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的晚年岁月（2020）

第三章 马克思晚年的艰辛探索


一、《资本论》在欧洲的早期传播
二、马克思为什么没能完成《资本论》？
三、生命的“旋转木马”
四、妻子的长眠
五、回到历史研究


一、《资本论》在欧洲的早期传播


　　1881年，卡尔·马克思尚未成为20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物。在19世纪40年代，受他作品影响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数量相当有限；国际警察和政治对手所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实际上只由少数激进分子组成。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变化，1848年革命失败后，只有少数逃亡者（他们大部分在英国），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2]
　　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巴黎公社在欧洲范围内的影响改变了这一情况，马克思的著作得到合理的传播。《资本论》开始在德国（1873年出版了新版）、俄国（1872年翻译）和法国（1872年至1875年分批出版）传播。然而，即便是在这些国家，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得不通常以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与同时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竞争。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大会上合并成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与马克思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德国第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建立的政治组织。由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75年采取了一项带有更多拉萨尔色彩的计划。在法国，就像在比利时一样，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的理论在工人阶级中更具影响力，而受马克思启发的群体，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政治主动性上，都不比那些以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为榜样的群体更具影响力。在俄国，一个独特的复杂性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在一个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去甚远的落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进行解读和阐释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英国仍然默默无闻，[3]他的著作在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也很难找到读者，而这些地方在19世纪70年代，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41—1876）的影响力更大。在大西洋的彼岸，确实很少有人听说过马克思，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从《资本论》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的作品的不完整性。1881年，当卡尔·考茨基询问马克思出版其作品集的时机是否到来时，马克思讽刺地回答说：“首先，这些作品需要先被写出来。”[4]
　　尽管马克思在世时，他的思想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人们对他的理论，特别是他的著作，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恩格斯在1881年末写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说，“这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共同嫉妒”。例如，在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盟的内部生活中，存在着两股主要势力之间的冲突：一股是由前无政府主义者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1844—1912）领导的“机会主义者”，另一股是由茹尔·盖得（Jules Guesde,1845—1922）领导的更接近马克思思想的势力。在不可避免的分裂之前，法国出现了两个新政党：改革派的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盟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法国工人党，这两个对立的政党陷入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马克思最终被卷入其中， 1880年6月，他与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一起，撰写了《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这是法国左派的政治纲领。
　　在这种氛围下，布鲁斯和巴黎公社社员、社会主义作家贝努瓦·马隆不择手段地诋毁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在评论他们尖锐的争论时，特别指责了马隆，他说，马隆“力图为马克思的发现另找一些始祖（拉萨尔，谢夫莱，甚至德·巴普！）”。他还斥责了《无产者报》的编辑，这些编辑曾指责盖得和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喉舌”，并且“想把法国工人卖给俾斯麦”。[5]恩格斯把马隆和布鲁斯的敌意解读为沙文主义的表现：“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况且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6]
　　恩格斯无法理解“怎么能妒忌天才”，他继续写道：“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在紧要关头，他们往往会向马克思请教，而这时他们通常发现马克思的建议是最好的。马克思在德国、法国和俄国都占据了这个位置，更不用说那些较小的国家了。因此，并不是马克思将他的观点，更不用说他的意志强加于这些人；相反，这些人是自愿来找他请教的。马克思的特殊影响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这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7]与布鲁斯和他的追随者所坚持的相反，马克思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敌意。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以及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这些民族运动“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只要是值得的，机会总会出现”。总之，恩格斯强调，“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8]
　　除了盖得和拉法格之外，其他一些法国激进分子也与马克思取得了联系。1881年初，他告知他的女婿沙尔·龙格，社会主义激进分子和宣传人员爱·福尔坦（Édouard Fortin,1854—1947）联系过他。马克思写道：“他给我写了几封信，对我用‘我亲爱的老师'这个称呼。他的要求很‘低'。他在研究《资本论》，提出要每月写摘要，并逐月惠寄给我；而我则应每月修改它，向他解释他所理解错了的地方。等他不慌不忙地写出最后一个月的提要，并且经我修改退还给他，他就会得到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这份手稿，按他的说法，‘将以万丈光芒普照法兰西'。”[9]由于马克思忙于更重要的事情，他不得不告诉福尔坦，他不能答应他的建议。[10]但后来福尔坦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译成法语，并于1891年出版，这一切都为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带来了好处。
　　一本很受欢迎的关于《资本论》的《纲要》读本于1881年在荷兰出版，[11]这是继1873年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1846—1906）[12]和1879年卡洛·卡菲罗（Carlo Cafiero,1846—1892）[13]撰写马克思著作《纲要》后的第三本著作。其发起人费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在其后面附文：“作者将这部作品献给卡尔·马克思，他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和为工人权利而战的高尚战士，这是对他最崇高敬意的象征。”[14]他表达了对马克思著作的赞赏，《资本论》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传播。
　　1881年2月，马克思着眼于《资本论》第二版的出版，他对纽文胡斯说，他认为自己写得不错，并打算给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我认为必须修改的地方都是一些细节；主要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清楚了。”[15]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提到了荷兰自由主义记者阿·凯迪伊克（Arnoldus kerdijk,1846—1905）为自己写的传记，该书于1879年出现在名为《当代伟人传》〔Mannen van beteekenis〕的系列丛书中。该书的出版商尼古拉斯·巴塞姆（Nicolas Balsem,1835—1884）此前曾与马克思接触，以获取有关马克思生平的资料。巴塞姆明确表示，尽管他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但他认识到这些观点的重要性。马克思“习惯性地拒绝这样的请求”，后来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现自己被指责为“故意引用错误”，这让他很生气。他写信给纽文胡斯：“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篇幅来驳斥那个‘学校视察员'，不过按照原则，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根本置之不理。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16]
　　马克思几年前就得出了这一结论。在1879年1月5日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一次采访稿中，他打趣地说：“如果我要否认所有关于我的言论和文字，我需要20个秘书。”[17]恩格斯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给纽文胡斯写信之前不久，他给考茨基写了一封信，其中他提到了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谢夫莱（Albert Schaffle,1831—1903）和其他“空想的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18]对马克思著作的众多不准确解读和误解：“比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19]
　　马克思斩钉截铁地总结道：“他们应该先学会阅读和复述，然后再要求别人回答他们的问题。”[20]
　　除了误解以及有关于政治排斥的企图，马克思的著作还遭受到真正的破坏行为。在阅读了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1880）一文后，马克思发现，这篇文章“的确是极富于‘独创性的'”，在2月份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这是墨守成规的人一碰到困惑不解的事物时所使用的唯一的自卫武器。我在德国已经受了多年的‘抵制'，而在英国现在仍然在受到抵制，稍有不同的是，在这里人们对我的攻击往往是这样荒谬和愚蠢，以致要是作公开回答都会使我感到难为情。”[21]
　　然而，在德国，马克思的这部代表作的销量一直在攀升，1881年10月，随着《资本论》第二版的停止印刷，出版商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1819—1902）要求马克思对其进行一些修改或补充，为第三版做准备。两个月后，马克思向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左尔格承认，这是“一个绝对不合时宜的时刻”[22]。前不久，他在给女儿燕妮的信中说：“只要觉得自己又有能力了，就想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完成第二卷上。”[23]他对丹尼尔逊说了同样的话，“我想尽快完成第二卷”，并补充道：“我会和编辑商量，对第三版只作尽可能少的修改和完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他必须只印1000份，而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印3000份。如果这些都销售了，在不同的情况下，我可能会用我目前应该做的方式来修改这本书。”[24]
　　马克思的思想开始在这个他自1849年以来就居住的国家传播，尽管比其他地方传播得慢。1881年6月，亨利·迈尔斯·海德门出版了《大家的英国》一书，阐述了马克思对民主联邦的设想和指导原则。书中的两章—标题为“劳动”和“资本”—是根据《资本论》的翻译或某些情况下的释义拼凑而成的。然而，这本书的作者—自1880年末以来，一直是梅特兰公园路25号的常客，[25]并致力于对马克思理论的总结，他在《大家的英国》一书中却没有提到《资本论》，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说：“对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包含的思想和大部分内容，我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富有创见的作家的著作，我相信他的作品很快就会为我的大多数同胞所了解。”[26]
　　马克思是在海德门的小册子出版后才知道的。他又恼又惊，因为撇开别的不说，从《资本论》中提取出来的内容，“如引语和其他部分之间没有任何标记，其中很多不准确，甚至隐含着误解”[27]。于是他在7月初写信给海德门：“老实说，当我发现您在伦敦逗留期间对您当时已经酝酿好并已实现的计划—把遭到《十九世纪》拒绝的文章经过某些修改，作为《大家的英国》的第二、三章，即您对联盟纲领的说明加以发表—如此严守秘密时，我是感到有些吃惊的。”[28]在12月，马克思给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的信中再次提到了这件事：“这个家伙写了一些荒唐的辩白信给我本人，例如说什么‘英国人不喜欢外国人教训他们'，‘我的名字非常令人憎恨，等等'。尽管如此……这个人是一个‘脆弱的'的生灵，他甚至没有足够的耐心（而要想学点东西，这是首要条件）去踏实地研究问题。”[29]
　　在他们的关系破裂后，马克思把海德门标注为“可爱的中产阶级作家—如果不说是专家的话—都满怀着一种非满足不可的愿望：立即利用顺风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任何新思想来捞取金钱，或者捞取名誉，或者捞取政治资本。”[30]马克思的言辞激烈，当然不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声誉而感到失望。因为他坚持认为，“对于您从《资本论》中借用来的那类新的科学发现，党的纲领也是个不合适的地方；把这些新发现放在一个明确宣布的目的与这些新发现毫无共同之处的纲领的说明中，是完全不妥当的。把它们写进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的说明中，也许有某种意义。”[31]
　　除了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缺乏礼貌之外，马克思愤怒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资本论》不应该被用于一项政治计划，《资本论》的思想显然与海德门的观点相抵触。[32]马克思和海德门所持观点迥然不同。海德门完全不赞成通过革命行动来征服权力的观点。他的立场是，变革只能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实现，这逐渐成为英国改革主义的特点。1880年2月，他告诉马克思“每个英国人应有的目标是实现即将到来的政治和社会的动员，而不是引起带有动乱危险的冲突”[33]。
　　相反，马克思反对任何先入之见，他在1880年末就海德门认为一场英国革命没有必要的言论回应说，根据历史的先例，革命的发生是可能的。无产阶级的壮大使得社会问题的“演变”变得“不可避免”：“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么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34]
　　马克思将这一判断与德国的事件进行了比较。在德国，“工人阶级从工人运动一开始起就清楚地懂得，不经过革命，就不可能摆脱军事专制制度。同时，德国的工人也懂得，这样的革命，不预先进行组织、不掌握知识、不进行宣传和‘字迹不清'，即使开始时是顺利的，但归根到底总会反过来反对他们。因此他们是在严格的法制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非法行为完全来自政府方面，它宣布工人为非法。构成工人的罪状的不是行动，而是不合他们的统治者心意的观点”[35]。
　　这些考虑进一步证明，对马克思来说，革命不仅仅是迅速地推翻现有制度，也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36]
　　马克思的思想虽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但它实际上在英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因此，在1881年底，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一封信中说，英国人最近开始对《资本论》有了更多的关注。同年10月，《当代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37]马克思认为这篇文章“非常不充分而且充满错误”，但也表明了一种新的兴趣。他还讽刺说，这篇文章很“公正”，因为它的作者约翰·雷伊（John Rae，1845—1915）“没有断言，我四十年来宣传有害的理论，是出于‘坏'的动机。‘我必须称赞他的宽宏大量！'”。然而，马克思对所有这类出版物的观点进行了简短的总结：“至少要对自己所批评的东西有足够了解的这样一种‘公正'，看来是具有不列颠庸俗习气的下流文人所根本不懂的东西。”[38]
　　另一家英国杂志《现代思想》对马克思给予了较为尊重的评价，并打算承认他著作的科学性。记者兼律师欧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 Belfort Bax，1854—1926）的一篇文章将《资本论》定义为“体现了经济理论的发展，其革命性和广泛的重要程度可与天文学中的哥白尼体系或一般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相媲美”。巴克斯希望《资本论》能很快被翻译成英文，他不仅坚持认为《资本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还赞扬了马克思的文风，并将马克思《资本论》在其“魅力和激情”，“幽默”和“最抽象原则易于理解的表达”等方面与亚瑟·叔本华（Arthal Schopenhauer,1788—1860） 相提并论。[39]
　　马克思很高兴“第一次在英国出版这样的刊物，弥漫着对新思想本身的真正热情，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英国的庸俗主义”。他指出，“在对我经济学原理的阐述和他的译文（即引自《资本论》）中，有很多错误和困惑”。但他赞扬了作者的努力，并为这篇文章的刊发而感到振奋：“这篇文章在伦敦西区的墙上用大字体张贴出来，引起了巨大轰动。”[40]
　　到了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思想的广泛传播就已引人注目，因此在新的10年开始时仍在继续。然而，现在，这些思想不仅在一小部分追随者和政治活动家中传播，而且开始拥有更广泛的受众。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不仅限于他的政治著作—例如《共产党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还扩展到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中的理论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被讨论和欣赏，仅仅几年后，恩格斯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朋友的著作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41]谁知道这位不信奉宗教教义的马克思会不会赞赏这种评价呢？

二、马克思为什么没能完成《资本论》？


　　1877年至1881年初，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的不同部分写了两个新版本。1877年3月，他开始对已经收集到的资料编制广泛的索引，[42]最终几乎全部集中在第一部分：“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The Metamorphoses of Capital and The Circuit），[43]对资本的循环过程进行更高级的论证。尽管此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仍使他的工作极其不规律，马克思继续忙于“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这一部分。同样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的还有第二卷的所谓的手稿Ⅷ，[44]马克思在其中总结了之前的文本并创作了他认为对作品的延续有用的新草稿。他还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解释上的错误，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重复，即当时他认为货币表象只是经济关系真正实质的一种掩饰。[45]
　　1877年夏天，当“失眠和相应的脑神经混乱状况变得严重时”，[46]马克思被迫再次留出一段时间在卡尔斯巴德和黑森林休息。多年来，他认识到必须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对待自己的身体。[47]
　　马克思一回到英国，马上重新埋头于他的手稿撰写中，虽然他的健康状况并没有改善多少。他向左尔格抱怨，“该死的失眠症”折磨了他一年，让他“对写作极度疏忽”，因为他不得不“把所有（他）可以忍受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48]1877年11月，马克思写信给法兰克福年轻的银行家齐格蒙德·肖特（Sigmund Schott,1852—1910），说他“著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他“写作《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49]，只不过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50]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也没有忽视进一步的研究，他集中精力研究银行业和贸易，并摘录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塔（Pietro Rota，1846—1875）的《银行业史》（1874）、波恩大学首任校长卡尔·胡尔曼（Karl Hullmann,1765—1846）的《拜占庭商业史》（1808）和《希腊商业史》（1839），以及法律学者和统计学家约翰·叶芝（John Yeats,1822—1902）的《商业的自然史》[51]。1878年3月底，马克思写信给肖特，信里说自己发现了股票交易所年鉴编辑萨林的一本“非常有用”[52]的书籍。他还阅读并汇编了俄国经济学家伊拉里翁·伊格纳特维奇·考夫曼（Illarion Ignatevich Kaufman,1848—1916）的著作节选，特别是《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73—1877）；批评了该书“夸大其词的风格”和对资本主义的“热情的辩护”[53]。马克思继续补充这些领域的知识，当时他仔细阅读了经济学家查尔斯·曼恩（Charles A.Mann）的《纸币、罪恶的根源》（1872）和彼得·罗塔的《银行业的科学原理》（1873）等著作。
　　随着这项研究和他对最新出版物的阅读，马克思加深了对俄国和美国经济发展的了解。1878年4月，由于他的朋友丹尼尔逊得到了杰门·洛帕廷（German Lopatin,1845—1918）的建议，他“从彼得堡收到了许多最新的‘俄国的'出版物”[54]。作者中有著名的法学家和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契切林（Boris Nikolaevich Chicherin,1828—1904），马克思曾这样评价他的贫乏：“他显然对政治经济学缺乏起码的了解并且自负地幻想，巴师夏学派的陈词滥调一经以他契切林的名义发表，就会变成独创的和无可争议的真理。”[55]马克思随后委托丹尼尔逊撰写一份关于俄国过去15年金融政策的调查报告，以及一份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总结报告。
　　1876年4月，马克思给左尔格写信说，为了进一步推进《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他需要“亲自看看……在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权关系方面出现了什么可能……有用的东西，还有……信贷（恐慌、货币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任何东西）”[56]。这也是为什么在两年多后的这一天，他请伦敦书商乔治·里弗斯（George Divers）寄来他的“美国二手书”目录。[57]马克思接受并开始使用这些理论后不久，他对丹尼尔逊说，“现在，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地方当然是美国，特别是从1873年（从九月崩溃）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革，在这里只用几年就完成了”。因此，他建议他的朋友要特别关注大西洋对岸“新州”的发展，比如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而不是“老州”。[58]
　　马克思自己也开始在其作品中使用他向丹尼尔逊推荐的方法。1878年5月，马克思研究了第一份《俄亥俄州劳工统计局年度报告》（1877），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得益于左尔格从美国寄来的资料，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宾夕法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也许他计划更广泛地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态，在全球范围跟踪有待记录的资本总量。如果英国是《资本论》第一卷的观察地，那么美国代表了一个新的观察领域，能够扩展自己的研究。此外，他渴望更密切地验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的环境和时期中的发展形式。[59]
　　无论如何，在1878年春夏之交，对马克思的研究而言，地质学、矿物学和农业化学比政治经济学更重要。从3月底到6月初，他整理了大量文献的摘要，包括约翰·叶芝的《商业的自然史》（1872），化学家弗里德里希·斯库德勒（Friedid Schoedler,1835—1884）的《自然》（1848），化学家和矿物学家詹姆斯·约翰斯顿（James Johnston,1796—1855）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元素》（1856）。[60]从6月到9月初，他一直在研究约瑟夫·朱克斯（Joseph Jukes,1811—1869）的《地质学教程》（1857）[61]，从中他编撰了大量的摘录。这些摘录聚焦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以及地质学作为一门发展性学科对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有用性。
　　这些新的见解使马克思意识到有必要发展关于利润的思想，他最后一次集中精力研究这一问题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六篇，题目为“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没有一篇自然科学文献的摘要能够提供他所研究的资料，其他方面的汇编更倾向于理论方面，是用来完成第三卷的。恩格斯后来回忆说，“马克思梳理了史前史、农学、俄国和美国的土地所有权、地质学等，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以前从未尝试过的《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地租的问题”。[62]
　　与此同时，在1878年夏天，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使他不得不再次停顿。他的女儿爱琳娜对德国记者、活动家卡尔·希尔施说，马克思“最近工作太过辛苦，将会有一段时间肯定什么都做不了”[63]。
　　当重新开始工作时，马克思阅读了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萨姆特（Adolph Samter）所著的《货币体系改革》（1869）。他表面上引用《资本论》中的一句话“金和银天然上是货币”，但马克思实际上说的是“金和银天然不是货币”。马克思愤怒地对恩格斯说：“阅读的艺术在德国受教育阶层中似乎正在日益衰落。”[64]
　　那些见过马克思的人都会被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所震撼。1878年12月，《芝加哥论坛报》一位匿名记者采访过他，对马克思“过去20年来对美国问题的密切关注”感到极大的震惊。[65]
　　在《马克思访谈》（1879）中，两人讨论了多个主题，马克思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敏感性，坚持认为德国党纲领中的“许多要点”在德国以外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解释说，西班牙、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运动都有“适合他们特殊困难的平台。两者之间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要达到的目的。”马克思把它定义为“工人的权力”（采访者已经指出），而不是“劳动的解放”。[66]当被问及“那么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究竟做了什么”时，他回答说：“做了两件事情。社会主义者证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是普遍的，无处不有，一句话，具有世界性。因此，他们力图使各国工人彼此互相了解；这一点尤其必要是因为资本家对工人的雇佣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利用外国工人来对付本国工人。于是各个国家的工人之间马上就产生了国际联系，这证明社会主义不仅是地方性的问题，而且是国际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应该通过工人的国际行动来解决。”[67]马克思再次强调，“工人阶级的运动是自发的”，没有资产阶级慈善家或革命派别来决定他们该做什么。“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发明运动，而只是向工人说明运动的性质和目标将是怎样的。”[68]
　　这位美国记者随后请马克思证实宗教福音传教士约瑟夫·库克（Josephus Cook,1838—1901）所说的话。库克是一位撰写了多本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畅销书的作者。根据库克的说法，马克思曾说，在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时，革命者的人数最多达到了300万，但在20年内，人数将增加到5000万至1亿；他们将“奋起反抗万恶的资本”，在一场“一百个地方同时爆发的备受欢迎的战火”[69]中，“过去将像一场可怕的噩梦一样消失”。马克思回答说，关于刊登在法国保守派日报《费加罗报》上的那篇文章，他“从未写过一个字”；他从来没有写过“如此夸张的鬼话”，但是如果他不得不否认“所有跟他有关的事情，那么他将需要二十个秘书”。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说：“这种制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它必将灭亡，取而代之的将是更高的社会形态。”[70]与那些将他的观点与资本主义立即、不可避免的崩溃联系在一起的人相反，这位记者发现了一种“对实现他的理论的坚定信念，即使不是在本世纪，至少是在下个世纪”[71]。
　　1879年初，马克思提出了与前来拜访的苏格兰政治家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1779—1859）类似的观点。当时，后者设想了这样一种情景：“你们的革命已经发生，而且……你们拥有了你们的共和政体”，并煽动性地提出，“要实现你们自己和你们朋友的特殊想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克思平静地回答道：“这毫无疑问。然而，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缓慢的，正如你们的1688年革命一样，仅仅是向好的方面迈进了一步—大路上的一站而已。”[72]
　　至于《资本论》的续集，马克思在1878年11月告诉第一卷的俄文译者丹尼尔逊，“第二卷”在1879年底之前不会出版。[73]1879年4月20日，马克思说他被告知，在德国通过反社会主义法之后，只要现政权保持目前的严厉状态，《资本论》就不可能再出版更多卷。[74]马克思意识到，要完成最初开始于1867年的工作，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坏消息。
　　首先，他想等到英国的工业危机达到高潮。即使像他预期的那样，它将像它之前的危机一样结束，并且开始一个新的多元化的繁荣阶段的“工业周期”，但是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它的详细观察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人”来说“最为重要”。
　　其次，马克思写道，他“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75]。美国虽然在“获得财富的程度”上仍落后于英国，但“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英国。[76]马克思对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和铁路建设对经济的影响也特别感兴趣。在他看来，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77]。此外，这一重要的新基础设施的出现不仅提供了“与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包括“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马克思所说的“金融欺诈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裹挟整个世界落入到“‘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78]
　　理解这些现象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1880年6月向荷兰社会民主联盟的主要代表纽文胡斯重申“在目前的情况下，《资本论》的第二册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而他“对此非常高兴”。这是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79]
　　为什么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结束第二卷的最后一个原因，是马克思的医生要求他“大大缩短工作时间”。[80]1879年4月，马克思向丹尼尔逊承认，当他因反社会主义法律颁布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气候而取消了“去卡尔斯巴德的年度旅行”[81]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没有真正好起来。[82]8月份，马克思在离诺曼底海岸几英里的泽西“欢乐岛”[83]上的两个小镇圣奥宾和圣赫里尔之间度过了两个星期。这个地方是他惯常的旅伴爱琳娜挑选的，她很乐意到新的地方去尝试。8月下旬，父亲和女儿出发前往拉姆斯盖特与其他家人会合，燕妮·龙格在那里又生了一个男孩。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9月中旬。
　　为了检验自己的工作能力是否有所提高，马克思翻阅了几本随身带着的“数学笔记”，但正如他向恩格斯承认的那样，“他的脑袋还不太灵光”，“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这一不成熟的工作”。[84]不久之后，他写信给左尔格，表明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最近使得所有的脑力工作都几乎‘无法进行'”。[85]尽管如此，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拉姆斯盖特的两个星期—那里的“空气极佳，很适合他”，让他得到了恢复，并且使他感觉“好多了”。[86]马克思还向丹尼尔逊通报了情况。他说，在他不得不“暂停所有工作……无法对圣彼得堡的精神食粮做出公正的评价”的那段时期之后，他感觉好多了，打算“下定决心努力工作”。[87]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他面前任务的艰苦，他不仅需要重新检查手稿的某些部分，完善它们的内容；而且更紧迫的任务是面对一些尚未解决的复杂理论问题。[88]
　　恩格斯也将马克思健康状况的改善告诉了约翰·菲利普·贝克尔（Johann Philipp Becker,1809—1886）：“马克思比去年更健康了，尽管他还没有达到标准。”马克思夫人长期遭受消化不良的困扰，很难完全康复。第二卷进展缓慢，而且再也不太可能加快进度，直到一个能让马克思彻底康复的夏天到来。[89]然而，这样一个夏天将永远不会到来了。
　　《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工作也出现了类似的担忧和困难。1872年，法文版《资本论》开始出版。这本书被委托给约瑟夫·罗伊（Joseph Roy），他之前翻译过一些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的文本，计划在1872年至1875年期间与法国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Maurice Lachatre,1814—1900）分批出版。马克思赞成出版一个“大众版”，[90]他在信中写道：“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然而，他意识到硬币有“反面”，他预计他使用的“分析方法”会“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读者可能“在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除了不断地提醒“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91]
　　马克思花费在翻译上的时间比原计划要多得多。正如他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所说，罗伊“经常照字面意思翻译”，迫使他“用法语整段重写，以便让法国民众觉得更加顺口”。[92]他的女儿燕妮告诉库格曼，她的父亲“不得不做无数的修改”，不仅要重写整句话，还要重写整页[93]—一个月后，她又补充说，翻译“不太完美”，他不得不重写第一章的大部分内容。[94]后来，恩格斯在给库格曼的信中用相似的语气写道，法语翻译对马克思来说是一场“真正的苦差事”，他“或多或少不得不从头重写整件事”。[95]马克思在他的工作结束后说，它们已经花费了他如此多的时间，以至于他不会再以任何方式进行翻译上的合作了。[96]
　　此外，马克思在修改译文时还决定对译文[97]进行一些补充和修改。这些主要是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部分，也有一些具体的地方，如资本的“集中”（concentration）和“集中化”（centralization）之间的区别。在法文版附言中，他毫不犹豫地把“独立于原文的科学价值”加了进去[98]。1877年，当英文版本似乎已经成为可能时，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译者“应始终仔细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他在法文版本中加入了许多新内容，并大大改进了许多其他内容的表述。[99]在1878年11月的一封信中，他权衡了法文版的优缺点，并写信给丹尼尔逊说到这一版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但他“特别是在第一章中，我有时不得不使阐述‘简化'”。[100]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本月晚些时候澄清，“头两篇（“商品和货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应该完全根据德文版翻译”。[101]
　　《资本论》第二卷的草稿，还没有确定下来。《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具有高度碎片化的特征，马克思从未打算以一种反映他研究进展的方式来更新它们。[102]还应记住的是，他未能完成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其中包括他打算对其巨著的修改和增补。[103]事实上，无论是1872—1875年的法文版本还是1881年的德文版本都不能被认为是他所希望的最终版本。马克思的许多对手和自诩为信徒的作者们呈现给世界的是教条主义者的形象，这和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所表现出的批判精神相差甚远。

三、生命的“旋转木马”


　　1881年6月的头两周，燕妮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那“持续衰退的肌体和体力”令人担忧，并且对任何治疗都产生了抵抗力。布莱恩·唐金医生说服她安排一次旅行去看望她在巴黎的女儿燕妮和她深爱的外孙们以远离伦敦的气候，希望这能让她的病情稳定下来。因此，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决定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伊斯特勃恩度过一段时间。
　　当时，马克思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他希望在海边的这段时间不仅让他能够陪伴在妻子的身边，而且对他的身体也有一些帮助。恩格斯在6月下旬给燕妮·龙格写信说：“这种改变对摩尔同样有利：[104]他也想稍微振作起来，他晚上咳得不那么严重，而且能睡得更好，这是一方面。”[105]马克思本人向左尔格讲述自己的境况并于6月20日的信中写道，他“已经连续遭受了6个多月的咳嗽、感冒、喉咙痛和风湿病的折磨，这种折磨会使他很少外出，并使他远离社会”。[106]
　　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在7月底前往伊斯特勃恩，并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三个星期。这次旅行的费用和必要的就诊费用都由恩格斯承担。恩格斯安慰他的朋友说：“现在你可以有100到120英镑，问题很简单，你是想一次性都给你，还是需要部分寄到那里，部分寄到这里。”[107]劳拉和爱琳娜轮流陪伴父母，安慰他们。[108]但是燕妮·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并没有改善。正如她在给劳拉的信中写道：“尽管环境很好，但我还是没有感觉到有所改善，实际上我已经瘫倒在了轮椅上。几个月前，我还认为坐在轮椅上有失身份。”[109]
　　当燕妮刚回到伦敦的时候，医生发现她身体有所好转。所以五个多月来，医生第一次满足了她前往巴黎看望她女儿和外孙的愿望。马克思给他的女儿燕妮寄去了“5英镑”，因为她“必须支付床上用品等的租金”。他坚持认为，如果燕妮让他们俩住在她的家里，那么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他补充说，“其余的，我们到达之后将会付清”。[110]
　　7月26日，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在海伦·德穆特的陪同下抵达法国，前往巴黎郊区阿尔让台，燕妮·龙格和她的丈夫就居住在那里。马克思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家庭医生古斯塔夫·杜尔朗，他说他可以照顾燕妮·马克思。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们拜访的第一天，“小家伙们理所当然地称呼他‘老尼克'”[111]。在家里，这个使人有着邪恶联想的名字，被当作“摩尔”的代名词，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在给他的女儿、恩格斯和保尔·拉法格的信中经常这样署名，提到他的大名时，他感到有趣多过高兴。[112]
　　尽管是出于个人目的，马克思回到法国的消息还是必然会引起怀疑。龙格曾推测，一旦听到这个消息，“无政府主义者就会把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出现的操纵选票的恶毒意图归咎于马克思”，但后来他从他的朋友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那里得知，马克思“完全没有什么可害怕警察的”。[113]爱琳娜·马克思还把她父母到来的消息告知了德国社会民主出版社驻巴黎记者卡尔·希尔施，因此马克思开玩笑说，他的到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恩格斯在约克郡的布里德灵顿住了两个星期，听了朋友的这番话，他觉得既高兴又放心。他如往常一样体贴地回信说：“我这里有支票；要是你需要什么，请不要客气，告诉我你所需要的大致数目。你的夫人绝对不应克己了；她想要什么或者你们知道她喜欢什么，都应该使她得到满足。”他还向马克思述说了他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在这里没有德国啤酒也可以过得去。码头上的小咖啡馆里的苦麦酒好极了，和德国啤酒一样起沫。”[114]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马克思却没有这么开心。他对恩格斯的帮助表示感谢：“我在经济方面不得不这样压榨你，使我很为苦恼。但是由于最近两年来我们家务中出现的混乱，我欠下了各种各样的债务，这一切很久以来就使我感到很大负担。”[115]随后，他将妻子的境况告知了恩格斯：“我们在这里和在伊斯特勃恩一样，总是时好时坏，不同的只是可怕的疼痛来得很突然，例如昨天就是这样。”马克思并没有掩饰他的恐惧：“暂时的‘好转'当然并没有阻止病情的自然发展，不过它却使我的妻子产生错觉，并使燕妮坚定了（虽然我表示过不同意见）必须尽可能在阿尔让台久住的信念。”[116]
　　马克思身处于希望和恐惧之间的持续不安，这对他的健康没有一点好处，甚至干扰了他的休息时间：“昨天夜里实际上我是第一次睡得比较安稳。我觉得我头昏脑胀，好像头脑里有架水车在转动一样。”因此，他“只是待在阿尔让台，既没有访问过巴黎，也没有写信鼓励巴黎的任何人来看我”[117]。只有在8月7日这一天，他们才第一次到巴黎市中心旅行，这让燕妮·马克思感到非常高兴。对马克思来说—他自1849年以来就没有去过那里—它“给人一种常年开放集市的印象”。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回到阿尔让台后，由于担心妻子的病情可能突然恶化，他曾试图劝说妻子回到伦敦。不过，“她的母性占了上风，她说她想尽可能和女儿燕妮待得久一些。她早就‘耍了一个小伎俩，把一大堆待洗的衣物送了出去'[118]，这些衣物将到下周早些时候才会被送回来”[119]，马克思在结尾处叙说了几句关于自己的情况：“虽然我夜间睡眠很不好，而且白天操心和令人着急的事也不少，可是大家都说我脸色很好，而这也是符合实际的。”[120]
　　最终，另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迫使他匆忙地离开了法国。8月16日，马克思收到了他的第三个女儿爱琳娜病重的消息；他立即动身前往伦敦，几天后他的妻子和海伦·德穆特在那里与他会合。小杜西—他对爱琳娜的爱称—正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121]爱琳娜看起来“脸色苍白，身体消瘦”，“已经几个星期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马克思对此感到非常焦虑，他向另一个女儿燕妮求助，说她的妹妹受到“经常失眠，双手颤抖，面部有神经痛的抽动等”的折磨。“万一再耽搁下去，她将面临极大的危险。”[122]幸运的是，马克思对刚刚在阿尔让台度过的几周美好时光的记忆使他在危机中支撑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和你以及亲爱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日子能使我更快乐。”[123]
　　仅仅在两天之后，从阿尔让台传来消息，“龙格和小哈利”病得很重。马克思对恩格斯说：“目前家里尽是不幸的事。”[124]这些考验和磨难似乎看不到尽头。

四、妻子的长眠


　　这个夏天的后半段，照顾爱琳娜的工作耗费了马克思大量的精力，再加上燕妮·马克思生病期间“一天天临近病危”[125]—使马克思一家无法维持任何的社会关系。10月初，他写信给敏娜·考茨基（Minna Kautsky,1837—1912）,就未能邀请她来伦敦的事情而道歉，因为他“妻子得了重病，恐怕是不治之症”已经“使他们中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126]，考茨基曾是一名女演员，现在是热衷于社交小说的作者。在给敏娜的儿子考茨基的信中，马克思说自己是一名“生病的护士”[127]。
　　在这期间，马克思重新开始了他的数学研究。保尔·拉法格后来回忆他岳父研究这一学科的非常独特的方法：除了作为诗人和小说家，马克思还有另一种不同寻常的放松智力的方法—数学，他对此有着特别的爱好。代数甚至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使他在变故频发的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得到了安慰。在他妻子生病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常的科学工作中去，而摆脱因为妻子遭受痛苦所带来压抑的唯一办法就是投入到数学中去。在精神上受折磨的那段时间里，他写了一本关于微积分的书。他在高等数学中发现了最富逻辑的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辩证运动形式。他认为，只有学会运用数学，科学才能真正得到发展。[128]
　　10月中旬，马克思的健康受到家庭不幸的影响再次恶化，因为支气管炎发展成了严重的胸膜炎。这一次，爱琳娜将所有时间用来陪伴父亲，试图帮助他远离肺炎的危险。她阻止她的姐姐从阿尔让台赶来与他们会合。[129]
　　10月25日，一直担忧的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关于这封信，马克思一点也不知道。他因患支气管炎及各种并发症已经卧床十二天了；但从星期天起，已经没有—如果谨慎小心的话—任何危险了。我受了不少惊吓。现在情况好了。”[130]几天后，他也告诉了老同志贝克尔：“按他的年龄和他的整个健康状况来看，这真是非同小可。幸亏最严重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现在马克思并没有任何危险；但整天大部分时间他还得在床上躺着，他很虚弱。”[131]
　　11月底，恩格斯给伯恩施坦发了一份医疗报告：马克思仍然非常虚弱，他被禁止离开房间或从事任何繁重的工作，但他的体重明显增加。其间，“如果有任何外部事件或多或少地对马克思重新走上正轨作出了贡献，那就是选举”[132]。1881年10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新议会的投票中获得了30多万张选票，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133]
　　燕妮·马克思也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但这将是她生命中最后的欢乐之一。几个星期后，她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她的女儿爱琳娜回忆道，唐金医生说“为了给她一点改变”，她和其他助手需要“把裹着床单的她从床上抬到折椅上再抬回来”。[134]由于剧烈的疼痛，燕妮被注射了大量吗啡镇静剂。爱琳娜后来回忆道：“我们的母亲躺在前面的大房间里，摩尔则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早晨，他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气走进我母亲的房间。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变得年轻了—刚刚踏上人生道路的时候，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他是一个可爱的青年，而不是一个被病魔摧残的老人和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135]
　　1881年12月2日，与马克思共患难并具有共同政治情感的燕妮·马克思逝于肝癌，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1836年，他18岁时就爱上了她，如今她的去世让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孤单一人，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136]再也没有“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137]。为了避免自己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他甚至不能出席她的葬礼。他悲伤地给女儿燕妮写道，“医生的禁令是无可辩驳的”，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在去世前不久对他说过但被忽视的话：“我们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人。”[138]被爱琳娜描述为“有着非语言所能形容的善良和忠诚”[139]的恩格斯参加了燕妮的葬礼。他在墓地演讲中回忆道：“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140]马克思在给女儿燕妮的信中说，回想起当年夏天他们的巴黎之行，他感到“无比幸福”。她的母亲从和她以及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中获益良多，在病重的最后几周，“重温那段时光”使她“分散了注意力”。他还说：“她的生命力在适当的时候耗尽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燕妮身上“由于肿瘤的位置非常罕见（因此它是活动的，能改变位置），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产生特有的难以忍受的剧痛（但是注射吗啡后抑制住了，这是医生有意留到临终时才用的，因为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连吗啡也不再起任何作用）。如唐金医生预先告诉我的，病势带有逐渐衰亡的性质，同年老衰竭一样。甚至在最后的几小时，也不用同死亡进行任何斗争，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141]
　　对马克思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加剧了身体上的疼痛。尽管他以坚忍的精神面对疼痛，但这些不得不接受的治疗是极其痛苦的。他给女儿燕妮写信说：“我至今还不得不用碘酊在胸部、背部等处文身，由于定期重复这样做，使皮肤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很难受的灼痛。这种处置只是为了防止在恢复健康期间旧病复发（实际上我只是有点轻微的咳嗽了），这现在对我效力很大。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你想象一下吧，一方面是世界末日，而另一方面是牙疼得要命的人！”[142]
　　他的健康状况变得非常不稳定，正如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贝克尔时所说：“我自己还有病，但健康渐趋恢复；胸膜炎加上支气管炎曾严重到这种程度，以致有一段时间，即有几天，医生们对我能否恢复健康都表示怀疑。”[143]他还对丹尼尔逊说，他一度“几近”离开这个世界。他补充说：“现在医生们想让我到法国南部，甚至到阿尔及利亚。”[144]他被迫卧床数周，在给左尔格的信中，他说自己“被限制在家里”，“浪费一定的时间来恢复健康”。[145]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马克思却依然鼓起勇气使自己振作起来并且重新开始工作。

五、回到历史研究


　　从1881年秋到1882年冬，马克思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历史研究中。他在编年摘要上展开了大量的工作，逐年标注了公元前1世纪以来世界事件的时间轴，总结了它们的原因和显著特征。他在1879年秋到1880年夏的《印度历史笔记》（664—1858）中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马克思想再一次根据历史上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技术发展来验证他的观点是否有依据。有一段时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他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阐述的经过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46]的线性发展模式对于历史运动的理解是完全不充分的，并且意识到避开任何历史哲学确实是明智的。马克思的身体虚弱到已无法再去完成《资本论》的剩余手稿，他可能认为应该开始把注意力再次转向世界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国家诞生之间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147]等到体力恢复，他才有可能完成那两卷尚未完成的巨著。
　　除了马克思没有提及的一些次要资料来源外，马克思在编年史中引用的两篇主要的文本。第一本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博塔（Carlo Botta,1766—1837）写的《意大利民族史》（1825）,该书最初用法语出版了三卷，因为作者不得不在1814年逃离都灵以躲避萨瓦政府的迫害，并且在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战败后才回到皮埃蒙特（Piedmont）。[148]第二本是弗里德里希·施洛瑟（Friedrich Schlosser,1776—1861）撰写的广受好评的《德国人民世界史》（1844—1857），他在世时曾被认为是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149]马克思把这两本书放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他可能是从他的朋友威廉·沃尔夫（Wilhelm Wolff,1809—1864）那里继承了施洛瑟的著作—并且在博塔的《意大利民族史》的前两卷中简单记下了一些评论和批注。[150]
　　马克思对这两部作品做了4本厚厚的笔记，[151]字体比往常更小，几乎难以辨认。封面上的标题是恩格斯在处理遗产时附加上去的：“按年代编排摘要：Ⅰ：96年到约1320年；Ⅱ：约1300年到约1470年；Ⅲ：约1470年到约1580年；Ⅳ：约1580年到约1648年。”[152]马克思的总结采用的是德语、英语和法语，有时还穿插着简短的评论。其中许多仅仅是对日期或事件的更正。然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马克思对重要人物增加了批判性的思考，或对重要的历史事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施洛瑟所表达的进步信念和道德判断存在着思想分歧。这种重新沉浸于历史的研究不仅限于欧洲，还扩展到亚洲、中东、伊斯兰世界和美洲。[153]
　　马克思的编年体摘要主要以博塔的研究为根据，在这第一本笔记中，马克思使用了143页的篇幅，对公元前91年至公元1370年间的一些主要事件进行了年表整理。马克思的研究从古罗马开始，继而思考罗马帝国的衰落、法国的崛起、查理大帝（742—814）和拜占庭帝国的历史重要性以及封建主义的各种特征和发展情况。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已经多次忙于中世纪的研究，他对中世纪的了解在1868年得到显著增加。当时，他密切关注历史和农业问题，并且将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不同作家的著作摘录汇编成笔记本。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的是由政治理论家和法律历史学家格奥尔格·冯·毛雷尔（Georg von Maurer）于1854年出版的《德国马克、农场、村庄、城镇和公共权力的构成史概论》（the Constitutive History of the German Mark,Farm,Village,Town and Public Authority）。[154]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发现毛雷尔的书籍“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直辖市、享有豁免权的地主、公共权力以及自由农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155]
　　在分析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税收制度时，马克思仔细地标注了所有可能对他有用的方面。他还对位于阿拉伯世界和欧洲边缘的西西里岛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意大利海上共和国对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贡献产生了极大兴趣。最后，在查阅其他有助于整合博塔提供的信息的书籍时，马克思记录了许多关于伊斯兰征服非洲和东方，十字军东征巴格达以及哈里发的笔记。
　　在由145页组成的关于1308年至1469年这一时期的第二本笔记中，马克思继续记录了“圣地”最后的战争。然而，最大的部分还是与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有关，马克思认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156]马克思还借鉴了马基雅维利，总结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斗争中的主要事件。与此同时，马克思借鉴施洛瑟的《德国人民世界史》，详细阐述了德国14世纪和15世纪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成吉思汗生前和死后蒙古帝国的历史。[157]
　　包含在141页的第三本笔记中，马克思论述了1470年至1580年间主要的政治和宗教冲突。他对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冲突、英国君主制动荡的王朝斗争以及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damo Savonarola,1452—1498）的生活和影响有着特殊兴趣。当然，他还追溯了宗教改革的历史，记录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宗教改革的支持。他的笔记有相当一部分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有关。与施洛瑟不同的是，马克思对马丁·路德的描述非常负面，并尖锐地总结道：“这个僧侣阻碍了宗教改革中一切进步因素。”[158]
　　最后，在117页的第四本笔记中，马克思主要关注了1580年至1648年间欧洲的众多宗教冲突。最长的一章论述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前的德国，并对这一时期展开了深入的分析。[159]马克思对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1594—1632）、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和红衣主教马萨林（1602—1661）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最后一部分是专门介绍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去世后的英格兰。[160]
　　马克思根据从博塔和施洛瑟著作中摘录而来的4本笔记，编辑了另一本笔记，其特点与其他笔记相同，其内容密切相关。在这里，马克思根据基诺·卡波尼（Gino Capponi,1792—1876）所著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史》（1875），进一步提升了他已经掌握的1135年至1433年的知识。他还根据约翰·格林（John Green,1837—1883）的《英国人民史》（1877）对449至1485年这段时期进行了进一步的注释。然而，他那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再往前探究了。他的笔记止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编年史》和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
　　当马克思的病情好转时，他需要尽一切可能消除“复发的危险”。[161]1881年12月29日，在女儿爱琳娜的陪同下，马克思搬到威特岛的文特诺尔，他之前去过那里几次，现在有人建议他回去，希望“那里温暖的气候和干燥的空气会很快使他完全恢复健康”[162]。临行前，他给燕妮写信说：“亲爱的孩子，你能为我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振作起来！但愿我能和你们一起度过更多的快乐时光，尽职尽责地履行外祖父的职责。”[163]
　　1882年1月的前两周，他是在文特诺尔度过的。为了不给散步带来太多麻烦，也为了“减少对反复无常的天气的依赖”，他不得不“在需要的时候”戴上一个呼吸器，这个呼吸器看起来很像“面罩”。[164]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马克思也从未失去他的批判风格，他在给劳拉的信中写道，“德国资产阶级报纸迫不及待地宣布，有的说我死了，有的说我在最近的将来必然要死亡，这使我很开心；为了它们，‘这个与世界失去联系的人'也一定要重新成为有活动能力的人”[165]。
　　马克思和爱琳娜在一起的日子并不轻松。爱琳娜在生存问题的重压下始终深感不安而无法入睡，马克思担心她的神经危机可能会急剧恶化。不管他们对彼此的感情有多深，他们都很难沟通：他总是“生气、焦虑”，而且觉得她“不讨人喜欢、让人不满意”。[166]
　　马克思仍然设法关注当时的主要政治事件。当在议会发言的德国宰相再也无法忽视德国工人对政府政策的极度不信任时，[167]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道：“俾斯麦在帝国国会中供认德国工人终于‘唾弃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我认为，不仅直接地在德国，而且一般说来在国外这都是一个巨大胜利。”[168]
　　然而，马克思的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慢性疾病，回到伦敦后，他的家人和唐金医生详细地讨论了气候问题，认为气候可以为他的病情好转提供最好的条件。选择在温暖的地方休养以便能够完全康复是明智的；威特岛不起作用。直布罗陀被排除在外，因为马克思需要护照才能进入该领土，而作为无国籍人士，他没有护照。当时的俾斯麦帝国已是冰天雪地，并且禁止马克思进入，而意大利则是更不可能的，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首要条件是避免警察找麻烦”[169]。
　　在唐金医生和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支持下，恩格斯说服马克思前往阿尔及尔。当时，这个地方在有经济条件躲避严寒的英国人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在那里英国人能够躲避严冬。[170]正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后来回忆的那样，促使马克思进行这次不同寻常的旅行的原因是他一直以来对完成《资本论》的执着。她写道，他的总体状况越来越糟。如果他再自私一点，他就只能会让事情顺其自然了。但对他来说，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全身心投入《资本论》的写作。他希望将写作坚持到底，因此再次同意去旅行以使自己恢复健康。[171]
　　马克思于2月9日动身前往地中海，途中在巴黎郊区阿尔让台停留，他的长女燕妮就住在那里。在健康状况没有好转的情况下，他说服爱琳娜不必陪他，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决定一个人去马赛。他向恩格斯吐露：“我根本不想让孩子认为，似乎她当了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172]
　　在乘火车穿越整个法国之后，他于2月17日到达了普罗旺斯海港。他很快便获得一张首班开往非洲的轮船船票。[173]第二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他和其他乘客一起在港口排队等着上船。他有两个行李箱，里面塞满了厚重的衣服、药品和几本书。下午5点，这艘汽船驶往阿尔及尔，马克思将在那里待72天，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度过的时光。[174]



[1] 这个表达在1846年首次被用于指马克思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之间的分裂，这句话被用于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中。Cf.Maximilien Rubel,Marx Critique du Marisme （Paris：Payot,1974）,26.

[2]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854年。参见 George Haupt,Aspects of Indematime Socialism,1871—1914（Cambridge：Cambridge Press,1986）,2。

[3] 亨利·海德门（Henry Hyndman）后来评论道：“在1880年，马克思的思想并不为英国公众所知，除了他是一个危险甚至绝望的革命倡导者，根据他的思想组建的国际组织是造成恐怖的原因之一。在巴黎，所有正派体面的人都为之战栗，一想到它就毛骨悚然。”Henry Hyndman,The Recold of an Adventures life（New York：Macmillan,1911）,249—250.

[4] Karl Kautsky,in 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mit Karl Kautsky,ed. Benedict Kautsky（Vienna：Danubia Verlag,1955）,32.

[5]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25 October 1881,MECW,46：146；MEW,35：230.

[6] Ibid.；Ibid.,MEW,35：229—230.

[7] ibid.,MECW,46：149；ibid.,MEW,35：232—233.

[8] ibid.,MECW,46：149—150；ibid.,MEW,35：233.

[9] Karl Marx to Charles Longuet,4 January 1881,MECW,46：55；MEW：35：148.

[10] ibid.,ibid.

[11] 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Kapitaal an Arbeid（The Hague：n.p.,1881）.

[12] Johann Most,Kapital and Arbeit.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Das Kapital' von Marx,Chemnitz 1873,MEGA2,II/8：735—800.

[13] Carlo Cafiero,Il Capitale di Carlo Marx brevemente compendiato da Carlo Cafiero.Libro Primo：Sviluppo della Produzione Capitalista （Milan：E.Bignami e C.,1879）.

[14] Ibid.,3.

[15] Karl Marx to 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22 February 1881,MECW,46：65；MEW,35：159.

[16] ibid.,MECW,46：66；ibid.,MEW,35：160.

[17] “卡尔·马克思与《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采访记录”，《芝加哥论坛报》1879年1月5 日，MECW,24：577；“Interview mit dem Grundleg er des modernen Sozial—ismus Besondere Korrespondenz der Tribine”,MEW,34：515。

[18]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Kautsky,1 February 1881,MECW,46：56；MEW,35：150.

[19] ibid.,MECW,46：57；ibid.,MEW,35：150.

[20] ibid.,ibid.

[21]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9 February 1881,MEW,46：61；MEW,35：155.

[2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15 December 1881,MEW,46：161；MEW,35：247.

[23]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7 December 1881,MEW,46：158；MEW,35：243.

[24]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3 December 1881,MEW,46：161；MEW,35：246.

[25] 在他们关系破裂前后，马克思的书信中有几处提到亨利·迈尔斯·海德门，这表明他一直对海德门持批判态度。1881年4月11 日，马克思写信给燕妮·龙格：“前天（……）海德门和夫人突然来到我们这里，他俩爱好久坐。我喜欢她那种思考和言谈的爽快、毫无拘束而又果敢的风度，然而可笑的是，她以某种景慕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扬扬自得、喋喋不休的丈夫的一张嘴！”—引自卡尔·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MECW,46：82；MEW,35：178。在马克思给海德门写了“断交信”的几个月后，马克思评论道：“这个家伙好几个晚上来我这里剽窃，想捞取和用最省力的办法学到点东西。”—引自卡尔·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左尔格（1881年12月15日）,MECW,46：163；MEW,35：248。

[26] Henry Hyndman,England for All（New York：Barnes & Noble,1974）,XXXVIII；部分在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15 December 1881,MECW,46：163；MEW,35：248。

[27] 卡尔·马克思写给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81年7月2日，MECW，46：103；MEW，35：203。这是马克思保存在他档案中的那封信的草稿。海德门说：“在和马克思断绝关系时期，他很不幸地销毁了大部分与马克思往来的信件。”参见海德门：《冒险生活》，259—260。1881年7月2日，从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从伊斯特勃恩给女儿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不满之情：“海德门在星期六应该收到了这封信，他不会吹嘘那封信的。那封信尽管非常尖锐，却写得十分幽默，几乎察觉不出什么尖辣刻薄之处。我想，摩尔一定很满意自己的作品。”—引自伊冯娜·卡普，《爱琳娜·马克思：家庭生活（1855—1883）》（伦敦：Virago,1979）,1：211。

[28] Karl Marx to Henry Hyndman,2 July 1881,MECW,46：102；MEW,35：202.

[2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15 December 1881,MECW,46：163；MEW,35：248.

[30] 同上。随后，海德门致信给恩格斯，恩格斯回信说道：“我将很高兴地同您个人结识，只要您和我的朋友马克思搞好关系的话。”—引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82年3月31日,MECW,46：228；MEW,35：297。此后马克思评论道：“你的回信惹恼了他，这是他应得的。尤其是他对我如此无礼，他以为我会出于‘宣传的考虑'，在公共场合妥协。”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April 1882,MECW,46：234；MEW,35：54。

[31] Karl Marx to Henry Hyndman,2 July 1881,MECW,46：103；MEW,35：203.

[32] 参见Emile Bottigelli,“La rupture Marx-Hyndman”,Annali dell'In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III （Milan：Feltrinelli,1961）：“造成这种破坏的原因不仅是个人原因，也与一位受挫作家的野心有关……这是马克思向民主联邦和它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宣布他与这个倡议无关的理论立场。”（同上，625）

[33] 亨利·迈尔斯·海德门致卡尔·马克思， 1880年2月25日，阿姆斯特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集》，第261、262卷。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大部分信件从未被公开；《楚志月》、H.M.亨利·迈尔斯·海德门和《英国社会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引用了其中一些内容，包括第34页提到的“现在”。

[34] Karl Marx to Henry Hyndman,8 December 1880,MEW,46：49；MEW,34：482.

[35] ibid.,ibid.,MEW,34：482—483.

[36] 参见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格兰特—达夫（1829—1906）关于1879年初与马克思会面的报告。这位英国贵族问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好吧，'我说，‘假设你的革命已经发生了，你有了共和制的政府—要实现你自己和你们朋友的特殊想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毫无疑问，'他回答，‘但是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缓慢发生的。这仅仅是迈向美好的一步，就像你们1688年的革命一样—仅仅是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格兰特—达夫爵士记同卡尔·马克思的会见：一封给维多利亚公主的信，MECW，24：580。

[37] John Rae，“The Socialism of Karl Marx and the Young Hegelians”，The Contemporary Review XL（July—December 1881）：587—607.

[3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1251881，MECW，46：162；MEW，35：247—248.

[39] E.Belfort Bax,“Leaders of Modern Thought：XXIII.Karl Marx”,Modern Thought 3,no.2（December 1881）；349,354.

[4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15 December 1881,MECW,46：163；MEW,35：248—249.

[41] Friedrich Engels,“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in Marx,Capital, Volume One,MECW,35：35.

[42] Karl Marx,“Das Kapital.Zweites Buch.Der Zirkula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Zu benutzende Textstellen früherer Darstellungen （Manuskript I bis IV）”,MEGA,Ⅱ/11：525—548.

[43] Karl Marx,“Das Kapital.Zweites Buch.Der Zirkula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Erster Abschnitt（FragmenteⅡ）”,MEGA,Ⅱ/11：550—697.

[44] Karl Marx,“Das Kapital.Zweites Buch.Der Zirkula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Manuskript Ⅷ）”MEGA,Ⅱ/11：698—828.

[45] 参见 Teinosuke Otani,L.Vasina and C.—E.Vollgraf,“Einführung”,MEGA,Ⅱ/11：881.

[4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July 1877,MECW,45：242；MEW,34：48.

[4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5 July 1877,MECW,45：251；MEW,34：59.

[4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27 September 1877,MECW,45：276；MEW,34：294.

[49] 出自《剩余价值理论》，参见 Marcello Musto,Another Marx：Early manuscrip to The International（London：Bloomsbury 2018）,137—149.

[50] Karl Marx to Sigmund Schott,3 November 1877,MECW,45：287；MEW,34：307.

[51] “第三部分”指的是19世纪60年代初对经济理论史的研究。第二部分包括恩格斯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参见《卡尔·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1866年10月13日,MECW,42：328；MEW31：534）。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肖特的手稿状态的描述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卡尔—埃里希·沃尔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进一步研究》（the Further Work on Capital）中正确地指出，剩余价值理论的相当大一部分还没有包含马克思自己的“充分阐述的解释”，许多篇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是迂腐的”（同上，62）。

[52] 卡尔·马克思致齐格蒙德·肖特的信，1878年3月29日， MECW,45：304；这封信是用英文撰写的，没有包含在MEW的卷内，也没有在MEGA2的卷内发表。

[53] 同上。同时参见 Karl Marx,IISH Amsterdam,Marx—Engels Papers,B 140,B 141and B 146.On Marx's view of Kaufman,see also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0April 1879,MECW,45：358；MEW,34：374。

[54] Karl Marx to Thomas Allsop,28 April 1878,MECW,45：307；这封信是用英文撰写的，没有包含在MEW 的卷内，也没有在MEGA2的卷内发表。

[55]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28 November 1878,MECW,45：346；MEW,34：362.

[5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4 April 1876,MECW,45：115；MEW,34：179.

[57] Karl Marx to George Rivers,24 August 1878,MECW,45：317；MEW,34：339.

[58]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8年11月15日，MECW，45：344；MEW，34：359。参见“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的信”，1880年11月5日，MECW，46：46；MEW，34：478。

[59] 参见 Vollgraf,Marx's Further Work on Capital,64—65。

[60] Karl Marx,“Exzerpte und Notizen zur Geologie,Mineralologie und Agrikulturchemie.März bis September 1878”,MEGA,IV/26：3—94。

[61] Ibid.,139—679.

[62] Friedrich Engels,“Marx,Heinrich Karl”,MECW,27：341；MEW,22：342.

[63] Eleanor Marx to Carl Hirsch,8 June 1878,MECW,45：449.

[6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September 1878,MECW,45：329；MEW,34：83.

[65] “Account of Karl Marx's Interview with the Chicago Tribune Correspondent”,Chicago Tribune,5 January 1879,MECW,24：569；MEW,34：509.

[66] ibid.,MECW,24：572；ibid.,ME W,34：511.

[67] ibid.,MECW,24：573；ibid.,MEW,23：511.

[68] ibid.,ibid.

[69] ibid.,MECW,24：576—577；ibid.,MEW,23：514.

[70] ibid.,MECW,24：573；ibid.,MEW,23：512.

[71] ibid.,MECW,24：569；ibid.,MEW,23：509.

[72] “Sir Mountstuart Elphinstone Grant Duff's Account of a Talk with Karl Marx （from a Letter to Crown Princess Victoria）”,MECW,24：581；“Sir Mountstuart Elphinstone Grant Duff,Account of a Talk with Karl Marx：Aus einem Brief an Kronprinzessin Victoria”,MEGA2125：441.

[73]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5 November 1878,MECW,45：343；MEW,34：358.

[74]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0 April 1879,MECW,45：354；MEW,34：370

[75] Ibid.,MECW,45：355；ibid.,MEW,34：372.

[76] Ibid.,MECW,45：358；ibid.,MEW,34：375.

[77] Ibid.,MECW,45：356；ibid.,MEW,34：373.

[78] Ibid.；ibid.

[79] Karl Marx to 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27 June 1880,MECW,46：16；MEW,34：447.

[80]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0 April 1879,MECW,45：356；MEW,34：372.

[81] 关于马克思前往卡尔斯巴德的旅行，参见Egon Erwin Kisch,Karl Marx in Karlsbad,（Berlin：Aufbau,1953）和Marcello Musto,Karl Marx.Biografía intellecttuale e politica 1857—1883（Turin：Einaudi,2018）,153—159.

[82]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0 April 1879,MECW,45：353；MEW,34：370.

[83]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9 August 1879,MECW,45：372；MEW,34：388.

[8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5 August 1879,MECW,45：376；MEW,34：96.

[8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19 September 1879,NEW,45：410；MEW,34：410.

[8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0 September 1879,MECW,45：388；MEW,34：107.

[87]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9 September 1879,MECW,45：409；MEW,34：409.

[88] 根据迈克尔·海因里希的说法，马克思认为，他早期的“技术问题，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基础，考虑到社会巨大的进步，已经不够使用了”。海因里希：《MEGA之后的资本论》，第132页。

[89] Friedrich Engels to Johann Philipp Becker,19 December 1879,MECW,45：432；MEW,34：432.

[90] Marx to Laura Lafargue,18 December 1871,MECW,44：283；MEW,33：363.

[91] Marx to Maurice Lachâtre,18 March 1872,MECW,44：344；MEW,33：434.

[92]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28 May 1872,MECW,44：385；MEW,33：477.

[93] Jenny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3 May 1872,MECW,44：578；MEW,33：700.

[94] Jenny Marx to Ludwig and Gertrud Kugelmann,27 June 1872,MECW,44：582；MEW,33：704.

[95] Engels to Ludwig Kugelmann,1 July 1873,MECW,44：515；MEW,33：393.

[9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27 September 1877,MECW,45：276；MEW,34：295.

[97] Karl Marx,Le Capital,Paris 1872–1875,MEGA2,II/7.

[98] Karl Marx,“Afterword to the French Edition”,MECW,35：24.

[9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27 September 1877,MECW,45：276；MEW,34：295.

[100]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5 November 1878,MECW,45：343；MEW,34：358.

[101]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28 November 1878,MECW,45：346；MEW,34：362.第三版和第四版德文版本中未包括的法文译本的增补和修改部分，可参见Karl Marx,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Erster Band,Hamburg 1867,MEGA2,Ⅱ/5：732—783。

[102]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为准备《资本论》未完成部分的出版而进行的编辑工作极其复杂。马克思在1864年至1881年间所撰写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草稿和笔记，篇幅相当于大约2350页MEGA2的内容。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1894年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整理出版。无论如何，必须记住，这两卷书籍是在对不完整文本的重建中产生的，这些文本往往由不同的资料组成。它们并非在同一个时期写成，因此包括不同的、有时是互相矛盾的马克思的思想。尽管马克思并未完成《资本论》的定稿工作，但今天那些想要用基本理论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仍然不能放弃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103] 参见马克思致信丹尼尔逊（1881年12月13日），“首先，我必须先恢复健康，其次，我想尽快完成第二卷。……我要同我的出版者商妥，我对第三版只作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但是，另一方面，我将要求他这次只印一千册，而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印三千册。将来作为第三版的这一千册售完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MECW46：161—162；MEW,35：264。

[104] 马克思的家人和他最亲密的同志都称呼他是“摩尔”。恩格斯回忆道：“在那里人们都不叫他马克思，甚至也不叫他卡尔，而只叫他摩尔，正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一样，而当不再叫绰号的时候，那种极亲密的关系也就停止了。摩尔是他从大学时代起就有的绰号；在《新莱茵报》人们也常常叫他摩尔。假使我对他用另一种称呼。他就会以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需要和解的事情了。”引自Friedrich Engels to Theodor Cuno,29 March 1883,MECW,46：466；MEW.35：466。同样，奥古斯特·倍倍尔后来写道：“马克思的妻子和女儿总是叫他‘摩尔'，好像他没有别的名字一样。这个绰号来源于他曾经的黑色头发和胡须，如今他的胡子已经变成了白色的了。”引自 August Bebel,in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528。伯恩施坦还回忆道：“我想要告别，但恩格斯坚持说：‘不，不，和我一起去摩尔那里。'我问‘去摩尔人那里？但他是谁？'恩格斯用一种语气回答说：‘是马克思，人们当然必须知道这指的是谁。'”引自Edward Bernstein,My Years of Exile（London：Leonard Parsons,1921）,154。

[105] Friedrich Engels to Jenny Longuet,17 June 1881,MECW,46：97；MEW,45：196—197.

[10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20 June 1881,MECW,46：98；MEW,35：198.

[107]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7 July 1881,MECW,46：104；MEW,35：5.

[108]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13 April 1882,MECW,46：238；MEW,35：305.在这封信里，马克思告诉他的女儿，他多么怀念她“每天忠实地拜访，为那个老尼克喝彩”。参见卡普《爱琳娜·马克思》第218页。

[109] 如上所述，罗尔夫·赫克和安杰莉卡·利姆罗斯编有燕妮·马克思最完整的书信集。《燕妮·马克思，简信》（柏林：卡尔·迪茨）

[110]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22 July 1881,MECW,46：106；NEW,35：206.

[111]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参见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7 July 1881,MECW,46：107；MEW,35：7。

[112] 这一签名的第一封信是在《资本论》出版的那一年，参见卡尔·马克思写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件,1867年5月13日,MECW,42：376；MEW,31：549。在所有关于马克思的论断中，一些带有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色彩，其中最荒谬的论断是：“他对世界的看法是魔鬼的，而且是魔鬼的恶毒；有时他似乎知道他完成了邪恶的作品”，罗伯特·佩恩：《马克思传记》（New York：Simon Schuster,1968,317）。同样的传统中《马克思是撒旦崇拜者吗？》（Glendale：Diane Books,1979），马克思本人则以一种温和诙谐的方式使用了“老尼克”这一词。例如，在1869年9月25日，他写信给劳拉·拉法格：“我很遗憾不能在家里为我亲爱的清流的眼庆祝生日，但老尼克的思想与你同在。你在我心里”，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25 September 1869,MECW,43：355；MEW,32：632。再次，在1871年2月4日，劳拉生下一个儿子后，他写信给保尔·拉法格：“拥抱我的小顽皮，并告诉他，看到迷住自己的两张照版，感到非常得意。”Karl Marx to PaulLafargue,4 February 1871,MECW,44：112；NEW,33：176.

[11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7 July 1881,MECW,46：109；MEW,35：8.

[114]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29 July 1881,MEW,46：109；MEW,35：9.

[115] 恩格斯一如既往地慷慨大方，他立刻回答说：“至于那微不足道的30英镑，别让它给你带来任何白发……如果你需要更多，请告诉我，我会把支票放大。”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6 August 1881,MEW,46：113；MEW,35：14.

[11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 August 1881,MEW,46：110；MEW,35：11.

[117] ibid.,ibid.,MEW,35：11—12.仅仅几天后，马克思就给了他们一些生活的信号：“我在这里已经待了将近两周了；我没去过巴黎，也没见过熟人。我妻子的身体状况既不允许这样，也不允许那样。”卡尔·马克思给卡尔·希尔施的信，6 August 1881,MEW,46：115；MEW,35：207。

[11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9 August 1881,MECW,46：116；MEW,35：16.

[119] 马克思在给女儿劳拉的信中提到同样的情况：“妈妈越来越虚弱，情况令人担心。因此我本来想（因为我们现在只能作短途旅行）无论如何于本星期末动身，并且已把这一点告诉了我们的病人。但她打乱了我的计划，昨天把我们的衣物送出去洗了。这样一来，下星期初以前就别想动身了。”Karl Marx to LauraLafargue,9 August 1881,MECW,46：118；MEW,35：208。

[12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9 August 1881,MECW,46：116；MEW,35：16.

[121] 伊万娜·卡普猜测爱琳娜的“问题是双重的和严重的”：她试图解除与利沙加勒的秘密婚约，她的家人从未接受过他，与此同时，她“渴望为自己在舞台上创造事业”。Kapp,Eleanor Marx,227。

[122]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8 August 1881,MECW,46：135；MEW,35：218.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写道，唐金博士认为这是“一个奇迹……这种崩溃以前从未发生过”。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August 1881,MECW,46：133；MEW,35：27.

[123]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8 August 1881,MECW,46：135；MEW,35：219.

[12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9 August 1881,MECW,46：136；MEW,35：29.

[125] Karl Marx to Karl Kautsky,1 October 1881,MECW,46：143；MEW,35：226.

[126] Karl Marx to Minna Kautsky,1 October 1881,MECW,46：143—144；MEW,35：227.

[127] Karl Marx to Karl Kautsky,1 October 1881,MECW,46：143；MEW,35：226.

[128] Paul Lafargue,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ed.Institute of socialism—Leninism （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57）,75.

[129] “你不能离开孩子们。这将是最最疯狂的了，这会让爸爸更加挂心；陪着孩子们比你在这里给他带来快乐和好处更重要，尽管我们都希望你能在这里”，引自Kapp,Eleanor Marx,219。

[130]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25 October 1881,MECW,46：150；MEW,35：233。马克思本人在12月写给贝克的信中写道：“我得了严重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有一段时间，医生都怀疑我是否能挺过来。”卡尔·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普·贝克，10 December 1881,MECW,46：159；MEW,35：244。

[131] Friedrich Engels to Johann Philipp Becker,4 November 1881,MECW,46：151；MEW,35：235.

[132]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30 November 1881,MECW,46：155；MEW,35：235.

[133] 恩格斯兴高采烈地说：“从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表现得如此出色。在英国，在1848年的大败之后，人们又重新陷入对资产阶级剥削的冷漠，并最终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剥削，条件是工会为提高工资而进行个人斗争。”引自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30 November 1881,MECW,46：152—153；MEW,35：237.

[134] Quoted in Kapp,Eleanor Marx,219.

[135] Ibid.，219—220.马克思后来写信给丹尼尔逊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六个星期里，有三个星期没能见到他的妻子，这太糟糕了，尽管他们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里。卡尔·马克思致尼古拉·丹尼尔逊，13 December1881,MECW,46：160；MEW 35：245。

[136] Karl Marx to Jenny Marx,15 December 1863,MECW,41：499；MEW,30：643.关于燕妮·马克思的生平和她与马克思的关系，参见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卡尔和燕妮·马克思与革命的诞生》（纽约：Little,Brown and Company,2011）。最近的另一份出版物是 Angelika Limmroth,Jenny Marx.Die Biographie（Berlin：Dietz,2014）,更多之前的作品包括Jenny Marx：Der Lebensweg einer Sozialistin（Berlin：Dietz,1971）,and Heinz Frederick Peters,Red Jenny：A Life with Karl Marx（New York：St.Martin's,1986）。

[137] Karl Marx to Jenny Marx,21 June 1856,MECW,40：56；MEW,29：535.

[138]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7 December 1881,MECW,46：156；MEW,35：240.

[139] Kapp,Eleanor Marx,219.

[140] Ibid.,221.

[141]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7 December 1881,MECW,46：156—157；MEW,35：240—241.

[142] ibid.,156；ibid.,240.

[143] Karl Marx to Johann Philipp Becker,10 December 1881,MECW,46：159；MEW,35：244.

[144]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13 December 1881,MECW,46：160；MEW,35：245.

[14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Sorge,15 December 1981,MECW,46：162；MEW,35：247.

[146] Karl Marx,A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MECW,29：263；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EW,13：9.

[147] 迈克·克拉特克“马克思与世界历史”，《国际社会历史评论》第63期，1（2018）。在对这四本笔记的重构中，马克思认为现代国家的诞生是一个与“贸易、农业、采矿、财政主义和空间基础设施的发展”相关的过程（同上，123）。克拉特克还认为，马克思编纂这些笔记是基于他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他“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科学基础，而不是政治哲学”（同上，92）。

[148] 关于意大利历史学家的生活，参见Scipione Bota,Vita privata di Carlo Botta.Ragguagli domestici ed aneddotici raccolti dal suo maggior figlio(Florence：G.Barbera,1877)。

[149] 关于施洛瑟的知识分子传记，参见Michael Gottlob,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Aufklärung und Historismus.Johanna von Müller und 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Frankfurt：Peter Lang,1989）,esp.section IV.

[150] 参见 Bruno Kaiser,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Schicksal und Verzeichnis einer Bibliothek,Berlin：Dietz,1967,36—37.Cf.MEGA2, IV/32：158,586—587。

[151] 在马克思的书信中没有提到这些研究，因此很难准确地确定它们的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暂时将摘录放在“1881年末至1882年末”之间（MEW，19：621—622），而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在他的《马克思：生活与作品》（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宣称它们“毫无疑问”可以追溯到1881年末。第一种假设过于笼统，但第二种假设似乎并不完全准确，因为马克思在1881年完成了大部分研究，很可能在1882年的某些时候继续推进这个项目。我们可以从手稿中不同风格的下划线，以及马克思1882年12月23日给他女儿爱琳娜的信（见第四章注释81）中推断出这一点。因此，有争议的是，这些笔记本（IISH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文， B157,B158,B159,B160）属于马克思人生最后18个月中唯一的两个思想活跃时期，因为他辗转于伦敦和威特岛之间；从1881年秋季到1882年2月9日；从1882年10月初到1883年1月12日；从1882年10月初到1883年1月12日。可以肯定的是，在1882年他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和瑞士度过的8个月里，他并没有研究历史年表。

[152] 在某些情况下，笔记本的内容与恩格斯指出的日期略有不同。唯一出版的部分是第三和第四本笔记本的大约六分之一，大部分页数取自后者。这些材料出现在1953年沃尔夫冈·哈里奇（Wolfgang Harich）编写的一本缺乏文本参考的选集中：Marx-Engels-Lenin-Stalin,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Berlin：Dietz,1953）.八年后，题目变成了 Karl Marx 和 Friedrich Engels,über Deutschland und die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从《编年摘要》中部分摘录出来的包括在 Band 1：Von der Frühzeit bis zum 18.Jahrhundert（Berlin：Dietz,1973）：285—516.

[153] 克拉特克在“马克思与世界历史”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没有给欧洲中心主义留下任何空间；他认为世界历史绝不是‘欧洲历史'的同义词。”（ibid.，104）

[154] 参见最近出版的，“Exzerpte aus Georg Ludwig von Maurer：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Hof—,Dorf—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MEGA2,IV/18：542—559,563—577,589—600。

[15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5 March 1868,MECW,42：557；MEW,32：51.关于马克思对毛雷尔著作的研究，见Tomonaga Tairako,“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转折点—马克思关于毛雷尔的摘录笔记，Mega IV/18—”，《社会研究杂志》第47期,no.1（January 2016）：1—10；以及齐藤康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自然和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7）,264—265。

[156] 克拉特克在“马克思与世界历史”一文中坚持认为，马克思将“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置于“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同上，111）

[157] 克拉特克，同上，认为蒙古的陷落“让马克思反思在广阔领土上的政治权力的局限”（同上，112）。

[158] Karl Marx,IISH Amsterdam,Marx-Engels Papers,B 159,113.这篇马克思的简短评论由克拉特克所报道“Marx and World History”,1 14。

[159] 这些摘录部分发表在1953年的Harich版上，共计90多页。参见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Über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Berlin：Dietz,1978）,424—516。

[160] 克拉特克在“马克思与世界历史”一文中指出，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摘要的第四本笔记显示了“马克思作为一个了解历史的社会科学家的力量，他可以轻易地从特定国家的内部发展转换到主要的欧洲和国际政治，而不会忽略整体的经济基础”（同上， 6）。

[161]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8 January1882,MECW,46：174；MEW,35：32。

[162] Friedrich Engels to 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29 December 1881, MECW,46：167.

[163]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7 December 1881,MECW,46：131；MEW,35：251.

[16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5 January 1882,MECW,46：171；MEW,35：30.

[165]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4 January 1882,MECW,46：170；MEW,35：256.

[166] Eleanor Marx to Jenny Longuet,8 January 1882,in Meier,The Daughters of Karl Marx,145—146.关于整个事件，参见Kapp,Eleanor Marx,225—228.On 4 January,225—228。1月4 日，马克思写信给劳拉：“我的同伴（爱琳娜）（这只限我们之间谈谈）几乎什么也吃不下；神经性抽搐使她很痛苦。”卡尔·马克思在1882年1月4日写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她整天读书写字，很是沉默寡言，事实上，她同我一起待在这里似乎只是出于义务感，就像一个把自己作为牺牲品的蒙难者似的。”46：169；MEW 35：255。

[167] 参见 the stenographic records of Reichstag debates,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I,Berlin 1882,486.俾斯麦的演说伴随着他在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选举失败。

[16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5 January 1882,MECW,46：183；MEW,35：39.

[169]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25 January 1882,MECW,46：186—187；MEW,35：265.在他看来，“意大利（能够）提供的担保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少—当然，除了俾斯麦帝国”。也可以参阅 Karl Marx to Pyotr Lavrov,23 January 1882,MECW,46：184；MEW,35：262。

[170] 参见 Gilbert Badia,“Marx en Algérie”,in Karl Marx,Lettres d' Alg er et de la Côte d'Azur（Paris：Le Temps des Cerises,1997）,17。

[171] Eleanor Marx,in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577–578.

[17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2 January 1882,MECW,46：176；MEW,35：34—35.关于爱琳娜·马克思与父亲特殊关系的相关问题，除了参阅Kapp,Eleanor Marx,可以参阅 Chushichi Tsuzuki,The Life of Eleanor Marx,1855—1898：A socialist Traged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Eva Weissweiler,Tussy Marx：Das Drama der Vatertochter（Cologne：Kiepenheuer & 2014）.Witsch,2002）等文献。最新的研究成果是 Rachel Holmes,Eleanor Marx：A Life（London：Bloomsbury,2014）。

[173] 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7 February 1882）：“关于护照之类的事情没有问题，在乘客的票上。”MECW,46：200；MEW,35：42。

[174] 马克思这趟去阿尔及利亚首都的旅行没有受到马克思传记作者的太多关注。就连出生在阿尔及尔的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他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一文中也只有半页纸的篇幅提及（Paris：Libraire Arthme-Fayard,2005），尽管阿塔利对马克思的这次停留有一些不明确的态度，但他指出，马克思对1881年夏季至1883年春季之间发生的奥兰起义一无所知。Marlene Vesper的《马克思在阿尔及尔》（波恩：Pahl-Rugenstein Nachfolger,1995）非常精确地追踪了马克思在访问阿尔及尔期间目睹的所有事件。对此感兴趣的还有 Dené Gallisor编撰的《马克思在阿尔及尔》（Paris：V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1976）.HansJürgen Krysmanski的小说《卡尔·马克思的最后旅程》（Frankfurt：Westend,2014），最初试图将马克思在阿尔及尔期间的停留作为一幕，但由于缺乏资金从未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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