和敌对于自身的外在力量，神话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史诗也不再被传颂：“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89]
马克思在关于物质生产的形式如何与智力创造和行为相联系的问题上采用了反教条法。他意识到两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包括反对任何形式的原理程序（schematic procedure），即在社会整体的不同领域设定统一的关系[90]。即使是在撰写《导言》两年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论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1]——也不应该在决定论的意义上来加以解读[92]；它应该鲜明地区分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狭隘且可预言的解读模式，在这一解读模式中，上层建筑的社会现象仅仅是人类物质存在的反映[93]。
除了《导言》中的方法论思考，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分为两部分：“货币章”意在解决货币和价值的问题；而“资本章”则聚焦于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并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经济结构等关键主题。马克思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并未能完成这一著作。1858年2月底，他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称：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进行的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
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
[94]
5．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对主要经济和政治事件的关注是马克思一生保持不变的习惯。1857年秋天，恩格斯仍旧以乐观的态度来评价当时的事件：“美国的危机妙极了，而且远没有过去。应该预料到还会有大批进口公司破产；到目前为止，破产的看来还只是个别的。对英国的影响好象在利物浦市银行身上也表现出来了。这样更好。现在商业又要有三四年的不景气，目前是我们走运了。”[95]由此，恩格斯鼓励马克思：“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96]与此同时，对革命的即将到来没有一丝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期望的革命在整个欧洲危机到来之前是不可能爆发的，因此“动乱”将推迟到1858年[97]。
据燕妮给他们的一位家庭友人康拉德·施拉姆（Conrad Schramm，1822—1858）的信所记载，这次全面危机对马克思产生了积极影响：“您也许会想象得到，摩尔是多么兴奋。他以往的工作能力和精力已经全部恢复了，而且精神焕发心情愉快”[98]。事实上，马克思开启了一段紧张的创作时期，他一边为《纽约论坛报》写文章，一边编写《美国新百科全书》，加上未完成的关于当前危机的撰写计划，当然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创作。然而，尽管他精力有所恢复，但这些超负荷的工作让他有些力不从心，这再次证明恩格斯的协助对他来说十分必要。1858年初，在恩格斯完全康复之后，马克思请他重新编写百科全书的条目：
不过有时我又觉得，如果你每隔两三天写
一点，那也许可以防止你喝酒，根据我知道的曼彻斯特的情况来看，在目前的紧张时刻，喝酒恐怕是“在所难免”，但这无论如何对你没有好处……因为，我无论如何必需完成其他的工作，哪怕是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也要完成；而这些工作却要占去
全部时间！
[99]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进行的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
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再次抱怨他所遭受的厄运。被迫花了大半天时间在报纸论文的写作上，他写道：“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103]
事实上，疾病再次无情地降临他身上。1858年1月，他告知恩格斯他已经痊愈3个星期了：“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104]3月，马克思因为肝脏“又生重病”，他称：“夜间不断工作和白天家庭经济状况引起的许多细小烦恼使得我最近经常发病。”[105]4月，他再次声称：“我为胆病所苦，以致这星期既不能思考问题，也不能读书写文章，总之除了给《论坛报》写文章外，任何事情都不能做。”[106]
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马克思彻底放弃了政治组织关系和私人关系：在给为数不多的朋友的信中，他透露：“我象隐士一样过日子”[107]，另外，“熟人不多，很少见面，一般说来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108]。除了恩格斯的鼓舞之外，经济萧条和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让他重获希望，激励他继续工作：“就整个来说，危机象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109]与恩格斯的通信表明马克思的写作热情随着事件的推演而有所高涨。1月，他在读了巴黎《曼彻斯特卫报》的新闻之后感叹，曼彻斯特的情况“似乎比预料的好些”[110]，3月底，在评论当前发展局势时，他补充道：“在法国，斗争正以最好的方式继续进行。夏季也未必能安静地过去。”[111]而在几个月前，他曾悲观地说：
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范”［odi profanum vulgus et arceo］
[112]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
[113]
同样，恩格斯兴致勃勃地告诉马克思，在曾试图暗杀拿破仑三世（1808—1873）的意大利民主党人费利斯·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1819—1858）被处死的那天，巴黎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工人阶级抗议活动：“在大动乱临近的时刻令人欢欣鼓舞的是，看到那样的集合场面，听到十万人回答：到！”[115]考虑到革命发展的可能，恩格斯还研究了法国军队的规模，他提醒马克思要赢得革命必须在军队里组织秘密团体，或者像1848年那样，让资产阶级坚决反对波拿巴。最后，恩格斯预言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分离以及斯拉夫人的起义将对奥地利这个古老的反动堡垒进行猛烈的打击，此外，全面的反击将把危机扩散到每个大城市和工业区。换句话说，他确信：“总之，大动乱将开始。”[116]怀着这种乐观心态，恩格斯又开始了他的骑马运动，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更长远的目标。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称：“昨天我骑马跳过高五英尺多的土堤和围墙，这是我跳得最高的一次……将来我们重回德国的时候，是可以在骑术方面向普鲁士的骑兵表演些东西的。这些先生们要追赶我将感到困难”[117]。马克思在回信中说：“祝贺你骑马的成就。只是不要作过于危险的跳跃，因为不久将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冒生命的危险。看来，你过分沉醉于这种骑马的嗜好。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骑兵是你在德国最需要的一种专业。”[118]
相反，马克思的生活遇到了更大的困难。3月，拉萨尔告诉他柏林编辑弗兰茨·敦克尔（Franz Duncker，1813—1879）同意分册出版他的著作，但这个好消息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如燕妮这时期在给恩格斯的医疗公报中所强调的：“他的胆病和肝病又犯了。但愿药物最终能见效。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119]整个4月，马克思遭受了他人生中有史以来严重的胆绞痛，以至于他没法工作。他只能给《纽约论坛报》提供少量文章。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他不得不向他的妻子口述，他的妻子“执行秘书的职务”[120]。当他又能再次拿起笔的时候，马克思告知恩格斯，他沉默只是因为他“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本来意义而言的”。他还称，“天天希望能够再坐下来工作。总是渴望着手工作而又不能做到，结果倒使得情况恶化了”。他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
但还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写东西，过后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我焦急地盼望这种状况到下星期能够结束。这事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显然是我在冬季夜里工作过度所致。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Hinc illae lacrimae］。
[121]
6．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
一回到伦敦，马克思就应该编辑好文稿并交给出版社，然而，尽管他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但他仍然延缓了文稿的写作。他的批判性性格再次战胜了他的实际需要。正如他告知恩格斯的那样：
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该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竟达九先令六便士，比我们整个“军费”金库所存还要多。因此我很希望你能把这笔钱用邮局汇票寄给我。也许这本书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124]
除了他复杂的性情、不良的健康状况和贫穷之外，他日常的“敌人”也耽搁了他的写作计划的完成。他的身体条件再次恶化，正如他向恩格斯所说的：“我在离开曼彻斯特以前所患的病，拖了整整一个夏天，又转成慢性的了，因而不论写什么东西都要费很大劲，以致我的手稿直到现在（过了两星期）才寄出去，不过一次就寄去了两章。”[125]另外，这几个月的经济状况也让人吃不消，这使得他不得不继续与“必然的灾难的结局的阴影”共存[126]。马克思再次陷入绝望，7月，他给恩格斯寄去一封信，信上确实记载了他所处的生活困境：
首先请你对这封信的内容不要害怕，因为这绝不是向你那本来已经要求过多的钱柜求援。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同你商量一下，是否能从现时处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因为这种处境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完全不能工作，因为一方面为了筹钱我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另一方面由于家务杂乱而且也许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恶化而使我的抽象思维能力衰退。我的妻子被这种糟糕情况弄得精神恍惚，艾伦医生虽然也猜到症结所在，但自然不知道真实情况；他又一次——这次很坚决——对我说，如果不让她到海滨浴场住一个较长的时间，就不能担保她不得脑炎或类似的病症。但是我却知道，在目前情况下，日常的操劳和必然的灾难的结局的阴影折磨着她，即使能够去海滨浴场，对她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这种结局不会姗姗来迟，即使延迟几个星期，也不会中止为争取必需品而进行的难堪的日常斗争，总的情况依然是：一切必将毁灭。
......
可见，整个情况总是这样：微薄的收入永不能作为来月的用途，常常是扣除房租、学费、税款和当铺费用等日常开支后，剩下的仅仅勉强够偿还一点债务，使全家不致被直接赶出大门。再过四五个星期，我可以从《论坛报》大约支取二十四英镑。单是房租一项马上就要付出十五英镑。如果说要抽出哪怕极少一部分还其他债务——肉商等是否愿意这样长期等下去，很成问题，——那末整个这一堆烂账在无论如何也得熬过去的这四个星期内又会有所增加。房东本人被债主们包围，因而象疯子似地逼我。如果不能从某个贷款社或人身保险会弄到一笔钱，我真不知怎么办。即使决定把开支缩减到最低限度，——例如，让孩子们退学，搬进一个十足的贫民窟，辞退女仆，用马铃薯糊口，——那末，就是把家具拍卖，也满足不了哪怕是住在周围的债主们，也不能顺利地搬进某个贫民区。至今还维持住的表面尊严，是防止彻底垮台的唯一手段。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要能再得到哪怕一个钟头的安宁，使我有可能从事工作，就是住在怀特柴泊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种意外的改变会给处于目前状况的我的妻子带来危险的后果，就是对于正在成长的女孩子们来说也不见得适宜。
现在我把全部情况坦白地说了，请你相信我曾经费了不小的力量来克制这样做。但我终究要向一个人倾诉。我知道你个人无法资助。我所要求的只是请你提出意见，应该怎么办？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
[127]
同时，随着经济危机的退潮，市场很快就恢复了自行运作的能力[129]。事实上，在8月，马克思心灰意冷地对恩格斯说，“最近几星期来，世界总的又显得异常乐观了”[130]；恩格斯通过反思商品过剩的问题断言：“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131]对于革命即将到来的确信使他们在1856年整个秋天都处于兴奋状态，这鼓舞着马克思继续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今这一信念却被沉痛的希望破灭所取代：“但是并没有任何战争。全都是些庸俗寻常的事。”[132]当恩格斯强烈抨击“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的趋势时，他认为，这一现象将导致世界上最具剥削性的国家拥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133]。马克思持之以恒地把每件小事做好：“在目前世界贸易好转的时刻……在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了；我认为把‘名士’召集到彼得堡去，就是这一革命的开端。普鲁士也是这样，目前的情况比1847年还要糟，关于普鲁士亲王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可笑幻想将在愤怒中烟消云散。如果法国人看到，世界没有他们也在‘运动’（如宾夕法尼亚人所说的），这对他们不会有害处。”[134]
然而，马克思不得不屈从于如下事实：危机并没有唤起他和恩格斯信心满满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尽管如此，他依然坚信欧洲革命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一旦革命来临，那么问题是经济变革会引发什么样的世界图景。由此，他给恩格斯写信，信中针对近来发生的政治事件做出相关评论，并对未来政治发展做出预测：
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象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135]
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进步阵营的政治对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许多批判对象还是他喜欢的思想家，其中以蒲鲁东（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典型，马克思称蒲鲁东是共产主义亟待摆脱的“假兄弟”[136]。马克思与拉萨尔存在竞争关系，譬如，当他在收到拉萨尔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the Dark Philosopher，1858）一书时，称其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137]。1858年9月，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在半月刊《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上发表了一篇新的宣言，但是毫不怀疑马志尼的马克思还是评价他道：“确是一头老蠢驴”[138]马志尼不是去分析1848—1849年失败的原因，而是“重新回到他以前的幻想里，给自己提出一个臆造的问题，自然也就只能得出虚假的解决办法……在兜售医治他们的政治瘫痪症的万应灵药”[139]。他谴责弗吕贝尔（Julius Fröbel，1805—1893） （1848—1849年法兰克福委员会委员和德国民主党主要代表）逃到国外远离政治生活：“这些狗一旦得到自己的一份面包和乳酪，就要找漂亮的借口，退出斗争。”[140]最后，马克思像以往一般讥讽了布林德的“革命活动”，布林德（Karl Blind，1826—1907）是移民到伦敦的德国的领袖之一：
他通过在汉堡的几个熟人，终于把信（他自己写的）寄给英国报纸，信中说他的匿名小册子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此之后，他的朋友们又写信给德国报纸说，这些小册子在英国报纸上引起了怎样怎样的轰动等等。你看，这就叫做实干家。
[141]
马克思在1858年的生活跟以往没什么两样，就像他妻子燕妮记述的那样：“1858年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既不好也不坏，日子日复一日，每天都是如此。吃吃喝喝，写作、读报、散步：这就是我们一天的生活。”[143]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马克思继续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起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繁杂工作中，他坚定的决心和毅力，以及解放全人类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成为他继续写作的动力。
[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6 September 1856, in MECW, vol.40, p.7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3.
[2]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26 September 1856, in MECW, vol.40, p.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5-76
[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December 1857, in MECW, vol.40, p.257.后来给这些手稿的标题就是受这封信的启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9。
[4] Ibid.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9。
[5] 需要强调的是，笔记Ⅰ的第一部分是在1857年1月和2月写成的，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阿尔弗雷德·达里蒙（Alfred Darimon,1819—1902）《论银行改革》的批判性分析，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编辑所认为的）在10月写成的。参见：Inna Ossobowa,'Über einige Probleme der ökonomischen Studien von Marx im Jahre 1857 vom Standpunkt des Historikers',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1990, no.29, pp.147-61.
[6] 参见最近出版的MEGA²,IV/14.
[7] Michael Kräte,'Marx's Books of Crisis'是1857—8',in Marcello Musto(ed.),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08,pp.169-75.
[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December 1857, in MECW, vol.40, p.2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6.几天后，马克思将自己的计划传达给了拉萨尔：“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21 December 1857, in MECW, vol.40, p.2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7.
[9] 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写道，“政治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MECW，vol.40，p.35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6。
[10] 关于《导言》的大量批判性文献是其重要性的一个标志。自1903年首次出版以来，所有主要的批判解释、思想传记和对马克思思想的介绍都参考了它，它成为众多文章和评论的对象。在后者中特别参见：Terrell Carver，Karl Marx：Texts on Method. Oxford: Blackwell, 1975，pp.88-158；and Marcello Musto，' History，production and method in the“1857 Introduction”’，in Musto (ed.)，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pp.3-32.
[11]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a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3, p. 6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
[12] Marx, Grundrisse, p.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
[13] Ian Watt, 'Robinson Crusoe as a Myth', Essays in Criticism, vol.1(1951), no.2, p.112.
[14] Marx, Grundrisse, p.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
[15] Ibid., p.49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9.
[16] Ibid., p.4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6.
[17]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a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3, p.47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65.
[18] Ibid., pp.471-51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详细论述了这些主题。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65-510.
[19] Ibid., p.48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77.
[20] Ibid., p.8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5.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基质概念——村庄诞生前的家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再次出现，但据说马克思后来已经放弃了这种概念。恩格斯在1883年出版的第三版德文版的注释中指出：“随后对人类原始条件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这导致了作者［即马克思］的结论是：不是家庭最初发展成了部落，相反，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的、自发发展起来的人类交往形式，在部落纽带刚开始松动的时候，就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家庭形式。”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II, In MECW, vol.37, p.356.恩格斯指的是他本人以及马克思生命中最后几年对古代史的研究，有关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本的广泛讨论，请参见：Musto, The Last Marx (1881-1883):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h.1.
[21] Marx, Capital, Volume I, p.8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70, 71.
[22] Ibid., p.35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361.10年前，在《导言》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Marx, Grundrisse, p.10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4.
[23] Marx,Grundrisse,p.16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这种相互依存不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建立在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相混淆：前者是自然的产物，后者是历史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中，个人独立与社会依赖结合在一起，这种社会依赖表现在劳动分工中。Marx,Original Text of the Second and the Begining of the Third Chapter of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MECW,vol.29,p.465.在生产的这个阶段，活动的社会性质“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Marx,Grundrisse,p.15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
[24]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vol.1.London:Methuen,1961,p.19.
[25] David Ricardo,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London:J.M.Dent &Sons,1973,p.15.CF.Marx,A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MECW,vol.29,p.300.
[26] Marx,Grundrisse,p.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27] 在马克思看来，避免了这种天真的假设的经济学家是詹姆斯·斯图亚特。1851年春天，马克思在一本笔记本上对斯图亚特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的许多段落进行了评论。Karl Marx,'Exzerpte aus James Steuart: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in MEGA2,vol.IV/8.
[28] Marx, Grundrisse, p. 8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其他地方，马克思指出，“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像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Ibid.，p. 48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7. 而且，“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Ibid.，p. 49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2.
[29] Ibid.，p. 8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30] Ibid.，p. 8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31] 同注释29
[32] 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在他对《导言》的评论中指出马克思关于巴师夏使用《鲁滨逊漂流记》的评论与作者实际所说的并不相符（参见 Carver, pp. 93-5）。根据巴师夏所说，“丹尼尔·笛福会剥夺了他的小说的每一个逼真的痕迹，如果……他没有做出了必要的社会让步，允许他的英雄从沉船中救出一些必不可少的物品，如供应品、火药、步枪、斧头、刀、绳子、木板、铁等。——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它证明了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必要环境，因为即使是小说家也无法强迫人类生活在社会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鲁滨逊·克鲁索带给他的孤独是另一个社会财富的 1000 倍……我指的是他的思想、他的记忆、他的经历，尤其是他的语言”。Frédéric Bastiant, Economic Harmonies,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 Inc., 1964, p. 64. 然而，巴师夏在其作品的其他部分却缺乏历史意识，在这些部分中，个人的行为似乎是由理性的经济计算所决定的，并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分裂来呈现：“一个孤立的个体，只要他能活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会同时成为资本家、企业家、工人、生产者和消费者。”Ibid.，p. 174. 因此，经济学家们对克鲁索再次形成平淡的刻板印象：“我们的鲁滨逊·克鲁索不会着手制造这种工具，除非他能预见到工作完成后，相对于他的满意程度，他的劳动肯定会节省下来，或者对于同样数量的劳动，他的满意程度会增加。”Ibid.，p. 175. 这些说法很可能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
[33] Marx,Grundrisse,p.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
[34] Karl Korsch,Karl Marx.London:Chapman & Hall,1938,p.78f。
[35] Marx,Grundrisse,p.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
[36] 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I.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5,p.55.这一观点更详尽的阐述见John Stuart Mill,ibid.,p.55f.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金镝，金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30。
[37] Marx,Grundrisse,p.59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4。
[38] Marx, Grundrisse, p. 2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5.事实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批判了经济学家的历史意识的缺失：“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MECW, vol. 6, p. 1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53-154.
[39] Marx, Grundrisse, p. 46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2.
[40] 同注释39.
[41] Ibid., p. 67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0-71.
[42] Ibid., p. 2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43] Marx,Grundrisse,p.4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44] Ibid.,p.23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3.
[45] Ibid.,p.5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4.
[46] Ibid.,p.1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5-106.
[47] Ibid.,p.2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4.
[48] Marx,Capital,Volume Ⅲ,p.24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49] Marx,Grundrisse,p.8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44.
[5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0 January 1857, in MECW, vol.40, p.9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5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 April 1858, in MECW, vol.40, p.30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6.
[5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March 1857, in MECW, vol.40, p.10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
[5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3 January 1857, in MECW, vol.40, p.9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7.
[54]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yer,1 February 1859, in MECW, vol.40, p.3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0.
[5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1 October 1857, in MECW, vol.40, p.19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7.
[5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December 1857, in MECW, vol.40, p.2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7.
[5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3 November 1857, in MECW, vol.40, p.19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8.
[58]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22 April 1857, in MECW, vol.40, p.1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4.
[5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2 Febr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4.虽然其中包含了一些有趣的注释，但恩格斯写《百科全书》的文章“是为了稿酬……不要再管它们了吧”。Friedrich Engels to Hermann Schlutter, 29 January 1891, in MECW, vol.49, p.1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
[6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8 December 1857, p.2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6.
[6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8 Jan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5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257.
[6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2 February 1858, p.27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4.
[6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2 May 1857, in MECW, vol.40, p.13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32.
[6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8 July 1857, in MECW, vol.40, p.14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43.
[65]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1 July 1857, in MECW, vol.40, p.14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43-144.
[66] 马克思在 1853 年就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印度。参见：Irfan Habib, “Marx's Perception of India”, and Prubhat Paintik, “Appreciation: The Other Marx”, in Iqlah Husain (ed.), Karl Marx, on India. New Delhi: Tulika Books, 2006, pp. xix- xiv and Iyl-xvii. 也可参见：Ajaz Ahmad, “Marx on India: a Clarification”, in In Theory: Classes, Literature, Lonsdon: Verso, 1992, pp. 221-42.
[6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4 Jan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49 （这封信的日期被误定在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50.
[6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5 August 1857, in MECW, vol.40, p.15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52.
[6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4 January 1858, p. 24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50.
[70] Marx, Grundrisse, p. 8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7.
[71] Ibid., p. 10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1.
[72] Marx, Grundrisse, pp.100-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42.
[73] 例如，伊利延科夫（Evald Ilyenkov）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的解释犯了将其等同于马克思方法的错误。参见: Ilyenkov, Dialectics of the Abstract & the Concrete in Marx's Capital.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82,p.100;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1979,pp.87-8;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Dia,1991,p.47;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e Marx.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y Press,1979,p.191。对于德拉·沃尔佩的批判，参见: Cesare Luporini,“Il circolo concreto-as-tratto-concreto”, In Franco Cassano(ed.), Marxismo e filosofia in Italia(1958—1971). Bari: Donato,1973, pp.226-39.
[74] Marx, Grundrisse, p.10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75] Mario Dal Pra, La dialectica in Marx. Bari: Laterza,1965, p.461.
[76] Marx, Grundrisse, pp.10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43.然而，实际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并不公正。后者作品中的许多段落表明，与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和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不同，他的思想没有将知识的运动与自然的秩序、主体与客体相混淆。参见：Judith Jánoska, Martin Bondeli, Konrad Kindle and Marc Hofer, Das"Methodenkapitel"von Karl Marx. Basel: Schwabe & Co.,1994,pp.115-9;and Musto,"Introduction", Musto (ed.),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pp.17-8.
[77] Marx, Grundrisse, p.10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47.
[78] Ibid., p.10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
[79] Ibid., p.10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
[80] 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 A"reading"of the"1857 Introduction"',Cultural Studies, vol.17(2003), no.2, p.133.霍尔正确地指出,马克思提出的理论代表了历史主义的突破，尽管不是历史性的突破。
[81] Marx, Grundrisse, p.10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
[82] Marx, Grundrisse, p.10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
[83] Marx, Capital, Volume III, p.80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5.
[84]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p.1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52.
[85]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p.47-8,87.
[86] 马克思所综合的方法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不仅许多研究他的著作的学生歪曲了它，甚至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误解了它。恩格斯显然没有读过1857年《导言》中的论文，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评论中写道，一旦马克思阐述了他的方法，他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由于“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然而，恩格斯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ECW, vol.29, p.47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32.简言之，恩格斯认为历史与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行性，马克思在《导言》中断然否定了这一点。由于恩格斯把这一立场归因于马克思，这一立场后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解释中变得更加贫瘠和形象化。
[87] Marx, Grundrisse, p.10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
[88] Marx, Grundrisse, p.1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51-52.
[89] Ibid., p.1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弗·泰·费舍（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 1807—1887（在他的《美学或关于美的科学》［Aesthetics, or the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 (1846—1857) ］中讨论了资本主义消解神话的力量。马克思从这项工作中汲取了灵感，并将其部分内容总结在笔记本中，此时距他写《导言》不到3个月。但两位作者的方法截然不同：费舍将资本主义视为不可改变的现实，并以浪漫主义的风格谴责资本主义给文化带来的审美贫乏；尽管马克思不断地为战胜资本主义而斗争，但他强调，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都代表着比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先进的现实。Georg Lukas,'Karl Marx und 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Ästhetik. Berlin: Aufbau Verlag,1956, pp.267-8.
[90] Marx, Grundrisse, p.10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
[91]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ECW, vol.29, p.26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92] 有一个事实是，当马克思在1872—1875法文版《资本论》的注释中引用此陈述时，他更喜欢用动词“dominer”来表示德国的“bedingen”（通常翻译为“determiner”或“condi-tionner”）：“Le mode de production de la vie matérielle dominate[dominates]en général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vie sociale,politique intellectuelle”，参见：Karl Marx，“Le Capital”，MEGA2 II/7，p.62.他这样做正是为了避免在这两个方面之间建立机械关系的风险。参见：Maximilien Rubel, 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Paris: Rivière, 1971, p.298.
[93] 对此，最糟糕、传播最广泛的是约瑟夫·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解释：“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而且“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Joseph Stalin,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41, p.15.斯大林.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212,213.
[94]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22 Febr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p.270-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530-532.
[95]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29 October 1857, in MECW, vol.40, p.19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6.
[96]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15 November 1857, in MECW, vol.40, p.20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4.
[97]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31 December 1857, in MECW, vol.40, p.2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8.
[98] Jenny Marx to Conrad Schramm,8 December 1857, in MECW, vol.40, p.56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2.
[9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5 Jan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0-241.
[100]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6 Jan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3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41.
[10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 Febr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5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62.
[10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1 Jan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4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47.
[103]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22 February 1858, p.26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530, 530-531.
[10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4 January 1858, p.24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50.
[10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9 March 1858, in MECW, vol.40, p.29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97.
[10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 April 1858, p.29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9.
[107]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21 December 1857, p.25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8.
[108] Karl Marx to Conrad Schramm,8 December 1857, p.2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6.
[10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2 February 1858, p.2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5.
[11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3 Jan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5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3.
[11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9 March 1858, p.29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7.
[112] 译自：“I hate and shun the vulgar crowd”; David Mulroy, Horace's Odes and Epod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p.127.
[113]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22 February 1858, p.2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2.
[114]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31 May 1858, in MECW, vol.40, p.3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1.
[115]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7 March 1858, in MECW, vol.40, pp.289–9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0.
[116]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7 March 1858, p.2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3.
[117]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1 Febr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6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8.
[11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4 February 1858, in MECW, vol.40, p.26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0.
[119] Jenny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9 April 1858, in MECW, vol.40, p.56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4-635.
[12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3 April 1857,in MECW,vol.40,p.1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5.
[12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9 April 1858,in MECW,vol.40,p.30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0-313.译自：Hence,those tears'.Terence,Andria.Bristol: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02,p.99.
[122]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31 May 1858,p.3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9.
[12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 May 1858,in MECW,vol.40,p.3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5.
[12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1 May 1858,p.3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6.
[12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1 September 1858,in MECW,vol.40,p.3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1.
[12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5 July 1858,in MECW,vol.40,p.3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6.
[12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5 July 1858, in MECW, vol.40, pp.328-3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6-330.
[128]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yer,1 February 1859, p.3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0-551.
[129] 关于1857年危机的主要事件，参见：James Sloan Gibbons, The Banks of New-York, Their dealers, Their Clearing-House, and the panic of 1857. New York: Appleton & Co.,1859, esp. pp.343-99; D. Morier Evans, The History of the Commercial Crisis,1857—58. New York: Burt Franklin,1860; Charles W. Calomiris and Larry Schweikart,'The panic of 1857: Origins, Transmission, and Contain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1(1991), no.4, pp.807—34.
[13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3 August 1858, in MECW, vol.40, p.3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9.
[131]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7 October 1858, in MECW, vol.40, p.3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5.
[13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1 December 1858, in MECW, vol.40, p.36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1.
[133]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7 October 1858, p.3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4,345.
[13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October 1858, in MECW, vol.40, p.3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7.
[13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October 1858，p.3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8.
[136]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yer，1 February 1859，p.3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4.
[13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 February 1858，p.25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2.
[13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October 1858，p.34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7.
[139] Karl Marx，“Mazzini's new manifest o”，in MECW，vol.16，p.3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16.
[14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4 November 1858, in MECW, vol.40, p.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6.
[14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 November 1858, in MECW, vol.40, p.35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3.
[142]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yer, 1 February 1859, p.3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553.
[143] Jenny Marx, in Institut für Marxistus-Leninismus(ed.), 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 Berlin: Dietz Verlag, 1964,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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