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2018）

Ⅴ．反对福格特



1．福格特先生


　　1860年，马克思被迫再次中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原因是他与福格特（Carl Vogt，1817—1895）产生了强烈的冲突。1848—1849年，福格特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代表，在日内瓦流亡期间，担任自然科学教授。1859年春，福格特出版了一本名为《欧洲现状研究》（1859）的小册子，阐述了波拿巴外交政策的概况[1]。同年6月，一封匿名的传单开始出现，传单中声称福格特是支持拿破仑三世的阴谋分子，特别是他试图贿赂一些记者，让他们支持当前政治事件的费罗-波拿巴式的看法。这一指控后来被证实是移民伦敦的德国记者兼作家卡尔·布林德所为。随后《人民报》（Das Volk）周报和奥格斯堡的日报《总汇报》都接受了这一指控，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人民报》周报撰稿。这直接促使福格特对德国的日报提起诉讼，由于布德林希望保持匿名，该报无法反驳指控。虽然诽谤案败诉了，但福格特是整个事件中道德上的胜利者。因此，福格特在对这件事的公开声明《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中指控马克思背叛了工人阶级：
　　他〈马克思〉嘲笑那些跟在他后面死板地重复他的无产者问答书的蠢材，也嘲笑维利希式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嘲笑资产者那样。他惟一尊重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知道自己身价的贵族。为了剥夺他们的统治，他需要力量，而这种力量他惟独在无产者身上找到了；因此，他就为他们剪裁了他的一套体系。[2]
　　福格特同时还写道，马克思密谋已久并蓄意针对他，他指控马克思是“硫磺帮”[3]的头目，该团伙以勒索曾参与1848年革命起义的人为生，时常威胁他们索要钱财，否则就要揭发他们：
　　“我公开宣布”，——福格特摆出一副小丑姿态，一本正经地说，——“我公开宣布：凡随马克思及其同志参与任何政治阴谋的人，迟早将落入警察之手；这类阴谋已为秘密警察知悉，他们一开始就得到有关这类阴谋的密报，并将在适当时机孵出这类阴谋来〈看来阴谋是鸡蛋，而警察是孵蛋的母鸡〉。马克思之流主谋犯当然将逍遥法外，稳坐伦敦〈而警察则坐在鸡蛋上〉。要为这种论点提出证据，我现在并不为难。[4]
　　福格特把“硫磺帮”描述成这样一群人，“有一群人以硫磺帮知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看得见的首领”[5]。据福格特称：“他们的口号是‘社会共和国、工人专政’，他们的活动是四下串连、策划密谋。”[6]这位日内瓦教授警告我们要：
　　谨防一小撮卑鄙家伙的诡计，他们的全套计谋是在使工人丢下自己的职业，卷入种种密谋和共产主义诡计中去；他们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以后，就冷酷无情地〈当然是在工人流完了汗水之后！〉置工人于死地。现在这一小撮家伙又力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尽可能多的手段〉把工人协会拖进他们布下的阴险的罗网。无论他们说些什么〈即关于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的阴谋诡计〉，你们都要确信，他们一心向往的只是利用工人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最后让工人听凭命运去摆布。[7]
　　事实上，马克思在福格特这本书面世以前从未听过“硫磺帮”的说法。关于这一团体的真实情况最可信和最准确的说法来自贝克尔（Johann Philipp Becker，1809—1886） 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描述：
　　……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聚在一起的年轻人结成的一个小团体，事先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主席和纲领，也没有章程和教义。他们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计划地达到的任何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连想也没想过；他们仅仅公开地、甚至过分公开地和坦率地追求效果，达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他们同马克思更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对他们的存在肯定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当时同马克思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此外，这帮小伙子当时表现了一种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的倾向，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未必会服从某个权威；他们会嘲笑福格特的那种国父般的训诫，会嘲笑马克思的那种带倾向性的指示……谁能想到，早就被人遗忘的硫磺帮会在蛰居10年之后被福格特教授先生重又点燃，用令人窒息的烟味来反对假想的进攻者……[8]
　　除了在法国和英国得到反响，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也报道了福格特的控诉。当马克思有机会写下他对这家英国报纸的看法时，他反击道：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人工的隐蔽管道把人体的脏物排到泰晤士河里。同样地，这座世界首都也通过一系列鹅毛笔管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污纳垢大中心——《每日电讯》里。李比希[9]正确地谴责了前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它污染了泰晤士河水，又夺走了英国土地的肥料……在通向纸制的藏污纳垢中心的大门上，用黑颜色写着：“此处……随便便溺！”，或者像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行人，停下来小便吧！”[10]
　　福格特发表的声明在德国大获成功，并在《自由报》上引起轰动：“资产阶级报刊自然无限欢欣鼓舞”[11]。1860年1月，柏林的《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发表了一篇长达两个版面的综述，马克思因此以诽谤罪起诉了这家报纸。然而，普鲁士皇家高级法院驳回了这一起诉，理由是这些文章没有超出允许批判的范围，不构成诽谤罪。马克思以反讽的口吻评价了如上判决：“其手法与那个土耳其人如出一辙，这个土耳其人砍掉一个希腊人的脑袋”[12]。
　　法院不允许马克思为自己辩护，于是他决定“现在，当我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在法庭上公开地驳斥这类货色的时候，就只有用文字予以驳斥了”，以此来对抗福格特对他及其“党内同志”发起的造谣诽谤[13]。
　　福格特的文章巧妙地将真实的事件与其他纯属虚构的事件混合在一起，从而让不清楚真相的群众对移民的真实历史产生怀疑。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马克思觉得有必要发起为自己的辩护，因此在1860年2月底，他开始收集材料，准备写一本反对福格特的书。他选择了两条路径。首先，他给数十位自1848年以来与他有政治交往的激进分子写了信，目的是从这些人那里收集福格特的罪状[14]。在这部作品的结尾，马克思写道，福格特无耻、无礼地诽谤他和他的朋友靠工人的血汗生活，而事实上他们总是牺牲个人利益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美洲有一种叫做臭鼬的小兽，它在极度危险的时刻只有一种防御手段，即进攻性气味。它在遭到攻击时，便从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喷射出一种液体，非把你的衣服烧坏不可；要是这种液体落在你的皮肤上，那你在一个时期内便无法同任何人接触。这种气味进攻性极强，以致一旦猎狗惊起一只臭鼬，猎人们就得逃之夭夭，比狼或者老虎跟在后面时跑得还快，吓得还厉害。对付狼和老虎可以用火药和铅弹，但对付臭鼬的屁股却一筹莫展了。[15]
　　除了许多论战性的段落，为了更好地阐明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并揭示波拿巴的反动力量，马克思大量研究了17、18、19世纪的政治和外交史[16]。后者无疑是这部作品中最有趣的部分，它与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部分一样[17]，除了有着发掘马克思修辞艺术的乐趣，也是唯一对当代读者有价值的部分。
　　不管怎么说，和马克思一贯的做法一样，他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该书的篇幅，而这本书在他“不知不觉”中不断扩大[18]。另外，完成这一著作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事实上，恩格斯催促马克思“为了做到及时，哪怕这一次稍微肤浅一点也罢”[19]。恩格斯写信给燕妮·马克思时称：“我们总是写出最精彩的东西，又总是尽量使它们永远不及时出版，结果成了无用的东西。用三个印张立即答复福格特，无论如何会比那时以来所做的一切意义大得多。请尽一切力量就出版人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并使小册子最后完成。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自己破坏所有的机会，结果弄得根本找不到出版人。”[20]马克思决定在9月份只做这本小册子。
　　马克思想把这本小册子命名为《达-达-福格特》（Dá-Dá-Vogt）[21]，以告诫人们福格特和波拿巴主义的阿拉伯当代记者达-达-罗塞德（DáDáRoschaid）的观点具有相似性。后者根据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命令，在把波拿巴小册子翻译为阿拉伯语的时候，把拿破仑三世称为“慈善的太阳、苍穹的荣誉”[22]，对马克思来说，以“德国的达-达”（GermanDá-Dá）来称呼福格特再适合不过了[23]。然而，恩格斯劝马克思还是命名为更易理解的《福格特先生》（Herr Vogt）比较好。
　　紧接着，这本书在哪儿出版又成为一个问题。恩格斯极力建议该书在德国出版：“无论如何要避免在伦敦印你的小册子……出版流亡者的著作，我们已经有过成百次的经验，永远是同样的毫无成果：永远是把金钱和劳动抛到污水坑里去，只落得个不痛快。”[24]然而，由于找不到德国的出版商，马克思决定交由伦敦的佩奇（Petsch）出版社出版，更重要的是，在那里出版或许能够弄到一笔筹资来支付出版费。恩格斯评价道：“但最好还是在德国印，而且这无疑是能够做到的。不管佩奇如何卖力，但德国的出版商，例如迈斯纳（他决不是象你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庸人，你只要看一看他的出版目录就可知道），却握有全然不同的手段来打破沉默的阴谋。”[25]
　　反驳福格特的指控用了马克思整整一年的时间，这让他完全忽视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根据他与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的合同规定，他必须继续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作。在开始这一工作之前，恩格斯已经意识到这一“危机”了。1860年1月，恩格斯试图说服马克思集中精力完成他的著作，在他看来，这将是击败当时的反对者并推进反资本主义理论的真正武器：
　　但是我想，为了能违反福格特之流的愿望而保住我们在公众中的威望，我们必须发表一些科学著作。创办流亡者刊物，我们没有钱，而且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流亡者的报纸或者在伦敦刊印的德文小册子，至少要销行一年才能到达公众（德国的）手中。在德国本土公开发表符合我们党的精神的政治性和论战性的东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该怎么办呢？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尽力去做那种只有一些流亡者和在美国的德国人才会了解而在德国则谁也不知道的工作，要么继续那种你用你的第一分册和我用《波河与莱茵河》所开始的事情。我认为目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这样去做，那末就让福格特去随便怎么叫嚣吧，我们很快又会找到非常牢靠的立足点，以致有时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必要的个人声明。这里最重要的自然是在最近出版你的第二分册，我希望福格特的事不妨碍你继续写作这本书。[26]
　　虽然马克思收到了这些强烈的建议，但他对这一事件的狂热也感染了他最亲近的人。他的妻子燕妮发现《福格特先生》给马克思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和愉悦”；拉萨尔把这一文本赞誉为“一部全方位的权威之作”[27]；威廉·沃尔夫称其“从头至尾都是一部杰作”[28]；恩格斯甚至把这本书誉为“你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29]。
　　正如《福格特先生》中的信件所示，马克思的很多朋友曾试着劝他不要写这本书。俄国作家萨宗诺夫（Nikolai Ivanovich Sazonov，1815—1862）告诉马克思：
　　请别理会这类下贱勾当；一切严肃认真的人、一切有良心的人都站在您一边，但他们期待于您的不是徒劳无益的论战，而完全是别的东西，——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地读到您的出色著作的续篇……再见了，亲爱的马克思，请多多保重，像往常一样地工作以开导世界，而不要去理会那些琐碎的蠢事和卑劣的行为。[30]
　　瑟美列（Bartholomäus Szemere，1812—1869），匈牙利1849年革命政府首领和前边防部长，曾问过马克思：“您是否值得去理解这类流言飞语呢？”[31]最后，作为教师兼政治活动家的彼得·伊曼特（Peter Imandt）劝他说：“我不愿受罪去写它，如果你居然能插手这盆脏水，那我将不胜惊奇。”[32]马克思的主要传记编写者们无一不认为这项工作既耗时又费力[33]。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马克思在他的论点中频繁使用文学文献。例如，佩德罗·卡尔德隆·德·巴尔卡（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但丁·阿尔切利（Dante Alghieri，1265—1321）、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1688—1744）、西塞罗（Cicero，106BC—43BC）、马迪奥·马里亚·博瓦多（Matteo Maria Boiardo，1441—1494）、约翰·费什特（Johann Fischart，1545—1591）、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以及中古高地德语（Middle-High German）文学的各种来源。其他出现的人物包括：维吉尔（Virgil，70BC—19BC），人物来自《圣经》，约翰·C．F．席勒（Johann C.F.Schiller，1759—1805），乔治·G．拜伦（George G.Byron，1788—1824），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1802—1885），当然，还有他心爱的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伏尔泰（Voltaire）、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海因里希·海涅和巴尔扎克[34]。然而，这些引文以及插入文本的精确时机，并不能简单地反映出马克思的想法，即表明自己的文化水平比福格特高，也不能反映出马克思试图要通过嘲讽的手段让这本小册子取悦读者。
　　这些文学文献反映了马克思人格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在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视作品的风格和结构，即便是像《福格特先生》这样的一些次要的或仅仅是论战性的著作。与他论战的对手的文章大多形式不规范、结构不规整、有语法错误、逻辑前后不一，还有其他多种错误，总能引起马克思的愤慨[35]。因此，除了内容上的冲突，马克思难以忍受的是他对手的论文粗俗不雅、缺乏质量，忍不住要向对手展示他追求的论文的准确性，以及他是怎么苛求通达这一准确性的。
　　第二个典型特征贯穿于《福格特先生》的前期工作中，是他对早期对手展开论战时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不管是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政治激进分子的思想，也不管是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福格特、拉萨尔还是巴枯宁等人的思想，马克思希望从本质上摧毁它们，用各种方式尽可能地证明他们的概念是没有根基的，通过让他们不可能反对自己的主张来迫使他们投降。因此，在这一动机下，马克思尝试着将他的对手埋葬在批判性争论的大山下，他被这份狂怒紧紧抓住，甚至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写作计划，继而他不再全身心地钻研黑格尔、大卫·李嘉图和引用历史事件，而是充分利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525BC—456BC）、但丁、威廉·莎士比亚和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等人的思想。
　　马克思人格的这两个重要特征恰好都体现在《福格特先生》中。这本书是马克思厌恶治学不严谨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他希望摧毁那些说谎玷污他信誉并试图诋毁他政治历史的敌人。
　　通过《福格特先生》这本书，马克思希望能够得到公正的裁断，并尽一切努力引起德国出版界的重视。不料，出版界和福格特本人对此毫不在意：“不论哪方面的狗东西都想用沉默来扼杀这部书。”[36]同时，“正在印刷的该书的法文删节本”[37]却成为审查的目标并被封锁，列入禁书名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没有出现其他版本的《福格特先生》，仅有一些短选章节再版。

2．对抗贫困和疾病


　　导致马克思写作延缓和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的是两个永远不共戴天的“仇敌”：贫困和疾病。事实上，这一时期正是马克思经济状况陷入绝望的低谷期。马克思被许多债主上门催债，被经纪人和司法部门的警告阴影所困扰，他向恩格斯抱怨道：“我今后怎么才能对付过去，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赋税、学校、住房、食品商、肉商以至上帝和魔鬼都不允许我有丝毫的迟延了。”[38]1861年底，他的生活境况更不乐观，为了生存，马克思除了依靠他朋友不断地救济之外——他向他的好朋友说“对你的极其友好的表示我是多么感激”[39]——还被迫“把家里所有能够拿出去的东西都典当了”[40]。一如既往，马克思向好朋友写道：“如果我能摆脱所有这些无谓的争端，能看到我的家庭不受悲惨的贫困的压迫，那末我对十二月帮财政制度的崩溃该会多么高兴，它的不可避免的垮台是我在《论坛报》上早就一再预言过的！”[41]12月底，他在给恩格斯发去的新年祝福中说道：“如果新的一年仍象旧年一样，那末我看最好还是让它见鬼去吧。”[42]
　　绝望的财务状况总是伴随着健康问题，而健康问题也是由前者造成的。严重的抑郁困扰了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好几个礼拜，并让她免疫力下降，在1860年底，燕妮得了天花，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燕妮生病和康复的整个期间，马克思始终不离不弃陪伴着她，当燕妮脱离危险的时候，他才马上投入自己的写作中。在这期间，正如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写文章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43]。马克思一生对数学充满极大的热情。此外，几天后，他还补充说“对我极有利的一种情况是牙痛得要命”。在拔掉一颗牙后，医生失误把一片碎片留在他口腔里，这让他“满脸肿胀疼痛，咽喉也有一半闭塞了”。这对他有何帮助？事实上是这样的，马克思坚忍地说：“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大大地增强了思维能力，从而也增强了抽象力，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纯思维，或者纯存在，或者无，都是同一的。”[44]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这几周马克思还是有机会阅读大量书籍，其中包括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一年前刚印刷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1859）。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做的评论注定要在大批学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中引起一场激烈的论战：“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45]
　　这一时期过后，紧接着在1861年初，马克思陷入更糟糕的境地，因为他在去年夏天患上了肝脏炎症：“我象约伯那样多灾多难，虽然不是那么怕上帝。”[46]情境更糟的是，他一弯腰就会疼得厉害，这让他无法写作。因此，为了克服“这种极讨厌的状况”，即克服使他无法写作的疼痛感[47]，他又逃到文学中寻求庇佑：“但是，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48]

3．等待“经济学”的同时


　　1861年2月底，马克思病愈后，赴荷兰的扎耳特博默耳（Zalt-Bom-mel）寻求解决财务困难的办法。在那里，他得到了表舅菲力浦斯（Lion Philips，1794—1866）的帮助，菲力浦斯是一位商人，未来灯泡厂创始人的大伯，是世界最重要的电力制造商的先辈之一，他同意从母亲未来的遗产中预支160英镑给马克思。经由此地，马克思秘密地去了德国，他在德国柏林作为拉萨尔的访客待了四周。拉萨尔不断敦促两人合作，建立一个政党机构。随着1861年1月的大赦令，马克思重新获得普鲁士公民的身份（在1849年被驱逐后，其公民身份被废除），并且可以移居柏林。然而，马克思对拉萨尔持怀疑态度，这使他没有进一步详尽考虑拉萨尔的建议[49]。回到家以后，马克思向恩格斯描述了德国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
　　拉萨尔在一些学者当中由于他那本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书而受到尊重，在一些寄生虫当中则由于他的佳肴美酒而受到赞许，于是就被这些蒙住了眼睛，自然不知道他在广大公众中的名声是多么不令人羡慕。此外，还有他那一贯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辩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习气，以及纠缠不清和不知分寸，等等。
　　拉萨尔可以在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当一名编辑。不然他只会给我们丢脸。[50]
　　恩格斯的判断也不失尖锐：“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51]不论如何，马克思的入籍请求还是很快遭到拒绝，而且因为他从未在英国入籍，他的后半生都是无国籍的。
　　马克思的通信为我们提供了他在德国旅居的有趣记载，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性格。作为主人的拉萨尔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Countess Sophie von Hatzfeldt，1805-1881）尽其所能为马克思组织了各种活动，从马克思的信件中能够体会出他对此感到深深的厌恶。从马克思对第一天的城市生活的简单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上流社会的反感。星期二晚上，他被邀去观看柏林喜剧，“充满普鲁士的自我吹嘘。总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星期三，他被迫观看3个小时的芭蕾舞演出，“真是枯燥得要命”，而且，“说来可怕”[52]，他们所坐的包厢紧挨着“美男子威廉”[53]，没错就是国王本尊。星期四，拉萨尔为马克思设午宴，并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出席。马克思面对这样的场合一点也不高兴，他还描述邻座的文学编辑柳德米拉·阿辛格小姐（Ludmilla Assing，1821-1880）：“一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面孔，非常突出的尖细的鼻子，永远微笑着，咧着嘴，说话常用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装得非常热情，在忘乎所以时对你口沫飞溅。”[54]他写信给卡尔·济贝耳（Carl Siebel，1836-1868），他是莱茵河的诗人并且是恩格斯的远亲：“我在这里无聊得象条哈巴狗。人家象对待沙龙里的狮子那样对待我，我不得不同许多专事卖弄‘聪明’的男男女女见面。这是很可怕的。”[55]后来，他难以反驳拉萨尔，国际化的伦敦对他而言具有“特殊的吸引力”[56]，虽然他承认“在这个大巢穴里几乎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57]。因此，经过埃尔伯费尔德、不莱梅、科隆和他的家乡特里尔，然后途经荷兰，马克思在4月底辗转到家。
　　等待他的是“经济学”著作。1859年6月，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部分，并打算尽快出版第二部分。虽然他一如既往地乐观，1860年9月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称：“希望在复活节以前能出版第二部分。”[58]但是，他要确定他能够在两年内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中才行。他深感挫败，7月，他向恩格斯抱怨道：“由于有许多家务缠扰，我的工作也没有象我希望的那样迅速进展。”[59]12月，他再次抱怨道：“我的著作有进展，但很慢。在当前情况下，要迅速完成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东西正在变得通俗多了，而方法则不象在第一部分里那样明显。”[60]

4．新闻事业和国际政治


　　1861年末，马克思恢复了与《纽约论坛报》的合作，并为维也纳的自由主义日报《新闻报》（Die Presse）写稿，该报是德语国家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订阅人数达3万，在奥地利发行量最大。这一阶段，马克思的通信内容提及最多的是美国内战。据马克思称：“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61]这种解释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与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之间的隔阂，加里波第拒绝接受美国联邦政府的帮助，在军队中担任指挥职务，因为他觉得战争只是一场权力冲突，这与解放奴隶无关。对这一观点以及双方的尝试和解，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评价道：“加里波第这头蠢驴由于给北方佬写信谈同心一致而声名扫地了。”[62]
　　此外，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分析了美国冲突对英国的经济影响，考察了商业发展、金融状况和流传在英国社会的观点。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所有的英国官方报刊自然都支持奴隶主。正是这些先生们，曾以他们反对奴隶贸易的慈善言论使全世界都听得发腻。但是棉花啊，棉花！”[63]
　　像往常一样，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对他当时最为关注的一个政治主题展开了大量思考：对俄国及其盟友亨利·帕默斯顿（Henry Palmerston，1784—1865）和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778—1846）的暴力反抗。马克思特别致力于向拉萨尔阐明，他们的“政党”和持浪漫主义观点的保守党政治家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 Urquhart）之间的这场斗争的合法性。至于后者，出于反俄国和反辉格党的目的，竟然斗胆再版马克思反对帕默斯顿的文章。该文章由英国宪政派的官方机构发表，他写道：
　　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浪漫主义者）（当然不是从任何一个真正反动的党派都是反动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而是从所谓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比方说在同俄国打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的邻人向俄国人开枪是出于黑、红、黄的动机还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一样。[64]
　　马克思继续称：“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象‘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65]
　　马克思第一张为人熟知的相片可以追溯到1861年[66]。相片中，马克思站在椅子前，他浓密的头发已经白了，而他浓密的胡子则是黑的。他坚定的眼神并没有流露出他所遭受的不幸和种种痛苦，而是彰显了他一生坚强不屈的气节。然而，在拍摄这张照片时，他不安而沉痛地写道：“为了排遣我因各方面不安定的情况而引起的恶劣情绪，我正在阅读修昔的底斯的著作。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67]



[1] 1870年，在第二帝国之后的共和政府出版的法文全集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福格特支持拿破仑三世。事实上，在1859年8月拿破仑三世从秘密资助中免除福格特4万法郎。参见：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e. Édition collationnées sur le texte de Vimpimerie nationale, vol.Ⅱ.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71, p. 161.

[2] Karl Marx,Herr Vogt,in MECW,vol.17,p.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9。

[3] Ibid.,p.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6。

[4] Ibid.,p.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9。

[5] 同注释3

[6] Carl Vogt,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Stenographischer Bericht,Dokumente,und Erläuterungen.Gelf:Selbst-Verlag des Verfassers 1859,as quoted in Marx,Herr Vogt,p.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7

[7] Marx, Herr Vogt, p.6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4-125.

[8] Marx, Herr Vogt, p.6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5.

[9]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是德国重要的化学家。

[10] Marx, Herr Vogt, p.24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9.

[1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1 January 1860, in MECW, vol.41, p.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

[12] Marx,Herr Vogt,p.2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2.

[13] Ibid.,p.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4.此外，对这类“货色”的分析，使马克思有剖析一个代表整个趋势的人的机会，同上。

[14] 这些信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们是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1848—1849年关于革命军事的政见交流，为了进一步理清马克思和福格特在一般视角上的分歧——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马克思自身意见与福格特之间的分歧，它还是当前一些论文的主要目的——请参见：Christian Jansen,“Politischer Streit mit harten Bandagen. Zur brieflichen Kommunikation unter den emigrierten Achtundvierzigern-unter besonderer Bericksichtigung der Controversie zwischen Marx und Vogt?”, in Jürgen Herres and Manfred Neuhaus (eds),"Politische Netzwerke durch Briefkommuni- tion. Berlin: Akademie,2002.这篇论文的写作目的正是论证福格特支持波拿巴的政治动机。这一章节同时还包括一篇附录，它由福格特所写的信和别人的回信组成。还有一些有趣的作品，这些作品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常规和权威的解释框架，如：Jacques Grandjon, and Hans Pelger,"Gegen die"Agentu Fazy/ Vogt. Karl Marx"Herr Vogt", in Marx-Engels-Forschungsberich te, no.6,1990; Georg Lommels,"Die Wahltheit über Genf: Quellen und textgeschichtliche An- merkungen?", in Marx-Engels-Forschungsberichte, vol.1990, no.6, pp.37-68; and Lommels,"Les implications de l'affaire Marx-Vogt", in Jean-Claude Pont, Daniele Bui, François Dubosson and Jan Lacki (eds), Carl Vogt (1817—1895). Science, 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itie. Chène-Bourg- Georg, 1998, pp.67-92.

[15] Marx, Herr Vogt, pp.6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4.

[16] 这一研究成果包括6本笔记，这些笔记基于不同的目的摘录于书籍、杂志和报纸。这些材料——仍未发表——对解读马克思是如何在其文本中组织和整理这些研究成果大有裨益。特别参见：IISH, Marx-Engels Papers, B 93, B 94, B 95, B 96.

[17] Marx, Herr Vogt, pp.78-9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5-139.

[1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6 December 1860, in MECW, vol.41, p.2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2.

[19]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29 June 1860, in MECW, vol.41, p.17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5.

[20] Friedrich Engels to Jenny Marx, 15 August 1860, in MECW, vol.41, p.17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4-555.

[2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5 September 1860, in MECW, vol.41, p.19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6.

[22] Marx, Herr Vogt, pp.18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9.

[23] 同注释22

[24]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5 September 1860, in MECW, vol.41, p.19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1-92.

[25]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5 October 1860, in MECW, vol.41, pp.20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

[26]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31 January 1860, pp. 13-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5.

[27] Ferdinand Lassalle to Karl Marx, 19 January 1861, in MEGA 2, vol. III/11, p. 321.

[28] Wilhelm Wolf to Karl Marx, 27 December 1860, in MEGA 2, vol. III/11, p. 283.

[29]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9 December 1860, in MECW, vol. 41, p. 23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29.

[30] Marx, Herr Vogt, p. 4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93.

[31] Marx,Herr Vogt,p.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3

[32] Ibid.,p.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2

[33] 回想马克思有多少朋友劝过他不要去做这件事，梅林断言：“谁能想到他竟不顾朋友们的劝告，在他的朋友看来，这项工作将耽搁……他的人生伟业……这项工作既耗时费力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Franz Mehring,Karl Marx：The Story of His Lif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p.296.怀着同样的思绪，卡尔·弗尔兰德（Karl Vorlander，1860—1928）写道：“我们有理由怀疑，在持续一年之久的艰辛生活中，他是否值得花这么大的精力、人力、物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和整理相关的对话、引用）去写这本长191页的小册子。”Karl Vorlander，Karl Marx.Leipzig：F.Meiner，1929，p.189.鲍里斯·尼古拉埃夫斯基（Boris Niolaevskii，1887—1966）和奥托·曼森·黑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1884—1969）也谴责他：“马克思用了一年多时间为自己辩护，他发起自由诉讼以反对来抵制任何试图结束他政治生涯的诽谤意图……到了1861年底，马克思才开始着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Bois Nikolaevskii and Otto Maenchen-Helfen,Karl Marx：Man and Fighter，Philadelphia/London：J.P.Lippincott Company，1936，pp.249-50.对戴维·麦克莱伦来说，反对福格特的论战清晰地表明“［马克思］总会把大量精力花在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并把他的才能浪费在谩骂上”。David McLellan，Karl Marx：His Life and His Thought.London：Macmillan，1973，p.311.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质问道，马克思“真的有必要写近200页的小册子来回应像福格特这种小人物发表在瑞士新闻上的一些丑闻吗？”他写道，马克思“花费心思在一些壮观但没有意义的争论上，却将经济学笔记搁置在他的写字台上”。Francis Wheen，Karl Marx：A Life，New York：Norton，2000，p.152和238。在捍卫马克思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福格特并非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是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主要代表之一。卡弗从另一视角质疑了关于福格特的“一般看法”：他“从长远的理论意义上贬低了马克思的当代政治成就”。Terrell Carver，“Marx and the Politics of Sarcasm”，in Marcello Musto（ed.），Marx for Toda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2，pp.127-8.然而，如果福格特仅仅是个失败者，那么马克思早就可以更快地为自己辩护了。

[34] 在这种关系中，参见柏拉威尔对马克思的反思：“在《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无法在脱离世界文献的前提下来看待任何政治和社会现象。”Siegert S. P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Verso, 2011, p. 264.同时，柏拉威尔表示这一文本只能作为“马克思将文学典故和引言纳入他的问题式的各种方法集”。Ibid.，p. 266。同时参见：Ludovico Sil-va, Lo stile letterario di Marx. Milano: Bompiani, 1973.

[35] 关于这个问题，再次参见：P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p. 261.

[3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2 January 1861, in MECW, vol.41, p.2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6。

[3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6 May 1861, in MECW, vol.41, p.29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1。

[3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9 January 1861, in MECW, vol.41, p.25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8。

[3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7 February 1861, in MECW, vol.41, p.26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0。

[4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0 October 1861, in MECW, vol.41, p.3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9。

[4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November 1861, in MECW, vol.41, p.3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3-204。

[4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7 December 1861, in MECW, vol.41, p.3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5.

[4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3 November 1860, in MECW, vol.41, p.2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3.

[4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8 November 1860, in MECW, vol.41, p.2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6.

[4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9 December 1860, in MECW, vol.41, p.2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1.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和达尔文的争论一直被马克思想要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的传言所玷污。为了正确地重建这一事件，参见：Lewis S.Feuer,'Is the"Darwin-Marx Correspondence"Authentic?',Annals of Science,vol.32(1975),no.1,pp.1-12; Margaret A.Fay,'Did Marx Offer to Dedicate Capital to Darwin? A Reassessment of the Evidenc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9(1978),pp.133-46; and Ralph Colp Jr.,'The Myth of the Darwin-Marx Letter',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4(1982),no.4,pp.461-82.

[4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8 January 1861, in MECW, vol. 41, p. 2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44.

[4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2 January 1861, in MECW, vol. 41, p. 25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46.

[4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7 February 1861, in MECW, vol. 41, p. 26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59.

[49] 关于马克思在柏林逗留的更多详情，请参见：Rolf Dlubek, ' Auf der Suche nach neuen politischen Wirkungsmöglichkeiten: Marx 1861 in Berlin', Marx-Engels-Jahrbuch, vol. 2004, pp. 142-75.

[5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7 May 1861, in MECW, vol.41, p.28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63-164.

[51]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6 February 1861, in MECW, vol.41, p.25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54.

[52] Karl Marx to Antoine Philips, 24 March 1861, in MECW, vol.41, pp.270-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585.

[5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0 May 1861, in MECW, vol.41, p.28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69.

[54] Karl Marx to Antoine Philips, 24 March 1861, in MECW, vol.41, p.27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586.

[55] Karl Marx to Carl Siebel,2 April 1861, in MECW, vol.41, p.27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8。

[56]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7 May 1861, in MECW, vol.41, p.28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98。

[57]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8 May 1861, in MECW, vol.41, p.28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98。

[58]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15 September 1861, in MECW, vol.41, p.19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63。

[59] Ka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0 July 1861, in MECW, vol.41, p.3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4。

[60]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9 December 1861, in MECW, vol.41, p.33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9-210。

[61] Karl Marx,“The London Times on the Orleans Princes in America”, in MECW, vol.19, p.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44.马克思关于奴隶制的论述，参见：Wilhelm Backhaus, Marx, Engels und die Shlaverei. Düsseldorf:Schwann,1974.

[6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0 June 1861, in MECW, vol.41, p.29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3.

[63]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29 May 1861, in MECW, vol.41, p.29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01.

[64]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1 or 2 June 1860, in MECW, vol.41, pp.15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7.在马克思关于俄罗斯政治的众多研究中，参见：David Ryzanov,'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schaft Russland in Europa', in Die Neue Zeit, vol.1909, no.5, pp.1-64;以及Bernd Rabehl,'Die Kontroverse innerhalb des russischen Marxismus über die Asiaischen und westlich-kapitalischen Ursprung der Gesellschaft,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Zaristischen Staates in Russland', in Ulf Woler(ed.), Karl Marx. Die Geschichte der Geheimdiplomatie des 18. Jahrhunderts. Über den Asiaatischen Ursprung der russischen Despotie. Berlin: Olle & Wolter, 1977, pp.112-78.同时参见：Bruno Bongiovanni, Le repliche della storia.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1989, in particular pp.171-89.

[65]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1 or 2 June 1860, in MECW, vol. 41, p. 15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548.

[66] 这是4月份的数据，参见：MEGA2, vol. III/11, 465.

[67]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29 May 1861, in MECW, vol. 41, p. 29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span>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5: 6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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