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第七章 四十年代的经验性工作



　　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是一个“人类学式”物种的崛起，我们称之为威权型的人。

——马克斯·霍克海默



　　战争年代导致社会研究所对目标进行了认真的重新评估，并逐步重新确定了社会研究所的体制结构。由于霍克海默的循环系统疾病，他不得不搬到加利福尼亚，而且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成员越来越多地承担政府公职，这意味着社会研究所自1934年以来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间保持的那种联系已经无法持续。此外，哥伦比亚学社会学系内部的一个新因素也给未来带来了潜在的麻烦。以罗伯特·麦基弗为首的思辨派与以罗伯特·林德为首的经验派之间对领导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以后者胜出的结果得到了解决。至少洛文塔尔在1942年1月23日给霍克海默里的信件是这么报告的。因此，霍克海默愿意让社会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关系因战争和他的疾病松动，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早在林德与麦基弗之争解决尚未尘埃落定的1941年5月，他就曾向洛文塔尔表示过，他对与哥伦比亚大学保持关系的后果感到矛盾。[1]社会研究所的领导层尽管意识到需要保持机构身份，但始终担心过度机构化可能带来的僵化。
　　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研究所还是试图留在晨边高地。霍克海默的病情已不再棘手，使他能够在1944年和1945年回到纽约长期居住。虽然马尔库塞等某些社会研究所的成员选择留在美国政府，但其他成员们都渴望回归完整的学术生活。在哥伦比亚大学内部，人们仍然希望维系社会研究所的某些职能。讽刺的是，恢复与社会研究所之间的人脉，主要靠的是经验社会学家们。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把他的无线电研究室改成了新成立的应用社会研究室，[2]建议将社会研究所并人他的部门。尽管战前他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了，但拉扎斯菲尔德对批判理论与他自己招牌式的“行政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彼此互动持乐观态度。[3]在给西奥多·阿贝尔（Theodore Abel）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等科系其他同事的一系列信件中，拉扎斯菲尔德盛赞了社会研究所的成就。1946年2月5日，他写信给阿贝尔说，科系对社会研究所不公平，但不是因为前者自己的短视：

　　这一切的混乱都是由于社会研究所那伙人的愚行造成的。我多年来一直告诉他们，用德语出版研究成果最终会毁掉他们。但他们的想法很固执，认为如果他们在这个国家保存德国文化的最后一座岛屿，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就会更大。他们的《社会研究期刊》尤其如此。我曾请期刊的前任编辑洛文塔尔简单分析一下在这个国家出版的十卷期刊。每个人都会惊讶于那里埋藏着多少有价值的东西。[4]

　　他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将社会研究所的经验研究方向并人应用社会研究局。洛文塔尔、马辛和马尔库塞将成为全职成员，波洛克和诺伊曼将成为兼职成员。由于健康原因，霍克海默将和阿多诺留在加利福尼亚，大概会成为社会研究所在思辨方向的股肱。拉扎斯菲尔德为霍克海默留有余地，如果他的病情好转，就可以让他回来。虽然社会学系采纳了拉扎斯菲尔德的建议，向社会研究所发出了邀请，但最终还是被霍克海默以健康为由拒绝了。[5]在所有社会研究所成员中，只有诺伊曼选择在战后立即返回哥伦比亚大学。
　　社会研究所之所以决定拒绝这个提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其财务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如前所述，由于1938年在财政投资上的不成功，再加上长期解囊帮助新难民，社会研究所的财源严重枯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德国文化的研究计划得不到基金会的赞助，《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也主要因财政原因而停刊。情况十分危急，霍克海默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推测，如果找不到赞助人，社会研究所可能会解散。霍克海默写道，必须获得一笔资金，“否则这份工作将不复存在。被摧毁的不仅是我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你我共同的目标，不仅是工作也是我们作为有具体任务和责任的学者之生活。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生活，也是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6]然而到1942年夏天，社会研究所已经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同年10月，霍克海默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常务副主席约翰·斯劳森（John Slawson）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面谈。早在1939年，社会研究所就拟定了一份关于反犹太主义的研究规划，并刊登在倒数第二期的期刊上。[7]不出所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对这个项目表示感兴趣，希望在防止欧洲的旧事在美国重演。于是，社会研究所获得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赠款，帮助社会研究所维持运转，并资助有史以来对偏见最详尽的研究。1944年5月，他们在纽约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偏见问题，会上为未来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同时，美国犹太委员会成立了以霍克海默为首的科学研究部。正是在这里，“偏见研究”正式启动，将采用各种方法论来研究社会偏好。由此，社会研究所最广泛、最持久地专注于经验研究的工作开始了。
　　当然，不应忘记的是，与此同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在进行着严肃的思辨性工作，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批判理论新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创作的《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的《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和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些将是下一章的主题，也就是论述社会研究所在美国最后十年中理论观点的变化。不过，有时他们的一些新观念会在我们目前对经验工作的讨论中发挥作用，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上一章中社会研究所批判大众文化时的分析。
　　在对《偏见研究》进行详细分析之前，应该再次明确社会研究所对经验研究的适当作用抱着何种基本态度。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法兰克福学派从一开始就批判了以归纳为导向的经验社会科学中隐含的还原主义倾向。在对社会现象的探索中，学派把理论置于收集“事实”之前，正如在政治中把理论置于实践之前一样。当然，与此同时，它也决不满足于轻率地否定包括量化结果在内的一切经验研究，这也是某些比较蒙昧的德国社会学学派的特点。正如弗洛姆对德国工人的研究和《权威与家庭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学派急于使用经验方法来丰富、修改和佐证它的思辨性假设（尽管从来没有完全验证过）。虽然社会研究所承认，在流亡前他们的经验技巧处于原始水平，但他们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巧能有所提高。因此，社会研究所欣然赞助了诸如米拉·科马罗夫斯基在《失业者及其家庭》中的分析等研究，并试图将美国的技巧应用于大众文化的研究。
　　然而，阿多诺在无线电研究室的经历证明，困难往往比预期的要大。前一章中描述过，他关于音乐收听模式变化的想法无法转化为可检验的假设。阿多诺认为，其原因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三十年后，他写道：

　　在我当年看来，在文化领域被知觉心理学视为单纯“刺激”的东西，实际上是由质量决定的，是“客观精神”的问题，在客观性上也是可知的，我至今也这么认为。这些“刺激”包括文化工业中的消费者和无线电听众的反应的客观内容等，我反对在不联系这些“刺激”的情况下陈述和测量效果。把对象的反应当成社会学知识主要和最终极的来源并展开推论，在我看来是彻底的肤浅和误导。[8]

　　令阿多诺特别苦恼的是，文化现象被他的美国新同事以无中介的方式转化为量化数据。在他看来，将文化等同于可测量的数量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物化特征的一个主要范例。他后来回忆说，“当我面对‘测量文化’的要求时，我反思到文化之为条件可能正是排除了文化能够测量这种心态。”[9]这个假设使他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因为拉扎斯菲尔德的“行政管理研究”是以严格使用定量方法为基础的。到1939年夏天时，两人都清楚这一点。
　　拉扎斯菲尔德给阿多诺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表达了他对两人协作的结果极度失望。[10]信中语气尖锐，有时甚至措辞严厉。显然，拉扎斯菲尔德觉得已经用不着委婉了。在提到阿多诺的一份备忘录时，他写道：

　　你以攻击他人是神经质和拜物教为荣，但你没有想到你自己多么容易遭到这种攻击……你不觉得你在文中卖弄拉丁文单词就是一种如假包换的拜物教吗？……我一再恳求你使用更负责任的语言，而你显然在心理上无法听从我的建议。

　　在信中的其他地方，拉扎斯菲尔德不限于个人批评，攻击阿多诺在“基本逻辑程序上有严重缺陷”。他还指责阿多诺在评价验证技术时显得既傲慢又天真。“你对不同于自己思路的可能性毫不尊重；当你的文本让人怀疑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如何在经验上验证一个假设，这时你的顽固变得更加令人不安。"最后，他对阿多诺文本中的风格缺陷表示极度失望，尤其是阿多诺经常宣称关注正确语言的重要性。
　　拉扎斯菲尔德的最后一段话值得全文引用，这不仅因为这封信展示了两位意志坚定、智慧过人、观点分歧的学者之间产生冲突的具体事例，而且还因为这封信能使人们深入了解这位社会研究所史上的主角性格之复杂。认识阿多诺的人很少怀疑他的智慧才华和想象力，但更少的人认为他是一位容易合作的人，霍克海默则是少数的例外。拉扎斯菲尔德总结道：

　　写这封信并不是一项愉快的任务，如果我不觉得让你自己思考整个情况对我们的项目至关重要的话，我也不会花整整两个工作日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完全认同你的知识工作中有某些部分很出色，但你却认为，因为你的某处基本是对的，所以你就处处是对的。而我则认为，因为你在某处是正确的，所以你忽略了你在其他方面很糟糕的事实，而最终的读者会因为很容易在你的作品中发现某些部分很离谱，就把你全盘否定。所以我相信，我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你好……请允许我再次向你保证我坚定不移的尊敬、友谊和忠诚。

　　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9年秋天审查其对无线电研究项目的拨款时，音乐项目被从其预算中砍掉了。后来，拉扎斯菲尔德以更宽厚的心态反思了他与阿多诺合作的失败。[11]和在音乐项目中的结果相反，《威权型人格》的成功表明，批判理论和量化并不是不可调和。拉扎斯菲尔德大方地写道，“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在普林斯顿项目各部门的职责可能使我无法投入必要的时间和注意力来实现我最初吸纳阿多诺参与的目的。”[12]
　　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音乐项目是不成功的，而《威权型人格》却在完成后立即成为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对这一变化的解释不能仅仅从阿多诺自身的发展中寻找，他只是投身于第二个项目的众多同事中的一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确实获得了宝贵的方法论经验，使他最初对美国技术的敌意有所改观。例如，相比于衡量对客观精神的主观反应，他此前更加强调把握“客观精神”，但到那十年结束时，他的强调已经有所减弱。后文会提到，偏见的“客观”层面绝没有被忽视，但也从来没有完全融人他和社会研究所对这个问题的主观分析中。文化可能无法衡量，但偏见似乎更容易衡量。
　　当然，阿多诺并不是唯一一个在1940年代初获得方法论经验的人。社会研究所的纽约分部虽然在战争期间减少了活动，但并没有停止运作。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停刊后，研究所的几位成员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从事经验工作。他们的一个项目是调查德国非犹太人向希特勒的犹太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模式。在托马斯·曼的鼎力协助下，项目通过在德语难民的主要报纸《建设报》上刊登广告等方式收集数据。虽然这项研究从未发表，但确实表明天主教徒和保守派比新教徒和自由派给予的援助更多。根据保罗·马辛的说法，这个结论后来被霍克海默用作论据，他认为保守派往往比自由派更好地维护批判性的理想。[13]
　　更为雄心勃勃的是对美国劳工内部的反犹主义程度进行大规模的研究，社会研究所于1943年开始组织这项研究，并在随后的两年中开展。大约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提供支持的同时，由阿道夫·赫德（Adolph Held）担任主席的犹太劳工委员会（Jewish Labor Committee）也提供了一笔数额不大的资助，用于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特殊领域。犹太劳工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以查尔斯·齐默尔曼（Charles S. Zimmerman）为主席的委员会打击反犹主义，并急于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它与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lndustrial Organizations）和各种无党派工会的联系为收集数据提供了便利，数据收集工作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和底特律进行。
　　事实上，收集到的数据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社会研究所难以将其整理出版。1944年，研究所向犹太劳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四卷共1300页的报告，但随后试图其缩减到可出版规模，但没有成功。古尔兰、马辛、洛文塔尔、波洛克和韦尔曾参与了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在数据的量化方面，又得到了应用社会研究局的赫塔·赫尔佐格相助，阿多诺在整个进展过程中经常写一些备忘录，涉及方法论和实质内容。然而，组织和编辑的问题仍然无法克服。在让这项研究搁置了几年之后，1949年又重新开始努力。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艾伦·巴顿（Allen Barton）被聘来撰写方法论导言。到了1953年，格伦科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 of Glencoe）宣布即将出版这份研究报告，并对内容进行了说明，主要是对反犹信仰模式进行定性分析。但是，对于介绍一项近十年前所作研究究竟有多少价值，社会研究所内部仍然存在分歧，[14]最后的结果是该书从未付梓。
　　由于在此期间出版了《偏见研究》，劳工项目的研究成果现在看来就多余了。正如阿多诺在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写到，项目的目标因此发生了变化；现在目标是“找出如何研究反犹太主义，而不是获得最终的结果”。[15]但在这里，《偏见研究》各卷在方法论上的成就又一次盖过了早期报告中比较原始的技术。此外，社会研究所普遍不愿意出版这部著作的另一个原因也产生了影响。据波洛克回忆，[16]研究的结论对美国劳工的伤害很大，以至于社会研究所以其特有的谨慎态度，对宣传他们的发现犹豫不决。如前所述，早在1944年7月，霍克海默就曾担心美国国内舆论对“一群外国出生的知识分子掺和美国工人的私事”有什么反应。[17]在接受调查的工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表现出或此或彼的反犹偏见，[18]但在1953年，社会研究所的领导层希望对结果低调处理。此外，由于他们试图缩短手稿，导致某些内容过于简化。马辛写信给洛文塔尔，表达了他对这些改动的愤慨：

　　我非常反对这些“结论”。这几页显示了这项研究从社会政治研究转变为纯心理学研究。在现在的版本中，容不下任何关于“危险信号”、教育的需求等老掉牙的言论，任何关于“美国劳工”的提法都是完全可笑的。本研究报告第一部分中出现的美国劳工是反犹的。

　　他指责说，对研究报告第一部分的修订毁了这项研究：“它读起来就像一份平庸的高中生所做，用两三个宽泛的心理学概念来操作，而这些概念都是死板的，重复的程度也达到了极限……”[19]显然，与拉扎斯菲尔德一起撰写方法论导论的巴顿也有同样的感觉。[20]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霍克海默最终决定撤销该书的出版计划。
　　不过，阿多诺在其备忘录中所表达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实现了。社会研究所了解得最清楚的是，必须尽可能间接地处理反犹太主义问题。他们对东西海岸和中西部工厂的抽样人群都进行了基本相同的调查。他们没有分发问卷或进行直接访谈，而是进行了“筛选式”访谈，在访谈中尽可能地隐藏项目的目标。为此，他们在工厂中挑选了270名工人来协助推进项目。他们被要求记住一套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用来探究工人在反犹或相关事件发生时的反应。项目总共进行了566次访谈，访谈结果按种族背景、是否工会成员、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还是产业工会联合会等类别进行了分类。通过这种方式收集到的大部分材料和一些问题后来被用于《威权型人格》的访谈中。[21]此外，调查结果的概念结构也有推动完善了后续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类型学。因此，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项目很难产，但它被证明是社会研究所为美国犹太委员会进行更宏伟工作的重要试验场。
　　在谈到《偏见研究》所包含的部分具体研究之前，应该就其与社会研究所总体观点之间的关系作一些评论。从表面上看，《偏见研究》似乎完全背离了批判理论某些基本信条。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我们看到社会研究所在美国多次表现出的谨慎态度，在其1940年代的经验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威权型人格”的对立面是“革命型人格”，可如今“威权型人格”的对立面是“民主型人格”。与这些研究有关的不同作者们所表达的价值观，特别是那些与社会研究所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总是自由主义和新政的价值观，而不是表达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的价值观。研究的表面目标是宽容教育，而不是革命变革的实践，这引起了布莱希特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嘲笑。[22]霍克海默和塞缪尔·弗劳尔曼（Samuel Flowerman）在研究的导论中写道，“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偏见，更是为了帮助消除偏见而解释偏见。这就是我们要迎接的挑战。消除偏见意味着再教育，在科学得出的理解基础上科学地规划再教育。而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在本质上是个人和心理的教育。"[23]在任何一卷书中，都没有出现对为宽容而宽容的批判，而这类批判首次出现在弗洛姆讨论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后来又被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所重复。
　　但是，看起来最能体现重点变化的是异常强调对偏见的心理学解释而非社会学解释，这是与该项目的教学目标挂钩的刻意选择。[24]这一点非常明显，以至于《威权型人格》的两位最严肃的批评者赫伯特·H. 海曼（Herbert H. Hyman）和保罗·B. 希茨利（Paul B. Sheatsley）认为，研究的作者“把非理性从社会秩序中抽离出来，并把它归结到被调查者身上，这种替代的方式决定了有偏见的被调查者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得出他们的判断”。[25]如果这一批判属实，那么批判理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原有立场。从各种研究中实际使用的心理学分析类型中，可以找到批判理论的激进成分被淡化的进一步证据。虽然基本的观点是弗洛伊德式的，但在分析框架中一定程度加入了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和恩斯特·克里斯的自我心理学，而阿多诺就在别处批评过这一学说的顺应盲从。[26]同样，《威权型人格》中对性格类型学的使用，乍一看似乎与阿多诺对弗洛姆类型学的批判相矛盾。[27]通过描述综合的人物类型，他和他的同事们似乎放弃了那种对非同一般的坚持，而这正是批判理论的核心信条之一。可以肯定的是，阿多诺试图提前回应这种批评，基于历史为使用类型学辩护：

　　然而，类型学方法之所以始终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这不是静态的生物学类型，而是恰恰相反的动态类型和社会类型……社会压抑的印记留在了个人的灵魂里……与把人分类相对立的个人主义，最终可能会在一个实际上是非人的社会中沦为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的面纱……换言之，对类型学的批判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量的人不再，或者说从来都不是19世纪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个体”。[28]

　　当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要用类型学来解释物化的人格，但不能解释那些仍然保有一些真实主体性的人格。这些人大概比较宽容，但阿多诺也用一种类型学来描述他们。
　　然而，总的来说，真实情况比粗略阅读《偏见研究》所显示的要复杂得多。首先，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起源虽然确实有所变化，但也没有被完全抹去，下一章将会讨论产生变化的方式。在作品本身之外，还能用很多方式找到马克思主义起源持续存在的证据。例如，偶尔会有一位社会研究所成员发表言论，表明他是多么不愿意在刚刚开始的冷战中选边站队。因此，在1946年，霍克海默还在用后来看来很幼稚的措辞写道：“目前，唯一一个似乎没有任何反犹主义的国家是苏联。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苏联不仅通过了反对反犹主义的法律，而且真正地执行了这些法律，惩罚还非常严厉。”[29]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为洛文塔尔界定了“这个历史时期理论的任务”，明确了他的优先事项：

　　尽管德国或苏联专制主义的恐怖值得指出，但在我看来，概念思维仍然要致力于关注整个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设想恐怖，就像看到黑夜一样可怕。人类世界的恐怖应该理解为对社会自我保护之特定形式的判决。今天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种总体性，以至于无法将一个权力板块单独摘出来与文明的其他部分相对立，来判定是好是坏、孰优孰劣。这样的程序在实践方面是合理的，但在理论思考方面就不一样了。在这里，我必须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理论上比在政治上更危险。[30]

　　简而言之，尽管社会研究所不是第一次拒绝为斯大林主义开脱，但研究所也拒绝加入叛教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去谴责“失败的上帝”。它把批判范围扩大到“整个工业化社会”，其中当然包括美国。
　　更重要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偏见研究》的心理学重点并不像一些左派批评家以为的那样，是与批判理论决裂。事实上，这几卷书特别是阿多诺撰写的那些章节经常提醒人们，偏见必须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被理解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体问题。例如，他在讨论政治中的个人化问题时写道：“越来越匿名和隐晦的社会过程，使一个人个人生活经验的有限领域与客观的社会动态越来越难以融合。社会疏离被一种表面现象所掩盖，而这种表面现象恰恰在强调完全相反的内容：政治态度和习惯的个人化为社会领域的非人化提供了补偿，而社会领域的非人性化正是当今大多数不满的根源。”[31]尽管受到海曼和希茨利的指摘，法兰克福学派仍然认为这种社会秩序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因此，他们从未提出心理学方法是充分的。然而，引发问题和如此多困惑的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在分析偏见现象中的适当作用。虽然《偏见研究》从未对此有过明确阐述，但即使不算上其合作者的话，社会研究所也确实对两个解释层次之间的正确关系有强烈的意见。我们还记得，因为社会研究所认为弗洛姆在1940年代的工作中过早地将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弗洛姆还曾受到过批评。阿多诺等人认为，弗洛姆这样做，抹去了弗洛伊德顽固的“生物论”所保留的非同一性的残余。因此，就像社会研究所一方面挑战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另一方面挑战理论与经验验证的统一那样，它也打消了将社会学和心理学统一于一个宏大理论的可能性。阿多诺在1944年为“劳工项目”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阐述了这一点，他建议将某些方法论准则纳入最后的报告中：

　　a．我们不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称为心理因素，因为社会经济因素或多或少地处于理性层面。它们是激励性的观念，而不是强制性的心理力量。

　　b．心理一词应留给那些乍看起来（prima facie）非理性的特征。这种二分法意味着我们并不赞同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而是从理性和非理性动机的角度来考虑，这两者基本上是要分开的。

　　c．从方法上讲，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理学分析越是深入社会意义，就越是避免提及任何明显和理性的社会经济因素。我们将在心理学范畴的最底层重新发现社会因素，尽管不是过早地把经济和社会学的表面因果关系引入其中，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处理其中的无意识，毕竟无意识与社会的关系要间接和复杂得多。[32]

　　虽然社会研究所的分析从未将理性与社会经济、非理性与心理学直接等同起来，但总的来说，这两种方法的对立是存在的。
　　据此，社会研究所确实对反犹太主义和偏见问题作出了更多的社会学解释，将这些问题视为“客观精神”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妄想。《启蒙辩证法》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反犹主义的要素》（“Elements of Anti-Semitism”）。遗憾的是，该书只出版了德文本，这就造成了美国读者对社会研究所关于偏见的研究抱有偏颇的理解。虽然只有等到下一章讨论了整本书的一般论点之后，才有可能充分理解这篇文章，但现在应该提到其中的某些观点，以便为接下来处理更多心理学工作提供一个参考。

　　在《反犹主义的要素》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超越了反犹主义者的反应，讨论了犹太人本身在西方文明中的功能。就像马克思在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一样，[33]他们拒绝接受自由主义的假设，不认为犹太人与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的宗教。他们认为，犹太性也是一个社会经济范畴，尽管这个范畴是过去强加给犹太人的，而且今天主要是出于非理性的需要而延续下来的。他们写道：“资产阶级的反犹主义，有特定的经济基础，是统治在生产中的面纱。”[34]反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憎恶投射到犹太人身上，而犹太人实际上是相对无力的，他们大多被限制在分配领域，而不是参与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延续，犹太人或类似他们的群体是受压抑的挫折和侵略的必要出口。因此，自由主义的同化希望是一个骗局，因为它假设人类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一个潜在的统一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自由主义曾向犹太人和大众许诺没有权力的幸福。但是，大众的幸福和权力被剥夺了，于是把怒火发泄到犹太人身上，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没有得到的东西已经给予了犹太人。
　　他们的这部分分析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在一些方面超越了马克思。首先，他们在讨论反犹主义的“客观精神”时，从认识论和社会学的角度运用了心理学的范畴，如偏执狂和投射。例如，他们指出偏执并非单纯是一种谬见。通过对单纯既有事物的否定，以及对直接性的中介，偏执超越了实证主义对世界的天真理解。[35]因此，所有真正的思想都包含着可以被称为偏执的环节。特殊与普遍之间的调和带来了压抑，贯穿了普遍性外表之下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实际上，偏执的思维通过将内在的恐惧与欲望投射到外部对象上，表达了一种扭曲的抗议，这种抗议针对的是特殊与普遍之间和解的被压抑。而在其普遍性的外壳之下，资产阶级社会所延续的正是这种压抑。
　　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当然没有否认这种反抗是扭曲的。偏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谬见，是“知识的影子”。[36]他们认为，真正的知识意味着区分智力和情感投射的能力。偏执者其实是半知半解之人的系统，他们超越直接性，只是为了把现实还原成一个物化的公式。偏执者无法忍受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表象与本质、个人命运与社会现实的二元对立，只能以自己的自主性为代价来实现和谐。霍克海默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后期，这种状况已经很普遍了。反犹主义等集体投射取代了个人投射，结果是这种半知半解之人的系统成为客观精神。[37]最后，在法西斯主义下，自主的自我完全被集体投射的支配所摧毁。偏执的谬见系统之总体性，正对应着与法西斯社会的极权主义。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超越了马克思，提出反犹太主义有某些古老的根源，比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更久远。这不仅仅是指宗教起源，尽管他们在文章中确实相当关注基督教对反犹太主义的所作所为。他们心目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人昏暗的史前时期。在一篇写于1940年的未发表的论文中，[38]阿多诺提出了他的一个更具猜测性的假设，一半是历史的，一半是元历史的。他认为，大流散前的犹太人曾是一个游牧、流浪的民族，“历史上的秘密吉普赛人”。[39]放弃这种生活方式，转而选择定居生活，这是随农业发展而来的，是以可怕的代价实现的。西方人的工作和压抑观念与后游牧时代人对土壤的依恋交织在一起。然而，在西方文化中，流浪的犹太人这个隐秘印象却一直存在。阿多诺认为，犹太人的这一形象“代表了人类一度还不知道劳动的境况，后来对犹太人寄生和消费特征的所有攻击都只是将之合理化”。[40]换句话说，犹太人体现了不劳而获的美梦，这个梦想的挫败感导致愤怒被转移到了那些似乎已经实现这个承诺的人们身上。
　　在1944年给洛文塔尔的一封信中，[41]霍克海默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特别提到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命运奇特地交织在一起。他所提到的历史，不是指犹太人作为大流散前的漫游者，而是指作为流放后的异乡居民的历史。他提出：如果说德国人和犹太人都表现出一种好战的爱国主义，那么犹太人的爱国主义表现为对失去的土地的渴望，而德国人则想赢得他们从未拥有的土地。他们的无意识是类似的，因为他们都梦想着不劳而获，取得地里的果实。在德国人的灵魂中，奶与蜜之地体现为对南方的怀旧情绪。

　　在《反犹主义的要素》结尾的表述中，这个总体思路又被进一步更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犹太人之所以被憎恨，是因为他们被人暗中羡慕。他们连作为中间人的经济功能都丧失之后，似乎体现了这种令人羡慕的品质，比如不劳而获的财富、无需权力的运气，没有边界的家园和没有神话的宗教。[42]
　　那么，一方面，犹太人代表了对工作伦理和工具理性的隐蔽挑战，而工作伦理和工具理性一直是启蒙运动逻各斯的重要元素。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了自然对启蒙计划内隐含之统治的反应，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这种隐含的统治也是《启蒙辩证法》的主要论题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纳粹的反种族（Gegenrasse）。[43]纳粹的伪自然主义以歪曲的方式反映出，不受压抑的自然看似体现在犹太人身上，甚至部分模仿了这种体现。反种族在纳粹意识形态中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劣等的种族。这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这个词来讽刺，指的是纳粹自身变态品质的反映。
　　另一方面，犹太人也和启蒙运动及其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传统关系密切。正如霍克海默在《犹太人与欧洲》一文中所说，犹太人的解放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密切相关。因此，随着20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犹太人的地位变得极为脆弱。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外在的或偶然的。尽管上面提到了“自然”的犹太人形象，但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对“世界的祛魅”及其所蕴含的操纵自然贡献颇多。霍克海默在1946年7月给洛文塔尔的一封信中写道，犹太人在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发挥了作用，就是语言的工具化：

　　法西斯主义煽动的根源在于语言本身存在着一些腐蚀的东西。我想到的腐蚀是……一种现象，在犹太宗教中表现在针对直呼上帝之名的裁决和巴别塔的故事中。语言的腐蚀似乎也表现在被逐出天堂的传说中，天堂里所有的生物都由亚当命名。我们必须警惕，不要以为法西斯主义对语言的用法是我们社会的新鲜事物……农民不信任掌握语言的城市居民是有部分道理的。这种不信任本身就是反犹主义的一个元素，在你所解释的法西斯主义处理语言之前史中，如此容易就操控语言的犹太人并不是没有罪过的。在这里，犹太人也是资本主义的先驱。[44]

　　简而言之，犹太人的困境在于，他们与启蒙运动正反面两面关系都很密切。作为一个人，他只有在统治终结后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这里指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启蒙运动以其最具工具性和操纵性的形式实行的统治。只有当调和在社会领域内实现后，反犹太主义才能真正结束。而讽刺的是，调和就是犹太信仰的最高价值。[45]犹太复国主义[46]与（犹太人）同化等部分解决方案注定要失败。
　　最后，对盟军战胜希特勒所导致的反犹主义“失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感到欣慰。对犹太人的公开敌意可能已经被成功地消灭了，但仇视犹太人的深层原因却在所谓“选票思维”（ticket mentality）中保存了下来，而这种思维有可能摧毁西方文化中所有个体性的残余。他们写道：“对于法西斯主义选票和好斗的重工业之口号的清单照单全收，几乎取代了反犹主义的心理学。”[47]当然，不言自明的是，这也适用于西方所有先进的工业社会，包括美国。正如霍克海默在写给洛文塔尔的信中所说，在理论推测中采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甚至比在政治上采用更危险”。希特勒的战胜者可能已经消除了反犹主义更明显的影响，但在摧毁根源这件事上，他们并无建树。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启蒙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同样源自那些反犹主义根源的替代性置换的现象学论述。

　　这就是对反犹太主义中客观维度的一般分析，在社会研究所对问题的主观方面进行经验调查时，这种分析贯穿了社会研究所的思考。然而，这只表现在德语写作或私人通信中。结果，阿多诺方法论划分的一面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在一些人看来，取而代之的则是像心理学上的还原论和放弃批判理论强调总体性的立场。多年以后，阿多诺会向好奇的读者推荐《反犹主义的要素》一文，[48]但在《偏见研究》出版时，很少有读者足够了解到能预见这个建议。社会研究所担心向美国读者暴露其更激进的一面，而这就是担心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
　　当然，还必须牢记的是，整个系列从一开始都是通力合作的成果，包括社会研究所最花心血的作品《威权型人格》。社会研究所成员以外的参与者往往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批判理论的宏大视角并不熟悉。因此，虽然霍克海默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但他无法发挥他过去在社会研究所内能够发挥的指导性影响。在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于1946年回到加利福尼亚、并由塞缪尔·弗洛曼接替他担任项目主任之后，情况更是如此。洛文塔尔和霍克海默之间的信件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办事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尤其是项目接近结束时。个人间摩擦起了作用，但理论上的分歧肯定也存在。
　　在1944年纽约会议上最初设想的研究包括两种类型的研究。第一种研究范围较窄，涉及教育机构面临的具体问题。第二类研究的范围更广，问题更全面。无论是局部还是宽泛的研究都将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然而，当这些研究报告在十年后最终出版时，采取的形式却略有不同。五卷书中有三卷将偏见作为一种基本上主观的现象来处理，分别是《偏见的动力：对退伍老兵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Dynamics of Prejudic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of Veterans）、[49]《反犹主义和情感失调：精神分析解释》（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50]和《威权型人格》。第四卷《欺骗的先知》[51]分析了煽动者的技巧。最后一卷《毁灭的排练》（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52]对德国的反犹主义进行了平铺直叙。
　　虽然在前三卷面向主观的研究中，《威权型人格》与我们要分析的社会研究所经验工作关系最为紧密，但还是要对另外两卷书作一番简要评论。其中最严格的精神分析是第二卷的研究。作者内森·W. 阿克曼（Nathan W. Ackerman）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训练和研究诊所挂名的一位执业分析师。他的专业方向是弗洛伊德式的，尽管自我心理学也影响了他的正统观念。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科学研究部成立之前，他曾与约翰·斯劳森接洽，探讨用弗洛伊德的方法研究反犹主义的可能性。《偏见研究》启动后，他的建议为其中一个项目提供了基础。他的合作者玛丽·亚霍达（Marie Jahoda）主要是通过与社会研究所的间接联系与他合作的。她曾是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同事和妻子，两人在战前保持婚姻关系，也共同写作了《马林恩塔尔的失业者》（The Unemployed of Marienthal）。[53]在英国流亡八年后，她于1945年移民到美国，成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研究助理。虽然她接受的是社会心理学家的训练，但她曾亲自接受精神分析，也很熟悉弗洛伊德的理论。
　　项目从1945年底开始收集研究数据。主要来自纽约地区的二十五名分析师被要求自愿提供其临床实践中的材料。在最终提供的四十个案例研究中显示了一些模式，但试图进行量化分析。在将特定的情绪失调与偏见类型联系起来时，研究者也表现得相当谨慎。事实上，尽管研究报告的描述性内容往往具有很强的提示性，但几乎没有得出什么可以概括的结论。研究从来没有考虑过纳入社会学角度的讨论。
　　另一本关于社会偏好主观层面的研究《偏见的动力》同样植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却在愿意引入统计学分析和社会学见解上超越了阿克曼和亚霍达一书。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于1939年从维也纳移民，此时还没有写出让他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的作品。[54]在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工作时，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助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副教授。他的合作者莫里斯·雅诺维茨（Morris Janowitz）是同一所大学的社会学家，特别关注政治社会学。
　　《偏见的动力》的结论是基于对芝加哥一百五十名男性退伍军人所进行的长达四至七小时的访谈做出的。之所以选择退伍军人，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退伍军人表现得极易受到法西斯主义所吸引。贝特尔海姆和雅诺维茨希望了解二战后美国军人在重新融人社会时是否也普遍存在类似的错误情况。他们探讨了一些心理学假说，例如由于自我力量不足，人会将过去的挫折和对未来的焦虑投射到外在群体身上。他们还试图揭示种族间的不宽容和个体的社会动态之间的关系，并寻找反犹和反黑人情绪之间的关联性。然而，他们不希望发现的是某种不宽容人格的一般症候，那正是他们在伯克利的同行们的主要研究目标。
　　贝特尔海姆和雅诺维茨得出的结论如下。宽容往往与自我力量和接受外部权威等变量呈正相关（应该指出，这里的接受与服从不一样，但不管用什么词，这与《威权型人格》中得出的结论存在龃龉）。对犹太人的偏见和对黑人的偏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不过异化的超我特征往往被投射到犹太人身上（例如认为犹太人控制着国家），而异化的本我特征则被投射到黑人身上（例如认为黑人很脏，性生活放荡）。可以补充的是，后面这条结论与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欧洲，这两种特征都被投射到了犹太人身上。
　　不宽容与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不宽容与家庭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不太容易确定。有一个结论确实浮现了出来：快速的社会流动往往与偏见呈正相关，特别是向下的社会流动。然而，关键的决定因素与其说是个体的客观经验，不如说是个体对被剥夺的主观感受。当童年经历阻碍了强大自我的发展，人最难以充分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个性越弱，社会场域的影响就越强”。[55]可以回顾一下，这个结论和《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很接近，不同之处在于，在先前的研究中，家庭的衰落被视为弱小自我的根源，而家庭的衰落又被置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介因素被清算的更大背景之下。贝特尔海姆和雅诺维茨回避了在这一更宏观层面上进行推测。同样，出现在《偏见的动力》结尾处的建议也完全在自由主义框架内。这些建议包括：为创造更完整的人格进行更好的父母培训；加强法律制度，因为法律制度被理解为外部社会控制的基本象征；加强学前教育培训以促进宽容。
　　贝特尔海姆和雅诺维茨自己后来指出，[56]他们的工作在其他一些方面与伯克利小组的工作不同。最重要的是，《偏见的动力》发现不宽容在那些抵制社会和拒绝社会价值的人中最为普遍，这与加州的研究人员发现的偏见和顺从之间的相关性正好相反。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指出，[57]这种差异也许是由于这两个项目的人口样本存在差别。芝加哥的研究主要测试的是下层和中下层的对象，而伯克利的项目只限于中产阶级。当然，这种差异意味着，《偏见的动力》缺乏对社会总体性的隐性批判，而这种批判贯穿了《威权型人格》。
　　列奥·洛文塔尔担任了《欺骗的先知》一书的主笔，可以想见，该书更接近于批判理论的传统。他和诺伯特·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所使用的基本技术是内容分析，这个方法已经在他的社会研究所早期工作中应用于文学和大众传记的研究。根据作者们解释，[58]该研究的历史框架参考了霍克海默在《利己主义与解放运动》中对科拉·迪里恩佐、萨沃纳罗拉和罗伯斯庇尔等过去煽动者的分析。此外，这部作品的基本假设是现代社会的规则是操纵而不是自由选择，这曾是社会研究所关于大众文化作品的基础。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大多数工作一样，该研究试图超越表象，揭开其所研究的现象的“客观”内容。因此，洛文塔尔和古特曼才会写道：“应该根据煽动者在现今社会及其动态背景下的潜在有效性来研究煽动者，而非根据他们的直接有效性。"[59]这意味着，问题不仅仅在于个体对煽动的敏感性，整个社会的潜在趋势也很重要。
　　洛文塔尔和古特曼为了撰写政治煽动的现象学，参考了一系列作品，包括马辛对约瑟夫·E. 麦克威廉斯（Joseph E. McWilliams）[60]的未刊研究、阿多诺对马丁·路德·托马斯（Martin Luther Thomas）[61]的研究，以及洛文塔尔本人对乔治·艾利森·菲尔普斯（George Allison Phelps）[62]的研究。他们还得益于《偏见研究》其他作者同时期对偏见主观因素展开的研究。这些研究的重点是最容易受到煽动性宣传之人的反应，而《欺骗的先知》则研究了用来唤起这些反应的各种手段。作者认为，煽动者的语言必须通过一种心理学上的摩斯密码来解读。[63]可以想见，密码的主要来源是精神分析学，这也是阿多诺在两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对法西斯宣传进行更多理论分析的基础。[64]
　　洛文塔尔和古特曼还介绍了另一位难民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作品，以补充弗洛伊德的开创性见解。埃里克森的研究《希特勒的意象与德国青年》（“Hitler's Imagery and German Youth”）[65]认为，希特勒既是反叛老大哥的化身，也是威权的父亲形象。这就促进了法西斯主义所特有的对权威既追求也拒斥的矛盾。埃里克森对法西斯主义人格中混乱反叛性的认识，恰好对应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讨论的“反叛者”。此外，他认为德国的父亲患“在本质上缺乏真正的内在权威，而真正的权威是文化理想与教育方法相结合的产物”，[66]这种说法与《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关于家庭团结崩溃的观察十分吻合。然而，《威权型人格》中出现过家庭结构最适合培养威权潜力的论证，从表面上看，埃里克森对德国家庭的看法似乎与此相悖，至少一些评论家是这么理解的。[67]

　　在讨论这种矛盾是否确实存在之前，应该先说明一下催生了《偏见研究》中最重要一卷这个项目的源起和方法。像社会研究所所做的许多工作一样，霍克海默的指导影响很大。[68]然而，由于他没有参与该书的实际写作，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合著者中。1944年，霍克海默曾与伯克利的一群社会心理学家取得联系，其中包括内维特·桑福德（R. Nevitt Sanford）、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Levinson）和埃尔泽·弗伦克尔一布伦斯维克（Else Frenkel-Brunswick）。[69]他最初对他们工作的兴趣是由桑福德指导的一项悲观主义研究引起的。[70]这个项目研究的悲观主义的基本非理性表明，悲观主义的根源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人格特质或特质群。当然，这也是社会研究所先前研究结果的方向。因此，利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刚刚给予的资助．霍克海默能够建议社会研究所与桑福德为首的社会科学家建立工作关系，后者自称为伯克利舆论研究小组。他的建议被接受了，并在第二年开始了《威权型人格》的工作。
　　阿多诺和桑福德被选为项目的联席主任，莱文森和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女士担任首席助理。虽然四位资深的工作人员都在项目的各个环节上通力合作，但他们各自的主要职责分工明确。[71]桑福德最关心的是研究技术和两个案例研究，这两个案例研究的内容都很详细。阿多诺负责将数据置于一个更一般性的社会学框架中，特别强调访谈的意识形态内容。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女士负责一些人格变量的研究，并负责访谈材料的分类和量化。最后，莱文森主要负责项目的量表、对访谈数据和预测性问题的心理学解释，还有总体的统计方法。
　　波洛克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搬到了西海岸，他被选中在洛杉矶组织了一个二次研究小组，其中包括C. E. 布朗（C．E Brown）和卡罗尔·克里登（Carol Creedon）。洛文塔尔虽然忙于自己的研究，但在项目成果的最终版本中对阿多诺负责备章的内容分析亦有贡献。此外，伯克利舆论研究小组的多位成员也贡献了个别的专著研究，包括贝蒂·阿隆（Betty Aron）对主题认知测试的研究，玛利亚·赫兹-莱文森（Maria Hertz Levinson）对精神病诊所病人的研究和威廉·R. 莫罗（Wiliam R·Morrow）对监狱囚犯的研究。
　　所有研究的基本目标是探索一种“新的人类学类型”，[72]也就是威权型人格。不出所料，这种人格特征类似于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构建的施虐受虐癖性格类型。与纳粹心理学家E. R. 杨施（E．R．Jaensch）在1938年提出的所谓J型人格也有相似之处，[73]尽管作者们的同理心当然与杨施迥异。杨施的J型被定义为坚定不移的刚性。他称之为S型的对立面是联觉（synesthesia），被等同于民主心态中的软弱而摇摆的不确定性。这与让一保罗·萨特在他的《反犹主义者与犹太人》（Anti-Semite and Jew: 法文原标题为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一书中所描绘的反犹主义者肖像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该书出现在《威权型人格》研究展开之后。[74]
　　在构建这种症候群上，威廉·赖希和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也是公认的的前辈。[75]用霍克海默的话说，按照最终的理解，威权型人格具有以下特质：
　　机械地屈服于传统价值观；盲目地服从权威，同时盲目地憎恨所有的对手和外人；不反省；僵化的陈旧思维；痴迷于迷信；半道德主义和冷嘲热讽地中伤人性；投射性（projectivity）。[76]

　　这种类型事实上确实存在，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阿多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

　　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理论仅仅看成是一套假设，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自成一体，因此，我们并不打算通过我们的研究结果来证明或证否这个理论，而只是从中推导出具体的问题来进行研究，然后再根据这些问题来判断，并证明某些普遍的社会心理结构。[77]

　　因此，尽管社会研究所使用了美国的经验和统计技术，但它并没有真正放弃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总的来说，它仍然忠实于《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所概述的方法论原则，尽管有一处重要的变化，即不再强调实践是理论的检验依据。然而，社会研究所对社会研究中从假设到验证再到结论这种模式的批判仍然有效。通常理解的归纳法是不能接受的。霍克海默1941年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写道：

　　范畴必须通过与传统归纳法相反的归纳过程来形成。传统的归纳法是通过收集个体经验来验证其假设，直到达到普遍规律的分量。而另一方面，社会理论中的归纳法恰恰相反，应该在特殊中寻求普遍，而不是在特殊之上或之外寻求普遍，而且不应该从一个特殊到另一个特殊，然后再到抽象的高度，而应该深入到特殊中去，发现其中的普遍规律。[78]

　　据此，《威权型人格》将其个体访谈视为对其统计调查极其重要的补充。它高度详细地再现了其中的两个访谈，其一是访谈一位名叫马克（Mack）受访者，他具有高度偏见，其二是访谈一位在量表中得分较低的拉里（Larry）。这两个访谈与其说是抽象类型的例子，不如说是像单子一样孕育了普遍性的特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与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强调个体性，鄙夷抽象的规律。
　　然而，借助桑福德为首的小组的专业知识，该项目相较于社会研究所以往所做的任何工作，在统计学方面进行了大幅度改进。与《权威与家庭研究》和桑福德关于悲观主义的研究一样，这个项目的基本假设是存在不同的人格层次，包括显性和隐性的人格。该项目的目标是揭露出对应某种偏见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或者表明未来有可能采信这种偏见意识形态的潜在心理动态，基于有意识地表达信念的舆论调查问卷被认为是不足的，原因有二：首先，这些问卷未能揭示一种意见的连贯症候群，其次，它们无法探究可能与这种症候群相对应的心理倾向。[79]也许这个项目的主要方法论目标是开发一种相对简单的装置，以测试是否存在一种或多种潜在心理结构培养了威权信念和可能的威权行为。
　　研究首先向七百名大学生分发了问卷，其中包含事实问题、意见态度量表，以及预测性和开放性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以前曾在《权威与家庭研究》和劳工研究项目中使用过。意见态度测量表的设计是为了发现反犹主义（量表A-S）、种族中心主义（量表E）、政治和经济保守主义（量表PEC）的定量估计。随着实践的推进，这些测量表得到了完善，从而使每一个量表上的具体项目能够作为指标可靠地反映普遍的意见构成：“根据假设和临床经验，有些项目可以被认为‘泄漏’了个性中相对较深的趋势，并构成了一种（在适当的场合）自发地表达法西斯主义思想或受其影响的倾向，这项研究的程序就是将这类项目汇集在一个测量表中。”[80]
　　最终，调查对象的人数为2099，由若干群体组成。当然，几乎所有被问及的人都是美国本土出生的非犹太裔中产阶级白人。为了弄清问卷调查得出的统计数据，研究对一部分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受访者进行了临床访谈和主题认知测试。每次访谈持续一个半小时，分为意识形态和临床遗传部分。与之前的劳工研究项目一样，受访者没有被告知他们被询问这些问题是为了干什么。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女士指导设计了一本评分手册，其中有九十个范畴和子范畴，用来帮助九位访谈负责人解读结果。被选为受访对象的四十名男性和四十名女性都被问到了“潜在的”和“显性的”问题。同时大致同一批人也接受了主题认知测试。两项研究的结果都被进行了量化。
　　在研究过程中，各种技术既有“拓展”也有“收缩”：

　　拓展体现在试图将反民主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方面纳入形成中的图景，并试图探索潜在反民主人格足够多的方面，以便对总体有一定的把握。等到理论日益清晰到人们可以进行归纳、可以用更简洁的技术来证明同样的关键关系时，定量程序的应用则会不断收缩。[81]

　　这里使用的评分程序是由伦西斯·李克特（Rensis Likert）于1932年开发的，脱胎于路易斯·利昂·瑟斯顿（Louis Leon Thurstone）开创的早期技术。[82]这两种技术都是在从正三到负三的范围内，对问题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进行评分，但不能选择中性的零。研究对量表做了一些改进，包括剔除那些与总分不相关或缺乏明显区分度的项目。不过李克特量表有一个主要的缺点，那就是不同的回答模式可能会产生相同的最终得分。[83]设计访谈部分就是为了通过揭示个案中信念的具体构成来克服这个潜在的问题。
　　这个项目在方法上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就是将原来的三个态度量表浓缩为能够在潜在心理层面衡量威权潜力的一套问题。这个新的测量工具就是著名的“法西斯主义量表”（量表F）[84]对各种煽动者手段的内容分析、之前对《权威与家庭研究》的经验研究的经历，以及在纽约对劳工中反犹主义的研究，都促成了这个测量表的形成。法西斯主义量表旨在测试九个基本的人格变量：

　　传统主义：严格遵守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
　　服从威权：对群体内理想化的道德权威持顺从、不加批判的态度。
　　威权型攻击性：倾向于寻找、谴责、拒绝和惩罚违反传统价值观的人。
　　反对自省（Anti-Intraception）：反对主观的、想象力丰富的、思想敏感的人。
　　迷信和成见：信仰个人命运取决于神秘因素；僵化思维的倾向。
　　权力与“强势”：沉迷于从支配与服从、强弱关系和领袖与追随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认同掌权者；过分强调自我的传统化属性；夸大力量和强硬的主张。
　　破坏性和愤世嫉俗：怀有普遍的敌意，诋毁人类。
　　投射性：倾向于相信世界上会有狂野和危险的事情发生；向外界投射无意识的情感冲动。
　　性：夸张地关注“性事”。[85]

　　某些特定问题旨在尽可能间接地揭示调查对象对每个变量的立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明确提到任何少数群体。随着测试的次数增加，法西斯主义量表和种族中心主义量表之间的关联性达到了0.75左右，这被认为是成功的标志。然而，更值得怀疑的是法西斯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之间存在0.57的相关性。为了解释这种失败，研究引入了真保守派和伪保守派之间的区别，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威权型人格。（至少在最终结果中报告）没有尝试将法西斯主义量表与反犹主义量表之间相互关联。在样本人群的子类别中，更具体的相关性显示出所有不同组别之间存在相当的一致性。前文已经提到，临床访谈被用来证实量表的结论。对临床结果的考察似乎支持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准确性。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作为威权潜力指标的法西斯主义量表成功与否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海曼和希茨利写了一本书，专门讨论该研究的影响，对其有效性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批评。[86]总的来说，他们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在不少情况下很有说服力。与此相对，尽管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与阿多诺的合作中曾清楚地表示过，他对批判理论能无条件地应用于经验问题持怀疑态度，但他对这份量表的态度则要积极得多。他在1959年写道，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各个指标既对“潜在特质起着表达作用，又对该特质所要解释的起源观察起着预测作用”。[87]罗杰·布朗（Roger Brown）是对该项目比较严厉的批评者，但他也在分析的最后承认，“问卷调查工作的主要结论是正确的还有很大剩余的可能性”。[88]
　　事实证明，针对访谈材料的解释进行的批判性评价同样也是喜忧参半。访谈者一开始就提出了六个一般领域的具体问题，涉及职业、收入、宗教、临床数据、政治以及少数族裔和“种族”，并持续间接地进行探究，直到他们认为问题得到了回答。某些批评者指责访谈者“知道得太多了”，[89]因为他们事先了解了个别受访者在量表上的得分情况。还有其他批评意见涉及对结果的解读。尽管弗伦克尔一布伦斯维克女士编写了评分手册，但解读者的解释余地仍然很大。有人认为，[90]有时他们的解释似乎采用了某些循环论证。例如，僵化被等同于不宽容模棱两可，而不宽容本身又被用僵化来解释。其他的攻击则是针对选择高分和低分者进行访谈，而不是选择中位得分者；有人因此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支持数据，而不是寻求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样本。[91]
　　可以想见，项目遭受的批评不仅仅限于方法问题，其实质性结论也受到了批评。例如，项目有一个隐含的假设，认为一般性偏见，尤其是反犹太主义的偏见，预示着民主制度将被彻底推翻，保罗·凯奇凯梅蒂（Paul. Kecskemeti）对这个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灾难性的观点”过于危言耸听。[92]还有人对威权主义的基因解释提出了更具体的问题。遗憾的是，研究中所有关于人格类型的童年起源的数据都来自成人的记忆，而不是对儿童的实际观察。弗伦克尔一布伦斯维克女士在随后的研究中转而关注这个问题，遗憾的是，这项研究在她1958年早逝之前没有完成。[93]从现有的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出，威权性格最有可能是在一个管教严格但往往是专断的家庭中培养出来的。父母的价值观往往非常传统、僵化和外在化。因此，这些价值观对孩子来说很可能也是自我异化的，这就阻碍了综合人格的发展。对父母严厉的不满往往被转移到他人身上，而父亲和母亲的外在形象被证明则是高度理想化的。法西斯主义量表的高分者在访谈中频繁提及“严厉而疏远”[94]父亲，这类父亲经常看起来助长了孩子的被动性与压抑的攻击性和敌意相结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特质在弗洛姆于《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提出的施虐受虐类型中很明显。相比之下，低分者的父母在人们的印象中则不那么循规蹈矩，不那么为地位而焦虑，也不那么武断和苛刻。相反，他们更多的是矛盾的，情感外露且多愁善感。相应地，他们的孩子对他们的印象也就不那么理想化，而是更加现实。也许最重要的是，对道德规范的自我异化在这些孩子身上不那么明显，这表明他们有可能拥有更整全的人格。
　　鉴于社会研究所在别处经常提出家庭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衰落的论断，后来的评论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项研究对威权型家庭的看法与研究所自己的论断是否相符？在这一点上，利昂·布拉姆森（Leon Bramson）是最坚定的批评者（他错误地认为关于家庭的论断出自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而不了解这早在《权威与家庭研究》已经出现了），他称这个论点“与弗洛姆和伯克利研究小组先前的工作直接相矛盾”。[95]在布拉姆森看来，这些研究似乎表明威权型家庭的影响仍在持续。然而，仔细研究后可以发现，这两种解释绝非如布拉姆森以为的那样不可调和。
　　首先，如前所述，社会研究所对埃里克森描绘的德国家庭印象深刻，在这种家庭中，父亲缺乏真正的内在权威。弗洛姆所谓“反叛”的伪反抗实际上是在寻找新的权威，部分原因是在家中缺乏积极的权威模式。这是《威权型人格》当然承认的一种症候群，在阿多诺对“高级”人格类型的分析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诚然最常见的症候群是认同而非反抗看似强势的父亲，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与《权威与家庭研究》中的过往分析也没多么强烈的差异。事实上，在描述“威权症候群”时，[96]阿多诺向读者介绍了弗洛姆的施虐受虐癖性格，并运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念来解释其起源。[97]在童年时期俄狄浦斯式冲突得不到良好解决的情况下，对父亲的攻击性便转化为受虐癖的服从，取代了对施虐癖的敌意。将这种纯粹的心理学解释与《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更多的社会学视角联系起来的是霍克海默的理论，即“外在的社会压抑伴随着内在的冲动压抑。社会控制对个人的付出从来都少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为了实现社会控制的‘内化’，个体对权威的态度及其心理主体性也就是超我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98]阿多诺总结说，这是一种在欧洲中下层阶级中非常普遍的症候群，可以预料在美国那些“实际地位与心理预期有落差的人”那也很普遍。[99]简而言之，典型的威权主义症候群并不意味着只是认同一个强势的父权人物，也意味着对这种关系怀有相当的矛盾和冲突。外部压力一旦加强，就会激活解决不好俄狄浦斯情结的潜在紧张关系。
　　阿多诺概述了这种矛盾性可能借以表现出来的其他症候群，包括“表面怨恨”、“易怒”和“操纵型”。在高分者中还发现了另一种症候：“传统型”。这种类型最接近对父母和社会规范的无冲突内化，似乎最适合父权仍然相对完整的父权制家庭结构。
　　访谈数据中出现的威权型家庭本身就反映了日益增长的外部压力。威权型家庭对自己的地位忧心忡忡，僵硬地遵守它不再自发秉持的价值观，显然是为其内核的空洞性进行过度补偿。它如此疯狂地试图保护的权威，其实已经不再理性。正如霍克海默在1949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100]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功能越是被清算，它就越是极力强调其过时而传统的形式。母亲曾是抵御父权世界之专横苛刻的缓冲（此处呼应了弗洛姆对母权主义的指摘），可即便是母亲，也不再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霍克海默写道：“‘妈妈’是母亲的死亡面具。”[101]《威权型人格》揭示了“相比之下，典型的低分男性的家庭似乎是以母亲为中心的，这种母亲的主要功能是给予爱而不是支配，她并不软弱或顺从”。[102]
　　因此，威权型人格通常不会怜悯他人，这并不奇怪，因为怜悯是一种母亲的品质。纳粹对家庭的破坏并非偶然，尽管他们嘴上宣传家庭的价值。威权型家庭之所以会产生威权型儿童，并不完全是因为它所做的事情——树立专横统治的模范——同样也是因为它做不了的事情——保护个体不受家庭外机构对其提出的社会化要求。因此，尽管《威权型人格》聚焦于“新的人类学类型”在家庭内部的起源，但其分析的意义却向外延展到了整个社会。所以，与布拉姆森持的理解恰恰相反，社会研究所不仅早先强调家庭衰落，在后来的作品中描绘威权型家庭时也继续强调家庭的衰落。
　　也许这个问题的部分混乱是术语模糊的产物。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103]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应该存在一项重要的区别。例如，威廉时代的德国和纳粹德国在服从模式上就有根本的不同。《威权型人格》真正研究的是极权主义而非威权主义社会的性格类型。因此，了解到这种新的症候群是由传统父权受到抨击的家庭危机所催生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能清楚地阐明这种区别，许多困难可能就会避免，有些困难也许是概念上的，有些是语言上的。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对这项研究提出了另一个也许是更实质性的批评，而且也得到了一些响应。[104]他们认为，项目负责人的政治偏见粉饰了研究结果。他们问道，为什么威权主义只与法西斯主义有关，而与共产主义无关？为什么是法西斯主义量表而不是“共产主义量表”，或者至少是“威权主义量表”？为什么政治和经济上的保守主义被视为与威权主义有关，而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要求却与之无关？简而言之，为什么在真正的对立明明存在于自由民主和两个极端的极权主义之间时，仍要坚持旧的左右之分？
　　这种攻击的最大讽刺在于，社会研究所在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工作时放弃了许多更激进的观念。前文提到过，《偏见研究》的基本假设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即使是像保罗·凯奇凯梅特这样对这部作品充满敌意的批评家，也会写道：“就美国宪法传统而言，作者自己的自由主义显然是保守的。”[105]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宽容本身从来就不是目的，而就其定义而言，非威权型人格被设定为对多样性具有非教条式宽容的人。社会研究所始终担心的是将宽容作为目的而非手段加以迷信。在贝特尔海姆和雅诺维茨的《社会变革与偏见》（Social Change and Prejudice）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是间接的。书中，伯克利研究团队所重视的不服从和反威权的特点受到了如下批评：“如果一些不服从的人表现出高度的宽容，那可能是他们不满与权威的关系才对权威抱有敌意，而高度宽容则是这种反应形成或转移的结果。称这些人为虚假的宽容者并不牵强，因为他们虽然可能对少数群体持宽容态度，但对公认的社会生活方式往往不宽容。"[106]
　　代议制形式的政治民主也不是社会研究所的最终目标。然而，《威权型人格》几乎没有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迹象，而这种批判曾经贯穿于社会研究所早期的作品中。希尔斯声称旧的左右二分法已经过时了，这里面还有一个讽刺意味。前文提到，霍克海默强调必须揭开任何政治形式的统治，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表面上的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形式的。从在法兰克福的最初几年开始，社会研究所就对苏联的实验持怀疑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怀疑变成了彻底的幻灭。正如波洛克所言，苏联不过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与西方的类似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社会研究所与希尔斯和其他美国思想家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们拒绝将极权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非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作为两极来对比。我们在考察研究所处理西方大众文化时提到过，社会研究所看到了统治以新的、微妙的方式在多样性的外表下摧毁真正个体性的残余。《启蒙辩证法》将其对当前趋势的悲观分析延伸到所有现代化社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法兰克福学派同意左右二分法已不再适用，至少在实际政治结构中的体现是如此。当然，法兰克福学派有分歧的地方是在理论层面，它的同情心所系基本上与以前一样。
　　《威权型人格》几乎没有显露出这种悲观主义的直接迹象。它没有通过从有限的样本中外推来得出威权主义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中的相关结论。它甚至没有像未发表的劳工研究项目那样，呈现出其样本人口中高分者和低分者的百分比。相反，它只是提出了一种描述性的威权和非威权性格的类型学，而没有提出这些类型各自的出现频率。不过，它偶尔也会对其样本中威权型性格的程度做出提示。例如，阿多诺就写道：“必须正视的是，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这个社会对伪保守主义的接受由来已久，已经赢得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群众基础。”[107]然而，总的来说，它所持的观点是：“大多数人并不是极端的，而用我们的术语来说，都是‘中间派’。”[108]
　　研究中隐含的预设是保守主义和威权主义以某种方式相关，希尔斯对潜在的政治偏见的批评也许在转向这个预设时更为准确。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与法西斯主义量表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并不可靠，导致人们试图区分真正的保守派和伪保守派。前者被定义为“无论其政治观点的优劣”，都“认真关注培养美国民主传统中最重要的东西”。[109]后者只是外在的保守派，其深层的人格已经被贴上了潜在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标签。虽然这种区分是为了不把右翼意识形态和威权型人格简单画等号，但两者之间的联想却在潜意识中挥之不去，因为当时并没有类似的努力来发展伪自由主义或威权专制主义的类型学。事实上，研究中并没有内容真正尝试区分非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标准的自由主义者是“积极寻求进步的社会变革，可以激进地批判现状（虽然不一定完全拒绝），反对或不强调众多保守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些通过增加劳工力量和政府的经济职能并削弱企业权力的人”，[110]他们被视为真保守主义或伪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对手。可到了下一代，当新政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而受到了猛烈批评，再这样描述自由主义，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即便《威权型人格》确实试图解释左派的威权主义，也是通过构建一个定义模糊的“僵化低分者”类别来实现的。[111]后来，阿多诺就以这个子类型回应了希尔斯等人的批评。[112]然而仔细推敲一下，可知这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回答。就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而言，有意识的意见和潜意识的人格结构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解释与法西斯主义量表的相关性不足，而法西斯主义量表本身则不可能有这样的差异，因为设计法西斯主义量表明确地是为了测量潜意识人格的趋势。因此，如果说低分者僵化，就等于说量表没有测出他们的僵化、“刻板”和顺从，而这些正是高分症候群的关键特征。这就等于否定了这个项目的目的，这个项目就是为了开发一种装置来衡量意识形态层面之下的威权潜力的存在。显然，必须对友派的威权主义做更多的研究，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的其他研究者便开展了这项工作。[113]
　　也许，《威权型人格》在方法和结论上的其他困难还值得一说，但如果过分地纠缠于这些困难，就会错过整部作品的巨大成就。正如阿多诺本人后来承认的那样：“如果要寻求《威权型人格》作出的贡献，那么，贡献不在于其积极见解的绝对有效性上，更不在于统计学上，而首先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是出于真正的社会关注而提出的，并且与一种理论有关，而这种理论以前并没有被转化为这类定量的调查。”[114]虽然该书最后一卷长达近千页，但作者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试点研究”。如果这确实是研究的真正目的，那么它的成功便毋庸置疑。《偏见研究》全篇各卷的一位早期审稿人称其为“社会科学中划时代的事件”，此言不虚。[115]在随后的几年里，在这些研究尤其是伯克利研究的带动下，巨大的研究洪流汹涌而至。[116]
　　作为补充，我们还可以提一下：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1950年代初社会研究所回到德国时，带来了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习得的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社会研究所重建后的第一项合作成果是1955年以波洛克的名义发表的关于群体互动的研究，其基本目的是将美国的方法论介绍给德国读者。[117]事实上，德国传统上对任何带有盎格鲁撒克逊实证主义印迹的东西都抱有敌意，就连阿多诺也发现自己的处境很罕见，竟然在推广经验技术以抵消这种敌意。1952年在科隆召开的一次社会学家会议上，阿多诺认为，社会学决不能再被视为一种精神科学，因为这个被物化所支配的世界几乎不能被理解为“有意义的”。他告诉他的听众：“经验方法被滥用的非人道，总是比非人道的人道化更人道。”[118]据此，也应该使用行政管理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社会现象，尽管是在批判的框架内。虽然他不准备放弃批判理论的信条，认为理论不能通过经验验证来证明或证否，但当理论转化为研究问题时，理论观念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因此，比如精神分析，就通过转化为经验问题而得到了极大的改进，虽然其在草创时并不是归纳式的理论。
　　然而，到了1950年代末，社会研究所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发生了严重的逆转。[119]将美国的方法提请德国社会科学家注意，取得了过好的成果。于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简化滥用经验方法论的敏感再次凸显出来。我们暂时跳出本书的时间框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德国社会学分裂成辩证方法论者和实证方法论者的阵营彼此交战，他们的论战交锋令人联想到威廉时代的方法论之争。[120]虽然社会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大学的尤尔根·哈贝马斯等盟友是辩证立场的主要推手，但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全盘否定社会研究所在美国掌握并取得很好效果的技术。
　　如何将这些技术与强调理论优先的真正批判性方法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上的困境，还反映了整个社会内部的真正分歧和矛盾。可以说，《偏见研究》的成功，部分正是由于回避了这个问题。《威权型人格》和《反犹主义的要素》各自分析了反犹主义，一个涉及主观向度，另一个则更多涉及其客观方面，两者从未真正调和。事实上，伯克利计划之所以成功，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又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前者没有像后者那样关注现代社会的“客观精神”。当法兰克福学派确实对这些客观趋势进行了推测时，其预测确实是黯淡的。其程度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下一章整个章节将专门讨论社会研究所在美国最后十年的理论工作。



[1] 他写道，在纽约的这些年绝不是完全消极的，但这段经历迫使社会研究所成为一个研究企业（Betrieb），并伴有各种问题（1941年5月3日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私人收藏）。

[2] 关于其创建的讨论，见《社会研究史的一段插曲：备忘录》（Paul F. Lazarsfeld,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Cambridge, Mass., 1969］）。

[3]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研究大众沟通的专刊中（IX, 1, 1941），拉扎斯菲尔德对两种研究风格的未来交叉融合作出了非常乐观的评价。

[4] 内容分析的结果包括社会研究所的所有出版物，已在随附的备忘录中报告，值得在此重复：

[5] 1946年6月 10 日霍克海默致拉扎斯菲尔德的信（洛文塔尔私人收藏）。

[6] 1942年10月31日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私人）。

[7] 《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SPSS IX,1［1941］）。计划书写于两年之前。

[8] 《一位欧洲学者在美国的科学经历》（Theodor W.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p. 343）。

[9] 同上（Ibid., p. 347）。

[10] 拉扎斯菲尔德致阿多诺的信，未署时间（拉扎斯菲尔德私人收藏）。拉扎斯菲尔德回忆说该信写于1939年夏季某时。后文的引述来自这封信。

[11] 《社会研究历史的一段插曲：回忆录》（Lazarsfeld,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p. 325）。

[12] 同上（Ibid.,）。

[13] 1970年11月25日在纽约对马辛的访谈。

[14] 1953年5月31日保罗·马辛致列奥·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私人收藏）。

[15] 1944年12月的备忘录。在此感谢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向我开放这份备忘录和其他与劳工计划有关的备忘录。

[16] 1969年3月28日在瑞士蒙塔诺拉对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访谈。

[17] 1944年7月26日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私人收藏）。

[18] 1970年11月25日在纽约对马辛的访谈。

[19] 1953年5月31日马辛致洛文塔尔的信。

[20] 马辛信件所附的备忘录,署名是爱丽丝·近尔。

[21] 《权威主义人格》（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vol. II, p. 605）。

[22] 见《布莱希特与美国》（Iring Fetscher, “Bertolt Brecht and America,”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Salmagundi, 10/11［Fall, 1969-Winter, 1970］］）。

[23]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vol. I, p. vii）。这段话应该与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量表中某些高分者特有的“教育而非社会变革”症候群的讨论相比较（vol. II, pp. 700f.）。

[24] 同上（Ibid., vol. I, p. vii）。

[25] 《〈威权型人格〉的方法论批判》（Herbert H. Hyman and Paul B. Sheatsley,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in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ed.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Glencoe, III., 1954］, p. 109）。

[26] 阿多诺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自我心理学的传播是社会的反射，其中个人像自动机一样反映客观趋势；《社会学和心理学》（Adorno,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pt. 2, New Left Review, 47［January-February, 1968］, p. 95）。

[27] 对于这个批判见本书第三章（pp. 103ff.）。

[28]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vol. II, p. 747）。

[29] 《精神分析方法的社会学背景》（Horkheimer, “Soci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Psychoanalytic Approach,”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ed. E. Simmel［New York, 1946］, p. 3）。

[30] 1946年10月2日洛文塔尔致洛文塔尔的信。

[31]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vol. II, p. 671）。

[32] 阿多诺写于1944年11月3日关于劳工计划的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Adorno on the Labor Project, November 3, 1944, pp. 43-44）（拉扎斯菲尔德私人收藏）。

[33] 《论犹太人问题》（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 and ed. T. B. Bottomore, foreword by Erich Fromm［New York, 1964］）。

[34] 《启蒙辩证法》（Horkheimer and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Amsterdam, 1947］, p. 204）。

[35] 同上（Ibid., p. 228）。

[36] 同上（Ibid., p. 230）。

[37] 同上（Ibid., p. 233）。

[38] 洛文塔尔私人收藏的《反犹主义笔记》（Adorno, “Note on Anti-Semitism,”September 30, 1940）。

[39] 同上（Ibid., p. 1）此处听起来好像阿多诺把犹太人在大流散后的状况投射到一个更早的时期。他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来证明这是一个历史现实。

[40] 同上（Ibid., p. 1）。

[41] 1944年7月24日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私人收藏）。

[42] 《启蒙辩证法》（Horkheimer and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 234）。

[43] 同上（Ibid., p. 199）。

[44] 1946年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洛文塔尔私人收藏）。

[45] 在英语中,“赎罪”一词抓住了其中的一些含义，这个词可以被理解为“合”（at-one-ment）。当然，赎罪日（Yom Kippur）被称为“赎罪日”

[46] 在1945年11月17日致洛文塔尔的信中，霍克海默支持建立以色列的替代方案, “以防止整个犹太教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谬误承担道德责任”。

[47] 《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 236）。

[48] 《一位欧洲学者在美国的科学经历》（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p. 356）。

[49] 《偏见的动力：退伍老兵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Dynamics of Prejudic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of Veterans［New York, 1950］）。

[50] 《反犹主义与情感失序：精神分析阐释》（Nathan W. Ackerman and Marie Jahoda,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New York, 1950］）。

[51] 《欺骗的先知》（Leo Lö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 Prophets of Deceit［New York, 1949］）。

[52] 《毁灭的排练》（Paul Massing,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New York, 1949］）。

[53] 《马里恩塔尔的失业者》（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Leipzig, 19321）。

[54] 最出名的有《爱还不够》（Love Is Not Enough［Glencoe, II,1950］）、《象征性伤口》（Symbolic Wounds［Glencoe, III., 1954］）、《空要塞》（The Empty Fortress［New York, 1967］）、《知情的心灵》（The Informed Heart［Glencoe, III., 1968］）、《梦的儿童》（The Children of the Dream［New York, 1969］）。

[55] 《偏见的动力》（Bettelheim and Janowitz, Dynamics of Prejudice, p. 171）。

[56] 《社会变革与偏见》（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Social Change and Prejudice［New York, 1964］, pp. 74f.）。这是《偏见的动力》的再版，增加了大量新材料。　　　　　　　　　　

[57] 《〈威权型人〉简介：关于种族仇恨的重要研究报告》（Nathan Glazer,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Profile: I Report on a Major Study of Race Hatred,”Commentary, IV, 6（June, 1950］）。

[58] 《欺骗的先知》（Lowenthal and Guterman, Prophets of Deceit, p. xvi）。《利己主义与解放运动》（Horkheimer,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ZfS V, 2［1936］）。

[59] 同上（Ibid., p. xii）。

[60] 1940年代前后美国的右翼政治人物。——译注

[61] 1930年代前后活跃于美国无线电广播的基督教右翼宣传人士。——译注

[62] 当时美国的反犹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反犹组织“合众国美国人”。——译注

[63] 同上（Ibid., p. 140）。

[64] 《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宣传的模式》（Adorno,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i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Geza Roheim［New York, 1951］）。阿多诺用来立论的弗洛伊德文本是《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他还引用了埃里克森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作品。

[65] 《希特勒的意象与德国青年》（Erik Erikson, “Hitler's Imagery and German Youth,”Psychiatry V, 4［November 1942］）；重印于《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New York, 1950］）,下文将从中引用。

[66] 同上（Ibid., pp. 332-333）。

[67] 《社会学的政治语境》（Leon Brams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Princeton, 1961］）。

[68] 阿多诺在《一位欧洲学者在美国的科学经历》（“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p. 358）是这么报告的。

[69] 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夫人本人是来自维也纳的难民,是杰出的心理学家埃贡·布伦斯维克的妻子。关于他们对美国心理学的贡献的进一步信息,见《实验主义心理学的大流散：格式塔派和其他人》（Jean Matter Mandler and George Mandler, “The Diaspora of Experimentalist Psychology: The Gestaltists and Others,”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pp. 411-413）。莱文森后来成为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桑福德则去了斯坦福大学担任心理学和教育学教授。

[70] 《士气的一些人格相关因素》（R. Nevitt Sanford and H. S. Conrad, “Some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Moral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XXXVI-II, 1［January, 1943］）。

[71]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xii）。

[72] 同上（Ibid., p. ix）。

[73] 罗杰·布朗在《社会心理学》（Roger Brown,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 and London, 1965］）指出了类似之处。

[74] 《反犹主义和犹太人》的部分内容在1946年的《党派评论》（The Partisan Review）上出现过，但到1948年才全文译出。

[75] 《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Wilhelm Reich,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New York, 1946］）与《结构的威权特点》（Abraham H. Maslow, “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Structure,”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1943］）。

[76] 《法西斯主义的教训》（Horkheimer, “The Lessons of Fascism Tensions That Cause War,”［Urbana, III., 1950］, p. 230）。

[77] 《一位欧洲学者在美国的科学经验》（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 363）。

[78] 《社会研究所活动笔记》（Horkheimer, “Notes on Institute Activities," SPSS IX, 1［1941］. p. 123）。

[79] 我们记得恩斯特，沙赫特尔曾因类似原因在《社会研究期刊》上批评过人格测试（“Zum Begriff und zur Diagnose der Persönlichkeit in den ‘Personality Tests,’”ZfS VI, 3, 1937）。

[80]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15）。

[81] 同上（Ibid., p. 18）。

[82] 对这两个量表的讨论，见《社会关系的研究方法》（Marie Jahoda, Morton Deutsch, and Stuart W. Cook,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vol. I［New York, 1951］, pp. 190-197）。

[83] 同上（Ibid., p. 196）。

[84]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vol. I, chap. 7）。

[85] 同上（Ibid., p. 228）。

[86] 《〈威权型人格〉的方法论批判》（Herbert H. Hyman and Paul B. Sheatsley,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87] 《方法论问题》（Lazarsfeld, “Problems in Methodology, in Sociology Today,”ed, Robert K. Merton, Leonard Broom, Leonard S. Cottrell, Jr.［New York, 1959］, p. 50）。

[88] 《社会心理学》（Brown, Social Psychology, p. 523）。

[89] 同上（Ibid., p. 515）。

[90] 同上（Ibid., p. 506）。

[91] 《〈威权型人格〉的方法论批判》（Hyman and Sheatsley,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65）。

[92] 《人的研究：灾难视角中的偏见》（Paul Kecskemeti, “The Study of Man: Prejudice in the Catastrophic Perspective,”Commentary II, 3［March, 1951］）。

[93] 其中部分内容发表在《对儿童偏见的研究》（Else Frenkel-Brunswik, “A Study of Prejudice in Children,”Human Relations I, 3［1948］）。正如阿多诺在《一位欧洲学者在美国的科学经历》（“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p. 364）中所承认的那样，这个项目的结论之一修改了《威权型人格》的结论。他写道，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夫人的工作成果“完善了对传统和威权气质之间区别的概念。出现的情况是，恰恰是‘好的’也就是传统的儿童更容易摆脱攻击性，从而摆脱威权型人格的一个基本方面，反之亦然”。这似乎在经验上更佐证了贝特尔海姆和雅诺维茨的论点而非伯克利小组的论点，至少如果可以用理解儿童行为模式的方式来理解成人行为模式的话。

[94]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359）。

[95] 《社会学的政治语境》（Brams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 137）。

[96]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p. 759f.）。

[97] 弗洛姆本人放弃了对施虐受虐性格的性阐释，而他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以一种更“存在”的方式使用了性阐释。见本书第三章（p. 99）。

[98]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759）。

[99] 同上（Ibid., p. 760）。

[100] 《今天的威权主义与家庭》（Horkheimer,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amily Today,”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ed. Ruth Nanda Anshen［New York, 1949］）。

[101] 同上（Ibid., p. 367）。

[102]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371）。

[103] 《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London, 1968］, p. 371）；《过去与未来之间》（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Cleveland, 1963］, p. 97）。

[104] 《威权主义：“右”与“左”（Edward Shils, “Authoritarianism: ‘Right’ and ‘Left’,”in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布拉姆森在《社会学的政治语境》（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p. 122f.）中重复了这一批判。

[105] 《人的研究：灾难视角中的偏见》（Kecskemeti, “The Study of Man: Prejudice in the Catastrophic Perspective,”p. 290）。

[106] 《社会变革与偏见》（Bettelheim and Janowitz, Social Change and Prejudice, p. 75 ）。

[107]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676）。

[108] 同上（Ibid., p. 976）。

[109] 同上（Ibid., p. 182）。1950年代, “伪保守主义”的概念被其他学者所接受。例如见《保守主义反叛》（Richard Hofstadter, “Hie Pseudo-Conservative Revolt,”in The Radical Right, ed. Daniel Bell［New York, 1963］）。

[110] 《威权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176）。

[111] 同上（Ibid., p. 771）。

[112] 1969年3月7日在法兰克福本书作者对阿多诺的访谈。

[113] 《开放意识和封闭意识》（M. Rokeach,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New York, 1960］）。作者试图开发一个“教条主义量表”（量表D）来衡量左派威权主义。在这一研究和其他研究的基础上，利普塞特认为，在工人阶级中威权主义和神经症很可能呈负相关（Lipset, Political Man［New York, 1960］, p. 96）。

[114] 《一位欧洲学者在美国的科学经历》（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p. 361）。

[115] 《评〈偏见研究〉》（J. E. Brown's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Prejudice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CCVXX［July, 1950］, p. 178）。

[116] 关于对早期努力的总结,见《重审权威主义》（Richard Christie, “Authoritarianism Re-examined,”in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关于后来的补充，见罗杰•布朗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书目。

[117] 《群体实验：研究报告》（Friedrich Pollock, ed., Gruppenexperiment: Ein Studienbericht［Frankfurt, 1955］）。本文发表于社会研究所的《法兰克福社会学论丛》（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ed. T. W. Adorno and Walter Dirks）的第二卷。

[118] 《论德国经验社会研究的当下状况》（Adorno, “Zur gegenwärtigen Stellung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Frankfurt, 1952］, p. 31）。

[119] 比如见阿多诺的文章《当代德国社会学》（“Contemporary German Sociology,”Transactions of the Four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vol. I［London, 1959］）。

[120] 关于对辩论参与者所表达观点的纵览，见《社会学科的逻辑》（Ernst Topitsch, ed.,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Cologne and Berlin, 1965］）。阿多诺的贡献在他去世后被收录在《社会理论与方法论文集》（Aufsätze zur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Methodologie［Frankfurt, 1970］）。对近期文献的英文摘要出现在《辩证方法论：马克思或韦伯》（“Dialectical Methodology: Marx or Weber,”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London, March 12, 1970］）中,该文以置名方式出版，但实际上是由乔治·里希海姆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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