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2018）
第三部分 政治斗争
Ⅶ．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
1．对的时间出现的对的人
1864年9月28日，伦敦市中心的圣马丁大堂 （St. Martin's Hall） 里挤满了2000名工人。他们在这里参加由英国工会领导人和欧洲大陆一小群工人发起的工人代表大会：事前发出的通告里提到了“巴黎工人组织的代表团”，他们将“把答复送到他们英国弟兄们的地址，并提交一份计划，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1]。事实上，许多法国和英国工人组织早在一年前，即1863年7月就已经会过面了，当时会面的目的是团结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的占领，他们还宣称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唤起工人阶级运动。《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的筹备稿由工会前主席乔治·奥哲尔（George Odger，1813—1877）起草，并发表在双周刊《蜂房报》（The Bee-Hive）上，该演讲稿称：
人民之间的友爱对劳动事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发现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要减少劳动时间，或者提高劳动价格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时，我们的雇主总是会威胁我们要把法国、德国、比利时或其他国家的工人招来以降低工资水平；我们很遗憾地说，这样做不是因为欧洲大陆的兄弟们有意伤害我们，而是因为各国工业阶级之间缺乏有序而系统的交流。我们的目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让他们的工资尽可能与那些高酬劳的人群持平，而不是让我们的雇主挑拨我们，从而尽其所能地降低我们的工资来填满他们的贪欲。
[2]
这个协会很快鼓舞了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的热情。它使阶级团结成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并鼓舞工人为实现最终目标而奋斗：改变世界。由此一来，借着186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春风，《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主要撰稿人准确地界定了这一目标：
这不仅是一次预期的进步，而且是一次新生，不仅是一次民族的新生，而且是一次全人类的新生。当然，或许除了基督教以外，所有的机构都曾设想过这一宏大目标。简而言之，这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
[4]
相反，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慌。工人也想登上历史舞台的想法让统治者们不寒而栗，许多政府着力解散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惜一切代价对它赶尽杀绝。
创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人组织可谓五花八门。它的中心力量是英国工会，其领导人——在他们眼里几乎所有的改革派——主要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他们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对资本主义提出质疑。因此，他们把国际工人协会视为有利于实现其目标的手段，以便防止在发生工人罢工时从国外输入人力。
该协会的另一个重要力量就是互助主义者（mutualists），他们长期以来在法国占主导地位，但在比利时和瑞士的法语区也很强大。与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理论一致，他们反对工人阶级参与政治活动和把罢工运动作为斗争的武器，同时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持保守主义的立场。他们主张联邦制路线的共同合作机制，坚持认为通过平等的信贷机制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变革。因此，最终可以说他们构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右翼。
除了以上两个重要团体，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团体。第三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以马克思的形象为中心，活跃在小群体中，影响非常有限——主要集中于德国、瑞士的一些城市，以及伦敦。他们反对资本家，即他们反对现存的生产方式，并揭示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对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际，该组织的队伍中还包括那些与社会主义传统无关的人士，比如因民粹思想而被流放东欧的一些组织。在这些人中有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的追随者，他们的跨阶级观念主要是响应国家的要求，认为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有利于解放被压迫的人民[5]。
情况越来越复杂：当时已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人组织带来了各种混乱的思想，有些是乌托邦的空想主义愿景；德国工人协会——由拉萨尔的追随者领导，它不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但与之联系密切——对工会主义怀有敌意，并打算从严格的国家立场出发采取政治行动。
所有这些组织，凭借复杂的文化圈、政治/贸易合作经验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即使在联邦制的基础上，要想真正地建立一个总框架，使这样一个广泛的组织团结在一起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外，即便订立了一致同意的共同纲领，但是每一种倾向在其占多数的地方仍继续产生（有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条心的的影响。
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在于：使所有这些倾向统一在同一组织中，即使它们各自开始时采用的方法不同，也能遵循同一个纲领。他的政治才能促使他能够协调各方矛盾，确保国际工人协会不像以往的其他工人协会那样半路夭折[6]。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赋予了明确的目标，他也做到了不排他的公允，有着深厚的工人基础的政治纲领为他赢得超越一切宗派主义的群众性。马克思一般充当着中央委员会政治灵魂的角色：他起草了所有主要的政治纲领，并准备了所有的会议报告（除了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当时马克思全身心投入到《资本论》的校对工作中）。正如德国工人领袖埃卡留斯（Johann Georg Eccarius，1818—1889）曾经一度指出的，马克思是“对的时间出现的对的人”[7]。
与后来描述的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奠基人的看法不同，马克思实际上并不在圣马丁大堂会议的组织者名单上。正如马克思在给他的好朋友恩格斯的信中回忆说，他坐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至于为何要参加，他解释道：
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会场上挤得使人
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人阶级现在显然重新开始觉醒了）……会上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它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联系”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团体。同时决定于1865年在比利时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8]
在他所写的两本小册子上，马克思紧紧围绕经济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说明国际思维和国际行动是必然的选择[11]。他在《成立宣言》中声明：
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工人们应该清楚：“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12]。
主要归功于马克思的才能，国际工人协会才能发挥它的政治综合功能，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下结合不同的民族背景，承认它们的自治权，但并非完全独立于指导中心[13]。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有时是很艰辛的，特别是当马克思反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该组织的主要政治立场时更是如此。他告诉恩格斯“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14]。但是，马克思对于国际工人协会选举活动可能产生的作用有不同想法。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几个月后，他在信中谈到英国激进派爱德蒙·比耳斯（Ed-mon d Beales，1803—1881）——议会选举的支持者——马克思称“我们不能做实现卑鄙的议会野心的台阶”[15]。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是由于其自身的坚持，部分是由于偶然的分化，马克思的思想成为霸权教条[16]。虽然马克思思想的推广过程艰辛，但政治阐述的努力相对得益于那些年的政治运动实践。工人运动的性质，巴黎公社的反体系的挑战，成为凝聚如此庞大而复杂工人组织的空前难题，工人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和政治问题的论战引发了接踵而来的其他问题：这一切促使马克思超越了自1848年革命失败和最进步的力量衰落以来，他所关注的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同时他受到鼓舞，必须发展和修正自己的思想，必须与时俱进地突破旧难题，提出新问题，特别是通过勾勒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来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苏联关于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上的作用的正统观点，即马克思机械地把他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已经形成的政治理论应用到历史舞台上，是完全脱离现实的[17]。
2．组织的发展和壮大
在国际工人协会存在期间和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它被描述为一个宏大的且具有经济权力的组织。该组织的规模一直被高估了，不管是因为不了解情况还是因为它的领导者夸大了现实情况，抑或是其反对者为残酷的镇压寻找借口。1870年6月，据传讯部分法国领导人的检察官称，该组织成员在欧洲的人数达80多万[18]；一年后，即巴黎公社失败后，《泰晤士报》将总人数定为250万；保守党阵营中研究此问题的主要人物奥斯卡·泰斯图特（Oscar Testut，1840—?）预计这一数字超过500万[19]。
在英国也一样，除了钢铁工人以外，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在工业无产者中的比例非常小[20]。而工业无产者在任何地方都不占多数，至少该组织在南欧扩张之后是这样。另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该组织没有接纳无技术的劳工[21]，虽然马克思在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时就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努力了。《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明确表示：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自觉地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为工人阶级的
彻底解放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它们对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必须给予支援。它们既然把自己看做是并且以行动表明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斗士和代表，因而就不可不把工会以外的工人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必须特别关心那些报酬最少的行业中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劳动者，特殊的处境使得他们软弱无力。工会必须让全世界都相信，它们的奋斗决不是出于狭隘的私利，而是为了使千百万被压迫者获得解放。
[22]
国际工人协会的资源也是十分复杂的。有传言称，它拥有巨额财富[23]，但事实上它的财政状况长期以来是不稳定的。每年收取的总金额从未超过几十英镑[24]，仅足够支付秘书长一周4先令的工资和办公室的租金，该组织因经常拖欠租金而面临被驱逐的威胁。
在其中一份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组织档案中，马克思对它的职能概述如下：“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普遍地开展起来，而不是以任何教条式的制度强加于人。”[25]
尽管给予了联邦和地方部门很大的自治权，但国际工人协会始终保持着政治领导地位。它的中央委员会的职责是统筹不同的事务，为整个组织制定纲领。从1864年10月到1872年8月，国际工人协会的会议召开越发有规律，有385次之多。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委员会在弥漫着烟味和雪茄烟雾的房间里举行了会议，其成员讨论了广泛的问题，如工作环境、新机器的影响、罢工支持问题、委员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爱尔兰问题、各种外交政策问题，当然，还包括如何建构未来社会的问题。中央委员会还负责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公文：说明当前目标的通告、信件和决议，特定场合下的宣言、通讯和呼吁[26]。
英国是第一个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国家。该协会成立的第一年，中央委员会便开始积极宣传它的信条。这有助于拓展其仅局限于经济问题的视野，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其前身是1865年2月成立的（选举）改革同盟的组织之一。
在法国，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5年1月，第一个分部设立在巴黎。其他主要中心随后设在里昂和卡昂。但是该协会的力量仍然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支持者主要是蒲鲁东的互助主义理论的追随者，他们在9月25日至29日于伦敦举行的该协会第一次会议上，成为第二大团体，来自英国、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30名代表以及来自德国、波兰和意大利的一些代表参加了会议。国际工人协会的最初计划是要马上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但是马克思坚持“事情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27]，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坦言由于政治结构刚刚建立，“这只能败坏我们的声誉”[28]。1865年9月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步该怎么走提供了建议，特别是在组织层面上。这次会议决定于下一年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并定下来将要讨论的主要议题。
基于此，马克思草拟了一份日程，并引用了致国际工人协会在瑞士的通信秘书海尔曼·荣克（Hermann Jung，1830—1901）的信中的要点：
一、有关协会的问题
（1）有关它的组织的问题。
（2）建立协会会员的互助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
二、社会问题
（1）合作劳动
（2）缩短工作日。
（3）女工和童工。
（4）
工联。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5）在国际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
（6）
国际信贷：设立国际信贷机构，它们的形式和活动方式。
（7）直接税和间接税。
（8）常备军及其对生产的关系。
三、国际政策
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
四、哲学问题
从宗教思想同社会、政治和理智的发展的联系中来谈宗教思想。
[29]
在以上两次会议之间，国际工人协会在欧洲继续壮大，并在比利时和瑞士的法语区成立了第一支核心队伍。普鲁士联邦法律规定德国政治联盟禁止与其他国家设立的组织接触，这意味着国际工人协会无法在当时的德国联邦开设分部。全德工人联合会——史上第一支工人党[30]，成立于1863年，由拉萨尔追随者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1833—1875）领导——其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进行了一段摇摆不定的对话，并对刚成立几年的国际工人协会不感兴趣；威廉·利布尼希特（Wilhelm Liebknecht）对此也是漠不关心，虽然他与马克思的政见较为一致。贝克尔试图通过在日内瓦设立的“德语区支部”来解决这些难题。
李卜克内西并不清楚国际工人协会对于工人运动斗争的意义，而马克思与施韦泽有着深刻的理论和政治分歧。1865年2月，马克思在给施韦泽的信中提道，拉萨尔所推崇的“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马克思继续否定工人阶级和君主制联合的可能性：
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深信随着“新纪元”的到来政权会因摄政王的恩典而落在自己手里，才使自己出了丑并且落到了目前这步田地，同样，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
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
[31]
伦敦总委员会的活动对进一步壮大国际工人协会具有决定性意义。1866年春，在总委员会的支持下，伦敦缝纫工人的罢工运动第一次在工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罢工成功之后，五个裁缝协会，每个有大约500名工人，决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其他斗争引起的积极结果是吸引了许多小工会的加入，因此，到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召开时，国际工人协会已经有17个支部，总共新增了25000多名会员。国际工人协会是第一个成功招募工会组织加入其行列的组织，这绝非简单的任务[33]。
不管怎样，一切都不是那么顺利的。中央委员会通常也存在政治冲突，再加上在这期间马克思因身体不适多次缺席，这让沃尔夫（Luigi Wolff，？—1871）领导的马志尼主义有机可乘。马克思往往能感受到马志尼主义的敌意，1865年12月，马克思就已经在信中告诉恩格斯：“我要是明天躲开了……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占据优势。”[34]
1866年3月，在一次特别不利的情况下，马克思补充道：“国际总委员会和报纸的理事会里一片混乱，并且出现一种反抗缺席的‘暴君’同时使整个小店铺垮台的强烈愿望。”[35]同月，他写信给他的表妹南尼达·菲力浦斯 （Antoinette Philips，1837—1885）:
情况是这样，当我迫不得已而长时间没有出席国际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马志尼费了很大的劲掀起一种暴乱来反对我的领导。“领导”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所以我绝对不去追求它。我一直记着你的父亲关于托尔贝克说的一句话：“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但是，一旦认真地做我认为是重要的事，我这个“不安分的”人当然不愿意让步。马志尼这个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死敌，非常嫉妒地注视着我们协会的成就。
[36]
根据马克思制定的决议，总委员会领导人成功地将代表大会中强大的互助主义队伍边缘化，并获得了支持国家干预的选票。对于后一个问题，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1866）关于“男女少年和儿童的劳动”的章节中，马克思明确指出：
这只有通过变
社会理性为
社会力量才能做到，而在目前条件下，除通过由国家政权施行的
普遍法律外没有其他办法。工人阶级并不是通过这种法律的施行来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他们是把目前被用来压迫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他们是通过共同的行动做到靠众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37]
另外，马克思为日内瓦代表大会所写的“声明”强调，工会的基本职能不仅在于反对互助主义，还在于反对英国欧文主义和德国拉萨尔主义的某些追随者[38]，这一声明的立场是：
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现在的生产制度还存在，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恰恰相反，这种活动必须通过所有各国工会的建立与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自治市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
在同一文献中，马克思不吝笔墨批判现存的工会。因为它们“过多地局限于与资本进行地方性的直接斗争，它们对自己所具有的与雇佣奴隶制本身作斗争的力量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它们总是过分地脱离一般的社会政治运动”[39]。
一年前，他在6月20日和27日向总委员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即他辞世后在以《工资、价格和利润》为名出版的文献上称：
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
物质条件和
社会形式。他们应当屏弃“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
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
革命的口号：“
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40]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能够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41]
正如代表们所预见的那样，他们“把工作日在法律上限制为8小时”的建议最终将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马克思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结果的评价总体来说是正面的。他写信给汉诺威的库格曼说：
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到那里去，但是给伦敦代表拟定了一个纲领。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
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
政治手段（例如，
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
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
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在报告中我将要不指名地谴责他们几句。
[42]
正是由于它在这一时期的实际作用，工人们开始意识到国际工人协会有利于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自愿加入其中[43]。尽管存在与民族、语言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有关的所有困难，国际工人协会还是设法在广泛的组织和自发的斗争中实现统一和协调。它最大的优点是表明阶级团结和国际合作的绝对必要性，果断地超越最初目标和战略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英国的工人运动正经历着制度化的过程。《改革法案》（Reform Act）是改革同盟者首先加入这场斗争的结果，它将选举权（franchise）扩大到100多万英国工人。随后工会合法化，结束了迫害和镇压的危险，使第四阶层在社会上真正存在，其结果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不得不沿用他们所提供的改革道路，英国工人阶级不像法国工人阶级，他们越来越有归属感，对于和平改革的未来越来越抱有希望[44]。实际上，欧洲大陆的情况与之截然不同。在德国联邦，集体工资谈判制（collective wage-bar-gaining）仍旧是不存在的。在比利时，工人罢工运动就像发起战争的行为一般受到政府镇压，然而，在瑞士，罢工运动仍然是一种现有秩序难以容忍的反常现象。在法国，1864年宣布罢工合法，但第一批工会的活动仍然受到极大限制。
在法国这个他认为对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至关重要的国家，缺乏理论上的政治进步性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关注之一。1866年6月初，他写信告诉恩格斯：“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45]。两周后，马克思提到“‘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色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马克思把这种观点描述为“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据这种观点看来，当时的政治组织“应当分解成小‘团体’或‘公社’，然后它们又组成‘联合会’，但并不是国家”。马克思嘲讽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相互性’向前发展的同时，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切正是傅立叶期待于他的模范的法伦斯泰尔的。”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许多法国人“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46]。
这就是1867年9月2日到8日在洛桑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背景。参会代表来自6个国家（比利时和意大利各一名代表），人数达64个。国际工人协会由于自身的壮大而不断获得新鲜血液。当时马克思自己正忙于《资本论》的校对工作，在起草会议筹备稿的时候既缺席中央委员会又缺席代表大会[47]。人们当然会感受到这种影响——例如，在关注组织发展的空洞的报告和受到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互助主义者青睐的蒲鲁东主义主题（如合作运动和贷款的替代作用）方面。恩格斯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关切：“这一次法国人真的把代表大会引到自己方面去了，蒲鲁东主义的决议数目毕竟太多。”[48]然而，马克思向恩格斯保证：“但是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召开了代表大会，而不是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们的总报告中，巴黎的聪明人将受到足够的嘲笑。”[49]事情就是这样——这两派的冲突只是被延迟了。
3．互助主义者的失败
蒲鲁东的思想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初期就在法国、瑞士的法语区，瓦隆和布鲁塞尔等地占主导地位。蒲鲁东门徒，特别是托伦 （Tolain） 和弗里布尔 （Ernest Édouard Fribourg） 在1864年的成立大会、1865年的伦敦会议以及日内瓦和洛桑工人代表大会上成功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4年来，互助主义者一直是国际工人协会中最温和的一派。占多数的英国工会并不认同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思想，但也不像蒲鲁东的追随者那样对工会的政策产生影响力。
互助主义者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为基础，主张通过建立生产合作社和中央人民银行来实现工人的经济解放。他们决然敌视任何领域的国家干预手段，反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同时还反对任何攻击性武器的使用。
毋庸置疑，马克思在削弱蒲鲁东主义对于国际工人协会影响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人理论发展的基础，每一次能够在组织内部的重大冲突中脱颖而出，彰显了马克思捍卫这些思想的非凡能力。比如在合作问题上，马克思曾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1866） 中表明，“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和谐的大整体，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的全面状况的变革。除非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自己手中，否则这种变革决不可能实现”，建议工人们“与其办合作商店，不如从事合作生产。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则动摇它的基础。”[50]
然而，工人们自身已经开始质疑蒲鲁东主义的教条了，最重要的是罢工运动的激增使互助主义者确信其观念的错误。无产阶级斗争既表明罢工作为改善当前状况的直接手段是必要的，又表明它增强了工人阶级对于要建构未来社会的阶级意识。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停止了资本主义生产，要求他们的权利和社会正义，从而改变了国际工人协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力量平衡。巴黎的青铜工人、鲁昂和里昂的纺织工人、圣艾蒂安当地的煤矿工人——比任何理论争论更有力——使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领导人深感有必要实现土地和工业的社会主义化。与蒲鲁东相反，正是工人运动证明了将社会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论是不可能的[51]。
1868年9月6日到13日举行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99名参会代表来自法国、英国、瑞士、德国、西班牙（1名代表）和比利时（55名代表）6个国家，终于折断了互助主义者的羽翼。塞扎尔·德·巴普（César De Paepe，1646—1714）提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把这次会议推向了高潮——这是界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一步，不再单纯以个别知识分子的著作而是以跨国际组织的纲领的方式提出。关于煤矿和交通，大会宣称：
1．在一个具有良好组织的社会中，采石场、煤矿场和其他矿场，以及铁路都应该属于整个社会，亦即属于未来的按正义原则组成的国家。
2．国家对采石场、煤矿和其他矿山、铁路的出租，不是由现在的资本家企业，而是由受合同约束的工人企业，以尽可能接近工作支出的价格，向社会保证铁路等的合理、科学的运行。同一份合同应保留国家核查公司账目的权利，以便为垄断企业的重新定位提供可能。第二份合同应该保障每一位企业员工与同事之间的相互权利。
至于土地财产，人们普遍同意：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将产生一种社会需要，即将耕地转变为社会的共同财产，并在与煤矿和铁路有关的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代表国家将土地转让给农业协会。
对运河、公路和通信也有同样的考虑：“考虑到公路和其他通信手段需要一个共同的社会方向，大会认为它们均应继续保持社会公有”。最后，关于环境也做了有趣的描述：
考虑到将森林遗弃给私人，会导致对保护泉水所必需的森林的破坏，当然，也会破坏土壤的良好品质以及危害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会议认为森林应该仍然是社会财产。
[52]
另外，大会再次讨论了战争问题。贝克尔提出了一项决议，随后马克思总结了代表大会公布的决议，声明如下：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消灭战争，因为他们的旨趣就在于最终消灭一切战争，不管是经济战争还是政治战争，个人战争还是民族战争，因为最终他们必须付诸鲜血和劳动为停息两方的战争，不管是赢方还是输方。
[54]
这一次也一样，马克思向恩格斯描述，他对大会的评价大体上是肯定的：“列斯纳说，虽然出席代表大会的几乎全是比利时人（加上法国人），我们的代表很少，但是却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原因是比利时工人不顾他们布鲁塞尔的首领们的反对，在一切决定性问题上都支持了伦敦。”[58]
派遣成员去参加代表大会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该组织在伦敦可支配的资源不多。1869年夏天，马克思非常恼火地对恩格斯说：
昨天总委员会开了一次令人哭笑不得的会议。尽是些要求付钱的信，什么印制会员证的钱、房租钱、欠书记的薪水钱，等等。总之，国际将要破产，所以还丝毫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够派去一个代表……这种情况说明，各地方委员会（也包括各中央委员会）花的钱太多，他们为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开支而向会员收的钱也太多，因此什么也没有给总委员会剩下。然而为了印刷荒谬的致西班牙人的信等等以及干类似的蠢事，倒总是有钱。我们将不得不用书面方式或者口头方式向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声明，我们无法再这样把总委员会维持下去；但是在为我们指定继任人之前，要麻烦他们付清
我们的债务，如果我们的大多数书记不是个人出钱支付
通信费用，这笔债务还要大得多。如果我知道哪个地方的人能使我们不担心他们会拖着我们去干蠢事，我将极其高兴地赞成把中央委员会从这里迁走。这种情况真是令人厌烦。
[59]
1868年9月，马克思回到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表示施韦泽几个月前在汉堡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描述的“拉萨尔全部发明的要点”，即用国家贷款来建立生产合作社，“是从路易-菲力浦时代毕舍在《工场》上所倡导的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纲领中逐字逐句抄来的”[61]。
相反，强烈反对政府有利于社会斗争：“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最需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准的鼓动。这种用官僚主义方式严格训练出来的民族，需要读完‘自助’的全部课程。”[62]
在给施韦泽的信中，马克思更详细地阐述了他与拉萨尔主义的不同。第一个问题是他反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的策略，这是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Buche3z，1796—1850）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提出的口号。基于此，拉萨尔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对马克思而言，工人运动是自由且独立的，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特别是在德国，“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
另一个重要的分歧是拉萨尔主义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僵化。马克思批判了他接触多年的拉萨尔及其同僚，“就象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作为一个宗派的创始人，“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拉萨尔犯了与蒲鲁东同样的错误，即“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对马克思来说，“宗派认为，它存在的权利和它的名誉不在于它自己和阶级运动有共同之处，而在于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63]。他对这种政治的反对再清楚不过了。
在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也与李卜克内西发生了争论。1869年夏天，在德国国会大厦一次演讲过后，马克思向恩格斯评论道：“这个畜生相信未来的‘民主国家’！而且所想到的时而是立宪制的英国，时而是资产阶级的美国，时而又是可怜的瑞士。‘它’丝毫没有革命政策的概念。”[64]
然而除了争论和矛盾，还存在一些积极的发展。1868年底，马克思告诉库格曼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即“对待女工完全平等”。与之相反，马克思抱怨道：“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多情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65]
最后，马克思完全不担心多样性。他充分意识到，“因为同一个国家的 工人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所 以，实际运动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反映出来”。在他看来，“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通过各国支部的各种机关报刊所进行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直接讨论，也将逐步为整个工人 运动创造出共同的理论纲领”[66]。
如果说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开启了国际工人协会的集体主义转向，那么1869年9月5日至12日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则巩固了集体主义，它甚至在法国本土清除了蒲鲁东主义；法国代表也支持如下宣言：“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使其成为共同体的一部分。”[67]这场论战后，法国代表不再是互助主义者了。松了一口气的马克思给他的女儿劳拉写信提道：“我很高兴，巴塞尔代表大会闭幕了，而且会开得还比较好。每当党带着‘自己的全部溃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不安。在登场人物当中谁也没有站在原则高度上，但同上等阶级的愚昧无知比较，工人阶级的过失是微不足道的。”[68]这次大会上的论战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巴枯宁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在竞选和平和自由联盟主席失败后[69]，巴枯宁于1868 年9月在日内瓦创办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2月该同盟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1868年12月22日，巴枯宁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我的老友！……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关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而嘲笑我们当中那些在民族的或纯政治的事业的羊肠小道上迷失了方向的人。我现在做的，正是你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着手的事情……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
[70]
[1] David Ryazanov,'Zur Geschichte der Ersten Internationale', in Marx-Engels Archiv, vol.1(1925), p.171.
[2] David Ryazanov, 'Zur Geschichte der Ersten Internationale', in Marx-Engels Archiv, vol.1 (1925), p.172.
[3] 临近第一国际会议结束时，总委员会成员已经考虑要通过修订国际会议组织章程的决议，这引起了一个关于用“人民”来代替“人”的话题。恩格斯提到“普遍认为人是包括两性在内的一般用语”，他还指出该第一国际对男女都是开放的。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 of the C.C., C.P.S.U.(ed.),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71—1872.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68, p.256.
[4] 引自: G.M. Stekloff,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1928, p.[ii].
[5] 早期成员中甚至有支持共和主义和/或社会主义的秘密社会组织成员，如费城哲学协会（Lodge of Philadelphia）的成员。Julian P.W.Archer,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France,1864—1872.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7,pp.33-5.
[6] Henry Collins and Chimen Abramsky,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London: MacMillan,1965,p.34.
[7] Johann Georg Eccarius to Karl Marx, 12 October 1864, in MEGA 2, vol. III/13, p.10.
[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4 November 1864, in MECW, vol.42, p.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
[9]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大会上，设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来组织该协会的运行。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即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总委员会，此后，这些委员会被简称为总委员会。
[1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4 November 1864, in MECW, vol.42, pp.18 and 17. 由于“身体不适”，马克思未能参加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后续的全体委员会会议。Ibid.，p.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17.
[11] Gian Mario Bravo, "Marx e la Prima Internazionale. Bari: Laterza, 1979, pp.18-19.
[12] Karl Marx, "Karl Marx, 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Marcello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p.73-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14.
[1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Bolte, 23 November 1871, in MECW, vol.44, p.252. 在给波尔特的信件中，马克思解释道：“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32-333.
[1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4 November 1864, in MECW, vol.42, p.18.意思是：“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
[15] Karl Marx to Victor LeLubez,15 February 1865, in MECW, vol.42, p.9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1.马克思在1871年致宪章党领袖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1817—1897）的信中以同样的口吻提道：“在伦敦，我遗憾地说，大多数妇女代表利用她们把我们议会中的职位作为谋求她们自身利益的手段：……为获得下议院的席位不择手段。”Karl Marx to George Julian Harney,21 January 1871, in MECW, vol.44, pp.100-1.
[16] Bravo, Marx e la Prima Internationale, p.165.
[17] Maximilien Rubel,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p.41.“只有神话的需要——如果不是神秘化的话——才能促使他们在这项［政治计划］中看到‘马克思主义’这剂药的成效，也就是说，一种充分实现了的教条，它经由无所不知的大脑从外部强制灌输给一群无组织的懒人一剂社会灵丹妙药。”
[18] Oscar Testut,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Lyons:Aime Vingtrinier,1870.p.310.
[19] The Times,5 June 1871; Oscar Testut, Le lire bleu de l'Internationale.Paris: Lchaud,1871.实际上，国际工人的人数比预计的还要低得多。我们很难做出估计，这对于国际工人领导和研究者也是一项难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在1870年12月20日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上表明：“至于人员名单，公布内部实力确实不太好，因为外界通常会认为真正参与其中的活跃分子总是比真实的要多得多”。Institute of socialism-Leninism of the C.C., C.P.S.U.(ed.),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70—1871.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67,p.96.但是目前的研究状况默认这样一种假设：国际工人的人数在1871—1872年达到顶峰，总数超过了15万；在英国有5万，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超过3万，在瑞士达6000，在意大利约2.5万，在德国大约1.1万（但大部分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再加上欧洲其他国家的几千人和美国的4000人。在那一时期，除了英国工会和德国工人总工会之外，对于缺乏有效管理的工人阶级组织来说，这个数字十分可观。The membership tabl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 Marcello Musto,'Introduction',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p.68.
[20] Collins and Abramsky,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p.70; Jacques D'Hondt,'Rapport de synthese', i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ed.),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L'institute, L'implantation, le rayonnement. Pari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68, p.475.
[21] Collins and Abramsky,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p.289.
[22] Karl Marx,'Resolutions of the Geneva Congress (1866)',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8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3-274.
[23] 见他的日记：Tagebuchblatter aus dem Jahre 1867 bis 1869. Leipzig: von Hirzel, 1901, vol.Ⅷ, p.406.本哈迪（General Friedrich von Bernhardi）称：“据可靠资料”记载，在伦敦存有超过500万英镑的金键供国际工人协会使用。Julius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Nelson, 1966, p.107.
[24] Braunthal, p.108.布朗特尔斯言在这些论文中并没有完整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年收入的相关记载。但是在财务专员威尔·斯蒂普尼（Cowell Stepney）的一份报告中记载了每个成员6年来认捐的中央委员会收入。这些数据是：1865年23英镑，1866年9.13英镑，1867年5.17英镑，1868年14.14英镑，1869年30.12英镑，1870年14.14英镑。最后一份财政报告由恩格斯提交给海牙代表大会，这份报告表明1870-1872年总委员会欠总委员会成员和其他人超过25英镑。在柯林斯（Collins）和阿布拉莫斯（Abramsky）的《卡尔·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中也附上了国际工人协会负债表的复件，参见：Collins和Abramsky,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pp.80-1.
[25] Marx,'Resolutions of the Geneva Congress (1866)',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1.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 19 April 1870, in MECW, vol.43, p.491.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提道：“总委员会不是罗马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63.
[26] Georges Haupt,LI.Internazionale socialista della Comune a Lenir. Torino:Einaudi,1978,p.78.
[2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4 June 1865,in MECW,vol.42,p.16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8.
[2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1 July 1865,in MECW,vol.42,p.1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6.
[29] Karl Marx to Hermann Jung,20 November 1865, in MECW, vol.42, p.40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8-489.
[30] 在这一时期，该党派人数达到近5000人。
[31] Karl Marx to 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13 February 1865，引自：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February 1865，in MECW,vol.42,p.9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7-78。
[3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February 1865，in MECW,vol.42,p.9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88。
[33] Collins and Abramsky,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p.65。
[3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6December1865，in MECW,vol.42,p.20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5。
[3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0March1866，in MECW,vol.42,p.2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2。
[36] Karl Marx to Antoinette Philips, 18 March 1866, in MECW, vol.42, p.2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6.
[37] Marx,'Resolutions of the Geneva Congress (1866)',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p.8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0.
[38] 拉萨尔主张“铁的工资规律”的概念，他关于提高工资的努力是徒劳的，并分散了工人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肩负起夺取国家政权的首要任务。
[39] Marx,'Resolutions of the Geneva Congress (1866)',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p.8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2-273.
[40] Karl Marx,‘The Necessity and Limits of Trade Union Struggle’,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1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11.对马克思来说，清晰地划分政治组织和工会是十分必要的。1869年9月，在与德国工会成员哈曼（Johann Hamann）的对话（Volkstaat,27 November 1869）中，马克思称：“如果工会要实现它们设定的目标，那么它们就不应该隶属于或依赖于政治社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就意味着它们的致命一击。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党派”。Johann Heinrich Wilhelm Hamann,‘Bericht über eine Unterredung von Metallgewerkschaften mit Karl Marx in Hannover am 30. September 1869’, in MEGA 2, vol.121, p.906.
[41] Marx,‘Resolutions of the Geneva Congress (1866)’,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8.
[42]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9 October 1866, in MECW, vol. 42, p. 32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530-533.
[43] Jacques Freymond, 'Introduction', in Henri Burgelin, Knut Langfeldt and Miklós Molnár(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1(1866-1868), Geneva: Droz, 1962, p. x.
[44] Collins and Abramsky,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pp. 290-1.
[4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7 June 1866, in MECW, vol.42, p.28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4.
[4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0 June 1866, in MECW, vol.42, p.28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0-231.
[47] 除了1872年至关重要的海牙代表大会外，马克思一直没有参加其他代表大会。
[48]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11 September 1867, in MECW, vol.42, p.4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9.
[4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2 September 1867, in MECW, vol.42, p.4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2.
[50] Marx, ' Resolutions of the Geneva Congress (1866)',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8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1.
[51] Freymond, 'Introduction', in Henri Burgelin, Knut Langfeldt and Miklós Molnár(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1(1866—1868), p. xiv.
[52] Karl Marx, ' Resolutions of the Brussels Congress (1868)',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d, p.92.
[53] 这可能有赖于比利时支部的转变，即7月联合会成立以后向集体主义方向发展的转变。
[54] Henri Burgelin, Knut Langfeldt等Miklós Molnár(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1(1866—1868), pp.402-3.
[55] Ibid., p.403.
[56] César De Paepe, 'Strike Against War', in Musto(ed.), Workers United, pp.230-1.
[5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6 September 1868, in MECW, vol.43, p.10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43.
[58] Ibid., p.10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43.
[5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4 August 1869, in MECW, vol.43, p.34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38.
[60] Karl Marx to Wilhelm Bracke,24 March 1870, in MECW, vol.43, p.46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68.马克思的女儿珍妮提到想象的第一国际的物质状况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当法国官方媒体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提及发生在科列克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情景时，表明这次罢工运动是“人为”煽动的，罢工的领导曾收到国际工人协会5.5万法郎的资助，珍妮在给她的家庭朋友库格曼的信中提道：“如果这些说法是真的就好了！可惜国际在自己的活动中还赶不上这些可敬的人的出色臆造。”Johann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30 January 1870, in MECW, vol.43, p.55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97
[6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9 September 1868, in MECW, vol.43, p.10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47
[6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6 September 1868, in MECW, vol.43, p.1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57.虽然他拒绝了汉堡代表大会的邀请，却发现了该大会的一些进步迹象，在致恩格斯的信中，他提道：“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中提出了那些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规定标准工作日和工人阶级进行国际合作。换句话说，我祝贺他们放弃了拉萨尔纲领。”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6 August 1868, in MECW, vol.43, pp.89-9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34。
[63] Karl Marx to 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13 October 1868, in MECW, vol.43, pp.13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7-558.真正的信已经丢失了，但幸运的是马克思保留了他的草稿。
[6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0 August 1869, in MECW, vol.43, p.3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40.
[65] Ka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12 December 1868, in MECW, vol.43, pp.184-5. 马 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71.
[6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5 March 1869, in MECW, vol.43, pp.235-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55.
[67] Henri Burgelin, Knut Langfeldt and Miklós Molnár (eds),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vol.Ⅱ(1869—1872). Geneva: Droz,1962, p.74.
[68]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25 September 1869, in MECW, vol.43, p.355.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20-621.
[69] 针对这个组织，马克思写道：“还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您竟欢迎和平同盟。要知道，这（我指的是和平大会）是一种活动着的怯懦精神。让他们在柏林和巴黎进行抗议吧，如果他们由于胆小而不敢这样做，那他们就不要用暧昧不明的、徒劳无益的、虚张声势的示威举 动来欺骗公众。”Karl Marx to Auguste Vermorel,27 August 1867, in MECW, vol.42, p.4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7.关于1867年的代表大会的情况，马克思对恩格斯说：“和平代表大会组织者当中的蠢驴们……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纲领，并在新的、民主得多的纲领中甚至添上了‘经济利益和自由相结合’的话，这句含糊不清的话也可以表示一般的贸易自由。”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4 September 1867, in MECW, vol.42, p.4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3.
[70] Mikhail Bakunin to Karl Marx, 22 December 1868, 引自: James Guillaume, L' internation, Documents et Souvenirs (1864—1878), vol. I.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9, p. 15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January 1869, p.201.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持平，校。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505.
[71] Mikhail Bakunin, ' Four Anarchist Programmes', in Arthur Lehning (ed.),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3, p.174.这本书提供的翻译是不正确的，具有误导性。见《第一国际的虚假分裂》（Fictitious Splits in the Internationa）, 恩格斯和马克思引自巴枯宁的原文（'légalisation politique, économique et socials des classes'），参见：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 Against Sectorianism',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p.287-9.
[72] Edward Hallett Carr, Michael Bakunin. New York: vintage, 1961, p.392.
[73] 根据卡尔称：“木马已进入特洛伊城堡”（the wooden horse had entered the Trojan citadel"）,参见: Carr, Michael Bakunin, p.374.
[74] Karl Marx,' On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p.16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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