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的晚年岁月（2020）
第四章 马克思的最后旅程
一、阿尔及尔的旅行和对阿拉伯世界的反思
在狂风暴雨中横渡34小时后，卡尔·马克思于2月20日抵达目的地。第二天，他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信。一周后，他回忆说，他“病弱的身躯”（corpus delecti）已经“冻入骨髓”。他在上穆斯塔法区的维多利亚酒店找到一间位置理想的房间，可以看到港口景色。这是一个“神奇的全景”，让他得以欣赏欧洲和非洲的美妙结合。[1]
唯一知道这位新到来的、通晓多国语言的绅士真正身份的人是阿尔伯特·费默（Albert Ferme,1840—1904），他是一位治安法官，也是夏尔·傅立叶的追随者。1870年，他因反对第二帝国而被监禁一段时间后，来到了阿尔及尔。他是马克思在那里唯一真正的同伴，在马克思的各种旅行中充当向导，试图满足其对新大陆的好奇心。
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并没有改善：他仍然受到支气管炎的困扰，无法控制的咳嗽使他晚上睡不着。异常寒冷、潮湿和多雨的天气—这是阿尔及尔10年来最糟糕的冬天—也导致了马克思的胸膜炎再次发作。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但我还是冻得够呛，以致这些天我穿的衣服同在威特岛和在阿尔及尔市时不同的仅仅是，在别墅里用轻便大衣换下了犀牛皮大衣，其他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变化。”他甚至考虑再往南走400公里，到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比斯克拉村，但糟糕的身体状况让他打消了这么费力的旅行。因此，他在阿尔及尔进行了长时间的复杂治疗。
查尔斯·斯蒂凡（Charles Stephann,1840—1906）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医生，为马克思开了白天服用的亚砷酸钠处方和晚上服用的一种含有可卡因的止咳糖浆以帮助他入睡。他还要求马克思把体力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除了消遣性的阅读外，禁止任何严肃的脑力工作”。然而，3月6日时的马克思咳嗽变得更加剧烈，并造成反复出血。因此，马克思被禁止离开酒店，甚至是参与谈话：“安静、孤单和沉默”现在是他的“公民天职”。[2]他给恩格斯写信说，至少“斯蒂凡医生像我亲爱的唐金医生一样，总忘不了……白兰地！”[3]
最痛苦的治疗是10个水疱疗程，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治疗方法，它使用药剂使皮肤起疱以释放皮下毒素。在一位年轻药剂师的帮助下，马克思完成了这些治疗。通过使用火棉反复涂抹马克思的胸部和背部并且把由此产生的水疱刺破，莫里斯·卡西拉兹先生逐渐将他肺部多余的液体成功抽了出来。
毫不奇怪，马克思开始对他选择的目的地感到后悔，正如他在给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信中写道：“从我刚离开马赛起到现在为止”，“尼斯和门顿的天气都一直非常好！”这是他考虑过的另外两种可能。[4]三月下旬，他向他的女儿燕妮透露：“由于这一次愚蠢的、考虑不周的旅行，现在我的健康又处于我离开伦敦时的那种状况。”马克思还告诉她，他曾对长途旅行“犹豫不决的，但恩格斯和唐金彼此互相激发了对非洲的热情，而且他们两人都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情报，都没有考虑到今年的气候异乎寻常”[5]。他的观点是：“本来应当预先弄清这种情况，而不应碰运气地作这样的旅行。”[6]
3月20日，马克思写信给拉法格称，治疗已经暂时停止，因为他的“无论是背上还是胸上（胸上也刺画），都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可以再做这种手术了”。一看到自己的身体，他就会想起“种上了甜瓜的小菜园”。然而，使他大为宽慰的是，他的睡眠“逐渐在恢复”了。他说，“没有得过失眠症的人，是不能体会到彻夜不眠的痛苦终于消除时的这种愉快心情的！”[7]
而马克思的呼吸更加吃力，这是由于夜间出现水疱，需要严格禁止抓挠，必须用绷带包扎。他得知自从他离开伦敦之后，法国的天气“非常好”，牢记快速理念的最初预测，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因此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应以过于美好的希望来安慰自己！”[8]很明显“距离‘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还差得很远”。[9]
马克思的痛苦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他还感到孤独，在3月16日，他写信给女儿燕妮：“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阿尔及尔市，特别是它的郊区的夏天和春天更具有魔力了，假使我身体健康而且我所有的亲人（尤其是几个外孙）都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感到自己如同在《一千零一夜》中一样。”[10]3月27日，他又补充说，他希望“有朝一日飞毯能把琼尼送到我这里来。我可爱的孩子要是看到摩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土耳其人、黑人—总之，所有这些巴比伦人，以及掺杂有‘文明的'法国人等等和迟钝的不列颠人的这个东方世界的服装（大部分是非常优美的），会感到多么惊奇”[11]。
马克思经常给恩格斯写信分享一切，他写道“有点惘然若失，有时犯重忧郁症，像伟大的堂·吉诃德一样”。他的思想总是回到他失去终身伴侣的事情上：“你知道，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随便动感情的了；但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12]他周围的自然景象暂时地使他从悲伤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四月初，他写道“月光照耀下的港湾呈现了一幅美妙的图画”，“对走廊前面的海景，我总是看不够”。[13]
马克思还被迫丧失严谨的智力活动。从旅行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浪费时间的行动”，但当他意识到这种“可恶的疾病”也“损害人的智力”时，他最终同意了。[14]
他告诉燕妮，在阿尔及尔“暂时还谈不上做什么工作，甚至不能为了再版而校订《资本论》”[15]。至于当前的政治形势，他只能通过阅读当地一份小报纸《小庄园主报》[16]〔Le Petit Colon〕的电报报道，以及欧洲寄来的唯一一份工人报《平等报》〔L' Egalité〕来了解，他讽刺地说：“但它根本就不能叫作报纸。”[17]
马克思在1882年春天的一封信中说，他“渴望重新获得活动能力并结束这种残废者的无聊职业”，[18]“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枯燥的，甚至是昂贵的存在。”[19]他甚至对拉法格说，他是如何无所事事，堕落到几乎愚笨。[20]—这表明他担心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活着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马克思无法深入了解阿尔及利亚现实的真相，也不像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他真的有可能研究“阿拉伯人共同拥有”[21]的特征。1879年，在他研究民族学、土地财产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他已经对法国统治的阿尔及利亚的土地问题产生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从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中摘录：“土地所有权个体化”给人侵者带来巨大利益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但它也会有助于摧毁“这个社会基础”的“政治目标”。[22]
1882年2月22日，阿尔及尔日报《新闻报》（L' akhbar）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新制度的不公正。理论上讲，当时的任何法国公民都拥有可以在不出国的情况下获得阿尔及利亚100多公顷土地的特权，然后以4万法郎的价格转卖给当地的人。平均来说，殖民者以300法郎的价格卖掉了他们以20—30法郎购买的每一块土地。[23]
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马克思无法回到这些问题的思考上来；《新闻报》里的文章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对知识的恒久渴望也没有消退。在考察了酒店周围那些正在进行大规模房屋改造的区域后，他指出：“上穆斯塔法的街上正在不断地修建新的房屋，拆除旧的房屋等等，虽然从事这种工作的工人都是健壮的人，而且是本地居民，但是他们在做完头三天工作以后就害热病。因此，他们工资的一部分是企业主提供给他们每天服用的奎宁。”[24]
马克思在他的16封[25]来自地中海南部的信件中做了一些有趣的观察，其中一些信件显示了部分殖民地的社会景象。真正比较显眼的是那些涉及穆斯林社会关系的书信。
马克思被阿拉伯人的举止深深地震撼了：“甚至最穷的摩尔人，”他写道，“在走路或站立时所表现出的自然优雅和高贵气度方面，都胜过欧洲大演员。”[26]4月中旬，他在给女儿劳拉的信中写道，他注意到一群阿拉伯人在打牌，“这些摩尔人中间有几个穿着很讲究，甚至很豪华，其余的穿一种我不妨暂且称为‘短衫'的衣服，看样子过去是白色毛料的，但现在已经破烂不堪。”然而在一位“真正穆斯林的眼睛里”，他评论道：“这类事情，幸运或者倒霉，都不会造成穆罕默德的子女之间的差别。他们在社交中绝对平等—是完全自然的；相反地，他们只是在风俗习惯受到破坏的时候，才意识到这种平等；至于谈到对基督徒的仇恨及最后战胜这些异教徒[27]的希望，那么他们的政治家正当地把这种绝对平等感，把这种平等的实际存在（不是在财产或地位上，而是在人格方面）看作是支持这种仇恨并且不放弃这种希望的保证。（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28]
马克思也对国家缺乏权威颇为惊讶。“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同时又是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其他城市，都没有这里这么行动自由：警察缩减到最必需的最小数量，社会中的放荡不羁现象闻所未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摩尔人的影响。事实上穆斯林居民不承认任何隶属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既不是‘臣民'，也不是‘被管理的人'，除了在政治问题上以外，没有任何权威，—这正是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29]
马克思轻蔑地抨击欧洲人的暴力滥用和不断挑衅，尤其是他们对“劣等种族”的“那种无耻的傲慢自大和烧死活人祭摩洛赫神般的残忍”。他还强调，在殖民占领史的比较中，“英国和荷兰胜过法国”。就阿尔及尔本身，他向恩格斯报告说，他的朋友费默法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经常看到“采用（而且这是作为一种‘常规'）迫使阿拉伯人认罪的特殊刑讯方式；当然，这是‘警察'干的（就像英国人在印度所干的那样）”。“假如有一伙阿拉伯人主要是为抢劫而杀了人，后来真正的罪犯被查了出来，抓到了，判了罪并且处死了，可是殖民主义者的受害的家庭对这样偿命也并不感到满足。它要求再多‘斩首'几个，至少要多杀半打无辜的阿拉伯人。欧洲殖民主义者不管是在一个地方定居，或者是由于事务关系在‘劣等种族'中暂时居住，他们通常总是认为自己比漂亮的威廉一世更加神圣不可侵犯。”[30]
马克思在另一个背景下回到了这个主题，他告诉恩格斯法国当局对“一个可怜的强盗，一个可怜的阿拉伯人，不断犯罪的职业杀人犯进行的恶毒戏谑”的暴行。在行刑前不久，他得知“不是被枪毙，而是被斩首！这违背协议！”，“还不仅如此。他的亲属们曾希望，就像过去法国人允许做的那样，把头和身子拿回去，以便能把两者缝合起来，然后埋一个‘全尸'。可是办不到了！于是哀号，咒骂，发狂；而法国当局断然拒绝，而且是第一次！当躯干进入天堂的时候，穆罕默德就会问：你把自己的脑袋丢在哪儿了？或者问：脑袋为什么失去了躯干？你不配进天堂！亲属们因此而痛哭流涕。”[31]
除了对政治和社会的观察，马克思的书信还包括了阿拉伯文化方面的资料。一次，他给他的女儿劳拉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深深反映了他现实性的一面：一个船夫准备好在湍急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坐着一个想渡到河对岸去的哲学家。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了这句话，风就把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夫两人都落入水中，于是
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生命！
马克思还对劳拉说：“这个寓言会使你对阿拉伯人产生某些好感。”[32]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马克思的病情有所好转，他终于回到了法国。他给了恩格斯最后一个惊喜：“顺便说一下，太阳迫使我去掉了预言家的胡须和‘假发'，不过（因为我的女儿们比较喜欢我过去的样子）我在把自己的头发献给阿尔及尔理发师的祭坛之前去照了相。”[33]这是他的最后一张照片。这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广场上的政府所要求刻画的花岗岩雕像轮廓完全不同。他的胡子，就像他的思想一样，并没有失去青春的色彩；他的微笑，尽管历经了生活种种不如意的考验，但仍然显得亲切和谦逊。[34]
二、“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
恶劣的天气继续困扰着马克思。他“在非洲的最后几天”[35]，西罗科风[36]的到来给他的健康带来了严峻的考验。5月5日，时值他64岁生日这天，他在马赛上岸。正如他后来在给爱琳娜的信中写道：“一场猛烈的风暴把他的船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风洞。”虽然到达目的地，但是汽船并没有真正进入港口，所以乘客不得不乘小船离开，“我们不得不在寒冷的而且有穿堂风的海关炼狱中待几小时。”他打趣说，这些苦难“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的机体的工作”，一到蒙特卡罗，“重新投入埃斯库拉普[37]的怀抱”。[38]
值得信赖的埃斯库拉普是库奈曼医生（1828—？），一个来自阿尔萨斯专攻肺部疾病的优秀医生。[39]马克思的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慢性疾病，“胸膜炎又复发了”[40]，这使马克思感到“惊恐”。四处奔波造成了他身体的进一步衰弱，马克思用他惯用的文学典故来和恩格斯开玩笑：在这一方面“命运”这次和过去一样，甚至几乎和缪尔纳博士的悲剧中描写的一样，很不吉利。因此，有必要在5月9日—30日期间进行另一个疗程的四次水疱治疗。
因为在继续新旅程之前，马克思必须先恢复健康，所以他在摩纳哥公国住了3个星期。他对那里的描述既敏锐又带有社会批判的色彩。例如，他把蒙特卡罗比作格罗什坦，格罗什坦是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歌剧《格罗什坦公爵夫人》中虚构的小王国。
马克思去过几次那间位于著名赌场的阅览室，那里有很多国际报纸可供选择。他对恩格斯说，他在“俄国酒店的桌游同伴”，以及这座城市的普通公众“对于娱乐场赌博厅里的情况倒是更感兴趣”。他在这一时期的来信中，时而对他遇到的人进行有趣的评论：“特别使我开心的是一个大不列颠的后代，他愁眉苦脸，怨天尤人，暴躁易怒，为什么？因为他绝对相信他能‘捞到'一些金币，结果却输掉了一些金币。他不懂得即使用不列颠式的粗鲁也不能‘制服'福图娜。”[41]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收到过关于这个陌生世界最尖刻的描述，信中写道：“在饭店，在咖啡馆等地方，人们谈论和窃窃私语的几乎全是关于轮盘赌以及‘三十和四十'[42]。例如，一会儿某个年轻的俄国女人（某俄国外交官的妻子，‘俄罗斯'旅馆的一个房客）赢了一百法郎，当场又输了六千法郎；一会儿某人已经没有回家的路费了；另一些人输得倾家荡产；只有极少数人在这里赢了很少一点钱走了；我指的是赌徒中的少数人，而他们几乎全是富人。在这种场合下根本谈不到精打细算，等等；只有很小的机会可以碰上好‘运气'，尽管如此，如果人们有一笔可观的赌注，他们就会拿它去冒险。”[43]
“在娱乐场（那里面也进行赌博）的右边紧挨着的是‘巴黎咖啡馆'，它的旁边有一个小亭子；那里每天都张贴着耀眼的广告，不是印的，而是画的，有作者姓名的缩写字；人们花六百法郎可以从他那里知道白纸黑字写的全部科学秘密，即只要有一千法郎就能在轮盘赌或者‘三十和四十'中赢得一百万。而真有不少人去上这个为傻瓜设下的圈套！确实有很多男女赌棍都相信这种纯属碰运气的赌博的科学；先生们和女士们坐在‘巴黎咖啡馆'门前或娱乐场的美丽花园的条凳上，手持计算表（铅印的），低着头，在乱写乱画计算着什么东西，或者，一个人深思熟虑地对另一个人述说他所喜欢的是‘哪一种办法'—是否应该赌‘级数'，等等。可以认为，人们入了疯人院。”[44]
简而言之，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除了会同赌场一起沦落下去的摩纳哥—格罗什坦以外，尼斯如果没有这个蒙特卡罗的赌场，也不能作为一个时髦的城市维持下去，在冬季，上流社会的人士和冒险家们都麇集在这里。尽管如此，这种赌场同交易所相比，是多么幼稚的游戏啊！”[45]
在一系列的水疱治疗之后，库奈曼医生准许马克思出院，并且允许他继续旅程。但建议他在卡恩停留几天，让伤口“干燥”，在这之后，他就可以继续前往巴黎。一到法国度假胜地，马克思就列出一张在维耶拉的时间表：“我就在上流社会的懒汉或冒险家的这个巢穴里混了整整一个月。这里，自然景色非常优美，而在其他方面，是个无聊的地方；它是‘宏伟的'，因为完全是由大旅馆构成。除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旅馆、咖啡馆等等的听差和仆役之外，这里没有任何平民‘群众'。”[46]天气仍然很糟糕，不利于马克思的身体。在戛纳的三天时间里，“例外的有大风（虽然是暖和的）和尘柱”，这一话题充斥着“里维埃拉的地方报刊”。马克思带着自嘲的口吻对恩格斯说：“连大自然也具有某种小市民的幽默（例如，早在《旧约》里就说用尘土喂蛇，就像幽默地预示达尔文说蚯蚓以尘土为食物一样）。”
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细数了医生的最后建议：“应当吃得好而多；甚至要强迫自己‘习惯于'这样做；要‘喝'‘好酒'，如果不能多走路、爬山等，可以经常乘车等去散心；要尽量少思索，等等。”他不能不说：“遵照这个‘教导'，我正走在定会成为‘白痴'的道路上，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摆脱支气管卡他症。老加里波第因得支气管炎而‘永生了'，这对我是一种慰藉。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因为什么而‘去见上帝'，完全是无关紧要的。”[47]
6月7日，马克思离开伦敦大约4个月后，终于能够坐火车回到他女儿在阿尔让台的家。马克思劝她不要为他的到来而操心—“如果你不去为我到达的准确日期和钟点而操心，那就使我很感激了。以前我常说，没有任何事像有人到车站来接我那样使我心绪不宁。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包括加斯科尼人、俄国人和希尔施）你在那周等我。”马克思仍然需要“充分的安静”。[48]而且，正如他对恩格斯说的那样，他觉得“‘与人交往'越少越有必要”[49]。马克思疲惫不堪，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给燕妮的信中所写的内容和其他任何普通人都大同小异：“所谓‘安静'我是指‘家庭生活'、‘孩子们的喧闹'，整个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50]
在阿尔让台，马克思把他的生活比作一个假释犯，因为他总是必须“到最近的医生那里去报到”。[51]龙格夫妇的家庭医生杜尔朗非常了解马克思，建议他“在几周内”“尝试一下恩吉安的硫矿泉水”。[52]在附近的一个地方，他可以请教弗纪埃医生。
仍然不稳定的天气不允许马克思立即开始治疗；这还导致他腿部的风湿病发作，非常痛苦。[53]只有在7月的头几天，他才接受建议，到硫磺浴场去旅行，这使他受益匪浅。他告诉恩格斯，治疗必须定期且持续：“各种形态的硫磺使人疲劳；然后在户外散步等等。硫磺蒸汽使吸入治疗室内昏暗不清；在这里要待三十至四十分钟；每五分钟在一个特定的桌旁（从一个带开关的锌管中），吸入以特殊方法喷射出来的含有硫磺的蒸汽；每个人从头到脚都用橡皮裹住；吸完之后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围着桌子行军，这是但丁《地狱》中的无罪的场面。”[54]
下午，马克思洗完澡回来休息一会儿，就经常出去“散步，和孩子们玩，所以听和看（特别是思维）的能力，丧失得比黑格尔本人在《现象学》[55]中还厉害；最后，晚上8点吃晚饭，一天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哪里还有写信的时间呢？”。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支气管卡他症还是“没有消失”，医生建议他把治疗延长到8月中旬。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的情况有所改善，所以在这个月初，他甚至与巴黎工人运动的一些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包括何塞·梅萨（José Mesa，1840—1904）、保尔·拉法格、加布里埃尔·杰维尔（Gobriel Devilk，1854—1940）和茹尔·盖得。这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事件，尽管“事情经过良好”，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由于热闹的谈话或者闲聊，事后我至今仍然感到疲劳。”[56]
8月20日，马克思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次去恩吉安的吸入治疗室，进行了沐浴和淋浴”，在最后一次检查后，弗纪埃医生告诉他，“支气管的嘶哑声大大减少了，要不是可恶的天气，也许会完全消失了”；并且建议他到日内瓦湖去，“那里传来的天气预报是很好的，—因为两位医生都认为，支气管卡他症的最后遗迹可能会在那里自行‘消失'。”[57]
这一次，马克思不能“独自开始这趟危险的旅程”，他的女儿劳拉陪着他。他开玩笑说，他把自己比作在暗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伊斯玛利派的拉希德丁·息南（Rashidad-Din Sinan,1132/1135—1192）,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她认为陪伴山中老人或多或少是她的职责。[58]
在马克思去瑞士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在巴黎为德国许多资产阶级报纸效劳的德国记者的信，信中说：“他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不是这派报纸的记者；但是，他说德国‘社会'各界对官方关于我的健康状况的报道感到不安；因此他请求到阿尔让台访问我，如此等等。”他继续告诉恩格斯，“我没有答复这个阿谀奉承的下流文人”。[59]
他们的第一段旅程是在白天进行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旧病复发的任何可能”，[60]最远到达洛桑。马克思到达后感冒了，这是他在巴黎与《资本论》的译者罗伊在花园谈话时染上的。尽管天气预报说天气很好，但那里实际上“一直下雨，天气较冷”。他告诉恩格斯：“我向茶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里是什么时候开始下雨的？回答是：才下了两天（也就是我从巴黎动身的那天起）。真有意思！”[61]
最后的目的地是斐维，日内瓦湖的东北海岸。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仍然老是咳嗽”，但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住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乐土中一样。”[62]他非常想念恩格斯的陪伴，并试图说服他离开伦敦与他会合。恩格斯忙于处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以便能够继续支持马克思反复出现的治疗需要：“我很想设法到你那里去一趟，但是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哪怕是一时出事，那么我们的全部财务安排就会陷于紊乱。这里找不到一个人我可以赋予他全权，让他办理毕竟有点复杂的收款等事宜。”[63]马克思理解了这一点，并再次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你对我的忘我的关怀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此我内心时常感到惭愧。”[64]
9月底，马克思回到燕妮在阿尔让台的家后，再次去找杜尔朗医生，请求允许他本人“横渡英吉利海峡”[65]。杜尔朗医生发现马克思的病情“已大大改善，说我甚至‘发胖了'”。但他要求马克思“在伦敦居留的时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两个星期，如天气非常好，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他所说的“冬季旅行”应该“及早到威特岛、泽稷岛、莫尔累（布列塔尼）或波城开始”，不过，马克思还对在英国等候他的朋友开玩笑说，“以金融骗子杜克累尔为代表的法国政府，如果知道我在这里（特别是在议院闭会期间），也许会打发我出去旅行而不经杜尔朗医生的许可”。[66]
尽管在妻子死后的一年里经历了极其糟糕的时期，马克思还是尽可能地进行他的研究。由于无法继续《资本论》的写作工作，他尽最大努力了解各种科学和经济学科的最新情况。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从爱德华牧师（1853—1907）的《现代物理学：电力的应用原理》（1882）一书中摘录的内容，马克思的兴趣在于他对“电力领域发现的发展”,[67]包括马塞尔·德普雷兹（Marcel Deprez,1843—1918）的著作。在回顾这些研究的原因时，恩格斯回忆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68]
马克思还致力于生态学研究。1880年4月，他研究了谢尔盖·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1850—1891）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LaRevue Socialiste）上的文章“人类劳动与力量的统一”（1880）。波多林斯基是乌克兰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1872年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彼得·拉夫罗夫（Pyotr Lavrov,1823—1900）认识了他。波多林斯基把他的文章手稿寄给马克思，强调他的“第一次激励”[69]来自于对《资本论》的解读，他“特别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的意见。波多林斯基的目的是要表明社会主义是一种最适合利用“太阳能”来满足人类需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他感到有义务“尝试将剩余劳动力和当前的物理理论协调起来”。[70]事实上，正如恩格斯在1882年12月就这个问题给马克思的一封长信中所写的那样[71]，波多林斯基发现“人类劳动能够比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更长久地使太阳能保留在地球表面上并起作用”。不过，“他由此得出的全部经济方面的结论都是错误的”。[72]对恩格斯来说，“波多林斯基离开自己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而走入歧途，因为他想为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寻找一个新的自然科学的论据，因而把体力的和经济的东西混为一谈”。[73]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书信往来显示了他们对环境问题的新研究是多么地关注。虽然在1882年底，马克思缺乏精力来详细回复恩格斯的信件,他再次参考约翰内斯·兰克 （Johannes Ranke,1836—1916）撰写的《医疗保健和医生的实际需要》（1868）去研究人体生理学大纲，可能是为了更深入研究波多林斯基的思想。[74]
1880年，从马克思摘录的波多林斯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关注热力学的重要性。根据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1822—1888）在他的《热力学理论》（1864）中提出了“熵”概念，揭示了热力学的两个基本规律，马克思摘录了其中两句名言：“宇宙的能量是恒定的”“宇宙的熵趋于最大值”。[75]
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态度，尤其是动物学、生物学和生态学，显然是受到了他与埃德温·雷·兰克斯特（Edwin Ray Lankester,1847—1929）的友谊的激励。兰克斯特是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的研究员，也是格兰特动物学博物馆的馆长。[76]兰克斯特不仅读了《资本论》，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和收获，[77]还与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他也觉得自己和马克思非常亲近，并帮助马克思找到合适的医生来解决持续发生在这个家庭中的可怕的健康问题。
三、“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伦敦的日子过得很快。10月9日，马克思写信给他的女儿劳拉说，他的“咳嗽‘仍然令人讨厌'，如果想再次康复，就必须完全摆脱咳嗽”。[78]秋天的到来，伴随着潮湿多云的天气。这时候照顾马克思的唐金医生建议他搬回威特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起待了一整天，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昨天马克思在我这里吃午饭，晚上我们都在他那里吃晚饭并喝罗姆酒直至深夜一点。”[79]10月30日，他乘火车前往文特诺尔。然而，马克思的病情很快又恶化了，因为风湿病“非常接近他的复发性胸膜炎的原发部位”[80]；这使得他认识了当地的医生詹姆斯·威廉森（James Williamson），后者给他开了一种“奎宁、吗啡和氯仿”药物。[81]此外，“为了在户外活动时不会过于依赖风和温度的反复变化”，他“再次被迫随身携带呼吸器，以备不时之需”。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智力衰退”[82]之后，马克思发现自己仍然不可能着手《资本论》德文版第三版的写作。11月10日，他写信给他的女儿爱琳娜：“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各种准备。”[83]
恩格斯让他了解伦敦的最新情况：“你家里一切均好；不过到处都是劣质啤酒，只有西头的德国啤酒不错。”[84]但马克思无法用他自己的积极消息来回应。他咳嗽得更厉害了，而且还出现了恼人的沙哑。因此，他被“禁足在房间里，直到炎症消失”[85]。
12月14日，马克思在给女儿劳拉的信中说，“患了支气管卡他症被软禁了两个来星期”，并补充说他“住在这里像隐士一样”。他见到的人只有威廉森医生，[86]因为天气潮湿多雨，威廉森医生禁止他外出，“直到下一个好天气”。[87]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对当前的事件和法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的立场发表他所能发表的最好的评论。他对后者的一些“极端革命性的措辞”感到“困扰”，马克思一直认为这些都是“夸夸其谈”，“我们的人最好把这类专长让给那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实质上是现存秩序的支柱，而根本不会带来无秩序，—他们生来就是蠢才—混乱不是他们的过错。”[88]
同样，马克思也没有放过那些被证明不能保持阶级自治地位的人，他警告说，“工人们绝对有必要反对国家的制度和言论”。当约瑟夫·考恩（Joseph Cowen,1829—1900）—一位国会议员和合作大会主席，是马克思认为的“英国议员中最好的一个”—为英国入侵埃及辩护时，[89]马克思向爱琳娜表达了他完全反对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他斥责英国政府：“事实上，还有比征服埃及—在一片和平景象中征服—更无耻、更虚伪、更伪善的‘征服'吗！”而考恩于1883年1月8日在纽卡斯尔的一次演讲中，表达了他对英国人这类“英雄业绩”和“我国军事实力的光辉显示”的赞扬。他“一想到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牢固的侵略基地加上从三角洲到开普兰的‘不列颠非洲帝国'的这幅迷人妙景，也垂涎三尺。图景真不坏呀！”。这是“英式风格”，以“对家庭利益负责”为特征。马克思总结说：“这些长吁短叹的资产者（而考恩在这方面也是资产者），这些可怜的英国资产者，在日益加重的对历史使命所负的‘责任'的重荷之下呻吟，而又如此无法反抗这种历史使命！”[90]
马克思也对埃及的经济状况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从他长达8页的对“埃及金融”（1882）摘录中看到这一点。“埃及金融”是迈克尔·乔治·马尔霍尔（Michael George Mulhall,1836—1900）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伦敦当代评论》的10月刊上。马尔霍尔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重现了英德债权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Ismail Pasha,1830—1895）—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后进行的金融勒索；第二，他描绘了伊斯梅尔帕夏设计的压迫性税收制度，这一制度让民众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马尔霍尔对许多埃及农民被迫流离失所表示出特别的关注和声援。[91]
马克思恢复了对俄国持续社会和政治变革所涉及文本的研究。1882年秋，正如我们从他最后几本摘录中所能够看到的，[92]他再次投身于改变该国经济的动力。这本笔记包含了一份题为“我书架上的俄语”的清单，部分已经在1881年编纂并涵盖了马克思在他的个人图书馆中使用语言的出版物。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他打算更深入地研究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马克思研究了最新出版的关于俄国1861年土地改革和废除农奴制后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著作。其中包括：《凯瑟琳二世时期的农民》（1881），瓦西里·塞梅夫斯基（Vasilii Semevskii,1848—1916）；《俄罗斯艺术》（1881）,安德烈·伊萨耶夫（Andrei Isaev,1851—1924）；《阿昆格尔省的乡村公地》（1882）,杰拉德·米内科（Gerard Mineiko,1832—1888）；以及《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命运》（1882）,这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沃龙佐夫（Vasilii Vorontsov,1847—1918）自1879年以来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命运》（Otechestvennye Zapiski）上发表的一系列有趣的文章。沃龙佐夫是最早发现马克思著作重要性的俄国学者之一，部分得益于他对《资本论》的阅读，他将自己与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劳动分工的批判保持距离。[93]沃龙佐夫也忙于研究社会主义者如何应对经济落后这一棘手问题，在他的书中，他认为俄国的工业应该使用“西方创造的所有形式，因此，可以非常迅速地发展，而不必像蜗牛一样缓慢地经历所有连续阶段”。在所谓“后发特权”命题的摘要中，沃龙佐夫认为，“后发国家”可以从“别国积累的历史经验”中获益，不必为本能地获取他国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付出艰辛努力。他们可以“有意识地”这样做，而不是“在黑暗中摸索”。[94]
除了这些19世纪80年代早期出版的书籍外，马克思还研究了一些较早的作品，如《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的农民问题》（1862），以及费奥多尔·埃莱涅夫（Fyodor Elenev,1827—1902）的《周边地区和首都》（1870），后者使用“斯卡尔丁”这个笔名。他还开始重读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地址的信》，这些信虽然写于1862年，但由于俄国的审查制度，直到1874年多亏了彼得·拉夫罗夫的提议才得以在伦敦出版。[95]
除了这些阅读之外，马克思关于俄国最重要的著作是他写于1881年底至1882年10月之间的手稿，即《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96]这几页关于废除农奴制影响的文章大量引用了尼古拉·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社会经济的概貌》中的信息，但马克思也参考了其他著作和大量官方出版物，包括统计数据和经济数据。马克思将文本分为四个部分：1.准备改革的过程；2.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期间；3.地方自治机关；4.俄国，这四个部分对应于他感兴趣的主要问题。俄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继续吸引着他，直到他有足够的精力去研究这些问题。
在此期间，马克思的“几本在圣彼得堡不是在国外印刷的新出版的俄文著作证明”，“我的理论正在那个国家迅速传播”，他告诉他的女儿劳拉，“不论在什么地方我所取得的成就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因为“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97]
另一方面，没有人能逃脱马克思的批判。1882年9月法国工人党诞生后，他对恩格斯批判他两个女儿的丈夫：“龙格是最后的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98]同样地，他不止一次地批判那些声称追随他思想的人，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99]
四、人生的落幕
在马克思最后的时光中，他无法持续密切关注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也没能在理论工作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尽管他竭尽所能让自己恢复“健康状态”，也尽管他在年底拜访爱琳娜时让她带了一些书—兰克的《生物学》和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cman,1823—1892）撰写的《欧洲历史》（1876）来代替时间表[100]—但他身体情况的不稳定和对女儿燕妮在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后身体状况的担忧让他的处境越来越糟糕。
1月6日，马克思向詹姆斯·威廉森医生报告说，在起身时，他“突然出现痉挛性咳嗽、喘息、摔跤，仿佛窒息。我毫不怀疑这一情况突然恶化的原因。前一天下午，我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关于第一个孩子的可怕消息：我当然知道她的病情很严重，但我也还没有准备好听到她处于病危的消息”[101]。
马克思还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承认，他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现在，任何紧张的刺激都会立刻掐住他的喉咙”。[102]他给爱琳娜写道：“我想，这是神经受了刺激—替小燕妮担心所致！这不必多讲了。我想立即到阿尔让台去，可是一个生病的客人，恐怕只会更加重孩子的负担！要知道谁也不能担保，走这一趟不会引起我至今幸免的旧病复发。但是，不能去看望孩子，心里总是很难受的。”[103]
于是，马克思又一次“长时间地禁闭在家中”[104]；“几乎没有间断过的咳嗽”“本来就非常讨厌”，加上“每天呕吐”，这种情况让他“简直无法忍受了”。[105]但恢复健康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他向爱琳娜抱怨说他的状态“这常常使我不能工作”，但他也说“而医生却相信—他还相信，这就不错了！—能够使我摆脱这种折磨（靠刚刚给我开的药剂）”。然而，1月11日，他心爱的燕妮死于肝癌，让他的希望破灭了。在他妻子去世之后，这一沉重的打击再一次击倒了这个病重在身、生活艰辛的男人。爱琳娜后来的叙述是对他当时状态的证明：“我们收到了一封来自摩尔的信，他在信中写道，燕妮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让我们—海伦和我—不必担心。在收到这封信一小时后，我们就收到了燕妮去世的电报。我立刻动身去文特诺尔。我经历过许多悲伤的时刻，但没有一次像这次一样。我觉得（告诉父亲这个消息）就是在宣判他的死刑。在漫长而痛苦的旅途中，我绞尽脑汁地想着该如何告诉他这个消息。但还没等我说，我的表情就出卖了我。摩尔很快意识到：‘我们的小燕妮死了！'他想马上动身去巴黎，帮着照看孩子们。我想和他在一起，而他没有同意。我在文特诺尔只待了半小时，就怀着一颗悲伤而沉重的心踏上了回伦敦的路，是为了尽快动身去巴黎。这是为了（燕妮的）孩子们好，我按照摩尔的意愿做了。”[106]
1月13日，马克思匆匆动身前往伦敦。在他离开威特岛之前，他对威廉森医生解释说，原因是他的“大女儿去世的致命消息”，并补充道：“我从严重的头痛中得到了一些缓解。身体上的痛苦是克服精神上痛苦的唯一‘绝招'。”[107]这是他写在纸上的最后一句话。
多亏恩格斯的信件，我们才得以知晓马克思生命最后几个星期的许多细节。从恩格斯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我们得知，马克思从文特诺尔回来后，“因支气管炎被关在家里—到目前为止，幸运的是，只有轻微的发作”[108]。2月8日，恩格斯又写信给伯恩施坦说，“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马克思“声音嘶哑得几乎不能说话”。[109]当时，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恩格斯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杂志的主编，也因为恩格斯与威廉·李卜克内西之间曾经有过冲突。2月1日，恩格斯在给劳拉的信中写道：“最近他夜里睡眠很不好，使他不得不打消自己的精神嗜好，所以他不看小说而开始看出版书目了。”第二天，他又补充说，马克思已经“不看书目而又看起弗雷德里克·苏利埃的作品来了”，[110]“无论如何这是个好征兆”，苏利埃是法国1848年以前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有些担心：“糟糕的是，他的病是这样复杂，以致在应当注意最紧急的方面—呼吸器官—以及有时应当用安眠药的时候，就顾不上其他方面，例如胃的状况；你知道，他的胃根本不是非常健全的消化器官。”[111]
月底，恩格斯又给爱德华·伯恩施坦发来了最新消息：“马克思还没有恢复工作能力，他经常不出房门（他是在他的女儿逝世后立即回来的），在看法国小说。看来他的病情很复杂。”[112]接下来的一周，他对奥古斯特·倍倍尔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仍然不好”。[113]最后，3月10日，在唐金医生为马克思做了检查之后，恩格斯写信给劳拉：“昨天晚上，唐金去看摩尔了，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他对摩尔健康的估计比两星期以前要好得多。他说，摩尔肯定不比那时差，而是比那时好；如果我们能够使他支持两个月，就大有恢复健康的希望。”然而，马克思“由于吞咽有困难，他还在不断地衰弱下去”，“我们一定得强使他进食。”[114]
事情很快变得更糟糕了，马克思的身体迅速地变得虚弱，肺部长了脓肿。恩格斯开始担心他这位一辈子的朋友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六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地方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他所担心的事情不久在1883年3月14日下午2时45分终是发生了。[115]
对马克思生命的最后时刻最完整、最感人的记录，是恩格斯在给弗里德里希·左尔格信中的描述。左尔格是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搬到美国后担任该协会秘书的同志：“昨天下午两点半钟—这是白天探望他的最合适的时间—我到了他家里，看到全家人都在掉泪，说他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他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突然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走下来，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116]
尽管失去至爱的朋友令恩格斯痛苦不已，但他立刻看到了马克思的逝世这一不可逆转的处境所暗含的意义。“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决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117]根据过去发生的、连医生也不如我了解得清楚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只有这一条出路。”[118]
“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119]
这正是马克思死后发生的事情，许多人高举着他的思想旗帜。不管是拉丁美洲还是远东，在贫困边缘地区的工会组织或是著名大学的大礼堂里，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和学生都会阅读他的著作，从中了解被压迫人民的处境，获得从事新的斗争，组织罢工、社会运动和组建政党的激励。他们将为面包和玫瑰而战，为反抗不公正和获得自由而战，这样做将使马克思的理论真正变为现实。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马克思被深入研究，有时被转化为一个偶像，有时被载入官方文件中，有时被误解、被谴责，甚至被宣告死亡，有时又被重新发现：有些人妄图颠覆他的思想，所采用的却是他一生中坚决反对的教条做法；而另一些人则以马克思所秉持的那种批判精神，丰富了马克思的思想并使其与时俱进，同时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
如今，那些再次翻阅马克思著作的人，或是第一次翻阅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会被他运用社会经济分析方法解释世界的能力所折服。他们也不得不被马克思思想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打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全世界无产者从资本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 March 1882,MECW,46：213—214；MEW,35：44,45.
[2]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6 March 1882,MECW,46：219；MEW,35：291.
[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 March 1882,MECW,46：215；MEW,35：46.
[4]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20 March 1882,MECW,46：221；MEW,35：293.他补充道：“但曾经有过一种固有的理念—对此我是没有责任的—这就是非洲的阳光和这里有奇效的空气！”（同上）
[5]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6 March 1882,MECW,46：218；MEW,35：289—290.
[6]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27 March 1882,MECW,46：224；MEW,35：295.他又补充道：“虽然威特岛的天气不好，可是我的健康状况却大为好转，以致当我回到伦敦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不已。况且在文特诺尔，我是安心的；而相反地在伦敦，恩格斯的担心（还有多嘴的拉法格也认为，我需要的只是‘散步'、新鲜空气等等）实际上弄得我心绪不宁。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情况了；所以当时我那样着急地一定要离开伦敦！可见，最真实诚挚的爱可以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危险的东西呢！”（ibid.；MEW,35：295—296）
[7]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20 March 1882,MECW,46：221—222；MEW,35：293—294.
[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 March 1882,MECW,46：215；MEW,35：46.
[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8—31 March 1882,MECW,46：226；MEW,35：51.
[10]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16 March 1882,MECW,46：219；MEW,35：290.
[11]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27 March 1882,MECW,46：225；MEW,35：296.
[1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 March 1882,MECW,46：213,215；MEW,35：44,46.
[1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4 April 1882,MECW,46：229；MEW,35：52.
[14] Karl Marx to Pyotr Lavrov,23 January 1882,MECW,46：184；MEW,35：262.
[15]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27 March 1882,MECW,46：225；MEW,35：296.1881年10月，出版商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要求马克思对他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做任何必要的修改或补充，为新版做准备。
[16] 阿尔及利亚的小报，类似巴黎的《小报》《小法兰西共和国报》等的电讯。—译者注
[17]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20 March 1882,MECW,46：221；MEW,35：293.
[18]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6—7 April 1882,MECW,46：230；MEW,35：298.
[19] Karl Marx to Friedrich,Ergels,20 May 1882,MECW,46：210；NEW,35：65.
[20] 参见 Paul Lafargue to Friedrich Engels,19 June 1882,in Frederick Engels,Paul andLaura Lafargue,Correspondence,vol.1,1868—1886 （Moscow：Foreign LanguagesPublishing House,1959）,87.
[21] 参阅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22—25 February 1882,MECW,46：210—211；MEW,35：285。拉法格后来说：“马克思回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非洲和阿拉伯人；他利用在阿尔及尔逗留的时间，吞食了他们的图书馆，在我看来，他读过大量关于阿拉伯人状况的著作。”参见“保尔·拉法格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 1882年6月16日，参见“恩格斯，保罗和劳拉·拉法格的信”，第83页。正如巴迪亚所指出的，马克思更有可能无法“了解法国殖民地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尽管他的“来自阿尔及尔的信件证明了他多方面的好奇”，参见吉尔伯特·巴迪亚的《马克思在阿尔及利亚》，卡尔·马克思的《阿尔及尔的信件》第13页。
[22] Marx,“Excerpts from M.M.Kovalevsky”,412；“Exzerpte aus M.M. Kovalevskij”,109.
[23] 参见 Marlene Vesper,Marx in Algier,33—34,这是对当地日报“让步”一文的重复。
[24]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20 March 1882,MECW,46：220；MEW,35：292.马克思补充说，“同样的做法可以在南美的不同地方看到”。（同上）
[25] 这个总数仅指他现存的信件。事实上，马克思写了更多的信，其中一些是写给他女儿爱琳娜的，但这些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遗失了：“他从阿尔及尔给我写了几封长信。其中许多我已经不再拥有了，因为在他的要求下，我把它们发给了燕妮，她只还给了我一些。”爱琳娜·马克思，在Gesprache mit Marx and Engels,第578页。
[26]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6—7 April 1882,MECW,46：231—232；MEW,35：300.
[27] 基督徒、异教徒指的是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殖民统治者。—译者注
[28]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13—14 April 1882,MECW,46：242；MEW,35：308.
[29] 同上。MECW,46：238；ibid.,MEW,35：305.
[3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April 1882,MECW,46：234；MEW,35：54.
[3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April 1882,MECW,46：246—7；MEW,35：57—58.
[32]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13—14 April 1882,MECW,46：243；MEW,35：311.
[3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8 April 1882,MECW,46：249；MEW,35：60.
[34] 马克思本人说，尽管他在拍摄这张照片的前八周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一天”，但他“仍然把事情看得很好”，同上；恩格斯对他的朋友告诉他的情况感到非常高兴。1882年5月16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奥古斯特·倍倍尔说：“他在阿尔及尔拍了张照片，现在又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MECW，46：259；MEW，35：322。Cf.Vesper,Marx in Algier,130—135.
[3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May 1882,MECW,46：253；MEW,35：61.
[36] 原文中为 sirocco，这是地中海地区的一种风，会带来干燥炎热的天气，导致很多人因此患病。—译者注
[37] 埃斯库拉普指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译者注
[38]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28 May 1882,MECW,46：267；MEW,35：327.
[39] 参阅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5 June 1882,MECW,46：272；MEW,35：69。
[4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0 May 1882,MECW,46：262；MEW,35：64.马克思没有写信给他的女儿们说明这一发展，因为“这不必要地会使她们惊慌”， ibid.，MECW,46：264；ibid.,MEW,35：65。
[4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May 1882,MECW,46：254；MEW,35：62.
[42] “三十和四十”，又名“红与黑”，是一种赌博。—译者注
[43]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28 May 1882,MECW,46：268；MEW,35：328.
[44]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28 May 1882,MECW,46：269；ibid.,MEW,35：329.英国工程师约瑟夫·贾格斯（Joseph Jaggers,1830—1892） 确实发现了一种打破轮盘规律的方法—但不是通过任何科学计算，而是仅仅通过机械的故障。1873年，他意识到有一个轮盘比其他轮盘更不平衡，所以它比其他轮盘更经常得到9个数字。他设法赢得了150万法郎，直到赌场意识到这个缺陷，并毫不费力地修理了它。
[45]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28 May 1882,NECW,46：268；NEW,35：328 （本出处由译者所添加）。
[4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5 June 1882,MECW,46：272；MEW,35：68.
[47] 同上,MECW,46：274；ibid.,MEW,35：69—70。
[48]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4 June 1882,MECW,46：271；MEW,35：330.
[4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5 June 1882,MECW,46:274; MEW,35: 70.这里参考的是阿道夫·冯·克尼格（Adolph von knigge,1752—1796）的著作，书名正是《与人交往》（1788）。
[50] . Karl Marx toJ ennyL onguet,4J une1 882,MECW,46：272；M EW,35：330.
[5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9 June 1882,MECW,46：275；MEW,35：71.
[52] ibid.；ibid.正如恩格斯报告的那样，“他的进一步行动……完全取决于医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弗里德里希·左尔格说， 1882年6月20日， MECW、46：278；MEW,35：332。
[5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4 June 1882,MECW,46：284；MEW,35：74.甚至回到他女儿在阿尔让台的家，恶劣的天气也让他感到不安，看看拉法格的评论：“巴黎人绝望了；他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六月；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在英国，太可怕了。马克思忍受着坏天气，他告诉我，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一坐下吃饭，大家就纷纷抱怨天气，昨天天气好，今天天气糟透了。‘这是我的错，'马克思回答说，‘我带来了坏天气。'如果他生活在中世纪，他会被当作魔法师烧死。”参见“保尔·拉法格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1882年6月16日，恩格斯，保尔和劳拉·拉法格，《通信录》，第85页。
[5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4 July 1882,MECW,46：290—291；MEW,35：75.
[55]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译者注
[5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 August 1882,MECW,46：296—298；MEW,35：76,78.
[5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1 August 1882,MECW,46：308；MEW,35：83.不久，恩格斯给燕妮写信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满足于他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所取得的进步，他已经得了三次胸膜炎，其中两次很严重。对他残留的支气管炎再加一点恩吉安或科特雷等，然后在阿尔卑斯山或比利牛斯的高地上进行气候治疗，就会使他完全重新振作起来，准备工作。”46：315—316；MEW,35：354。
[58]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17 June 1882,MECW,46：277；MEW,35：331.
[5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4 August 1882,MECW,46：310；MEW,35：85—86.
[6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1 August 1882,MECW,46：308；MEW,35：83.
[6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4 August 1882,MECW,46：310；MEW,35：85.
[6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4 September 1882,MECW,46：317；MEW,35：91.
[63]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12 September 1882,MECW,46：319；MEW,35：93.
[6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6 September 1882,MECW,46：326；MEW,35：95.
[6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28 September 1882,MECW,46：337；MEW,35：98.
[6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30 September 1882,MECW,46：338—339；MEW,35：99—100.
[67] Friedrich Engels,“Karl Marx's Funeral”,MECW,24：468.
[68] Ibid.
[69] Sergei Podolinsky to Karl Marx,30 March 1880,IISH,Amsterdam,Marx Engels Papers,D 3701.
[70] Sergei Podolinsky to Karl Marx,18 April 1880,IISH Amsterdam,Marx—Engels Papers，D3702.波多林斯基给马克思的两封英文书信已在《生态经济学：能源、环境和社会》一书中发表,（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62。
[71] 关于恩格斯和马克思重新对这位作家产生兴趣的原因，请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保罗·伯克特的《马克思与地球：一个反批判》，（Leiden： Brill，2016），122—123。在他们看来，对于波多林斯基来说，“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的有效的、强有力的劳动系统的普遍化”（同上，117）。
[72]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19 December 1882,MECW,46：410；MEW,35：133.
[73] Ibid.,412；ibid.,135.Serge Latouche,Petit traité de la décroissance sereine（Paris,Mille et Une Nuits,2007）,对波多林斯基错误的断言“徒劳地试图使马克思对生态批判敏感起来”,（同上）根据Martínez—Alier,（Ecological Economics,222）：“恩格斯对波多林斯基的文章的反应，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对话中错过的一个重要机会。”但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 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 Foster）在“波多林斯基的神话：一纸讣闻”中反对这种解释。“人类劳动与团结力量导论”，谢尔盖·波多林斯基，《历史唯物主义》第16期（2008），第115—161页。恩格斯在《工人》（La Plebe）一书中读过意大利版的波多林斯基的著作，他在1882年12月2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补充了一些观点。
[74] 马克思在1876年已经对这本书的进行了丰富的总结；参见 Karl Marx,II SH Amsterdam,Marx Engels Papers,B 130,B 131,B 132。
[75] Karl Marx,RGASPI Moscow,f.1,op.1,d.2940.
[76] 关于马克思与兰克斯特的关系，参见 Lewis S.Feuer,“The Friendship of EdwinRay Lankester and Karl Marx：The Last Episode in Marx's Intellectual Evolu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0,no.4（1979）：633—648。
[77] Edwin Ray Lankester to Karl Marx,25 December 1880.In ibid.,647。
[78]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9 October 1882,MECW,46：340；MEW,35：372。
[79] Friedrich Engels to Paul Lafargue,30 October 1882,MECW,46：352；MEW,35：385.两天前，恩格斯给德国的倍倍尔写信说：“他（马克思）后天要去威特岛。”“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参见 Friedrich Engels to August Bebel,28 October 1882,MECW,46：349,450；MEW,35：381,383。然而，后来，他给出了一个不那么乐观而更准确的解释：“马克思自己对无所事事的漫游生活已感到很厌倦，所以，要是再一次把他流放到欧洲南部去，也许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而对他的精神却有害处。当伦敦雾季开始的时候，他被送到威特岛去。那里阴雨连绵；他又患了感冒。”FriedrichEngels to Friedrich Sorge,15 March 1883,MECW,46：461；MEW,35：459。
[80]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10 November 1882,MECW,46：371；MEW,35：397.
[8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1 November 1882,MECW,46：375；MEW,35：110.
[8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8 November 1882,MECW,46：366,365；MEW,35：106,105.
[83]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10 November 1882,MECW,46：371；MEW,35：398.
[84]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23 November 1882,MECW,46：385；MEW,35：119.
[8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4 December 1882,MECW,46：392；MEW,35：123.
[86]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14 December 1882,MECW,46：398,399；MEW,35：407,408.
[8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8 December 1882,MECW,46：409；MEW,35：132.
[88]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e,14 December 1882,MECW,46：398；MEW,35：407.
[89] 马克思指的是1882年的战争，这场战争反对艾哈迈德·乌拉比（Ahmad Vrabi，1841—1911）领导下的埃及军队和英国军队。它结束于泰勒凯比尔战役（1882年9月13日），结束了1879年开始的所谓的乌拉比起义，使英国能够建立一个埃及的保护国。
[90]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9 January 1883,MEW,46：422—423；MEW,35：422.
[91] Karl Marx,IISH Amsterdam,Marx—Engels Papers,B 168,11—18.参见大卫·史密斯的“强迫迁移的积累”，他对这些笔记的评论揭示了这一事件与我们今天的相关性：“这些事件在今天看来唯一令人惊讶的方面是它们发生在19世纪。马克思在埃及案例中所目睹和报道的是当代全球化时代的早期模板。”（同上）
[92] 参见 IISH Amsterdam,Marx—Engels Papers,B 167.
[93] 参阅.Walicki,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120。
[94] Vasily Vorontsov,Sud' by kapitalizma v Rossii（Destinies of Capitalism in Russia）,（St.Petersburg：n.p.1882）,13—14；quoted in Walicki,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1115—111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引文并没有出现在马克思做了旁注或下划线的那几页里。参见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MEGA,IV/32：667。对于沃龙佐夫的限制在这方面的批评，参见Rosa Luxembo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Routledge,1951）,276—283。
[95] 要了解更多关于马克思对俄国的研究，参见Karl Marx 和 Friedrich Engels,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MEGA, IV/32：597,343,463,667,603604,245—246,186。
[96] Karl Marx,Notizen zur Reform von 1861 und der damit verbundenen Entwicklung in Rußland,MEW 19,407—424.
[97]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14 December 1882,MECW,46：399；MEW,35：408.
[9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1 November 1882,MECW,46：375；MEW,35：110.
[99] 恩格斯在1882年11月2日—3日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陈述了马克思对拉法格的评价。MECW,46：356；MEW,35：388。“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悲叹道，“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产物”。事实上，7年后，也就是1890年9月7日，他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一封信中重复了同样的想法，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回信草稿”， MECW，27：67—68；Engels an die Redaktion der‘Sächsischen Arbeiter—Zeitung',MEW，22：69。还可参见恩格斯另外两封私人信件：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密特， 1890年8月27日致保尔·拉法格，MECW，49：7,22；MEW,37：436,450。卡尔·考茨基错误地引用了这一词语，声称马克思在与自己的交流中使用了这一词语，见贝内迪克特·考茨基， ed.,Friedrich Engels'Briefwechsel mit Karl Kausky（Vienna：Danubia 1955），90。1883年9月20 日，《资本论》的俄文译者德·洛帕丁在给玛丽亚·奥沙尼娜的信中写道：“你还记得我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恩格斯曾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与他人的斗争中，马克思曾笑着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German Lopatin,in Gesprächemit Marx und Engels,583.也可参阅 Maximilien Rubel,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Paris：Payot,1974）,20—22。
[100]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23 December 1882,MECW,46:417-418；MEW, 35:418.马克思指的是他于1881年秋开始编制的世界历史年表。
[101] 卡尔·马克思写给詹姆斯·威廉森， 1883年1月6日， MECW，46：419。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没有出现在MEW中，也没有在MEGA2中出版。
[10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0 January 1883，MECW，46：425；MEW，35：140.
[103]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8 January 1883，MECW，46：420—421；MEW，35：420.
[10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10 January 1883，MECW，46：425；MEW，35：141.
[105]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9 January 1883，MECW，46：423；MEW，35：421.
[106] Eleanor Marx,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ed.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Moscow：Progress Publishing House,1957）,128.
[107] Karl Marx to James Williamson,13 January 1883,MECW,46：429；MEW,46：429.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没有出现在MEW卷中，也没有在MEGA2中出版。
[108]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18 January 1883,MECW,46：430；MEW,35：424.
[109]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8 February 1883,MECW,46：434；MEW,35：428.
[110] Friedrich Engels to Laura Lafargue,16—17 February 1883,MECW,46：440—441；MEW,35：436.
[111] ibid.,MECW,46：441；ibid.
[112]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27 February—1 March 1883,MECW, 46：450；MEW,35：445.
[113] Friedrich Engels to August Bebel,7 March 1883,MECW,46：455；MEW,35：451.
[114] Friedrich Engels to Laura Lafargue,10 March 1883,MECW,46：456；MEW,35：452.
[115] 根据海尔穆特·德雷斯勒，Ärze um Karl Marx,（Berlin：Verlag Volk und Gesundheit,1970），肺溃疡导致的内出血。“我们不知道，”德雷斯勒接着说，“这是否也是给他看病的医生的意见。由于其多重含义，‘肺溃疡'的概念已不再于今天使用。但是，让我们假设马克思的死是由于肺结核的传播。1882年，马克思左肺有积液，湿性胸膜炎95%的病例是结核性质。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胸腔积液或液体物质的积聚，特别是与心功能不全或肾阻塞有关。另一方面，一些症状，如咳痰‘很严重'的咳嗽、胸腔左侧疼痛、失眠和食欲不振，都指向结核源病性”（同上,145—146）
[116]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5 March 1883,MECW,46：461—462；MEW,35：460。
[117] 此处套用了伊壁鸠鲁给梅诺伊凯乌斯的信中的一句话。—译者注
[118] 参阅 Friedrich Engels to Wilhelm Liebknecht,14 March 1883,MECW,46：458；MEW,35：457：“在我看来，他妻子的死，在马克思生命垂危的时刻加速了他的死亡”。
[119] Friedrich Engels to Friedrich Sorge,15 March 1883,MECW,46：462—463；MEW,35：46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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