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后记



　　1946年春，洛文塔尔向霍克海默报告了一些来自德国的令人振奋的消息：

　　（曾在社会研究所求学的）约瑟夫·迈尔在给妻子（时任纽约分部行政负责人的爱丽丝·迈尔）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好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对得到我们的作品比得到食物更感兴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所有的大学都希望得到《社会研究期刊》。[1]

　　法兰克福学派长期以来坚持用德语写作，他们的读者开始出现了。在迈尔的信发出几个月后，法兰克福社会各界人士、部长顾问保罗·克林格尔霍弗（Paul Klingelhöfer）、大学校长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和院长海因茨·绍尔曼（Heinz Sauermarnn）找到社会研究所，首次提出了让研究所返回其发源地的具体建议。[2]
　　当时，霍克海默还不愿意做出积极的回应。对偏见的研究尚未完成，而社会研究所在美国接下来几年的承诺，使其无须仓促做出决定。然而，到了1947年4月，有迹象表明，霍克海默已经开始松动了。他写信给洛文塔尔说，[3]如果要研究美国反偏见计划对德国人的影响，在法兰克福设立一个分支机构就可能有帮助。此外，社会研究所还可以向德国学生传授美国的社会科学技术，从而对抗传统德国学术界过度思辨的偏见。此时，还没人提出要将研究所的总部迁回去。事实上，直到1947年8月，他们还在考虑让研究所挂靠在洛杉矶地区某所大学的可能性。[4]
　　次年春天，自1933年匆匆离去后流亡海外的霍克海默首次回访德国。他应邀参加法兰克福议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仪式，作为法兰克福市的客人受到热情接待，并在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讲座。法兰克福的官员们强烈希望能吸引研究所回迁，以此恢复该市在前纳粹时代在知识圈的显赫地位，这种愿望相当强烈。最终，他们的努力证明是成功了。在包括高级专员约翰· J. 麦克劳伊（John J. McCloy）在内的美国占领区官员的鼓励下，该市提出了一个霍克海默认为无法拒绝的条件。到了当年9月，他已决心返回，并给克林格尔霍弗写信告知了他的决定，对方很快就答应下来。1949年7月13日，十六年前被撤销的大学教席得到了恢复，稍有变化的是，现在它成了社会学和哲学的教席，不再是社会哲学的教席。当然，随着霍克海默的到来，社会研究所本身也有了捐赠基金和图书馆。他后来回忆说，[5]研究所的重建不应被理解为接受一个晦过自新的政府的赔偿（Wiedergutmachung），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德国的所作所为。相反，研究所回迁，是为了向那些通过帮助犹太人来抵抗希特勒的德国人们表达敬意。
　　刚接触到德国学生，霍克海默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在2月写给洛文塔尔的信中说，“太不可思议了，（社会研究所）在1933年之前创造的经验，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脑海中竟如此深刻而持久。即使经历了第三帝国时期，这种经验也没有被否定。如今我们的责任是在将来证实和深化这一经验。”[6]学生们的热情在他身上唤醒了相应的热烈反应。他在4月写道：“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简直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美的还是教学。即便在假期里，我们也没有和学生们失去联系。"[7]那些年在法兰克福做客座教授的埃弗里特·休斯记得霍克海默是他见识过最优秀的德语演讲者。[8]霍克海默的授课技巧和他在研讨会上的个人热情很快为他在学生中赢得了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他移民很少选择回归，而在站稳脚跟后，霍克海默和与他同去的人就再也没有后悔过他们的选择。
　　霍克海默为什么犹豫了几年才做出事后看来如此成功的举动，这不难理解。人们很少会仓促回到一个他们曾经遭受过放逐和迫害的地方。此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研究所返回后的确切地位并不明确；他们原本试图获得教科文组织的赞助，最终因个人恩怨而失败了。此外，尽管社会研究所关于美国的文章带有浓烈的批评语气，但其成员在美国的个人经历总体上是不错的。从1934年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9]到十年后的约翰·斯劳森，社会研究所得到了美国各界的支持和鼓励。和其他许多难民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也对有如此之多的“好心人”[10]感到惊喜。在战争期间，出于与美国共同对抗希特勒的团结感，他们数次欣然为美国政府效力。因此，霍克海默和其他人都很不愿意割断与美国的关系，毕竟这个国家在大约十五年间都是他们的家。事实上，直到确信可以保留美国的人籍公民身份后，霍克海默才同意留在德国。随着约翰·麦克劳伊提出的特别法案由杜鲁门总统于1952年7月签署成为法律，回到原籍国的霍克海默得以继续持有他的美国公民身份。[11]
　　比再次迁居的艰苦更令人痛苦的，也许是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并非都会陪他回德国。在他们当中，只有阿多诺真正急于离开。后来，他这样解释他的愿望：
　　回到德国的决定很难说只是出于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尽管我并不否认这一点。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语言。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像用自己的语言那样，用一种新的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包括表达所有的细微差别和思路的节奏。更准确地说，对哲学尤其是哲学的思辨环节，德语拥有特殊的选择性亲和（Wahlverwandtschaft）。[12]
　　波洛克也愿意同去，主要是出于对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的忠诚，而不是不喜欢美国。
　　然而，社会研究所内部的其他成员却不是这样，尤其是有人无法确保得到大学的教授职位。1946年2月8日，洛文塔尔曾写信给霍克海默说：“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有趣的辩证处境。在1938年，我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强烈建议解散我们的组织框架的人。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可能的风险。”但到了真正要去德国来落实这种情绪时，洛文塔尔却步了。他即将与美国心理学者玛乔丽·菲斯克（Marjorie Fiske）结婚，这无疑是他不愿回去的原因之一。1949年，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研究部主任的职位，从而结束了在社会研究所为期二十三年的任职。七年后，他加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社会学系。
　　1940年代，马尔库塞与社会研究所的联系越来越弱，他选择留在美国的国务院，直到1950年，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社会学讲师和俄罗斯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还在哈佛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做研究，期间写出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一书。[13]1954年，他加入了布兰迪斯大学的观念史项目，在这里待了十一年，在此期间，他靠《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建立起来的地下名声与日俱增。当他于1965年离开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Waltham）前往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时，对于方兴未艾的新左派而言，他已经快要成为国际知名的导师了。
　　战后，奥托·基希海默也继续为美国政府工作，先是在国务院欧洲研究司担任研究分析员，1950年至1955年又担任该司中欧处处长。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他在社会研究所的老竞争对手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院任教。1961年，他出版了他的巨著《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次年，他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政府系，在那里任教，直到1965年他的六十岁生日后几天去世。社会研究所的其他前成员也在美国大学找到了工作。诺伊曼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格哈德·迈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马辛在罗格斯大学任教，约瑟夫·迈尔和芬利也是那的教员。改姓马丁的库尔特·曼德尔鲍姆最终成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家。如前文所述，亨里克·格罗斯曼确实回到了德国，但没有回到社会研究所。他去了苏区，在莱比锡度过了几年不愉快的时光，于1950年去世。古尔兰也于1950年回到德国，先在柏林政治学院任教，后在达姆施塔特技术高校任教。
　　魏复古的事业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值得一些笔墨。1947年，他建立了由华盛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赞助的中国历史项目，这是他从研究所脱身的最后一步。四年后，有关共产党渗透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指控日益激烈，他被由参议员帕特·麦卡伦（Pat McCarran）领导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传唤。[14]魏复古后来宣称，他去的时候非常不情愿，而他在1951年8月7日做的证词是他对那些年的反共歇斯底里所做的唯一贡献。[15]他在证词中讨论了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渗透问题，仅仅在谈到最初接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时提到了社会研究所。五天前，在赫德·马辛（Hede Massing）的证词中被指认为共产党员的尤利安·贡佩尔茨被认定为（两所研究机构之间接触的）中间人。在魏复古的证词中出现过的名字里，唯一与社会研究所有联系的外围人物是芬利，他后来决定离开美国去英国，肯定是受到了魏复古的指控影响。可以说，芬利的这一举动最终被证明非常成功：他在1960年代末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古典学系主任。
　　魏复古还在他的证词中用伤感的语气声称，当他成为一个公开的反共产主义者时，他在学界的人脉已经枯竭了。当然，毫无疑问，他在社会研究所的前同事们认为他的新立场很可恶，特别是由于他个人披露了以前的政治效忠。研究所同事们坚信，他与猎巫者的合作远远不止那天在麦卡伦委员会面前作证，尽管他本人愤怒地断言，事实恰恰相反。无论真相如何，魏复古从那时起就成了法兰克福学派那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这个国家的许多其他具有自由思想的学者也不喜欢他。尽管霍克海默对某些社会研究所成员决定留在美国感到失望，但他对魏复古的选择并不遗憾。
　　因此，当社会研究所回到法兰克福时，工作人员大大减少了。不过，它得到的支持却很大。1949年6月，一份敦促研究所重新开张的请愿书开始流传。请愿书的签名者名单令人叹为观止，显示出许多学界同仁对社会研究所的尊重。其中包括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雷蒙·阿隆、科勒（G. D. H. Cole）、乔治·皮博迪·古奇（G. P. Gooch）、莫里斯·金斯伯格、欧根·科贡（Eugen Kogon）、拉扎斯菲尔德、罗伯特·林德、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蒂利希、罗伯特·麦基弗和詹姆斯· T. 肖特韦尔（James T Shotwell）。请愿书的部分内容包括：“复兴的法兰克福分部将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是规划和主导研究项目，也许更重要的是其二，也就是指导新一代德国学生了解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16]财政支持来自多个方面。麦克劳伊基金提供了二十三万六千马克，是重建所需总额的一半。社会研究学会负责监督社会研究所所受的资助，也把其所剩的全部资金捐了出来，这笔钱超过了所需金额的三分之一，其余的资金来自法兰克福市和私人捐助者。可以补充一点，由于阿根廷的通货膨胀，费利克斯·韦尔已经无法再提供支持了。[17]
　　1950年8月，社会研究所开始在森根贝甘拉格（Senckenberganlage）的管理委员会（Kuratorium）房间里重新开工，隔壁被炸毁的建筑残骸就是社会研究所当年的原址。[18]担任助理所长，五年后，他被提升到霍克海默的级别，成为联席所长。次年11月14日，在离原址不远的同一条街上，一座新的建筑落成了。建筑师阿洛伊斯·盖费尔（Alois Geifer）设计了一栋简约而实用的建筑，让人联想到之前弗朗茨·罗克勒之前为社会研究所办公楼打造的新即物主义风格。著名的社会学家勒内·柯尼希（Rene König）和列奥波德·冯·维泽在开幕式上致辞，费利克斯·韦尔也有致辞。开幕式的音乐是勋伯格的作品，可谓恰如其分。社会研究所再次运转起来，在新生中被俗称为“马克斯咖啡馆”（Café Max）。这个新的绰号不仅是意指马克斯·霍克海默，也是指社会研究所在战前被称为“马克思咖啡馆”的声誉。去掉其中的“r”象征着社会研究所在美国期间远离激进主义的转变。[19]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所最初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将《偏见研究》中的几篇译成德语。虽然《社会研究期刊》没有恢复，但社会研究所很快就开始出版一系列《法兰克福社会学论丛》，其中第一卷是在霍克海默六十大寿时为他撰写的纪念文集。[20]
　　最初几年，霍克海默主要忙于社会研究所的改组和大学的学术事务。[21]1950年，他被选为哲学系主任，次年11月，五十六岁的他被选为大学校长。[22]就在一周前，维尔纳·里希特（Werner Richter）被任命为波恩大学校长，是第一位归化的美国人成为德国大学的校长；霍克海默则成了第二位。也许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他还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出任大学校长的犹太人。1952年，他又被选中连任，继续任职十二个月。到这个任期结束时，他获得了法兰克福市授予的最高荣誉——歌德奖。七年后，他年满退休，搬到了瑞士，该市又授予他终身荣誉市民的称号。
　　然而，霍克海默与美国的联系依然紧密。社会研究所在纽约的分支机构虽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一直没有活动，但一直由爱丽丝·迈尔看管。霍克海默本人曾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外国顾问，并为此编写了《西德社会科学调查》（A Survey of Social Sciences in Western Germany）。[23]1954年，他短期返回美国，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兼职教师，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都会定期回到芝加哥大学。不过，阿多诺仍留在法兰克福，除了1953年在洛杉矶的哈克基金会短暂停留后，就再也没有回到美国。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于1958年退休后，来到瑞士的蒙塔诺拉镇比邻而居，住处俯瞰着卢加诺湖，此后社会研究所的所长由阿多诺担任。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一直到1960年代都对社会研究所的事务保持着积极的兴趣，即使是在新人开始承担起更多的管理职责之后，比如领导着社会研究所统计部门的鲁道夫·贡策特（Rudolf Gunzert）与指导着社会研究所实证工作的路德维希·弗里德堡。霍克海默也在写作，虽然速度比以前慢了一些。他的新文章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翻译的《理性之蚀》一起被收录在1967年出版的《工具理性批判》（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中。然而，有人劝说他把《社会研究期刊》上刊载的文章重新发表，他一开始就拒绝了。1965年6月，他给费舍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解释说他写那些文章的环境已然变化，所以他才不情愿；他认为，这些文章的内容很可能因此在今天遭到误解。[24]但在1968年，他终于让步了，期待已久的《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分两卷重新出版。该书的问世是激发人们对社会研究所早期历史时期产生兴趣的主要刺激之一，本书也才应运而生。

　　受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对社会研究所的历史及其核心成员在返回德国后的历史作更多的介绍，只是做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概述。同样，要认真讨论阿多诺从1950年代初到1969年夏天去世为止所发表的大量著作，也必须留待下次了。[25]同样也没法分析马尔库塞在1960年代将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有影响力地传递给美国的新受众。[26]既然我们把本书局限于1950年以前的时期，就不得不遗憾地略去社会研究所影响最大的时期。相反，本书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研究所创造力最强的那几年，也就是流亡美国的那几年。
　　事实上，可以说，造成这种创造力丰富的条件之一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在那些年里的相对孤立。霍克海默在1950年代初重回故土后备受推崇，法兰克福的圈子因重获了至少一位魏玛文化的幸存者而心存感激。他与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打过照面，并频繁地出现在无线电广播、电视和报刊上。[27]还记得他曾给洛文塔尔写信说：“除了我们三四个人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心灵和大脑与我们感觉相通，但我们看不到他们，也许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28]显然，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
　　随着认可和公众的赞誉，社会研究所的批判逐渐锋芒不再，因为正是其早先的局外人地位砥砺了它的批判锋芒。一种独特的“法兰克福学派”意识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所有内在的僵化，开始日益明朗。阿多诺曾写道：“忠于勋伯格，就要警惕所有十二音律派。"[29]那么社会研究所的批评者们就会说，[30]忠于批判理论的原始精神，就要警惕“法兰克福学派”的物化。此外，使研究所更年轻、更激进的信徒进一步感到不安的，是这种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霍克海默等人在1940年代竭力反对的冷战精神，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开始逐渐渗透到他们自己的言论中。[31]一条越来越大的鸿沟开始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人与马尔库塞分开，后者的政治倾向仍然坚定地偏向左翼。他们之间仍然维系着个人关系，没有公开承认过这种裂痕，但私下的分歧却很激烈。当马尔库塞崭露头角的时候，可没有担任美国哪所主要大学的校长并会见国家元首。事实上，公众对他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联系的认知本身就微乎其微。除了担任美国一些大学的教员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体制性联系，也不需要向对他有所期待的公众展示一张“负责任”的面孔。把马尔库塞与前同事的分歧仅仅归因于这个因素，甚至主要归因于这个因素，当然都是言过其实，但很可能是有一定影响。
　　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1950年以后在制度上的一致性是重要的，并不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在整个历史上都缺乏这种一致性。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指出的：[32]至少与卡尔·曼海姆等比较孤立的人物相比，促进社会研究所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研究所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未间断过的制度连续性。霍克海默虽然公开表示不喜欢琐碎的行政管理工作，但他却在人员组织上很精明，也是一位高超的财政支持保障者。负责管理研究所行政事务波洛克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在管理研究所的资金方面，他可不如霍克海默这位哲学家。[33]曾经的合作伙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本人也是一位手腕高超的“管理型学者”，[34]他也曾经承认过，霍克海默拥有类似的品质，尽管没有那么明确。[35]社会研究所在接连不断的颠沛流离中顽强地保持着它的集体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霍克海默复杂的个性、智识的力量和实际的组织天赋。波洛克曾经说过，“你不知道社会研究所的历史及其成员的著作中有多少事情是源于霍克海默。如果没有他，我们大家可能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发展。”[36]对于一些立场坚定的反对者，比如弗洛姆和诺伊曼，若劝说无果，霍克海默乐意让对方淡出社会研究所的事务，而不是任由意见分歧长期存在。保罗·马辛在描述社会另一位成员对霍克海默的忠诚时，感动地引用了席勒《华伦斯坦》（Wallenstein）中的台词，大致是在说，“既然没有让我与他平起平坐，我决定无止境地爱他”。[37]虽然如果说社会研究所内部的其他成员只不过是霍克海默身边的卫星，那肯定是不公正的，但他的主导地位总体上不可质疑。在他的所有同事中，似乎只有阿多诺与他之间有着等量齐观的相互影响。
　　因此，将在美国时的研究所与回到法兰克福的第二代研究所区别开来的，并不是组织上缺乏一致性，而是社会研究所在与其社会和知识环境的互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社会研究所的作用是使霍克海默及其同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绝。社会研究所在财政上是独立的，至少就其理论工作而言是如此，而且在117街的大楼这样的独立空间，因此它可以在几乎没有外部压力或干预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产出。它慎重地决定用德语写作，这首先意味着不可能拥有大量的美国追随者。虽然如本杰明·纳尔逊（Benjamin Nelson）和芬利等一些土生土长的学生，在晨边高地接受了社会研究所的培养，但在美国本土并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兰克福学派”。因此，尽管社会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有声望的赞助人有联系，但其局外人地位是稳固的。
　　局外人身份导致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经常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常任教员有一些联系，但它总体上仍游离于美国学术生活的主流之外。这使得它可以做出一些假设，如把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等同起来，而这些假设完全缺乏理据。这也使社会研究所与美国知识传统中的潜在盟友断绝了联系，比如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38]最后，社会研究所无意中让美国公众根据那些用英文发表的样本形成了对其工作的偏颇看法。
　　社会研究所为什么故意拒绝许多其他难民所热衷的同化，原因很复杂。应当记住，社会研究所最初的工作人员都是由一些魏玛激进主义的边缘人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各自的政治参与程度因形势各不相同。虽然它的一些早期拥趸有党派关系，但社会研究所整体上与正规的政治组织没有任何联系。此外，尽管社会研究所与法兰克福大学之间的关系松散，但它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与德国正常的学术等级制度保持距离。最后，除了犹太背景比较正统的弗洛姆之外，研究所的成员通常来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同化的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他们在德国社会中的边缘地位从未被完全克服。简而言之，与其他许多到美国的流亡者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在被迫离开德国之前，一直是一群局外人。
　　毫不奇怪，纳粹掌权的创伤巩固了社会研究所的疏远状态。对此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研究所许多成员曾一度被迫使用化名：霍克海默的笔名是“海因里希·雷吉乌斯”、阿多诺是“黑克托·罗特魏勒”（Hektor Rottweiler）、本雅明是“德特勒夫·霍尔茨”和“康拉德”、魏复古是“克劳斯·欣里希斯”或“卡尔·彼得森”、基希海默是“海因里希·塞茨”（Heinrich Seitz）；马辛是“卡尔·比林格”；博克瑙是“弗里茨·荣曼”（Fritz Jungmann）；库尔特·曼德尔鲍姆是“库尔特·鲍曼”（Kurt Baumann）。更严重的是，有些与社会研究所以各种方式相联系的人都葬送在了纳粹手里。这些逝者包括安德里亚斯·斯特恩海姆、卡尔·兰道尔、保罗·路德维希·兰茨贝格，还有间接死于纳粹之手的瓦尔特·本雅明。其他的人，如魏复古和马辛等，都曾见识过集中营的内幕，但很幸运地在集中营或类似场所变成灭绝中心之前就被释放了。因此，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质疑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在移民美国后的若干年里，对自己的安全问题仍不放心的根源。而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社会研究所也开始向内转向。迟至1946年，霍克海默还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引用爱伦·坡的话：

　　同样地，没有什么比以下事实更清楚的了：一个真正慷慨并真切感受他人仅仅口头上宣称的情感的人，必然会在各个方面被误解，其动机也会被曲解。
　　正如极端的智慧会被认为是愚昧，过度的骑士精神同样也必然会被视为极致的卑劣，其他的美德亦概莫如是。这确实是一个痛苦的问题。毋庸置疑，这样的个体已然超凡脱俗；但是，回顾历史寻找他们存在的痕迹时，我们应该忽略所有“大人物们”的生平传记，而去仔细搜寻那些死在监狱、疯人院或绞刑架上的不幸者留下的雪泥鸿爪。

　　然后他还补充道：“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从来没有读到过比这些更接近我们自己思想的句子。”[39]
　　然而，回到法兰克福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促成回国这一决定的目的之一是社会研究所对新一代德国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意味着它将更多地参与所在大学社区的正常学术生活。法兰克福学派不再相对孤立地发展，而是成为德国社会学和哲学思想的主要潮流之一。它的理论工作非但没有被忽视，反而成为激烈争议的源头，如前所述，争议的规模之大可与半个世纪前分裂德国社会思想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相提并论。没有了语言的障碍阻止社会研究所思想的广泛传播，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他们带来的刺激（Stimulus）。即使是社会科学中最保守的历史学科，也受到了批判理论的影响。[40]比起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哪怕条件类似，法兰克福学派在战后德国空旷的知识环境中也更加令人瞩目。简而言之，1950年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机构实体在其成员的思想和整个社会之间起到了积极的中介作用。机构让孤立成为历史，为批判理论在新环境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传播平台。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纠缠于社会研究所回到法兰克福后的部分重新整合，而是要强调这种情况与其在美国时期的孤立状态之间的鲜明反差。即使不节外生枝地勾连批判理论的内容与创作者的经历之间不必要的直接联系，也仍然必须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强调否定、非同一性，还把“不参与”（nicht mitzumachen）的必要性挂在嘴边，正符合那些孤立的经历。
　　然而，如果想靠提出这一点来揭穿他们，那就是白费功夫，因为法兰克福学派自己显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将哲学归结为“反思受损的生活”，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社会研究所从来没有接受曼海姆所谓“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这种漂亮话。阿多诺写道：“曼海姆尊崇‘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答案不在于其‘根植于存在’的反动假设，而在于从根本上，自诩自由漂浮的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根植于必须改变的，可他们却只是在假装批判的那种存在之中。”[41]
　　社会研究所之所以热衷于保持其局外人的地位，是因为认识到这种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其理论工作中保持一种真正的批判姿态的先决条件。然而，这意味着自主性不仅要脱离常规政治、学术机构和大众文化，还要脱离任何声称体现否定性的社会力量。不像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从未认为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个人互动会对双方有益。早在1937年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就否认了激进理论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必然联系，转而主张与所有愿意“说出真相”的“进步”力量联合起来。[42]到1951年，阿多诺已经排除了任何集体站在真理一边的可能性，而把残余的进步社会力量定位在批判的个体身上。这导致了他后来否认学生激进派或者其他新生的“否定’’团体是站在真正变革一方的正当社会力量。1950年以后，社会研究所可能已经重新整合成型，但它并没有融合其成员在最初阶段所认同的那些团体，也没有融合自诩继承了他们的后来者。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对曼海姆所谓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这一思想嗤之以鼻，但他们越来越趋近于这一模式。

　　当然，仅仅从其成员个人的疏离经历来解释社会研究所的工作是不够的。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疏离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可它与特定的历史传统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1938年，本雅明曾写道：“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因对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而汇聚一处。这种批判不是从外部进行的，而是一种自我批判。”[43]尽管霍克海默和他的朋友们早年对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但他们无可争议地是上层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有着与同时代的许多中产阶级同样的反资产阶级情绪。托马斯·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清晰地表述过典型的世代传承——第一代人赚钱，第二代人巩固社会地位，第三代人退缩到审美的不悦中。然而研究所成员们所遵循的模式却略有不同。在他们这个具体案例中，智识上的反传统与社会责任感相结合，直接接续了财富的积累。由于没有受社会尊重的中间代际，他们比资产阶级的其他反资产阶级子弟们更不愿意通过叛逆的生活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表现主义一代略早于他们，而霍克海默和其他人没有经历表现主义那一代的奢侈，他们把所有的批判精力都用于相对不带个人色彩的社会思想领域。除了弗洛姆和洛文塔尔丧失了早年的宗教性之外，他们似乎已经躲过了后来所谓的认同危机。典型的表现主义转变（Wandlung）在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的同名剧作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他们都没遇上。他们与魏玛和后来美国生活的日常荒诞保持距离，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等与这些事情更接近的其他左翼知识分子饱尝的苦涩和胆怯，他们却得以避免。以局外人的标准来说，他们在整个流亡期间都生活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在社会研究所成员中，被生活摧残得最严重的一位是本雅明，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中具有严格区分生活和工作这个奇怪的因素，他很可能就把怨恨表达在他的作品中了。[44]面对自己的不安全感，其他几位的反应则是牢牢坚持他们自出生以来便一直沉浸在其中的上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不仅保持了这种生活方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忠实于可比较的文化价值。弗里茨·林格最近在《德国士大夫的衰落》一书中回顾了德国高等教育精英留下的财富，事实上，研究所成员们的态度与这一阶层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45]诚然，社会研究所的成立是为了抵消格林贝格所谓士大夫机构（Mandarinanstalten）的影响。[46]然而，格林贝格和林格对“士大夫”的定义却截然不同。格林贝格所谓的士大夫，是将自己的技能服务于现状的技术知识分子；而对林格来说，士大夫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研究的中国文人：“一种社会和文化精英，其地位主要归功于教育资格而非世袭权利或财富。"[47]19世纪末，在地主精英衰落、工业资产阶级尚未完全崛起时的平衡时期，林格所谓的士大夫实现了短暂的崛起。但到了1890年左右，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工业资产阶级即将战胜地主精英的威胁，因为工业国家（Industriestaat）就要取代农业国家（Agrarstaat）。因此，他们日益对现代性和大众社会的兴起采取顽固僵化的姿态。
　　在某些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被纳入到林格的士大夫模型中。他们更像士大夫而不是更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弥漫在他们笔下的更多是失落和衰落感，而不是期望和希望。他们也和士大夫一样，厌恶大众社会及其所倡导的功利主义与实证主义价值观。同样，他们也反对似乎弥漫在现代知识生活中的专业化精神。林格用来描述士大夫的一句话也很适用于社会研究所：“真正令他们担心的，不是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孤立，而是在各学科内部学术与某种哲学之间的日益分离。"[48]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同样是士大夫捍卫德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流亡中，他们把自己看作受困的文化载体（Kulturträger），士大夫们肯定会认可这种自我形象。最后，即使到实践在他们的著作中已是当务之急的时候，他们那固有的非政治性态度，也让人不得不比较士大夫们对政治利益纠纷的高傲蔑视。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相似之处，也不能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简单地归为流亡中的士大夫后进。首先，林格的士大夫基本上是学术界的局内人，是既有知识精英的领袖。本书多次指出，社会研究所力图摆脱传统的大学社区，严厉批评了传统大学社区的自以为是和精英主义。其次，他们所秉持价值的历史定位与士大夫们并不完全相同。正如林格所指出的，“士大夫们的学术遗产中最重要的形式要素是康德批判、观念论的理论和德国历史传统。”[49]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在世界观上更接近于1840年代的黑格尔左派。因此，与许多士大夫不同，他们拒绝将拥护庸俗的观念论来当作庸俗唯物主义的解药。前文提过，批判理论植根于对传统观念论与唯物主义二元对立的辩证克服。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不一定像许多士大夫所假设的那样是同义词。第三，法兰克福学派对旧有文化价值的捍卫，从来就不意味着将这些价值实体化，使之与物质利益相分离或高于物质利益。社会研究所所驳斥的“肯定文化”正是以这种分离为特征。社会研究所关注肉体和感官幸福，也非士大夫之所为，后者的观念论具有禁欲主义的一面。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希望将精神分析纳入批判理论，士大夫们则不出所料地认为精神分析毫无用处。[50]
　　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霍克海默等人并没有断然否定士大夫的价值观，而是表明将这些价值观以某种方式绝对化必然导致对这些价值观的背叛。正如阿多诺所言：

　　如果说文化批评始终站在保守主义一边，即使在瓦莱里所代表的巅峰也是如此，那是因为它不自觉地秉持了一种文化观念，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文化观念的目标是一种稳定的、独立于股票市场波动的财产形式。这种文化观念断言其与系统保持距离，以便在普遍的动态中提供普遍的安全感。[51]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与士大夫的区别在于，学派成员拒绝寻求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万灵药。相比将共同体和“人民性”诉诸感情，社会研究所力图揭露这种过早和解所固有的危险。纳粹的“大众社会”（Volksgemeinschaft）和战后美国的“单向度社会”都意味着以非正当的意识形态共识之名义消除主体性。
　　简而言之，无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从他们诞生于其中的士大夫传统中吸收了多少东西，他们早期接触的弗洛伊德以及更重要的马克思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始终强劲。不可否认，社会研究所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作用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尽管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基本信条，比如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52]经济基础结构是任何社会分析的中心等，但法兰克福学派早年的确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在斯大林主义猖獗的时代参与维护了马克思身上自由主义冲动的正直，因而对后斯大林主义的激进主义者后来恢复这种冲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假设提出质疑，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圈内的讨论水平，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在圈外成为正当的探讨对象。他们还始终如一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批判，而不是一套公认的真理，为深陷濒临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恢复了活力。社会研究所愿意开辟新的领域，使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这些看似不一致的系统有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相互渗透。最后，法兰克福学派巧妙地将马克思中隐含的论点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应用于文化现象，有助于把唯物主义文化批评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枯燥的训诂考据拯救出来。
　　然而，最终，社会研究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修正如此深远，以至于失去了被列人马克思主义众多分支的资格。社会研究所质疑能够实施理性社会的历史主体是否实际存在甚至潜在存在，最终抛弃了马克思著作的核心前提，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研究所成员在1960年代与德国新左派发生的冲突，不过是之前转型的工作成果。在许多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即使是马尔库塞的“大拒绝”，也是对政治行动模糊而不确切的鞭策，不过是无政府主义传统中对现状的“不确定的否定”。[53]1962年，卢卡奇表达了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蔑视，他把法兰克福学派称为“深渊大饭店”（Grand Hotel Abgrund）。[54]随着马尔库塞晚年知名度的提高，甚至连他那批判理论更激进的变体也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谩骂的对象。当然，这绝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费利克斯·韦尔记得1929年发生的一件事，他的某个行为引起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位成员的反驳：“多可惜啊，费利克斯，你从来不曾入党，否则我们现在就可以开除你的党籍。”[55]（顺带一说，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在1932年听过的同样的话。）[56]新的情况是，1950年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使得其叛逆的唯物主义对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并因此更成为蔑视的对象。
　　同样成问题的是社会研究所在知识分子移民中的作用，这个移民群体对美国的集体影响巨大。社会研究所显然为援助赴美难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在社会研究所公布其实际支持的人员名单之前，无法得知资助的确切规模。大约有五十名年轻的学者通过社会研究所的门路最终成为美国教授，[57]包括保罗·霍尼希斯海姆、汉斯·格特和保罗·巴兰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与伯克利舆论研究小组等其他机构的合作无疑也产生了影响。
　　然而，社会研究所的思想影响充其量只能说是不平衡的。前文已经指出，它在1940年代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也是如此。但总的来说，它的理论工作却被人忽视了。社会研究所想要努力防止哲学沦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却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研究所倾向于用最极端的术语来表达其理论批判。阿多诺曾写道，“在精神分析中，只有夸张的东西才是真的。"[58]在批判理论中，有时似乎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因此，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社会的批判有时似乎表明，纳粹的强制和“文化工业”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区别。事实上，学派一些批评者就指控说，纳粹经历对社会研究所的成员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创伤，以至于他们只能从法西斯主义潜力这种术语来评判美国社会。[59]由于他们与美国生活相当隔绝，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大众社会不同于欧洲的独特历史因素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社会研究所始终坚持认为，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反过来，但在美国，存在着一个抵制这种转变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社会从未真正深入地探讨过为什么会这样。研究所成员们煞费苦心地阐明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相似之处，而提到的不同之处则要少得多。
　　这意味着，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工作在美国取得的成就有限，主要是它自己的责任。当然，现实情况要复杂一些。还必须理解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社会思想的传统智慧的挑战有多大。我在别处提过，[60]在美国接受中欧难民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种有选择的接受模式。虽然绝非没有例外，但最热烈的欢迎留给了那些思想上最接近魏玛共和国中期盛行的新即物主义精神的新来者们。无论是建筑学上的包豪斯、哲学上的维也纳学派，还是社会学上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招牌式的定量研究，清醒的即物性／客观性和技术进步的伦理都在美国知识界获得了响应。尽管最初那栋办公楼采用了新即物主义的设计，但社会研究所从一开始就对“新即物主义”提出了批评。[61]在霍克海默和其他人看来，一边是清算主体性，另一边是过早克服现代生活中的矛盾，新即物主义代表了这两者之间的一种风格关联。尽管他们不再纠缠于这种风格本身，但他们继续谴责那些以新即物为指导精神的人。然而，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他们显然是在逆潮流而行。直到之后一段时间，美国的受众才觉得，他们对现代性弊端的非难颇有道理。几十年后，对生态学、工具理性和妇女解放等问题的广泛关注才涌现出来，而法兰克福学派在一代人之前就已经很成熟地探讨过这些问题。
　　因此，如果社会研究所继续驻留，是否会成功地成为美国知识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问题将成为悬案。选择留下的成员们当然认为会取得成功。[62]马尔库塞在1960年代突然流行起来，他那些著作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作品中预示过的大方向上，这一点表明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相反的情况也存在，比如弗洛姆、诺伊曼和魏复古等社会研究所历史上不那么核心的人物都获得了可观的追随者，而霍克海默在战后的美国仍然是一个普遍不为人知的人物。
　　当然，相比推测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学者的任务更应该是试图弄清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社会研究所是西方当代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事件中的一个独特要素。它是现代唯一一例由跨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从共同的理论基础出发研究不同的案例。此外，虽然流亡通常伴随着分散，但社会研究所却能保持团结。而且，学派还是魏玛文化的唯一集体代表，在流亡中幸存下来，并在德国文化的过去和后纳粹时代的现在之间起架起了一座桥梁。等到在法兰克福重建的时候，社会研究所不仅能够传授在美国获得的方法论技巧，而且还能够在丰富遗产曾被希特勒竭力抹杀后重振文脉。在帮助把德国文化带到美国之后，社会研究所又继续在把这些文化带回德国上出了一份力。即使随着几位年长的领导人去世和学生队伍越发激进动荡，研究所这个机构在1970年代能否存续这个问题前途未卜，有了像尤尔根·哈贝马斯、（刚刚接任阿多诺担任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奥斯卡·内格特和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这样的学生，社会研究所的持续影响有望进一步扩大。
　　如果不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疏离并没有随着研究所在地理上回归故地而终结这一关键事实，那么黑格尔所谓精神复归自身这一观点在这里似乎会是一个贴切的隐喻。前文强调的社会研究所重新整合，从来都只是一个局部而不完整的过程。阿多诺在他一个比较痛苦的时刻写道：“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63]只有保持其批判性和否定的动力，书写社会理论和主导科学研究才更具有包容性。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坚持，只有拒绝庆祝现在，才有可能保留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一个写诗将不再是一种野蛮行为的未来。



[1] 1946年5月12日列奥·洛文塔尔致马克斯·霍克海默德信（洛文塔尔的私人收藏）。

[2] 首次接触时候在致费利克斯·韦尔和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信，至少洛文塔尔于1946年10月19日致霍克海默的信里是这么报告的。

[3] 1947年4月12日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的私人收藏）。

[4] 在1947年8月4日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信（洛文塔尔的私人收藏）中，霍克海默提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和西方学院的可能性。

[5] 1969年3月12日在瑞士蒙塔诺拉与霍克海默的访谈。

[6] 1950年2月18日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的私人收藏）。

[7] 1950年4月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的私人收藏）。

[8] 1971年7月21日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与埃弗里特·休斯的对话。

[9] 在1968年11月22日给本书作者的第一封信中，霍克海默写到巴特勒的”慷慨大方和理解”时补充说：”我在抵达纽约几周后第一次见到他，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欠他多大人情。”

[10] 这是1969年3月在卢加诺交谈时波洛克使用的措辞。

[11] 这也适用于维尔纳·里希特。霍克海默的私人剪贴簿里存有对账单的描述，在我逗留瑞士蒙塔诺拉期间他很大方地让作者看了。

[12] 《论问题：德语是什么》（Theodor W. Adorno, “Auf die Frage: Was ist deutsch,”Stichworte: Kritische Modelle 2［Frankfurt, 1969］, p. 110）。阿多诺还在该文别处写道：”我在流亡期间从未放弃过回归的希望。”（p. 107）

[13] 见《苏联马克思主义》（Herbert Marcuse, Soviet Marxism［New York, 1958］）。

[14] 1951年至1952年第82届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纪要的第三卷。

[15] 1971年6月21日于纽约和魏复古的对话。

[16] 这份请愿收录于洛文塔尔的私人收藏。

[17] 1971年3月30日韦尔给本书作者的信。

[18] 对社会研究所回归的表述出自于霍克海默私人剪贴簿里剪辑收藏。

[19] 从Café Marx到Café Max，其中r正好是德语和英语中”激进”（radikal/radical）的首字母。——译注

[20] 《社会1》（Sociologica I［Frankfurt, 1955］）。

[21] 他讨论学术事务的演讲题为《大学的当下问题》（Horkheimer, “Gegenwärtige Probleme der Universität,”Frankfurt Universitätsreden VIII［Frankfurt, 1953］）。

[22] 霍克海默的校长就职演说题为《论理性德概念》（“Zum Begriff der Vernunft,”Frankfurt Universitätsreden VII［Frankfurt, 1952］）。

[23] 《西德社会科学调查》（Horkheimer, Surve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Western Germany［Washington, D. C., 1952］）。

[24] 这封信也是发表于德国媒体的公开信，收录于《批判理论》（Horkheimer, Kritische Theorie, ed.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1968］, vol. II）。

[25] 苏尔坎普出版社正在规划十二卷本的阿多诺作品集。写作本书时第七卷遗稿片段《美学理论》（Ästhetische Theorie, Frankfurt, 1970）和第五卷《论认识论的元批判》（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 1971）已经问世。

[26]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处理方法，见《马尔库塞与美国新左派》（Paul Breines, “Marcuse and the New Left in America,”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ed. Jürgen Habermas［Frankfurt, 1968］）。

[27] 霍克海默的私人剪贴簿包含了一些文章关于他在大众媒体上的亮相。

[28] 1943年2月2日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的私人收藏）。

[29] 《棱镜》（Adorno,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London, 1967］, p. 166）。

[30] 比如参见《法兰克福的终结》（Claus Grossner, “Frankfurter Schule am Ende,”Die Zeit［Hamburg, May 12,1970］, p. 5）。

[31] 1966年，霍克海默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表示震惊，复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警告”如今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黄种人的威胁”（“On the Concept of Freedom,”Diogenes, 53［Paris, 1966］）。此年，他出现在法兰克福罗马广场的德美友谊周庆祝活动上，导致反越战的学生高呼”霍克海默滚蛋”，试图说服他与美国政策脱钩。但他们失败了。

[32] 《社会学史上的传统、生态和制度》（Edward Shils, “Tradition, Ecology, and I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Daedalus LXXXXIX, 4［Fall, 1970］）。

[33] 1968年6月18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对马尔库塞的访谈。

[34] 这是拉扎斯菲尔德的原话。参见他的《社会研究历史的一段插曲：回忆录》（“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 A Memoir,”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Cambridge, Mass., 1969］, p. 286）。

[35] 1971年1月3日于纽约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对话。

[36] 1969年3月14日在蒙塔诺拉对波洛克的访谈。

[37] 1970年11月25日在纽约对马辛的访谈。

[38] 1943年11月12日，洛文塔尔写信给霍克海默说：“如果你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查一下，你会发现这个（乔治·赫伯特·）米德显然是一个有真正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然而，这是我能找到的社会研究所的作品中唯一提到米德的地方。收录于洛文塔尔的私人收藏。

[39] 1946年7月17日霍克海默致洛文塔尔的信（洛文塔尔的私人收藏）。部分引用在《理性之蚀》中再次出现（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New York, 1970］, p. 160）。

[40] 《过渡中的历史学术：德国联邦共和国的情况》（Hans Mommse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ransition : The Situatio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Daedalus, C, 2［Spring, 1971］, p. 498）。

[41] 《棱镜》（Adorno, Prisms, p. 48）。

[42]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ZfS VI, 2［1937］, p. 269）。

[43] 《社会研究期刊》（Walter Benjam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Mass und Wert I, 5［May-June, 1938］, p. 820）。

[44] 阿多诺在他的《论瓦尔特·本雅明》中指出了这一点：”精神的主导地位极度异化了他的心理甚至是精神存在……他认为动物性的温暖是禁忌；朋友几乎不敢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Uber Walter Benjamin［Frankfurt, 1970］, p. 50）

[45] 《德国士大夫的衰落》（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Cambridge, Mass .,1969］）。

[46] 《1924年6月22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幕致辞》（Carl Grünberg, “Festrede gehalten zur Einweih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am 22 Juni 1924,”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XX［Frankfurt, 1924］, p. 4）。

[47] 见《德国士大夫的衰落》（Ringer,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p. 5）。

[48] 同上（Ibid., p. 106）。

[49] 同上（Ibid., p. 90）。

[50] 林格写道：”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献中，我只遇到过一个有利于弗洛伊德作品的评论，那是由激进的批评家恩斯特·冯·阿斯特（Ernst von Aster）所写的。”（Ibid., p. 383）。

[51] 见《棱镜》（Adorno, Prisms, p. 22）。

[52] 这并不是说法兰克福学派完全否定了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阿多诺后来写道：“社会仍然是阶级斗争，今天一如当年概念源起时一样。”（“Society,”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Salmagundi 10/11［Fall, 1969- Winter, 1970］］, p. 149）然而，这不再是他们分析的焦点。

[53] 比如参见《乌托邦与无政府主义：论赫伯特·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批判》（Hans Heinz Holz, Utopie und Anarchismus : Zur Kritik der kritischen Theorie Herbert Marcuses［Cologne, 1968］, pp. 60f.）。

[54] 这个评价在霍克海默的私人剪贴簿里的一张剪切中有所提及。

[55] 引自1971年1月31日韦尔给本书作者的信。

[56]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与德国的考验》（Harold Poor, Kurt Tucholsky and the Ordeal of Germany, 1914-1955［New York, 1968］p. 137）。

[57] 这个数字是1969年3月在瑞士蒙塔诺拉的对话中波洛克提及的。

[58] 《最低限度的道德》（Adorno, Minima Moralia［Frankfurt, 1951］, p. 98）。

[59] 戈兰·瑟伯恩曾写道：“可以理解，法西斯主义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美杜莎之首。其结果是，最初的反感态度被冻结，而不是发展为科学分析和参与革命的政治实践。”（”Frankfurt Marxism: A Critique,”New Left Review, 63［September-October, 1970］, p. 94）。他的批评是从左翼提出的，但自由主义者也指出了社会研究所对法西斯主义的迷恋。比如见《社会学的政治语境》（Leon Brams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Princeton, 1961］, p. 129）和《重思个体主义及其他》（David Riesman,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and Other Essays［Glencoe, III ,1954］, p. 477）。

[60] 见《〈知识分子移民〉书评》（Martin Jay, review of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and The Bauhaus, by Hans Wingler, in Commentary, XXXXIX, 3［March, 1970］）。

[61] 见《黎明／黄昏》（Horkheimer［Heinrich Regius］, Dämmerung［Zürich, 1934］, p. 216）。

[62] 1968年6月18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访谈中马尔库塞表达了这一点。

[63] 见《棱镜》（Adorno, Prisms,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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