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鸣谢

　　撰写本书的一大乐事是有机会结识法兰克福学派史上的那些重要角色。法兰克福学派在历史和思想经历上总能引发争议，对此既有批评者也有捍卫者。我从双方都受益良多，并乐于能够在成书中向他们致谢。同时也要感谢那些在成书的各个阶段向我慷慨提供各种帮助的朋友、老师和同事们。
　　首先要感谢的是与我亲切对谈的前社会研究所的那些成员们，他们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西奥多·阿多诺（在他1969年去世前不久见面）、埃里希·弗洛姆、魏复古、保罗·马辛（Paul Massing）、恩斯特·沙赫特尔（Ernst Schachtel）、奥尔加·朗（Olga Lang）、格哈德·迈耶（Gerhard Meyer）、芬利（M. I. Finley）和约瑟夫·迈尔夫妇（Joseph and Alice Maier）。在本书文稿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作为博士论文完成答辩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和魏复古也都抽出时间对部分章节加以评述。尤尔根·哈贝马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和阿尔布雷希特·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这些学派的新一代继承人也愿意回答我的问题。虽然我与创立研究所的关键人物费利克斯·韦尔素未谋面，但我们仍就研究所的很多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通信。虽然我们对个别问题的解释有些许分歧，但他对本书文稿的回应仍然是无价的。格蕾特·阿多诺（Gretel Adorno）和格拉迪丝·迈耶（Gladys Meyer）的回信也很有帮助。
　　社会研究所历史上的三位参与者对我的配合超出了我的预期。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于1969年3月在瑞士的蒙塔诺拉和我共度了无数个小时，向我还原了他在研究所近五十年的生涯。在我返回剑桥后，我们仍然就我的工作进度持续通信。就在他1970年去世前夕，他仍然耐心审读了我交给他的章节。波洛克教授当年对研究所的成就极为骄傲，我很遗憾没能把最后的完成稿呈交给他。
　　列奥·洛文塔尔曾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的成员之一。1968年夏天在伯克利，他倾注了很多时间，也提供了许多材料，耐心解释了他与霍克海默之间那些被我忽略的重要通信。随后几年，他对这部作品仍有浓厚兴趣，就像波洛克一样，他耐心而精细地评论了我初稿中部分章节。虽然我们对特定问题的解释偶有差异，但他从未将其观点强加给我。自从我来到伯克利后，他持续就本书的成稿提供建议。在对我研究的诸多帮助中，我最为看重与他的友谊。
　　最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不断向我的作品提供鼓励和忠告。虽然他从不是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但他在1930年代后期对研究所的作品感兴趣，从外地介入其中。他把从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文件和信件都慷慨交付我使用。此外，他与研究所之间的理论距离也帮助我获取了一个可能会缺失的视角。
　　简而言之，社会研究所的在世成员们让我受益良多。最能突出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重病中的霍克海默教授仍然愿意为本书作序。在此同样要感谢其他对本书有所贡献的人们。必须重点提及我之前的老师和博士论文的指导者斯图尔特·休斯在本作成书过程中的循循善诱。我也要感谢最早唤起我对德国思想史的兴趣弗里茨·林格，他严谨地批评了书稿。至于我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朋友们，我只能在书稿中提及一下姓名，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深深的谢意。布雷内斯（Paul Breines）、吉尔莫（Michael Timo Gilmore）、韦斯曼（Paul Weissman）和武尔加夫特（Lewis Wurgaft）用批评的眼光审读了我的稿件，但对我更重要的是他们帮助我挺过了研究生生涯。对于那些因关注法兰克福学派而结缘的新朋友们，我也非常感激他们的意见，他们包括贝克（Matthias Becker）、布雷莱斯林（Edward Breslin）、布克（Susan Buck）、利普希尔斯（Sidney Lipshires）、夏皮罗（Jeremy J. Shapiro）、施罗耶（Trent Shroyer）、乌尔门（Gary Ulmen）和韦伯（Shierry Weber）。在向那些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老一辈学者请教时，我也受益良多，他们包括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格奥尔格·里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阿道夫·洛（span>Adolph Lowe）和沃尔夫（Kurt H. Wolff）。
　　我和伯克利的新同事们相处时间不长，但他们向我表明学术共同体这个观念虽然老，却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本书因卡尔霍恩（Fryar Calhoun）、费尔曼（Gerald Feldman）、哈伯（Samuel Haber）、马里亚（Martin Malia）、里亚萨诺夫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绍尔（Wolfgang Sauer）和沙伊纳（Irwin Scheiner）等人的建议而更加完善。
　　我还要感谢利特尔一布朗出版社的菲利普（William Phillips），他坚定的热情和敏锐的编辑眼光对我有很大帮助。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的斯洛科姆（Annette Slocombe）是我称职的打字员，弗兰克尔（Boris Frankel）帮我制作索引，还有伯克利的国际研究机构（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里斯蒂克（Boyano Ristich）及其工作人员们，他们在本书文稿的出版过程中居功至伟。最后，我很高兴在此鸣谢丹福斯基金会（Danforth Foundation）在经济等各个方面资助了我的研究生生涯。
　　我希望这个鸣谢名单看起来不会过长，因为我急切地想表达出《辩证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集体作品。本书的优点都基于这一事实，而本书的缺陷则都由我文责自负。

马丁·杰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