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2018）

Ⅷ．1871年：巴黎革命



1．爱尔兰自由运动


　　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社会冲突频繁爆发。许多参加抗议活动的工人决定与当时声誉日益扩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取得联系，并寻求他们的支持。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整个欧洲声誉明显扩大，然而英国在这方面是个例外。虽然工会主席完全支持马克思反对互助主义者，但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讨论理论问题[1]，也没有真正焕发出革命热情。这就是马克思长期以来反对建立独立于总委员会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原因。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爱尔兰工人支部在英国的诞生，工人领袖约翰·麦克唐纳（John MacDonnell，1845—1906）被任命为总委员会驻爱尔兰的通信秘书。在11月16日的大会上，马克思提出了一项决议，决议表达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运动表示敬佩”[2]。几天前，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他非常欣赏“爱尔兰最近的集会”，会上“牧师们被揪住衣领拉下讲坛”[3]。
　　当马克思竭尽全力分析爱尔兰问题时，他不仅继续发起政治论战——反对英国工人领袖的怀疑主义——支持国际工人协会采取激进的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他还实现了早期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马克思在给他的朋友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我愈来愈相信——问题只在于要使这种信念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扎根——，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1801年所实行的合并，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去代替这种合并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支配，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在英国本土的任何人民运动都会因为和爱尔兰人（他们占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瘫痪状态。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摧毁。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自己成为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末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象在英国这样是世袭的显贵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的压迫者。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4]
　　1870年3月28日，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中又谈到了这个主题[5]。他说：“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至于英国工人阶级，“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因为“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6]。
　　马克思越来越相信爱尔兰的独立是一个绝对核心的问题。1869年11月，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总结道：“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现在他告诫说：“不要重蹈覆辙！”[7]
　　1869年12月，马克思向恩格斯概述了他对英国工人阶级与爱尔兰解放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8]
　　另外，作为“土地财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大都市”，英国对整个欧洲和无产阶级革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870年3月，马克思在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联系：“为了加速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为此就必须在爱尔兰对它进行打击。这是它的最薄弱的环节。爱尔兰丧失了，不列颠‘帝国’也就完蛋了，这样至今一直处于昏睡缓滞状态中的英国阶级斗争，将会激烈起来。”[9]
　　3月28日的《机密通知》坚持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然而只有确保“对爱尔兰的奴役”的政治机构转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这种情况才会发生[10]。
　　马克思在1870年春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福格特（August Vogt，1830—1883）——两位生于德国但作为美国的国际工人协会成员——的一封长信件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11]
　　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还有比英国占领爱尔兰“更重要的政治事件”，那就是暴力民族主义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分裂。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中强调，“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以便通过对爱尔兰贫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而且事实证明它能够将工人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
　　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standard of life（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像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12]
　　在致迈耶尔和福格特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推进了他的观点，提醒他们“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统治阶级尽可能煽动这种敌对性；“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13]。
　　另外，“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14]。在1870年3月的《机密通知》中，马克思指出：“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阶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民族间的斗争永远继续下去，因为这种斗争是大西洋两岸工人间的任何严肃而真诚的联合的障碍，因而也是他们的共同解放的障碍。”[15]
　　马克思向迈耶尔和福格特说明了这些问题：“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蔽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诚意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在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在这封给大西洋对岸的同志的信中，马克思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准确地说明了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做出的政治选择：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16]
　　国际工人协会，特别是位于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必须要让英国工人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它不是某些启蒙自由主义者或宗教人物所描述的那种抽象的正义或博爱。这是阶级团结的基本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17]。正如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中所说的那样，“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18]。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2．反对普法战争


　　1870年，在国际工人协会发展势头强势的欧洲国家，工人协会的成员国也成立了独立于现有组织的新组织。然而，在英国，组成国际工人协会主要力量的工会自然不会解散他们自身的组织。因此，总部设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同时执行着两大职能：作为世界总部和英国的领导机构，其中，各附属工会组织大约使5万名工人处于其影响范围内。
　　在法国，第二帝国的镇压政策使国际工人协会在1868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看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复兴，放弃互助主义立场的新领导人上台。1870年，国际工人协会迎来了发展高峰，虽然其部门的数量剧增，但是该组织90个部门中的38个部门并没有站稳脚跟。国际工人总数达3万到4万[19]。因此，虽然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并非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但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19世纪70年代初，比利时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数达到了顶峰，多达数万人，几乎超过了整个法国成员的人数。在这里，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数量和影响力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在此期间，瑞士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然而，1870年巴枯宁的活动把国际工人协会分裂为两个同等规模的阵营，在罗曼语区联合会（Romande Federation）大会上，这两大阵营在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否应该纳入委员会的问题上相互对峙[20]。当事实证明这两大阵营的立场无法调和时，两个平行会议继续进行，直到中央委员会介入后才同意停战。虽然这个与伦敦结盟的组织规模较小，但仍旧保留着罗曼语区联合会的称号，与巴枯宁联系紧密的组织虽然再次被确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隶属部门，却不得不采用汝拉联合会（Jura Federation）的名称。
　　在这一时期，巴枯宁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但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当属西班牙。事实上，西班牙的国际工人协会最初是由那不勒斯无政府主义者朱塞佩·法奈利（Giuseppe Fanelli，1827—1877）在伊比利亚半岛发展起来的，他应巴枯宁的要求前往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在那里帮助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法奈利此行达到了他的目的。但他将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文件分发给同一个人，这是当时巴枯宁派思想困惑和理论折中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西班牙工人根据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原则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分部。
　　在北德意志联邦，尽管存在两个工人运动的政治组织——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但人们对国际工人协会没什么热情，也很少有人要求加入。在最初的三年中，德国激进分子几乎忽视了它的存在，害怕受到当局的迫害。然而，德国人薄弱的国际主义精神比任何法律方面的影响都更大，当国际工人协会的运动变得更加专注于内部事务时，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衰落[21]。
　　在这种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更为明显，发展愈加不平衡，国际工人协会就此问题在1870年9月第五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做出了规定。这次会议原计划在巴黎举行，但法国政府的镇压行动迫使中央委员会把最终地点选在了美因兹（Mainz）；马克思可能还想让更多与他立场一致的德国代表参会，帮助遏制南欧的巴枯宁势力的进一步发展。5月，中央委员会接受了他的提议，马克思对恩格斯说：“大会会址迁往美因兹，昨天一致通过，这会使巴枯宁跳起来。”[22]
　　一个月前，马克思给保尔·拉法格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提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支部是“巴枯宁的阴谋”。马克思写道，巴枯宁把他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定性为“宗派”，“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23]。总之，巴枯宁就是想通过“秘密团体”把国际工人协会转变成一个操控在他手里的组织。两人之间的冲突变得愈发明显。
　　马克思密切关注工人阶级的运动，确保不会受巴枯宁的影响。在国际工人协会筹建新支部时，他敦促拉法格一定要谨防它被冠以“宗派主义的‘名称’，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任何别的名称”。马克思说：
　　在国际协会中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标签”。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24]
　　1870年夏，在筹备国际代表大会的过程中，马克思还给海尔曼·荣克写信，并给他寄去一封关于大会将要讨论的问题的详细说明：
　　1．关于取消国债的必要性问题。讨论赔偿权问题。2．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3．关于把土地所有制变为公有制的实际措施……4．关于把发行银行变为国家银行的问题。5．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6．关于工人阶级必须按照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全面的劳动统计的问题。7．由代表大会再次讨论关于消除战争的手段问题。
　　此外，他还补充了比利时总委员会的建议，即应该考虑“采取实际措施在国际内部成立农业支部以及在农业无产者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无产者之间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25]。
　　然而，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的爆发使大会不得不取消。欧洲中心的这场冲突说明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工人实现独立运动，远离当时的民族主义言论。
　　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1870）中，马克思呼吁法国工人驱逐波拿巴（Charles Louis Bonaparte，1808—1873），并消灭他在18年前就建立的帝国。就德国工人而言，他们应该防止波拿巴的失败转为向法国人民的攻击：“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马克思补充道：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26]
　　这一文本共印3万份（德国15000份，法国15000份，于日内瓦印刷），这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宣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其中一位热情支持这本册子的人。他称：“里面的每个字恰到好处，一个都不能少。”[27]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是仅有的两名北德意志联邦的议会成员，他们拒绝投票支持战争的特殊预算[28]，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也发信表示支持德国工人的友谊和团结。然而，法国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新的、更强大的欧洲民族-国家时代的诞生，但随之也带来了沙文主义。
　　这是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写作背景，他写道：“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29]

3．巴黎公社夺权


　　1870年9月4日，德国在色当（Sedan）取得胜利，波拿巴被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布成立。次年1月，法国接受了俾斯麦的条件，结束了对巴黎长达4个月的围攻。随后的停战协议允许举行选举，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成为共和党主席并得到了正统派和奥尔良王朝的多数派的支持。然而，在法国首都，进步共和党大获全胜，这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面对政府想要解除城市武装和拒绝任何社会改革的计划，巴黎人转而反对梯也尔，并在3月18日发起了工人运动中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巴黎公社。
　　虽然巴枯宁曾敦促工人把卫国战争变成革命战争[30]，但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最初却选择了沉默。它指定马克思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写作一份文稿的任务，但由于一些复杂而根深蒂固的原因，他推迟了这本文稿的出版。马克思深知他所面对的各种势力之间的现实关系以及公社的弱点，知道巴黎公社注定要失败。马克思早在1870年9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就警告法国工人阶级：
　　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议所欺骗那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31]
　　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马克思抱怨巴黎革命者“过分老实”。为了避免“篡夺政权”，他们因为组织公社选举而“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它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32]。一周后，他对他的朋友库格曼说了类似的话：“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33]
　　不管怎样，除了对法国事件发展的批判外，马克思从未放弃他对巴黎公社的战斗精神和政治能力的赞赏。他继续称：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34]
　　马克思明白，无论革命的结果如何，巴黎公社已经书写了工人运动史的新篇章。
　　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35]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36]
　　几天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另一封信中继续反思。而他最亲密的友人却错误地把巴黎斗争比作1849年6月13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马克思再次歌颂了巴黎公社社员们的勇气。“世界历史，”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他在这里的想法表明，他离那些批评他的人所认为的宿命论有多么遥远：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37]
　　公社不利的情况是普鲁士人出现在法国的土地上，并与“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结盟。凭借对德国人的了解[38]，他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马克思总结道：“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39]
　　高歌巴黎公社胜利的宣言，可能会使整个欧洲的工人产生对未来的错误期盼，最终成为士气低落和不信任的根源。因此，马克思决定推迟交付稿件，并在几个星期内没有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他那不祥的预感很快被证实是非常正确的，5月28日，巴黎公社宣布成立仅两个月后，就被鲜血淹没了。两天后，马克思带着题为《法兰西内战》（1871）的文稿出现在中央委员会上；该文稿经大会成员宣读并一致通过，之后以全体委员会成员的名义发表。
　　这一宣言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影响力甚至超过19世纪工人运动的所有其他宣言。当谈到巴黎公社时，马克思写道：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40]
　　巴黎公社是一次全新的政治实践：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41]
　　对马克思而言，巴黎公社所书写的阶级斗争的新篇章是成功的——它实现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只有通过一个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纲领才能实现：
　　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 décret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2]
　　《法兰西内战》的三个英文版本迅速赢得了工人们的一致好评，在资产阶级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它还被全部或部分翻译成十几种其他语言，刊登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上。
　　虽然马克思进行了热情的辩护，反动势力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声称要美化国际工人协会[43]，但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推动巴黎起义是不可能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确实发挥了作用——例如列奥·弗兰克尔（Leo Frankel，1844—1896），虽然出生于匈牙利，但他被安排负责工人、工厂和贸易——巴黎公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激进的雅各宾派手中。在3月26日的市政选举中当选的85名代表中[44]，有15名温和派（所谓的“市长党”［parti des maîtres］，一个由各地区前市长组成的团体）和4名激进分子，他们立即辞职，从未成为公社委员会的成员。在余下的66名代表中，11人虽然具有革命性，但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14人来自国民自卫军委员会，15人是激进的共和党员和社会主义者；此外，还有9名布朗基主义者（Blanquists）和17名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45]。后者包括爱德华·库蒂里耶尔（Édouard Vaillant，1840—1915）、贝努瓦·马隆（Benoît Malon，1841—1893）、奥古斯特·塞哈耶（Auguste Serrailer，1840—1872）、路易斯·宾迪（Jean-Louis Pindy，1840—1917）、阿尔伯特·希则（Albert Theisz，1839—1880）、查尔斯·隆盖（Charles Longuet，1839—1903）、路易·欧仁·瓦尔兰（Louis Eugène Varlin，1839—1871）和列奥·弗兰克尔。然而，由于这些人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他们无法组成一个一致的团体，经常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去投票。这有利于激进共和主义的雅各宾派领导权的滋长，5月在蒙塔格纳德的影响下通过了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决议（2/3的票数通过，包括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指出：“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46]
　　在凡尔赛人冲入巴黎之后的“血腥一周”（5月21—28日）里，大约1万个公社成员在战斗中被杀或被处决；这是法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杀。另有43000人或更多人被俘，其中13500人随后被判处死刑、监禁、强迫劳动或驱逐出境（许多人被流放到遥远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殖民地）。另有7000人设法逃到英国、比利时或瑞士避难。欧洲保守派和自由的媒体完成了梯也尔军队的工作，它们指责公社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并鼓吹“文明”战胜了“傲慢”的工人叛乱。从这时起，国际工人协会处于风口浪尖，被认为是每一次违背既定秩序的行为的罪魁祸首。“在芝加哥发生大火的时候，”马克思苦笑着说，“全世界传遍这样一个电讯：这是国际干的恶毒勾当；他们没有把荡平西印度的台风也说成是国际用魔法召唤来的，这倒是令人感到奇怪的。”[47]
　　马克思不得不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回答新闻媒体对国际工人协会和他自己的诽谤。“目前”，他写道，他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48]。同时，欧洲各国政府加强了它们的镇压手段，担心会有其他的起义追随巴黎公社。
　　尽管巴黎公社遭到血腥的镇压，欧洲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诽谤和政府镇压的浪潮，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公社事件之后快速壮大并且广为人知。对资本家和中产阶级而言，它代表着对既定秩序的威胁；但是对工人来说，它点燃了工人们消灭剥削和不公正的希望[49]。起义的巴黎加强了工人运动，迫使工人阶级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加强他们的武装力量。经验表明，革命是可能的，其目标可以而且应该是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人必须建立持久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协会形式[50]。到处可见蓬勃的生命力。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翻了一倍，同时，在很多新报纸出现后，与国际工人协会有关的新闻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所增加。

4．伦敦会议的政治转向


　　距离上一次国际工人协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了两年，但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无法举行一次新的工人代表大会。因此，中央委员会决定在伦敦召开一次大会；会议于1871年9月17—23日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2名[51]，他们来自英国（爱尔兰也第一次派出代表参加）、比利时、瑞士、西班牙，还有一些法国流亡者。虽然这次会议尽可能具有代表性，但事实上它更像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
　　马克思事先声明，这次大会将“专门讨论组织和政策问题”[52]，原则问题暂且搁置。他在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上就阐明了这一点：
　　总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是为了同各国代表商定各种必要的措施，来消除协会在许多国家所遭到的危险，并且着手进行符合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工作。其次，是为了对使用一切可能手段来不断破坏协会的各国政府制订出对策。最后，是为了彻底解决在瑞士发生的纠纷问题。[53]
　　马克思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些优先考虑的问题上：重组国际工人协会，抵御敌对势力的进攻，抵制巴枯宁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为大会中最活跃的代表，马克思在会上发言多达102次，否决了不符合他计划的提案，并赢得了那些尚未被说服者的支持[54]。这次伦敦代表会议确证了他在协会中的地位，马克思不仅成为制定政治路线的智囊，而且还是工人中最具战斗力、最有才能的激进分子之一。
　　大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批准瓦扬的第九号决议（Vaillant's Resolution IX），这一点我们之后还要谈到。布朗基主义的领导者——其残余势力在巴黎公社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提议工人协会应该转变为一个由中央委员会领导的集中的、有纪律性的党派。尽管两者存在分歧，特别是在布朗基主义的立场（认为有组织的武装核心是实现革命的充分条件）上，马克思毫不犹豫与瓦扬团体结成联盟；这不仅是为了反对工人组织中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倾向，更重要的是为了新的阶级斗争所需的变革建立一种广泛共识。在9月20日的一次会议发言中，马克思称：
　　但是不应当认为，在议会里工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对法战争时期，当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开始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以期不使工人阶级对所发生的事件负任何责任的时候，整个德国都为之震动，甚至在仅仅因啤酒价格才进行革命的慕尼黑，也发生了要求停止战争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协会不是第一天要求工人从事政治，而是一向都提出这个要求的。[55]
　　马克思第二天又谈到这一问题。在他被转述和保存下来的发言中，“他叙述了有关放弃政治问题的始末。他说，不应当对这个问题作过多的争论”[56]。马克思补充道：“创造出这种理论的人是好心好意的空想家，但是，那些现在又要走这条道路的人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他们在体验过残酷的斗争以后，放弃了政治，从而把人民推到表面上的反对派即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行列中去，而我们在反对各国政府的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57]马克思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应当给政府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58]。因此，伦敦会议通过的决议声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59]
　　结论十分明确：“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60]
　　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确立了工会的重要性，而1871年的伦敦代表会议则将重点转移到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另一个关键工具：政党。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对这一点的理解比它在20世纪的发展更为广泛。因此，马克思所理解的和布朗基主义者不同——之后这两者公开冲突[61]。
　　对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这与涅恰也夫（Sergei Nechaev，1847—1882）在《革命者问答》（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ary，1869）中的理论和实践截然相反——他对秘密同盟的倡议受到了伦敦代表的谴责，但却获得巴枯宁的热情支持[62]。
　　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只有四位代表反对第九号决议，但马克思的胜利很快被证明是短暂的。因为要求在每个国家设立相当于政党的机构并赋予中央委员会更广泛的权力，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内部事务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还没有做好从灵活的组织模式快速转变为政治上统一的组织模式的准备[63]。
　　马克思原本相信，几乎所有主要的同盟和地方部门都会支持大会决议，但他很快又不得不重新考虑。11月12日，汝拉联合会——无政府主义者的瑞士工会——在桑维耳斯（Sonvilier）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虽然巴枯宁未能出席，但却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提出反对意见。在议程结束后发起的《汝拉通告》中，詹姆斯·吉约姆（James Guillaume，1844—1916）和其他参会者谴责中央委员会把“权威原则”引入国际工人协会并把原来的组织转变为“直接由委员会掌控的等级机构”。瑞士方面宣称反对“任何权威主义的领导，即使这种领导是由工人选举产生并经工人批准的”，他们坚持“支部自治原则”，因此中央委员会将沦为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局”[64]。最后，他们呼吁尽快召开工人代表大会。
　　虽然汝拉联合会的立场在马克思的意料之中，但当其反对中央委员会政治路线的迹象开始在其他地方出现时，还是让马克思大为惊讶。在一些国家，伦敦做出的决议被认定为是对当地政治自治的一种侵犯，这种侵犯是不可接受的。曾试图在大会上协调矛盾双方的比利时联合会也开始对伦敦决议采取批判立场，不久荷兰联合会也开始背离伦敦决议。在欧洲南部，人们的反应更加强烈，反对派很快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实际上，大部分伊比利亚国际主义者站出来反对中央委员会，支持巴枯宁的思想，部分原因无疑在于其主要代表是来自大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在那里工人运动仍旧十分薄弱，他们主要关心的仍是经济需求。在意大利，伦敦代表会议的结果也被认为是消极的。1871年11月1日到6日，马志尼的追随者在罗马聚集，参加意大利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较温和的劳动组织）召开的会议，而其他大多数人则支持巴枯宁的立场。1872年8月4日至6日在里米尼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最激进的立场：他们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擅自提议在瑞士的纽沙特尔召开“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65]。事实上，这是分裂的第一步。
　　在大西洋彼岸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各种狂热斗争阻碍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66]。除了英国，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者来自瑞士，法国（现在大多数是布朗基主义者），薄弱的德国力量，最近在丹麦、爱尔兰和葡萄牙组成的支部，以及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等东欧组织。但所有这些加起来远比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结束时的预期要少得多。
　　对中央委员会的反对意见在性质上各有不同，有时主要出于个人动机；一种诡异的力量把这些反动势力凝聚在一起，这让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更加困难。然而，除了某些国家沉迷于巴枯宁的理论和吉约姆团结各种反对派的能力，阻碍“工人阶级政治行动”决议推行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愿意接受马克思提出的各种决定性的改变。尽管关于是否有效的说法，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被许多人视为是粗鲁的干涉；但是，不仅是与巴枯宁有关的组织，而且大多数联合会和地方支部都把自治和尊重多样现实的原则视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基石之一。对马克思的误判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危机[67]。



[1] Jacques Freymond,'Introduction',in Henri Burgelin,Knut Langfeldt和Miklós Molnár(eds),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vol.1(1866—1868),Geneva:Droz,1962,p.six.

[2] Karl Marx,'Draft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n the Policy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wards the Irish Prisoners',18 November 1869,in MECW,vol.21,p.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74.

[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2 November 1869,in MECW,vol.43,p.37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69.

[4]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29 November 1869, in MECW, vol.43, pp.390-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25-626.

[5] 这段文字摘自马克思发给他的朋友和第一国际成员库格曼的一份机密通知，由他转交给预定的收件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伦瑞克委员会。马克思在书中附加了他在1870年1月1日当天或之后不久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并于1872年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小册子中发表。

[6] Karl Marx,'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in MECW,vol.21,p.1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39-440.

[7]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29 November 1869,p.391.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重蹈覆辙。”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26.

[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0 December 1869,in MECW,vol.43,p.39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98.

[9] Karl Marx to Laura and Paul Lafargue,5 March 1870,in MECW,vol.43,p.4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46.

[10] Marx,'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in MECW,vol.21,pp.120-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40-441.

[11] Karl Marx to Sigfrid Meyer and August Vogt,9 April 1870,in MECW,vol.43,p.47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54.

[12] Marx,'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in MECW,vol.21,p.1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74.

[13] Karl Marx to Sigfrid Meyer and August Vogt,9 April 1870,in MECW,vol.43,pp.47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56.

[14] Karl Marx to Sigfrid Meyer and August Vogt, 9 April 1870, in MECW, vol.43, p.47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56.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74.

[16] Ibid.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56.

[17] 同［注释16］656—657.

[18] 同注释15

[19] 雅克·鲁杰里（Jacques Rougerie）说“大约有几万人”。“Les sections française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i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ed.),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l'institute, l'implantation, le rayonnement.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68, p.111.

[20] Jacques Freymond(ed.), Études et documents sur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en Suisse, Geneva: Droz, 1964, p.295.

[21] Jacques Freymond（ed.）,Études et documents sur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en Suisse, Ge-neva:Droz,1964,p.x.

[2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May 1870,in MECW,vol.43,p.5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02.

[23]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19 April 1870,in MECW,vol.43,pp.489-9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61.

[24]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18 April 1870, in MECW, vol.43, p.4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58-659.

[25] Karl Marx to Hermann Jung,14 July 1870, in MECW, vol.43, p.5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74.

[26] Karl Marx,‘First Address on the Franco-Prussian War’,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d, p.23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7-8.

[27] John Stuart Mill,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32.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 p.244.

[28] 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Lassallean 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的代表投了赞成票。

[29] Karl Marx,‘Second Address on the Franco-Prussian War’,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d, p.2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93.

[30] Arthur Lehning,'Introduction',inLehning(ed.),Bakunin-Archiv,vol.VI:Michel Bakunine sur la Guerre Franco-Allemande et la Revolution Sociale en France(1870—1871). Leiden: Brill,1977,p.xvi.

[31] Marx,'Second Address on the Franco-Prussian War',p.2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92-293.

[32] Karl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6April 1871,in MECW,vol.44,p.1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02.

[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07。

[3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06-207。

[35] 马克思提及的正是1848年6月的工人运动，这场运动以保守共和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告终。

[36]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2 April 1871, in MECW, vol.44, pp.13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07。

[37]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7 April 1871, in MECW, vol.44, pp.136-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

[38] Karl Marx to Lôo Frankel and LouisEugène Varlin [1839—1871](draft), 13 May 1871 in MECW, vol.44, p.149.信中提到：“普鲁士人虽然不会把炮台交到凡尔赛分子手里，但是在和约最终缔结（5月26日）以后，他们是会允许政府用自己的宪兵去包围巴黎的……因为实现他们的合同的先决条件是攻占巴黎，所以他们要求俾斯麦把第一次付款的期限延至占领巴黎之后。俾斯麦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普鲁士本身非常迫切地需要这笔钱，所以，普鲁士就会尽可能地给予凡尔赛分子种种方便，以加速占领巴黎。因此，你们要当心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7.

[39]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7 April 1871, in MECW, vol.44, p.13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211.

[40] Karl Marx, “On the Paris Commune”,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d, pp. 21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9-360.

[41] Ibid., pp.21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61-362.

[42] Karl Marx, “On the Paris Commune”,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p.21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62-363.

[43] 乔治·豪普特（Georges Haupt）发出警告称：“公社现实的重塑是为了迎合意识形态形象的转变。”Georges Haupt,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25.

[44] 共有92个席位，但是一些人的多次选举意味着实际上只有85个理事会成员。

[45] Jacques Rougerie, Paris libre 1871. Paris: Seuil, 1971, p. 146; Pierre Milza, L'année terrible. Paris: Perrin, 2009, p. 78.

[46] Karl Marx to Domela Nieuwenhuis, 22 February 1881, in MECW, vol.46, p. 6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 154.

[47] Karl Marx, ‘Report of the General Council to the Fif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 Institute of马克思-Leninism of the C.C., C.P.S.U. (ed.),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71—1872,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8, p.46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51.

[48]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8 June 1871, in MECW, vol.44, p.15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36.

[49] Georges Haupt, L'Internazionale socialista从dalla Comune a Lenin. Torino: Einaudi, 1978, p.28.

[50] Ibid., pp.93-5.

[51] 事实上，仅有19名代表参会，因为其中一名代表无法参加，另外两名只参加了前两届会议。

[52] Karl Marx,15 August 1871,in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 of the C.C.,P.S.U.(ed.),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70—1871,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67,p.259.

[53] Karl Marx,17 September 1871,in Henri Burgelin,Knut Langfeldt and Miklós Molnár(eds),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vol.Ⅱ(1869—1872),p.152.“瑞士纠纷”与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相关。Marcello Musto,'Introduction',in Musto(ed.),Workers Unite!,p.36f.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93.

[54] Miklós Molnár,Le déclin d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Geneva:Droz,1963,p.127.

[55] Karl Marx,‘On the Political A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 pp.27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97-698.

[56] Karl Marx,‘On the question of Abstentionism’,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 p.28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99.

[57] Ibid.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99.

[58] Ibid.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700.

[59]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On the Political A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Other matters’,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2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55-456.

[60] Ibid.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56.

[61] 19世纪70年代初期，只有在德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才作为政党组织起来。不过马克思同僚或巴枯宁主义所使用的“政党”一词概念都是模糊的。甚至连马克思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也是含糊不清的。据马克思主义者吕贝尔称，对马克思而言使用的“政党这一概念……是与阶级相对应的”。Maximilien Rubel,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ayot,1974, p.183.“我们有必要强调1871年和1872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冲突并没有关注政党的设立——这一表述仅在伦敦会议上出现过2次，在海牙会议上出现过5次——而关注的仅仅是形容词‘政治的’”。Haupt,Lnternationalia socialista della Comune a Lenin, p.84.

[62] Henri Burgelin,Knut Langfeldt and Miklós Molnár(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Ⅱ(1869—1872). Geneva: Droz,1962, p.237. and Karl Marx,‘Declaration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n Nechayev’s Misuse of the Name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MECW, vol.23, p.23.

[63] Jacques Freymond and Miklós Molná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Milorad M. Drachkovitch (ed.),‘The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s, 1864—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7.

[64] Various authors,‘Circulaire du Congrès de Sonvilier’, in the Burgelin, Langfeldt and Molnár (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 II (1869—1872), pp. 264-5.

[65] Various authors, Risoluzione, programma e regolamento della Federazione italiana dell’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i dei Lavoratori, in Gian Mario Bravo, La Prima Internazionale, Roma/Bari: Lat-era, 1979, p. 787.

[66] Musto(ed.),'Introduction',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 p.20.

[67] Freymond and Molná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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