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的晚年岁月（2020）

第二章 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争议


一、农村公社的问题
二、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吗？
三、另一条可能的路
四、对民粹主义运动的评价


一、农村公社的问题


　　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著作中，他一直把俄国视为影响欧洲舞台上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障碍之一。在马克思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18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1857）以及大量信件中，他强调了俄国落后的社会、缓慢的经济发展、专制的政治体制和保守的外交政策，这些都促使庞大的沙皇俄国成为反革命的先遣阵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一直坚持这一论断。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俄国，他意识到在那里发生的一些变化可能会导致重大的社会变革。事实上，俄国似乎比英国更有可能引发一场革命。在英国，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上最大比例数量的工人，但也正是在这里，建立在殖民剥削基础之上的工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并受到工会改良主义的影响，工人运动逐渐衰弱。
　　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惟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他们补充说，尽管带有政治宣传的成分，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1]
　　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前，马克思追随并表示热烈欢迎俄国的农民运动。[2]从1870年开始，他学会了使用俄语阅读，他通过查阅统计数据和更详尽的有关社会经济变化的文本，并与俄国著名学者通信，来了解事件的最新进展。[3]1877年，在他回顾自己的研究轨迹时，马克思写道：“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4]马克思对俄国的研究如此深入，以致于这些研究成为他和恩格斯经常谈论的话题。[5]
　　20世纪70年代，俄国社会主义哲学家、作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1828—1889）的著作被人们重点关注，马克思获得了他的许多著作。[6]这位俄国民粹主义[7]主要人物的观点成为马克思分析俄国社会变化的有益参考。马克思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著作是“杰出的”，[8]在1873年初，他就宣称自己“熟悉他著作的大部分”，[9]他甚至表示要“出版”一些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和个性”的书籍，“以引起西方对他的兴趣”。[10]
　　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是马克思学习俄语的主要动机之一。在研究这位被他誉为“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11]的著作时，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世界某些地区经济发展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它对西欧工人阶级造成可怕社会后果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1859）中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是否必须经历每个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逻辑环节？”[12]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之后的一项民粹主义运动的宣言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英国人到达新西兰后发生的事件作为参考，将其观点总结为五点：
　　1．当一种社会现象在一个国家达到了高度发展水平时，它在另一个更落后的国家发展到那个阶段的进程可能比在发达国家要快得多。（英国人需要1500多年的文明生活才能进入自由市场体系。新西兰人肯定没花那么长时间。）
　　2．这种加速是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接触的结果。
　　3．这种加速是指在一个落后的国家，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某一社会现象的发展直接从较低的阶段跳到较高的阶段，避免了中间阶段。
　　4．在这个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落后的国家现在吸收了先进国家的经验和科学，跨越了中间阶段，这作为逻辑阶段只能在理论上存在，而没有真正成为现实（新西兰人可以从书本上了解到保护主义制度的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适用）。
　　5．即使这些中间阶段真实存在，它们将是真正无关紧要的维度，甚至与实际生活的相关性更小。[13]
　　基于这些观察，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两个结论”[14]，帮助界定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并为他们提供了科学依据：
　　1．发展的更高阶段在形式上和来源上是一致的。
　　2．社会生活某种现象在最先进的民族中达到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可以在其他民族中非常迅速地发展，跨越中间的逻辑阶段，从低级直接上升到高级。[15]
　　我们应该注意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与他所处时代的许多斯拉夫主义思想家明显不同。当然，他也和他们一样谴责资本主义的影响，反对俄国农村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16]但是他坚决反对贵族知识分子希望保留原有社会结构的立场，而且他也从未将农村公社（obshchina）描述为只有斯拉夫民族才具有的田园诗形式。[17]事实上，他认为没有理由“为这些原始遗迹的幸存而自豪”。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它们在某些国家的留存只能证明历史发展的缓慢和软弱。例如，在土地关系中，“保留在其他民族之间已经消失的公社所有制”绝不是优越的标志，而是俄国人“见识短浅”的证明。[18]
　　车尔尼雪夫斯基坚信，俄国如果无视西欧取得的成就是很难持续发展的。农村公社的积极特征需要得到保留，但只有将它们置于不同的生产环境中才能确保农民群众的福祉。[19]农村公社可以为社会解放的初级阶段作出贡献，但前提是它必须成为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的胚胎。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必须有集体的耕种和分配形式。此外，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兴起所带来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支撑，农村公社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现代农业合作主义的实验形式。[20]在俄国，工业化所带来的进步是关键，其绝不会造成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贫穷和剥削状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德国哲学中找到了从古代生产组织到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转变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应该感谢黑格尔和谢林，才有可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形式而言，更高层次的发展与作为其来源的原则是相似的”[21]。
　　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原始阶段”的特征是“土地公有制”。在“第二阶段”，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集约化，土地变成了投资耕种者的私有财产。在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公有制不仅对农业阶级的福祉是必要的，而且对农业本身的进步也是必要的”。它再次被确认为“人类与土地关系的一种高级形式”。[22]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更多地基于辩证法而不是具体的历史分析研究，但其观点的进步性在于反对那些认为历史发展是朝着不可动摇既定目标线性发展的人。从政治上而言，这意味着有可能避免经历第二阶段，而在农村公社中仍然存在的“土地公有制”不必因私有财产的扩张而遭到破坏。[23]事实上，集体所有制的加强将催生一种农业集体主义制度，这种制度能够确保对农民的社会公平，满足全体人口的需求。
　　从这些基础出发，民粹主义者把阻碍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和利用现有农村公社的解放潜力作为他们计划的双重目标。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惊人的想象展现了这一前景。他写道，“历史就像一位祖母，非常喜欢它最小的孙子孙女。对于后来者，它给予的不是骨头，而是骨髓，而在试图折断西欧骨头时，却严重地伤到了自己的手指”[24]。
　　在沿着这些思路进行辩论时，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1812—1870）的理论中得到了启发。例如，在“一封给儒勒·米什莱的公开信”（1851）中，赫尔岑断言：“西方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某些教训，但仅此而已：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你们过去的法律的执行者。”[25]
　　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马克思帮助很大。1881年，马克思对古老社会形式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促使他开始关注当代人类学家的研究。随着马克思的思想不断延伸到欧洲以外，一个偶然的机会推动了他继续深入研究俄国。
　　1881年2月中旬，马克思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伊·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1848—1919）的简短、激烈且引人注意的信。维·伊·查苏利奇是一名民粹主义激进分子，曾企图刺杀圣彼得堡警察局长。[26]这封用法语写的书信是2月16日从日内瓦寄来的，当时她在日内瓦躲避沙皇警察。
　　维·伊·查苏利奇是马克思的崇拜者。她认为，马克思一定知道《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她想知道：马克思是否也知道《资本论》对讨论“土地问题和农村公社”的俄国人民产生了影响。她强调说：“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对于俄国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她还说，“甚至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命运也取决于”马克思的回答。[27]维·伊·查苏利奇随后总结了讨论中出现的两种不同观点：“农村公社摆脱了苛捐杂税、贵族赋税和专断行政，有能力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即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逐步组织生产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为公社的解放和发展而全力以赴。但是，如果公社注定灭亡，社会主义者所能做的，就其本身而言，是对俄国农民的土地要经过多少年才能进入资产阶级的手里以及俄国的资本主义需要多少个世纪才能达到西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进行毫无准确依据的计算。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将只是在城市工人中进行宣传，而这些工人将不断地淹没在公社解散后被抛到大城市街道上寻求工作的农民群体中。”[28]
　　维·伊·查苏利奇进一步指出，一些参与辩论的人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过时的形式，注定要被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所有辩论涉及的东西所毁灭”。持这种观点的人自称是马克思的“卓越门徒”，即“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最有力的论据常常是：“马克思是这么说的。”
　　为此，她向马克思提出了一项恳求：“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这一问题如此重要，而维·伊·查苏利奇又如此急切地想知道这位在世的最有名望的社会主义者的想法，所以她最后要求马克思“至少以一封信的形式”回答这一问题，[29]这封信可以翻译并在俄国公开。
　　维·伊·查苏利奇提出的问题恰逢其时，当时马克思正全神贯注地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她的来信促使他分析一个重大的、具有当代意义的实际历史案例，这与他当时的理论兴趣密切相关。[30]只有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背景下，才能理解他所回应的全部问题的复杂性。

二、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是共产主义社会诞生的必要前提，这一观点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之中。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宣布，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代进行工人阶级革命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31]。
　　在新的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形成的背景下，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2]。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以及能够运用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33]他们的增长速度与资本主义扩张的速度一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34]。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中，马克思以更政治性的眼光表达了类似的判断。马克思在回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和科学力量与资本主义一同诞生时，他对参加这次活动的激进分子说，“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35]。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多次强调资本“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6]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积极影响，马克思最具分析性的论述之一是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部分中。马克思总结了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高度集中所产生的六种条件，[37]这些条件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诞生的基本前提。
　　这些条件是：1.合作的劳动过程；2.科学技术对生产的贡献；3.生产对自然力的占有；4.工人只能共同操作的制造机器；5.节约一切生产资料；6.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
　　马克思提出：“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38]
　　马克思深知，生产集中在少数雇主手中，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压迫、奴役和剥削”[39]。但他也意识到“雇佣劳动者的合作完全是由雇佣他们的资本带来的”[40]。他确信，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比以往所有时代生产力的总和都要大，其发展速度也得到了惊人的增长，创造了克服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条件，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41]他认为，“劳动作为社会生产力是对资本的一种免费赠予，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工人被安置在既定的条件下，都是由于资本”[42]。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最有利的环境只有通过资本的扩张才能实现：“（资本家）无情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因此，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创造那些物质条件，只有这些物质条件才能形成一种更高形式的社会的真正基础，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是主导的原则。”[43]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进一步思考，贯穿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中写道，尽管资本的趋势之一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44]它使劳动价值最大化，而“生产某一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实际上减少到最低限度”。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个绝对重要的观点；它会促进“解放劳动”，是“解放劳动的条件”。[45]因此，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46]。
　　马克思认为，就其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力的能力而言，资本主义超越了以前的社会制度。他还认识到，尽管存在对人类的无情剥削，但它也有一些潜在的进步因素，这些因素比早期社会更有利于个体潜能的发挥。尽管马克思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反对生产剩余劳动力的必要性，但他认为生产力的增长与个人能力的增长有关。事实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7]这种日趋强烈和复杂的生产力发展，产生了“个体的极大发展”[48]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49]。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概述了“商品的交换如何突破所有与直接的物物交换不可分割的地方和个人的界限，并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发地发展出完全超出行动者控制的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50]商品交换的要求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合人类发展的形式进行生产。[51]
　　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的某些倾向有利于妇女的解放和家庭关系的现代化。在为第一届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这一重要文本中，他写道，“在资本的条件下……现代工业让青少年男女在社会生产工作中合作的趋势是一种进步的、合理的和合法的趋势”[52]。
　　类似的观点也在《资本论》中进行过表达。例如：“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53]
　　马克思还说，“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两者的幼年未发展的形态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54]
　　总而言之，根据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的辩证方法，马克思认为，“形成新社会的要素”是随着“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规模上的结合”而成熟的。[55]这些“物质前提”对于实现“未来的更高理想”具有决定性。[56]然而革命永远不会仅仅通过经济动力而产生，它最终也需要一个政治因素，但共产主义的到来要求社会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或存在条件，而这些条件又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发展过程。[57]
　　在《资本论》之后，马克思撰写了一些简短但极具政治价值的著作，其中也包含了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证实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中，马克思对领导这场斗争的社会主体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58]
　　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的必要性。[59]马克思在发表的一篇短文《法国工人党选举纲领导言》（1880）中强调，生产者使用生产工具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集体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形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60]。
　　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谨慎地避免了可能暗示社会普遍模式的提法，他认为这种模式是无益和适得其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第二版后记”（1873）中，他暗示“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决不是他的兴趣之一[61]，也是为什么在1879—1880年，在回应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的批评时，他直接了当的写道：“我从未建立过任何社会论”。[62]
　　正如马克思从未表现出未来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愿望，他在对资本主义的思考中，也没有断言人类社会在任何地方都注定要走同样的道路或经历同样的阶段。尽管如此，他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一种归咎于他的错误论点：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任何地方都是历史的必然。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争论为这一点提供了明确的证据。据推测，1877年11月，马克思起草了一封长信给《祖国纪事》（Otechestvennye Zapiski）的编辑委员会，在信中他开始回复一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未来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这篇文章由文学评论家和社会学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Nikolai Mikhailovski,1842—1904）撰写。[63]马克思对这封信进行了几次修改，但最后仍然是草稿，还有一些删节的痕迹，并没有真正寄出。然而，它包含了一些马克思后来在对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所提到的有趣观点。
　　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提出了一个与4年后维·伊·查苏利奇非常相似而有细微差别的问题。对维·伊·查苏利奇来说，问题的关键是农村公社可能发生的变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关心的则是在更理论化的层面上讨论农村公社未来的各种立场：一种观点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俄国应该废除农村公社，接受一个资本主义政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公社可以进一步发展，并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村人口的负面影响。[64]
　　维·伊·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的目的在于了解马克思的观点并接受他对实际工作的指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则是俄国民粹主义者中较为温和的自由派的杰出代表，他明显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并认为马克思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当维·伊·查苏利奇写到“马克思主义者”争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或缺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地声称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本人。他写道：“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俄国人……必须把自己降格为一个旁观者……如果他真的赞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观点，他应该高兴地看到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分离出来，他应该把这种分离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第一阶段，并且从最终来讲，是有益的过程。一句话，他必须接受他理想中所固有的原则被推翻的事实。当然，道德情感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冲突应该解决，这有利于后者。”[65]
　　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无法用精确的引言来支持这一点，相反，他引用了《资本论》德文版第一版附录中马克思对赫尔岑的论战性评语：“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破坏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完全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中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66]
　　后续版本的《资本论》省略了这段注释，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就改变了他对赫尔岑的判断。[67]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采用与1867年相同的措辞坚称，“他[68]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A.F.von Haxhausen,1792—1866）的书中[69]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70]。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与赫尔岑的社会主义思想对立。在《俄国革命》（1857）一书中，赫尔岑指出，尽管准备“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的利益而行动的人的圈子可能并不大，但“在意识和发展方面，肯定不逊于西方的任何圈子”。如果它不习惯考虑社会运动，那么它比传统社会更自由，比西方社会更简单、更年轻。[71]马克思并不认同俄国人民天生就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假设。无论是关于夺取政治权力的必要形式，还是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先决条件，他对俄国可能发生革命的开放态度不能追溯到赫尔岑的立场。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相当冷淡地指出，他与赫尔岑的争论不能变成对自己判断的歪曲，或者正如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声称的那样，不能转变为对“俄国人民努力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过去和现在所走的发展道路”的轻视。[72]
　　1875年，在一本名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小册子中，恩格斯对倾向于布朗基主义的彼·特卡乔夫（Pyotr Tkachev,1844—1886）写的《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进行了回复。恩格斯也谈论俄国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73]：“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疑虑，恩格斯补充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7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75]，俩人总是与赫尔岑以及其他所有像巴枯宁和特卡乔夫一样继承了他思想的人意见分歧很大。这些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俄国农民描绘成“社会主义的真正载体，作为天生的共产党人，而不是老龄化的、腐朽的欧洲西部的工人”[76]。
　　关于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辩论，马克思本打算在他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直言不讳”，并表达他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他以下面这句话开头，后来他在手稿中把这句话删掉了：“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77]
　　马克思首先澄清了他在以往分析中提到的问题。马克思回忆说，在《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的章节中，[78]他试图描述“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释放了“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因素。因此，这一过程并没有在全世界发生，而只是在旧大陆发生。
　　马克思提到了在《资本论》（1872—1875）的法文版中的一段，他断言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分离的基础是“对农业生产者的征用”。他补充道：“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79]
　　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视域中理解《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为德国读者撰写的文章中，马克思指出，“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在他看来，除了“现代的罪恶”，德国人还“受到一系列以往罪恶的压迫，这些罪恶来自于古老和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被动生存，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不合时宜的社会和政治关系”。[80]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会“以乐观的方式安慰自己，认为德国的情况远没有那么糟糕”，他宣称“讲的就是你的故事！”（Dete fabula narratur!）。[81]
　　马克思也对其他欧洲国家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因为他不认为欧洲是一个同质的整体。1867年，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27周年纪念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的内容后来发表在日内瓦的《先驱报》上，他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可以成功地进行一场革命，因为德国“用不着像其他国家的工人那样经历漫长的资产阶级运动”[82]。
　　就俄国而言，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认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即俄国可能“发展自己的历史基础，因此，尽管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政权的所有折磨，但却攫取了它的所有果实”。他指责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83]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他对《资本论》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经济秩序的要素，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和每个生产者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它“已经建立在集体生产方式之上”，而且“只能被转化为社会财富”。[84]
　　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只能用一种方式来描绘俄国的历史：如果俄国倾向于成为“一个像西欧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马克思看来，“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85]
　　最让马克思烦恼的是，他的评论者已经着手“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86]，他略带讽刺地补充说：“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他以古罗马征用农民，以及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例，指出农民如何“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那时发展起来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奴隶制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87]
　　因此，不太了解马克思真正理论立场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以一种似乎预见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一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批评，这种观点已经在俄国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追随者中秘密地传播开来。马克思对这一观点的批判更加重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现在，而且关系到未来。[88]马克思从来没有发表过这篇文章[89]，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俄国的一个必要阶段的想法，也很快就根深蒂固，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0]

三、另一条可能的路


　　近三个星期以来，马克思一直沉浸在他的思考中，他非常清楚自己必须对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作出回答，并在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91]他的劳动成果是4份草稿—其中3份非常长，有时还包含着自相矛盾的论点，最后他写给了维·伊·查苏利奇一封回信。所有的这些复信都是用法语撰写的，书信的开头语都相同。
　　为了总结他对“封建生产到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篇章的分析，[92]马克思选择了一段引文，这是他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插入的法文版《资本论》中一段话。在下一行中，马克思重申，他“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93]。以此为前提，他对农村公社（obshchina）进行了丰富而详细的思考，并考察了其现实可能性。
　　在4份草稿中的第一稿也是最长的一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他所认为的“唯一有力论据”—为什么“俄国农民的公社必然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94]马克思重申他“不会考虑这个论点，除非它是基于欧洲的经验”[95]。至于俄国，“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要想在俄国确立自己的统治，那么，绝大多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即通过公有财产先被消灭而遭到剥夺。但是，不管怎样，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96]
　　马克思并没有排除农村公社将要分裂并结束其长期存在的可能性。但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也不会是因为某种历史宿命。[97]在谈到那些自诩为他的追随者时，这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用一贯讽刺的口吻对维·伊·查苏利奇谈论道：“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98]
　　马克思对西方经验的不断反思，伴随着一种极具价值的政治观察。而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发表的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中声称，“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99]。马克思对俄国的看法有了明显的转变。
　　早在1853年，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不抱任何幻想；他很清楚，“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100]但是他也相信，通过世界贸易、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转型，“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101]。一些片面的解读将此视为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的证据，[102]实际上，它只不过反映了一个35岁时撰写报刊文章的人对殖民主义的尚不全面的看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东西方社会的本质区别。
　　1881年，经过30年艰辛的理论研究和对国际政治变化的细致观察，特别是基于《人类学笔记》中的大量摘要，马克思对从过去的公社形态到资本主义的转变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103]因此，在提到“东印度”时。马克思指出：“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104]“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进行过让公社自杀的尝试；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荒更加严重。”[105]
　　因此，俄国的村社并不注定要遭受与几个世纪之前西欧的相同命运，在那里“从一个建立在公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到一个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的过渡”[106]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当被问及这种情况在俄国是否不可避免时，马克思坚定地回答道：“绝对不是的。”
　　马克思除了坚决拒绝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相同的历史模式外，他还指出为什么公社的鲜明特征使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有价值的。在西方，“对农民的剥夺，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变为'资本家私有的、集中的所有制”。但必须强调的是，在俄国“则相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公有财产的问题”[107]。此外，“在西欧，公社所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包括整个一系列依次相继的经济上的革命和进化”[108]。
　　马克思以其一贯的灵活思维，思考了农村公社发生变革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公社有可能面临两种演变方向：“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09]当时的现实条件并不排除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思强调的第一点是农村公社与更先进的经济形式共存。马克思认为，俄国“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110]。
　　俄国公社因此“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11]。面对那些否认这一进化理论上的可能性，并将资本主义也视为俄国不可或缺阶段的人，马克思讽刺地问道，俄国是否“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112]。俄国不能一味地重复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历史进程。因此，从逻辑上讲，即使是农村公社的社会主义转型，也不一定要通过资本主义。
　　马克思认为，有必要评估这一假设的历史时机。农村公社的社会主义发展“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方向”的“最好证明”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的危机”（马克思的政治希望使他在这里写了太多的“致命的”）。根据他对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解读，他期望当时的经济危机可能会为资本主义的“毁灭”和“回归到一种最古老的形式—集体生产和占有”创造有利条件。[113]
　　这就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所思考的并不是“由于孤立个体的弱点而产生的原始合作或集体生产”，而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成果”。[114]他指出，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财产“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形式”，它本身“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115]
　　正是这些研究和分析而不是抽象的图式，影响了马克思的选择。俄国的农村公社不是基于“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而是潜在的“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组织”。[116]
　　马克思批评了古代农业公社的“孤立性”，因为它们被封闭起来而与外部世界没有联系，从政治上讲，它们是最符合沙皇政权的经济形式，“可是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不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吗？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将在俄国社会的普遍动荡中消失。”[117]
　　马克思当然没有改变对沙俄农村公社的复杂批判性判断，在他的分析中，个人发展和社会生产的重要性仍然保持不变。他也没有突然相信：古老的农村公社比资本主义下存在的社会关系更能促进个体的解放。这两种观点都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相去甚远。
　　一些学者发现，在马克思写给维·伊·查苏利奇信件的草稿中，丝毫没有看到他与以往立场的戏剧性决裂。[118]从理论上讲，马克思并没有建议俄国或其他资本主义仍不发达的国家成为革命爆发的特殊场所；他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国家比生产力发展更先进的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的目标。他强调，不应将零星的叛乱或抵抗斗争与在共产主义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混为一谈。他认为，在俄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出现促进农业公社逐步改革的有利机会，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提升为更普遍的模式。例如，法属阿尔及利亚或英属印度，并没有表现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出的特殊情况，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俄国也无法与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相比较。马克思思想中的新探索更具理论开放性，这使他能够考虑其他通往社会主义的可能道路，这些道路在以前他未加以认真对待或是认为无法实现。[119]
　　19世纪下半叶，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的改革之后，农村公社的条件已经发生了转变，呈现出一系列矛盾：“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原始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120]
　　这种“二重性”可能会变成“公社解体的萌芽”，表明“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121]但威胁其生存的还有外部的“破坏性影响”，比如国家立法支持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些分支机构”，它们不以任何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力……就与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蛀虫'合作，吮吸‘农村公社'已经贫乏的血液”。[122]
　　马克思因此得出结论，俄国民粹主义者所设想的替代方案是可以实现的：“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123]
　　然而，如果它要成为现实，这一假设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124]。为了这个目的，马克思试图确定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能力”[125]。就在那一刻，“在整个欧洲，它是唯一在一个巨大的帝国内的农村生活中尚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可以凭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作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置于正常条件之下，那它就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126]
　　马克思在这里撰写的内容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非常相似。[127]这种选择是可能的，而且它肯定比“英国模式的农业资本化”更适合俄国的经济社会背景。[128]但只有“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129]。俄国农村公社与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130]。而农民对合作社[131]的熟悉有助于向“合作劳动”的实际过渡。[132]
　　至于公社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有利于俄国的政治体制，这种分离可以“轻易消除”。[133]“有必要用一个由公社自己选举产生的农民大会来取代政府机构，[134]作为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和行政机构。”[135]
　　因此，政治意愿和有利的历史环境是农村公社生存和彻底转变的基本先决条件。换句话说，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种种剧变，但像农村公社这样的古老社会形式的社会主义变革仍然是可能的：“这里涉及的已经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应给以打击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且，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36]
　　1882年，马克思又回到了相关主题的思考上。同年1月，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与西欧无产阶级斗争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7]
　　马克思在过去所表达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但现在他的观点与这些观点所揭示的历史背景和各种政治事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简短序言在《人民报》（Narodnaya Volya）上发表，同时还有一条十分得意的声明：“编辑们特别高兴地在结束语下划线”，他们认为，这证实了《人民报》的基本理论立场。[138]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写了很长时间，终于在1881年3月8日寄出。尽管他已经写了几篇很长的、很有争议的草稿，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还是决定寄给她一篇最短的最终版本。他为自己没有提供她所要求的“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的文本进行了解释，[139]马克思还说，他已经承诺同民粹主义组织“人民意志”的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一篇文章，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140]
　　不过，他的“寥寥几行”是为了“消除一切疑问”，即维·伊·查苏利奇可能“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141]马克思让她参考了《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关于“农业生产者征用”的引文—和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插入的引文一样—并强调他的分析“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这些国家看到了“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142]相反，在俄国，“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143]。
　　马克思总结道：“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资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44]
　　马克思的辩证立场并没有使自己宣称，一种以生产者的联系为基础的新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一系列既定的阶段来实现。同时，他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历史的必然。[145]在他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的考虑比初稿更为简洁，他的语气也更加谨慎。这可能表明，他认为自己对这样一个复杂问题的处理仍然过于肤浅，一些理论上的不确定性继续困扰着他。他一开始说：“最近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146]实际情况是，4份草稿表明他在这件事上花了很多时间，却没有以令他满意的方式加以解决。[147]那些不同意马克思最终复信中观点的人试图把他的思想轻描淡写，认为这是一个老人的不重要的思考，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能力已接近枯竭；[148]而赞同这些观点的人则把它们视为马克思的智慧证明，或许比他生前完成并出版的著作更有价值。但事实是，对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与马克思惯常的工作方式是一致的。在阐述他的理论的过程中，他通常花费很长时间进行广泛的研究，先形成假设，然后总是自我批评和进一步怀疑其结论的有效性。他再提出新的假设，这些假设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质疑。马克思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的思考也遵循着这一模式。因此，我们不应轻率地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价值较低而予以轻视，也不应把这一时期的观点视为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思想的终点。这些观点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关于历史进程的假设不应建立在抽象规律之上，而应始终与现有环境的多样性相适应。
　　马克思对农村公社的未来进行了密集的讨论，这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固定等式”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和对殖民主义表示同情的概念，在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派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也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所谓的社会分析的“科学方法”大相径庭。
　　恩格斯对历史进程的判断也是极为谨慎的。在他晚年的许多著作和书信中，他采取了与1893年写给尼古拉·丹尼尔逊的信中所表达的观点相似的立场：“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50万地主和大约8000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他补充道：“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着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149]马克思的困惑被一种信念所取代：即使在俄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150]

四、对民粹主义运动的评价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也借此机会对俄国的各种革命倾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民粹主义运动，他赞赏他们政治活动脚踏实地的特点，也赞赏他们在传播其思想时，没有诉诸无意义的极端革命的兴盛或适得其反的普遍化。
　　在1870年出现的第一次俄国革命运动是“土地与自由社（Zemlya i Volya）”。这一组织认为，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没有发生重大发展的地方，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实现的。[151]这一组织在1879年分裂成两股势力，其中少数人支持的是“黑土平分社”（Chernyi Peredel），他们排除了仅凭政治领域的革命就能给经济关系带来根本改变的想法。“黑土平分社”的名字来源于在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提议（形容词 chermyi有通俗或平民的含义）。在其主要领导人中有维·伊·查苏利奇和乔治·普列汉诺夫（Georgi Dlekhanov 1856—1918），他们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朝着渐进主义的愿景迈进，并最终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没有立即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唯一的前进道路是集中所有的精力组织起来，同时等待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52]
　　从“土地与自由社”分离出来的大多数继承者自称为“民意党”，（Narodnaya Volya）他们有着更为明确的立场。[153]在一篇名为“政治革命与经济问题”（1881）的文章中，作者A.多罗申科，即尼古拉·基巴尔奇克（Nikolai Kibalchich,1853—1881）的笔名，在文章中声称，“没有经济领域的一些历史准备，自由政治机构无法得以维持”[154]。他们在革命问题上的立场也同样灵活：看来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将来自城镇，而不是村庄。而一旦在城市取得成功，就会为千百万饥饿的农民举起反抗的旗帜。[155]简而言之，“民意党”的革命者认为当时的俄国有可能发生重大的社会剧变，但是需要抓住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机会。《民意党》杂志在第二期提出了纲领性的观点，如果革命者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时刻，他们将能够把权力移交给人民，并阻止沙皇将其交给资产阶级。没有时间可浪费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就是我们的困境”。[156]因此，马克思密切关注俄国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历史进程中主客观因素的权重问题有关（这是他之后的革命者的根本问题）。
　　在1880年末，马克思在给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中，提出他对俄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判断表明他不受与其成员个人感情的影响，更不受宣称对自己理论忠诚的影响。他描述的较为积极的势力如下：“我们一方面有批评家（大多数是年轻的大学教授，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还有一部分是评论家），另一方面有恐怖主义分子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对左尔格说，后者的实用主义性格激怒了前者，他对后者的态度是赞许的，也就是“黑土平分社”的激进分子。对于这些大多数的自愿流亡分子，他评论说：“和冒生命危险的恐怖主义分子相反，组成了所谓的宣传派（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157]
　　在1881年4月给女儿燕妮的信中，马克思再次痛斥在瑞士避难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空谈家、糊涂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俄国‘战争舞台'上的影响完全等于零。”[158]至于对圣彼得堡谋杀事件组织者的审判，马克思赞同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宣传方法：“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彼得堡执行委员会[159]如此努力活动，而发表的宣言却非常‘克制'。它的做法与莫斯特和其他一些孩子般的空谈家的幼稚做法截然不同，后者把刺杀帝王当作一种‘理论'和‘法宝'加以 鼓吹（像迪斯累里、萨维奇·兰多尔、马考莱、马志尼的朋友斯坦斯菲尔德这样一些非常天真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做的）；相反地，前者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像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160]
　　因此，马克思关于在俄国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形势。1881年，他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接触—就像10年前与巴黎公社的接触一样—帮助他形成了一种新的信念：他在考虑革命事件的突发性和形成这些事件的主观力量，以及在历史进程中生产方式的承继方面，变得更加灵活了。[161]
　　马克思晚年时提出的更为明显的多线性发展概念，使他更加关注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和不平衡性，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他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完成过程中本已艰难的探索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改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景，也没有陷入抽象的乌托邦主义。[162]在对过去的图式和以他的名义产生的新教条的怀疑和敌视的引导下，他认为革命有可能以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条件和形式爆发。未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并取决于其造成深刻社会动荡的组织和斗争能力。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 MECW，24：426；“Vorredezur zweiten russischen Ausgabe des Manifest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MEW,19：296。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的著作和信件的完整合集，见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编辑：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Die russische Kommune（Munich：Hanser,1972）。

[2] 1858年，马克思写道：“俄罗斯的农奴解放运动对我来说同样重要，因为它标志着内部发展的开始，这可能与国家传统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驰。”卡尔·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29 April 1858,MECW,40：310；MEW,29：324。当时，农奴约占俄国人口的38%。

[3] 参见亨利·伊顿：《马克思和俄国人》,《思想史期刊》41/1（1980）：89、书中他所见过或与之通信的所有俄国公民按字母顺序排列。

[4] Karl Marx,“Letter to Otechestvennye Zapiski”,MECW,24：199；Brief an die Redaktion der“Otetschestwennye Sapiski”,MEW,19：108.

[5] 根据保尔·拉法格的论述，恩格斯告诉马克思，他“愿意把有关俄国财产权出现的文件给他，因为它们多年来一直阻碍他完成《资本论》”。 Paul Lafargue,“Frederick Engels”,in The Social Democrat 9/8（15 August 1905）：487。

[6] 参见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MEGA2,IV/32：184—187。关于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发现的重建，请参阅“Entstehung und Uberlieferung”,in Karl Marx,Exzerpte und Notizen：Februar 1864 bis Oktober 1868,November1869,März,April,June 1870, Dezember 1872,MEGA2,IV/18,1142—1144。

[7] 关于左翼，在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概念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意义,Richard pipes,“Narodnichestvo：A Semantic inquiry”,Slavic Review XXIII,no.3（1964）：421—458.瓦利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69年版），第27页，将民粹主义的诞生时间定在1869年，大约在彼得·拉夫罗夫（Pyotr La—vrov,1823—1900）发表《历史书信》（1868—1870）,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发表《什么是进步》（1869）,瓦西里·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发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1869）的时候。

[8] Karl Marx to Sigfrid Meyer,21 January 1871,MECW,44：105；MEW,33：173.

[9]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8 January 1873,MECW,44：469；MEW,33：599.

[10]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2 December 1872,MECW,44：457；MEW,33：549.

[11] 卡尔·马克思：《德文第二版后记》，《资本论》第一卷，MECW，35：15；“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Marx,Das Kapital,Erster Band,MEW,vol.23：21.

[12] Nikolai Chernyshevsky,“Kritika filosofiskh preubzhednini protiv obshchinnogo[Critique of Philosophical Prejudices against Communal ownership of the Land],in vladeniya”,Chernyshevsky,Sobranie sochinenii,vol.4,（Moscow：Ogonyok,1974），467.文中非常简短的节选可以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 In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Shanin （London：Routledge,1984） ，182—190。

[13] Ibid.,468—469.

[14] Ibid.,470；Chernyshevskii,“A critique of Philosophical Prejudices”,182.

[15] Ibid.；ibid

[16] 参见 Marco Natalizi,Il caso Černyševskij,（Milan：Bruno Mondadori,2006）,55.车尔尼雪夫斯基与他的文化环境的互动,see N.G.O.Pereira,The Thought and Teachings of N.G.Černyševskij（The Hague：Mouton,1975）。

[17] 马克思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赫尔岑的论题提出了类似的批评，MECW,29：275；“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EW,13：20.In Roots ofRevolution：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Russia（New York：Alfred A.Knopf,1960）,佛朗科·文丘里正确地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认为村社是“典型的俄罗斯制度，是斯拉夫精神的特征（…），而仅仅是在俄罗斯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这些形式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了”。（ibid.,148）

[18] Nikolai Chernyshevsky,“Kritika filosofiskh preubezhdenii”,371.

[19] 在文丘里的《革命的根源》一书中，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农民公社的讨论的中心主题：“村社应该被西方社会主义复兴和改造；它不应该被描绘成俄罗斯使命的典范和象征。”（ibid.,160）

[20] 瓦利基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一书中认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资本主义代表着“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巨大进步”；他的“头号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落后的俄国（同上，20）。车尔尼雪夫斯基远非是俄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敌人，如果我们必须给他加上一个标签的话，他就是一个“西化者”。

[21] Chernyshevsky,“Kritika filosofiskih preubezhdenii”,433.

[22] Ibid.453.

[23] 瓦利基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一书中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想要“跳过‘发展的中间阶段'，或者至少大大缩短其篇幅”。他为公社辩护的主要论点是辩证的进步观念，他认为，一般说来，任何发展的第一阶段在形式上都与第三阶段相似；因此，原始公共集体主义在形式上与社会主义社会中发达的集体主义相似（同上，18）。

[24] Chernyshevsky,“Kritika filosofiskih preubezhdenii”,466.

[25] 亚历山大·赫尔岑：《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给儒勒·米什莱的一封公开信》（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关于“从过去的重压中获得自由”的观点，参见瓦利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第116—117页。

[26] 关于俄国革命的生活，参见 Jay Bergman,Vera Zasulich：A Biograph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27] Vera Zasulich,“A Letter to Marx”,in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ed.Shanin（London：Routledge,1984）,98—99.

[28] Ibid.

[29] 同上，马丁·布伯的《乌托邦之路》（锡拉丘兹，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评论说：“这两者中哪一个是历史真理的决定，落在马克思的手中。”（同上，91）

[30] 瓦利基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中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使他能够重新审视俄罗斯民粹主义，这是当时‘在最古老的事物中发现最新的东西'的最重要的尝试”（同上，192）。

[3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ECW,6：5 14；Manifest der Kommutistischen Partei,MEW,4：489.

[32] Ibid.,MECW,6：488；ibid.,MEW,4：466.

[33] Ibid.,MECW,6：490；ibid.,MEW,4：468.

[34] Ibid.,MECW,6：496；ibid.,MEW,4：473—474.

[35] Karl Marx,“ 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Paper”,MECW,14：655；“Rede auf der Jahresfeier des People's Paper”,MEW,12：3

[36] Karl Marx,Outline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Grundrisse], MECW,28：337；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EW,42：323.为了对这个复杂的文本进行评论，参见 Marcello Musto,ed.,Karl Marx's 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London：Routledge,2008）。

[37] Karl Marx,Capital,Volume I,MECW,35：749；Das Kapital,Erster Band,MEW, 23：790—791.

[38] ibid.,MECW,35：750；ibid.,ME W,23：790.

[39] Ibid.,ibid.

[40] Ibid.,MECW,35：3 I bid.,MECW,35：340；

[41] ibid.,MEW,23：354.36；ibid.,MEW,23：351.

[42] I bid.,MECW,35：338；ibid.,MEW,23：353

[43] I bid.,MECW,35：588；ibid.,MEW,23：618.参见马克思1867年12月7日的书信，他向恩格斯提供了自己想要看到的主要论点的综合，这些论点在恩格斯的朋友当时正在准备的《资本论》评论中提到。马克思将自己的著作描述为一个证明，“从经济角度来看，当今社会孕育着一种新的、更高的形式”。在将自己的发现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进行了大胆的比较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可怕的直接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隐藏的进步”，而且，“由于他的这种批判方法”，“他可能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所有社会主义，也就是乌托邦主义敲响了永远的丧钟”。在最后对恩格斯的建议中，他再次强调一个深刻的信念，即“拉萨尔先生谩骂资本家，奉承穷乡僻州的普鲁士乡绅制度，而马克思先生恰恰相反，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必要性”。卡尔·马克思写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7年12月7日，MECW,42：494；MEW,31：404。

[44] Marx,Grundrisse,MECW,29：94；MEW,42：604.

[45] Ibid.,MECW,29：87；ibid.,MEW,42：598.

[46] Ibid.,MECW,29：94；ibid.,MEW,42：604.

[47] Ibid.,MECW,28：418；ibid.,MEW,42：402.

[48] Ibid.,MECW,28：465；ibid.,MEW,42：446.

[49] Ibid.；ibid.

[50] Marx,Capital,MECW,35：122；MEW,23：126.

[51] Ibid.,MECW,35：507；ibid.,MEW,23：528.

[52] Karl Marx,“Instructions for the Delegates of 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The Different Questions”,MECW,20：188；“Instruktionen für die Delegierten des Provisorischen Zentralrats zu den einzelnen Frages”,MEW,16：193.

[53] Marx,Capital,MECW,35：492；MEW,23：514.

[54] Ibid.,MECW,35：506；ibid.,MEW,23：528.

[55] ibid.,MECW,35：504—505；ibid.,MEW,23：526.

[56] ibid.,MECW,35：506；ibid.,MEW,23：528.

[57] ibid.,MECW,35：90—91；ibid.,MEW,23：94.

[58] Karl Marx,“Notes on Bakunin's Book Statehood and Anarchy”,MECW,24：518；“Konspekt von Bakunins Buch Staatlichkeit und Anarchie”,MEW,18：633.

[59] Karl Marx,“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MECW,24：83；“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MEW,19：17.

[60] Karl Marx,“Preable to the Programme of the French Workers Party”,MECW,24：340；“Einleitung zum Programm der französischen Arbeiterpartei”,MEW,19：238.

[61] Karl Marx,“ After word to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MECW,35：17；“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MEW,23：25.

[62] Karl Marx,“ Marginal Notes on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politischen Ökonomic”,MECW,24：533；“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 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EW,19：357.

[63] 参见 James H.Billington,Mikhailovsky and Russian Popu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

[64] 根据瓦利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一书中，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并不否认公社和当代俄国合作社限制了个人自由和个人发展的可能性；然而，他认为，这种限制的负面后果比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后果要危险得多……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解放了个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对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赞同这一观点贡献最大的作者中，马克思扮演了主要角色（同上，59—60）。

[65] Nikolai Mikhailovsky,“Karl Marks pered sudom g.Yu.Zhukovskogo”（Karl Marx Before the Tribunal of Mr.Yu.Zhukovsky）,in Mikhailovsky, Sochinenija,vol.IV,St.Peterburg：B.M.Vol'f,1897,171,引自瓦利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的译本，第146页。这篇文章是继1877年发表在《欧洲信使》[ Vestnik Evropy]杂志上以尤·茹柯夫斯基（Yuri Zhukovsky）的名义对马克思的批评之后，以及尼古拉·西贝尔（Nikolai Sieber）在《祖国纪事》上对《资本论》的辩护。参见Cyril Smith,Marx at the Millennium,（London：Pluto,1996）,53—55。1894年。在为《俄罗斯财富》[ Russian Wealth]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尼·康·米海洛夫斯基重申了他17年前的观点。

[66] Karl Marx,“Nachtrag zu den Noten des ersten Buches”,in Marx,Das Kapital,MEGA II/5：625.这本《第一卷注释附录》在1872年再版时被删除，并在该著作的所有译本中被删除。

[67] 最近的一个例子可以在詹姆斯·怀特，《马克思与俄国：一种学说的命运》（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18年版）中找到，该书声称，在《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修正了他对赫尔岑概念的态度，如果不是对赫尔岑本人”（同上，8）。

[68] “他”指的是亚·伊·赫尔岑。—译者注

[69] 指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1—2部1847年汉诺威版，第3部1852年柏林版）第279、339页。—译者注

[70] Marx,“Letter to Otechestvennye Zapiski”,MECW,24：196；MEW,19：107.

[71] Alexander Herzen,“Revolution in Russia”,in The Herzen Reader,ed. Kathleen arthe（Evans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2）,63

[72] Marx,“Letter to Otechestvennye Zapiski”,MECW,24：196；MEW,19：107.

[73] On Tkachev's ideas,see 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389—428.

[74] Friedrich Engels,“On Social Relations in Russia”,MECW,24：39—40.

[75] 这并不是一条被传达的信息（因为他用铅笔写在了特卡乔夫“公开信”的封面上），马克思说，这篇文章的内容“愚蠢到巴枯宁可能作出了贡献”；卡尔·马克思写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 1875年2月至3月， MECW，45：59；MEW，34：5。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指出，正是马克思本人要求恩格斯“发表一个答复”。Maximilien Rubel,Marx：Life and Works（London：Macmillan，1980），105。

[76] Engels,“On Social Relations in Russia”,45.Cf.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93—94.

[77] Marx,“Letter to Otechestvennye Zapiski”,MECW,24：135；MEW,19：108.

[78] Marx,Capital,MECW,35：704—761；MEW,23：741—802.

[79] Marx,“Letter to Otechestvennye Zapiski”,MECW,24：200；MEW,19：108.也可参见 Karl Marx,Le capital,Paris 1872—1875,MEGA,II/7：634。1867年第一版是马克思在修改其法语译本时引入的，而1890年的第四版德文版中没有这一修订版，该修订版后来成为《资本论》翻译的标准版本。在给卡尔·马克思的脚注中，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Euvres.Économie I（Paris：Gallimard,1963）称这是对“所谓原始积累”部分的“重要补充之一”（同上，1701，n.1）。恩格斯的这一版本认为，原始积累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呈现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继承顺序贯穿于原始积累的各个阶段。仅在英国，我们以英国为例，就有它的经典形式。 Marx, Capital,MECW,35：707；MEW,23：744.

[80] Marx“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MECW,35：9；“Vorwort zur ersten Auflage”,MEW，23：15.在法文版中，马克思略微限制了这句话的范围；‘Le pays le plus développé industriellement ne fait que montrer à ceux qui le suivent sur l'échelle industrielle de leur propre avenir',K.Marx,Le Capital,MEGA,vol.II/7：12.In his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2000）,Dipesh Chakrabarty错误地将这篇文章解释为遵循“首先在欧洲，然后在其他地方”原则的历史决定论的典型例子（同上，7）。他进一步提出“历史就像一个候车室，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向资本主义过渡都需要一段时间”的人的特征。“这是第三世界常常被托付给……的时期”（同上，65）。无论如何,Neil Lazarus,“The fetish of‘the West' in Postcolonial Theory”,in Marxism,Modernit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eds.Crystal Bartolovich 和 Neil Lazarus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正确地指出，“并非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目的论的或‘历史主义'的”（同上，63）。

[81] Karl Marx,“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MECW,35：8；“Vorwortzur ersten Auflage”,MEW,23：12.

[82] 1867年2月28日，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27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MECW,20：415；“Aufzeichnung einer Rede von Karl Marx auf dem Stiftungsfest des Deutschen Bildungsvereins für Arbeiter in Londonam”Februar 1867,MEW,16：524.。

[83] Marx,“Letter to Otechestvennye Zapiski”,MECW,24：200；MEW,19：111.

[84] Marx,“ Letter to Otechestvennye Zapiski”,MECW,24：200；MEW,19：108,111.

[85] Ibid.,201；ibid.,MEW,19：111.

[86] Ibid.；ibid.

[87] Ibid.；ibid.,MEW,19：111—112.怀特：《马克思和俄国》，发现那些归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话语构成了一个“惊人的指控”。他写道，“马克思从来没有仅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只是经验。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制度，是人类内在物种的外在表现。《资本论》之所以局限于资本主义在历史层面上的发展，只是因为马克思未能发现这一过程中更为本质和逻辑的步骤”（同上，32）。与此相反，最近出版的MEGA2则显示出他是多么坚定地致力于实证研究和历史分析。与以往许多诠释者所坚持的观点相反，这些新资料明确地驳斥了他主要受到新历史哲学的推动，或他过分求助于辩证方法的观点。

[88] 参见 Pier Paolo Poggio,L'Obščina.Comune contadina e revoluzione in Russia（Milan：Jaca ook,1978）,148。这篇文章指的是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的这封信“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仅仅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参见恩格斯1884年3月6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并复制了这封信。恩格斯将一份复制件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并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译者注

[89] 人们尝试过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发表他对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回复。当恩格斯在1885年把它转发给Severni Vestnik的编辑们时，恩格斯说这本书“由于他不知道的原因”没有发表过。 Friedrich Engels,“To the Editors of the Severni Vestnik”,in MECW,26：311。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如果《华尔街日报》在其版面上刊登了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它将真的处于危险之中。没有对支持他的论文做必要的检查,Haruki Wada,“Marx and Revolutionary Russia”,in Late Marx,ed.Shanin认为,“真正的原因（……）更确切地说，马克思在再次阅读他的信后，看出了他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评有问题”（同上，60）。 White,Marx and Russia,指出在《谁之罪？》的问题上继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之后，西贝尔重申了“马克思制定的过程是普遍必须的”（同上，33）。S.西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每个社会的某个特定发展阶段都会遇到”（同上，45），这是俄国人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一个生动的例子

[90] 根据怀特的《马克思和俄国》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具有相当大的动力和顺应性，所以即使马克思的书信最终出版了，也很难动摇”（同上，33）。关于俄国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可参见 Richard pipes,Struve：Liberal on the Left,1870—190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以及最近的 Vesa Oittinen,Marxistm,Russia,Philosophy （London：Palgrave 2020）,esp.chapter 3.

[91] 参见布伯（Buber）的《乌托邦之路》（Paths in Utopia）：“他试图给出正确答案的努力是一种值得钦佩的彻悟和谨慎。”在这之前，他已经忙于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现在他又以特别强烈的热情重新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他取消了一种极其精细和精确的表述，而去寻求另一种更恰当的表述。这些笔记虽然只是一系列零碎的速写，但在我看来，这些笔记是综合把握俄国村社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尝试。（ibid.,91）

[92] Karl Marx,“Drafts of the Letter to Vera Zasulich：Second Draft”,MECW,24：360；“Brief von V.I.Sassulitsch：Zweiter Entwurf”,MEW,19：396

[93] Ibid.；ibid.

[94] Karl Marx,“Drafts of the Letter to Vera Zasulich：First Draft”,MECW,24：349；“Briefvon V.I.Sassulitsch：Erster Entwurf”,MEW,19：384—385.

[95] Karl Marx,“Drafts of the Letter to Vera Zasulich：Third Draft”,MECW,24：365；“Brief von V.I.Sassulitsch：Dritter Entwurf”,MEW,19：402.

[96] Marx,“Second Draft”,MECW,24：361；MEW,19：397.

[97] 参见also Teodor Shanin,“Late Marx：gods and craftsmen”,in Late Marx,ed.Shanin,16.

[98] Marx,“Second Draft”,MECW,24：361；MEW,19：397.

[99] Karl Marx,“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MECW,12：217—218；“Die künftigen rgebnisse der britischen Herschaft in Indien”,MEW,9：221.

[100] ibid.,MECW,12：221；ibid.,MEW,9：224.

[101] ibid.,MECW,12：222；ibid.,MEW,9：226.

[102] 参见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劳特利奇出版社1995年版），153—156。赛义德（1935—2003）就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完全适合……一个标准的东方主义事业”，但也暗示他们依赖于“古老的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同上， 154）。实际上，赛义德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是片面的和肤浅的。首先指出其解释缺陷的是 Sadiq Jalal al-Azmi（1934—2016）,他在Khamsin 8（1980）的文章“东方主义和与之相反的东方主义”中写道：“这种对马克思的观点和对高度复杂的历史过程和情况的分析的叙述是一种讽刺……在马克思的‘著作体'中，既没有针对亚洲，也没有针对东方”（同上， 14—15）。关于“生产能力、社会组织、历史优势、军事力量和技术发展…马克思，像其他人一样，知道现代欧洲比东方优越”（同上，15—16）。类似地，Aijaz Ahmad在《理论：阶级，民族，文学》（伦敦： Verso,1992）中很好地证明了如何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去语境化的引用”，对所讨论的段落所代表的内容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将它们放入他的“东方主义者档案”中（同上，231，223）。反对马克思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参见Irfan Habib，“马克思对印度的看法”，载于《卡尔·马克思论印度》，伊克巴尔·侯赛因（新德里：图利卡，2006），XIX—LIV。关于1853年马克思新闻文章的局限性，参见Kolja Lindner，“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后殖民研究和马克思的学术”，《激进哲学》161（2010）：27—41。

[103]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看来，（伦敦Lawrence & Wishart 出版社 1964年版），“马克思对原始地方自治主义的日益关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益憎恨和蔑视。”似乎很可能，马克思发现自己越来越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感到震惊，他早先曾欢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认为它是一种对停滞不前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的非人道，但是有历史上进步的力量。（同上，50）

[104] Marx,“Third Draft”,MECW,24：365；MEW,19：402.

[105] Ibid.,MECW,24：368；ibid.,MEW,19：405.

[106] Ibid.,MECW,24：367；ibid.,MEW,19：405

[107] Marx,“Second Draft”,M ECW,24：361；MEW,19：397.

[108] Ibid.,MECW,24：362；ibid.,MEW,19：397

[109] Marx,“First Draft”,MECW,24：352；MEW,19：388—389.

[110] Marx,“Second Draft”,MECW,24：362；MEW,19：398.

[111] Marx,“Third Draft”,MECW,24：368；MEW,19：405.

[112] Marx,“First Draft”,MECW,24：349；MEW,19：385.

[113] ibid.,MECW,24：357；ibid.,MEW,19：392.

[114] ibid.,MECW,24：351；ibid.,MEW,19：388.

[115] Marx,“Second Draft”,MECW,24：362；M EW,19：398.

[116] Marx,“Third Draft”,MECW,24：366；M EW,19：403.

[117] Marx,“First Draft”,MECW,24：353；M EW,19：389—390.

[118] 参见瓦利基的解释，“马克思与革命的俄罗斯” Late Marx,ed.Shanin,60,。其中认为手稿显示了“自1867年《资本论》出版以来的重大变化”。同样，Enrique Dussel,El último Marx（1863—1882）y la liberación latinoamericana（Mexico City：Siglo XXI,1990）,谈到了“改变路线”（pp.260,268—269）；Tomonaga Tairako,“马克思论资本主义全球化”,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35（2003）,认为马克思“改变了他对工人阶级进行全球革命的观点”（同上，12）。其他作家建议对晚年马克思进行“第三世界主义”解读，即革命的主题不再是工厂工人，而是农村和边缘群体。在Umberto Melotti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London：Palgrave,1977）一书中也可以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各种解释；Kenzo Mohri,“马克思与‘不发达'”,Monthly Review 30,no.11（1979）,32—43；以及 Jean Tible,Marx Selvagem （São Paulo：Autonomia Literaria,2018）.

[119] 参见玛丽安·索耶的杰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亚洲生产方式问题》（海牙：Martinus Nijhoff,1977），67：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并没有改变他对乡村社区性质的看法，也没有决定它们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相反，他开始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社区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来进行革命。他似乎真的抱有这样的希望：随着社会交流的加强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农村制度可以并入社会主义社会。在1882年，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仍然是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以避免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村社的彻底解体。参见Gianni Sofri,Il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Storia di una controversia marxista（Turin：Einaudi1969）。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俄国社会状况的研究使他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特定的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就有可能过渡到一种更高形式的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俄国是一个比印度和中国更先进的“半亚洲”国家，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思想的逐步演变，似乎是不可否认的。（ibid.，70）。

[120] Marx,“Third Draft,”367；MEW,19：403—404.1861年解放后,农民可以获得土地,但必须以进贡的形式支付补偿。

[121] Ibid.；ibid.,404.

[122] Marx,“First Draft”,MECW,24：355；MEW,19：393.

[123] Ibid.,354；ibid.,MEW,19：390—391.

[124] Ibid；ibid.,391.

[125] Marx,“Third Draft”,MECW,24：368；MEW,19：404.

[126] Ibid.；ibid.,405.

[127] Cf.Venturi,“Introduzione”,in Venturi,Il populismo russo.Herzen, Bakunin,Cernysevskij,vol.I （Turin：Einaudi,1972）,简而言之,马克思最终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这与瓦利基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中的观点相似：马克思的推理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土地公共所有权的哲学偏见的批判存在很大相似之处。如果民粹主义者能够读到给维·伊·查苏利奇信的初稿，“他们无疑会在其中看到他们希望的无价的、权威的理由”（同上，189）。

[128] Marx,“First Draft”,MECW,24：358；MEW,19：391.

[129] Ibid.,MECW,24：356；ibid.,MEW,19：390—391

[130] Ibid.；ibid.,MEW,19：392.

[131] 合作社形式最初起源于鞑靼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负责其成员对国家和第三方的集体责任。

[132] Marx,“First Draft”,MECW,24：356；MEW,19：389.

[133] Ibid.,MECW,24：353；ibid.,MEW,19：390.

[134] 沃洛斯特是俄罗斯帝国传统的行政区划。

[135] Marx,“First Draft”,MECW,24：353；MEW,19：390.

[136] Ibid.,MECW,24：359—360；ibid.,MEW,19：395.

[137] Marx and Engels,“Preface to the Second Russian Edition”,MECW,24：426；MEW,19：296.

[138] Narodnaya Volya,5 February 1882,reprinted in Literatura partii Narodnoi Voli,（Paris：Société nouvelle de librairie et d'édition,1905）,558.

[139] Karl Marx,“Letter to Vera Zasulich”,MECW,24：370；“Marx an V.I.Sassulitsch”,MEW,19：242.

[140] 马克思指的是在1879年从“土地和自由社”（Zemlya i volya）中分离出来的秘密组织，该组织选择了“恐怖主义”的斗争方式。

[141] Marx,“Letter to Vera Zasulich”,MECW,24：370；MEW,19：242.

[142] ibid.；ibid.,MEW,19：242—243.

[143] ibid.,MECW,24：370—371；ibid.,MEW,19：242—243.

[144] ibid.,MECW,24：371；ibid.,MEW,19：243.

[145] 参见艾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哲学》（伦敦：Verso,1995）,108f；丹尼尔·本赛德：《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一种批判的冒险和不幸》（伦敦：Verso,2002）第9—39页。

[146] KarlM arxtoVeraZas ulich,3月1881,MECW,46：71；MEW ,35：166.

[147] 首先发现并发表了这封信的初稿的大卫·梁赞诺夫坚持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回信给维·伊·查苏利奇，因为他的工作能力降低了；参见 Ryazanov,“The Discovery of the Drafts”,in Late Marx,ed.Shanin,129。这是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在Marx,critique du marxisme（Paris：Payot,2000）中分享的观点,104。更有说服力的是文丘里的“导言”,in Venturi,Il popularismo russo,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中“以最生动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民粹主义核心问题的怀疑和犹豫”（ibid.,XLI）。 Pierpolo Poggio,L'Obščina,为马克思不愿“在一个政治和理论影响如此巨大的问题上陈述一个强有力的立场”（ibid.，157）。瓦利基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议》中正确地指出，尽管“农民公社作为俄国社会复兴的主要动力的可能角色，毫无疑问，被奇怪地夸大了”草案中包含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削弱了当时用合法的“自然”过程来解释社会变化的方法”。（ibid.，194）

[148] 维·伊·查苏利奇和普列汉诺夫因为明显的政治原因甚至隐藏了马克思的书信。这些书信直到1924年才出版，那是在它写完40多年后。

[149] Friedrich Engels to Nikolai Danielson,24 February 1893,MECW,50：112；MEW,39：38.

[150] 文丘里在《民粹主义》中的“序言”写道，“随着19世纪晚期工业化的大爆发，马克思的疑虑似乎暂时消失了，而资产阶级在发展的远景中开始显示自己”（同上，XLIV）

[151] 文丘里在《革命的根源》一书中指出，“土地与自由社”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观点并不一致，尽管他们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的大体轮廓。他们也不相信当资本主义发展达到它的终点时就会出现的社会主义（同上，622）。

[152] 文丘里：《革命的根源》，第661—662页。《普列汉诺夫思想中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吉安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研究所编，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米兰：费尔特里内利，1974）。

[153] 革命者薇拉·妃格念尔（Vera Figner,1852—1942）声称，旧的“土地与自由”组织的名称是在其灰烬中产生的两个运动之间分配的；黑土平分社采用了“土地”的理念和人民意志则是采纳了“自由的理念”，在俄语中，volya这个词可以同时指意志和自由。参见瓦利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第103页。

[154] Cit.in 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679.

[155] Ibid.,681.

[156] Ibid.,671.

[157] Ibid.,MECW,46：45—46；ibid.,MEW,34：474.

[158]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1 April 1881,MECW,46：83；MEW,35：179

[159] 关于马克思对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同情，参见尼古拉·莫洛佐夫（Nokolai Morozov,1854—1946）的陈述，他回忆起1880年12月的一次谈话，当时马克思说他对人民的意志很感兴趣，“反对专制的斗争在他看来······就像是童话故事，一个幻想小说的故事”，尼古拉·莫洛佐夫：《马克思恩格斯回忆录》，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57年版），第302页。（此注释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就存在，不是原作者所添加—译者注）

[160]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1 April 1881,MECW,46：83；MEW,35：179

[161] In Le repliche della storia.法国政治评论家布鲁诺·邦乔瓦尼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国际政治的视野在马克思的知识轨迹中与俄国的关系”。马克思的著作“让我们推断他设想以下的事件序列：“战争对俄罗斯，俄罗斯军事失败，俄国革命（不是社会主义但雅各宾派的），没有（临时或永久？）的反动的宪兵欧洲，欧洲的社会主义改造……返回俄罗斯的革命，然后—但只有公社的可能性可用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同上，201—202）。然而，在马克思后期的反思中，邦乔瓦尼所定义的“革命发展的机制”变得越来越弱。革命不受环境的约束，不会从欧洲开始，直到“第二轮”才到达俄国（同上，212）。

[162] 尽管拜乔瓦尼过分强调了“不可逆转”这一词语，但他正确地指出，“在最终的分析中，如果没有‘社会'的不可逆转的解放存在，‘共同体'就不可能奇迹般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同上，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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