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的晚年岁月（2020）

第一章 新的研究视野


一、梅特兰公园路上的房间
二、新的理论探索
三、关于人类学、古代社会和数学的笔记
四、世界公民


一、梅特兰公园路上的房间


　　1881年1月，在接受约翰·斯温顿采访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这位胡子几乎全白的男人坐在伦敦北部的一处小房间里，翻看一堆书籍并仔细记录下最重要的段落。这就是马克思，他正以极大的毅力继续推进自己的人生目标：为工人运动提供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身体，留下了几十年来坚持每日阅读和伏案写作的痕迹。他的背上和身体的其他部位留下了可怕的疖子带来的伤疤，这些疖子是他在为《资本论》艰苦工作的那些年里长出来的。他的精神还承受着艰难困苦生活的伤害，但对统治阶级的掌权人物和政治对手的打击，使得他的精神得到满足，因而身体上的创伤就会得以减轻。
　　在冬天，马克思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因为身体的衰老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以往拥有的旺盛精力。他的妻子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但他仍然是卡尔·马克思，他带着一如既往的激情，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马克思一直沿用他在大学早期的方法：一如既往的严格缜密以及毫不妥协地批判现实。
　　多年来，马克思坐在一把木制扶手椅上，日复一日地一直工作到深夜。“在房间正中光线最好的地方，是一张非常朴素的小小的写字台（三英尺长两英尺宽）”[1]，只摆放了一盏绿色台灯、几张信纸和他当时正在写的几本书。除此之外，马克思再没有别的需要了。
　　马克思的书房在二楼，有一扇可以俯瞰花园的窗户。在医生禁止他吸烟之后，房间里烟草的气味完全消失，但是他多年来一直使用的陶制烟斗仍然留在那里，使他回想起那些剖析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时度过的不眠之夜。
　　一排密不透风的书架遮住了墙壁，里面存放的书籍和报纸比人们想象得要多。马克思的藏书室不像具有同样地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藏书室那样气派—当然他们也富有得多。在他最贫困的那些年里，他主要利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资源，但后来他设法收集了近2000册藏书。[2]马克思的藏书中最大的一部分是经济学书籍，但也有许多政治理论、历史研究（尤其是法语）和主要来自德国传统的哲学著作，也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品。这些书籍在语言的分布上也符合这种学科的多样性，德语图书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英语图书约占四分之一，而法语图书的数量略少，也有其他语言的作品，如意大利语。从1869年开始，马克思开始学习俄语，这是为了研究沙皇俄国发生的变化，因而斯拉夫字母的书籍也占据了他藏书的相当一部分。
　　马克思的书架上不仅仅有学术类的著作。《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匿名记者在1878年参观了马克思的书房，他描述了书房的内容：“一般说来，观察一个人读了哪些书就可以对他作出判断。如果我告诉你，你随意在书架上扫一眼就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莫里哀、拉辛、蒙田、培根、歌德、伏尔泰、潘恩的著作，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蓝皮书，[3]以及用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撰写的政治哲学著作，等等；你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了。”[4]
　　保尔·拉法格对马克思的广泛兴趣和渊博知识也做了类似的描述。他的结论是：“如果你想真正了解马克思精神生活的深处，就必须知道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房间。”拉法格曾写道：“他能背诵海涅和歌德的许多诗句，并且常在谈话中引用他们的句子；他经常研读诗人们的著作，从整个欧洲文学中挑选诗人，他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5]的希腊原文作品，把这位作家和莎士比亚当作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但丁与罗伯特·彭斯也是他所喜爱的诗人。……他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小说，特别是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现代小说家中，他喜欢保尔·德·科克、查理·利弗尔、亚历山大·大仲马和沃尔特·司各特，他认为司各特的长篇小说《清教徒》是一部典范作品。他特别喜欢探险故事和幽默的短篇小说。他认为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是超群的小说家。他把《堂·吉诃德》当作衰落的骑士制度的史诗，骑士的德性在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世界中已显得荒诞和可笑了。他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经计划在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就动手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最重要著作《人间喜剧》的评论文章。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许多在路易·菲利普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三世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马克思能够阅读欧洲一切国家的文字……他喜欢这样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当他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但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已经能够津津有味地阅读俄国诗人和散文家的著作了，他特别敬爱普希金、果戈理和谢德林。”[6]
　　拉法格还反复强调马克思与其著作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著作是他思维的工具，而不是奢侈品。马克思常说：“它们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马克思“常折叠书角，画线，用铅笔在页边空白上做满记号。他不在书里写批注，但当他发现作者言过其实的时候，就常常忍不住要打上一个问号或一个惊叹号。画横线的方法使他能够非常容易地在书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7]马克思如此关注书籍，以至于他把自己定义为“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注定要吞食这些书籍，然后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箱”。[8]
　　马克思的藏书里也有他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最终没有他计划写得那么多，而且由于他高强度的脑力创作，有些作品最终没有完成。他的藏书中有《神圣家族》（1845）和《哲学的贫困》（1847）的副本，自然也少不了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8），尽管它是在1848年革命前夕及时出版，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广泛流传。政治文本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和他的辩论小说《帕默斯顿勋爵的生平故事》（1853—1854）放置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或《18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1857）等时事小册子的旁边，以及相对不那么显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和《文格特先生》（1860）。在马克思最引以为豪的著作中，也有当时已经译成俄文和法文的《资本论》，还有国际工人协会最重要的发言和决议。他把年轻时编辑过的论文和期刊的副本如《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iicher）,以及1849年5月之前的最后一期用红墨水出版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和随后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月刊副本（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打包放在某处。马克思的藏书还有几十本笔记，里面有摘录和未完成的手稿—尽管大部分都被放在了阁楼里，其中容纳了他一生中不同时期开始但从未完成的所有项目。这一大堆文本中的一些被遗弃在“老鼠牙齿的批判”之中[9]，包括很多散落的笔记本和对开本。[10]这些论文包括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它们是20世纪最为广泛阅读和激烈辩论的两本理论著作。马克思绝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未完成的作品公之于众，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将半生不熟的遗留于身后。[11]因为，对于这些手稿的出版他肯定会感到惊讶，并对这些作品受到的公众关注持反对态度。然而，最庞大也最重要的手稿是与《资本论》草稿有关的手稿，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延伸到1881年他的最后一部笔记[12]。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信件过去被称为“党的档案”，但实际上它们都保存在恩格斯的家里。
　　在马克思拥挤的书房中间有一张皮沙发，他常常躺在沙发上休息。他惯常的放松方式之一就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事实上，根据拉法格的说法，“他在书桌前稍坐一会儿，就能把他漫步时所想到的东西写在纸上”。他回忆说，马克思也“非常喜欢谈话时来回走动，只有当话题非常活跃或特别重要的时候，他才时而停下来”。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致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穿过草地的一条小路一样。另一位经常来拜访的人说，马克思“每当对讨论感兴趣时，就习惯在房间里活跃地走来走去，就好像是在帆船甲板上走来走去锻炼身体一样”[13]。另有一张桌子放立在马克思的书桌前。偶尔来访的人会对桌面混乱的文件感到困惑，但任何熟悉马克思的人都知道，这种混乱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需要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即使在谈话时，他也常常停下来，指出书中有关的引文或数字。他与他的书斋已融为一体，其中的书籍与文件就像他自己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14]
　　最后一件家具是一个大五斗橱。他在五斗橱上放置了一些他所珍视的人的照片，比如给《资本论》题献的威廉·沃尔夫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书房里还有一尊朱庇特主神的半身像和两块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riz,1646—1716）故居的墙面，这两件礼物都是马克思的医生兼多年的挚友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1828—1902）送给他的，库格曼在1867年圣诞节和1870年马克思52岁生日之际把它们送给马克思，而当时的莱布尼茨—这位德国18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在汉诺威的房子被拆除了。
　　马克思和他的家人住在伦敦北部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一座小房子里。1875年，他和家人搬到这里，租了更大更贵的房子。[15]当时，核心的家庭成员包括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他们最小的女儿爱琳娜（Eleanor Marx,1855—1898）,以及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近40年的忠诚的家庭女教师海伦·德穆特（ Helene Demuth,1823—1890）。家里还有三条狗，马克思非常喜爱它们。托蒂、威士忌还有第三条不知道名字的狗，它们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品种，但确实是家庭中重要的成员。[16]马克思还有另外两个女儿，燕妮·龙格（ Jenny Marx Longuet,1844—1883）和劳拉·拉法格（ Laura Lafargue,1845—1911）,但她们结婚后就不再和马克思住在一起。
　　1870年，恩格斯从商界退休，离开曼彻斯特的家，他住在摄政公园路122号，距离马克思的家不到1公里，他自1844年起就和马克思一起经历了政治斗争，并建立了最真挚的友谊。[17]
　　由于马克思的身体健康问题，多年来他的医疗顾问完全禁止他通宵工作。[18]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了完成《资本论》的写作。自1867年第一卷出版以来，《资本论》第二卷一直在写作之中。
　　马克思还批判性地关注了当时世界所有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事件，试图预测这些事件可能会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产生的新情况。最终，百科全书式的头脑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驱使他不断更新知识，紧跟最新的科学发展。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马克思在他的几十个笔记本里记满了笔记和无数卷关于数学、生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农学、化学和物理学的摘录；除了期刊文章，他还查阅了议会记录、统计资料、政府报告以及与蓝皮书类似的出版物。他用多种语言进行这些研究的时间很少被中断。甚至恩格斯也为此表示担忧：“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说服马克思离开了自己的房间”。[19]除了一些特殊情况，马克思只在通常的休息和会客时间才停止工作。
　　下午晚些时候，马克思会穿上大衣前往附近的梅特兰公园（Maitland Park）,他喜欢和外孙约翰尼·龙格（Johnny Longuet,1876—1938）在那里散步，或者去稍远的汉普斯特德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 Park）,他和家人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周日。马克思小女儿的朋友—女演员玛丽安·科明（Marian Comyn,1861—1938）简要地描述了她经常看到的场景：“很多时候，当我和爱琳娜·马克思坐在客厅炉火前的地毯上，在暮光之中交谈，我们会听到前门轻轻地关上，随后，博士的身影就会从窗前走过，他披着黑斗篷，戴着软毡帽（正如他女儿所说，他看上去简直像要去指挥合唱团），直到夜幕降临才回来。”[20]
　　马克思的另一放松方式是参加道勃雷俱乐部的会议，这个俱乐部的名字来源于威廉·莎士比亚的《无事烦恼》中的一个角色。[21]马克思的活动包括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恩格斯以及女儿的朋友们准备晚餐。[22]
　　马克思对他那些夜晚的感受加以自嘲，和他用来摧毁他的理论对手的讽刺一样尖锐：“真是怪事，没有社交根本不行，而当有社交的时候，又想竭力回避。”[23]马克思的家庭面临的困难并没有阻碍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访问者开放。访客们前来与这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和著名的革命家进行面对面的交谈。1881年的访问名单包括克里米亚出生的尼古拉·西贝尔（Nokolai Sieber,1844—1881）、莫斯科大学教授尼古拉·卡布卢科夫（Nokolai Kablulkov,1849—1919）、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德国记者路易·维雷克（Louis Viereck,1851—1921）、一直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弗里茨切（Friedrich Fritzsche,1825—1905）和俄国民粹主义者利奥·哈特曼（Leo Hartmann,1850—1908）。其他经常光顾梅特兰公园路的人还有卡尔·希尔施（Carl Hirsch,1841—1900），他是一名与社民党有联系的记者；当年早些时候在英国建立民主联邦的亨利·迈尔斯·海德门（Henry Hyndman,1842—1921）；还有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一位来自布拉格的年轻社会主义者，他来到伦敦，通过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系加深了自身的政治知识，他注定会成为工人运动中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
　　任何一个与马克思接触过的人，都无法抗拒他的人格魅力，无一例外地被他的精神状态所打动。苏格兰政治家茅茨图华特·埃尔芬斯冬（Mountstuart Elphinstone,1829—1906）在1879年初见马克思，他发现马克思的目光相当严厉，但是他的整个表情却令人愉快，“这绝不是一个习惯在摇篮里吓唬婴儿的绅士的表情—我敢说，警察对他的看法是这样的”[24]。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也被马克思的人格和谦逊所震撼：“我本以为认识的是一位多少有些压抑、过于激动的老绅士；现在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面前，他深邃的眼睛里流露着友好的微笑，他的言谈充满了慈爱。”[25]
　　考茨基回忆说，“马克思有一副家长般的威严面孔”[26]，他微笑着，“温柔的微笑，几乎像是父亲的微笑”[27]，与“总是穿着讲究”的恩格斯不同，他“对外在形象漠不关心”。[28]
　　玛丽安·科明很好地描述了马克思的气质：“（他的）个性非常刚毅和沉着。他的脑袋很大，长着灰色的长发，与蓬乱的胡须和小胡子相衬；那双黑眼睛虽然不大，却机敏、锐利、辛辣，带着幽默的光芒……作为一名观众，他是令人愉快的，从不批评，总是对任何正在进行的娱乐感兴趣，当他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时，他就大笑起来，直到他的眼泪流下来—他的年纪最大，但精神上却和我们一样年轻。”[29]
　　马克思的家经常是熙熙攘攘的，他的信箱里也总是塞满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信件。寄信人希望就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同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人磋商，并就具体的决定或行动方针征求他的建议。
　　马克思生活在阴雨连绵的英国。正如他在1881年2月写给尼古拉·丹尼尔逊（Nokolai Danielson,1844—1918）的信中所说，尽管他“从拉姆斯盖特回来后，健康状况总体上有所改善，但持续数月的恶劣天气”使他“长期感冒和咳嗽干扰睡眠”。[30] .
　　不幸的是，那年冬天，燕妮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随着春天的到来，马克思不得不请来一位新的家庭医生布莱恩·唐金（Byran Dokin,1842—1927），希望为他的妻子找到治疗方法。
　　马克思告诉他的俄国朋友丹尼尔逊另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1880年7月，法国政府赦免了数百名为躲避遭到1871年巴黎公社镇压而逃到国外的革命者。尽管这一消息本身使马克思感到振奋，但家人的分离却不可避免地令他痛苦。因为与他的大女儿燕妮结婚了10年的丈夫，法国记者和公社成员沙尔·龙格成为由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创办的激进日报《正义报》的联合编辑，因此可以带着他的孩子们回到法国首都。这次离别给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带来了无尽的伤感，因为他们的三个外孙是他们生活中取之不竭的快乐源泉。[3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克思和妻子不断地意识到孩子们的离开带来的痛苦。马克思时而高兴，时而忧郁，他总是在给燕妮的信中打听孩子们的消息：“你们走了以后，这里就变得寂寞起来了—你不在了，琼尼、哈拉和‘茶！'先生[32]不在了！我听到与我们的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33]
　　1881年4月底，当大女儿燕妮生下马克思的第四个外孙时，马克思开玩笑地祝贺她，并写道，他期望这个“新来的人”能增加人类“最美好的一半”。他还说：“而我却宁愿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生的孩子们是‘男'性。他们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
　　在这些思虑中，马克思对政治的希望、关切和遗憾混杂在一起。第一种遗憾完全出于个人原因，来自于马克思本应该在巴黎帮助他的女儿，而如今她过着艰苦的生活，这使马克思想起了他长期忍受的那种生活。在马克思给她的信中，马克思转达了他妻子对“一切可能的美好事情”的愿望，但是他没有看到“愿望”在“除了掩饰一个人无能为力之外对任何事情的用处”。第二种遗憾就是他在政治上的遗憾，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见证国际工人运动的崭新而富有热情的斗争：“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34]
　　不幸的是，所有的问题都越来越糟糕。1881年6月初，马克思告诉斯温顿，他妻子的病“越来越要命”[35]。他自己也继续遭受新的疾病折磨，由于一条腿患有风湿病，他不得不忍受“洗土耳其浴”的痛苦。[36]他还经历了一场令人讨厌的“永恒的”寒冷，尽管现在似乎“很快就过去了”。他非常想念他的大女儿和外孙们：“其实没有一天我不想念你和可爱的孩子们。”他送给琼尼一本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列那狐》（1794）,并询问“有人读这本小书给他听吗？”。[37]
　　1881年上半年，马克思就是在这些困难中度过的，而下半年的情况将会更糟糕。

二、新的理论探索


　　1879年9月，马克思以极大的兴趣收藏并阅读了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Maksim Kovalevsky,1851—1916）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1879），他称柯瓦列夫斯基是其“学术上的朋友”之一。[38]他进行摘录的部分，主要是关于外国殖民统治下国家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他总结了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英国人在印度、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所制定的各种形式的占有权。[39]
　　在考察拉丁美洲、印度、阿尔及利亚三个地理区域时，马克思首先联系到前哥伦布文明。他观察到，随着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建立“农村人口一如既往地拥有共同的土地，但同时必须以支付给统治者的实物形式减去部分收入”。根据柯瓦列夫斯基的说法，这一过程以牺牲公有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利益为代价，为大庄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共土地的解体只会因西班牙人的到来而加速。[40]殖民帝国的可怕后果（对印第安人的原始灭绝政策）遭到了柯瓦列夫斯基和马克思的谴责（他又亲自补充说，“在西班牙人掠夺了他们在那里发现的黄金后，印第安人则注定要在矿上工作”）。[41]在这部分摘录的最后，马克思注意到，“农村公社（在很大程度上）存续”的部分原因是“不像英属东印度群岛，那里没有立法规定让部落成员可以出售土地”[42]。
　　在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录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他特别关注书中重塑当代印度和印度王公的共同土地所有权形式的部分。通过柯瓦列夫斯基的文本，他发现，即使在英国人引入土地分割制度之后，集体的形式仍然存在，“某些联系仍然存在，让人不禁联想起早期村社拥有土地的群体”[43]。尽管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怀有不满，但他对柯瓦列夫斯基历史叙述中的某些方面仍持有批判态度，这些叙述错误地将欧洲的背景投射到印度。在一系列简短而详细的评论中，他指责柯瓦列夫斯基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同质化。因为尽管“政府机关之外的农业—绝不仅仅是封建主义，就像罗马所证实的那样—在印度也发现了这种委身（commendatio）”[44]，这并不意味着“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在那里发展起来。在马克思看来，“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45]。此外，“根据印度法律，统治权力不接受子女之间的分割，因此欧洲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被阻隔”[46]。综上所述，马克思对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语境之间转换诠释范畴抱有高度怀疑态度。[47]他从柯瓦列夫斯基的文本中获得的更深刻见解将通过他对其他有关印度历史著作的研究而得到整合。
　　关于阿尔及利亚这一地理区域，马克思强调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共同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性，也强调这些土地所有权带来的变化的重要性。他从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那里抄录：“（在法国资产者看来），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是政治和社会领域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把公社所有制‘这种支持人们头脑中的共产主义倾向的形式'（1873年国民议会中的辩论）继续予以保留，无论对殖民地或者对宗主国都是危险的”。[48]他还从《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中摘取了以下观点：“首先是作为削弱经常准备起义的被征服部落的手段，其次是作为把地产从土著手中进一步转移到殖民者手中的唯一途径。这个政策，法国人从1830年到现在尽管历届政府彼此取代，却始终不渝地奉行着。手段有时改变，目的始终是一个：消灭土著的集体财产，并将其变成自由买卖的对象，从而使这种财产易于最终转到法国殖民者手中。”[49]
　　对于1873年左翼共和党人儒勒·瓦尼耶（Jules Warnier,1826—1899）提议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立法，马克思赞同柯瓦列夫斯基的主张，即其唯一目的是“欧洲殖民者和投机商对当地居民的土地进行征用”[50]。法国人的厚颜无耻甚至达到“直接抢劫”或将其转化为“政府财产”的地步。[51]这个过程旨在造成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消除当地民众抵抗的危险。马克思再次通过柯瓦列夫斯基的话指出：“建立私有制，让欧洲殖民者迁居到阿拉伯氏族中去，将是加速氏族团体瓦解过程的最有力手段……在最近的将来，将用皇帝敕令规定：（1）确定属于每一氏族的土地的地界；（2）将所有氏族占有地在各个家庭之间进行分配，不宜耕种的土地除外，这些土地应当仍然是各个家庭的共同财产。”[52]马克思评论说，这种“通过把土地所有制个人化”不仅为人侵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达到“政治的目的—消灭这个社会的基础”。[53]
　　马克思的观点以及他在柯瓦列夫斯基文本摘录中加入的少量但直率的对欧洲殖民政策的谴责表明，他拒绝相信印度或阿尔及利亚社会注定走上欧洲的发展道路。[54]柯瓦列夫斯基认为，土地所有权会遵循欧洲的先例，就像遵循自然法则一样，从公有到私有，而马克思则认为，集体财产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以存在，而且肯定不会因为历史发展而必然会消失。[55]
　　通过对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研究，马克思考察了印度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并在1879年秋至1880年夏编写了一系列《印度史编年稿（664—1858）》。这些文献纲要，涵盖了1000多年的历史，摘录自许多书籍，特别是罗伯特·塞维尔（Robert Swell,1845—1925）的《印度历史分析》（1870）和蒙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顿（Mountstuart Elphinstone,1779—1859）的《印度史》（1841）。
　　马克思把他的笔记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穆斯林征服印度时期，始于664年第一次阿拉伯入侵到16世纪初。第二个时期覆盖了莫卧儿帝国的历史，由札希尔丁·穆罕默德·巴布尔于1526年创立并一直延续到1761年；也简要地介绍了外国对印度的入侵以及4页纸的从1497—1702年欧洲商业活动纲要。马克思从塞维尔的书中抄录了孟加拉首位纳布尔和新税制的设计者穆尔希德·库利汗（Murshid Qulikhan,1660—1727）的一些具体观点，并将印度的制度描述为“一种肆无忌惮的勒索和压迫制度，由此产生了大量孟加拉税收的盈余，这些税收按时送到了德里”[56]。根据库利汗的说法，正是这些收入维持了整个莫卧儿帝国的运转。第三个时期也是最实质性的一个时期，涵盖了从1725—1822年的历史，涉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主要事件、日期和名称的抄写，而是更为详细地跟踪了历史事件的进程，特别是关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第四个时期也是最后一组笔记致力于记载1857年的印度军队起义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垮台。
　　在《印度史编年稿（664—1858）》中，马克思几乎没有给他的个人思考留出空间，但他的旁注为我们了解他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些人侵者经常被称为“英国狗”[57]“篡位者”[58]“英国伪君子”或“英国人侵者”[59]。相比之下，印度的抵抗斗争总是伴随着团结一致的表现形式。[60]马克思总是用“起义者”代替塞维尔的“叛乱者”，这并非偶然。[61]他对欧洲殖民主义的谴责非常明确。
　　马克思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土著社区的社会组织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从民族学家理查德·贝内特（Richard Bennett）关于“澳大利亚中部的一些记述”（1880）中，他获得了必要的批判知识，用来对付那些认为土著社会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文化的人。他还阅读了《维多利亚评论》（The Victorian Review）中有关澳大利亚经济状况的其他文章，包括“澳大利亚的商业未来”（The Commercial Future of Australia,1880）和“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rtheast Australia,1880）。
　　从1879年秋季开始，马克思展开了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但一种永不停歇的求知欲驱使他不断更新某些在19世纪下半叶获得重大发展的新领域的知识。为了迎接挑战，马克思从新近出版的书籍中摘录了大量的内容，比如劳尔·梅耶（Lothar Meyer,1830—1895）的《现代化学理论及其对静态化学的意义》（1872），《科学新概念之后的简明化学教程》（1873）第四版，以及两卷本的《化学论》（1877—1879），这两本书均由亨利·罗斯科（Henry Roscoe,1833—1915）和卡尔·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1834—1892）合著，后者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老朋友和伙伴。马克思还阅读了肖莱马的《碳化合物化学教程，或有机化学》（1874），并从威廉·库恩（Wilhelm Kühne,1837—1900）的《生理化学教程》（1868）中抄录了一些观察结果。马克思使用这些资料绘制了大量的有机和无机化学的图表和概况表，[62]他特别关注金属、碳和分子理论。
　　与此同时，马克思阅读了物理学、生理学和地质学的著作，并按照他通常的方式进行摘录。
　　1880年，马克思研究了柏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国家社会主义的捍卫者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1835—1917）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76）。按照他的习惯，马克思从该书的主要部分中摘录了一些内容，并在此过程中添加了一系列有份量的批判性评论。在这些“旁注”中，他注意到，即使是在被他讽刺地称为“学术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的假想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几乎不会改变。因为“国家本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矿山、森林等的开发，其产品是一种商品，因此具有其他商品的特殊性”[63]。
　　这些笔记的另一目的是为了证明瓦格纳并不理解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因此，他无法将马克思的理论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理论区分开来，后者“只把劳动作为价值量大小的衡量标准”。[64]根据瓦格纳的观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应该“源自价值的概念”。[65]而对马克思来说，它们应该以“一个具体的对象：商品”为基础来分析。[66]
　　瓦格纳宣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67]。马克思对此提出异议，并强调，瓦格纳“不应当要我来提出这类未来社会设想的证据”，而是“应该先证明”，社会生产过程“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很多公社（古代印度的公社、南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等）内，是不存在的”。[68]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原始社会中，生活资料是共同生产的，并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公共产品直接满足了社会成员和每个生产者的基本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社会特性，使用价值，就在于它（共同的）公共特性”。[69]
　　马克思还反对瓦格纳的其他论断：例如，“资本利润实际上也是……一种‘构成'的价值元素，而不像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从工人身上克扣出来的，或者是对工人的‘掠夺'。”作为回应，马克思强调：“他已经‘详细论证'资本家不仅‘克扣'或‘掠夺'，而且‘强制剩余价值的生产'。”“克扣”和“剩余价值生产”是不同的，资本家通过向“工人支付其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获益。这是资本家在“这种生产方式”[70]下的“权利”，并不违反“与商品交换相对应的法律”。[71]无论如何不能表明—如瓦格纳所假设的那样—“资本利润”是“价值的构成要素”。[72]
　　马克思进一步引用了瓦格纳似是而非的陈述：“马克思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于，把这种经济[73]看作是暂时的，而相反，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把奴隶制经济看作非暂时的。”[74]对于这名巴伐利亚经济学家来说，“如果现在的国民经济组织及其法的基础”—“土地的私有制和资本等等被看作是基本上不应变化的制度”。[75]相反，对马克思而言，它们只是一种历史生产方式，因此可以被完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所取代：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三、关于人类学、古代社会和数学的笔记


　　只要环境和身体状况允许，马克思就会坚持继续工作。与一些传记作家声称的马克思对知识的求知欲和理论的敏锐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逐渐消退的说法相反，他不仅继续自身的理论研究，而且将其拓展到新的领域。[76]
　　1880年2月，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一堆糟糕的阅读欠债正摆在我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新研究的投入以及“努力读完来自不同国家，尤其是美国寄来的大量蓝皮书”的决心。[77]
　　1880年12月至1881年6月，马克思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另一门学科：人类学。他从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1818—1881）的著作《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1877）开始研究。该书是俄国民族学家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从北美旅行带回来的，在其出版两年后寄给了马克思。
　　让马克思印象最深刻的是，摩尔根将生产和技术因素视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于是马克思编撰了一本100页的汇编，这些构成了我们所知的《人类学笔记》（1880—1881）的大部分内容。[78]它们还包含了其他著作的摘录：律师兼印度尼西亚专家詹姆斯·莫尼（James Money,1818—1890）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作者约·布·菲尔（John P hear，1825—1905）是锡兰最高法院院长；历史学家亨利·梅恩（Henry Maine，1822—1888）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总共又有100页。[79]马克思对这些作者的比较评价让人们感觉到，他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编纂了这些资料，并试图真正掌握这些资料。
　　在之前的研究中，马克思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章节以及《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过去的社会经济形式进行了广泛考察和评论。1879年，马克思阅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共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进一步明确了自身的研究主题。但只有在《人类学笔记》中，他才真正进行了最为全面和最新的研究。
　　马克思开展新的研究旨在拓宽对世界历史时期、地理区域以及他认为对继续批判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主题的认识。这些研究不仅使马克思获得了有关远古时代社会特征和制度的具体信息，而且使他掌握了其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写作手稿时所缺乏的资料，同时也获取了当时最杰出学者的最新理论。
　　马克思致力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同时，也投身于研究这些较为耗费时间的人类学问题。他这些严谨的理论和政治学说是服务于新的社会模式的重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生产方式将彼此相继。马克思尤为关注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他相信这将为他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提供更坚实的历史基础。[80]
　　因此，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整理了关于史前社会、家庭关系的发展、妇女的状况、财产关系的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区实践、国家权力的形成和性质、个人的作用以及一些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更为现代的汇编资料和有趣注释。
　　在史前社会和家庭关系发展这一特殊主题上，马克思从摩尔根的著作中得到了一些独特的启示。亨利·迈尔斯·海德门回忆说：“当路易斯·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向马克思有力地证明了旧部落制度和古代社会的社会单位是氏族[81]而不是家庭时，马克思立即抛弃了他以前的观点。”[82]
　　正是缘于对原始氏族社会结构的研究，摩尔根克服了传统的亲属关系解释的局限，包括德国历史学家巴托尔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86—1831）在《罗马史》（1811—1812）中提出的解释。与之前的所有假设相反，摩尔根指出，如果认为氏族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之后的产物，是“家庭集合”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83]马克思对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的研究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父系家庭不应被看作是最初的社会基本单位，而应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形成时间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晚。这是一个“太弱而无法独自面对生活艰辛”的组织。[84]假设存在美国土著民族那样的形式，即辛尼斯（the sindiasmic family）家庭，他们奉行“生活中的共产主义”，这似乎更合理。[85]
　　另一方面，马克思不断地与梅恩辩论。梅恩在《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的讲座中将“私人家庭”想象为“氏族和部落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对梅恩试图将维多利亚时代倒转到史前时代的尝试表示蔑视，他断言：“作为一个呆头呆脑的英国人，不从氏族出发，而从后来成为首领等等的族长出发。愚蠢。”[86]他的嘲讽逐渐达到高潮：“梅恩毕竟不能把英国的家庭从他的脑海中抹去。”[87]他“把他的‘家长制的'罗马家庭作为事情的开端”。[88]马克思也没有放过菲尔，[89]他批判说：“他把一切都建立在私人家庭的基础上！”[90]
　　摩尔根关于家庭概念的评论给了马克思更多的思考，因为“家庭”一词的“本义”与famulus或servant同根，“与已婚夫妇或他们的孩子没有关系，而是与那些为维持生存而辛勤劳作，并且处于家族首领权力之下的奴隶和仆人们有关”[91]。对此，马克思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父权的萌芽是与对偶制家庭一同产生的，随着新家庭日益具有专偶婚制的性质而发展起来。”[92]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他写道，“房屋、土地和畜群的财产”与“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紧密相连的。[93]事实上，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这是“阶级斗争史”的历史起点。[94]
　　恩格斯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描述为“完成了一项使命”，只不过是他的“亲爱的朋友”生前没有完成的“微不足道的替代品”。[95]恩格斯完成了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的分析，他认为，专偶制代表着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服从，宣告了在之前的历史中一直不为人知的两性之间的冲突。“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96]“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97]恩格斯的论文在经济冲突和性别压迫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简要的关系，这是马克思零散和高度复杂的笔记所没有的。[98]
　　马克思也密切关注了摩尔根关于性别平等的观点。摩尔根认为前希腊古代社会在尊重和对待妇女的行为方面较为进步。马克思摘抄了摩尔根书中有关希腊人“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损害了妻子和女性的地位和权利”这一部分。事实上，摩尔根对希腊的社会模式评价较为负面，“在文明的鼎盛时期，希腊人对待妇女仍然很野蛮，她们所受的教育非常肤浅……她们反复地被灌输自卑的原则，直到女性自己也接受了这一事实。”此外，在男性中还存在着一种自私自利的原则，这种原则倾向于减少对女性的欣赏，对女性的欣赏在野蛮人中是很少有的。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与古典神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奥林匹斯山女神们的态度，则反映了对妇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地位的回忆。朱诺有权力欲，智慧女神是从宙斯脑袋里跳出来的，等等”[99]。对马克思来说，过去关于自由神的记忆为现在可能的解放提供了思路。[100]
　　马克思从研究过的众多著作中，摘录了许多对古代社会中妇女作用的论述。例如，在提到瑞士人类学家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1815—1887）的著作《母权论》（1861）时，马克思指出：“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势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101]
　　马克思对摩尔根文本的解读也为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财产关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为此，这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在不同类型的亲属结构与社会经济形态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西方历史上对血缘关系的描述系统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系统规定了每个人的亲属关系（如称兄弟的儿子为侄子，称父亲的兄弟为伯叔父，称父亲的兄弟的儿子为叔伯兄弟），还分析了分类系统的衰落。这种分类系统将血亲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而没有说明与自我的距离或亲近程度（例如，我的亲兄弟和我父亲的兄弟的儿子在同等程度上是我的兄弟）与财产和国家的发展有关。[102]
　　摩尔根的著作分为四个部分：1.通过发明和发现来发展智力；2.政府观念的发展；3.家庭观念的发展；4.财产观念的发展。马克思进而将摩尔根这四个部分简化并重新排序为：1.发明；2.家庭；3.财产；4.政府；以便更清楚地揭示后两者之间的联系。
　　摩尔根在著作中认为，尽管“财富、等级和官职的权力”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已经凌驾于“正义和智慧”之上，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特权阶级”对社会产生了“繁冗”的影响。[103]马克思几乎完整地抄录了《古代社会》的最后一页关于财产可能带来的曲解，这些内容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于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104]
　　摩尔根并不认为“人类的最终命运”仅仅是对财富的追求。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社会的解体理所应当地成为一种以财产为目的事业的终结；因为这样的事业包含着自我毁灭的元素。政府的民主，社会中的兄弟情谊，权利的平等以及普及教育预示着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而经验、智慧和知识正稳步走向这一层次。它（社会的更高计划[105]）将是对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形式的复兴。”[106]
　　因此，资产阶级的“文明”本身就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它是在“野蛮时代”（当时流行的术语）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漫长时代结束后才开始产生。这些形式随着财产和财富的积累以及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消失。但史前史和历史迟早会再次结合在一起。[107]
　　摩尔根认为，古代社会非常民主和团结。他把自己定位于对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而没有提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108]然而，马克思并没有设想“野蛮人的高尚神话”会在社会主义中复兴，他从来没有希望回到过去，而是正如他在摘抄摩尔根的作品时所表明的那样—他期待一种基于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更高形式的社会”的到来。[109]这一社会不会通过机械进化来实现，而只会通过有意识的工人阶级斗争来实现。
　　马克思对人类学的所有解读都涉及国家的起源和功能，对摩尔根著作的节选也总结了国家在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转变中的功能，而他关于梅恩的笔记则集中分析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110]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111]到《法兰西内战》（1871）[112]，这些著作与《人类学笔记》一样，都将国家描绘成一种压迫社会发展和阻碍个人全面解放的力量。
　　在1881年的笔记中，马克思强调了国家的寄生性和暂时性，他认为：梅恩忽略了深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
　　在此之后，马克思对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类状况进行了批判。文明社会的形成，伴随着从公有制度向个人财产制度的过渡，产生了“个性的片面发展”。[113]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对马克思而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因此，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的个体是“阶级个体”，归根到底，它是“基于经济前提”的。[114]
　　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还对自身所研究的许多人类学报告中的种族主义内涵进行了考察。[115]他断然地拒绝了相关意识形态的主张，并讽刺地评论了以某种方式表达这类意识形态的作者。因此，当梅恩使用带有歧视性的称谓时，他坚决地批判道：“又是胡说八道！”此外，类似“魔鬼接受了这个雅利安人的行话”[116]的表达也反复出现。
　　在谈到莫尼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和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时，马克思研究了欧洲人对亚洲殖民的负面影响。他对莫尼关于殖民政策的看法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是他发现他的书很有用，因为它提供了关于商业的细节。[117]他对菲尔的著作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即主要集中在他对孟加拉邦的报道而忽略了其薄弱的理论构建。
　　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提到并总结的一些作者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尽管有各种细微差别，有些人还成了资产阶级“文明优越论”的坚定拥护者。但《人类学笔记》的考察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意识形态主张对马克思并没有产生影响。
　　进化论在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被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广泛认同。它假定由于人类行为的外部因素，事件将遵循既定的进程；一个严格的阶段序列把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它唯一的、一致的目的地。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认为历史会自动前进的朴素信念也在第二国际内部扎根。唯一不同于资产阶级版本的是，它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崩溃”之后会有一个最终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出现（它后来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118]
　　这种分析不仅在认知上是不合理的，而且它产生了一种宿命论的消极情绪，成为现有秩序的稳定因素，削弱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行动。马克思反对这种被许多人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对进步所共有的看法中，马克思拒绝了单向历史主义的观点，保留了他自己复杂、灵活和多样化的观念。
　　然而，与达尔文主义的预言相比，马克思的声音似乎是不确定且犹豫的。[119]但实际上，他逃脱了经济决定论的陷阱，而他的许多追随者和表面上的继承者都趋向落入陷阱—声称激发他们的理论与自身所持立场相差甚远，这将导致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最糟糕的描述。
　　在家庭环境和身体素质每况愈下的背景下，在马克思的手稿、笔记本和写给革命者和活动家的信件中，在他仍能进行的为数不多的公开斗争中，马克思坚持不懈地重现了从古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历史。从他所阅读和总结的人类学研究中，他证实了自农业诞生以来，在生存资源不断扩大的时代，人类的进步速度更快。马克思珍视历史信息和资料，但不认同人类历史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定的阶段顺序的固定模式。
　　马克思摒弃了任何仅仅将社会变革与经济转型僵化联系在一起的方式。相反，他强调了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时代发展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以及人类活动在塑造现实和实现变革中的核心作用。[120]这些是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理论阐述的显著特征。
　　1881年，在进行民族学研究的同时，马克思重新开始了他的有机化学研究，并从1879年开始继续他感兴趣的研究：研制关于石蜡、汽油和各种芳香混合的化合物。[121]然而，在上半年，他又回到了数学的研究中—这种挑战他以前已经接受过几次。
　　早在1858年初，他写信给恩格斯，在信中他说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出现了很多计算错误，以至于“绝望中（他）把自己投入到代数的快速修订中”。“我对算术从来就不在行。”他承认道，“但如果绕开代数，我很快就会回到正题上来”[122]。因此，马克思对数字和科学的兴趣最初是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解决这些研究提出的某些理论问题的迫切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一旦他开始认真思考，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了对《资本论》有用之外，数学本身也成为马克思兴趣的一个来源，在他的智力活动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1860年，马克思的妻子患了天花，他的女儿们因为担心自己被传染而离开了家。当时，作为“护士”的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写文章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123]他一直保持这一习惯直到他生命的终点。他在给恩格斯的许多信中强调了数学给他带来的快乐。1865年春天，他写道，在他“像一匹马一样工作”的《资本论》写作的间歇中，痈虽然还在他的身体里，但并没有“扰乱大脑”—他“在做一些微分运算”。“任何其他读物总是把我赶回写字台来。”[124]马克思自19世纪70年代起一直这样做[125]，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始终有条不紊地工作，写了数百页书稿，这些书稿后来被称为《数学手稿》。[126]
　　1881年，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艾萨克·牛顿（1643—1727）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数学理论。[127]他们一个在英国，另一个在德国，却分别发明了微分学和积分学，是微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在这些研究之后，马克思写了两篇简短的手稿—“关于导函数的概念”和“关于微分”—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微分学的解释，并说明了他发现的方法。这两篇文章都是写给恩格斯的，一写完短文，马克思就把它们寄给恩格斯，并让恩格斯作出判断。
　　马克思关于微分学的历史研究是从探讨其起源开始，积累了各种注释和初步草稿，[128]并且目标非常明确：批判微积分的基础，用dx和dy微分驳斥素数数学的存在。[129]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特别提到了牛顿和莱布尼茨所建立的微分学的“神秘”基础，两位都没有给出任何正式的解释。马克思批评他们没有给它下定义就使用了它。[130]这一问题已经被其他数学家察觉到，如让·达朗贝尔（Jean D‘Alembert,1717—1783）和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1736—1813）。马克思饶有兴趣地研究了他们的论文。然而，达朗贝尔使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和极限的概念，拉格朗日使用纯代数的方法和导出函数的概念，都没有解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在这些研究结束时，马克思并不满意研究现状，他决定寻求对微分学的严格定义：基于概念的而不是“神秘”基础。但马克思对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并不熟悉，因为他对专业文献的了解仅限于19世纪初的发现。他没有读过两位当代数学家的著作：奥古斯丁·柯西（Augustin Cauchy,1789—1857）和卡尔·魏尔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1815—1897），[131]如果马克思读了他们的著作，可能导致马克思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前进。[132]
　　1881年8月，恩格斯终于“鼓足勇气”，“彻底研究”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恩格斯写信祝贺马克思：“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数学家长期以来无法给出合理依据的观点，即微分商是原型，而微分dx和dy是被导出的。”恩格斯如此沉迷这一件事，以至于这件事“整天在他的脑海里盘旋”。[133]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共同的朋友塞缪尔·摩尔（Samuel Moore，1838—1911）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年底。在1882年11月，马克思仍然相信自身可以“摒弃整个分析学的历史发展，通过证明微分学在几何上的应用，即在几何的符号化上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134]。然而，与预期相反，马克思将不再有机会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继续他的研究，“回到对各种方法的详细讨论中”。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微积分的兴趣与对《资本论》的研究不再直接相关。他更关注纯粹数学，而不是它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在19世纪70年代，他希望“用数学方法确定控制危机的主要定律”[135]。尽管有一些专家认为，[136]马克思有限的精力使他撰写一部数学专著的打算不太可能实现。
　　然而，马克思最后一段时期撰写成的《数学手稿》确实显示了其对数学的关注是独特的。首要的并且重要的是，数学是他寻找社会分析方法的一种有用的智力刺激。数学几乎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物理空间：有时是一个充满趣味的空间，而最重要的是当他遭遇巨大的困难时，可以在那里寻求庇护。

四、世界公民


　　马克思虽然全神贯注于理论研究，但他从未停止对所处时代经济和国际政治事件的关注。除了阅读主要的资产阶级报纸外，他还经常阅读德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报纸，保持一如既往的好奇心。他总是从阅读新闻报道开始一天的工作，以便掌握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各国主要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通信常常是马克思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来源，这些信件带给他有关各类学科的新鲜主题和更为深刻的知识。
　　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1846—1919）是当时荷兰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1881年初，他让马克思有机会得以再次解释对于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1881年10月，社会主义大会召开，[137]目的是将欧洲无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团结在一个新的国际之中。在大会的准备阶段，纽文胡斯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问题：革命政府上台后，要采取何种政治和经济性质的立法措施来保证社会主义的成功？
　　像过去一样，马克思说，他反对用一般公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他认为这些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138]马克思对预测未来社会样态并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实现它的条件。因此，马克思以一种果断的方式回答纽文胡斯，“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答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答这个方程式”。此外，他确信：“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139]
　　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地通过夺取权力来实现。事实上，“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东西'”。巴黎公社作为革命政府的唯一实践经验，并不能被视为参考模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公社中的大多数人“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140]
　　马克思把自身所处时代的工人阶级的地位与旧政权垮台前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地位进行了比较，认为无产阶级阵营并没有更落后：“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141]
　　总的来说，马克思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早期基督徒反对罗马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也一直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折磨得日益激愤的群众，以及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决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142]
　　在信的结尾，他对纽文胡斯提到的即将召开的社会主义大会发表了一些评论。马克思并不掩饰对立即建立一个如同他已协调近十年的组织相类似的新跨国组织的可能性的怀疑，“我本人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性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不可避免的再老调重弹、老说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143]。
　　马克思的一些通信者还向他推荐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在《进步和贫困》（1879）一书中提出的建议，该书于1879年首次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销售数百万册。乔治的观点是，单一的土地价值税应该取代所有其他现有的税收，这在当时的媒体上被广泛讨论。他提出：“政府已经在税收中收取了一些租金。只要税法稍加修改，我们就可以全部接受……因此，我建议我们通过税收把地租适当地用于公共用途……就其形式而言，土地所有权仍将和现在一样。所有者不需要被剥夺所有权。任何人所能拥有的土地数量不需要加以限制。如果地租由国家以税收形式征收，那么土地就会成为真正的公共财产—无论土地以谁的名义或以什么地块的形式持有。社区的每一个成员都将分享其所有权带来的好处。事实上，当租金超过当前的政府收入时，就需要增加土地税来吸收过剩的土地。租金税会随着我们废除其他税种而增加。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建议，将我们的主张付诸实践：废除除土地价值税以外的所有税收。”[144]
　　当德国流亡革命者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约翰·斯温顿和美国社会主义者威拉德·布朗（Willard Brown）询问他对解决进步与贫困共存悖论建议的看法时，马克思感到有必要作出回答。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对这本书的“非常简短的评价”是批判性的。马克思认识到乔治是一个“有才华的作者”，这本书在美国获得的大多数赞誉是由于它“这是想从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是不成功的尝试”。但是除了这一肯定之外，马克思猛烈抨击了这位大洋彼岸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作为一个理论家，马克思认为，他“完全落后了”。他“对剩余价值的本质一无所知”，让自己迷失在“对那些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推测中—对利润、租金、利息等之间的关系的推测中”。
　　马克思不仅质疑乔治的“基本信条”[145]，而且否认其独创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了“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146]，这是最先进的国家在工人阶级夺取权力之后要采取的十项措施之一。
　　马克思提醒斯温顿，“但是更早的一些李嘉图的追随者（激进派），早就设想可以通过国家占有地租的办法使一切得到纠正”[147]。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征收地租”进行了批判，他清楚地指出，“穆勒（老穆勒，不是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后者也曾大同小异地加以重复）、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要求地租归国家所有以代替税收”。这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中是一个无用的累赘”[148]，这当然不足以消除当代社会的不平等。
　　在答复左尔格时，马克思提到其他作家在过去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例如，让·古·科兰（Jean Hyppolite Collins,1783—1859）曾试图“把激进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要求变为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并宣称这种措施可以解决现代生产方式中所包含的种种对抗”。经济学家阿·萨姆特（Adolph Samter,1824—1883）是一位“普鲁士的银行家，曾做过彩票经纪人的东普鲁士人萨姆特（这是一个大傻瓜）”也是约翰·罗贝图斯（Johann Rodbertus,1805—1875）的追随者，他在1875年出版的名为《社会主义：人类社会需求的满足》（Social Doctrine：On the Satisfaction of Needs in Human Society）中提出，“把这个‘社会主义'夸大为一本厚厚的大部头”。
　　对马克思来说，亨利·乔治的著作符合这种思想传统，尽管它比其他例子“更加不能原谅”。“广大人民曾经相对地，即同文明的欧洲比起来，容易得到土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地）现在还是这样，那么怎样解释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工人阶级的奴役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得更迅速、更无耻呢？”[149]然而，马克思认为：“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他们想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150]
　　马克思认为，无论他们的意图为何，乔治和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作家的理论“无非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并且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151]。马克思还抨击乔治的“令人讨厌的傲慢无礼、自命不凡的态度”，他认为，“这是所有这些发明灵丹妙药的人的显著特点。”[152]
　　1881年间，马克思继续关注世界大事，并与家人好友一起加以评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月份给丹尼尔逊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包含了对几个国家局势的详尽观察。对冲击许多国家的经济危机的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优先思考的问题，尤其是1873年英国的经济大萧条激发了马克思的研究兴趣，也增加了（革命）激进分子的希望。关于英国的金融危机事件，他写道：“英国所经历的一次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并没有在伦敦引起金融上的彻底破产，那么这种例外现象只能用法国货币大量流入来解释。”[153]
　　马克思的这些考虑还附有对一般经济情况的说明。经济衰退表现为生产力的显著下降和出口的急剧停滞。英国不再是世界工厂，过去几十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也只不过是一段记忆。马克思特别指出：“英国的铁路系统和欧洲的国债制度一样，都在同一个斜面上滚动。各个铁路公司的董事中当权的巨头们不仅举借数额越来越大的新债，来扩大他们的铁路网，即扩大他们像君主专制一样进行统治的‘领土'，而且扩大他们的铁路网，以便获得新的借口举借新债，从而有可能向债券、优先股票等等的持有者支付利息，以及间或以稍稍提高红利的形式给那些受骗的普通股票持有者一点小恩小惠。这种巧妙的办法迟早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灾祸。”[154]
　　马克思对大西洋彼岸的事件表现出同样的兴趣。其中之一是1877年7月爆发的旧金山骚乱，是针对华人社区的种族暴力事件。1880年11月，马克思一再要求左尔格从美国寄来有关“加州经济状况”的“实质性内容”。他同意继续对这一地区进行分析并且认为这一分析非常重要，“因为资本主义的集中所引起的变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里表现得如此露骨和如此迅速。”[155]不久之后，马克思收到了他的研究资料，他摘录了乔治的文章《加利福尼亚的科尔尼骚动》（1880），这篇文章发表在《大众科学月刊》上。在1873年大萧条以来日益贫困的背景下，马克思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同样关注丹尼斯·科尔尼（Dennis Kearney,1847—1907）对中国工人的种族主义煽动，以及美国工人党组织的反动员运动。打着“中国工人必须滚蛋”的旗号[156]，科尔尼推测，工人们对持续危机的愤怒可能会转而针对移民，并利用他们在穷人之间挑起冲突。马克思摘抄乔治的观察，即运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术语来表达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但是这一做法未能赢得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因为“东方社会中出现这样一种特殊情形，它极大地吸引了劳动阶级的注意力，为他们提供了对工资下降和就业困难的合理解释”。[157]马克思很清楚，工人之间的冲突是资产阶级用来分散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真正问题注意力的强大武器，特别是在移民浪潮出现之后。尽管他越来越警觉到阶级斗争的困难和矛盾，但他仍然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潜力抱有极大的期望。[158]
　　马克思还密切关注美国主要铁路建设者杰伊·古尔德（Jay Gould， 1836—1892）的金融崩溃。古尔德通过大规模的投机活动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富有和最肆无忌惮的人之一，拥有“强盗大亨之王”的名声。[159]他拥有伊利铁路公司（Erie Railroad Company），经营纽约与美国东北部之间的铁路线。1879年，他控制了三个主要的铁路网线，包括位于太平洋沿岸许多州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以及经营密西西比河以东铁路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这些铁路总长达1.6万公里，占美国铁路总里程的九分之一。1881年，他还接管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West Vnion），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帝国”版图。
　　由于马克思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很感兴趣，他不可能不关注古尔德的崛起，也不可能不评论他在公众攻击下为自己辩护的方式：“铁路大王不仅像过去一样受到西部的农场主和其他工业‘企业家'的攻击，而且还受到商业界最大的代表—纽约商会的攻击。铁路大王和金融骗子古尔德这个大吸血鬼曾经对纽约商业巨头们说：‘你们现在攻击铁路，是因为你们认为它们由于目前不得人心，从而最为脆弱，最易受到损害；但是你们要当心啊！继铁路之后，会轮到各种公司，然后轮到各种形式的合伙资本；最后就轮到任何形式的资本；这样，你们就在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共产主义的倾向在人民当中现在就已经愈来愈普遍了'。”[160]
　　“古尔德先生真是‘嗅觉灵敏'”[161]，马克思开玩笑地说，他希望这种趋势真的会在美国出现。在同一封书信中，他还提到印度发生的事件，甚至预言“不列颠政府面临着的，即使不是一次总起义，也是严重的麻烦”。[162]剥削的程度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英国人以租税、对印度人毫无用处的铁路的红利、文武官员的养老金、阿富汗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支出等等形式，每年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内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的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那里荒年一个接着一个，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组织的真正的谋反正在进行中；不列颠政府意识到有某种东西正在‘酝酿'中，但是这些笨蛋（我指的是政府官员）被他们自己那套议会的言谈和思考方式所愚弄，甚至不愿意弄清事实真相，不想了解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严重到什么地步！欺骗别人结果也欺骗自己，这就是议会智慧的真谛。这倒更好！”[163]
　　从19世纪60年代起，马克思一直密切关注爱尔兰事件。他在4月11日给他的女儿燕妮·龙格的信中提出了一些看法，燕妮多年来都是“芬尼运动”[164]的支持者。马克思完全反对占领爱尔兰以及英国人在那里犯下的可怕的不当行为。因此，当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这个头号伪善者和旧学派的诡辩家”[165]—在1868年被任命为首相时，他宣布自己的政治“使命”是“平定爱尔兰”。[166]
　　格莱斯顿为解决土地所有权这一决定性问题而采取的第一批措施完全没有达到他的期望。1870年通过的《地主和佃户（爱尔兰）法案》作为对现行立法的修正案，只是使情况更糟。因为在这10年结束的时候，爱尔兰是许多反对地主可怕勒索行为的抗议场所，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正在“酝酿”中。
　　当自由党在1881年4月提交第二项立法—《土地法（爱尔兰）法案》时，马克思再次抨击政府，因为与其支持者的主张相反，政府并没有真正试图遏制英国土地所有者对其租户的专断权力。事实上，马克思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格莱斯顿通过事先采取的种种卑鄙措施（包括剥夺下院议员的言论自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现在爱尔兰发生大规模的逼迁”[167]，在马克思看来，拟议中的法案“只是一种纯粹欺骗，因为贵族已从格莱斯顿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再也不害怕土地同盟了[168]，他们无疑将把法案否决掉，或者把它阉割得使爱尔兰人自己最终也去投票反对它”[169]。就英国议会批准这些措施而言，马克思或许错了，但他预测这些措施不会解决爱尔兰的问题是正确的。新立法的结果是，只有几百名农民能够购买土地，而社会骚乱在几年后再次爆发。
　　在几周后寄给燕妮的另一封信中，马克思再次进行指控。他认为，格莱斯顿这些“非常巧妙的花招”，“正当由于从美国进口粮食和牲畜，爱尔兰（以及英国）的土地必定要跌价”。[170]马克思请燕妮让她的丈夫沙尔·龙格读一读爱尔兰议会党的主要人物查尔斯·帕涅尔（Charles Parnell,1846—1891）在科克发表的演讲：“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对于格莱斯顿的新土地法案所应当说的东西的实质。”[171]对于马克思来说：“爱尔兰土地问题的实际困难—绝不光是爱尔兰有这些困难—非常之大，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让爱尔兰人实行地方自治，从而使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约翰牛十分愚蠢，不能理解这一点。”[172]
　　总之，我们当然不能说马克思对英国的君主制抱以希望。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曾担任了两次首相和多年的保守党领袖，他于4月19日逝世，这还引发了一场“庆祝”运动。马克思认为，这是“伦敦人最新的狂热”，“这些约翰牛洋洋自得，陶醉于自己的宽宏大量。”事实上，迪斯累里的第二届政府（1874—1880）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负面事件：在外交政策上，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和南非的血腥冲突被称为盎格鲁—祖鲁战争；在经济方面，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下滑，这些都是他在1880年大选中惨败的原因。
　　马克思在谈到迪斯累里去世后重新受到尊重时说：“他们在死者临终前还敬之以烂苹果和臭鸡蛋，在他死后却对之顶礼膜拜，这难道不‘高尚'吗？同时这教育了‘下层阶级'：尽管他们的‘天然首长'在争存‘肥缺'中相互倾轧，死亡却揭露了一个真理，‘统治阶级'的领袖永远是‘伟大而卓越的人物'。”[173]
　　马克思对英国的气候也极为厌恶。6月6日，他愤愤地向他的女儿抱怨：“今天（银行假日）和昨天都下大雨，冷得要命”，当时恰逢爱尔兰人在英国首都举行抗议活动。“这是上帝常常为他的伦敦平民教徒储备着的讨厌东西之一。昨天他就用雨破坏了帕涅尔的支持者在海德公园的示威。”[174]
　　当然，马克思绝不会忽视欧洲大陆上的两个主要国家：德国和法国。马克思对它们较为关注，也经常与左翼政治领袖、社会主义理论的作者以及其他在论文和评论中支持无产阶级运动的人见面。
　　在1880年期间，马克思对法国工人运动特别关注，以一种似乎恰当可行的方式推动了它的发展。前一年的10月，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盟（Fédération du parti des travailles socialistes de France）在马赛召开了会议，它是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融合中产生的。由前无政府主义者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1844—1912）领导的“机会主义者”和由茹尔·盖得（Jules Guesde,1845—1922）领导的另一股与马克思思想更接近的思潮拥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当后者赢得多数选票时，马克思对左尔格说道，“一帮杂七杂八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家伙终于在马赛代表大会上被击溃了”[175]。
　　随着选举的临近，茹尔·盖得不得不起草一份政治纲领，他向马克思寻求帮助，于是保尔·拉法格安排他们于1880年5月在伦敦会面。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人选举方案》的起源，该方案于春季出现在法国各种日报上，并于11月在勒阿弗尔（Le Havre）的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 français）成立大会上通过。马克思在阐明工人阶级基本要求方面的贡献具有决定性。[176]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中，工人永远不可能获得自由，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宣称，只有“从政治和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并将所有生产资料归还集体所有制之后，工人的解放才能实现”[177]。他继续说，工人阶级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妇女和男人的地位也应平等：“劳动阶级的解放是对所有人的解放，不分性别和种族。”[178]《社会主义工人选举方案》的经济部分中明确提出了两个要点：“法律禁止雇主以低于法国工人的工资雇佣外国工人”，以及“男女工人同工同酬”。[179]
　　工人们应该支持一个能够保证他们最广泛参与的政府形式。他们应该为“抑制公共债务”[180]“将所有直接税转变为累进所得税”以及为结束国家对宗教秩序的支持而斗争。工人阶级还应该要求所有人享有公共资助的教育权利，并争取“废除所有使公共财产（银行、铁路、矿山等）异化的合同”。同时，要动员起来，“把所有国有企业的经营都交给工人来办”。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包括与民主党派竞争和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特政党”[181]，对于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
　　马克思在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一封信中解释说：“但盖得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法定最低工资之类的废话奉献给法国工人（我对他说：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182]文件的经济部分是“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自发产生出来的要求”。对马克思来说，“这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因此，它引起了法国一切以‘制造云雾'为生的骗子手的强烈反对，让法国工人从他们的口头空想中回到现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这引起了法国所有那些生活在幻想中的知识分子的不满”。马克思还强调，工人们首次参与讨论了这一方案，“这种情况证明，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183]。马克思清楚地区分了这一阶段和以前的阶段，当“那里只有一些宗派，它们的口号自然是来自宗派的创始人，而无产阶级群众却跟着激进的或伪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决定性关头为这些人战斗，但在第二天就遭到由他们捧上台的家伙的屠杀、流放等等……”[184]。
　　1880年3月，马克思曾对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盟的另一项政治倡议表示支持。他起草了一份长达101条的《工人调查表》（1880），最初刊登在4月份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然后在“全体法国人中”分发了25000份。在马克思横跨大西洋寄给左尔格的一份常见的报告中，他提到，这份杂志—由曾经与巴枯宁立场相近，但现在“觉得自己必须拥护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伯努瓦·马隆（Benoît Malon,1841—1893）编辑。[185]
　　在对于问卷的简要介绍中，马克思写道：“只有工人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遭受的不幸，只有他们才能竭力地为自己所面临的社会弊病使用治愈性疗法，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救助者。”他们的回答将被用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事实和罪行”—这份“不满的声明”，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采取的第一步……为社会复兴铺平道路”。[186]在其他地方，马克思描述了诸如国际工人协会这样倡议的政治意义。[187]包含在英国工厂巡视员报告中的调查，也就是所谓“蓝皮书”，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构成来讲是基础性的也是纯理论层面的。
　　在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法国无产阶级工作条件信息的同时，马克思的目的是帮助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惯用手法有更具批判性的认识。《工人调查表》被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要求工人描述他们受雇的工厂，特别是提供关于“劳动分工”尽可能多的细节，“肌肉和神经的紧张程度以及它对健康的一般影响”。还有一些问题涉及诸如工作场所事故和“所在的企业里有没有使工人患特殊疾病的特殊的有害因素”等问题。[188]
　　第二部分询问工人的工作细节。“工作日一般有多长，一星期一般有几个工作日，他们是否也必须上夜班，他们因迟到被罚款多少，现有的经立法机构制定的关于童工劳动的法律，政府是否付诸实施？雇主是否严格遵行？有没有为你所在工业部门里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设立的学校？如果有，孩子们一天里什么时间在校学习？他们学些什么？”[189]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工资问题。工人们被要求详细说明他们是按计时还是按计件支付工资的，同一家工厂“同一车间一起干活的女工和童工在同样时间内所挣的工资”数额，“你领到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工资以前，你的雇主对你欠多长时间的账”，以及“延迟支付工资”[190]的影响是什么，这些工资足以支付基本开支吗？
　　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是关于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试图从实际的参与者那里了解他们采取罢工行动的原因，是否存在任何互助的“工会”[191]以及如何管理这些组织？工人贸易中是否存在合作行会，如果存在，它们是如何被控制的？在你的行业中有没有这样做的工厂：付给工人的报酬中一部分用工资的名义，另一部分则用所谓分红的名义？[192]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利润分享”是资产阶级试图向工人阶级兜售的新把戏。[193]
　　马克思在伦敦度过的30多年里，以及在他能够进行的为数不多的旅行中，结识了数百名致力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激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他特别喜欢接受年轻人的访问，因为正如他经常说的那样：“我必须培养我之后的人们继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194]
　　同样是在1881年，马克思第一次与考茨基见面，但他对考茨基的印象并不好。尽管他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得体的人”，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功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因此，马克思开玩笑地向女儿燕妮透露，他已经决定“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我的朋友恩格斯那里去”，并补充说，当得知他“显出酒量很大的时候起”，恩格斯已经变得“宽容多了”。[195]
　　那年夏天，马克思密切关注着导致法国大选的事件。莱昂·甘必大（Leon Gambetta,1838—1882）很可能成为总理，他领导的共和党联盟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投票前两周，马克思把自己的预测告诉了恩格斯：“或许极左派在人数上会有所增加，但主要的结局大概将是甘必大取胜。在法国的条件下，短促的选举时间会使那些掌握着无数‘阵地'的骗子手们—那些能分配政府机构职位和支配‘国库'等等的人取得优势。如果‘格雷维分子'[196]在甘必大最近几次遭到失败后有力量把他的拥护者卡佐、孔斯旦和法尔赶出内阁，那他们就能击败甘必大。‘既然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追逐职位的人、证券投机商及其他许多人对自己说，—可见甘必大是个真正的人物！他们不敢攻击他的阵地，不能指靠他们。'尽管他干了种种蠢事，但激进的和反动的报纸每天对他进行的全面攻击只是加强他的地位。何况，农民还把甘必大看作是可能的共和主义的最极端的代表。”[197]
　　当月的晚些时候，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谈论“在巴黎的工人党的状况”。普洛斯佩—奥利维尔·利沙加勒（Prosper-Olivier Lissagaray,1838—1901）是一位革命家，著有《1871年巴黎公社史》（1876）。马克思认为，利沙加勒“在这一点上毫无偏见”，利沙加勒曾对马克思说：“它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只有它一个算是站在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对面的。”这一组织“虽然还很弱并且多多少少是空的，但毕竟是有足够纪律性的：它能在所有各区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能在各种集会上引人注目并使官方人士感到伤脑筋”。马克思通过阅读“巴黎各种色彩的报纸”，证实了当时的一切，并指出“没有一家报纸不被激起反对这个共同的祸患—集体主义工人党”。[198]
　　当马克思坐在桌子前时，整个世界都被容纳在他的房间里。通过对美国社会变迁的研究，对印度结束殖民压迫的希望、对芬尼运动的支持、对英国经济危机的分析以及对法国选举的兴趣，马克思持续观察到世界各地社会冲突不断的迹象。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他都试图跟上形势。他对自己的评价不无道理：“我是个世界公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199]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未曾改变。



[1] 关于马克思在梅特兰公园路1号居住期间的研究，参见保尔·拉法格的《马克思恩格斯回忆录》（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7年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第73—74页。

[2] 参见 Hans-Peter Harstick、 Richard Sperl和Hanno Strau“Einführung”,载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MEGA,IV/32：73。这本书超过730页，是作者75年研究的成果，包括1450本书的索引（2100卷），其中三分之二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文本（时间跨度为2100年，总共3200卷书），以及这本书所有的附加注释清单，还包含了马克思在40000页的830篇文章中所作的旁注。

[3] 蓝皮书是欧洲各国议会委员会关于国内社会问题和工业生活各方面的报告，因其蓝色装订而得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利用了它们。

[4] “Account of Karl Marx's Interview with the Chicago Tribune Correspondent”,Chicago Tribune,5 January 1879,MECW,24：569;“Interview mit dem Grundleger des modernen alismus.Besondere Korrespondenz der Tribune”,5 Januar 1879,MEW 34：508—509.

[5]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的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被称为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译者注

[6] Lafargue,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73—75.关于马克思兴趣与知识的大量文献，参见 Siebert S.Pawer,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London：Verso,2011）,特别是第384—385页。

[7] Lafargue,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73.

[8] Karl Marx to Laura and Paul Lafargue,11 April 1868,MECW,43：10;MEW,32：545.

[9] Karl Marx,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MECW, 29：264;Zur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EW,13：9.

[10] 马克思去世一年后，恩格斯于1884年2月16日给劳拉·拉法格（Laura Lafargue,1845—1911）写信说道：“我们终于把老‘仓库'清理了出来，发现了大量需要保存的东西，以及约有半吨无法清理的旧报纸。……在手稿中，有《资本论》的第一种稿本（1861—1863年），在那里头我发现了几百页《剩余价值理论》”。MECW 47：104。

[11] Lafargue,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74.

[12] 指的是马克思1881—1882年撰写的《历史学笔记》。—译者注

[13] Henry Hyndman,Record of an Adventuresome Life（London： Macmillan, 1913）,250.

[14] Lafargue,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73.

[15] 参见 Asa Briggs 和 John Callow,Marx in London：An Illustrated Guide,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2008）,pp.62—65.

[16] Marian Comyn,“My Recollections of Marx”,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91（January 1922）：165.

[17] 1870年7月，作为缝纫线生产商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联合继承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卖掉了他在该公司的股份，获得了足够的资金，以保证他自己和马克思一家过上体面的生活。

[18]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9 February 1881,MECW,46：61; MEW, 35：154.

[19] Karl Kautsky,in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ed.Hans Magnus Enzensberger（Frankfurt：Insel,1973）,556.

[20] Marian Comyn,“My Recollections of Marx”,163.

[21]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1 April 1881,MECW,46：82;MEW,35：178.

[22] Cf.Marian Comyn,“My Recollections of Marx”,161.

[23]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1 April 1881,MECW,46：82;MEW,35：178.

[24] “Sir Mountstuart Elphinstone Grant Duff's Account of a Talk with Karl Marx：From a Letter to Crown Princess Victoria”,1 February 1879,MECW,24：580;“Sir Mountstuart Elphinstone Grant Duff,Account of a Jalk with Karl Marx：Aus einem Brief an Kronprinzessin Victoria”,MEGA21/25：438.

[25] Eduard Bernstein,My Years of Exile （London：Leonard Parsons,1921）, 156.

[26] Kautsky,in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556.

[27] Ibid.,558.

[28] Ibid.,556.

[29] Marian Comyn,“My Recollections of Marx”,161.

[30]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9 February 1881,MECW,46：60;MEW, 35：154

[31] ibid.,MECW,46：61;ibid.,MEW,35：154.

[32] 马克思的外孙埃德加尔的绰号。—译者注

[33]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1 April 1881,MECW,46：81;MEW,35：177.

[34]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29 April 1881,MECW,46：89;MEW,35：186.

[35] Karl Marx to John Swinton,2 June 1881 ,MECW,46：93;MEW,35：191.

[36] Friedrich Engels to Jenny Longuet,31 May 1881 ,MECW,46：77;MEW, 35：188.

[37]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6 June 1881 ,MECW,46：95;MEW,35：194.

[38]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9 September 1879,MECW, 45：409;MEW,34：409.马克思写给柯瓦列夫斯基的这些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因为俄国历史学家的一位同事担心警察会在突袭中发现，所以销毁了它们。

[39] 参见 Lawrence Krader,The Asiaatic Mode of Production：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ritique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Assen：Van Gorcum,1975）,343.

[40] Karl Marx,“Exzerpte aus M.M.Kovalevskij：Obschinnoe zemlevladenie”,in Karl Marx,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Vergleichend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igeumts 1879—1880（Frankfurt： Campus,1977）,28.马克思关于柯瓦列夫斯基的笔记的一部分，包括这里引用的一些话，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

[41] Ibid.,29.

[42] Ibid.,38.Kevin Anderson,Marx at the Margins.On Nationalism,Ethnicity,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他认为与印度的差异部分是由于“印度在后期被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殖民，它积极地试图在农村创造个人私有财产”（ibid.，223—224）。

[43] Marx,“Excerpts from M.M.Kovalevsky”,388;“Exzerpte aus M.M.Kovalevskij”,82.马克思添加的词都在括号内。凯文·B.安德森《边缘地带的马克思》将其与“印度的公有形式”的重要性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将其作为“抵抗殖民主义和资本的潜在场所”（ibid.，233）。

[44] 自由人将自己置于一种依附关系（包括某些服务义务）之上，以换取对其土地财产的“保护”或承认。

[45] Cf.Marx,“Excerpts from M.M.Kovalevsky”,383;“Exzerpte aus M.M.Kovalevskij”,76.

[46] Ibid.,376;ibid.,69.为了分析柯瓦列夫斯基的立场，以及他与马克思的某些不同之处，参见the chapter“Kovalevsky on the Village Community and Land—ownership in the Orient”,in Krader,The Asiaatic Mode of Production,190—213.Cf.Peter Hudson,“Accumulation,Imperialism,and Pre—capitalist Formations.Luxembourg and Marx on the Non—Western World”,Socialist Studies VI,no.2（2010）：84。

[47] 根据汉斯—彼得·哈斯蒂克的说法，“Einführung.Karl Marx und die zeitgenöss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sschreibung”,in Marx,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马克思赞成“对亚洲和欧洲历史进行区别分析，他的论战主要针对那些简单地将社会结构概念从西欧模式转移到印度或亚洲社会关系的人”（ibid.，XIII）。

[48] Marx,“Excerpts from M.M.Kovalevsky”,405;“Exzerpte aus M.M.Kovalevskij”,100.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加的，单引号中间的话来自于柯瓦列夫斯基书里收录的《民族汇编年鉴》， 1873年，第八卷。

[49] Marx,“Excerpts from M.M.Kovalevsky”,405;“Exzerpte aus M.M.Kovalevskij”,100—101.

[50] ibid.,411;ibid.,107.

[51] ibid.,412;ibid.,109.

[52] ibid.,408 and 412;ibid.,103 and 108.

[53] ibid.,412;ibid.,109.

[54] 根据克拉德的《亚述人的生产方式》，《柯瓦列夫斯基札记》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封建社会理论在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应用”的反驳（ibid.，343）。

[55] James White,Marx and Russia：The Fate of a Doctrine （London：Bloomsbury,2018）,37—40.

[56] Karl Marx,Notes on Indian History（664—1858）（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2001）,58.

[57] Ibid.,165,176,180.

[58] Ibid.,155—156,163.

[59] Ibid.,81.

[60] 安德森在《边缘地带的马克思》（Marx at the Margins）一书中写道，“这些段落表明了一种转变，从（马克思的） 1853年关于印度在征服面前被动的观点；他经常嘲笑或删除……休厄尔把英国征服印度描绘成一场反对亚洲野蛮主义的英勇战斗的段落”。自从1857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有关印度人民起义的文章以来，他对印度抵抗运动的“同情”“只增不减”（ibid.，216，218）。

[61] Marx,Notes on Indian History（664—1858）,163—164,184.

[62] Karl Marx,“Exzerpte aus Werken von Lothar Meyer,Henry Enfield Roscoe,CarlSchorlemmer,Benjamin Witzschel,Wilhelm Friedrich Kühne,Ludimar Hermann,Johannes Rank e und Joseph Beete Jukes”,MEGA,IV31：21—442.

[63] Marx,“Marginal Notes on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ECW,24：546;“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EW,19：370.

[64] Ibid.,MECW,24：534;ibid.,MEW,19：358.

[65] Ibid.,MECW,24：537;ibid.,MEW,19：361.

[66] Ibid.,MECW,24：538;ibid.,MEW,19：362.

[67] Adolph Wagner,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eipzig：Winter）,45;quoted in Marx,“Marginal Notes”,MECW,24：533;MEW,19：357.

[68] Marx,“Marginal Notes”,MECW,24：535;MEW,19：359.

[69] ibid.,MECW,24：546;ibid.,MEW 19：370.

[70] Wagner,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45—46;quoted in Marx,“Marginal Notes”,MECW,24：535;ibid.,MEW,19：359.

[71] Wagner,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45—46;quoted in Marx,“ Marginal Notes”,MECW,24：535;MEW,19：359.

[72] ibid.,MECW,24：536;ibid.,MEW,19：360.

[73] 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译者注

[74] Marx,“ Marginal Notes”,MECW,24：535;ibid.,MEW,19：359.

[75] Wagner,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05;quoted in Marx,“Marginal Notes”,MECW,24：556;MEW,19：380.

[76] 1918年，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他一生的故事》（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一书中将马克思的最后10年是“缓慢死亡”的说法描述为“极度夸张”（同上，501）。但他也错误地断言，“自1878年以来，他没有做任何进一步完成他主要工作的事。”（同上，526）David Ryazanov（1870—1938）在1923年表明，“尽管在1881—1883年期间，他失去了部分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能力，但他从来没有失去他的思考和研究的能力”,“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in Archiv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1,（1925）;386。1929年,Karl Vorlander （1860—1928）指出,“一个人成熟得如此早，但经历了如此多的考验，身体衰老开始得比许多其他人更早”（同上，248），并补充说，“从1878年起，他感到越来越没有足够的能力开展工作”（同上，261）。10年后，以赛亚·伯林（1909—1997）回应道：“他写得越来越少，他的风格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和晦涩难懂。”以赛亚·伯林：《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80页。马克思最后一段时期的工作肯定是艰难的，经常是曲折的，但它在理论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77]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9 February 1881,MECW,46：61;MEW,3 5：154.

[78] 这一题目是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1919—1998）后来起的，他是这些手稿的编辑。然而，这些研究的内容更准确地与人类学相关，因此作为本章这一节的标题。

[79] 来自菲尔和格因的部分被收录在《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编者劳伦斯·克拉德（Assen：Van Gorcum,1972）,243—336；马克思并没有留下他的著作的确切年代。这些文本的主要研究者克拉德认为，马克思首先使自己熟悉了摩尔根的著作，然后汇编了其节录，见“附录”，（同上，87）。考茨基在1881年3月至6月的伦敦之行中也证实了，“当时马克思集中关注史前史和民族学”，参见考茨基：《Gesprache mit Marx and Engels》,552。

[80] 根据莫里斯·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关系的历史》（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3年版），马克思首先想要“重建一个社会的一般历史和理论，以解释资本主义的到来”。他还有一种“修辞上的”兴趣，即需要用实例和案例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历史特殊性，因此是可以改变的。然而，第二种“对人类学资料的修辞使用从来没有完全脱离历史使用，两者的混合成为许多问题的根源”（同上，10）。皮埃尔·达多和克里斯蒂安·拉瓦尔在Marx，prénom Karl（Paris：Gallimard，2012）中写道：“马克思在他最后几年的主要努力是冒着严重危及建立在19世纪进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知识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的风险进行辩论”。一项批判性研究（Leiden：Brill，2012）指出，手稿包含了“在马克思最后的笔记中一些最具创造性的尝试”。希瑟·布朗在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论述（同上，147）。

[81] 氏族是一个“由具有共同血统的血亲组成”的单位，参见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877年版），第35页。

[82] Hyndman,Adventures Life,253—254.

[83] Morgan,Ancient Society,515.

[84] ibid.,472.

[85] Marx,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115;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e, 153.

[86] ibid.,292;ibid.,430.

[87] ibid.,309;ibid.,456.

[88] ibid.,324;ibid.,479.

[89] 菲尔指的是约·布·菲尔。马克思在1881年8月至9月阅读并写下关于菲尔所著《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一书的摘要。—译者注

[90] ibid.,281;ibid.,417.

[91] Morgan,Ancient Society,469.

[92] Marx,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120；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ite, 160—161.

[93] ibid.,210;ibid.,302.

[94]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ECW，6：482。在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恩格斯写道：“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对氏族的本质及其与部落的关系的最高发现，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社会开始分化为分离的、最终对立的阶级。（同上）

[95] Friedrich Engels,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MECW,26：131.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uats,MEW,21：27.

[96] Ibid.,MECW,26：173;ibid.,MEW,21：68.

[97] Engels,The Origin of the Family,MECW,26：173—174;MEW.21：68.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实际上发表了一些马克思关于摩尔根作品的评析。

[98] Cf.Raya Dunayevskaya,《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与马克思革命哲学》（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一般的压迫，特别是妇女遭受的压迫，起源于原始共产主义内部，不仅仅与‘母系社会'的变化有关”（同上，173）。

[99] Karl Marx,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121；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161.

[100] 布朗：《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在古希腊，妇女显然受到压迫，但对马克思来说，古希腊关于妇女的神话有可能说明妇女可以获得更多自由”（同上，172）。

[101] Marx.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116；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154.布朗的《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努力地汇集了许多其他引起马克思注意的观点（同上，160ff）。

[102] ibid.,123,104；ibid.,164,136.参见 Maurice Godelier,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London：Verso,1977）,67—68,101—102.

[103] Morgan,Ancient Society,551.

[104] ibid.,551—552.

[105] 括号里的字是马克思加上去的，参见马克思：《人类学笔记》,139；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190。

[106] Morgan,Ancient Society,551—552。

[107] 参见Godelier,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124。或者对任何可能的“回到统一的原始状态”的批判，参见Daren Webb,Marx,Marxism and Utopia（Aldershot：Ashgate,2000）,113ff。

[108] 恩格斯错误地认为，摩尔根的政治立场是非常进步的。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4年3月7日写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他在信中写道，《古代社会》是“对原始时代及其共产主义的娴熟揭露”。摩尔根独自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MECW 47,115—116。马克思本人从未这样表述过。关于这位美国人类学家的思想、生平和作品，可参见丹尼尔·摩西《进步的诺言：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生活和工作》（密苏里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9] Marx,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139；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190。据克拉德说：“正如摩根所没有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清楚地指出，这一重建的过程将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这是人的努力，是人为自己的努力，文明的对抗不是静止的或被动的，而是由支持或反对重建结果的社会利益构成，这将以一种积极的、动态的方式来决定。”克拉德，“引言”，《卡尔·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第14页。正如 Maurice Godelier在《精神与物质》（伦敦：Verso,2012）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从来没有任何“关于原始的‘黄金国'的想法”。他从未忘记，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至少有三种形式的不平等：男人和女人之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土著居民和外国人之间”（同上，78）。

[110] 参见 Krader,“Introduction”,in Marx,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19。

[111]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国家”并不在“社会”之内，而是站在“社会”之上。马克思认为，“在民主制中，作为特殊事物的国家仅仅是特殊事物，而作为普遍事物的国家则是现实的普遍事物，就是说，国家不是有别于其他内容的规定性。现代的法国人对这一点是这样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ECW,3,30；“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MEW,1：233。

[112] 30年后，马克思的批判更加尖锐地集中在：“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Karl Marx,The civid War in France,MECW,22：329,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MEW,17：336。

[113] Marx,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329；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e, 487.Cf.Krader,“Introduction”,in ibid.,59.

[114] Marx,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329；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 487—488.

[115] 参见 Krader,“Introduction”,in ibid.,37；and Christine Ward Gailey,“Community,State,and Questions of Social Evolution in Karl Marx's Ethnological Notebooks”,in The Politics of Egalitarianism,ed. Jacques Solway （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2006）,36.

[116] Marx,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324；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 479.

[117] 参见 Fritjof Tichelman,“Marx and Indonesia：Preliminary Notes”,in Schriften aus dem Karl Marx—Haus,vol.XXX：Marx on Indonesia and India （Trier：Karl—Marx—Haus,1983）,18.恩格斯对货币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全部的材料都包括在莫尼律师著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共两卷）这本书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方式组织生产，并且怎样保证人们过一种他们所认为的非常舒适的生活。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状态中，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七千万马克的收入（现在大概还要多）。”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Kautsky,16 February 1884,MECW,47：102—103；MEW,36：109。

[118] Cf.Marcello Musto,“The Rediscovery of Karl Marx”,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2,no.3（2007）：479—480.

[119] 参见 Alessandro Casiccia,“La concezione materialista della società e della società primitiva”,in Henry Morgan,La societal antica（Milan：Feltrinelli,1970）,XVII.

[120] 参见 Gailey,Community,State,and Questions,35,44。

[121] Marx,“Exzerpte aus Werken von Lothar Meyer,Henry Enfield Roscoe,Carl Schorlemmer,Benjamin Witzschel,Wilhelm Friedrich Kühne,Ludimar Hermann,JohannesRank e und Joseph Beete Jukes”,MEGA,IV/31：443—463。

[12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1 January 1858,MECW,40：244；MEW,29：256.

[12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3 November 1860,MECW,41：216；MEW,30：113.

[12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0 May 1865 ,MECW,42：159；MEW,31：122.

[125] 恩格斯后来回忆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曾中断了几年：“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Friedrich Engels,“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in Karl Marx,Capital,Volume II,MECW,36：7。

[126] 参见索夫娅·扬诺夫斯卡娅，《1968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数学手稿》（伦敦新帕克出版社1983年版），第9卷。要了解关于马克思数学研究的一些最有趣的解释，请参阅Pradip Baksi编：《卡尔·马克思和数学：三部分文本合集》（新德里：Aakar Books,2019）。

[127] 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都指责对方剽窃，并声称自己是“首创”。参见阿尔弗雷德·鲁伯特·霍尔：《战争中的哲学家》（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4页。

[128] Marx,Mathematical Manuscripts,35—106；Mathematische Manuscript.（Kronberg：Scriptor Verlag GmbH 1974）,75—129。

[129] 参见 Lucio Lombardo Radice,“Dai‘Manoscritti Matematici dik' Marx”,Critica-Marxista,No.6（1972）：273。在他的手稿中，马克思用“代数”一词来表示任何不包含导数或微分符号的表达式，用“符号”来表示包含微分学特有的数字的表达式，如dx和dy。

[130] 为牛顿和莱布尼茨辩护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内容和观点不同，他们创造这种计算方法只是为了解决一些几何问题的代数权宜之计。他们不愿解释它的基础，它仍然是神秘和不明确的。

[131] 此外，马克思认为，数学符号应该忠实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实际过程的信念，在今天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天真的。

[132] 不同的观点见Yanovskaya,“序言”,XI—XII。

[13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卡尔·马克思,1881年8月18日,MECW,46：131—132；MEW,35：23—25。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些研究的永恒意义：“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 Frederick,Engels,“Karl Marx's Funeral,”MECW,24：468。

[13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2 November 1882,MECW,46：380；MEW,35：114.

[13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1May1 873 ,MECW,44：504；MEW,33：82。例如19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中，梅瓦特推进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参见1875年的大量手稿：卡尔·马克思,“Mehrwertrate und Profitrate mathematischbehandelt”,MEGA2,II/14：19—150

[136] 参见 Alain Alcouffe,“Introduction” in ed.Alcouffe,Les manuscrits thématiques de Marx（Paris：Economica,1985）,20—21。

[137] 大会原计划在苏黎世举行，但由于警方的禁令，最终于10月在小城库尔举行。

[138] Karl Marx to 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22.February 1881,MECW,46：66—67；ibid.,MEW,35：160.

[139] ibid.；ibid.

[140] ibid.；ibid.

[141] Ibid.,MECW,46：66—67；ibid.,MEW,35：160—161.

[142] Ibid.,MECW,46：67；ibid.,MEW,35：161.

[143] ibid.,ibid.

[144] Henry 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2006）,224—225.

[14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20 June 1881,MECW,46：99—101；MEW,35：199.

[146]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M ECW,6：505；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MEW,4：481.

[147] 卡尔·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1881年6月2日,MECW,46：93；MEW,35：191；恩格斯也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等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在1881年3月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这些人认为对任何东西实行国有化都是半社会主义的措施，或者无论如何也是预备性的社会主义措施，因而暗暗热衷于保护关税、烟草垄断、铁路国有化，等等。所有这一切全是胡说，是片面地被夸大了的反对曼彻斯特主义斗争的遗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3月12 日,MECW,46：74；MEW,35：170。

[148] Karl Marx,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MEW,6：203；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MEW,4：171。

[14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20 June 1881,MECW,46：100—101；MEW,35：199—200.

[150] ibid.,MECW,46：101；ibid.,MEW,35：200.

[151] 同上MECW,46：101；ibid.,MEW,35：200。再看看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证实：“马克思通读了它，并带着一种友好的轻蔑说起它”，他说：“这是资本家的‘最后一搏'。”虽然海德门坚持认为他的新闻风格对大众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马克思也许有点嫉妒乔治的名声，“不会把这当作一个合理的论点”。他说：“传播错误永远不会对人民有任何好处：‘不驳斥错误就会助长思想上的不道德行为'。”对乔治来说，再往前走十步，再往前走一百步，就很容易就会停下来，这样的危险太大。Hyndman,Adventurous Life,258—259。

[15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20 June 1881,MECW,46：101；MEW,35：201。乔治对马克思的评论也很有趣。马克思去世后，他说，尽管他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他对“一个毕生致力于改善社会条件的人怀有深深的敬意”，in Philip S.Foner,ed.,Karl Marx Remembered：Comments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San Francisco：Synthesis Publications,1983）,101。然而，第二年，在一封写给海德门的信中，他强调马克思“缺乏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习惯”。Henry George,An Anthology of Henry George's Thought,ed.Kenneth C.Wenzer （Rochester：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1997）,175.在给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1840—1897）的两封书信中，他进一步对马克思进行了描述（同上，78,177）。罗伊·道格拉斯曾指出，“当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时（……）肯定有许多英国人为亨利·乔治争论不休，只要他们听说过普鲁士社会主义者。”Roy Douglas,Land,People and Politics：A History of the Land Ques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1878—1952（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48.在几年的时间之内，情况将发生完全改变。

[153]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9 February 1881,MECW,46：62；MEW,35：156.

[154] ibid.,MECW,46：63；ibid.,MEW,35：156.

[15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5 November1880,MECW,46：46；MEW ,34：478.

[156] Cf.Selig Perlan,“The Auti-Chinese Agitation in California”,in John R.Coomons,et.al,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etes Vol.2（New York Macmillan,1918）,254.

[157] Henry George,“The Kearney Agitation in California”,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7,（August 1880）：435.马克思的注释包含在Karl Marx,IISH Amsterdam,Marx—Engels Papers,B 161.

[158] David Smith,“Accumulation by Forced Migration：Insights from Capital and Marx's Late Manuscripts”,in Marx 201：Rethinking Alternatives,ed.Marcello Musto and Alfonso M.Iacono （London：Palgrave,forthcoming 2020）,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中写道：“巴黎公社的光辉记忆依然存在……但是马克思看到劳工不是坚硬的水晶。劳工内部矛盾的证据正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同上）

[159] 参见 Edward J.Renehan,Dark Genius of Wall Street：The Misunderstood Life of Jay Gould,King of the Robber Barons（New York：Basic Books,2006）；and Maury Klein,The Life and Legend of Jay Gould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393。

[160]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9 February 1881,MECW,46：63,MEW,35：156—157.

[161] Iibd.；ibid.,MEW,35：157.

[162] Iibd；ibid.

[163] Iibd.,MECW,46：63—64；ibid.,MEW,35：157.

[164] 指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译者注

[165]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1 April 1881,MECW,46：84；MEW,35：180.

[166] 这一著名措辞，为格莱斯顿的秘书所记录，参见 Edgar J.Feuchtwanger, Gladstone（London：Allen Road,1975）,146.

[167]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1 April 1881,MECW,46：84；MEW,35：180.

[168] 爱尔兰土地同盟是一个旨在保护爱尔兰的佃农利益的政治组织，建于1879年。

[169]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1 April 1881,MECW,46：84；MEW,35：180—181.关于马克思的反应，参见亨利·迈尔斯·海德门对当时与马克思会面的回忆：“当愤怒地谈到自由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爱尔兰的政策时，这位老战士的小而深陷的眼睛闪闪发亮，他那沉重的眉毛皱起，宽阔而强壮的鼻子和脸显然被激情所触动，他发出了强烈的谴责。”Hyndman,Adventures 400 Life,247.关于德莱斯顿在1880—1881年间的政策，参见Richard Shannon,Gladstone,vol.2,1865—1898（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248—278。关于他对爱尔兰的立场，参见 Colin Matthew,Gladstone：1875—1898（London：Clarendon Press,1995）,183—210；以及 James Camlin Beckett,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 1603—1923（London：Faber and Faber,1981）,389—394。

[170]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29 April 1881,MECW,46：90；MEW.35：187.

[171]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1 April 1881,MECW,46：84；MEW,3 5：180.

[172]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29 April 1881,MECW,46：90；MEW,3 5：187.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马克思经常使用“约翰牛”这个常用的名字，作为英国的化身。

[173] ibid.；ibid.

[174]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6 June 1881 ,MECW,46：95；MEW35：194.

[17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14 November 1879,MECW,45：422；MEW,34：422.

[176] 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书信中透露了这一背景：“这一主题是马克思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在拉法格和我本人面前向他（盖得）口述的。”“这是一部令人信服的推理巨著，打算用几句话向大众解释事物。我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品，即使是在这个简洁的版本中，我也觉得它令人震惊。”Friedrich Engels to Ednarel Bernstein,25 October 1881：MECW：46：148；MEW,35：232。

[177] Karl Marx,“Preamble to the Programme of the French Workers' Party”,MECW,24：340；Einleitung zum Programm der französischen Arbeiterpartei,MEW,19：238。

[178] ibid.；ibid.

[179] Jules Guesde,“The Programme of the Parti Ouvrier”,in Guesde,Textes Choisis,1867—1882（Paris：Editions sociales,1959）,118。

[180] ibid.

[181] Karl Marx,“Preamble to the Programme of the French Workers' Party”,MECW,24：340；MEW,19：238.

[182] 1880年11月，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龙格在写给丈夫的书信中提到了父亲和盖得之间的讨论，燕妮·龙格对沙尔·龙格说：“至于确定最低工资的问题，也许你会感兴趣的是，爸爸竭尽所能地说服盖得从他们的计划中去掉这一项，并向他解释说，如果采用这种措施，根据经济规律，结果将会使这一固定的最低工资成为最高工资。但是盖得仍然坚持，他辩称，这可以使他们牢牢抓住工人阶段。”23 November 1880,MECW,46：474；MEW,34：534—535。

[18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5 November 1880,MECW,46：43—44；MEW,34：475—476.

[184] Ibid.,MECW,46：44；ibid.,MEW34 ：476.在“愚蠢”中，马克思允许了对继承权的压制（纲领中的第12点），这是一个古老的圣西门式的要求，他曾在国际工人协会与巴枯宁争论反对继承权：“如果工人阶级有足够的权力废除继承权，那么它就有足够的权力进行征用，这将是一个更简单和更有效的过程。”卡尔·马克思“论继承”,in Workers Unite：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ed.Marcello Musto （London：Bloomsbury,2014）,159。

[18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5 November 1880,MECW,46：43；MEW,34：475.

[186] 法国问卷，连同它的简要介绍，是根据马克思的一份原件，其中一部分是用英语，一部分是用法语编写的。参见卡尔·马克思的“工人调查问卷”，in MECW.

[187] 参见“调查的总体方案”，这是马克思在1867年起草并加入了“临时总理事会代表的指示，不同的问题”，MECW,20：186—187；“Instruktionen für die Delegierten des Provisorischen Zentralrats zu den,einzelnen Frage”,MEW,16：192.

[188] Karl Marx,“Workers' Questionnaire”,MECW,24：329；“Fragebogen für Arbeiter”,MEW,19：231.

[189] ibid.,MECW,24：329—330；ibid.,MEW,19：232—233.

[190] ibid.,MECW,24：331；ibid.,MEW,19：233.

[191] 手稿上用的是 tradesunions（工会）,《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用的是sociétés—derésistance（抵抗会）。—译者注

[192] ibid.,MECW,24：334；ibid.,MEW,19：236.

[193] 参见D.Lanzardo ：“社会主义对工人斗争的干预；马克思的工人调查”,Quaderni Rossi 5 （1965年4月）：17。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Karl Marx,Essaide biographie intellctuelle（Doris：Riviere,1957）,马克思的调查问卷与之前在法国进行的其他调查问卷的区别在于“它的阶级特征：工人们被邀请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以第一人称描述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同上，416—417）。在吕贝尔看来，“这是一本‘政治经济学中名副其实的工人手册'。马克思的目的是鼓励法国工人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异化。”（同上，424）。

[194] Lafargue,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72.

[195] 卡尔·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MECW，46：81—82；MEW 35：177—188。事实证明，恩格斯并没有对考茨基那么感兴趣；他更喜欢德国党内的另一位年轻头脑爱德华·伯恩施坦。恩格斯向奥古斯特·倍倍尔（他和马克思都极为敬重的德国社会主义领袖）报告时说：“伯恩施坦真正的机智、能够直接把握事物；考茨基恰恰相反，考茨基是个诚实但迂腐的人。在他的手中，复杂的事情不会变得简单，但简单的事情会变得复杂。”恩格斯说：“他在长篇评论文章中有时也能提出一些价值的东西，但是尽管他有最好的意愿，他还是斗不过自己的本性，这比他更强大。在报社内有这样一个学理主义者，是一种真正的不幸。”这就是恩格斯竭力说服伯恩施坦继续编辑《社会民主党》[Der Sozialdemokrat]并取得成功的原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1年8月25日 MECW，46：137；MEW，35：178，177。

[196] 指的是共和国总统、机会主义共和党人的名义领袖，儒勒·格雷维（1807—1891）的追随者们。

[19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9 August 1881,MECW,46：117；MEW 35：17.

[19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August 1881,MECW,46：133—134；MEW 35：27—28.

[199] Lafargue,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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