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第一章 社会研究所的成立及其第一段法兰克福岁月



　　至少就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最深远的变化之一是社会主义的重心东移。布尔什维克革命出入意料的成功与其中欧模仿者的戏剧性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给那些此前处于欧洲马克思主义中心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困境。粗略地看，留给他们的选择如下：第一，他们可以支持温和社会主义者及其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从而放弃革命，蔑视俄国的试验；第二，他们可以接受莫斯科的领导，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努力破坏魏玛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妥协。虽然战争和温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导致选择变得更加迫切，但几十年来，这些选项一直以或此或彼的形式处于社会主义论战的中心。不过，还有第三条路。战争及其后果彻底瓦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假设，这第三条路便几乎完全是瓦解后的产物。最后一个选项是抱着双重希望，解释过去的错误并为将来的行动做准备，尝试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这就开启了一段旅程，不可避免地回到一个若隐若现的地带——马克思主义的过去。
　　在随后的分析中要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理论与实践（practice）的关系，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存在更熟悉的拼写（praxis）。从宽泛的定义来看，实践被用来指涉一种自我创造的行动，不同于人受不可控力量所驱动的外在动机行为。尽管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首次使用“实践”一词时，这个词最初被看作是沉思的理论（theoria）之对立面，但在马克思主义的用法中，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事实上，相对于单纯的行动，实践的特征之一是受到理论考量的启发。革命活动的目标被理解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将与资本主义下的普遍情况形成直接对比。
　　当战后头几年社会主义政府第一次执政时，这个目标实际上有多么不切实际已经显而易见。苏联领导层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生存，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并非不切实际的估计，可这几乎无法安抚像罗莎·卢森堡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后者宁愿没有革命也不愿背叛革命。尽管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来看，魏玛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领导层也理解其最迫切的目标是新政府的生存，而不是实施社会主义。正如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所示，[1]工会意识早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终结时就已经深入人心，这意味着此时可能使德国社会走向革命化的机会被浪费了。魏玛工人阶级运动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共产党和非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之间产生分裂，对于那些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纯洁性的人来说，这是一副令人遗憾的景象。有些人试图与某一派和解，比如格奥尔格·卢卡奇，在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于1923年出版不久后，他就被迫否定自己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他的这个故事表明，和解往往意味着在党内团结的祭坛上牺牲思想上的正直。
　　不过，当个人倾向导致对理论的投人大于对党派的奉献时，甚至当这么做意味着暂时搁置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时，理论创新方面的成果可能恰恰是非常丰硕的。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在于，组成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成员们拥有相对自主性，这虽然带来了某些不利因素，却是他们合作所产生的理论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在魏玛共和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在随后的流亡时期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却成为战后西欧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一支主要力量。此外，通过20世纪60年代末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美国的突然流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也对这个国家的新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社会研究所诞生之初，独立性就被认为是理论创新和不受限制的社会研究这些任务的必要前提。幸运的是，确保这种条件的手段已经具备。费利克斯·韦尔在1922年构想一个可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机构框架。[2]韦尔是德裔谷物商人赫尔曼·韦尔的独生子，其父于1890年左右离开德国前往阿根廷，并通过向欧洲出口谷物赚取了可观的财富。费利克斯在1898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九岁那年被送到法兰克福，进入歌德文理中学，并最终进入该市新成立的大学学习。他于1918至1919年间在图宾根第一次参与了大学的左翼事业，除了这重要的一年，韦尔一直待在法兰克福，直到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讨论实行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3]并在卡尔·科尔施主编的一系列专著中出版，后者也是最早吸引他关注马克思主义的领路人之一。韦尔利用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基金以及其父的财富，开始支持在德国的一系列激进冒险。
　　其中第一项事业是1923年夏天在图林根州伊尔梅瑙（Ilmenau, Thüringen）召开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工作周”（Erste 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按照韦尔的说法，“其目的是希望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同趋势如果能获得一个共同探讨的机会，就能达成一种‘真正的’或‘纯粹的’马克思主义”。[4]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上，与会者包括卢卡奇、科尔施、理查德·佐尔格、弗里德里希·波洛克、魏复古、贝拉·福加拉西（Bela Fogarasi）、卡尔·施米克勒（Karl Schmuckle）、著名社会主义领袖克拉拉·蔡特金（Klara Zetkin）的次子康斯坦丁·蔡特金（Konstatin Zetkin）、先后嫁给过格哈特·埃斯勒（Gerhart Eisler）、《红旗报》（Die Rote Fahne）编辑尤利安·贡珀茨（Julian Gumperz）和保罗·马辛的赫德·贡珀茨（Hede Gumperz）[5]，还有他们中几位的夫人（Hedda Korsch，Rose Wittfogel，Christiane Sorge，Kate Weil）。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科尔施当时还未刊行的书稿《马克思主义与哲学》（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韦尔写道：“‘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工作周’完全是非正式的，只由知识分子组成，没有丝毫拉帮结派的意图或结果。"[6]而举办“第二次马克思主义工作周”（Zweite 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的期望，则被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替代方案所取代。韦尔在“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工作周”期间考虑建立一个更为常态化的研究所，这个想法在法兰克福大学几位朋友的鼓励下趋于明朗。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作为其中的一员，曾参与过伊尔梅瑙的讨论。他于1894年出生在弗赖堡，是一位归化的犹太商人之子，在服兵役之前，他曾接受过商业培训。战争结束后，他对商业不再感兴趣，在慕尼黑、弗赖堡和法兰克福大学学习经济和政治专业。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战前的1911年，波洛克与马克斯·霍克海默成为朋友，霍克海默后来成了研究所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当时与波洛克一起支持韦尔建立社会研究所的计划。霍克海默比波洛克小九个月，1895年出生于斯图加特。他的父亲莫里茨（Moritz Horkheimer）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制造商，在其父的敦促下，他在服兵役之前也接受过商业训练。霍克海默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比如他在1913至1914年间与波洛克一起到布鲁塞尔和伦敦进行长期访问，学习法语和英语。但他的兴趣从来不在于成为有抱负的商人。这一点在他同时期写的一系列（未出版的）小说中有确凿的证据。1918年后，他在波洛克就读的那三所大学里寻求更严谨的知识培训训练。起初他在格式塔主义者阿德玛尔·盖尔布（Adhemar Gelb）的指导下从事心理学研究，但当法兰克福传来消息说，别处最近完成了一个与他所从事的项目相近的项目后，他被转向了另一个领域。这个新的领域便是哲学，而他的新任导师是汉斯·科内利乌斯（Hans Cornelius）。
　　尽管科内利乌斯从未与研究所有直接联系，他对霍克海默及其朋友们的影响很可观，这一点在下一章讨论批判理论的要素时会很明显。在科内利乌斯的指导下，霍克海默于192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研究的是康德。[7]他在三年后以另一篇批判性地讨论康德的论文取得了教授资格[8]，并于1925年5月以私人讲师的身份第一次授课，讨论康德和黑格尔。[9]
　　霍克海默与波洛克的关系是社会研究所的基石之一，因此值得在此评论一下。我们从路德维希·马尔库塞（Ludwig Marcuse）的自传中的一段话管窥一下。这位马尔库塞与赫伯特·马尔库塞没有任何关系，他是2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一家报纸的戏剧评论家，当时科内利乌斯把他的两个年轻门徒带进他的办公室。他们二人“是热情洋溢、富有魅力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和他那矜持而周正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不过人们也可以看出，后者的矜持只是不露锋芒”。[10]在波洛克身上的诸多品质中，马尔库塞暗示可能是一种对霍克海默自谦且毋庸置疑的忠诚，这让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六十多年，直到波洛克于1970年冬天去世为止。除了几次短暂的中断，两人在成年后的一生中一直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波洛克扮演了一个务实而谨慎的现实主义者角色，经常安排他们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让霍克海默有尽可能多的时间追求学术。霍克海默从孩提时代就受到高度的保护，在他成年后的岁月里，波洛克常常是他与严酷世界之间的缓冲带。据一位观察者回忆，[11]霍克海默经常情绪化和喜怒无常。与此相反，波洛克性情沉稳，甚至过分执着。他们之间在性格上的互补是社会研究所成功的根源之一。波洛克本人的学术生涯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拖累，这似乎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1920年代，这还是一个难以预料的结果。
　　事实上，这两个人，很可能还有韦尔，可能都曾期望在各自的领域里获得成功。然而，一旦进入高度僵化的德国大学体系，他们就必须将广泛的兴趣限制在一个学科上。此外，他们希望追求的那种激进的学术研究，在既有的学术等级制度中几乎得不到青睐。即使是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拘一格的科内利乌斯，也非常受到他同事们的排斥。因此，韦尔独立资助社会研究所的想法似乎是绕过大学生活常规渠道的一个极好方法。诸如劳工运动史和反犹太主义的起源等在德国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中被忽视的课题，就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详尽研究。[12]他们为这个计划接洽费利克斯的父亲赫尔曼·韦尔，后者同意每年提供一笔价值十二万马克的初始捐赠（相当于通货膨胀结束后的三万美元）。据波洛克估计，这笔收入的价值是1970年同等面值的四倍。在社会研究所，雇佣一位未婚的助手每月需要大约两百马克（或五十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韦尔和其他捐款者在最初资金的基础上又追加捐赠了一些资金。然而，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中存在政治献金，尽管后来有诋毁社会研究所的人有时会这样指责他们的指控。无论如何，赫尔曼·韦尔的捐赠虽然不多，但确实为创建和维持一所机构提供了条件，而且财政独立这一巨大优势贯穿了社会研究所接下来的岁月。
　　尽管创始人的目标是在财政和思想上都保持独立，但他们出于审慎，认为应该与1914年才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建立某种挂靠关系，这所大学是1914年才成立的。起初，他们想将这个机构称为马克思主义学院（Institut fur Marxismus），但后来放弃了，因为过于挑衅；于是他们寻求一个更为隐晦的替代方案（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上不是最后一次）。教育部建议将其称为“费利克斯·韦尔社会研究所”，但被韦尔拒绝了，因为他“希望研究所因其对作为科学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贡献而为人所知乃至声名远播，而不是因为创始人的资产”。[13]于是，确定下来仅仅就叫“社会研究所”。韦尔也拒绝授予自己“教授资格”并取得“私人导师”的职称，或考虑在接下来的学术生涯更进一步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可能性，因为“无数人都会相信，我给自己‘买了’‘授课资格’（venia legendi），随后又‘买了’‘教授席位’’’。[14]（事实上，与教育部达成的协议规定了社会研究所所长要在大学里担任正教授职位，薪水由政府支付。）韦尔提出的人选是亚琛工业大学的经济学家库尔特·阿尔伯特·格拉赫（Kurt Albert Gerlach）。社会研究所的财务和行政实体是社会研究学会（Gesellschaft fur Sozialforschung），而韦尔本人持有对这一实体的控制权。
　　格拉赫与社会研究所的几位创始人一样，在美学和政治上都厌恶资产阶级社会。他在美学上的偏好是通过与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圈子之间的联系培养起来的，而他在英国学习的几年里结识了费边主义者，由此培养起来他在政治上的偏好。他的政治倾向是坚定的左派。许多年后，波洛克记得他是一位无党派社会主义者。[15]而英国历史学家迪金（F. W. Deakin）和斯托里（G. R. Storry）在研究理查德·佐尔格的报告中写道：“当时他很可能和佐尔格一样，也是一名共产党员。"[16]不管格拉赫在政治上的明确归属如何，韦尔提议由他担任经济和社会科学系教授并被接受，教育部也接受他成为社会研究所的第一负责人。1922年初，格拉赫写了一份《关于成立社会研究所的备忘录》（“Memorandum on the Foundation of 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7]，在其中强调了社会研究所的大致目标。此后不久，有人宣称他将发表一系列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就职演讲。但这些讲座没有举行，因为在1922年10月，格拉赫突发糖尿病去世，享年三十六岁。（他把他的八千册书藏书留给了韦尔，后者把这些藏书转交给了社会研究所。）
　　继任者人选聚焦在一位可以担任临时所长的年长者，直到一位年轻的创始成员年龄够格在大学获得教席。第一个可能的人选是古斯塔夫·迈尔（Gustav Mayer），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和恩格斯的传记作者。但双方没有谈拢，据迈尔回忆，这是因为韦尔要求全权控制社会研究所的思想生活，迈尔后来也将韦尔称作一位贵族共产主义者（Edelkommunist）。[18]即便他所言不虚，韦尔对下一任候选者也没有坚持这一要求，后者也很快取得了这个职位并确立了主导权。事实上，韦尔在思想问题上的影响似乎一直不大。
　　接替格拉赫的最终人选是卡尔·格林贝格（Carl Grunberg），他被说服辞去维也纳大学法律和政治学教授的职务，前往法兰克福。[19]格林贝格在1861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福克萨尼（Focsani, Rumania），父母都是犹太人（后来他为了在维也纳担任教授而改宗天主教）。他从1881年到1885年在奥地利首都学习法学，随后他在那里一边从事司法工作，一边研究法律。1909年，他成为维也纳的教授，于次年开始编辑《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历史文库》（Archiv fu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通称《格林贝格文库》。
　　在政治上，格林贝格是一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被一位观察者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20]然而，这一描述却遭到了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学者的质疑，这位历史学者写到，鉴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他在维也纳大学的学生”，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但他本人并不能算作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历史，并未投身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21]格林贝格对理论问题的相对冷漠的态度似乎在他来到法兰克福后一直存在。虽然他主编的杂志上偶尔也有理论文章，如1923年卡尔·科尔施的重要文本《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三年后格奥尔格·卢卡奇对摩西·赫斯（Moses Hess）的批判。[22]他主编的《文库》主要致力于历史和经验研究，通常以从恩格斯到考茨基的传统下相当不辩证而机械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韦尔自己的理论兴趣从来也相差无几，而格林贝格当然也同意以建立一个跨学科研究所为目标，致力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彻底的剖析。所以，在社会研究所开始运作以前，格拉赫的接班人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顺便一提，格林贝格是第一个在德国大学担任教授的公开马克思主义者。
　　1923年2月3日，根据教育部与社会研究协会的协议，社会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研究所应森根堡自然博物馆（Senckenberg Naturmuseum）的德雷弗曼教授（Fritz Drevermann）之邀，借用博物馆的大厅作为临时办公场所。据韦尔所回忆，刚开始运作的社会研究所就“在装满书籍的敞开的移动箱中，在木板拼成的临时桌子上，在巨鲸、文龙和鱼龙的骨架下”。[23]
　　1923年3月，位于大学校园内博肯海默大街（Bockenheimer Landstrasse）街角附近的维多利亚小道（Victoria-Allee）17号的办公大楼开始动工。韦尔的建筑师人选弗朗茨·罗克勒（Franz Rockle）设计了一座宽敞的五层立方体建筑，采用了当时魏玛先锋派圈内流行的“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又可在字面上翻译为新客观主义）风格。批判理论嘲讽冷峻的“客观性”，可社会研究所栖身的这栋建筑恰恰反映了这种“客观性”的精神，[24]多年后，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仍记得这一讽刺之处。尽管如此，这栋楼拥有三十六间阅览室、十六间办公室、四间有一百个座位的研讨室，以及可容纳七万五千卷藏书的图书馆，很好地满足了这个年轻研究所的需求。
　　1924年6月22日，学院刚刚落成的大楼正式启用。格林贝格在开幕式上致辞。[25]他在讲话一开始就强调了建立研究型学院的必要性，以反对当时德国高等教育中重教学、轻学术的趋势。虽然社会研究所提供一些指导，但要尽量避免变成培训学校，培养只为现状服务的“士大夫们”（mandarins）[26]。格林贝格指出，德国大学有成为专业指导中心的趋势，变成“士大夫们”的机构，在此他把矛头指向了德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个多世纪前，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试图区分致力于实践训练的“大学”和培育纯粹研究的“学院”。[27]然而，多年来，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大学已经成了德国高等教育的模板，而批判性的“学院”显然已经被甩在了一边。社会研究所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对抗这种趋势。
　　接着，格林贝格在致辞中概述了社会研究所与其他新近成立的研究会在管理上的不同之处。法兰克福研究所不像新成立的科隆社会科学研究所（Cologn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那样，由克里斯蒂安·艾克哈特（Christian Eckert）、利奥波德·冯·韦斯（Leopold von Wiese）、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和雨果·林德曼（Hugo Lindemann）等多位学者领导。社会研究所由一位所长“独裁”。虽然成员们的独立性也有所保证，但真正的领导权将体现在分配研究所的资源和集中研究所的精力之上。在随后的几年里，马克斯·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所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人格感召力和他的广博知识，但他的权力也植根于社会研究所最初设想的架构。
　　格林贝格在总结陈词时明确表示，他个人忠于作为科学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正如自由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历史学派在其他地方有机构载体一样，马克思主义将是社会研究所的统治原则。格林贝格的唯物主义分析的概念非常直白。他认为，唯物主义分析是“极具归纳性的，并不宣称其结果在其他时空中普遍有效”，只拥有“相对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意义”。[28]他继续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不寻求永恒的规律。后一种说法与之后发展起来的批判理论是一致的。然而，格林贝格的论断并没有得到霍克海默和团体其他年轻成员的认可。但在社会研究所历史上的头几年，格林贝格的方法占了上风。《格林贝格文库》继续强调劳工运动的历史，同时偶尔出版一些理论作品，如波洛克对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研究和霍克海默讨论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文章。[29]
　　格林贝格治下社会研究所的基调与霍克海默接掌他的职位后迥然不同，我们可以从研究所的一位学生奥斯卡·斯韦德（Oscar H. Swede）于1927年写给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的信中管窥一下。年轻的斯韦德对研究所相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感到沮丧。他抱怨，自己要花上

　　几个小时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机构中和年轻一代进行恼人的争论，这些年轻人皈依了一种正统宗教并崇拜其门下的偶像文献，更不用说黑板上满是lOOOk+400w这类有关马克思区分资本功能的数学杂耍。天哪！我花了几个小时听研讨会和学生们就黑格尔辩证法展开辩论，没有一个声音指出，这些问题已经不能用琐碎的“哲学”概念来解决（假如曾经解决过的话）。研究所这群热心的青年听众深信，相对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又一次植入，用来替代牛顿绝对唯物主义那些飘摇不定的观念，弗洛伊德主义和柏格森主义是来自后方的阴险攻击，可以一手持剑，一手持“历史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r Historiko-materialismus）向人发难……面对他们，研究所的领导（格林贝格）不断地被迫直面马克思式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的内在矛盾，还要设法抵御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我们可以作壁上观，静待千禧年从资本主义腐朽的粪土中开花结果。”事实是，经济决定论既不能产生战斗力，也不能产生创造力，如果我们不得不依靠寒冷、饥饿和低工资输诚才能招到人，就不会有共产主义。[30]

　　最终，斯韦德对格林贝格时代缺乏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感到不耐烦，社会研究所后来的领导人们同样如此，而他们后来便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但在20年代，在学生们称之为“马克思咖啡馆”的地方，几乎没有发生什么理论创新。
　　这一地位的标志是社会研究所与大卫·梁赞诺夫领导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保持的密切联系。[31]社会研究所把每周由社民党柏林总部的信使带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未发表的手稿复印件影印成册，转送到莫斯科，在那里，这些手稿会被收录到著名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订版》（Marx-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中。[32]
　　与此同时，社会研究所开始聚集起一批具有不同背景和兴趣的年轻助手。其中有一位人物，虽然从研究所后来的发展来看微不足道，却是历史上与社会研究所相关的所有人中最迷人的，他就是理查德·“伊卡”·佐尔格。他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为俄国人在远东从事间谍活动的非凡故事尽人皆知，无需在此赘述。佐尔格是独立的社会主义者，1918年后成为共产主义者，也是格拉赫在亚琛的博士生。他一边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一边为德国共产党做事，比如非法组织鲁尔矿区工人。1921年，他与格拉赫的前妻克里斯蒂安结婚，这竟然没有使他与格拉赫的关系破裂。次年格拉赫去法兰克福时，佐尔格也跟着去了。在社会研究所原定的第一任所长突然去世后，佐尔格在这个集体里只待了很短的时间，还被委以图书馆管理员的职责。他并不喜欢这个工作。1924年，德国共产党派他去莫斯科，尽管他不愿意离开法兰克福，但还是轻易服从。无论如何，按照迪金和斯托里的说法，他与社会研究所的关系“一定是一种掩护的名目”[33]，掩护他为苏共秘密工作。直到40年代他的间谍身份被曝光，其他人才知道他非凡的秘密生涯。[34]
　　然而，社会研究所还有助手是公开参与左派政治的，尽管创始成员们的官方意图是使社会研究所不从属于任何党派。魏复古、弗朗茨·博克瑙（Franz Borkenau）和尤利安·贡珀茨都是共产党员。因此，社会研究所在组织上并不拒斥诸如此类的政治活动倾向。然而，政治活动也可能碍事，比如卡尔·科尔施曾在1923年担任图林根的社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政府的司法部长，一直到1926年都是德国共产党中著名的左翼反对派。魏复古记得科尔施在社会研究所最初几年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可其他在世的成员们都不同意他这个说法。科尔施确实参加了社会研究所的一些研讨课，并在移民美国前后偶尔为研究所的出版物撰写评论，但从未受邀成为正式成员。[35]其中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但科尔施对实践的强调使他在晚年越来越远离哲学猜想，这无疑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他人在他的性格中看到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原因之一。[36]
　　不时会有人质疑霍克海默是不是德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但似乎并不存在支持这一观点的确凿证据，而在他的著作和行为中有许多内容指向他否认自己党员身份的说法是完全可信的。1919年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一起在慕尼黑求学时，虽然没有参与，却见证了巴伐利亚文人的短暂革命活动。虽然他们在随后的白色恐怖中帮助藏匿了左翼受害者，但自己并没有加入革命，他们认为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而且由于缺乏有利于真正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所以必然会失败。[37]霍克海默最早在政治上赞成罗莎·卢森堡，尤其是因为她对布尔什维克中心主义的批判。[38]1919年卢森堡被害后，他再也没有追随过其他社会主义领袖。
　　霍克海默在移民前写的具体政治分析为数不多，其中有一篇题为《德国工人阶级的无力》（“The Impotance of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收录在1934年出版的《黎明／黄昏》（Dammerung这个词在德文中既可以指黎明，也可以指黄昏）这本短文集中。[39]文章表达了他对各种工人政党持怀疑态度的理由。他认为，就业后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精英与资本主义以当前形式所产生的大量愤怒而沮丧的失业者之间存在分裂，相应导致了缺乏动力的社会民主党与因理论僵化而跛足的共产党之间的势不两立。社民党过于“讲理”，而经常依靠强力的共产党人则太不“讲理”。他悲观地得出结论说，调和这两种立场的前景取决“于对经济演进道路的最终分析……双方都保有人类未来所依赖的一部分力量”。[40]因此，无论是在格林贝格任内还是在霍克海默任内，社会研究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与左翼的某个政党或派别结盟。1931年，社会研究所的一位成员这样描述其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关系：

　　它是大学的一个中立机构，向所有人开放。其意义在于，研究所第一次收集了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工人运动的一切资料。尤其重要的是资料来源（会议记录、党派纲领、章程、报纸和期刊）……西欧任何人要想写工人运动的潮流，就必须来找我们，因为只有我们收藏这些资料。[41]

　　如果说社会研究所确实接受了投身政治的成员，那也完全是因为他们的非政治性工作。这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家是魏复古。[42]魏复古是一位路德派教师的儿子，1896年出生于汉诺威的小镇沃尔特斯多夫（Woltersdorf）。战前他积极参加德国青年运动，此后越来越多地参与激进政治。1918年11月，他加入了独立社会主义党（Unabha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两年后又加入了继承这一党派的德国共产党。在整个魏玛时期，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党务工作中，尽管他在莫斯科经常因其立场的异端性而惹祸上身。
　　在深人参与共产主义政治的同时，魏复古的学术生涯依然硕果累累。他先后在莱比锡、柏林和法兰克福学习，在莱比锡受到卡尔·兰普雷希特（Kal Lamprecht）的影响，最后格林贝格同意指导他的论文。他发表了关于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报告，随后转而研究亚洲社会，后来这成为他晚年的主要关注对象。[43]早在1922年，格拉赫和韦尔就邀请魏复古加入他们计划开办的研究所。然而，直到三年后，他才接受了邀请，此时他的妻子罗丝·施莱辛格（Rose Schlesinger）已经是研究所的一位图书管理员了。
　　虽然他的新同事们尊重魏复古对理解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贡献，但似乎没有把双方的工作真正结合起来。挑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解释的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的其他年轻成员们认为他在理论问题上是幼稚的。魏复古的方法是不折不扣的实证主义，而这种蔑视显然是相互的。这一切的缩影是他在1932年不得不以卡尔·彼得森（Carl Peterson）的笔名评论自己的一本书，因为没有人有兴趣接受这项任务。
　　诚然，1931年，他的研究报告《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在社会研究所的支持下出版了，但那时他已经转而在柏林长期活动。在这里，他有另一项追求：他为《左转》（Linkskurve）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学理论的文章，被称为“德国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和原则的尝试”。[44]魏复古在20年代曾写过一些由埃尔温·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等人参演的戏剧，发展出一套复杂的黑格尔式美学，预见到了卢卡奇后来的许多立场。他与社会研究所的同事们互不往来的另一个标志是，他的美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美学家洛文塔尔、阿多诺或本雅明似乎都没有任何影响。在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看来，魏复古只是一位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他们对魏复古后来所谓的“治水社会”或“东方专制主义”分析给予了鼓励，但对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响应。魏复古在政治上的活跃让他们觉得有些尴尬，而魏复古对他们的政治中立性也同样嗤之以鼻。
　　如果说无论在移民之前还是之后，魏复古都不能被说成是研究所的核心成员，那么弗朗茨·博克瑙就更是如此了。博克瑙于1900年出生在维也纳，从1921年起一直活跃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中，直到1929年幻灭。他是如何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员的，这件事很难确定，尽管很可能是因为他是格林贝格的门徒之一。他似乎与魏复古一样热心参与政治，而他的学术活动则捉襟见肘。他在社会研究所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探究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的意识形态变化。其研究成果是社会研究所的系列出版物中的一册，题为《从封建世界观到市民世界观的过渡》（Der Ubergang vomfeudalen zum bürgerlichen Weltbild），在推迟了一段时间后于1934年出版。[45]这本书现在虽然几乎完全被遗忘了，却可以与吕西安·戈德曼的新作《隐秘的上帝》（Le dieu cache; etude sur la vision tragique dans les Pensees de Pascal et dans le theatre de Racine）[46]进行有趣的比较。博克瑙的主要论点是，以笛卡尔的著作为代表的抽象机械的哲学，其出现与资本主义制造体系中抽象劳动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理解为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不久之后，《社会研究期刊》上出现的一篇文章批判了博克瑙的中心论点，这也是他与其他人之间隔阂的唯一明证。[47]
　　这篇文章的作者亨里克·格罗斯曼虽然从1926年到1940年代一直在社会研究所的事务中扮演一定角色，但他本人几乎不能说是研究所知识发展的主要力量。相较于社会研究所的部分年轻成员，格罗斯曼在年龄和思想倾向上更接近格林贝格，他于1881年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克拉科夫（Cracow, Galicia），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犹太矿主家庭。战前，他在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学习经济学，在维也纳时师从欧根·伯姆一巴韦克（Eugen Bohm-Bawerk），作品包括一篇讨论18世纪奥地利贸易政策的历史研究。[4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担任过炮兵军官后，他在卢布林（Lublin）的奥地利行政部门担任了几个职位，直到1918年哈布斯堡帝国崩溃。战后选择留在新近重建的波兰，格罗斯曼应邀监督主持了对波兰国民财富的第一次统计调查，并在1921年被任命为波兰第一次人口普查的负责人。次年，他就任华沙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直到1925年毕苏斯基政府不满于他的社会主义立场，奉劝他离开。格林贝格在战前的维也纳就认识他，此时便邀请他到法兰克福去，为他提供了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同时在社会研究所担任自己的副手。
　　格罗斯曼学识渊博，尤其是对经济史知识了如指掌，许多认识他的人[49]都记得他是中欧学者的典型：得体、细致、彬彬有礼。然而，他是在恩格斯和考茨基的一元论唯物主义观点盛行的年代里吸收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他仍然坚定地坚持这种解释，因而基本上不认同年轻的研究所成员们那种辩证的、新黑格尔式的唯物主义。
　　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格罗斯曼对霍克海默工作的漠不关心。例如，1937年7月18日他写信给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说：

　　上一期《社会研究期刊》刊载了霍克海默一篇特别成功的文章，对新（逻辑）经验主义进行了尖锐的、基本的批判。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读，因为在各种社会主义圈子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被混为一谈，因为人们认为这种经验主义是一种所谓的反形而上学的倾向。[50]

　　与魏复古和博克瑙一样，格罗斯曼的政治立场也是建立在对苏联相对不加反思的热情基础上的，尽管他曾是波兰共产党的党员，但他来到法兰克福后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实际成员。与魏复古和博克瑙不同的是，他后来并没有经历对共产主义的幻灭，甚至到他流亡美国的十几年间也是如此，其他许多具有类似背景的人都否定了自己的过去。
　　在他收录于《社会研究期刊》中那篇关于博克瑙作品的文章中，格罗斯曼与博克瑙争论的是从封建意识形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过渡的时间，以及技术在引起这一变化时的重要性——他把过渡时期向前推了一百五十年，并认为达·芬奇而非笛卡尔才是这一过渡的代表人物。尽管如此，格罗斯曼从未质疑过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因果关系。因此，他于1935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期刊》上的文章中，继续表达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忠诚；但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比如他强调变革的技术动力，相反博克瑙则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他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更重要表现，可见于1926-1927年他在社会研究所发表的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作为第一卷，于1929年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规律》（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kapitalistischen Systems）为题收录在社会研究所的作品集中[51]。
　　自从19世纪90年代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在《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预言提出经验性的反对意见以来，资本主义必将从内部崩溃这个问题就一直是社会主义圈子里争论的中心。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罗莎·卢森堡、海因里希·库诺（Heinrich Cunow）、奥托·鲍尔（Otto Bauer）、图甘一巴拉诺夫斯基（M. J. Tugan-Baranovski）、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弗里茨·施特恩贝格（Fritz Sternberg）的《帝国主义》（Der Imperialismus）修改了卢森堡的论点，更为悲观地认为帝国主义只是一个延迟资本主义灭亡的因素，这是先于格罗斯曼围绕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主要作品。《资本主义积累与崩溃的规律》首先对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分析。然后，在从马克思的各色作品中摘取出对他自身观点的一段阐释之后，格罗斯曼继而试图在奥托-鲍尔的数学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演绎系统，以证明马克思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所指出的贫困化不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而是资本家的贫困化，资本家的过度积累倾向会在某个固定时期内导致利润率不可避免地下降。虽然他承认存在诸如更有效地利用资本等反向趋势，但格罗斯曼自信地断言，这些趋势可能会减轻而不会阻止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终危机。他的预言显然没有成真，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论证的结果上花费篇幅。[52]然而，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他的论文在本质上隐含了静观主义色彩，与所有阐释马克思主义时强调客观力量而非主观革命实践的观点相似，这在他的一些同代人那里并不罕见。[53]
　　研究所的另一位主要经济学家波洛克很快以其他理由向格罗斯曼提出质疑。波洛克强调，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非体力劳动即服务行业。[54]在20世纪20世纪，服务行业越来越重要。他认为，从这些行业的工人以及生产商品的工人身上都可以榨取剩余价值，这将延长资本主义体系的寿命。不过，格罗斯曼的立场基本没有改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开研究所，他和波洛克在经济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下。波洛克的《1917年至1927年苏联的计划经济试验》（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1917-1927）[55]作为第二卷被收录在社会研究所作品集中，该书的字里行间都为这场争论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波洛克曾在苏联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应大卫·梁赞诺夫之邀前往苏联，后者在20年代初曾在法兰克福待过一段时间，偶尔向《格林贝格文库》投稿，也由此与波洛克保持联系。[56]在苏联，尽管身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的梁赞诺夫在学术业绩上有口皆碑，但他在政治上被认为是相当古怪地倒退回到了布尔什维克前的社会民主时代。尽管经常批评党的政策，[57]他却一直活到波洛克访苏几年后，直到斯大林将他与伏尔加德意志人一起流放，而此举也被滑稽地称为斯大林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作出的唯一真正“贡献”。得益于与梁赞诺夫的友谊，波洛克除了对苏联计划经济展开实地研究外，还能在旅途中与布尔什维克党内日益减少的反对派成员们交谈。因此，几个月后他带回法兰克福的印象并不是完全正面的。他的书小心翼翼地避免评论十月革命和20年代强制集体化的政治后果。对于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这个他所研究的中心议题，波洛克与其说是热情的支持者，不如说是保持距离的谨慎分析者，不愿过早作出判断。这也是他和格罗斯曼产生分歧之处。
　　然而，如果认为1927年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对苏维埃实验的总体态度更接近波洛克的怀疑而不是格罗斯曼的热情，那就错了。魏复古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苏联．博克瑙还没有作出退党的决定，甚至霍克海默也还保留着乐观的希望，认为后列宁时代的俄国还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几年后发表在《黎明／黄昏》上的一篇格言表达了霍克海默在这一时期的感受：

　　帝国主义世界的不公绝不能用技术上的无能来解释，但凡目睹了这种种毫无意义的不公，就会把俄国发生的事件看成是砥砺前行的尝试，用以克服这种不公正现象，或者他至少会用跳动的心来质疑这种尝试是否还在继续。哪怕表面上看起来有所出入，他仍会像一个癌症患者对待可能已经找到疗法这一可疑消息那样，紧紧抓住希望不放。[58]

　　波洛克的研究结果引发了激烈的私下（sub rosa）讨论，但这些讨论从未刊印出来。事实上，在该书于1929年出版之后，社会研究所官方对苏联的事件几乎完全保持了沉默，只有格林贝格20年代的学生之一鲁道夫·施莱辛格（Rudolf Schlesmger）偶然研究了一下最新的文献，才打破了这种沉默。[59]直到十年后莫斯科肃反审判之后，霍克海默等人才真正彻底放弃了对苏联的希望，只有顽固的格罗斯曼例外。即使在那时，由于专注于后文中将要讨论的其他问题，他们也从未将批判理论的注意力集中到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左翼威权主义上。缺乏可用的数据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共产主义的失败，可谓困难重重，哪怕是用异端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
　　然而，说了这么多，还应该强调的是，对于为自身行为正名的苏联意识形态，社会研究所某些成员所阐述的批判理论含有重要而隐晦的批评。尽管前文已经提到，社会研究所早期历史上的大多数人物，如格林贝格、韦尔、佐尔格、博克瑙、魏复古和格罗斯曼，都不关心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基础这项霍克海默日益投入的事业，但霍克海默并非完全没有盟友。波洛克虽然主要对经济学感兴趣，但他曾和科内利乌斯一起学习哲学，并和他的朋友一样拒绝正统的马克思主义。1927年底格林贝格中风后，波洛克愈发被社会研究所的行政事务缠身，但他还是能在研讨会上声援霍克海默。20年代末，有两位后来影响日隆的年轻知识分子加入了他的行列，他们分别是列奥·洛文塔尔和西奥多·魏森格隆德一阿多诺（移民后随母姓阿多诺，并以此闻名）。
　　洛文塔尔出生于1900年，是法兰克福一位犹太医生的儿子，在开始学术生涯之前，他和其他人一样在战争中服役。在法兰克福、海德堡和吉森，他学习了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学，1923年在法兰克福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主题是弗朗茨·冯·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在大学里，他与霍克海默、波洛克、韦尔等人在同一个激进学生的圈子里活动，他与韦尔在中学时就是朋友。他还与颇具领袖气质的内赫米亚斯·安东·诺贝尔拉比（Nehemiah A. Nobel）周围的犹太知识分子群体有联系，[60]其中包括马丁·布伯、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和恩斯特·西蒙（Ernst Simon）等人。这个团体在1920年成立了著名的自由犹太学府（Freies Judisches Lehrhaus），洛文塔尔正是作为其中一员，与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埃里希·弗洛姆再次取得了联系，后者后来加入了社会研究所。1926年，洛文塔尔开始参与社会研究所的事务，不过对研究所以外的兴趣牵制了他的参与。他继续在普鲁士中学系统中任教，并担任人民剧场（Volks-buhne）的艺术顾问，这是一个大型的左翼和自由主义组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为一些杂志尤其是人民剧场的杂志撰写关于美学和文化问题的批评文章，并持续向各种期刊投稿，讨论犹太宗教哲学的历史。此外，他还有担任编辑的经验，这在《社会研究期刊》取代《格林贝格文库》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机构刊物时发挥了作用。
　　洛文塔尔在1930年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专职成员后，最初的正式头衔是第一助理（Hauptassistent），只和格罗斯曼平级。作为文学社会学家和大众文化的研究者，他在这两方面为社会研究所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如果说社会研究所在其历史的早期主要关注的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的分析，那么在1930年以后的几年里，研究所的主要兴趣则在于社会的文化上层结构。事实上，后文就会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两者关系的公式受到了批判理论的质疑。尽管洛文塔尔对重点的改变作出了贡献，但他对这一理论转变所发挥的作用，要小于20年代末社会研究所圈子里的另一位重要的新成员——西奥多·魏森格隆德一阿多诺。
　　后文中我们将直接称他为阿多诺，他是霍克海默之外与社会研究所的命运最密切相关的人，直到1938年才正式加入社会研究所。然而，在移民之前他精力充沛地投身到一系列不同的项目中，其中一些项目使他远离法兰克福。即使在他离开欧洲之后，当社会研究所成为他工作的主要机构框架时，阿多诺也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任何一个学科中。在中学时代，他结识了比他大十四岁左右的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61]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常在星期六下午与克拉考尔一起学习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据他回忆，这些课程远比他在正规大学教育中接受的课程更有价值。克拉考尔的方法将对观念本身的兴趣与敏锐的知识社会学相结合。他不信任封闭系统并强调与普遍性相对的特殊性，这些给他的年轻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考尔对电影等文化现象的创新探索也是如此，他以一种少有先例的方式将哲学和社会学的见解结合起来。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两人移民后的美国，他们的友谊依然稳固。对于熟悉克拉考尔的名著《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From Caligari to Hitler）[62]的人来说，他的作品和后面将要介绍的阿多诺的某些作品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年轻的阿多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追求，他和霍克海默一样，将严谨的哲学思想与美学而非科学的感性相结合。霍克海默的艺术倾向使他走向了文学，写了一系列未发表的小说，而阿多诺则更深地被音乐所吸引，反映出他从出生起就浸淫在音乐氛围浓郁的环境中。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杰出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位，1903年出生于法兰克福。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犹太酒商，已经改宗，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品味，但对商业没有什么兴趣。他的母亲似乎对他的最终兴趣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她是一位德国歌手和一位法国军官的女儿（阿多诺这个意大利名字出自她可以追溯到热那亚的科西嘉血统），在婚前一直从事的歌唱事业非常成功。她住在魏森格隆德家的未婚妹妹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音乐会钢琴家，曾为著名歌手阿德琳娜·帕蒂（Adelina Patti）伴奏。在她们的鼓励下，年轻的“泰迪”很早就开始在伯恩哈德·塞克勒斯（Bernhard Sekles）的指导下学习钢琴和作曲。
　　然而，法兰克福除了传统的音乐训练外，几乎无法提供其他的音乐训练，阿多诺急于让自己沉浸在更具创新性的音乐中，而当时这些音乐都发源于维也纳。1924年春夏季前后，他在德国环球音乐协会的法兰克福音乐节上结识了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并被后者当时尚未上演的歌剧《伍采克》（Wozzeck）中的三个片段所吸引。[63]他立即决定跟随贝尔格去维也纳，成为他的学生。他因在法兰克福的大学学习而推迟，直到1925年1月才抵达奥地利首都。他所移居的维也纳与其说是奥托·鲍尔和卡尔·伦纳（Karl Renner）、鲁道夫·希法亭和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的城市（也就是格林贝格前往法兰克福前的环境），不如说是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和勋伯格的圈子周围那个非政治却在文化上激进的维也纳。在那里，阿多诺说服贝尔格收他为作曲学生，每周授课两次，并让爱德华·施托尔曼（Eduard Steuermann）指导他钢琴技巧。他自己的创作似乎受到了勋伯格在无调音乐上的实验的影响，但没有受到他后来的十二音列的影响。[64]训练之余，阿多诺还经常设法为一些前卫杂志写稿，其中包括《开端》（Anbruch），在搬回法兰克福的1928年，他担任了该杂志的编辑。此后尽管他重新承担了学术责任，但他一直担任该刊的主编，直到1931年。
　　阿多诺在维也纳的三年远不止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段插曲。1925年阿瑟·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到维也纳后，偶然与他同住在一所公寓里。他记得阿多诺是“一个害羞、浮躁且神秘的年轻人，他有一种微妙的魅力，我不够老练，所以无法辨别”。[65]对于同样激烈但修养不高的克斯特勒来说，阿多诺呈现出一副高高在上的优越姿态。就连他的老师贝尔格也觉得阿多诺不妥协的知识分子气质有些令人不安。正如阿多诺后来承认的那样，“我自己的哲学底蕴有时也会被贝尔格认为是赶时髦……我当时当然是过分严肃的，可能会让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不悦”。[66]他在维也纳的三年似乎消除了他的大部分羞涩，但新的自信并不意味着他的高度严肃性或对最苛刻的文化形式的忠诚会显著降低。他倒是经常参加维也纳先锋派的神秘音乐讨论和卡尔·克劳斯的朗诵会，后者可是文化标准的最坚定不移的维护者，这些活动只会强化他在这个方向上的倾向。终其一生阿多诺从未放弃过他的文化精英主义。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维也纳的生涯对他的发展也很重要。许多年后，阿多诺承认，勋伯格圈子的吸引力之一是其排他性、小圈子式的特点，这让他想起了德国的格奥尔格圈子。[67]他在奥地利的三年中的遗憾之一是在勋伯格的新婚妻子将勋伯格与其弟子们隔绝开之后，这个圈子便开始解体。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至少可以推测，阿多诺可能不会选择回到法兰克福。当然，一旦回到了那里，同样的小圈子特质就把他吸引到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年轻成员们的轨道上。
　　阿多诺从1922年就认识了霍克海默，当时他们一起参加了汉斯·科内利乌斯指导的胡塞尔研讨班。两人还都师从于格式塔心理学家盖尔布。1924年，阿多诺曾在科内利乌斯的指导下写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博士论文。[68]然而，当他从维也纳回来时，科内利乌斯已经退休，在马克斯·舍勒担任这一职务的短暂插曲之后，由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接任哲学教授席位。[69]蒂利希是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和波洛克的密友，与他们同属一个定期的讨论小组，其中包括卡尔·曼海姆、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阿道夫·洛韦（Adolph Lowe）和卡尔·曼尼克（Carl Mennicke）。他们称这个小组为“小花环”（Kranzchen），这个老派的词既指小花环，也指密友聚会。在大部分成员被迫移民之后，讨论小组又在纽约持续了几年。回到法兰克福后，阿多诺受到了这个团体的欢迎。在蒂利希的帮助下，他于1931年成为私人导师，完成了一篇关于克尔凯郭尔美学的研究报告作为他的教职论文。[70]
　　这时社会研究所已经经历了重大变革。1927年中风后，格林贝格的健康状况没有明显好转，1929年，在他六十九岁那年，他决定辞去所长职务。他一直活到1940年，但没有再参与过社会研究所的事务。小组的三位创始成员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考虑担任大学教授的年龄，而教授职务是社会研究所章程中规定的担任所长的前提条件。波洛克在格林贝格来之前和格林贝格患病之后都在名义上担任研究所的临时负责人，他乐于继续从事行政事务。如前所述，韦尔一直是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r），没有通过教职论文成为私人导师或升任（berufen）教授。[71]虽然他继续掌控社会研究所的财务，并偶尔为《格林贝格文库》投稿，但他的兴趣转向了其他地方。1929年，他离开社会研究所搬到柏林，在那里为两家出版社工作，[72]即左翼的马利克出版社（Malik Verlag）和学术性更强的社会学出版机构（Soziologische Verlagsqqstalt），并为激进的皮斯卡托剧院撰稿。1930年，他从德国启程前往阿根廷继承家业。作为赫尔曼·韦尔的长子，他在1927年父亲去世后成了企业的主要持有者，他非常不情愿地承担了这一责任。无论如何，从1923年起，韦尔就不再是社会研究所创作的中心，因为他更多的是被实践而非理论问题所吸引。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时不时地回到研究所，并忠实地继续在经济上帮助研究所，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研究所领导层的主要候选人，他也不打算这样做。
　　因此，霍克海默成为接替格林贝格的不二人选。虽然他在社会研究所最初几年间并不显眼，但在他的朋友波洛克担任临时所长期间，他的地位明显上升。1929年，在蒂利希和哲学系其他成员们的支持下，为霍克海默设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哲学”教席，这是德国大学中第一个类似职位。至于格林贝格所有的教授席位，韦尔说服教育部将他父亲捐赠的这个职位转到政治学用于新用途。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他答应为另一个经济学教席捐赠，由霍克海默的儿时好友阿道夫·洛韦离开基尔递补了这个职位。《市民历史哲学的开端》（Anfange der bu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73]这本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维柯和其他早期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家的研究成为霍克海默担任新职务的学术业绩。1930年7月，随着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霍克海默担任所长，社会研究所进入了历史上的高产期，如果从不久后的移民和文化迷失的语境来看，这段时间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1931年1月，霍克海默正式就职。在开幕式上，他发表了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Die gegenwartige Lage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ur Sozialforschung）的演讲。[74]他的做法与前任的不同之处立即显现出来。霍克海默没有简单地标榜自己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转而从社会哲学的历史出发，对社会哲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他从最初作为德国观念论特征的社会理论立足于个人开始，追溯到黑格尔让个人为国家牺牲，以及后来叔本华所表达的对客观整体的信仰之崩溃。然后，他转向了更近代的社会理论家，如马尔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和奥特马尔·施潘（Othmar Spann）等社会总体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这些人都曾试图克服古典合题崩溃所带来的失落感。他补充到，舍勒、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和海德格尔也同样渴望回到有意义的统一体的舒适感。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哲学不会是寻找不变真理的单一科学（Wissenschaft）。相反，社会哲学会被理解为一种唯物主义理论，并由经验工作加以丰富和补充，就像自然哲学与个别科学学科的辩证关系一样。因此，社会研究所将继续在不忽视其跨学科、综合目标的前提下多样化地投入精力。为此，霍克海默支持保留格林贝格的非学院制的“所长专制”。
　　霍克海默在总结陈词时概述了他领导下社会研究所的第一项任务：研究德国和欧洲其他发达地区的工人和雇员对各种问题的态度。其方法包括使用公共统计和问卷调查，并辅以对数据的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解释。他宣布，为了帮助收集材料，社会研究所接受了国际劳工组织主任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的提议，在日内瓦设立一个研究所的分支机构。这是随后的几年里在德国以外设立的诸多分支机构中的第一个。对托马斯的提议采取行动的决定不仅仅是出于收集数据的愿望，因为德国不祥的政治形势表明，流亡的前景可能不可避免。因此，波洛克被委以了在日内瓦建立常设办事处的任务，他的助手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 Mandelbaum）与他一同前往。1931年办事处成立后，社会研究所的大部分资金就悄悄地转移到中立国荷兰的一家公司。
　　在霍克海默被提拔为所长之后，还发生了其他变化。由于其指导精神不复存在，《格林贝格文库》停刊，在1910年首次出版后的二十年内，《文库》出版了十五卷。《格林贝格文库》是社会研究所内外各种不同观点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格林贝格所植根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一份更专属于社会研究所的刊物被提上日程。霍克海默喜欢简明扼要的特点体现在他这一时期写的大量的格言，他不喜欢德国学术界标志性的鸿篇巨著。虽然社会研究所出版的系列丛书第三卷也就是魏复古的《中国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75]于1931年付梓，出版重点还是转向了论文。接下来十年里，社会研究所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社会研究期刊》上论文的形式面世，尽管其中一些论文的篇幅接近专著。许多文章在发表前都经过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们的详尽评估和批评，几乎既是集体创作也是个人作品。用列奥·洛文塔尔的话说，尽管有其他作者继续偶尔投稿，《社会研究期刊》“与其说是不同观点的论坛，不如说是社会研究所抒发其所持信念的平台”。[76]期刊的编辑决定最终是由霍克海默拍板，尽管洛文塔尔凭借其多年的相关经验担任执行编辑，并全面负责广泛的评论部分。洛文塔尔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乘飞机去拜访德国社会学界的泰斗利奥波德·冯·韦斯，向他保证《社会研究期刊》不会与后者的《科隆社会学季刊》（Kolner Viertelsjahrshefte fur Soziologie）竞争。
　　正如霍克海默在首卷的前言中所解释的那样，[77]《社会研究期刊》与冯·维瑟等其他更传统的德国学者所从事的社会学不同。继格拉赫和格林贝格之后，霍克海默再次强调了社会研究所工作的纲领性和跨学科性。他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学在弥合个人与社会之间差距方面的作用。在随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对科学与危机的观察》
　　（Bemerkungen u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78]中，他考察了当前的知识分裂与助长这种分裂的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一个既垄断又无政府的全球经济结构促进了知识的混乱状态。只有克服科学知识在纯粹意识中的拜物教基础，认识到制约一切思想的具体历史环境，才能克服目前的危机。科学不能忽视自己的社会作用，因为只有意识到自己在当前危急情况下的作用，才能为实现必要变革的力量作出贡献。
　　第一期的刊文反映了《社会研究期刊》的多样性。格罗斯曼再次就马克思和资本主义崩溃问题供稿。[79]波洛克讨论了大萧条和资本主义框架内计划经济的可能性。[80]洛文塔尔概述了文学社会学的任务，阿多诺在两篇文章的第一篇中对音乐也做了同样的阐述。[81]其余两篇文章涉及社会研究的心理学层面：一篇是霍克海默本人题为《历史与心理学》的文章，[82]第二篇由社会研究所的新成员埃里希·弗洛姆撰写。[83]（关于社会研究所将精神分析学整合到其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论述见第三章）。洛文塔尔自1918年起就是弗洛姆的朋友，弗洛姆也是30年代初他引入研究所圈子的三位精神分析学者之一。另外两位是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卡尔·兰道尔（Karl Landauer）和海因里希·孟（Heinrich Meng）。在社会研究所兼职挂名的兰道尔只为《社会研究期刊》的评论部分供过稿。在第一期时，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伙伴：其他的评论者还有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卡尔·科尔施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孟虽然对精神卫生学比对社会心理学更感兴趣，但他还是帮忙组织了一些研讨会，并就与社会研究所兴趣相关的主题撰写评论。
　　随着精神分析学被引入社会研究所，格林贝格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1932年，研究所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Festschrift）[84]，庆祝前一年格林贝格七十岁大寿，这进一步证明了时代的转变。波洛克、霍克海默、魏复古和格罗斯曼都有供稿，但大部分作品都来自格林贝格在维也纳时期的老朋友，如马克斯·比尔（Max Beer）和马克斯·阿德勒。1932年底社会研究所接受了一位新成员，象征着的变化得到了进一步推动，而新成员赫伯特·马尔库塞将成为批判理论的主要设计师之一。
　　1898年生于柏林的马尔库塞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来自一个富裕的同化犹太人家庭。在战争中服完兵役后，他在柏林的一个士兵委员会中短暂地参与了政治活动。1919年，他退出了两年前加入的社会民主党，以抗议该党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在随后的德国革命失败后，他完全离开了政治，在柏林和弗赖堡学习哲学，于1923年在弗赖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是艺术家扮演关键角色的艺术家小说（Kunstlerroman）。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在柏林尝试着卖书和出版。1929年，他回到弗赖堡，师从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海德格尔，这两人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此期间，马尔库塞在马克西米利安·贝克（Maximilian Beck）的《哲学簿记》（Philosophische Hefte）和鲁道夫·希法亭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他的第一本书《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85]于1932年问世，带有他的导师海德格尔的印记，他也打算将该书作为教职论文提交给海德格尔。然而，在海德格尔接受马尔库塞作为助手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这位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学生和日益右翼的教师之间的政治分歧无疑是原因之一。由于在弗赖堡工作无望，马尔库塞于1932年离开了这座城市。法兰克福大学的学监（Kurator）库尔特·里兹勒受胡塞尔之托为马尔库塞说情，向霍克海默推荐了他。
　　在《社会研究期刊》第二期中，阿多诺评论了这本《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并发现其脱离海德格尔的行动很有说服力。他写道，马尔库塞正从“‘存在的意义’走向对在世之在（Seienden）的开放性，从基础本体论走到历史哲学，从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走到历史”。[86]尽管阿多诺认为，在马尔库塞完全摆脱海德格尔的束缚之前，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填补，但很看好他能与社会研究所在哲学方法上成功整合。霍克海默表示赞同，于是在1933年，马尔库塞被加入到社会研究所，与同事一起投身于辩证地而不是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立即被派往日内瓦办事处工作。
　　随着1933年1月30日纳粹胜选，作为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其工作人员至少按纳粹的标准几乎全部是犹太裔男性，社会研究所的未来显然风雨飘摇。霍克海默在日内瓦度过了1932年的大部分时间，在那里他患了白喉。在希特勒上台前不久，他回到了法兰克福，和妻子一起从位于克伦贝格郊区的家中搬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2月也就是冬季学期的最后一个月间，他暂停了逻辑学相关的讲座，转而就自由问题发表讲话，这个问题确实日渐严峻。当年3月，他越过边境溜到了瑞士，正值社会研究所因“敌视国家的倾向”而被关闭。社会研究所图书馆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大楼中的大部分藏书被政府没收，足有六万多册；两年前对资产的转移使社会研究所的财源免遭类似命运。4月13日，霍克海默有幸与保罗·蒂利希、卡尔·曼海姆和胡戈·辛茨海默（Hugo Sinzheimer）一起，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第一批被正式开除的教员。[87]
　　当时，社会研究所的所有正式工作人员都已离开法兰克福。唯一的例外是魏复古，他从瑞士回到德国，由于他的政治活动于3月被投入集中营。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后来成为研究所的助手和中国问题专家的奥尔加·朗（原名Olga Joffe）、英国的陶尼（R. H. Tawney）和德国的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等朋友都努力争取释放他。1933年11月，魏复古终于获释并被允许移民英国。此后不久，他和其他人一起到了美国。阿多诺的政治身份不像魏复古那样具有争议，他在德国保留了居住权，不过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度过，在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学习。格罗斯曼在巴黎避难了三年，1937年又去英国待了一年，相当不开心，最后才来到美国。洛文塔尔只在法兰克福停留到3月2日，他跟随马尔库塞、霍克海默等社会研究所的同仁们前往日内瓦，是社会研究所关闭前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当纳粹掌权时，波洛克实际上已经处于流亡状态，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种流亡状态将持续近二十载，延伸到两大洲。
　　1933年2月，日内瓦分部成立，由二十一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88]作为社会研究所的行政中心。为了标识出机构的欧洲特色，分部被用法语定名为国际社会研究学会（Societe Internationale de Recherches Sociales），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两人充当主席；次年，洛文塔尔、弗洛姆和安德里亚斯·斯特恩海姆（Andries Sternheim）被任命为他们的继任者。[89]“法兰克福学派”现在不仅有瑞士人，而且还有法国人和英国人，因为巴黎和伦敦的朋友提供的帮助，才让社会研究所于1933年在这些城市成立了小型分支机构。涂尔干之前的学生、自1920年起担任高等师范学院文献中心主任的塞莱斯坦·布格莱（Celestin Bougle）向霍克海默建议，可以在他位于乌尔姆大街的办公室里为社会研究所腾出一些空间。虽然他在政治上是普鲁东主义者（他是激进社会主义党的信徒），因此并不认同社会研究所工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布格莱在考虑研究所的困境时愿意忘记政治。当时在斯特拉斯堡的另一位著名的涂尔干主义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和不在海牙担任法国在国际法院的辩护人时便在巴黎教法律的乔治·塞勒（Georges Scelle）也加入了布格莱的行列，成为这一行动的共同发起人。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也表示支持，他对社会研究所的工作印象深刻。在伦敦，《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的编辑亚历山大·法夸尔森（Alexander Farquharson）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能够在勒·普勒之家（Le Play House）提供几个房间。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R.H.陶尼、莫里斯·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和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都附和法克哈森的意见，于是社会研究所建立了一间小型办公室，直到1936年因缺乏资金而被迫关闭。
　　与此同时，《社会研究期刊》在莱比锡的出版商赫希菲尔德（C. L. Hirschfeld）通知霍克海默，出版社不能再冒险继续出版。布格莱建议由巴黎的菲利克斯·阿尔肯出版社（Librairie Felix Alcan）接手。这个建议被证明是可行的，于是双方开始了持续到1940年的合作，直到纳粹占领法国，再次获得了恐吓《社会研究期刊》出版商的权力。
　　随着1933年9月在巴黎出版的《社会研究期刊》第一期问世，社会研究所的第一段德国岁月已经结束。在成立后的短短十年中，社会研究所聚集了一批具有不同才能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愿意按照研究所的设想精诚合作，共同投身于社会研究。如前所述，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最初几年以格林贝格的观点为主，但在他的领导下，社会研究所获得了结构上的团结和魏玛时代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虽然专注于研究，社会研究所还是帮助培养了诸如保罗·巴兰（Paul Baran）这样有才的学生。[90]他在1930年参与了波洛克计划中的苏联经济研究第二卷。汉斯·格特（Hans Gerth）、格拉蒂-迈耶和约瑟夫·杜纳（Josef Dunner）等移民前培养的其他学生后来也对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影响。（可以顺便提一下，杜纳在1937年写了一本题为《如果我忘记你……》的非虚构小说，研究所的人物都在其中以假名出现。）[91]此外，所有社会研究所的成员都积极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前途的讨论，吸引了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和保罗·蒂利希等法兰克福名流。赫尔曼·韦尔的慷慨解囊所提供的独立性，使社会研究所即使在他1927年去世后，也没有受到政治或学术义务的束缚。当其他德国难民学者在没有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要在异国他乡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时，这份经济保障也保证了社会研究所在流亡中延续了同一性。费利克斯·韦尔于1935年在纽约重新加入研究所后，又捐助了十万美元，使社会研究所在30年代一直保持着财政上的稳定。
　　在观察者看来，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目标是社会研究所的主要特征之一，特别是在霍克海默担任所长之后，这种感觉也转移到了社会研究所的新家，部分原因是研究所的财务状况良好。创办人的意图是建立一个学者群体，他们的团结将成为未来友爱社会的缩影和先声。如前所述，《社会研究期刊》帮助巩固了群体认同感，而被迫流亡和在国外重新聚首的共同经历也大大增强了这种认同感。在社会研究所内部，围绕在霍克海默周围凝聚了一个规模更小的团体，包括波洛克、洛文塔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他们的工作扎根于欧洲哲学的核心传统，对当代经验性技术持开放态度，并面向当前的社会问题，这构成了社会研究所成就的核心。如果要寻找一条贯穿于各位圈内人物小传中的共同线索，那么首先跃入脑海的是他们都出生在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犹太人家庭（阿多诺的父母中只有一方是犹太人）。虽然这里不打算对魏玛共和国的犹太激进派展开全面讨论，但应该提出几点观察。如前所述，费利克斯·韦尔和波洛克在说服老韦尔资助社会研究所时，采用的论据之一就是需要去研究德国的反犹主义。然而，这项工作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真正开始。如果要描述社会研究所对“犹太人问题”的总体态度，必须看到类似于近一个世纪前另一位激进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所表达的态度。无论对马克思还是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宗教或种族问题显然从属于社会问题。在《黎明／黄昏》中，霍克海默攻击那些仅仅因为反犹主义构成了经济威胁而反对反犹主义的犹太资本家。他写道：“为了信仰而甘愿牺牲生命和财产的觉悟，都被贫民区物质基础抛诸脑后。对资产阶级犹太人来说，商品的等级既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而是资产阶级……犹太革命者和所谓‘雅利安人’一样，为了人类的自由而冒着生命危险。”[92]他们强调社会压迫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太压迫，更进一步证据是他们淡化作为解决犹太人困境方法的犹太复国主义。[93]
　　事实上，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极力否认他们的种族身份的任何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立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削弱。例如，在与本书作者的大量通信中，任何关于犹太性之于社会研究所成员们的选择或其思想的发展有任何影响的说法，都遭到（费利克斯·）韦尔的强烈反对，无论是从宗教、民族或文化来界定所谓犹太性。他还坚持认为，魏玛时代对犹太人的同化已经走到“对犹太人的歧视已经完全退到了‘社会俱乐部’的层面”，[94]这导致社会研究所忽视“犹太人问题”情有可原。社会研究所是在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因其种族出身而被暗杀一年后成立的，这似乎对社会研究所相关“被同化”的犹太人们没有任何个人影响。魏复古是社会研究所的非犹太成员之一，他证实了这种普遍的盲目性，认为他是少数认识到犹太人地位不稳定的例外之一，甚至包括那些被高度同化的犹太人。[95]让当今的观察者感到震惊的是，社会研究所的许多成员曾经强烈地否认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存在任何意义，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至今仍然否认。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对德国社会轻易接受纳粹的反犹措施感到惊讶。在这一点上的自欺欺人在某些情况下一直持续到开战。即使是像弗朗茨·诺伊曼这样顽固的现实主义者，也能在《贝希摩斯》（Behemoth）中写道：“德国人民是最不反犹的。”[96]他对这种情况的评价似乎得到了他的几乎所有研究所同事们的支持。
　　面对这种对其身份背景中犹太性之丰富意义的强烈拒绝，人们只能寻找犹太性可能发挥的间接作用。当然，犹太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公开影响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两个可能的例外是列奥·洛文塔尔和埃里希·弗洛姆，他们都曾活跃在法兰克福的犹太学府的团体中。洛文塔尔曾是1921年诺贝尔拉比的纪念文集的供稿人之一，他写的是宗教中的恶魔。[97]直到1930年，他还继续在《法兰克福以色列入公报》（Frankfurter Israelitisches Gemeindeblatt）等刊物上发文，尽管那时他已经度过了他真正的宗教时期。不过，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很难从洛文塔尔为社会研究所做的工作中找到他对犹太教兴趣的回声。另一方面，弗洛姆则经常被认为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犹太主题的世俗版本，即使在他于20年代中期离开正统之后。[98]他的作品经常被用于比较犹太学府团体的其他成员们的作品，尤其是马丁·布伯的作品。其中相似之处将在本书第三章中更清楚地说明。只有洛文塔尔和弗洛姆（以及后来才为《社会研究期刊》撰稿的瓦尔特·本雅明）曾对犹太神学问题表现出过任何真正的兴趣。其他人从未提及过犹太教。
　　如果说犹太教的显性知识内容在社会研究所大多数成员的思想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那么人们不得不转向更广泛的社会学或文化解释。伊斯特万·迪克（Istvan Deak）最近在研究柏林杂志《世界大舞台》（Die Weltbuhne）的撰稿人中以犹太人为主的左翼文人时，不得不提出与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时出现的类似问题。他正确地指出，魏玛左翼的犹太人比例很高并不是单纯的巧合——《世界大舞台》的圈子比社会研究所的圈子大得多，但同样的相关性仍然存在。他写道：“这是由于一种特殊的发展：他们认识到商业、艺术或科学事业无助于解决犹太人问题，如果要终结德国的反犹主义，魏玛德国就必须进行可怕的改造。”[99]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否认曾经有过这样的认识。波洛克曾写道：“直到希特勒之前的最后几年，我们中所有人都没有因为我们民族血统而产生不安全感。除非我们准备好接受洗礼，否则公共服务和商业领域的某些职位是不对我们开放的，但这从未困扰过我们。而且在魏玛共和国治下，这些障碍有许多都不复存在了。"[100]因此，他们的激进主义很难归结为自觉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是解决强烈种族压迫感的唯一办法。
　　然而，尽管他们声称完全同化，并断言魏玛没有歧视，但人们无法避免地感到他们的抗议太多。事实上魏玛德国的环境中反犹太主义已经减弱这一点本身似乎就值得怀疑，但即使如此也必须记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非常不同的德国成长的。即使是威廉时代德国同化程度最高的犹太人，也一定会感到与他们的非犹太人有一定的差距，而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一定会留下痕迹。急于忘记自己出身的犹太人肯定经历过角色扮演的感觉，只能留下苦涩的残余，这很容易滋生对整个社会的激进批判。这并不是说社会研究所的方案可以完全或甚至主要归因于其成员们的种族根源，而只是想说，完全忽视这些根源就会忽略一个促成因素。
　　可以附带说明一下，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在到了美国之后对犹太人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例如，波洛克要求阿多诺从他的名字中去掉魏森格隆德，因为在研究所的名册上有太多听起来像犹太人的名字。[101]保罗·马辛是他们中间为数不多的非犹太人之一，他曾说过，他的非犹太人身份是使他与同事们疏远的一个轻微但仍然很重要的因素。[102]矛盾的是，在美国同化要比在前纳粹时代的德国更难，至少许多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是这样认为的。
　　除了从社会学角度解释其出身的影响外，还有一种文化方面的解释。哈贝马斯最近认为，犹太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脉络与德国观念论的某些脉络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而后者的根源往往见于新教的虔敬主义。[103]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是古老的卡巴拉主义思想认为语言而非图画是接近上帝的唯一途径，这对于理解批判理论尤为关键。神圣语言希伯来语与流散的犹太人的渎神言语之间的距离，对那些不信任当前话语体系的犹太人产生了冲击。所以哈贝马斯认为，这与黑格尔辩证法中达到顶峰的观念论对经验现实的批判相类似。尽管我们不能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犹太前辈开始勾勒一道到其辩证法理论的精确线索，但也许确实存在着某种倾向。社会研究所对精神分析学的欣然接受也是同理，事实证明精神分析与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非常契合。（当然，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主义像纳粹所做的那样，是一种“犹太心理学”，只是提出一种可能的脉络。）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必须提及。在德国的犹太社区内部，父子之间经常就犹太教的内容和犹太民族的未来展开争论。有时，这类矛盾是以奇特的方式解决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讨论父子矛盾尖锐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中曾写道：“通常这些冲突的解决方式是儿子们声称自己是天才，或者像许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共产党人那样声称自己是致力于人类的福祉，就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渴望做比赚钱更高尚的事情；而父亲们则更愿意承认这只是不谋生的有效借口。"[104]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本雅明自己也是一个例外，因为他的父亲拒绝支持他，但其他人却并非如此。赫尔曼·韦尔可能是一个成功的阿根廷粮商，他对利润的兴趣大于对革命的兴趣，但他愿意相当慷慨地支持儿子的激进主义。在霍克海默决定不跟随父亲从事制造业而产生最初的摩擦之后，他与父母的关系似乎也没有受到永久影响。[105]他们之间确实发生了一次真正的疏远，是在霍克海默爱上了父亲手下比他年长八岁的非犹太裔秘书。他于1926年3月与后者结婚，大约是在他开始在大学任教的同时。据波洛克回忆，“霍克海默和他父母之间的摩擦是相当短暂的……经过几年的疏远，双方完全和解了，家人们真诚地接受了迈东·霍克海默（Maidon Horkheimer）。”[106]显然，相比儿子成为一位革命者，他的父母更难接受霍克海默要和一位非犹太人结婚。
　　事实上，人们可以说，批判理论强烈的伦理基调是融人了一个紧密犹太家庭可能奉行的价值观的产物。无论如何，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将他们对父母的商业心态的拒绝带入了彻底的个人反叛。尽管团结无产阶级的热切表达贯彻了他们在移民前的所有作品，但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从来没有一位体会过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革命情绪在“海因里希·里格斯”（Heinrich Regius）的作品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这个名字是霍克海默从一位17世纪的自然哲学家那里借来的，被署在他流亡第一年在苏黎世发表的格言集的扉页上。然而，正是在《黎明／黄昏》中一篇题为“一致性的寓言”（A Fable of Consistency）的格言中，他隐晦地为同时维持激进信仰与资产阶级生活水平正名。在这则寓言中，两位穷困潦倒的诗人受邀接受一位珍视他们作品的暴君所提供的一笔可观津贴。其中一位因金钱上的污点而感到不安。另一位说道：“你前后不一致，如果你确实这么想，你就必须继续挨饿。谁觉得自己与穷人同气连枝，谁就必须像他们一样生活。”[107]第一位诗人同意了，他拒绝了国王的提议，继续挨饿。此后不久，另一位成了宫廷诗人。霍克海默在他的“童话”末尾告诫说，“两个人都承担了后果，而这两个后果都有利于暴君。一致性的一般道德规定横竖不利于穷苦的诗人，只会让暴君坐收渔利。”[108]于是，社会研究所成员们可能毫不保留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敌意，但他们从未放弃高贵资产阶级（haute bourgeoisie）的生活方式。像这个团体的诋毁者那样把这种行为称为精英主义或“士大夫”做派很容易，当然在这里“士大夫”的含义和格林贝格的用法略有出入。但只靠戴上蓝领的布帽绝不能像他们那样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兴作出巨大贡献。
　　不过，至少可以说，如果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更密切地参与到实际政治中去，批判理论就会得到丰富。卢卡奇的例子无疑表明，过于依附于某一派别是有隐患的。但在天平的另一端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例子，他在1926年被墨索里尼囚禁之前的从政经历，总是使他的理论化工作更加扎实，而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有时缺乏这种具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研究所的流亡生涯可以说是在被纳粹实际驱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德国革命失败后，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都与左翼的所有政治派别疏远了，至少霍克海默周围的成员们是如此。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其在现状面前的懦弱屈服所应得的蔑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社民党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助长了法兰克福学派后来对所有“温和”解决方案的不信任。德国共产党同样令人厌恶，因为其毫不掩饰倒向莫斯科的依赖，并在理论上已经破产。而库尔特·希勒（Kurt Hiller）和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等左翼知识分子试图超越两党之间的分歧，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的可悲尝试，很快就被证明是白日做梦而流产。这一切导致法兰克福学派放弃实现理论的具体尝试所需要的隶属关系，而是选择了理论的纯粹性。这其中的优缺点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

　　1931年社会研究所谨慎地将其受赠的资金转移到荷兰，使其工作得以继续，没有受到太多干扰。在日内瓦的第一年是一个重新调整的时期，但并非停滞不前。关于工人和雇员态度的项目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与劳工运动有联系的荷兰社会主义者安德里斯·斯特恩海姆被阿尔伯特·托马斯办公室的人当作未来的成员推荐给霍克海默。他被接纳为日内瓦分部的助理，在波洛克去美国后，他成了分部的主任。虽然在为项目收集材料方面出了不少力，但除了对现代社会的闲暇研究有一些贡献外，他对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工作贡献不大。[109]
　　由于要适应新的出版商，《社会研究期刊》的出版偶有波折，但仍继续定期出版。以前的撰稿人名册上又增加了新的名字。格奥尔格·鲁舍（George Rusche）撰写了关于劳动力市场和惩罚之间关系的文章，[110]预示着他后来在奥托·基希海默的帮助下在社会研究所名下出版了相关著作。库尔特·曼德尔鲍姆（有时会化名为鲍曼）和格哈德·迈耶在波洛克和格罗斯曼时期所写的文章之外，又增加了经济学相关文章。[111]巴黎分部也有定期供稿，吸引了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等能干的助手。社会研究所对哲学家保罗·路德维希·兰茨贝格（Paul Ludwig Landsberg）寄予厚望，但后来他被纳粹杀害了，他写了关于种族意识形态和伪科学的文章。[112]尤利安·贡珀茨在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美国问题。[113]因此，社会研究所新名称中的“国际”一词在《社会研究期刊》的版面上显而易见。
　　随着社会研究所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归宿，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更有意义了。霍克海默等人虽然赞赏日内瓦分部的作用，但从未将日内瓦分部视为研究所事务的永久中心。1933年5月，格罗斯曼在给美国的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的信中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忧虑，他写道，“法西斯主义在瑞士也甚嚣尘上，新的危险也威胁着我们在那里的研究所。"[114]波洛克于1934年2月前往伦敦，评估在英国建立研究所的可能性；但与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和法克哈森及其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事们进行的深入谈判使他确信这种可能性不大。1933年开始涌出德国的难民学者在英国的机会有限，这一点很受人瞩目。[115]在与社会研究所有关的人中，只有博克瑙选择把伦敦作为他流亡的永久家园。他得以在伦敦大学成人教育部获得一个教授国际政治的职位。几年后，他抽空访问了内战期间的西班牙，这证实了他对共产主义本来就很强烈的反感，并写出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经典研究之一《西班牙驾驶舱》（The Spanish Cockpit）。[116]那时，他与社会研究所的联系已经断了，只有1936年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117]
　　在巴黎，学术机构比英国更难以渗透，前景似乎同样渺茫。保罗·霍尼希斯海姆（Paul Honigsheim）从科隆逃出，成为社会研究所巴黎分部的负责人，他描述了通常移民到法国所遭受的冷淡态度：

　　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希望自己和家人有安全感和可预测的未来，但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那些该死的德国知识分子所威胁，这些德国知识分子没有把时间花在和朋友们喝开胃酒（aperitif）上，而是比法国人努力两倍。他们为了上帝而工作，或者如果他们不是宗教信仰者，也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反正这对于一个真正的德国学者来说几乎是一码事。因此，与在美国的同情态度相反，法国人并不欢迎在他们中间任命德国学者。因此，公开以德国难民的名义开展工作是需要勇气的。[118]

　　霍尼希斯海姆强调，布格莱、哈布瓦赫和他们的同事们都有这种勇气，但这只是少数人；因此，法国被排除在研究所总部可能的新址之外。
　　尽管社会研究所以马克思主义示人，但任何时候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向东去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即使是魏复古和在3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有过一段短暂而不成功的旅行的格罗斯曼也是如此。唯一剩下的严肃可能性是美国。尤利安·贡珀茨在1933年被派往那里试探情况，他从1929年起就一直是波洛克的学生，并一度是共产党员，不过他后来放弃了这一切，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并在40年代写了一本反共书籍；[119]他出生在美国，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出访归来，带来了一份有利的报告，他向霍克海默和其他人保证，社会研究所收到的捐赠每年仍能带来约3万美元的收入，足以保证研究所在这个仍陷于经济萧条的国家生存。
　　多年来，社会研究所与美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进行了多次接触，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罗伯特·麦基弗（Robert Maciver）、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等，他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因此，当霍克海默于1934年5月首次赴美时，他得以接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强势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出乎他意料的是，巴特勒为社会研究所提供了大学附属机构的资格和西117街429号的一栋大楼作为新家。霍克海默担心自己因为英语水平有限而误解了巴特勒的意思，于是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要求他确认并澄清他的提议。巴特勒的回答是一句含糊不清的“你已经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120]仍像20年代在法兰克福诞生时一样笃信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研究所，就这样得以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纽约市定居。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和波洛克分别与当年7、8、9月抵达，魏复古不久后也来了。弗洛姆自1932年应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邀请赴美讲学后，一直待在美国。这些人是那一波中欧难民知识分子中最早到达的人之一，他们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文化生活。[121]
　　过渡的过程中绝非没有困难。社会研究新学院这所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的“流亡大学”就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财力使他们轻易得到重新安置。与他们相比，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还是很幸运的。事实上，虽然两个难民群体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122]但他们之间截然不同的经济状况也明显地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不过，应该补充的是，在以后的岁月里，社会研究所对经济状况较差的难民保持着强烈的责任感。社会研究所成员们确实存在问题时，这些问题都是困扰着任何移民的语言和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那样，社会研究所正在进行的社会研究以哲学为基础，而美国社会科学具有严格的反思辨倾向，最困难的知识调整涉及协调这两者。社会研究所成员们在流亡中学会了使用美国的经验性技术，这是战后带回德国的重要经验，但获得这些技能时并非没有相当的犹豫。
　　总的来说，社会研究所并不特别急于抛弃过去，完全融入美国。这种不情愿的态度可以从离开欧洲后继续使用菲利克斯·阿尔肯作为出版商的决定中揣摩出来。美国新同事们恳求他们在美国出版，却被社会研究所拒绝，研究所认为这样可以更容易地保留德语作为《社会研究期刊》的工作语言。虽然偶尔会有英文和法文的文章，德文文章后面也都附有这些语种的摘要，但直到战前，期刊基本上还是德文的。事实上，在同类期刊中，这是唯一一份以这门被希特勒极力抹黑的语言出版的。因此，霍克海默等人认为《社会研究期刊》是对保存德国文化中濒临灭绝的人文主义传统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社会研究所自我形象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有意识地保卫正在消亡的文化。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深知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因此他们深信，只有继续用母语写作，才能抵抗德国的一切被与纳粹画上等号。尽管德语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获得复印件，但社会研究所愿意牺牲眼前的读者以换取未来的读者，而这一切在希特勒战败后确实实现了。这个决定令人遗憾的副作用之一是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研究所与美国学术界的相对隔绝。虽然社会研究所于1936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成人教育部举办讲座，并逐渐发展了一系列关于各种主题的研讨会，[123]其重点仍然聚焦于理论和研究。核心圈子里只有阿多诺还在美国以外待了几年，其他成员都再次聚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晨边高地的新家，在这一保障下，研究所因此能够不太费力地恢复它在欧洲开展的工作。
　　虽然很清楚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但霍克海默等人对未来还是有些乐观。“亨利希·里格斯”在1934年写道；“资本主义的黄昏不需要开启人类的夜晚，而如今看起来人类受到了威胁。”[124]加强对资本主义危机、传统自由主义的崩溃、不断上升的威权主义威胁以及其他相关话题的探讨，似乎是他们对战胜纳粹的最好贡献。一如既往，他们的工作以社会哲学为基础，而阐释社会哲学是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在30年代的首要任务，阿多诺的参与程度则略逊一筹。正是在这一点，他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变得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转向批判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1] 《德国社会民主: 1905年至1977年》（Carl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77 [Cambridge, Mass., 1955]）。

[2] 这些生平资料来自1970年到1971年间韦尔与本书作者马丁·杰伊之间的一系列通信。

[3] 《社会化:试论概念基础》（Felix Weil, Sozialisierung: Versuch einer begrifflichen Grundlegung [Nebst einer Kritik der Sozialisierungspläne] [Berlin-Fichtenau, 1921]）。

[4] 原来本书作者遵循费克利斯·韦尔的说法，说这发生在1922年夏天, 可米格达尔（Ulrike Migdal）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历史》中质疑了这个时间（Ulrike Migdal,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fir Socialforschung [Frankfurt, 1981], p. 34），她在书中声称这一定发生在春天。布克米勒（Michael Buckmiller）在他对整个时间的深度重构“1923年‘马克思主义工作周’与‘社会研究所’的基础”（Michael Buckmiller, “Die ’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 1923 und die Gründ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in Grand Hotel Abgund: Eine Photobiographi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eds., Willem van Reijen and Gunzelin Schmid Noerr [Hamburg, 1988], p. 144i）中纠正了这个主张。我后来也纠正了我的说法。

[5] 赫德·马辛后来成为苏联的间谋人员，但在1930年代末否认了她的关系。1948年，她在阿尔杰·希斯的审判中作证,并写了一本关于她的经历的书,名为《这次欺骗》（This Deception [New York, 1951]）。除了引人人胜地回忆了为俄国人做间谋的意义外，书中还包含了几幅对研究所成员们详细却偶尔也过度浪漫化的人物肖像,包括尤利安·贡珀茨、保罗·马辛和理查德，佐尔格。马辛夫人本人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为研究所做了一些采访，当时研究所正在进行一项关于美国劳工中反犹太主义的研究。

[6] 1971年1月10日韦尔致布赖内斯的信。

[7] “论目的论的判断力之二律背反”未刊稿（Max Horkheimer, “Zur Antinomie der teleologischen Urteilskraft" [unpub., 1922]）。

[8] 在此我要感谢韦尔博士为学术等级制度中包括“教授资格”在内的一系列相关德语术语提供了完整的解释:（在1920年左右）“私人导师是学术生涯的第一步，相当于美国的助理教授。要成为一名私人导师，通常是在博士毕业后担任正教授、系主任或研讨会（研究小组）的助理，必须提交一篇新的合格论文，即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教授资格论文由两位正教授指导，然后由科系内所有正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前进行答辩。（在法兰克福大学有五个这样的科系，分别是哲学、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医学和自然科学）。如果答辩通过了，系里就会授予答辩者仅限于某一特定领域的‘授课许可’（venia legendi）。私人导师不是公务员（Beamter），也不领取工资，只能分得他所开设课程所得的部分学费。
　　“下一个阶段是编外教授（Ausserordentliche Professor），也就是副教授。编外教授是公务员，有终身教职和工资，也能分学费。编外教授可以指导博士生并参加考试，但在教职员会议上没有投票权，只有发言权。
　　“正教授（Ordentliche Professor）拥有编外教授的一切权利外加教职员会议上的投票权。但与编外教授不同，他可以就任何话题开课，甚至包括在他专业领域之外的话题（比如艺术史的教席教授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教空气动力学）。当然，正教授是公务员，拥有终身教职（通常还有高额的工资），分学费（这通常是最低保障），并有权拥有一位由大学支付薪水的助理。如果正教授是外国人，那么宣誓就职正教授也就获得了赋予了他以德国公民身份，除非事先申请放弃这一身份（因此，格林贝格就选择保留持奥地利公民身份，而在很久以后，霍克海默也选择了保留持美国公民身份）。”（1971年6月8日韦尔写给作者的信）

[9] 霍克海默的教职论文题为《作为理论与实践哲学之间环节的康德<判断力批判>》（Kants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als Bindeglied zwischen theoretischer und praktischer Philosophie [Stuttgart, 1925]）。对他的第一次讲座的描述可参见《法兰克福与黄金二十年代》（Madlen Lorei and Richard Kirn, Frankfurt und die goldenen zwanziger Jahre [Frankfurt, 1966], p. 97）。

[10] 《我的二十年代》（Ludwig Marcuse, Mein zwanzigstes Jahrhundert [Munich, 1960],p. 114）。

[11] 1971年1月19日在新罕布什尔州梅勒迪斯对格哈德·迈耶的访谈。

[12] 这是为了劝说赫尔曼·韦尔自资助研究所而像他推荐的计划（1969年3月在瑞士蒙塔诺拉对波洛克的访谈）。

[13] 1971年1月31日韦尔致本书作者的信。

[14] 同上（Ibid.）。

[15] 1969年3月在瑞士蒙塔诺拉对波洛克的访谈。

[16] 《理查·佐尔格案》（E. W. Deakin and G. R. Storry, 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 [London, 1966], p. 32）。

[17]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u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1925], p. 13）。

[18] 《迈尔回忆录》（Gustav Mayer, Erinnerungen [Zurich and Vienna, 1949], pp. 340-341）。

[19] 关于格恩伯格一生的细节，请参见《奥地利传记辞典》（Österreiches Biographisches Lexicon, 1915-1950, vol.Ⅱ[Graz-Köln, 1957-1959]）。

[20] 《卡尔·格林贝格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开端》（Gustav Nenning, Carl Grunberg und die Anfänge des Austromarxismus [Graz, 1968], p. 94）。

[21] 《改良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Norbert Leser, Zwischen Reformismus und Bolshewismus: Der Austromarxismus als Theorie und Praxis [Vienna, Frankfurt, and Zurich, 1968], p. 177）。

[22] 《赫斯与观念论辩证法的问题》（Georg Lukács, "Moses Hess und die Problemede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Grünbergs Archiv XII [1926]）。

[23] 1971年1月8日韦尔给我写的信。

[24] 比如参见《黎明/黄昏》（Heinrich Regius, “Die neue Sachlichkeit, " Dämmerung [Zurich, 1934], p. 216）。该书是霍克海默以笔名享利希·里格斯发表的，因为在德国刊发著作必须署名。

[25] 《1924年6月22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幕致辞》（Carl Grünberg “Festrede gehalten zur Einweihung des Instit 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22 Juni 1924, " Frank 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XX [Frankfurt, 1924]）。

[26] 顺带一说，格林贝格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与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在《德国士大夫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Cambridge, Mass., 1969]）中的用法恰恰相反。

[27] 《威廉·洪堡作品集》（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selected by W. Flemmer [Munich, 1964], p. 307）。

[28] 格林贝格的“开幕致释”（Grunberg: “Festrede,” p. 11）。

[29] 《桑巴特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驳”》（Friedrich Pollock, Sombarts "Widerlegungdes Marxismus [Leipzig, 1926], a Beiheft of the Grunbergs Archiv）;《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Max Horkheimer, “Ein neuer ldeologie Begrif?," Grunbergs Archiv XV[1930]）

[30] 1927年10月斯威德致伊斯特曼的信（Letter from Oscar H.Swede to Max Eastman, October i, 1927），藏于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图书馆手稿部里伊斯特曼的个人收藏。我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杰克·狄更斯（Jack Diggins）证我注意到这封信。

[31] 1930年，弗朗茨·席勒（Franz Schiller）写过一篇颂扬式的长文《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Das Marx-Engels Institut in Moskau," Grunbergs Archiv XV）。

[32] 社会研究所这方面的工作在移民美国后由希尔达·韦斯（Hilde Rigauias-Weiss）继续，他发现了一份到那时为止都不为人所知的调查问卷，内容是马克思调查1830年至1848年法国工人的状况（Les Equetes ouvrieres en France entre 1830 et 1848 ; Paris, 1936）。

[33] 《理查德·佐尔格》（Deakin and Storry, Richard Sorge, p. 32 ）。

[34] 1969年3月在蒙塔诺拉对波洛克的访谈。

[35] 直到1944年社会研究所未公开的历史也就是“在晨边高地的十年里”，科尔施仍被列为“研究员”，但这似乎意义甚微。这段历史参考了洛文塔尔的私人馆藏。

[36] 韦尔说他是“典型的独来独往者，无法与团队共事”（1971年6月5日致本书作者的书信）。

[37] 1969年3月在蒙塔诺拉对波洛克的访谈。

[38] 1971年6月7日贝克致本书作者的信。贝克是霍克海默名下社会研究所相关文档的保管员，这些文档被保存在蒙塔诺拉，至今没有公开。

[39] 《黎明/黄昏》（H.Regius, Dämmerung, pp. 122-130）

[40] 同上（Ibid., p. 130）。

[41] 《经济学和动态问题》（Marx, die klassiscl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Frankfurt, 1969]）, 并附有马蒂克的意大利语后记（pp. 85-86, italics in the original）。

[42] 魏复古的生平信息来自1971年6月21日在纽约对他的访谈，以及一本即将刊发的传记《卡尔·奥古斯特·魏复古:理解他的生平和作品》（G. L. Ulmen, Karl August Wittfogel: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is Life and Work）,作者非常大方地允许我提前参阅。

[43] 《市民社会的经济》（Karl August Wittfogel, Die Wissenschaf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1922]）和《市民社会史》（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ienna,1924]）他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是《觉醒的中国》（Das erwachende China [Vienna, 1926]）。

[44]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Helga Gallas, Marxistische Literaturtheorie [Neuwied and Berlin, 1971], p. III）。

[45] 《从封建世界观道市民世界观的过渡》（Franz Borkenau, Der Ü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ürgerlichen Weltbild [Paris, 1934]）。

[46] 1964年发行于纽约。作为对比，可以参见《意识形态的概念》。（George Lichtheim,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New York, 1967], p. 279）。在1969年2月与本书作者的对话中，作者里希海姆强调了博克瑙的非凡并宜称他未被研究所公平对待。

[47] 《机械论哲学的社会基础》（H. Grossmann, “Di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der mechanistischen Philosophie,” ZfSⅠV, 2 [1935]）。

[48] 《1772年至1790年期间奥地利的贸易政策》（Grossmann, Österreichs Handelspolitik, 1772-1790 [Vienna, 1916]）。

[49] 1969年3月在蒙塔诺拉对波洛克的访谈，1968年8月在伯克利对洛文塔尔的访谈和1969年5月在纽约对原社会研究所纽约分部秘书艾丽斯·迈尔的访谈。

[50] 引自《马克思，古典国家经济学和动态问题》（Grossmann,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p.113）。

[51] 《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法则》（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52] 对该书最近的分析请参见《阐释与批判亨利希·格罗斯量的崩溃理论（Martin Trottman, Zur Interpretation und Kritik der Zusammensbruchstheorie von Henryk Grossmann [Zurich, 1956]）。马蒂克给《马克思，古典国家经济学和动态问题》的后记是更为认同的欣赏。

[53] 比如可参见《崩溃理论的崩溃》（Alfred Braunthal, “Der Zusammenbruch, der Zusammenbruchstheorie,” Die Gesellschaft VI, 10 [October, 1929]）。马蒂克在他给《马克思，古典国家经济学和动态问题》后记中强烈攻击了这种批判（p.127）。

[54] 关于马克患自己忽略服务业和对生产的强调，请参见《对马克思暂学的一些批判评述》（George Kline, "Some Critical Comments on Marx's Philosophy," in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ed. Nicholas Lobkowicz [Notre Dame, Ind., 1967]）。波洛克自己的观察从未刊印。

[55] 《1917年至1927年间苏联计划经济的尝试》（F· Pollock,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1917-1927] [Leipzig, 1929]）。

[56] 《<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七十年》（D. B. Ryazanov, “Siebzig Jahreder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Grünbergs Archiv XV [1930]）。

[57] 对他在1922年十一届党代会上唱反调的描述，请参见《布尔什维克》（Adam Ulam, The Bolsheviks [New York, 1965], pp. 544-546）。

[58] 《黎明/黄昏》（Regius, Dämmerung, pp. 152-153）。

[59] 《社会研究方面的新苏俄文献》（Rudolf Schlesinger, "Neue Sowjetrussiche Literatur zur Sozialforschung, " ZfS VII, 1 [1938], and VIII, 1 [1939]）。

[60] 对诺贝尔拉比的描述，可参见《罗森茨威格: 生平与思想》（Nahum Glatzer, Franz Rosenzweig: 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1953], passim）（中译本2017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译注）。

[61] 关于两人关系的描述,参见《奇异的现实主义者: 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Theodor W. Adorno, “Der wunderliche Realist. Über Siegfried Kracauer,Noten zur Literatur IlI [Frankfurt, 1965]）。

[62]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Siegfried Kracauer, From Caligari to Hitter [Princeton, 1947]）（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译注）。

[63] 《贝尔格: 最小过渡的大师”（Adorno, Alban Berg: Der Meister des Kleinsten Über-gangs [Vienna, 1968], p. 20）。

[64] 《作曲家西奥多·阿多诺》（René Leibowitz, "Der Komponist Theodor W. Adorno,” in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ed. Max Horkheimer [Frankfurt, 1963]）。

[65] 《箭指蓝天》（Arthur Koestier, Arrow in the Blue [New York, 1952], p. 131）。

[66] 《贝尔格:最小过渡的大师》（Adorno, Alban Berg, p· 37）。

[67] 同上（Ibid.）。

[68] 《胡塞尔现象学中事物的与意向相关项的超越性》（Adorno, Die Transzendenz des Dinglichen und Noematischen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1924]）。

[69] 关于对蒂利希与社会研究所关系以及其神学与批判理论的关系的讨论，请参见《保罗，带利希作品与影响: 纪念册》（Werk und Wirken Paul Tillichs: Ein Gedenkbuch [Stuttgart, 1967]）里回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部分。

[70] 《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Adorno,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Aesthetischen [Tubingen, 1933, rev. ed. Frankfurt, 1966]）（中译本由人民出版社于2008 年出版。——译注）。

[71] 参见第一章脚注中对德国大学中职称及相关待遇的解释。

[72]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F. Weil, "Rosa Luxemburg über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Grunbergs Archiv XIII [1928]）与《阿根廷劳工运动》（“Die Arbeiterbewegung in Argentinien” Ibid. XI[1925] ）。

[73] 《市民历史哲学的开端》（Horkheimer, Die Anfä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30]）。

[74] 《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u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XXVII [Frankfurt, 1931]）·

[75] 《中国经济与社会》（K. A.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1931]）。对魏复古作品的最新评估请参见《马克思主义关照下的亚洲:论卡尔·魏复古对东方专制政体的研究》（Iring Fetscher, “Asien im Lichte des Marxismus: Zu Karl Wittfogels Forschungen über die orientalischen Despotie,” Merkur, XX, 3 [March, 1966]）。

[76] 1968年8月对洛文塔尔的访谈。

[77] 《序言》（Horkheimer,“Vorwort,” ZfSⅠ, 1/2 [1932]）。

[78] 《对科学与危机的观察》（Horkheimer, “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 ZfSⅠ, 1/2 [1932]）。

[79] 《马克思从价值到价格转化与危机问题》（Grossmann, "Die Wert-Preis-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isproblem,” ZfSⅠ, 1/2 [1932]）。

[80] 《资本主义的当下状况与计划经济新制度的前景》（Pollock, “Die gegenwärtigeLage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ssichten einer plan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ZfSⅠ, 1/2 [1932]）。

[81] 《文学的社会状况》（Leo Lowenthal, “Zur gesellschaflichen Lage der Literatur,”）与《论音乐的社会状况》（Adorno,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ZfSⅠ, 1/2 [1932]）。,",

[82] 《历史与心理学》（Horkheimer,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ZfSⅠ, 1/2 [1932]）。

[83] 《论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任务》（Brich Fromm “Über Methode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ZfS 1,1/2 [1932]）

[84] 《卡尔·格林贝格七十岁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ür Carl Grünberg: Zum 70. Geburtstag [Leipzig, 1932]）。

[85] 《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Herbert Marcuse,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Frankfurt, 1932]）。

[86] 《<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书评》（Adorno, review of Hegels Ontologie, ZfSⅠ, 3 [1932], p. 410）。

[87] 被德国大学“净化”掉的教授们的完整名单请参见《知识移民: 欧洲与美国1930年至1960年》（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p. 234）。

[88] 详细名单: Charles Beard, Celestin Bouglé, Alexander Farquharson, Henryk Grossmann, Paul Guggenheim, Maurice Halbwachs, Jean de la Harpe, Max Horkheimer, Karl Landauer, Lewis L. Lorwin, Robert S. Lynd, Robert M. Maclver, Sidney Webb [Lord Passfield], Jean Piaget, Friedrich Pollock [chairman of the board], Raymond de Saussure, Georges Scelle, Ernst Schachtel, Andries Sternheim, R. H. Tawney, and Paul Tillich

[89] 1934年4月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

[90] 据说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所说“保罗的知识发展毋庸置疑受到他在法兰克福的经历与联系所深远影响”（"Paul Alexander Baran: a Personal Memoir,” Monthly Review, XVI, 11 [March, 1965], p. 32] ）。巴兰与社会研究所成员们的友谊在他1939年抵达美国后仍然持续。1964年他早逝于列奥·洛文塔尔在旧金山的家中。

[91] 《如果我忘记你》（Josef Dünner, If I Forget Thee… [Washington, D.C., 1937]）。

[92] 《黎明/黄昏》（Horkheimer [Regius], Dämmerung, p. 80）。

[93] 还没到战后霍克海默就得出了忧郁的结论，只有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犹太人的出路。“（Horkheimer, “Über die deutschen Juden,” in his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Frankfurt, 1967], p. 309）。

[94] 1969年6月1日韦尔致本书作者的信。

[95] 1971年6月21日与魏复古交流时他曾提及。

[96] 《贝希摩斯:1933年至1944年间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New York, rev. ed. 1944], p. 121）。

[97] 《恶魔》（L. Lowenthal, "Das Dämonische," in Gabe Herrn Rabbiner Dr. Nobel zum finfzigsten Geburtstag [Frankfurt, 1921]）。

[98] 比如参见《新弗洛伊德主义与埃里希 ·弗洛姆》（Edgar Friedenberg, “Neo-Freudianism and Erich Fromm," Commentary XXXIV, 4 [October, 1962]）或《马丁·布伯: 对话的一生》（Maurice S. Friedman, Martin Buber, the Life of Dialogue [NewYork, 1960], pp. 184-185）。

[99] 《魏玛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Istvan Deak, 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8], p. 29）。

[100] 1970年3月24日波洛克致本书作者的信。

[101] 1969年3月在蒙塔诺拉对波洛克的访谈。许多年后，阿多诺在他为研究所的劳工反犹太主义项目写的备忘录中间接地为他的改名辩护。“犹太人应该通过坚持自己的名字来表现出更多的自豪感，这种想法不过是一种单薄的合理化愿望，认为他们应该走到公开的地方，以便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认识和迫害他们”（1944年11月3日的备忘录，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所保管）。

[102] 1970年11月25日在纽约对保罗·马辛的访谈。

[103] 《犹太哲学家的德国观念论》（Jürgen Habermas,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derjüdischen Philosophen,"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 1971]）。

[104] 《启迪》导言（Hannah Arendt, Introduction to Illuminations by Walter Benjamin,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1968], p. 29）。

[105] 来自斯图加特的发小阿道夫·洛威记得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在英国时给他们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碟:要么允许他们回到德国开始学习,要么他们就移民。老霍克海默和老波洛克似乎没有什么反抗就居服了（1971年12月28日在纽约与洛威交流）。

[106] 1970年7月16日波洛克致本书作者的信。尽管霍克海默夫人从未像阿多诺的妻子格蕾特那样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但她一直是支持霍克海默的源泉，直到1969年秋天去世。当年3月，在他们的四十三周年也是最后一个结婚纪念日时，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我被他们对彼此的热情和爱意所感动了。

[107] 《黎明/黄昏》（Regius [Horkheimer], Dämmerung, p. 165）。

[108] 同上（Ibid.）。

[109] 《论闲暇问题》（Andries Sternheim, “Zum Problem der Freizeitgestaltung, ZfSⅠ, 3 [1932]）。他还为社会研究所对权威与家庭的合作研究项目（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写了一本讨论经济与家庭的专著,并不时为《社会研究期刊》的书评版块供稿。

[110] 《劳动力市场与惩罚》（George Rusche, “Arbeitsmarkt und Strafvollzug," ZfSⅡ, 1 [1933]）。

[111] 《自给自足与计划经济》（Kurt Baumann, “Autarkie und Planwirtschaft," ZfSⅡ, 1[1933]）;《计划经济的最新英文文献》（Gerhard, Meyer, "Neue Englische Literattur zur Planwirtschaft," ZfSⅡ,2 [1933]）。

[112] 《种族意识形态与种族科学》（Paul Ludwig Landsberg, “Rassenideologie und Rassenwissenschaft," ZfSⅡ, 3 [1933]）。

[113] 《美国政党体系的社会学》（Julian Gumperz, “Zur Soziologie des amerikanischen Parteiensystems, ZfS 3 [1932]）与《美国最近的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S.A.," ZfSⅡ, 2 [1933]）。

[114] 《马克思，古典国家经济学和动态问题》（Grossmann,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p. 97）。

[115] 见《文化移民》（Franz Neumann et al., The Cultural Migration [Philadelphia, 1953]）o

[116] London, 1937.

[117] 本文署的是笔名,题为《自由市民青年运动的权威与性道德》（Fritz Jungmann. "Autorität und Sexualmoral in der freien bürgerlichen Jugendbewegung,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118] 《怀念涂尔干学派》（Paul Honigsheim, “Reminiscences of the Durkheim School,"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ed. Kurt H. Wolff [Columbus, Ohio, 1960], pp. 313-314）。

[119] 《世界革命的模式》（J. Gumperz, Pattern for World Revolution, with Robert Rindl, under the dual pseudonym "Ypsilon"[Chicago and New York, 1947]）。

[120] 1969年3月在蒙塔诺拉对霍克海默的访谈。

[121] 见《知识移民》（Fleming and Baily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杰出移民》（Laura Fermi, Ilustrious Immigrants [Chicago, 1968]）、《德国难民知识分子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Winter, 1970]]）和《1933年至1941年间前往合众国的德国学术移民》（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 1941 [Berlin, 1955] ）。

[122] 著名古典学家摩西斯·芬利（M. I. Finley）曾在1930年代担任社会研究所的翻译和编辑助理，他强调新学院厌恶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1972年1月31日于伯克利对他所做的访谈中透露）。

[123] 关于1936年至1938年社会研究所主办的研讨班和公开讲座名录，请参见《国际社会研究所1933年至1938年期间历史、目标和活动的报告》（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 Report on Its History, Aims, and Activities 1933-1938 [New York, 1938], pp. 35-36）。

[124] 《黎明/黄昏》（Horkheimer [Regius], Dämmerung,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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