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2018）

Ⅸ．与巴枯宁的冲突



1．国际工人协会的危机


　　最后一场论战发生在1872年夏末。在经过前3年的可怕事件（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失败后的镇压浪潮、无数的内部小冲突）之后，国际工人协会终于可以召开代表大会了。在它刚扎根的国家，工会领导者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被它的口号所激励，他们的热情投入使论战趋势不断扩大：1872年工人组织在意大利、丹麦、葡萄牙和荷兰等国快速壮大，与此同时，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工人组织发展条件受限。然而，大多数成员仍旧没有意识到领导层内部出现了重重矛盾[1]。
　　第五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于9月2—7日在海牙召开。由于这一会议至关重要，马克思连同恩格斯出席了本次会议。在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强调这次大会“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在我退出以前，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2]。事实上，这是唯一一次马克思亲自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
　　塞扎尔·德·巴普和巴枯宁都没能到达荷兰首都，而前者或许意识到他无法像去年在伦敦会议上那样扮演调解者的角色[3]。
　　大会在康科迪亚大堂举行，或许是命运的讽刺，很明显局面并不和谐：所有的会议都形成了两大不可调和的阵营，导致了比前两届大会更激烈的辩论。
　　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能够获得批准，可能仅仅是因为其扭曲的成员构成。虽然代表联盟是虚假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带有工具性目的，但在大会上占少数的代表的联盟实际上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人数最多的部分[4]。
　　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做出的最重要的决议是，把1871年伦敦会议的第九号决议作为新的第七条（a）条文，纳入工人协会的章程。而1864年的《协会临时章程》曾声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这句话反映了组织内部力量新的关系。如今政治斗争是变革社会的必要手段，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5]。
　　如今的国际工人协会与成立之初已大不相同：激进的民主成分随着内部关系的变化而逐渐被边缘化；互助主义者被击败，许多人改变了信仰；改革派也不再构成该组织的主体（除了英国）；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协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最近形成的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政治路线。另外，多年来，虽然国际工人协会已经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的繁荣，这使其在某些情况下不至于陷入窘境，但工人们明白，真正的现实变革不能通过温和的手段，而只能通过消灭剥削来加以实现。国际工人的阶级斗争越来越依赖于他们自身的物质需求，而非他们所从属的特定群体的倡议。
　　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71年德意志统一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民族国家将成为政治、法律和领土统一的中心，这给任何要求其成员交出相当一部分政治领导权的超国家机构都打上了问号。同时，民族运动和组织之间的分歧不断加深，这无疑使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很难构建出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政治联合体。
　　国际工人协会的最初构想已经过时了，正如它原初的使命已经结束一样。它的任务不再是为罢工提供准备工作或组织欧洲范围内的支持力量，也不是召开大会讨论关于工会的有用性或实现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的需求。这些主题如今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遗产的部分成果。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工人运动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一个革命难题：如何组织工人运动，来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推翻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再是关于如何改革现存社会的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建构一个新社会的问题[6]。鉴于阶级斗争的新进展，马克思认为在每个国家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恩格斯写于1871年2月的《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是总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最明确的声明之一：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7]
　　因此，从这点上看，政党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核心：它必须独立于一切现存的政治力量，必须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为本国政党制定纲领和建立组织。在1872年7月23日的总委员会上，马克思不仅批判了不干涉主义者——他们攻击伦敦会议提出的第九号决议，还指出“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危险立场：“中产阶级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8]。从第二点来看，他已经在伦敦会议上称“各国政府……都企图使支部的活动适合于政府的政策”[9]，第二年，海牙代表大会结束后，马克思随即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讲上强调：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10]
　　虽然工人政党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他们不应该服从于自身的国家利益[11]。社会主义斗争不能局限于此，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主义必须继续成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方向，而且还要成为无产阶级在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时的保护力量。
　　在海牙代表大会期间，各代表在一系列投票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采取第七条（a）条文之后，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就被列入章程，这同时表明工人阶级政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武器。随后的决议赋予总委员会更广泛的权力，这一情况使得少数派更难以容忍了，因为总委员会的任务是确保“每一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基本原则”，以及确保其“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及联合会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12]。
　　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高会议通过了开除令，这在其历史上是第一次。对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开除令的提议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一提议由一个调查委员会提出，它认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秘密团体背叛国际”[13]。最后，大会授权出版一份长报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份报告追溯了巴枯宁领导的组织的发展史，并对其在每个国家展开的公开和秘密活动进行了逐一分析。由恩格斯、拉法格和马克思撰写的这一文献于1873年7月在法国出版，它包括对巴枯宁“革命的革命性”的批判。三位作者表示，对巴枯宁来说，政治权力将会被摧毁，但他“不用普通革命者通常使用的手段去同现存的国家和政府作斗争，而是相反，用虚夸的、说教的言词去攻击”[14]。巴枯宁“要推翻的并不是波拿巴的、普鲁士的和俄罗斯的国家，而是抽象的国家、国家这个东西、哪里也不存在的国家”[15]。
　　委员会上的反对派对这些攻击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投弃权票，有的则投反对票。然而，在最后一天，来自海牙分会的工人维克托·戴夫（Victor Dave，1845—1922）则宣读了一份联合声明：
　　1．我们……作为工人自治团体和联合会的支持者，应该继续保持与总委员会的行政关系……
　　2．我们所代表的联合会将与其他联合会和组织分支建立直接和永久的合作关系。
　　……
　　4．我们呼吁一切联合会和分部在本届和下一届会议期间，为劳工组织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做好相应准备，这一组织的基础是联合自治原则。[16]
　　这一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战术策略，是为了避免承担分裂的责任，虽然这一分裂在当时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声明都不是一项重组组织的严肃的政治事务。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策略类似于总委员会权力集中化的主张，当时他们已经在谋划一个更为激进的替代方案。
　　事情发生在9月6日的早上——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幕——这是多年来一直被构想和建构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最后行动。恩格斯站起来发言，这令在场的人无不吃惊，恩格斯提议“1872—1873年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往纽约，委员会由北美联合会委员会的下列成员组成”[17]。这样，马克思和其他的国际工人协会创始人就不再是中央主体的组成成员，它将由不知名的人员构成——恩格斯提出了7个候选成员，他们可自行推选，但总委员会成员的总数不应超过15人。总委员会中支持马克思意见的代表马耳特曼·巴里（Maltman Barry，1842—1909）最中肯地描述了会场的反应：“当恩格斯说完最后一句话时，分裂党的脸上显露出惊愕和不安……过了好一会才有人站起来说话。这是一场政变（coup d'état），每个人都期盼着他身边人能够打破这一局面。”[18]恩格斯称：“在伦敦，党内分歧已经非常尖锐，所以必须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19]。而纽约就是被镇压时期最佳的选择。然而，布朗基主义极力反对这一举动，理由是“国际工人协会首先应该永远都是无产阶级的起义组织”[20]，“当一个政党在斗争中凝聚起来……其行动力就越强，领导的委员就越活跃、武装得越好并且力量越强大”。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瓦扬和其他的布朗基主义的追随者在听到“领导者”要“被送往大西洋另一边，而军队的主力还在欧洲斗争时”，感到自己被出卖了[21]。当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再可能控制总委员会时，他们顿时就决定离开大会并脱离国际工人协会。
　　多数派成员大多投票否决把总部搬迁到纽约的决定，他们认为一旦把总部搬到纽约就意味着国际工人协会的运行机构就走向末路了。此一决议以多出3票通过（26票赞成，23票反对），这最终也有赖于9张弃票，事实上，一些少数派成员很乐意看到总委员会远离他们自己的活动中心。
　　当然，这次搬迁的另一个原因是，马克思认为放弃国际工人协会比眼睁睁看着它落入对手手里，沦为他们的宗派组织要强。随着总委员会搬迁至纽约，国际工人协会也开始走向衰亡，这无疑比长期且具破坏性的自相残杀更好。
　　反对宗派团体，反对使工人运动还原为数量上微不足道的政党宗派运动，是这一时期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一贯特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中，他强调：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
　　与“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马克思称国际工人协会应该是一个
　　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因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22]
　　然而，正如许多人所做的那样[23]，认为国际工人协会衰落的关键原因是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甚至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和巴枯宁——不管两位领导人的地位有多高，但这种说法仍旧不可信。相反，正是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使得国际工人协会过时了。工人运动及其组织的壮大和转型，意大利和德国各自的统一增强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像巴西和意大利等国（那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与英国和法国有很大不同）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壮大，英国工人运动变得更温和，巴黎公社失败后的镇压：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国际工人协会的原有结构与新的时代不相适应。
　　在上述背景下，以及疏远国际工人协会的趋势越来越兴盛，国际工人协会和其主要的领导者的事态发展自然起到一定作用。譬如，伦敦代表会议远非马克思所期望的“挽救事件”；事实上，其僵化的行为显然加剧了内部的危机，因为它未能考虑到当时的主流情绪，也没有表现出避免巴枯宁及其组织壮大所需的远见[24]。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他试图解决国际工人协会的内部矛盾，结果反而加重了它们，随着矛盾的激化，马克思的愿景破碎了。然而，情况依旧是伦敦决议加速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衰落，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除了以上历史和组织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考虑。正如马克思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上告诫代表的，“总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繁忙，不仅要处理一般的问题，还要处理国家问题”[25]。它不再是1864年以英国和法国为支撑的小组织，它现在遍布欧洲各国，每个国家的工人组织都有自身的特点和问题。各国的工人组织不仅受到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冲突的冲击，而且由于伦敦公社流亡者的到来所引起的新的关注点和各种不同的思想，总委员会开展政治一体化的任务变得尤为艰辛。
　　为国际工人协会付出8年的艰辛努力后，马克思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26]。意识到巴黎公社失败后工人力量的衰弱——此刻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事实——于是他决心在往后的日子里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资本论》的写作中。当他跨越北海到达荷兰时，他应该感受到等待他的这场论战将是他作为直接的领导者的最后一场大战役。
　　从他在1864年圣马丁大堂的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形象来看，他已经被在场的会议代表和总委员会，以及广泛的群众视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者。由此，虽然国际工人协会亏欠马克思很多，但它也对马克思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前，马克思的名字只被狭小的政治圈子内的活动者所熟知。后来，尤其是在巴黎公社之后——当然在1867年他的代表作出版之后——他的名声在欧洲各国的革命家中传播开来，欧洲媒体甚至把他称为“红色恐怖博士”。由于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地位，他对国际工人协会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这让他可以切近许多经济和政治斗争——从而促使他思考共产主义和丰富他反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2．马克思与巴枯宁


　　海牙代表大会结束的几个月内，两个阵营的战斗非常激烈，论战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聚焦于他们现存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马克思通常选择嘲讽巴枯宁的立场，把他描述成“阶级平等”（基于1868年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27]或政治不干涉主义的鼓吹者。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缺乏说服对手的理论依据，而是喜欢用个人的谴责和辱骂来对待对手。唯一一次例外是在1872年10月初马克思致《自由报》（La Liberty）（布鲁塞尔的一份报纸）的一封不完整的信中表达了他积极的看法——在这一轮持续不断的小冲突中，这篇文章从来没有寄出，且已经被遗忘了，因此这封信对巴枯宁的支持者来说毫无意义。“自治主义”的政治立场的痕迹表露无疑：
　　只有唯一一种法律能够约束所有成员……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和联合会……各个职位上的工人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工人，在反对劳动剥削的经济斗争中实现国际工人的大团结。通过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形成团结一致的现实组织，完全自由的联盟……它构成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国际统一体。谁会怀疑无产阶级能在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能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得以壮大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和我们自己在这点上是一致的。然而，现在问题来了，他们把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中深深地分裂开来。我们相信无产阶级的政策必定是革命的政策，它直接和唯一的目的在于摧毁国家。我们不明白怎么可能在谈论国际团结的同时又打算维护国家……因为国家就其性质而言是对这种团结的破坏，因此是战争的永久根源。我们也无法设想，在国家内部和借助国家，怎么可能谈得上无产阶级的自由，怎么可能谈得上群众的真正解放。国家意味着统治，包括征服群众和随之而来的为了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剥削群众的一切统治活动。我们不能接受（哪怕是在革命转型的过程中）不管是有组织的军队、临时政府还是所谓的革命独裁政府的存在；因为我们确信革命只有掌握在群众手中才是真诚、诚实和真实的，一旦它掌握在少数统治者的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立刻成为反动的。[28]
　　虽然巴枯宁与蒲鲁东一样顽固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威，特别是在反对国家方面，但把他和互助主义者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后者实际上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这对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前几年产生了很大影响，自治主义——如吉约姆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强调的最后的干预手段——为争取“社会革命的政治，摧毁资产阶级政治和国家而斗争”[29]。
　　然而，自治主义者把“消极政治”视为行动的唯一可能方式，这种政策与集中主义者提倡的“积极政治”有何差异？根据意大利联合会的提议，1872年9月15日至16日举行了圣伊米耶国际代表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aint-Imier），由海牙代表大会返回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决议指出“一切政治组织都只能是有利于一个阶级而不利于广大群众的统治组织，无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它本身必须要变成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剥削阶级”。因此，“瓦解一切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任何掌握着革命政权的临时组织将带来政权的瓦解，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对无产阶级的危害，将不亚于今天所有的政府”[30]。诚如巴枯宁在另一不完整的文本《国际工人协会和卡尔·马克思》（The International and Karl Marx，1872）中所强调的那样，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摆脱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其纲领的真正基础是“十分幼稚和温和的：在劳动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中实现组织的团结一致”[31]。事实上，因为把这些变化考虑在内，所以这一原则的声明就非常接近组织原来的目的了，组织目标与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后马克思和总委员会采取的目标截然不同[32]。
　　两个阵营原则和目标的截然不同形成了海牙代表大会的气氛，而大部分人则寻求对政治力量的“积极的”征服[33]，自治主义者把政党指认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工具，而且可笑的是他们总是孜孜不倦地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与拉萨尔的“人民国家”相比。然而，当两个阵营为理性留下些许空间的片刻，巴枯宁和吉约姆意识到两个阵营都具有相同的愿景[34]。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马克思解释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消除国家权力：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
　　这种不可调和的分歧来源于自治主义者坚持认为必须马上实现这一目标。诚然，由于他们不是把国际工人协会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视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所以他们认为未来社会不存在权威和专制，巴枯宁和他的支持者表示：
　　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35]
　　因此，虽然他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消灭阶级和国家政治权力方面的意见一致，但两个阵营在实现这一变革的路径和社会力量的看法上却截然不同。对马克思来说，最卓越的革命主体是一个特定的阶级——工厂的无产阶级，而巴枯宁则转向“人民中的暴民”，即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几乎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文明的污染，他们所具有的内在本质和抱负，所经历的一切生活必需和苦难都将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的萌芽”[36]。马克思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社会变革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即一个高效的组织和在群众中需要长期过程才能建立的阶级意识；巴枯宁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相信公民的本质，即所谓的“暴民”，既是“不可征服的又是公正的”，他们自己就能够“开辟和实现社会革命的胜利”[37]。
　　两者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大多数巴枯宁激进分子意在建构——或沉迷于建构——小型的“秘密团体”，大部分知识分子“组成革命的总参谋部，他们耐心细致、精力充沛、智力超群，是人民真诚的朋友”[38]。他们随时准备发动起义和革命。而马克思信赖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运动，他确信秘密团体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39]。俄国的流亡者反对一切未能直接引发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而定居在伦敦的无国籍人士并不会蔑视社会改革和政党目标的动员，相反他仍旧完全相信这将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而不是将其整合进资本主义制度中。
　　即使在革命以后，两者的差异仍不会缩小。对巴枯宁来说，“废除国家是实现无产阶级经济解放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40]；对马克思而言，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一两天内就马上消亡。在最早发表在1873年12月的《共和国年鉴》（Almanacco Republicale）上的《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马克思质疑了这种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支配地位，马克思断言：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41]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巴枯宁有时激愤地拒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差异，但他预见了某种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危机——特别是在革命后官僚主义堕落的危机。在巴枯宁1870—1871年写作但未写完的《德意志专制帝国与社会革命》一书中，他写道：
　　然而，在马克思的“人民国家”（People's State）中，马克思告诉我们根本不存在特权阶级。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仅从法律上、政治上来说如此，从经济上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将不存在特权阶级，但是将会有一个政府，好好地记住这点，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府，它像今天的所有政府一样，不仅在政治上统治群众，同时在经济上统治他们，它把生产、财富的公正分配、土地耕耘、工厂设立和发展、商业组织和方向、最后是唯一的银行家——国家——将资本运用于生产……这将是科学智力的统治，这是所有政权中最尊贵、专横、傲慢和轻蔑的领域。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阶级，一个由真正的和徒有其表的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新的等级……每一个国家，就连最共和和最民主的国家……实质上也不过成了拥有才能和特权的少数人自上而下统治群众的工具，这些拥有才能和特权的少数人群据说要比人民自己更了解人民的真实利益。[42]
　　部分原因是巴枯宁缺乏经济学知识，他所提出的联邦主义的道路事实上并没有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路径提供有效的指导。然而，他的批判视角已经指向了20世纪的某些戏剧性情节。

3．两种针锋相对的革命观


　　国际工人协会不再是以前的国际工人协会了。这一诞生于1864年的伟大组织连续8年支持着工人罢工运动，它制定了反资本主义的纲领并在欧洲所有国家建立了支部，最后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走向衰落。然而，故事并没有随着马克思的离去而告终，由于两个阵营的规模大大缩小，失去了原有的政治野心和组织规划能力，现在两方势力相当。一方是最后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集体主义”的多数派，这一派倾向于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领导下。而另一方则是“自治主义”或“联邦主义”的少数派[43]，这一派承认各支部有完全自治的决策权。这两派的共同点是迅速走向衰落。
　　马克思和巴枯宁继续隔空争论。譬如1873年首次发表在意大利的《共和国年鉴》上的《政治冷淡主义》，马克思嘲讽了他的对手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进行工人斗争的立场：
　　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努力去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还能对他们进行10小时或12小时的剥削以代替14小时或者16小时的剥削而已……工人更不应该争取让靠勒索工人来编制预算的国家负责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像在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读、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受官办学校教师的教育好些。只要不玷污永恒原则，即使愚昧无知和每天16小时的劳动继续使工人阶级愚钝下去也不要紧！[44]
　　马克思还指出，巴枯宁对工人阶级以暴力形式进行政治斗争有所不满：
　　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45]
　　再者，对于巴枯宁来说，“工人不应该建立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简言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因为“这些活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后果”。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这种立场在资本主义增长和工人阶级队伍形成的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这种立场就变得不可容忍了：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弃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弃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46]
　　除了攻击彼此的各种文章和干预之外，在巴枯宁完成的唯一重要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和马克思对该书所做的旁注处，可以窥视出巴枯宁的立场以及两位学者所争论的最有趣的问题的轨迹。这两个文本都有相当大的篇幅和简短的评论，都属于马克思和巴枯宁从各自活跃的政治舞台退下来投入到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时期完成的——马克思希望尽快完成《资本论》未完成的其他卷的内容写作。
　　巴枯宁继续谴责马克思的“国家共产主义的纲领”（state-communist program）[47]，他认为马克思应该对如下事实负责，即他的追随者处处倒向“国家一边，其支持者反对群众革命”[48]。巴枯宁再次错误地将马克思的理论等同于拉萨尔理论：“联合点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提供给他的，这就是统一的、暴力集权的国家。拉萨尔希望的是这种国家，而俾斯麦已经做到了。他们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49]从这种虚幻的构想出发，巴枯宁断言：
　　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即使不是把这看做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了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50]
　　为了回应这场论战的批评者们，马克思起草了一些关于正确表述国家权力性质和社会革命前提条件的笔记。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 中，马克思把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意见描述成“小学生式的蠢话”：
　　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至少应当善于变通，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巴枯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这方面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是具有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形式）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一切经济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按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51]
　　至于工人运动，“不再在一个个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获得的力量和组织使它足以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时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52]。因此，在这一面向中，无产阶级是通过利用它试图要摧毁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一特殊的手段参与到政治斗争中的：“因此自己的运动还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放弃的手段。”[53]马克思谴责巴枯宁把这种可能的工人运动的斗争形式想象成必定受现存政治权力制约的形式。据马克思称，除非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否则就另当别论，即“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为了消灭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无产阶级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在这一斗争时期，“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54]。然而，这不是一个永恒的条件，因为“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的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巴枯宁极力反对的统治形式——“只能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55]。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阶级统治自身将随之消失，而“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将不复存在。
　　这对新社会建立的民主形式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据马克思称，巴枯宁并不理解“选举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代表制同时也获得极大不同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出现这样的局面：“（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56]
　　继《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的批判性发现后，尽管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折磨着他，但马克思继续持续多年地探索历史-政治和经济学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与当时发生的重大革命事件鼓舞着他不断进步，不仅使他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取得进展，而且促使他关于后资本主义可能的社会形态的看法日臻完善。

4．社会主义在俄国？


　　在马克思的政治著作中，他一直把俄国视为欧洲舞台上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障碍之一。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开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看到了该国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为重大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些条件。的确，俄国似乎比英国更有可能产生一场革命，在英国，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工厂工人，但由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殖民剥削而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因而工人运动变得越来越弱，并遭受了工会改革主义的消极影响[57]。
　　自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就开始追踪——并非常积极地迎接——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俄国农民运动。到了70年代，他学会了阅读俄语，通过查阅统计数据和有关社会经济变化的更详尽的文献，并与俄国著名学者进行通信交流，及时了解最新情况。
　　1881年，随着他对古代社会形式的兴趣日益浓厚，他开始研究当代人类学家，他的反思也不断延伸到欧洲以外，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他深化了对俄国的研究。2月中旬，马克思收到了维·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1848—1919）的一封简短但引人入胜的信，查苏利奇是民粹主义平分社的成员，曾试图谋杀圣彼得堡警察局局长。查苏利奇非常崇拜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一定知道《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她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国革命者的“生死攸关的问题”[58]，并总结了他们讨论中出现的两种不同的观点：
　　免除了苛捐杂税、向贵族纳税和专制统治的农村公社（obshchi-na），能够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即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逐步组织生产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社会主义者必须全力以赴地解放和发展公社。
　　然而，如果公社注定要灭亡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所剩下的一切，就其本身而言，或多或少都是没有根据的计算，即俄国农民的土地需要多少年才能落入资产阶级手中，俄国的资本主义需要多少个世纪才能达到西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他们的任务是只在城市工人中进行宣传，而这些工人将不断地淹没在农民群众中，在公社解散后，这些农民群众就会被扔到大城镇的街道上寻找一份工作。[59]
　　查苏利奇进一步指出，一些参与辩论的人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受到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简而言之上述所有辩论的谴责”。持这种观点的人称自己为马克思的“卓越门徒”：“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最有力的论据往往是：“马克思是这么说的。”[60]
　　在将近3周的时间里，马克思一直沉浸在他的论文中，深知他必须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并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他的劳动成果是3份长篇草稿，最后他给查苏利奇写了回信。为了总结他对“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的分析[61]，马克思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Otechestvennye Zapiski）编辑委员会的信（从未寄出）中引用了法文版《资本论》：“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解放了“西欧”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要素[62]。因此，这一进程并没有在全世界发生，而只在旧大陆发生。马克思反复强调，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63]。
　　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对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萌芽的农村公社提出了一些丰富而详细的思想，并探讨了这种思想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的具体可能性。对马克思来说，农村公社并不是注定要遭受与20世纪初类似的西欧形式相同的命运，在那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64]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当被问及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否不可避免时，马克思回答说“绝对不是的”。
　　马克思以其一贯的灵活性和非模式论的特点，思考了农村公社变革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农村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65]当时存在的环境并不排斥社会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首先强调的是农村公社与更先进的经济形式并存。马克思指出，俄国是“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66]。因此，农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67]。在谈到那些否认跨越的可能性并认为资本主义也是俄国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的人时，马克思讽刺地问：“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同样地，“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68] 俄国不能盲目地重复英国和其他西欧各国走过的所有历史阶段。因此，从逻辑上讲，农村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使不必经过资本主义也可能发生。
　　最后，马克思认为，必须评估这一假设被考虑的历史环节。农村公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最好证明”是“致命危机”（这里，马克思的政治理想让他写了太多次“致命”一词），资本主义生产在欧美各国已经达到了顶峰。根据他对《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1877，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的书］的阅读中得出的观点，他希望，当时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可能会为“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创造有利条件[69]。
　　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70]。他指出，农村公社作为俄国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71]。
　　马克思批评了古代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因为它们本身封闭，与外界没有联系，在政治上来说，它们是最符合反动沙皇政权的经济形式：“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把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72]
　　马克思当然没有改变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复杂的批判性判断，个人发展和社会生产的重要性在他的分析中也没有改变。从他写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并没有看到他与自己以前的判断出现巨大的断裂。这里出现的新的因素是一种理论上对其他可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放态度，这些道路是他以前从未考虑过，或认为是无法实现的[73]。马克思得出结论，俄国民粹主义者设想的替代方案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74]
　　然而，如果它要实现，这个假设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75]。为此，马克思试图确定农村公社的“可能的发展”[76]。在那个明确的时刻，
　　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77]
　　这种选择是可能的，而且它肯定比“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78]更适合俄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只有“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它才能生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79]。事实上，俄国农村公社与欧洲的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80]，而农民对合作社[81]的熟悉将促进向“合作劳动”[82]的实际过渡。
　　因此，政治意愿和一系列有利的历史环境是农村公社生存和激进变革的基本前提。换句话说，尽管资本主义有可能带来种种剧变，但像农村公社这样的古老社会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是可能的：
　　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需要加以消灭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83]
　　马克思在1882年谈到了类似的话题。他在1月与恩格斯合著的新版《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将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与西欧无产阶级斗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4]
　　至于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他写了很长时间，最终在1881年3月8日他把信寄出了。虽然他已经写了几份冗长而富有争论的草稿，但还是决定给她一个相当短的最终版本。在这个版本中，他很抱歉自己没有提供她所要求的“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85]。尽管如此，他的“寥寥几行”意在“消除”查苏利奇可能有的“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86]。马克思让她参考法文版《资本论》中关于“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的部分，并强调他的分析“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即“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87]。相比之下，在俄国的情况下，“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88]。因此他的结论：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89]
　　由此，马克思的辩证立场并没有使他声称，一个以生产者的联合为基础的新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一系列预先确定的阶段来实现。同时，他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具有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未来的深刻思考与将社会主义和生产力发展画等号的观点截然相反——这在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甚至同情殖民主义）以及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马克思摒弃了社会变革 与经济变革之间的任何硬性联系。相反，他强调了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以及人为干预在塑造现实和实现社会主义中的中心地位。



[1] Georges Haupt,L'internazionale socialista dalla Comune a lenin. Turin:Einaudi,1978,p.88.

[2]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29 July 1872,in MECW,vol.44,p.4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03.

[3] 关于比利时革命在那些年发挥的作用，参见：Cesar de Paepe,Entre Marx et Bak-ounine.Paris:Maspero,1974.

[4] Guillaume,L'Internationale,Documents etSouvenirs(1864—1878),vol.II.NewYork:BurtFranklin,1969,pp.333—4;Freymond,'Introduction',inHenriBurgelin,KnutLangfeldtandMiklósMolnár(eds),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vol.I(1866—1868),Geneva:Droz,1962,p.25.

[5] Friedrich Engels and Karl Marx,'Gener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inMarcelloMusto(ed.),WorkersUnite!TheInternational150YearsLater,p.2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6—229.

[6] Freymond, 'Introduction', in Burgelin, Lanfeldt and Molnár(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 1(1866—1868), p. x.

[7] Friedrich Engels, 'On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Struggle',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 pp.27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

[8] Karl Marx, 23 July 1872, in Institute of socialism-Leninism of the C.C., C.P.S.U.(ed.),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71—1872, p.263.

[9] Karl Marx,20 September 1871,in Henri Burgelin,Knut Langfeldt and Miklós Molnár(eds),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vol.Ⅱ(1869—1872).Geneva:Droz,1962,p.19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96.

[10] Karl Marx,'On The Hague Congress',in MECW,vol.23,p.25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79.

[11] Haupt,L'Internazionale socialista della Comune a Lenin,p.100.

[12] Burgelin,Langfeldt and Molnár(eds),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vol.Ⅱ(1869—1872),p.3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79-580.在1871年11月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Sonvilier Congress）上，反对者们提出要削弱中央委员会的势力，而马克思却在海牙工人代表大会上称：“宁肯投票赞成取消委员会，也不愿把它变成信箱。”Ibid.，p.35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11.

[13] Burgelin, Langfeldt等Molnár（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Ⅱ（1869—1872）, p.37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05.

[14]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and Paul Lafargue,‘Critique of Bakunin's Politics’,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d, p.18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81.

[15] Ibid.，p.1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81.

[16] Various authors,‘Statement of the minority’, in Institute of socialism-Leninism of the C. C., C. P. S. U.（ed.）, The Hague Congres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vol.Ⅰ: Minutes and Docu-ments. Moscow: Progress, 1976, pp.199-200.

[17] Friedrich Engels,5 September 1872,in Burgelin,Langfeldt and Molnár(eds),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vol.Ⅱ(1869—1872),p.35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03.

[18] Maltman Barry,'Report of the Fifth Annual Gener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Held at The Hague,Holland,September 2-9,1872',in Hans Gerth,The First International;Minutes of The Hague Congress of 1872.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8,pp.279-80.

[19] Friedrich Engels,5 September 1872,in Burgelin,Langfeldt and Molnár(eds),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vol.Ⅱ(1869—1872),p.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730.

[20] Édouard Vaillant,Internationale et Révolution.A propos du Congrès de La Haye,in Bert Andreas and Miklós Molnár(eds),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Vol.Ⅲ:Les confluts au sein de l'Internationale,1872—1873.Geneva: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1971,p.140.

[21] Ibid.,p.142.

[2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Against sectarianism,”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d, pp. 288-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5-36, 36.

[23]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的批判分析，参见：Miklós Molnár, “Quelques remarques à propos de la crise d' l' internationale en 1872”, i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ed.), Le déclin d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Genève: Droz, 1963, p. 439.

[24] Miklós Molnár, Le déclin d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p. 144.

[25] Karl Marx, 22 September 1872, in Henri Burgelin, Knut Langfeldt et Miklós Molnár (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Ⅱ(1869-1872), p.217.

[26] Karl Marx to César De Pacepe, 28 May 1872, in MECW, vol.44, p.387. “我急切地期待着下一届代表大会。那将是我的奴隶地位的结束。此后我将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无论是在总委员会，还是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我将不再担任组织职务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81.

[27] Mikhail Bakunin,“Programme of the Allianc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ts]”, in Arthur Lehning (ed.),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3, p.174.

[28] Mihail Bakunin,'A Letter to the Editorial Board of La Liberte', in Lehning(ed.), Mi-chai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3, pp.236-7.

[29] James Guillaume,'Anarchist politics',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 p.290.

[30] Mihail Bakunin和James Guillaume,‘The destr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in Musto(ed.),Workers Unite!,p.294.

[31] Mihail Bakunin,‘The International and Karl Marx’,in Sam Dolgoff(ed.),Bakunin on Anarchy,New York:Alfred A.Knopf,1971,p.303.

[32] 关于巴枯宁反对具有政党形式的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文献，参见：Lehning,‘Introduction’,in idem(ed.),Bakunin-Archiv,vol.VI:Michel Bakounine sur la Guerre Franco-Allemande la Revolution Sociale en France(1870—1871),p.cvi.

[33] Guillaume,op.cit.,p.342.

[34] 例如，见Guillaume,L'Internationale,Documents et Souvenirs(1864—1878),vol.Ⅱ,pp.298-9.

[35] Fro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 Against sectarianism',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2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3.

[36] Bakunin, ' The International and Karl Marx', op. cit., p.294.

[37] Ibid., pp.294-5.

[38] Mikhail Bakunin, ' Programme and Purpose of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Brothers', in Lehnung (ed.), Michael Bakunin: Written Writings, p.155.巴枯宁称：“因此，应该不需要如此庞大数量的个体。对于整个欧洲国际工人组织来说有上百个强有力而真诚的同盟革命家就足够了，对最大的国家组织来说，有两三百个革命家就足够了。”这句话足以证明巴枯宁缺乏现实意识。

[39] Karl Marx, ' Record of Marx's speech on Secret Societies', in MECW, vol.22, p.6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703.

[40] Mikhail Bakunin,“Aux compagnons de la Federation des sections internationales du Jura",in Lehning et al., Bakunin-Arechiw, vol. II: Michel Bakounine et les Conflits dans l'Internationale. Lei-den: Brill, 1965, p.75.

[41] Karl Marx,“Political Indifferentism”, in MECW, vol.23, p.39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35.

[42] Mikhail Bakunin, Marxism, Freedom and the State. London: Freedom Press, 1950, p.21.

[43] 乔治·豪普特所使用的“自治主义的”国际这一术语类似于弗雷德曼的“联邦主义的”国际的表述，见Georges Haupt in L'Internationale socialista从la Comune a Lenn, p.70,以及Jacques Freymond,‘Introduction’, in André s and Molnár(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Ⅲ: Les confits au sein de l’Internationale, 1872—1873, p.viii。

[44] Karl Marx,“Political Indiff erentism”, in MECW, vol. 23, pp. 392-3.马克思，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334-335.

[45] Ibid., p. 393.马克思，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335.

[46] Ibid., p. 394.马克思，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336.

[47] Mikhail Bakunin, Statism and Anar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3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65.

[48] Ibid.,p.135.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骧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49.

[49] Ibid.,p.184.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骧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9.

[50] Ibid.,p.177.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骧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2.

[51] Karl Marx, 'Conspectus of Bakunin's Statism and Anarchy', in MECW, vol. 24, p. 5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04-405.

[52] Ibid., p. 5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05.

[53] Ibid., p. 5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08.

[54] Ibid., p. 5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03.

[55] 同注释53.

[56] Karl Marx,“Conspectus of Bakunin's Statism and Anarchy”, in MECW, vol.24, p.5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6.

[57]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所写的：“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MECW，vol.24，p.4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58] Vera Zasulich,‘A Letter to Marx’, in Shanin (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p.98-92.

[59] Ibid.

[60] Ibid.

[61] Karl Marx,‘Drafts of the Letter to Vera Zasulich: Second Draft’, in MECW, vol.24, p.360（此后：马克思接着标明草稿的编号和页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42.

[62] Karl Marx, Le Capital, MEGA², vol. II/7, p.634.这一点是在约瑟夫·罗伊（Joseph Roy）进行法语翻译时补充的，恩格斯并没有把它收录在1890年的第四版德文版中，后者成为马克思这部巨著后来翻译的标准版本。

[63] Karl Marx, ‘Second Draft’, in MECW, vol.24, p.36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0.

[64] Karl Marx, ‘Third Draft’, in MECW, vol.24, p.36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50.

[65] Karl Marx, ‘First Draft’, in MECW, vol.24, p.35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5.

[66] Marx, ‘Second Draft’, MECW, vol.24, p.36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44.

[67] Marx, ‘Third Draft’, MECW, vol.24, p.3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51.

[68] Marx, 'First Draft', MECW, vol.24, p.3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36.

[69] Ibid., p.35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39.

[70] Ibid., p.35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34.

[71] Marx, 'Second Draft', MECW, vol.24, p.36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44.

[72] Marx, 'First Draft', op. cit., p.35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36.

[73] 参见玛丽安·萨沃（Marian Sawyer）的优秀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事情，不是让马克思改变了他对乡村社会特征的看法，或者以其自身所是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而是让他开始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社会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来革命化……他似乎确实非常希望随着社会交流的加强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农村制度能够融入社会主义社会。在1882年，在马克思看来，这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彻底瓦解农村公社的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Marian Sawyer, Marxist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p. 67.

[74] Marx, ' First Draft', MECW, vol. 24, p. 35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576.

[75] 同注释74

[76] Marx, ' Third Draft', MECW, vol. 24, p. 3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51.

[77] 同注释76

[78] MaMarx, ' First Draft', MECW, vol. 24, p. 35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37.

[79] Marx, 'First Draft', MECW, vol.24, p.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8.

[80] Ibid.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7.

[81] 最初起源于鞑靼的合作社的主要形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其成员对国家和第三方负有集体责任。

[82] Marx, 'First Draft', MECW, vol.24, p.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8.

[83] Ibid., pp.359-6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41.

[84] Marx & Engels,'Preface to the Second Russian Edition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ECW, vol.24, p.4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26.

[85] Karl Marx,'Letter to Vera Zasulich', in MECW, vol.24, p.370.参见: Musto, The Last Marx (1881—1883):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8.

[86] Marx,'Letter to Vera Zasulich', MECW, vol.24, p.37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span>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8.

[87] 同［注释86］268,268-269.

[88] Ibid., pp.370-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9.

[89] Ibid., p.37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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