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的晚年岁月（2020）
序幕：“斗争！”
1880年8月，一位具有先进观点的美国记者约翰·斯温顿（John Swinton,1829—1901）开始了他前往欧洲的旅程。[1]在那里，他到访了拉姆斯盖特，这是英格兰肯特郡的一个沿海小镇，距离英格兰东南尽头几公里。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要为他供职的纽约《太阳报》对当时已经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尔·马克思进行一次专访。《太阳报》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大众读物之一。
尽管马克思出生在德国，但在法国、比利时和普鲁士政府镇压革命运动（1848—1849）之后，他被这些国家驱逐，自此以后他就没有了国籍。当马克思在1874年申请加入英国籍时，他被拒绝了，因为一份伦敦警察局的报告诬陷他为“恶名昭著之德国鼓动家，国际工人协会首领与共产主义理论捍卫者”“该人对其君其国不忠”[2]。
十多年来，马克思一直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记者。1867年，他发表了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资本论》；从1864年开始的八年时间里，他一直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物；1871年，他的名字出现在欧洲最受欢迎的报纸上，当时他在《法兰西内战》（1871）一文中捍卫了巴黎公社，反动媒体将他命名为“红色恐怖博士”[3]。
1880年夏天，马克思和家人在拉姆斯盖特，医生命令他“任何形式的工作都不要做”，[4]“什么也不做以恢复神经系统”。[5]他妻子的健康状况比他更糟糕，燕妮·冯·威斯特法伦（Jenny von Westphalen, 1814—1881）患有癌症，她的病情“突然恶化到病终的程度”。[6]斯温顿在19世纪60年代一直担任《纽约时报》的主编，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马克思。斯温顿对马克思抱以同情，并对他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绘。
在个人形象上，斯温顿将马克思描述为“那位亲切而温厚的60岁的人有着硕大的头、和善的面容、长而密的蓬松花白头发”，他充满生活乐趣，“在做外公的艺术方面和维克多·雨果比起来也毫不逊色”。[7]他的谈话“那样无拘无束、那样广博、那样富于独创之见、那样锐利、那样真挚，而且是辛辣老道，妙趣横生，奔放爽朗”。这让斯温顿想起了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方式和语言艺术。他还注意到马克思“既不追求表面效果，也不追求荣誉；对庸俗的吹吹拍拍丝毫不感兴趣，也丝毫无意追求权力”。[8]
然而，这并不是斯温顿向读者描述的马克思的全部。1880年9月6日，刊登在《太阳报》头版上的采访稿主要呈现的是马克思面向公众的一面：“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在过去40年中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着不可思议的然而无疑是强大的作用。”斯温顿写道：“他从容不迫，不知疲倦，具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学识和超群的智慧；他满怀深远的谋略、逻辑的方法和实际的目标。正是这位卡尔·马克思，他过去和现在促成的地震般的大动荡多于包括朱塞佩·马志尼在内的欧洲任何人。这些地震般的大动荡震撼了多少民族，摧毁了多少王座，如今又使多少帝王和官高爵显的骗子心惊胆战、变颜失色！”[9]
通过与马克思的交谈，这位来自纽约的记者确信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沉思时代”的人，马克思深邃的目光遍布“从涅瓦河到塞纳河，从乌拉尔山到比利牛斯山，他都在为新的纪元准备条件”。马克思之所以给斯温顿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马克思具有“考察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揭示社会表面和现象背后的特点、发展和关键性人物”的能力。马克思“接着谈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和人民运动—俄国的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德国的思想发展，法国的积极行动和英国的停滞不前。他寄以希望地谈论俄国，富有哲理地谈论德国，欢快地谈论法国，忧郁地谈论英国，轻蔑地提到英国议会里的自由党人花那么多时间搞的‘原子论改革'”。[10]马克思对美国的了解让斯温顿感到惊讶，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马克思先生正注视着美国事态的发展，他关于某些构成美国社会的主要力量的看法很能发人深思。”
在一系列热烈的讨论之后，当天下午，马克思提议“沿着海岸到海滨浴场去”并去见见他的家人，斯温顿称这是“总共大约十来个人”的一次愉快聚会。夜幕降临时，马克思的女婿沙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9—1903）和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继续陪伴着两人；“谈话涉及到世界、人、时代和思想，我们的碰杯声在海上回荡。”这位美国记者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思考着现今时代和过去时代的空虚和苦痛”，他沉浸在“白天的谈话和晚间的活动”中，鼓起勇气向他面前的这位伟人提出了一个“涉及存在之最终规律”的问题。在人们沉默下来的时候，他向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存在？”斯温顿感觉到马克思“眼望着我们面前咆哮的大海和岸上喧闹的人群，一瞬间好像陷入了沉思”。最后，马克思严肃而郑重地回答道：“斗争！”
起初，斯温顿以为他在那个回答中听到了“绝望的回声”。然而，他后来意识到：“斗争”确实是人类一直试图理解的“生命法则”[11]。
[1] 参见 Sender Garin,“John Swinton,Crusading Crusading Editor,”in Three American Radicals：John Swinton,Charles P.Steinmetz and William Dean Howells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第1—41页。
[2] 参见警方报告“卡尔·马克思关于归化英国的声明”，MECW,24：564。
[3] 参见卡尔·马克思1877年9月27日写给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的信， MECW，45：278;MEW,34：296。
[4] 参见卡尔·马克思1880年6月27 日写给费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Ferdin and Domela Nieuwenhuis）的信,MECW,46：16;MEW,34：447。
[5] 参见卡尔·马克思1880年9月12日给尼古拉·丹尼尔逊的信,MECW,46： 0; MEW,34：463。
[6] ibid.;ibid.
[7] 卡尔·马克思：“《太阳报》记者约翰·斯温顿的采访记录”，1880年9月6日，MECW,24：585;斯温顿（John Swinton）：“对卡尔·马克思的采访”。刊登在《太阳报》上,MEGA,I/25：442—443。
[8] ibid.,MECW,24：583;ibid.,MEGA,I/25：442.
[9] ibid.,MECW,24：583;ibid.,MEGA,I/25：442.
[10] ibid.,MECW,24：584;ibid.,MEGA,I/25：442.
[11] Ibid.,MECW,24：585;ibid.,MEGA,I/2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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